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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派是1982年曾来华访问的纽约大学罗森塔尔教授在评论洛厄尔的诗集《人生研究》时明确提出来的。从狭义上讲,典型的自白派诗人是罗伯特・洛厄尔、约翰・贝里曼、W1D1斯诺德格拉斯、安妮・赛克斯顿和西尔维娅・普拉斯。从广义上讲,不少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把金斯堡和西奥多・罗什克也包括在内。自白派诗人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沉溺于表现个人隐秘的、受压抑的内心感受。对心理现实进行近似残酷的剖析,剖析自我和自我体验的之间的关系。他们开辟了一个先前被视为禁地的领域———流产的痛苦、精神的失常、月经的紊乱、性与婚姻的烦恼、子女亲人之间扭曲的关系,把这些常人避之不及的话题暴露在众人面前,这在那个时代看来是不合适的。在诗风上,他们的诗刻意追求逻辑和语法上的自由、想像诡谲、隐喻奇异、文笔犀利。自白派诗人试图用自己的诗歌开拓诗歌和审美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然而却同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以一种静静的,自毁、自虐的方式与社会习俗进行斗争。他们坎坷传奇的人生经历连同他们惊世骇俗的诗构成美国诗歌史上一道瑰丽的景色。 一、自传性 自白派诗人的诗歌可以说是诗歌体写成的自传,因此具有极大的个人性和主观性。当然,就自传这个定义本身而言,究竟这个自我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在多大程度上包含虚构的成分是很难确定的。 11对现实的自我的描述。自白派诗人诗歌中的 叙述者大多是第一人称的“我”。他们的题材是有关诗人个人的经历。罗伯特・洛威尔的带有自传性的诗歌创作始于他1950年发表的《生活研究》。在这本书里,他不仅记述了洛威尔家族的历史,还讲述了几年前脱离天主教的经历,在二战时的遭遇,童年的往事以及与妻子、父母的关系。也正是这本诗集奠定了他作为自白派创始人的地位。在1960年出版的《为了死去的邦联》和在1973年的《历史》以及后来的《献给丽子和哈里斯》《日复一日》中,他更加细腻和大胆地对自己的生活、思想情感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他这种坦诚的创作风格直接影响了安妮1赛克斯顿和西尔维娅・普拉斯等人。安妮・赛克斯顿的第一部作品《去精神病院,病情部分好转》与其说是对精神的探讨,不如说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写照。它是赤裸裸的,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审美加工,描绘了扭曲的 ・ 401・2004年11月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Nov12004第23卷第6期JournalofHeilongjiangCollegeofEducationVol123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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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心理现实。除了使用第一人称之外,诗歌的选词也符合她作为60年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波士顿高雅阶层的身份。自白派诗歌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说话者是有名有姓的真人,而且诗人假想的听者和提到的地方也往往有所特指。在安妮・赛克斯顿的《年幼时分》“Young”当中,她提到了记忆中家里的车库、草地,房子以及父母房间的窗户。在《你,马丁医生》中,诗人明显地是在和那位建议她写诗的精神病院的医生对话并记载了她在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小姑娘、菜豆和我可爱的女人》是一首写给她女儿的诗,诗中出现了她女儿琳达的名字(其真名为琳达・格雷・赛克斯顿) 21对深层的自我的描述。所谓自传,也并不仅 仅是按编年顺序发生的真人真事的客观的记录。诗人心目中的自我并不仅仅包含那个表象的自我。对于他们来说,自我永远是一个诱人的难解之谜。他们不断地在诗歌当中探讨自我的身份和存在,探讨个体内部的分裂和错位,探讨个体与世界的联系与隔阂。位于表层下的充满焦虑和失望的自我也许更加真实可信。安妮・赛克斯顿在她那首《她那一类人》中,把自己认同为一个“孤独的”“追逐着黑风的”“住在洞穴里的”“总被人误会的”被绑在了火刑柱上的“永不会羞于死亡的”那一类不像是女人的女人。这个女人与现实相去甚远,这个“在夜里更大胆”的自我只存在于无意识的黑暗混沌而蛮荒的丛林当中。而在《新教的复活节》中,赛克斯顿对人类这个集体的自我提出了质疑,她这样问道:“到底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我们是那个我们吗?”西奥多・罗那克在一首名为《在一个黑暗的时候》的诗中,他以丰富的想像和敏锐的直觉探索那“与环境龌龊不和的高贵的灵魂”。诗人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不远万里来寻找自我的人”,一路经历了险径、猛兽、残月和恶石,处处充满阴暗、恐怖、死亡和疯狂,“比这黑夜更黑的是我的欲望。我的灵魂像热昏了头的苍蝇,在窗格上嗡鸣。”诗人不禁问道:“哪一个我是我?”整首诗歌充满相互对立的意象:光明和黑暗、疯狂和理性、生和死、分裂和整合、表面的自我和压抑的自我,这些意象在整齐的格律下呈现出一种有序的混乱。他们反映 了诗人埋藏在看来和谐、理性的生活下的对于自我和生活的难解的矛盾。在普拉斯的一首名为《镜子》的诗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面镜子的自白。实际上,它更像是诗人纳西索斯般地面对着镜子絮絮叨叨,对其个体的认知上存在怀疑,迷失在拉康黑暗的镜子期,不能把自己与表象相认同,而试图透过镜子看到镜子另一面的我。 31对女性的自我的描述。