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不掩瑜

司马昆仑

作为一代文学巨匠，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自有其重要地位。韩文笔锋犀利、绎理精辟，文气浩然、气势磅礴。史有“韩潮苏海”之誉。更兼之韩愈积极倡导古文运动，开一代文风之先河，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划时代的里程碑。然而，每每看到一些文章在谈及韩愈时，对其人品常闪烁其词，久而久之影响了韩愈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因为，文以品立，离开了独立人格的作品，无论其内涵多么深刻、形式多么华美，都会必然缺少真与善的底蕴，让人联想起猥琐者的豪言壮语，或虚伪者的道貌岸然。最近看了一些韩愈的生平介绍和作品分析，渐渐对韩愈有了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

    对韩愈人品的指责，多是就其入仕时的表现而言的。韩愈早年官运不佳、仕途坎坷。十九岁离家别嫂，入京应试，屡不得志。贞元四年、五年、七年三次应进士试失败，一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进士试才金榜题名。但是，唐代的科举制规定，中进士后并不立即授职，还须经过吏部考试，合格后才能“释褐”入仕，正式做官。贞元九年、十年、十一年，韩愈一连三次应吏部博学宏辞，皆因缺乏推荐而名落孙山。照现在话说，就是因为没关系，也不是官二代。他愤慨地说：“四举礼部（进士试）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博学宏辞）卒无成。”于是，他被吏部黜落，无官可做。在贞元十一年间，韩愈先后三次上书宰相，希望宰相能“荐之天子而爵命之。”为了做官往上爬，信中他不惜低声下气：“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此……亦惟少垂怜焉！”这就招致了后人的“摇尾乞怜”之讥。三次上书宰相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京入仕无望。贞元十九年春，韩愈为求官还写了《上李尚书书》，干谒当时的佞臣、京兆伊李实，讴歌权臣李实“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等，不耐贫贱的谗媚之词，也为后人所讥。

    然而，韩愈早年的这些功利主义行为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其艰难的身世分不开的。韩愈出生未满两月，母亲去世，三岁时，父亲病故。成了孤儿的韩愈寄养在哥哥韩会家，但是，祸不单行，在韩愈十二岁那年，韩会也病死在韶州。之后，韩愈随嫂嫂郑氏辗转中原，历尽颠沛流离之苦，后又避乱于宣城。幼丧父母，又逢战乱，个人的不幸和社会的动荡过早地让韩愈品尝了世事的艰辛。因此，发奋读书、求取功名，迅速摆脱依赖，寻求自立，很早就形成于韩愈的潜意识之中。十九岁那年，韩愈拜别了嫂嫂来到京城，凭着自己的才华，他原想应试及第，大展宏图。但是，京师的现实境况与其想象大相径庭，生活无情地教育了韩愈。在京应试的八、九年间，他投亲靠友、衣食无着，受尽了白眼。寄人篱下的生活，缺乏独立人格，使韩愈十分痛苦。后来，他回忆说：“仆在京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食于人以度时日，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感慨之深，可谓痛心疾首，个中苦衷非身居华堂、不愁衣食的后世评论家所能体会。

    在封建社会，没有现在这么多种职业可供选择：可以去当企业家、高薪白领、职业作家，再不济可以在网上开个淘宝店什么的。那时，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不做官连养家糊口都有问题，更不用谈什么理想、抱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为饥寒所驱，公开求官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卑躬屈膝、附炎权贵，以牺牲人品来换取入仕的通途，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事。但是，生活的困窘和现实的弊政迫其就范，在当时也是寻常事情。晋末诗人陶渊明身处乱世，官场黑暗。诗人为了生计也为了理想，曾先后四次出入官场，成为军阀的幕僚。他在《归去来辞》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道出了入仕的原委。直到第四次做官，他觉得为了五斗米而向“乡里小儿”督邮折腰，未免降志辱身，太不值得，终于决然舍去。比韩愈早些时候的杜甫，年轻时应试不第，颇不得志。天宝年间，父亲杜闲去世，杜甫衣食无着，只得屈己充当权贵们的清客，苟且度日，并不断投赠诗文干谒豪门贵家，却谋不到一官半职。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含泪唱出了这一段辛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可见，类似韩愈式的悲剧，许多名人大家也曾经历过，而这些并不影响对他们的历史评定。

