{每周话题}之五诗歌的年代，群雄四起，逐鹿中原，中国新诗主流该何去何从？

鱼飞蝶舞

若说主流，嘿嘿，或许“读不懂”就是主流吧。
开句玩笑，哈

楚风

我认为诗歌是写给读者,只有作者才懂的诗不是好诗.根据读者的水平及阅历可以把诗歌理解成不同的层面,但其中必须有作者的那份答案.写出的诗如果作者本人都不明白,或者说有许多解,读者又如何读它呢?

鲁湘宁

我认为诗同样要来源生活,最真切的生活的感悟,那是对爱情\亲情\友情\生命、自然界、美与丑……的感悟，这些感悟不是你个人的小资，而是你通过诗歌进行哲学的思考。

骑瘸马的行者

难哪
曲高和寡
受众不少了
冷清不说
市场的大棒喝得你没了自尊
调子降了
听的人是多了
曲子的艺术价值必然下降
似白居易那样顾得两头的
古今能有几人
说句没出息的话
我倒希望大家都现实些
或尽可能牵就些
（一已管见）

李晓泉

首先一首诗歌作品能够给人深刻的印象，首要的原因就是必须富有很强的思想性和鲜明的时代感。思想性是作者站在了一个时代的角度，表达的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观点，对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人的生活或生命有比较鲜明的主张或剖析，并获得了众多人的认同，也可以说是站在了文化的前沿。而诗歌的艺术性，是一个人在写作中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闻一多曾说过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我感觉诗歌的艺术还是主要在与美感，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同时在这种美感中，清晰地阐明自己的思想，往往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诗歌是新颖、独特、清新。所以诗歌需要将思想性及艺术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感染力就是由表现手法或表达形式来体现的，这就是艺术的表现思路新颖、视角独特、读后回味感好。诗歌的深度正是思想性的体现，这需要有比较强烈的责任感和比较宽广的胸怀，引用一段别人说过的话：“一个诗人，不管他有多么娴熟的艺术技巧，多么睿敏的创作灵感，一旦沉溺在个人感情的小沟里孤芳自赏时，就必然陷于迷途而不能自返，再不会写出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

舒展的波浪

    我认为，群雄四起，逐鹿中原，百家争鸣，这是一件好事。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造就了诸子百家；现今的群雄四起，逐鹿中原，百家争鸣之现象，也许会造就更多的名家。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作为诗这种文学样式，我想还是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诗歌不能脱离人民，脱离现实而凌架于人民之上，凌架于现实之上（我并不是反对高于现实，请注意“凌架”）。诗要含蓄，但不能诲涩，诗要高雅，但不能低级趣味，诗要言之有物，但不能无病呻吟。特别是在现今的信息时代，一切都在迅速运转，如若诗既诲涩又低级，而且又是无病之呻吟，我想，诗之死亡也就确实为之不远了。
    文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过去的说法。现今我们可以不计较这种说法，可以有自己的路子。但有一条却不能丢掉，即文学要紧跟形势，紧跟潮流，要与时俱进。倒行逆驶是不可取的，更是不行的。社会是这样，历史是这样，人是这样，诗歌也是这样。

梅梅子

[这个贴子最后由梅梅子在 2005/09/13 05:39pm 第 1 次编辑]

