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读后感3则

菩提本非树

共有三篇。如果觉得重复，请版主把原帖删除，或将原帖并入新帖（而不是相反），行不行？

是简傲，也是风流——《世说新语》读后感01

　　从《世说新语•简傲卷》中的一个故事说起。

　　因依附河内司马氏而成为政治新贵的太傅钟繇之子颖川钟会慕嵇康之名，邀集当时的贤俊之士，去拜访嵇康。

　　至于钟会拜访嵇康的目的，在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士人之间盛行人物品评，嵇康当时虽然无官无职，而且以放诞、简傲闻名，但已经是天下名士，钟会大概是想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名望。

　　可嵇康对钟会的态度呢？“扬锤不缀”、“傍若无人”、“不交以言”，客观地说，非常无礼。

　　钟会面子上挂不住，终于选择离去。

　　嵇康说出了中国史上最傲的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这两句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在质问。

　　嵇康傲，他的傲不是建立在对人间权势、财富的占有上，而是建立在个体的绝对自由和精神的超越上。

　　或许在嵇康看来，钟会和他并不是同一类人。“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钟会这般钻营于名利场中的人，又怎么会明白精神自由与超越的乐趣？

　　留下“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的回答后，钟会悻悻然离去。

　　俞伯牙奏“高山流水”，知音唯钟子期一人。而嵇康的思想境界高，曲高和寡，知己也只有“竹林七贤”等廖廖数人而已。而同在七贤之中，能真正与嵇康比肩者，又独有陈留阮籍一人。

　　无独有偶，阮籍之狂与嵇康之傲难分伯仲。

　　《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中的记载：“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阮籍此举得到的结果是“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

　　若阮籍、嵇康之类人，绝不苟同于流俗，与庸人虚与委蛇。

　　至于俗人所尊崇的“礼”，又是个什么玩意？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中华数千年文明，多少伪君子打着“礼”的旗号行假仁、假孝之实。

　　客观地说，儒家所提倡的“礼”，乃至今天中国、日本、南北朝鲜、越南所自我标榜的“礼仪之邦”，形式多于实质。总之先在人前把“礼”中所约定俗成的都做好了，于是便有“仁”、“孝”之名，至于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

　　因为“礼”和“仁”、“孝”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直接关系。

　　窃以为孔子提倡“礼”，其实只是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的前提是等级社会，众人依据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不论在物质上（名、利）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不平等、不对称的关系。

　　阮籍、嵇康是庄子传人。庄子所提倡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一种对人、对物最终极的平等。

　　所以俗人们所提倡的礼制（社会秩序）、功名（进取心），对阮籍、嵇康之类人物是毫无意义的。所以阮籍敢以青白眼视人，嵇康敢直接无视政治新贵钟会。

　　为什么我认为阮籍、嵇康是庄子传人，而不是老子传人呢？（黄帝是道家人物所伪托，姑且不论）

　　今人常言：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句话并没有错，但是不完整。

　　因为庄子很多人生观，并不同于老子。老子虽然提出了“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但是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到具体的人生抉择上，老子又说“致虚极，守静笃”，“我有三宝，持而有之…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提倡谦虚自守、不当出头鸟、以柔克刚的老子，断然不会教人做出像庄子鼓盆而歌，阮籍翻青白眼，嵇康刚愎无礼的事情来。

　　以佯狂来傲世或避世，中华史上大体就庄子这一派。

　　儒家自不必说，盛行于唐宋的禅宗，虽然有若干呵佛骂祖的大德，但尊礼守序，仍然是主流。如《坛经》中记载的曹溪慧能（世称六祖，中国禅宗实际上的创始人）的话：“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

　　说回阮籍、嵇康，比起嵇康完全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阮籍就更世故一些。《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记载：“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好一个“口不臧否人物”，隐于朝的大隐大体都参悟了这个道理。

　　不过，阮籍之狂仍然是冠绝天下，有两则事例。

　　一是《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记载的司马昭（晋文王）掌握了魏国政权后，为司马炎（代魏灭蜀、吴，统一天下的晋武帝）求聘阮籍之女为妻，结果“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视功名如浮云，视权势如粪土，阮籍真正做到了。古往今来能和帝王结亲以图攀龙附凤、一步登天者，不知凡几。后来另一个世家门阀的弘农杨氏与河内司马氏联姻，在司马炎死后也曾短暂权倾朝野。

