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专访：怎样让自己的诗歌有更多的担当

鸣砂火

王琦：怎样让自己的诗歌有更多的担当
汉风国风坛：http://shigebang.5d6d.com/bbs.php

引言：
文学的功能是表现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从中发现真理并反过来映照我们的生存。……我没有找到生活背后的东西，却发现了生活中原有的秘密，隐藏在每一个细小的事物里。生活的现场是如此庞大而活跃，处处都散发着生机，只要我们迈步，就会出现奇迹。（大解）


1、◆鸣砂火：王琦兄好，非常高兴和薛梅教授一起主持你的诗歌在线研讨！对于承德，我比较陌生了，好在早段时间读了薛梅教授著的《承德诗歌简论》，才对她有一些了解。随之，对她有了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这缘于在读书时就读过诗人郭小川的诗，而他正是承德新诗的“奠基人”，同时也产生了敬重之情，因为她有一段“在中国当代史上曾轰动过，辉煌过”的历史，以及现在有很多优秀诗人。“环境创造一切。是环境造就了朦胧派，是环境让诗歌失去了应有的尊严。是环境曾让人们的思想包裹着一层又一层的老茧”（《王琦诗选——后记》）。而你身处在这样“曾轰动过，辉煌过”的诗环境中开始创作的，你认为它给你的诗创造了一个怎样的自我？你何时意识到了它给人们的思想包裹着一层又一层的老茧——是怎样的老茧？你将如何去破？

■王琦：谢谢砂子百忙中主持这次研讨会。你的工作很忙，最近又有变动，真是难为你了。
当我写诗选后记的时候，我并没有刻意去指认环境的作用，但是一个诗人如果脱离了时代的大环境，地域的小环境，那他就是一棵无根的浮萍。承德的诗歌确实有过辉煌和轰动，但那都是八十年代以前的事情，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极端闭锁的年代产生的文字。八十年代以后，人们从觉醒中找到自我，首先就是从诗歌开始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诗歌现象，是一个民族被压抑，被驱使之后的灵魂号角。为什么朦胧诗在那个时期席卷全国，席卷文坛？因为觉醒后的思想如滔滔之水，它需要一个出口来发泄，来表达。而官方的报纸杂志当时没有这些思想的立锥之地，所以聪明的诗人们发明了“朦胧”，用大量的隐喻、暗喻、象征来达到可以意会，不能直译的效果。
我看过很多当时关于传统与现代论战的文章，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都没有从根本上说出为什么会产生朦胧诗的社会根源，我觉得主要的根源是因言获罪的情况在当时普遍存在，说了不该说的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试想，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又想说，又不能直说，除去朦胧着说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从这点来看，现在的社会环境真是宽松的很，在一定程度上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不骂国本就行。
我年轻的时候思想是很激进的，面对种种社会上的阴暗面恨不得怕案而起，但是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尤其是有了家庭孩子之后，想的就不仅仅是自己。所以在表达上，我的思想就被“层层老茧”裹起来，这是我诗选后记中那句话的原意。
当然，我明白老弟的意思，你是借用我的话让我来谈谈我思想的形成与转变，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大，我回答起来力不从心，我只能说，我一开始受到传统的影响比较大，后来受朦胧派影响较深，直到现在，有时候也在两者之间徘徊，这是从表现方式上讲；从我的思想脉络上说，“自我”一旦形成，很难改变，我一直坚定不移的写自己的追求，起码在我自己的诗里，我尽量让每一字都在保持应有的尊严。


2、◆鸣砂火：你已出过两本诗集了，第一本是上世纪80年代出的《灵魂去处》，另一本是2009年出的《王琦诗选》。两者相隔的时间应是20年吧。这段时间也差不多是你停笔的时间。你说“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停笔，只是从狂热到清醒，到理智的过程。写的少之又少而已。”（第二本诗集后记）。近期又见你的Q上写着：懒得写诗。我想知道，当初是什么原因使你对诗歌狂热起来的，并狂热到何种程度？又是什么原因使你清醒过来？清醒后，你对她有了哪些新的认识？顺便也请你说说在出这两本诗集时的心情。

