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歌时代”宣言——诗歌理论与创作

衣影

一、诗歌和诗人、读者的关系   
      在思考诗歌和诗人的关系时，我无法不将它放进更广阔的人与人的关系背景中考量。因为，这之间横亘一个动词“理解”。我始终坚信一个诗人哲学家对诗歌的正视态度与充分理解，就像诺瓦利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对诗歌、人性、生命和哲学的解读那样。这不仅仅是一种人文关怀，更是一种诗之大者的广阔胸怀，是趋向“存在”和“正见”的高蹈精神与品质。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结构”，是在把握过去、应付现在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筹划。这种“筹划”，关注的主体只可能是“人”，它理应包含人对自身的启蒙与批判、解构与重构。以此来看诗歌和诗人的关系，“理解”就存在于诗人的诗歌作品中，这种“筹划”也就相应地契合了诗人的内在“理解”。因此，可以说诗歌就是诗人“理解”与“筹划”的外化或异化。

      诗歌和诗人的关系，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因此，诗歌与诗人、读者的关系，说到底，也是人与人的关系，即是诗人与读者的关系。在这层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仍然是“理解”和“筹划”。但在这层关系中，不同的是，它不再是诗人个体的“理解”与“筹划”，而是诗人与读者共同的“理解”与“筹划”。这一点体现在读者对诗人诗歌文本的鉴赏解读上。但由于诗人和读者之间存在理解与筹划结构的不同，便不可避免地产生“诗歌的误读”。

二、诗歌的误读与人的“理解结构”的关系
      诗歌的误读是人性差异的结果。“人性”从广义上讲，不仅是道德的范畴，而且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它包括了人的理智结构、情感结构、知识背景、意志能力、交往法则等。由于个体之间难以消除的差异性，诗歌鉴赏中的角度与标准问题才使得诗歌的误读存在。

      从释义学的角度讲，读者的解读或解释要求被解释者的各个方面已经预先是解释的现实因素，读者不是从虚无开始理解和解释，譬如他的文化背景，以及他所从属的民族心理结构等。读者的存在已注定为他所有，即影响他、形成他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前有”。前有始终隐而不现，它决定了读者的理解和解释，却不能被他条理分明地、理智地加以把握。读者所要解释的东西，总是为他的前有所决定了的。其次，是读者解读的特定角度和观点，即解释的入手处，海德格尔称之为“前见”。前见和前有都是解释的基础，但解释或解读光有前有和前见做基础还不行，还必须有“前设”，前见的功能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特殊的问题域，而“前设”则是用一个观念来弄清要理解的事物或文本的结构。当读者解释某物时，他总是对它预设有一个假设，然后才能把它解释为“作为”某物。由此可见，是人的前有、前见和前设构成了解释或解读的基础，它们一起构成了读者的理解结构。

      读者的理解结构也就是人的理解结构。因为人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完全一致的理解结构，因此读者对诗歌的解读势必存在主观性的差异，诗歌的误读也就难以避免。所以，读者应该谨防“以己度人”，不该用自己主观的理解结构去套诗人的理解结构，而是应该先设法扩大自身的理解结构，这样既是进步，也是为真正理解诗歌和诗人做出了真心的努力。

三、诗歌的可知性
      在诗歌鉴赏中，有很大一批读者认为诗歌是不可知的。这种思想基础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神秘主义或中国的道家思想。在西方古典时代，休谟的怀疑论也是重要影响之一。就国际理论思潮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当现代非理性主义要求实行“解构”、“边缘化”时，这种“不可知”的倾向已经日趋白热化，反映到文艺创作中，就是强调作品绝对的客观性，强调主体意识的神秘性，强调自在世界的超越性。辩证地看待这一思潮，其益处是扩大了作品的内涵与外延，摆脱了理性主义的窠臼，使得文艺创作的可能性空间获得进一步拓展。但这种思潮造成的恶劣影响也不可小觑，它使得诗歌鉴赏丧失标准，走进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它过分强调世界和人的差异性，而忽略了世界和人类发展的规律性或共性。这种对无限意义的幻想式的体认，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具体的存在不可能是虚无，无限的存在我们不可能到达。我们的生活或创作都处在先定的关系和背景中，而这样的生活和创作是具体的，是要受到具体关系和背景的限制的。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一切“存在”，理解文本，理解诗歌，才会避免诗歌鉴赏中的“不可知”倾向。