　　另一个是《世说新语•简傲卷》记载司马昭出席宴会，群臣都严肃恭敬，如拜皇帝一样。只有阮籍，胆敢“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偏偏奇在司马昭还能容忍阮籍在席上的无礼，能容忍他的拒婚态度。

　　由阮籍，我想到了希腊古典时期犬儒学派的戴奥真尼斯，更是个几乎彻底抛弃人类社会秩序的大隐，也得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的由衷尊重。

　　与阮籍相比，嵇康倒像一个隐于野的小隐。嵇康的个性，过于刚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嵇康之死，虽有钟会之流构陷，但也是自取。

　　不过，庄子倡齐物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得悟者与天地同寿，在嵇康这种看透了生死的人来说，死并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但留下一曲流传千古的《广陵》余响。

　　……

　　（2011）

菩提本非树

剥下礼教的外衣见真性——《世说新语》读后感02

　　从《世说新语•任诞卷》中的一个故事说起。

　　阮籍在母亲去世后不久的服丧期间，出席了司马昭（晋文王）的宴会，在席上吃肉喝酒。

　　司隶校尉陈郡何曾（后来位至丞相、太保、郎陵公）就像司马昭提议：鉴于阮籍违反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应该流放，以正风教。

　　还好司马昭一向是比较欣赏阮籍的，就庇护了阮籍。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标准渐渐成了社会上的共识。

　　每每在孝礼上，孝子贤孙们“哭”的“表演”，古代还有所谓的守孝制度。其实这些孝子们真心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谁也不会真正去探究。重要的是大家得按社会上约定俗成的道德形式去做。

　　只要在丧礼上、在守孝期“哀毁骨立”，那么大体可以博得个“孝子”的美名。

　　看了二十四史很多名人的传记，很多名君、功臣、良将为父母“亲偿汤药”、“亲自侍奉”。其实，这些事照顾人的事，一个丫环足矣，这些君主、大臣、将军，多少军国大事等着他们去办，是否有些不分轻重？如果说亲自照顾父母，还可以在心理上使父母得到极大快慰的话，那么“哀毁骨立”就几乎是纯属作秀了。

　　像二十四孝中，大多极感动人，但有些就属于作秀。这里我跑题先对二十四孝吐吐槽。

　　ⅰ如上几段所述，汉文帝“亲偿汤药”是一例。

　　ⅱ董永“卖身葬父”也是一例。

　　不得不说，儒家“慎终追远”的态度，对“孝礼”的偏执，助长了古代厚葬的风气。

　　以我的世界观，浅一点说：身体不过一“臭皮囊”而已，死了一把火烧了，让那骨灰随风而逝就好。

　　再深一点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肇论》”，道家的庄子和三论宗的僧肇都持相近的观点。这一世的生命终结了，没有必要悲哀。失去的是“我”，却重回自然的怀抱，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光。何哀之有？

　　战国时的显学中，墨家也是极力反对厚葬的，也是一处比儒家开明的地方。

　　ⅲ有一例情况更为恶劣，东汉丁兰“刻木事亲”的典故。

　　丁兰幼年父母双亡，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丁兰便将其妻休弃。

　　这则故事透露出三个问题：一、丁兰是个精神病的重症患者，大概是严重的妄想症，有没有到精神分裂的程度我就不清楚了。二、丁兰不尊重女性。三、儒家伦理，有时确实如五四以后所批判的那样，是人吃人的制度。

　　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丁兰这厮岂止不能作为万民敬仰的典型，简直就是反面教材。

　　ⅳ东汉末年吴郡陆绩“怀橘遗亲”也是极大的反面教材。这位三国名人陆逊的同族，犯了偷窃之罪，倒是上了二十四孝。这岂不是只要“孝”字当头，就可以去偷、去抢了。

　　ⅴ王祥（‘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琅琊王氏一族，官至西晋太尉、太保，其弟是东晋名人王导、王敦的先祖）“卧冰求鲤”的故事，也是非常极端的。这种极端事例根本不具有代表性和可效仿性。

