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罗敦腾诗歌十八首，兼及对“先锋”的理解

冰马

罗敦腾在《延平路十三号》【《解决》2011*，P35】一诗中这样记录一位“享年六十九岁”者的一生：

他一生做爱三万次
四十一年前停止
他偏好饮酒和看戏
在延平路十三号度过余生
死后三周半被流浪狗发现
次日火葬
留下名车一部
名表十二块
衬衫共计千余件

        关于第一句，“他一生做爱三万次”，我和一个已移民多伦多的初中同学在一次饭局上有过类似的“精确计算”，当时的情形是，发小同学谈及女人的出轨，他说，她被别人搞过几次或者一年两年又何妨呢，和自己生活一辈子，我们算一算一共可以干她多少次，这一年两年她被别人干的次数，只是被你干过的多少分之几而已。当时，我们一方面感叹，“做爱力”几乎等同于一个人的生命活力，一方面也从中感悟生命的短暂和虚无。男人之间的话题，更多的时候是无聊的生发，但也时常从这无聊的生发中再生发出一点点类哲学的慨叹来。在这里，我真正想表达的是，罗敦腾的这首诗几乎概括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大约他诗写中的这个人物生前还是个望族，但最终一样无法逃脱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终极命运：死亡的必然性）的最终结局，浮华一生，所谓生后事无非万古枯而已。从他这首诗中，我了解了写作者通过冷叙事的笔法所表达出来的那种真实的厌世脱俗的人生态度。罗敦腾和我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另有诗写者徐慢在座同叙）就谈起过这个话题，他从亡国之君宋徽宗的绘画语言和金人俘虏唐后主李煜的诗歌情怀的差异性中生发出的总结之辞，大概意思是说，一个真正超越了权利与物质欲望的主动书写者才会有如此穿透人生价值后所致境界的表达。我无意于自他的商业成就或者其他俗世财富资源方面出发来解读这首诗所传达的意指，但我确实从中读出了他对于生命归宿的“破解”，从而反过来也就更加理解了他的这种成功，其实源自于他诗写和精神中的这种彻悟直接带来的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低姿态以及由此主导的理性生存策略。
        罗敦腾的这首诗写于2009年1月，此前他已经有了二十余年的写作历史和经验。从诗写者风主编的《地下》诗刊中所载的这个原名叫“罗声远”的写作者的自述文章《天上人间》中，我得知，在80年中期到90年代早期，他曾是武汉地区诗歌“先锋分子”的活跃成员，曾和当时“胡作非为”的著名的第三代伙计诸如杨黎、万夏、于坚、郁郁们打得火热，并与诗友创办《南中国》地下民刊。可谓武汉地区诗歌先锋一代的代表性人物。
    美国布朗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贝雷泰-E-斯特朗在其著作《诗歌的先锋派：博尔赫斯、奥登和布列东团体》【陈祖洲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第一版，以下简称《先锋派》】中这样阐释“先锋派”概念：

    “法语的先锋派一词从性质上说是一个向前行进的行动主义的词汇。”【P25】
        “一个多世纪前，军事术语“先锋”一词开始具有新的含义，即指艺术探索和创新的先行者。”【P16】
        
        从“先锋”一词的本源意义上来理解，贝雷泰-E-斯特朗在分析了作为现代主义诗歌先锋派三大集团之一、以布列东为首的欧洲大陆超现实主义诗人们的纲领和行为之后，总结出了诗歌社团在对抗社会与意识形态、文化方面的行动主义的先锋意义：批判、反抗、不合作。同时，贝雷泰在比较了分别以博尔赫斯为核心的美洲大陆诗歌先锋派及以W.H.奥登为核心的先锋派的纲领与行为模式之后，总结到：