    全面、客观、辩证地评介韩愈的一生，即便撇开其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单论人品，韩愈的一生总的来说，也算是光明磊落，瑕不掩瑜。特别在一些事关人民疾苦、国家兴衰的原则问题上，他所表现出来的公而忘私和刚正不阿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贞元十九年冬，韩愈任监察御史，曾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向皇帝告了京兆伊李实一状。李实是皇亲国戚，又是德宗晚年所信任的佞臣，当时，权倾朝野。这年春天，韩愈为求官还曾为其歌功颂德，但到了关键时刻，他又能坚持原则，挥戈相向。这年关中大旱，秋又早霜，收成极差。而李实为了献媚皇帝，照样横征暴敛，致使百姓“寒馁道涂，毙踣沟壑。”而文武百官为保自身，皆装聋作哑，视而不见。韩愈愤恨难忍，为民疾呼，要求皇帝减免百姓租税，给条生路，结果得罪了李实，被贬到边远的阳山做县令。后来，韩愈回京任职，但他并不吸取外贬的经验教训而明哲保身。元和十四年正月，当时的凤翔法门寺据说藏有释迦牟尼指骨一节，宪宗遣宦官迎入宫中供奉三日。结果上行下效，顶礼膜拜，举国如狂。这不仅从思想上干扰了儒家正统，而且，在政治和经济上也损害了国家利益。但满朝百官一味迎合，无人敢言不字。只有韩愈直言进谏，著《论佛骨表》上奏皇帝，文中反佛态度坚决，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宪宗看后大发雷霆，欲将韩愈置于极刑。多亏朝中好友救护，韩愈才幸免一死，被贬潮州刺史。

    长庆元年，唐朝发生了河北镇州王庭凑叛乱，朝廷派军征讨不力，王庭凑兵围深州。时年，韩愈已回京任兵部侍郎。长庆二年，朝廷拟派使前往镇州宣抚，以解深州之围。然而，大家还记忆犹新，过去颜真卿宣慰淮西，被叛军活活烧死。前往乱军宣抚，无异于虎口拔牙，这任务太危险了，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值此社稷危难关头，韩愈挺身而出，担起了出使的重任。这时的韩愈已年过半百，文学泰斗地位已经确立，又身居高官，可谓功成名就。而他却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毅然前往。韩愈出发不久，同朝的元稹进柬皇帝说，韩愈如果遇害实在太可惜了。穆宗后悔了，派人快马追上韩愈，要他“到境观望”，就是说别去了，回京吧。诏令宣读后，韩愈回答说：“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于是，快马加鞭，奋然前行。正如他后来诗中所述：“奉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明知身赴死地，却要日夜兼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韩愈的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实在让后人折服和赞叹。到了镇州，面对两旁杀气腾腾的刀丛枪林，韩愈毫无惧色，昂首而进，使得叛军首领王庭凑很是吃惊。在叛军营中，韩愈不辱使命，慷慨陈词，终于说服王庭凑，解了深州之围，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后来苏东坡称赞韩愈为“勇夺三军之帅”。

   纵观韩愈一生，他为人正派、性格耿直。因他早年经历坎坷，故能体恤民众，济人贫困。对穷学生、穷朋友他要么热心帮助，要么积极推荐。更为重要的是，每逢事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紧急关头，他总能挺身而出、坚持原则，不惜牺牲个人一切，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风亮节，这些事迹辉映后世，构成了他生平的主体。至于他早年不甘贫困，汲汲于功名，那也是时代赋予他的无奈。何况，绝对高洁的人格示范是不存在的，如同绝对的零度，那只是理想状态的标的物。而脱离实际，一味吹毛求疵，只能流于虚伪的说教。所以，韩愈在人格形成过程中的瑕疵不应该也不能够掩遮他整体人格的光辉以及他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