　　ⅵ吴猛“恣蚊饱血”，孝固然孝矣，可这种行为不得不说是一种傻十三行为。

　　ⅶ庾黔娄“尝粪忧心”，这个不说也罢。

　　ⅷ虽然从黄庭坚的诗、词来看，是个大大的性情中人，但其“洗涤溺器”的行为本身我也是不认同的。

　　归根结蒂，我的人生观认为：子孙们好好地活下去，多散布祖、父辈的基因，活得精彩，活出生命的意义来，更贴近“孝”的实质。

　　不需要做很多极端的事，顺其自然地在任何地方过好每一天，每一刻，就是“孝”。人生之极致，唯“随缘”而已。

　　所以，回到开头提到了阮籍照常吃肉喝酒的行为，不仅不是“不孝”，而正是“孝”。

　　同见《世说新语•任诞卷》：阮籍为母亲出殡时，阮籍蒸了一头猪，喝了二斗酒，在诀别时只说了一句：“穷矣”（大约可翻译为“完了”之意），然后就口吐鲜血，晕了过去，很久才醒过来。

　　真正至情至性之人，大体如此。

　　反观何曾之流，言必称“忠、孝”，却是靠着拥护司马氏、背弃旧主曹氏而一步一步往上爬。

　　当然，从魏、晋的时代大背景来看，是世家门阀抬头的时期。

　　世家领袖河内司马氏的皇位，不仅凭借了司马懿（晋宣王）、司马师（晋景王）、司马昭、司马炎（晋武帝）三世四代君主的武勋，更是通过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送给天下大大小小的世家门阀而换来的。

　　而像陈郡何氏、荥阳郑氏、琅琊王氏等世家门阀也是通过拥立新的王朝，来换得更多的世俗权势。

　　司马昭向阮籍抛出橄榄枝，向他提亲，屡次容忍他的无礼举动，也是因为陈留阮氏也是世家门阀的一份子。换成个寒门出身的，估计早死了几回了。

　　这是整个社会的契约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忠、孝”等道德观念来评判。

　　所以话说回来，阮籍之流，不能说真正的不孝，而是他不符合儒家所定的“孝礼”的标准，所以“不孝”。

　　仍是《世说新语•任诞卷》：刘伶个性放达，经常醉酒，有时醉后在屋中脱衣裸形。人们因此讥讽刘伶。刘伶却说：“我以天地为房子，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

　　不仅在晋代，在21世纪的第11年，这种行为要放在中国，还是会被抨击，说成神经病也不为怪。

　　但是，有病的人真的是刘伶吗？

　　是不是只有所谓“正常人”的世界观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一般的回答是“是”。

　　人类有排他性，会排斥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或事。将精神病人的世界观归类于“变态”或是“病态”，是不是具有真正的合理性？

　　其实，都不过是用大多数人的标准去衡量所有人而已。不过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一个方面。

　　刘伶醉酒裸身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不过是老子、庄子重自然、齐物我、反璞归真思想的一个实践而已。

　　希腊古典时代的美学观点认为：人体是大自然里最美的事物，是人类用以显示自己的自信与自豪的最好载体。因此，当时的希腊人不仅在体育活动中和节日庆典中实行裸体，而且用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和赞美人类的裸体。

　　这种观念和实践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终结以前（西罗马帝国沦陷以前）。然后基督教在欧洲兴起，从中世纪到19世纪，这种崇尚自然的观念受禁欲主义所压抑。

　　20世纪初，人们开始向往和呼吁重返人类的自然状态，这便是“天体运动”。

　　不是刘伶太前卫了，而是多数的所谓“正常人”思想陈腐。心中有淫邪欲者，才不敢坦诚相见。当裸体被视为猥亵，性行为被视为淫邪之时，人性遭受压抑，欲念随着压抑而更加炽烈。