        “一般说来，比格尔提出的“现代主义先锋派是一种通过高度的美学主义批评社会的艺术”这一定义，是对现代主义性质的重要表述。”【《先锋派》，P25】
        
        实质上，我的理解是，贝雷泰更为倾向于诗歌和诗歌流派的“先锋”之本并不全部在于诗人的类行为艺术的行动主义对抗，最终得归结到“通过高度的美学主义批评社会”，也就是说，“先锋派的功能”“是通过加强文学、机制、市场和阅读大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展示自身”【《先锋派》，P23】，按照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说法，“艺术的自主性是一种再生产它抵制的东西，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的形式。【转引自《先锋派》，P23】”归根结底，我们判断诗写者的先锋性，主要还是得通过其书写文本的语言形式和表达作为基础和根本。
    我坚持反对“先锋至死”的那种作派，正如贝雷泰在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的：“波基奥利正确地强调，没有一个作品是完全先锋派的，因为每一个作品必然依赖于现存的价值观。”【《先锋派》，P25】同理，也没有一个行为可被证实为彻底的先锋派行为，它必然包含着行为人的各种欲念、企图和终极目的，虽然我们可能无法证明那些欲念、企图和终极目的的对错，但其行为一定是受其约束、约定的。
   “先锋”并非意味着必须在日常行为方式上完全与社会系统的判逆、反抗，作为诗写者，所谓先锋的意义体现在精神的不合作、语言和形式的自我完满生长以及文本所体现的抗争和反叛价值与姿态的表达。基于此，我不赞同老潇子对罗敦腾诗写的以下论断：“文化语言铺陈得如汉赋似的华丽，却把形象思维棱角磨去，把想象掩埋；或许，这正是他刻意探索的诗路子。【《前言：地下的疏离》，《地下》诗刊2010，风 主编】”
        罗敦腾在《今年手在洗杯子，我在洗胃》【《解决》2011，P23)中写道：
......
捉一条美人鱼回家
将她吊起来一顿痛打
打成一团棉花被抱着睡觉

今夜月光很白
被警察打死的青年裸尸街头
他已停止呼吸皮肤像月光一样白

        前三行的起兴，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美人鱼这个虚拟的意象作为童话和美的象征，自安徒生始至今的传播、理解和呵护，一直是完美无缺的，而罗敦腾在现实中感受到的则是对这神圣化的美的替身的残暴摧残和为了现实目的出发的实用性、功利性处置；后三行则直接进入对冷酷现实与集权主义行为的描摹，其情状近乎血淋淋的控诉，这种文本所隐忍的力量通过寒冷的事实呈现出来，所表现的艺术良知和诗写者作为个体的人面对世界的软弱无力，都相较于使用词语暴力所表达的软弱和对抗要来的更为直接和有力。波德莱尔在给昂塞尔的信中这样评论自己的《恶之花》：“这是一部启发性的作品，指明罪恶可怕”【转引自《文学与恶》P20，(法）乔治-巴塔耶著，董澄波 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按照巴塔耶的理论，诗歌文本所展示的“恶”，是“纯洁的恶”，它的最高意义是，诗写者求助于美学的恶是“为了独立自主地生存”。所以，我理解罗敦腾在这首诗中所展示的正是他作为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诗歌写作者的独立、反抗意志。这大约也是其作为80年代行动主义先锋精神的延续。
        回头再提一下“80年代”。这也是我所经历过的岁月。正如程光炜博士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所指出的那样，罗敦腾以及他的“第三代”诗人朋友们面对八十年代拥有“双重身份”：既是那段历史的经历者乃至参与者，当时间过去二十余年后再返身，他们又成了“80年代历史”的叙述者和批判者。当“80年代”那段激情岁月随着当事者年龄的增长和岁月的逝去，它已经成为一座“历史文化遗址”，回望它，“重访”它，“需要自觉与它保持一点距离”，尽力将它“历史化”，“才可能比较客观和真实地接近它”【引语均为程光炜语，引自《当代文学的“历史化”》，P228-229】。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罗敦腾被原来的朋友们所解读为“逐渐变得温婉敦厚”了的晚近写作性状，其实应该是一种误解和误读。“剪断时间的翅膀/让飞翔成为一种假象”【《旧时代》，《解决》2011，P24】，罗敦腾这样阐释历史与时间的关系以及历史的递进与断裂。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可以理解为，经过生活阅历、时间和近二十年来的社会与政治文化事件的淘洗，从其自身的写作史纵深去观察，罗敦腾的诗写逐渐显得具有较为成熟的策略性，换句话说，技法上相对于他自己以往的写作逐渐成熟，思想与精神的锋芒逐渐由80年代的行为外化向晚近的隐忍、表达圆润、由情绪的递延向节奏及音乐调性的有序行进发展，积极地排除外在世界的秩序干扰，内心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
    W.H.奥登说过：“与所有的艺术一样，诗歌的基本功能是使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世界。”【转引自《先锋派》P1】。请注意，奥登这句话的关键是“更多地了解”，而不是完全主观地、情绪化地去“斗争”、“反抗”、“打击”甚至“打倒”。诗歌对于自己的书写者来说，更应该强调的是建立诗写者观察、言说世界的镜像，从而建立起内心的秩序：语言的秩序，精神的秩序和思想的秩序。虽然如何建立起这种具有独立精神的秩序以及建立的是怎样的秩序，关涉到每个写作者个体的生命经验、写作历史以及生存境遇甚至文化教育背景，在优秀的写作者那里，通过其文本所呈现出来的性状、风格也绝非可能雷同甚或相似。
        再读读罗敦腾的这首《茶壶中的水》【《解决》2011，P24】：