俺的这一段文字,放在这里也许还是能说明一点问题的.
一、诗歌中已经肯定与还不能肯定那些问题，两个方面的关系。
诗歌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一定地区和国家、一定条件下，它又是相对稳定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变不发展，人类就会停顿不前；没有相对稳定，就会天下大乱。恐怕没有人会愿意人类一直处于天下大乱的状态。所以,一般情况下,两个方面不能只要一个方面。二者要统一于一体，处理好兼顾的关系。
诗歌也是这样的。不能以诗歌的不肯定性，反对诗歌的肯定性。并以这种理论为依据搞非诗、垃圾诗、害诗，霸诗，甚至趾高气扬。
诗歌现实是什么样子呢？以不肯定为由,否定了应该肯定的东西;上面说的那些东西有些过量了，中国的多数人有些不满意了，人们要求调整一下啊。
二、多数人需要同小数人需要的关系。
再好的诗歌，只要它带上了不同人群利益观等属性，多数是它都只能感动它的同类;这是利益价值的基本法则。“群众”当是俺叫的“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是指多数人，狭隘说是那些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本（金钱）的人们;广义说是那些不靠也不借助权力、资本的能量欺压、奴役、伤害别人的人。
这是不同的两个人群，有时是矛盾的。他们谁能检验谁呀？是人民大众的东西，当然要人民大众检验啦。
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人民大众利益说算的国家，人民大众强调应该有他们需要的诗歌是应该的。
那些恶与坏的业主、腐败官员以及死心塌地投奔和卖靠这两种人的人们，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人民大众检验，他们那些害人的特权不就丢光了吗？所以，在讨论这种问题的时候，俺总是标明人民大众的利益观，否则是谈不到一起的。
再回到诗歌，带有强烈利益观的诗歌,是所有诗歌中的一部分；前面说的三种人利益观看诗歌，要让人民大众说了算,当然他们是通不过的。
在多层次、多人群共存的社会现实中，要强调和谐共存，不能强调独存；否定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观（那怕是诗歌中），那一定是权力、资本等力量的强迫和强加。
现实中是，不少人打着各种旗号、喊着理由千般好的口号，剥夺中国多数人需要的诗歌，媒体上少数人需要的诗歌太多了；这实际上是侵害了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遭到了相当多人的反对。人们反对的是忽视多数人需要的诗歌现状。
三、诗歌艺术性同其它性的关系。
诗歌是艺术的，诗歌又不只是艺术；艺术只是诗歌的一个方面；诗歌的文化性、思想性、感情性、工具性、科学哲学的理性等等。不能只强调艺术性，其它都不要，也不能只用艺术一个方面来否定其它性；当然，也不能要其它中的任何一性反对艺术性。只要其一，都是一种极端性的，是不好的。
现实中是，口喊着西方的艺术性，西方发达国家标榜的偏人性，否定中国性。中国的多数人他们更需要中国性，所以人们也是要求改变这种局面。当然，那怕都是艺术性，如果以中国艺术性，完全否定西、及西的艺术性也是不好的。
四、人们现实中对原有诗歌的需要与对新诗歌（创新）需要的关系。
诗歌是人的精神食粮，精神食粮同果腹的食物一样，有极强的习惯惰性，这种惰性由于文化的积累与沉淀，其持续力是长久的。这如同让黑龙江人放弃大渣子，去吃南方的籼米一样强迫与坑人。新的、创新要搞，人们习惯了的那些诗歌也应该要。
那有这种混账理，全国各种诗歌媒体都只去刊登创新，不管多数人的现实需要？然而，此前的中国却就近于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有的人为了维护违背多数中国人意愿的诗歌现实，把古今中外、几乎是所有能搜集到的理由都搬了出来，证明只能创新。逼得另一些人就起来反批判；不是这样吗？
五、写诗歌与讨论诗歌的关系。
写诗是生产诗歌；讨论是推荐现实中的好，澄清、扫除现实中的不好。两个方面都是诗歌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倡导正确的、高水平的评论与讨论；也反对不负责任的为自己私利目的的讨论，甚至骂人。
现实的情况需要不需要讨论呢？肯定需要，不要说诗歌搞得全国不满声很大，确实问题较多啊；那怕是好声一片，讨论也是有必要的。反对不正常的讨论，而不是反对一切讨论。
我看人们到是应该分析一下，有的人为什么反对讨论？有几种原因，几种情况，减少那些无用的讨论是应该的。也防止了有的人以反对讨论为理由，更是不遗余力的搞害性诗歌。
这几个关系把握到位了，大家争论的那些问题，能不能基本上解决呢？当然，这只是思路性的意见。不过，思路性意见却又是是非分明的。
上面说的那些，实则是诗歌现实存在的，处理得不算好的双行线。当然，不只是这几条双行线；在所有的双行线中，人们要问主线的话。我以为有两条是主线。
第一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以各种名义行霸，反对低劣、坏恶害诗。
第二条主线是，中国性的融合，融合是大的趋势。反对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性，人民大众性，还有现实性。
说清楚了吗?大花园是一主,毁大花园是毁主.
各种诗歌的融合是主,其融合中的中国性是主.其它的小花对融合性来讲都 副.