　　阮籍、稽康、刘伶等人，剥下了礼教的外衣，却展现了至真至诚的真性。

　　还是《世说新语•任诞卷》中的两则事例：

　　阮籍之嫂回娘家，阮籍与之相见并送别。这不符合儒家礼制。有人因此讥讽阮籍。阮籍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邻居家有个美貌少妇，卖酒为业。阮籍去买酒喝，喝醉了就睡在美貌少妇的旁边。那少妇之夫开始怀疑有JQ，偷偷观察，才确定没事。

　　观这两例，唯阮籍的坦荡荡的君子之风，才能留下此流传千古的风流传说。

　　金庸笔下的令狐冲，就得了阮籍的神髓，应该是从这两个例子中得到的启发。

　　令狐冲有四点类似阮籍。一好酒；二重情；三坦荡；四不慕人间财富、权势。

　　世称阮籍为阮步兵，《世说新语•任诞卷》中记载：阮籍之所以主动请求任步兵校尉之职，只是因为步兵校尉的厨房中有存酒数百斛而已。纯粹把官职当成人间游戏而已，归根结蒂仍然是一位隐士。

　　不但令狐冲，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也是阮籍之类的人物。甚至曹雪芹本人，号“梦阮”，应是以阮籍自比。

　　大凡阮籍、嵇康、刘伶、曹雪芹之流的人物，对俗人的功名利禄心（说好听点，即上进心）不屑一顾，追求地只是精神的超越与自由。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阮籍、嵇康不积极为官，是因为对司马氏政权不满，我却持不同看法。

　　因为以阮籍、嵇康的自身个性与精神追求来说，做官根本就是一件无多大意义之事，与曹氏、司马氏无干。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这种隐士之流，虽然这从来不是社会中知识精英的主流。

　　说了这么多，大约道完了我对阮籍的倾慕之情。但是阮籍之流，可以敬仰，却难以效仿。

　　首先是因为阮籍不是俗人，而我们一般人很难免俗。

　　《世说新语•任诞卷》中记载：

　　阮籍之母丧礼上，河东裴楷（世家名士、八裴之一、时人称之为玉人）前往吊唁。

　　阮籍喝醉了，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倒是裴楷开始哭吊。

　　有人就问裴楷：“从来吊唁，都是主人先哭，客人再依礼而哭。既然阮籍不哭，你又何必要哭？”

　　裴楷则回答：“阮籍是方外之人，所以可以不遵守礼制。我辈俗人，所以必须依礼约束自己。”

　　时人都认为裴楷说得很有道理。

　　阮籍放浪不覊，是有他的条件和资本。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汉魏的文坛领袖。陈留阮氏在魏晋虽然不是顶级的门阀，却也至少是次一流的世家大族，魏晋乃至南北朝，多人被列传于正史之中。

　　其他类似阮籍的人，大多境遇不好。嵇康以傲丧命。曹雪芹潦倒半生，最终落寞而死。

　　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写过“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而今昌明盛世，怎么能够效仿阮籍的种种行为呢？阮籍之行，在晋代，可谓是风流。若发生在今朝，很有可能会被请去看心理医生。

　　写这篇时思想比较跳跃，结果出来后非常零乱，大家姑且当作是我的痴言呓语吧。

　　……

　　（2011）

菩提本非树

晋代理财大师——《世说新语》读后感03

　　从《世说新语•俭啬卷》中的四个故事说起。

　　《世说新语•俭啬卷》中有九个晋人俭啬的故事，其中有四个是说王戎。

　　一：王戎担任司徒时既贵且富，在京城的首善之地都数一数二。王戎亲自掌管田契，经常与夫人在烛下计算财产。

　　“旧时王谢堂前燕”说的是琅琊王氏在东晋极盛之时。在西晋琅琊王氏并不是一流的门阀，河东裴氏、颖川荀氏的声望当时都比琅琊王氏要稍高一些。虽然，阀第的品评中，主要是看指祖先的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但财富也是世家豪门间社交的一个重要方面。

　　儒家伦理统治中国的期间，提倡“仁、义、忠、孝”，表面上很看不起钱，其实都是很虚伪的。自孔夫子起，儒生就是一个个官迷，而在中国古今历史上，权、钱一直是相通的。想作官和想发财就是一回事。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擅长理财，理所当然是一个极大的优点。