我们躲藏在风景背后倾听
手指上的步伐香草间的铃声
一个时代匆匆留下滑稽的侧影

一切风景只是注意到了
才成为风景
真正发生的大于我们的判断
我们内心的荒芜
与深谙策略和掩饰的表情对峙

        “真正发生的大于我们的判断”，这一诗句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这也凸显出罗敦腾晚近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思想性。他的这种思想性诗写特征源自于他的生命经验与生存经验的不断积累，在不断成长中的自在感悟，也正是他在这节诗里所言说的：“一切风景只是注意到了/才成为风景”，诗写者的个体内外在经验，在其自身的写作中得以体现，就将在反复书写的过程中生长为其丰富且独特的内心秩序，并以此对抗外部世界秩序专制集权的强势威权，从而构成自己内心的一道亮丽风景。
    罗敦腾和我之间有相同之处，具体表现一是本文开头我提到的“一生做爱三万次”的典故，另一个可资证明的是在诗写中对曼杰什坦姆同一诗句的引用：

“一种冰凉的关系在你和国家之间诞生”
真理的雪覆盖你的蔑视
我从樱桃上败下阵来

        ——《和解》【《解决》2011，P25】
我曾在长诗《殡葬师手记》5中这样写道：

我热爱世上所有美女，当然
包括她的尸首
进来时，你的奶子还是温柔的
一场车祸突然要了卿卿性命

“一种冰凉的关系在你和国家之间诞生——
就这样躺下，躺下，变得更年轻，永远挺直。”

这一句子引自《曼杰什坦姆全集/蓝色的眼睛和发热的高额骨》【汪剑钊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8月版】。虽然这两首诗，我们各自在引用时所生发的语言环境和写作价值迥异，但在读到罗敦腾这首诗时，我同样感受到了一种震惊，当然也同时感受到了他在读到曼杰什坦姆这行诗句时的震惊感受。
    我们来自同一个省份，多年来又都移居在同一个的城市，对身份被异化的同感，对故乡和异域的识别与认同路径，竟然如此之相似，这让我从罗敦腾的晚近写作中闻到了自己的生存气息：

狗就是你的影子
在异域它有着妓女的殷勤
在故乡他有着仇敌的尖锐
         
            ——《忠诚》【《解决》2011，P32】
        
        “先锋派诗人常常对诗人“我”的作用于诗人应更多地关心私人事务还是公众事务有矛盾的情绪。”【《先锋派》，P16】但是无论如何，一个葆有先锋精神和意识的诗写者，并非总是将“先锋”一词挂在嘴边，并非总是企图将自己标榜为自由与民主的斗士，也并非总是让人感受到他行为大于文本从而把自己装扮成“先锋主义”人物，把这个深具意味的动词转换成标签式的名词；他（她）总是能在文本中让读者体会到，作为一个优秀的诗写者，无关乎职业、处境，只要当你返身于书桌和写作，你就能将自身与所谓的“犬儒主义”区隔开来，与商业物资主义区隔开来。这也是我坚持反对所谓“先锋至死”的出发点。
        
                                        2011年11月22-23日


*《解决——中国当代汉语诗歌档案文本》2011，钱省、张皓凯、罗敦腾 编。

[ 本帖最后由 冰马 于 2011-11-26 01:57 编辑 ]

杨望远

“先锋”并非意味着必须在日常行为方式上完全与社会系统的判逆、反抗，作为诗写者，所谓先锋的意义体现在精神的不合作、语言和形式的自我完满生长以及文本所体现的抗争和反叛价值与姿态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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