虽然自白派女诗人, 包括安妮・赛克斯顿和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内,对于个体的身份都心存疑虑,但她们却确定无疑地以女性的身份出现在诗歌当中,写一种毫无“女人味”的女性诗歌。她们以女性的生理和心理作为诗歌的题材,以女性特有的坦诚和直观的词句作为诗歌的语言,以女性自我身体和家庭生活作为诗歌的主要意象,并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去看待男人,试图确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自我。普拉斯和安妮・赛克顿诗歌的主题涉及离婚、堕胎、疯狂和自杀,这在一个妇女仍然以传统的家庭主妇为主要形象的社会里,其影响几乎是革命性的。可以说是她们开创了女性主义诗歌的先河。 二、历史沿袭性与颠覆性 自我揭示内心世界的诗不是自白派所独有的,从莎士比亚到雪莱、拜伦、美国的安妮・布雷兹特里特、惠特曼、弗罗斯特等等都写过精湛的自白诗。而且,读者很容易把自白派的女诗人和那个不拘泥于传统的,不断与灵魂和自然对话的,关注死亡与永生的,并以普通平常的事物为主要意象的新英格兰女诗人迪金森相联系。难怪德格拉斯从来没有视自己为自白派诗人,他曾在一次被采访时说,我过去的诗和其他诗人写的诗相比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在爱略特时代被轻视和中断。爱略特主张现代诗人要“对诗人的个性 (情感)作最少的要求,对诗人的艺术(技巧)作 最大的要求。”“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一个诗人的进展,既是自我的不断牺牲又是人格的不断消失”。于是他要求诗人应该“促使其个人的私自的痛苦转化为丰富的、奇异的,具有共通性的泯灭个性。而新批评则进一步把对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分析排斥在 ・ 50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文学批评之外。坚持以文本为中心,主张诗是有完整内在结构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并一再强调“秩序”。这样,艾略特和新批评理论影响了二战前整整一代诗人。像庞德、威廉姆斯和叶芝等一些诗人对技巧和形式的关注也多于对人本身的关注。他们的目的大多在于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再现客观世界。他们试图使艺术非人性化、非感性化。然而,到了50年代初,年轻的诗人们开始对这种精致细密、竭力隐藏个体情感的诗风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强烈的反感。 黑山派的诗人针对学院派的“关闭诗”,提出了“放射诗”理论,此后又衍生出“开放诗”。查尔斯・奥尔森曾强调诗人应该通过诗歌把其间的能量传给读者。1955年,艾伦・金斯堡在旧金山六号画廊,跳上桌子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以革命性的暴力姿态向学院派提出公开的挑战,倡导诗人敞开心扉,直面惨淡的人生,展现曾经被竭力隐藏的诗人自己的感受和思想。垮掉派以他们看似荒谬的诗学“把诗歌从讲堂和教科书里拉回街头”。于是,掩藏在历史意识之下的“我”终于打碎了象牙之塔,自白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受开放诗冲击的学院派诗歌,它的产生标志了学院派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 第一位诗人是罗伯特・洛威尔。他早期的诗精致、细密,充满反讽和宗教象征,明显地反映出新批评派的文艺原则。他试图把个人的经历融入非人性的神话传说中去。1946年霍普利策文学奖的《威利老爷的城堡》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可是1959年他出版的诗文集《生活研究》,一反新批评派传统,把笔锋转向人的内心,采用口语化的自由诗体,以惊人的袒露描述个人体验和家庭生活,成为学院派的叛逆。安妮・赛克斯顿的早期作品如《去精神病院,病情部分好转》和《我所有的亲人》等十分注重风格和技巧的使用,格律也很严格、整齐。而到了后来,她基本上运用自由体来写诗以表达她更加狂放不羁的思想。从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巨人》这首诗来看,仍是在T1S1艾略特诗学影响下,其诗风:晦涩、反讽、精致。本来,这和当时新批评占统治地位的学院派风格是一致的,而且普拉斯本 人也理应成为学院派的优秀代表。她从小成绩优异,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后,又获得奖学金到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可是《巨人》发表后,无论在批评界还是读者中,反响都非常一般。这时候普拉斯自己开始意识到了需要一些改变。这期间,她精神的错乱、来自评论界的批评和丈夫的不忠像一杯能激发灵感的毒酒,使她终于在50年代末新的诗歌思想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写出了她最优秀的诗篇。在写《爱丽尔》的时候,她发现她的思绪不可节制地蓬勃而出,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热忱来写诗,先前那种刻意追求的诗歌技巧远不如日常的、朴素的语言更具有表现力。 总的来说,自白派诗人突破了T・S艾略特的“人格面具”或新批评的“美学疏远”等等的清规戒律,它融合了学院派和非学院派的特点。诗人们的目光终于从“远处的物体”落回作为个体的存在。诗人不再躲藏在诗歌的叙述者后面,诗人不再充当民族、国家和群体的代言人,不再肩负历史和文化的重任。诗歌中也不再饱有隐晦的象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是恢复了诗歌个人的、狂放的和感性的大好传统。罗伯特・菲利普曾说:这是一个自传的时代。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有任何关于人类的普遍真理的存在,只有作为主体的个人。从此,我们的作家们开始叫卖他们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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