　　二：王戎家中有棵很好的李树，王戎卖李子时，怕别人得到种子，就事先把李子的果核钻破。

　　这类似于现在的“技术产权”的保护意识，何过之有啊？王戎是一位超前于时代意识的伟大理财家。

　　中国古今一些知识分子的酸气要不得，思想中有仇富意识，歧视种种勤劳致富、合法谋利的行为。潜意识里，这是种忌妒，因为自身理财无能，不能合理合法的占有财富，于是整天怨天尤人。

　　三：王戎之女嫁给河东裴頠时，向王戎借了数万钱，很久没有归还。女儿回来省亲时，王戎神色不悦，直到把钱还清才高兴起来。

　　这是一种最合理的亲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亲父子、亲兄弟明算帐，何错之有？

　　有错也是欠债不还的裴頠的错。

　　四：王戎的侄子成婚时，王戎只送了一件单衣，完婚后，又要了回来。

　　从表面上看，这个事例有点过份。

　　我可能扯一个并不恰当的事例：《水浒传》中的武松是个杀人犯。因为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但绝大多数的人并不讨厌武松，因为武松犯法是情有可原的。

　　以此而推论，《世说新语》和《晋书》只片面地记载了王戎要回送出去的礼物这一个结果，但是对王戎叔侄之间的纠葛却没有提到。其中是否有隐情，也情有可原呢？

　　当然，可能有朋友会觉得这里我对王戎的辩护有些牵强。

　　但是，大家要知道，王戎是何等风流的一个人物，岂会做出这种没有品位的事情来？

　　王戎在竹林七贤中年纪仅比阮籍之侄阮咸稍大，能与大他二十余岁的嵇康、阮籍交往的人。嵇康、阮籍是何等狂傲的人？嵇、阮对待俗人的态度是“傍若无人”和翻“青白眼”，一般人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

　　即使是山涛、王戎这些做官做到司徒（宰相级别）的人，也和嵇康、阮籍一样，得魏晋之天地精华，是人中龙凤。

　　嵇康公开与山涛绝交是为了保护山涛。能够放心托孤的朋友，情谊好到什么程度？如果嵇康真地瞧不起山涛，大可以像对待钟会一样，冷口冷面，那才是最大的鄙夷。之所以大张旗鼓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只是为了保护山涛。因为像嵇康这种追求真正精神上的自由的人，绝对不会去干涉别人的自由。

　　其实，在《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中，就已经提到了王戎吝啬到做作的行为，是为了在八王之乱前后这个中国最混乱的年代中的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

　　都是有先例的，秦代名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灭楚之前，用请求赏赐田地来消除秦王政的疑心。司马迁这个政治上失败透顶的太监，就用带酸意的笔触，批评了王翦没有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其实，身家性命都没了，要虚伪的、名义上的“德”又有何用？

　　汉代名相萧何向来在关中安抚、体恤百姓，深受百姓爱戴。可为了消除刘邦的猜忌，也不得已强夺、贱买民间田宅自污名声。这是因为一般的小官吏，皇帝并不怕他们有野心，如有贪赃枉法行为，常遭严惩。对于功臣名将，皇帝则主要是防止他们有野心，对于贪赃枉法那些“小事”，反不足轻重了。

　　王戎在中枢为官的时候，杨骏、贾后、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成都王司马颖这些权臣、君主，你方唱罢我登场。王戎能在这混乱的局面下，保全性命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更别说保持荣华富贵。但王戎做到了，以七十二岁的古稀之年寿终正寝，并在正史中留下了一段风流富贵传说。

　　王戎的功业，虽然不足以与王翦、萧何相提并论，但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同一种人——道家黄老之术的传人。

　　再翻《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可以发现王戎爱财，但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王戎之父凉州刺史贞陵侯王浑死后，其故吏赠钱百万，王戎辞而不受，由此才显名当世。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王戎节俭的生活作风、成功的理财手段实在是万世楷模。

　　现在时常听闻外国历史上的犹太富豪、明清晋商极尽俭朴的纪录，他们都像王戎一样，都是些值得万世师表的人物。

　　……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