■王琦：让我失去“理智”的是诗歌，让我冷静下来的还是诗歌，不知道我这样说你是否满意。当年我和穆涛，魏野，徐毅等人一起写诗，通宵达旦的情况很多，那种冲动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仿佛世界上除了诗歌没有其他的事情，大家可以为一首诗争论到面红耳赤，可以在被窝打着手电看书，可以攒下每个月的零用钱去请老师吃饭，希望老师们能够给予真心的指点。狂热是因为热爱，热爱诗歌大约是少年少女的天性，在当时，到处都是文学社，在公园一隅，凡是年轻人围在一起的，不是英语角就是诗歌角，随便有人跳上一块石头高声朗诵完自己的作品，就有一片一片的掌声，那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叫我心动。这20年间，每每想到这些就有继续写下去的想法，但是因为放弃的时间长了，工作的压力大了，只能把那份愿望深藏在心底。
这20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也是人生思想由幼稚到成熟的时光。我的笔停了，思想在向前奔驰。偶尔想起自己曾经是个诗人，就用诗歌的眼光打量这个社会，打量自己的人生，即为诗歌的没落而失落，又有继续写作的想法。经常处于这样的矛盾心态中。因此，我重新写诗还是内心喜欢诗歌的原因，既然已经不再为衣食住行发愁，人就应该为精神活着，这是我非常朴素的想法。不过我现在依然不是一个清醒的人，很多问题看不透，看不下去，很苦闷的。
第一本诗集出来以后，我请朋友们在小摊吃饭，大家都分享到了我的快乐。
第二本诗集出来以后，大家请我吃的海鲜，我看不到朋友们的快乐。
现在我对诗歌除了敬畏还是敬畏，轻易不敢对诗歌说三道四了。


3、◆鸣砂火：作为归来者，在历届诗人在线研讨中，只有诗人左岸了。在他身上我强烈感受到“重新做一个诗人”那种坚定和自信！这一点可从一个小小的细节体会到。对于历届研讨，我一直不大自信以诗人称谓研讨者或其他写诗的人，而借用诗者。有次我刚好引用了某人的话，用诗者来称谓，左岸见后，很直接地表示，要我把诗者改为诗人。归来后，你“既然已经不再为衣食住行发愁，人就应该为精神活着，”“让每一字都在保持应有的尊严”。而在你们这些归来者当中流行这样一句话：重新做一个诗人。那么，你如何理解这话？你又如何看待社会上这种诗人回归现象？“停顿，或许正是思考延续的一种方式。”（隽土语）停顿后，你“思想在向前奔驰”，是否还在关心和思考人的“灵魂去处”？

■王琦：人是需要有一点自信的，没有自信的人或者诗人会盲从，会失去方向感，会随波逐流，这种自信不是自大，需要有良好的判断能力和一定的艺术修养作为前提。我停顿了那么多年，重新写作后很多朋友说我天生就是一个诗人，我姑且就这样欺骗自己一次，以这种自信来写作。
重新做一个诗人让我重新找到了使命感，诗人应该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那一部分人，他因该站在社会的最底层，关注社会的最高层，看看这个社会的良心在哪里，前途在哪里，结症在哪里，诗人虽不是政治家，但是应该比政治家敢于说出超出政治的普遍真理。
现如今回归的诗人很多，有在商海成功的同志重新拿笔的，有在政治上碰壁以后拿笔的，前因千差万别，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诗歌是一生一世的牵挂，只要是曾经写过诗，爱过诗的人。
回来终归是好事，回到书桌前一个可能麻将桌前就会少一个。同吾老师给我讲过一个事，他说，他去俄罗斯，看到面包店的包装纸上都印有普希金的诗，使我大为震惊，这样的文化氛围不是一般的民族能够比拟的，人家出几个国际性的大诗人就不要大惊小怪了。从这点上来说，借用蒹葭君的一句话：“我只是凑个数量，凑不出质量”，凑个数量也是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大环境做着贡献。
灵魂去处，从终极上说都是天堂，这几乎是所有宗教派别都认可的事情。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所以灵魂的去处就在大街小巷，在一碗浆子、一根油条，在当小官的想当上大官，在穷苦人想吃上几顿饱饭中。我活在这样一群人中间，所以我走不出这群人的视线。


4、◆鸣砂火：“我现在除了钓鱼就是看书，使命与责任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事实上，如“美丽河北•魅力双滦”诗赛、《国风诗刊》和网络诗坛启动、河北诗歌榜等系列活动中都有你忙碌的身影，而你的身份正好能有所作为，给诗事业做点实事。所以我觉得，使命和责任并没有远离你了，只是转变为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以前从文本上关照人的“灵魂去处”，给它营造一个诗意的语言空间，而现在在文化上关注诗的社会大环境，给诗人们营造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和互动平台。这种从个人写诗行为到诗歌活动组织者行为转变，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同时请你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些活动中感受和感想。

■王琦：上面这段话是我曾经的感慨，人生一世，总要干点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但是我有很长时间远离了文字，因为我不愿意看到那些御用文人的嘴脸，为老百姓说几句公道话就那么难吗？当了作协主席、副主席就是既得利益者了吗？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但是这些人就是既得利益者，一天不谄媚就难受，似乎只有他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张嘴闭嘴三个代表，二为方针，置党的文艺政策于假大空之上，党有良知，这些人怎么就当了中国的文化官员了呢？
虽然没有治国平天下的雄韬大略，无权无势，但是做点尽可能是事还是可以的，在承德这块有着诗歌传统的土地上，需要有人勇敢的站出来为大家做点事情，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不计利益得失，为繁荣诗歌事业做点实事。当然我做的还远远不够，与我尊敬的岳父何理相比，与九江、白德成、李海建、刘福君、齐宗弟等兄长老师相比还有差距，但是我有决心迎头赶上，请大家相信这一点。