      福柯曾提出“文本”理论，就文本创作的中心与边缘进行讨论，他着意强调“边缘化”，否定“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中心主义”。这是矫枉过正。也许，文本的边缘处确实存在多个“中心”，所谓的“中心”也可能只是边缘，但是这将种哲学命题式的相对主义投射到文艺创作者身上，未免言过其实。我们的追求可以是无限，可以是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扩大，但实际生活和创作不可能以这种无限来进行，人不可能僭越自身的有限，来声称自身的作品具有无限的意义。因此这种“边缘化”的创作，难以形成实际的创作实体，但就像康德说的，我们可以将这种哲思引以为“范导”或追求。在创作诗歌时，我们可以心怀这样的境界与哲思来指导我们的创作，只要避免将这种超越性的原则当做文本创作的必然原则，使得读者对诗歌的解读陷入“不可知”的怪圈。当然，读者也应该避免将自我意识的幻化当成诗歌本身的内涵与外延。生活不是想象，同样，具体有限的诗歌创作与解读也不可能是想象。表面上看，文本的“解构”强调了诗歌文本的绝对客观性，实际上是变相地承认我们自身的绝对主观性。因此，总结说来，这种“不可知”的诗歌鉴赏行为，是脱离生活、脱离人和时代的。

      诗歌是可知的，因为人是有限、具体的存在。存在决定本质，有限的存在也就决定了有限的本质。我们不能将自身追求无限的想象或思绪当成生活的实际与作品的本质。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地对待生活和自身，从诗歌的可知性出发，获得诗歌对人性发展的真正裨益，而不是导向主观主义、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

四、自觉创作与“灵感创作”的关系
      没有纯粹的“灵感创作”，即使是天才的诗人。就像前文提及，每个诗人都不可能摆脱自身先定的“理解结构”和人性诉求。灵感创作和自觉创作的区分标准，不在于诗人个体的主观感受，而在于诗人的理智结构。这层理智结构关联了诗人丰富的现实经历与深刻反思，包含了其人性的成长和理性的自觉。一个实现自觉创作的诗人，同样会有创作灵感，但不同于随性的灵感创作的是，自觉创作的诗人能够很好地利用自身健全的理智来引导规范灵感，将这种非自觉非理性的创作导向自觉理性的创作。因此，在层次上，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实现自觉创作的诗人，往往不再停留于主观狭隘的自我意识与直观感受，而是站在更高的反思角度，来挖掘、组合现实的素材，实现意义创作、思想创作。因此，自觉创作是成熟的创作，而非稚嫩的、仅凭意识自发流动的文字组合。当然，这并非抵制灵感创作，而是要求诗人尽快地摆脱自身的局限性，实现自身人性的建构与理智的完善，将主观、非自觉的文字诉求和情感诉求转变成自觉的、思想的与现实的诉求。

      此外，一般的灵感创作也要和宗教主义、神秘主义的“灵感创作”区分开来。自觉的“灵感创作”同样是非理性创作，但是却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主观、随性。支撑这种创作的，往往是创作个体的信仰和追求，他们同样有一定的理智和人性，但往往脱离辩证和现实。体现于他们作品中的人文关怀往往是一种宗教关怀。因此，他们的“灵感创作”，也可以说是自觉基础上的“灵性创作”。所谓灵性创作，就是带有宗教指向的创作，这种创作将内化的宗教语言和观念融入作品，用宗教诉求来代替现实的人性诉求。
        
五、先进的诗歌理论对创作的范导作用
      诗人没有哲学的高度，就难以有健全的理智和人性，他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往往采取有限的角度与标准。在进行诗歌鉴赏时，往往也难以打开思路，真正理解和欣赏不同价值的诗歌作品。他们从主观爱好出发，从自身固有的理解结构出发，进行诗歌创作与鉴赏，这种狭隘的思路、旨趣与标准，直接反映了诗人诗歌理论素养的缺乏。

      拿意象主义诗歌流派为例。意象派作为一个流派寿命很短，就在于这个流派的诗人自身有许多弱点和局限性，譬如诗歌表达“只注意事物引起的感觉，单纯在感官印象层次上展开，而不去发掘事物的深层结构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该流派诗歌“形式短小，覆盖范围狭窄，不适于表现重大的社会和人生主题”；再者，由于流派诗人对意象派理论过于狭窄的理解，从而束缚了诗人的创造，“使其只能写一些虽然精美但单调贫乏的小诗，尤其因为限制发表议论，限制抒发主观感情，使诗缺乏丰富的社会内容”。他们强调“以情绪串接意象”，因而限制了作品的长度和深度。这也使得意象派缺乏生命力。此外，意象派片面强调所谓“客观”和意象的绝对清晰、明确，使得很多丰富的诗情和朦胧的情景都被排除在外。“由于不能放手表达主观感情，又不能单独写客观，不允许任何叙述，结果写出的诗很少有宏大的气魄和丰富的思想感情。很多早期意象派诗歌都存在着小题大做的缺点”等。正因为如此，1917年的意象派诗人作品年集出版后不久，意象主义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由此可见，先进的诗歌理论对于诗人创作的必要性。“新诗歌”或“新诗派”的理论建构就旨在实现这样一种先进的理论。它从诗人和诗歌、人性与诗性的统一出发，结合历史上的诸多流派和思想思潮、当下现实的诗歌发展开辟出一条“筹划”未来的诗歌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传统的“第三条道路”，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更不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赓续，而是一场深刻的新思想启蒙运动兼诗歌传统的解构与重构运动。关于这个理论的理念、原则等，将在《宣言》的第六篇进行详细介绍。

盆栽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