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较为理想的状态

石侃

在西方的话语习惯里，资本主义和自由是相生的。
      事实是这样的吗？制度往往是一种结果，而并非是原因，或者说自由不产生于制度，而在于整体中的个体状况决定自由的文明（私有）的诞生。事实是智慧解放了它的个体，使个体无须在群体的合作深度中，便能获得其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再生产的所需。而当群体的氏族部落合作，阻碍了个体的发展，那么原来那种氏族公有便向历史的动力缴械了。
      于是文明的制度附帖上去，成为个体自由的服装。
      基于私有的文明再次向历史显示了它必定的桎梏，即垄断，换言之恰恰是自由收缴了自由。或者说当垄断产生了，作为推动生产进步的源初性动力，即个体的创造在整体上陷入了停滞，而不能保证其可用于再生产的盈余部分。于是西方便在当下又复归于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的怀疑，因为过去那种私心的武断，本来就是一出本末倒置的戏子。

      情况于中国来说来，也并无什么幸运之处，因为历史并不能，也从没有出现过一种制度可以用来终生决定自由的。制度只是也许永远都只是一种结果，它最好是适应性的，而不是什么历史的终结。终结的理想自行废除了它的价值，个体的自由和创造也许就永远处于自然的发展中，这是制度所不能规定出现的事物。作为制度本身的适宜性，它不去阻碍源于个体的历史动力，那么它就是较为理想的状态和乌托邦了。
      然而有一个悲观的论调，当文明产生过，文明也同样没有被个体的自由和创造所抹平。革命陷入了革命的蜕化，个体较为自由的时代并不能保证其获得整体上的公正和幸福。个体的自由也往往预示着开拓的背负和艰辛，而制度却窃取了果实。那种个体绝对的自由，也从未栖息于大地上，甚至栖息也从未通知过开拓。

      诗意是昂贵的，决大多数地远离大地的劳作者，而当诗意从制度获得一种特权，贵族也必有了它的虚伪、冷漠和阴森的台阶。如果一个人模糊了制度的台阶，并从有限的身份中，获得无限的感召，如此整体命运的诗意转让给痛苦。它要么是一种物质的驱逐，要么就是精神的流离失所，两种驱逐都使诗人和思想者离开了可以抓牢和稳固的位置。一个无限中的诗人，他往往抵挡不住无限呐喊中所带来的回声，因为在自由和文明的悖论中，哲学陷入了迷雾，甚至无解于历史和未来。
      可以肯定的一点，作为思想是无奈的，就好比历史最伟大的数学家，也不能为一个纷乱的世界创造一种实用的模型，来准确地把握未来，乃至明天。如果它不能马上地把明天指示出来，那么对于更远，现实又会是，或者算是什么呢？很大程度上它将给你以判断损失，或者考验你操持的耐心和意志。

      就这点，必定建立在超然中的栖息，也同时不过多地存在的。那么便由此凭空打造一个理想的支点，来获得时间在艺术中的延展，从某个方面上，这是值得敬佩的纯洁。要么还有一种生命的抚慰，便是更多地投入现实的具体中，而获得实在的根据。同样的，如果你不能消解无限对无限的自我否定，你也不能取消实在所固有的悖论，就好像你也不能在实在中完全摒弃理想。
      这些关系无时不导致人的变化，使你永恒地处在解决中。如果有了一种秩序，使栖息得以通知，你是否应该去简化它？至少一点，你的观看者希望看到你吸食于她，就好像和平的光照，也必有沉浸的丰富。诗人从来就不能解决世界，无法获得最后的，具有社会完整意义上的实在的共同。但至少能让他的观看者，保持一种生活的激情，尤其是当一个诗人知道了时间的秘密是无奈的话，那么他同时收获了珍惜。而当他收获了珍惜，也就意味着个体的幸运和最真实的复归。

      如此，必须划清一种界限，诗人并非是什么大宗情人。他的货物的发出，应该是明确的邮寄。你无可否认这点，当那种爱，诗人并不施舍给所有，那么爱就真的是唯一的纯洁。如此幸运就仅仅是个体的，于社会无关，因为社会和理想都不实现整体的公平。这种命运是必然，当你依然处在泛爱中，你无非要得到是那个具体。让我们承认这点，以及已经成长起来的心迹，否则泛爱将成为一种乱情。
      你也没有必要不断拔高自己的头发，去诟病民族的缺少，因为在什么时候你的抱瓶被打碎了，你就得去拼命。这样的民族感是否更可信一些，不是吗，农民因为分得土地便去拼命，诗人因为有了爱的充实而去拼命。现在呢，你无非是先要获得一种沉浸，所有的私心莫过于此。
      没有情人的士兵是没有战争意志的，就好比朝鲜里的奥斯曼勇士，仅仅为了掠劫几个铜碗？这些误会的金子，应该如何去读懂底比斯的神圣军团。在这里所有国际都不过是民族，而所有泛爱，也不过是为了一个真实的恋人。那么让她理解你吧，告诉她，关于思想你去过的地方，并归于她。这几乎是诗人唯一可以解脱并实现的地方，对于一贯信誓旦旦，而又莫名其妙的时代来说，便以此为名义。就好像昔日浪漫主义运动，评论总是自作多情的社会，而于诗人莫过于但丁对贝雅特丽齐。

利兵

水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