5◆鸣砂火：目前，我国已进入了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而经济力往往决定了文化渗透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文化很快被外来经济实力强大的文化同化了，这时候，文人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就出来了。如果说早些年社会上兴“传统与现代”到“地域（民族）与全球”的文化之争，那么现在社会上流行了建立文化大省的“盛事”。我读到了有不少文人作出了如何如何建构的设想，而政府想的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他往往想到的是如何把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结果很多东西都变质了。我想知道，你的城市是否也在建文化大市？作为承德市作协主席、副主席的你，是如何去理解和解读政府在社会上提倡这种建立文化大省（或大市）行为？你是否也在心中设想过自己的文化大省（或大市）？

■王琦：文人的力量终究是文人的力量，自古以来自不量力的就是文人了。当今的官员们一直在喊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文化大县，喊得多，实际少。从我自身的体会来看，他们所关注的文化二字后边要加上产业二字才对。众所周知，文化事业是公共投入，甚至只有投入没有产出，那么在当下这种以政绩论英雄的时代，把钱投到文化事业上不如随便投到哪个项目上，至少GDP上的数字能有点变化，对仕途或许有一些帮助，还没听说哪位领导因为重视文化事业建设而官运亨通的呢。有时候文人面对你所说的那些现象确实表现出了高度的忧患意识，但是文人毕竟是文人，喝喝闷酒吧。
承德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文化事业上比其他地市要强很多，也有一些具体的实际举措，虽然很多文化后边加上了产业，毕竟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估计会有第二步、第三步。
言多语失，尤其是在这些敏感的话题上。我想作为一个诗人，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今天，写出自己心中的诗远比坐在这里替书记市长考虑问题更现实一些。你说呢？亲爱的兄弟？


6、◆鸣砂火：组织活动多了，你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里面，而当人累了，你似乎最喜欢去钓鱼，懒得写诗，而对于钓鱼和写诗，你认为它们给你带来了哪些不同感受和乐趣？

■王琦：钓鱼和写诗并不矛盾，写诗需要全身心投入，钓鱼也是一样，写诗是一种境界，钓鱼也是一种境界。天天扎在书堆里未必能写出好诗，我没听说有多少博士、硕士是好诗人，诗人和学者是两回事，写诗未必需要多少理论和研究成果，但是博士硕士没有研究成果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写诗需要的是激情和灵感，在书斋里呆的久了，激情会减退，灵感会消失，我一直提倡诗人要走出书斋，到大自然中去。
我不是一个好诗人，但是钓鱼水平相当专业，我最近的业余生活一直在钓鱼和写诗中度过。每到周末，约上几个好友，就在水库中住两天，什么都不去想，蓝天白云下荡漾的湖水，会给我无法言说的快感。
人生的累主要是心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独善其身的人已经没有了，房子票子位子妻子孩子，哪一件事情让我们省心呀？但是一拿起钓竿，这些东西都和自己没有关系了，这就是钓鱼的乐趣和魅力。
一个写诗的人，当然时刻梦想着自己能写出好诗来，但是在一定的时候，好诗是可遇不可求的，涉及到人的天分。有时候自己写出一首满意的东西，会像孩子一样，觉得满世界的快乐都属于我一个人。


7、◆鸣砂火：“金沟屯”似乎成了你诗中一块有标志性的碑石，让人难以忘怀。这使我想起了诗人高梁的“下洼地”，在他的研讨会上，他说“对我来说，我要消除词语被人为附加的隐喻意义，让其回归到词语本身，回到其纯净的状态。从而让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建立自己的语言体系后，为它们营造出独特的生态场。”我想知道，是什么触动和激活了你这部分深层记忆，并将它定格成诗？在创作时，你是否先构思了以“金沟屯”为核心，来创作一个具有地域性生态场的诗系列？作为优秀诗人，必然要建立自己的语言体系和独特的生态场，对你来而言，是如何使自己在创作上做到这些的？