鱼飞蝶舞

“诗要含蓄，但不能诲涩，诗要高雅，但不能低级趣味，诗要言之有物，但不能无病呻吟。”波浪兄的这几句话说得极其精辟！
藐视诲涩、鄙视低级趣味、反对无病呻吟。

无哲

区固来支持：））

海上生明月

写过一篇文章,一孔之见,贴在这里,供大家批评
泛谈诗歌的大众化与艺术美

我一直认为，几千年前的人，看，或者更确切地说——听《诗经》里的歌辞时，大都会受到感染，为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是因为，占《诗经》大半的“风”就是以民间语言创作的。所以，其中一些优秀作品甚至到现在都还感动着我们。“雅”、“颂”部分的创作主要是为着庙堂之需，思想性和艺术性大打折扣，只留作后世人研究当时的礼仪、文化等的资料罢了。
中国古代诗歌，乃至于其他文学作品，大致都经历了由民间创作到文人创作的过程。由所谓的“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但谁也不能否认，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作品，就存在于看似平易，浅显的作品中，“民间”朴实的作品中。从《诗经》的“风”到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再到敦煌曲子词，李白《静夜思》，再到颇具蛤蜊风味的元曲，这条主线辅之以纯文人创作的副线，我们可以看到，任一文学体裁久经文人雕饰后，最后结局是，形式愈精美，然而内容可能愈趋于空洞，主题淡薄。宋朝江西诗派提倡“点铁成金”，自然不无道理，但一味追求用典，堕入晦涩生僻的死胡同，终是后继无人。
也许，艺术美有一种“度”的把握。过于大众化也可能流于浅俗，少了赏心悦目的美感；过于“馆阁化”又可能流于晦涩，只能孤芳自赏。两者间应有一种“文质彬彬”的尺度，当初孔子整编《诗经》兴许正从此用心。
大众化。诗歌源于大众，她最终也要感染大众，以期于“兴、观、群、怨”的目的和功能。故白居易屡改诗歌，要让老叟老妪都能看懂，才行于世，他提倡的“新乐府运动”也成绩斐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开始传播，当时的古文家林琴南应该是中国翻译界的先驱人物。然而，我们现在少有人知道他的文言译本《黑奴吁天录》了，白话译本《汤姆大叔的小屋》在中国已经深得人心。当时泰戈尔的作品如《流萤集》、《游思集》、《飞鸟集》、《新月集》等传入中国，非常幸运，翻译这些作品的是冰心，郑振铎等，他们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文学素养，以及西学的广博知识，使这些中文译本几至于完美。翻译过程也是对作品的再创作过程，在这里，我们不要忘了，他们正是将自己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并且考虑到大众的文化接受心理，才有了这些脍炙人口的译作。
时至上世纪8、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再一次的碰撞交流。这一次文化交流与“五四”相比，相同的是，中国文化都显得弱势。不同的是，“五四”干将们能够高屋建瓴，采取“拿来主义”，对西方进来的东西加以辨别、鉴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很明显，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仍未丝毫动摇。而上世纪8、90年代，西方文化趋进之势头强劲异常，一时间，泥沙俱下，良莠并存，而当时人们面对这些，就不如“五四”精英们沉静镇定了，显得惶然无所适。（这也许跟文革刚结束，民族、社会所受创痛太深重有很大关系，本文点到为止，待另文铺展。）文艺上，有很多“主义”，很多流派传播。首先说，这不是坏事，就是今天，我们也没有停止对外开放，不能固步自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当时坏就坏在，一些人欲摈弃传统文化的任何影响，欲斩断自己赖以维系的文化血脉，将外国的东西奉为圭臬。他们那样做了，也写下了一些作品。我对这个时代的作品也有一些了解，其中有优秀的，是那些自觉将西方“主义”植根于中国问化的可敬的前辈。其他的作品，我也看过，由于连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的我，自觉还有一定文化积累的我看都看不懂，我不敢置喙。但至少我知道，这些作品的流传和被接受，绝不乐观。
这就是诗歌的大众化效果。是否适合大众的文化接受心理（即受传统文化熏染而养成的“口味”），将决定作品是生存还是完结。
“馆阁化”。本文用以指作品对艺术美的追求。《论语》中“文质彬彬”被如此提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若没有必要的文饰是不行的。粗胚不是成品，文字不等同于文学。所以孔子才要对《诗经》作品进行整编；汉朝设立乐府，对民歌进行加工提炼；才有贾岛“推”——“敲”之佳话；王安石才有“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字确定的艰难。
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朝江西诗派的出发点还是可以接受的。在前面唐朝诗歌已成巍然绝顶之后，宋诗必要找寻自身的出路。于是，宋诗一直有两条路子，一是提倡“以文为诗”，平淡如话，朴实中见绚烂。一条就是追求奇峻险怪的风格了。通过诗人们的努力探索，宋诗的确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为后世所称。只是江西诗派一味追求用典、追求生涩险怪太过了。
同样，上世纪8、90年代一些作品，其出发点也有一定道理，善意地理解的话，可以说是他们在追求新的表现手法。然而，它们不为大众所接受的事实表明，这种完全斩断自身文化血脉和不顾大众文化接受心理的作法是走入了死胡同。
最后，让我们把眼光投向当下的诗歌创作。今天的很多诗人其实也早在考虑诗歌创作“大众化”与艺术雕琢之间的“度”了。从很多作品可以看出，一方面以传统文化和文学传统中一些优秀的表现方式为根基和借鉴，一方面努力探索新颖的艺术表现途径，合理鉴取西方文艺观念，作品呈现着一种似曾相识与别开生面相糅合的美。
本文中一再强调对待文学传统、文化血脉的两种态度，自然，笔者遵从着继往而开来的路子。也许，这就是诗歌创作的健康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