■王琦：我是在去年底今年初写的这个组诗，当时一共写了十首，有几个不满意的毙掉了。我写诗比较杂，这是几个朋友都一直在提醒的问题，我自己也有所认识。所以我想寻找一个可以更系统的表达自己诗歌内核的“下洼地”，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金钩屯，这是我常去钓鱼的一个小村子，在滦河上游，很闭塞，基本处在中国农村最不发达之列，每每从这个村子走过，我童年的一切就会涌上心头，农民的辛酸苦辣就展现在眼前，应该为他们写出一个诗人的感受！这是我写金钩屯的起因。
我写诗不太注重风格和形式，我认为那是评论家的事情。自己写着顺手，读者读起来能明白，这是我对自己作品的基本要求。我不得不承认，年轻的时候我对诗歌的认识是片面的、狭隘的，那时候我太理性化，理想化，认为诗歌一定要写出道理来，所以走了很多弯路。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不是政治宣言，写到情真处，道理自然在诗中，不用刻意去追求哲学的高度。
金钩屯只写了七首，以后会继续写下去的，按自己的理解去写，再也不追求大道理，把对生活的理解、对农民的理解写进去，用纯朴的感情营造自己诗意空间，至于金钩屯的其他方面，我看到论坛上很多诗友写的评论文章非常好，比我想到的还要好，我就不在这里多啰嗦了。


8◆鸣砂火：不少诗友在写评时都谈到你诗中的“水”，如“诗歌是个性化对人生情感的独特体验，如果说这两首诗贯穿的是一种纯洁的情感的话，无论是夸张的展示自我，还是克制的情绪化，都会以水的独特方式慢慢滴入读者心田。我承认这样的诗歌是大气的，是全景的表述，是诚实的理想。”（梧桐雨梦《与水有关的澄明——初读王琦老师的《水的意外》《依水而居》有感》），“在王琦老师的这组诗歌，时而以水之形态，时而依雪之态，以浪花之态，姿态的变幻正演绎着主题的本真。而这一组诗歌正是因‘水’而悄悄的打动了我。”(雨小朵《诗歌，以“水”的名义——读王琦诗歌有感》)。等等。大家都知道，水在中国文化上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先贤先圣都对它进行了盛情礼赞。那么，你为什么会如此钟情于水，并用最美的语言（诗歌）抒写它？

■王琦：我对水的认识在于我很多时间都坐在水边，水是无色、透明、没有形状的物质，我给其颜色，赋予它形状，这些水就成了我的意象，就是这么简单。我写诗很注重气息，是顿是挫全凭感觉，没有什么技巧不技巧的，我反对形式主义的东西，我自学很长时间的形式逻辑，倒是自觉不自觉的注重诗歌内在的逻辑关系。水无常形，诗无定法，关键是怎么掌握。
我在很多诗中写水，比如《立春，滦河水》，《青龙河》，《水的意外》等等，我觉得水是这个世界上最纯洁的物质，可以借助水来表达非常纯洁的友情、爱情和亲情。
和古人圣贤我不敢比，没法比，李白的黄河，苏轼的长江，闻一多的死水，再往前，诗经里的在水一方，或奔放，或婉约，或直抒胸臆，或峰回路转，不无是智者在水的典范。但是不能因为没法比就放弃自己喜欢的事物，一个诗人有一个诗人的意象体系，我因为常常面对流水，故而经常思考水势，水与岸的关系。哦，对了，在早年我还写过《岸边》：“岸是吃河水长大的，失去锁链一样的纤绳，他们反而失去了饭碗”。这是写纤夫的一首诗，现在想起来，我从青少年就喜欢水、思考水了。


9◆鸣砂火：2010年1月2日，著名诗人、作家何理老师仙逝了，在你博中保存了大量诗友对他悼念的文章。从这点来看，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作为岳父，他给了你“山花一样的妻子”，作为师长，他给后来者“恩师“的身影。他说“一个诗人、作家，不能光顾自己搞创作，还要关顾别人特别是刚刚步入文学芳草地的青年，向他们伸出热情的手，扶一把，助点力，这应当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你眼中，他是怎样一个人？在哪方面对你影响最大？如今你也投身和参与了很多诗歌组织活动，你是否在继承了他那些精神遗产？

■王琦：是的，何理先生既是我的岳父，也是我的恩师，我们之间感情很深，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写诗，1955年还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18岁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诗集《唱一唱农村》，在承德经过他培养起来的诗歌作者近百十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北野先生曾经将何理老师称作承德的诗歌保姆，我觉得非常贴切。何老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凭他的资历早就应该提为副处级领导，但是他自己从来不闻不问，对于待遇总是呵呵一笑，甚至连家里的事情也不管，但是如果有哪位作者生活上工作上有什么难处找到他，他会比自己的事情着急，为了王晓霞，王久侠，李春秋等作者，他连续找了三个县的县委书记解决这些人的户口和工作，无法算清楚有多少人得到过他的帮助，这样的精神品德，我是最直接的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品德方面：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时刻想着别人的人，一个不在乎自己利益得失的人。
当然，和他老人家的道德品行相比，我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我时常说谎话、言不由衷的话、不疼不痒的话，也没有他那种面对权势拍案而起的勇气。
何老师著作等身，在自己坚持创作的同时，把全部身心献给了自己喜爱的诗歌事业，他是我永远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