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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喜蛙

黄以明五十自述：我的诗学世界

                  作者：黄以明



如果说从1972年我十三岁创作的第一首民歌《搭起茅篷战云端》算起，我至今已有近四十年写诗的年龄了。但是说来惭愧，我应该是中国所有诗人中最愚钝、最难开窍的诗人了。民歌练笔五年后即1977年秋天，才第一次被县人民广播站采用。然后，从民歌到自由体新诗又经过了八年的练笔，1984年我的第一首题为《不用感谢》十九行的新诗才发表在《广州日报》副刊上。也就是说，从全身心地灯蛾扑火般的投入诗歌创作，花了十二年把吃奶力气都用上才把诗歌从手写变成铅字，说来难以让人置信。当时是文革时期，我又地处文化最贫瘠的广西边疆，家境贫寒，从《毛主席语录》到《鲁迅全集》那是一借到就如获至宝，反复诵读。从五岁起，只要手头能拿到的文革传单、墙上的标语口号、各种只要是汉字的印刷物，都是我的精神粮食。一个到我们山区来采矿的地质队员被我的求学感动，在我十一岁的时候将自己随身带的一套光绪年间刊印的桐城派领袖姚鼐编著的《古文辞类纂》全善本送给我，开启了我传统文学的熏习，当年这些有不少篇章我读到的都能背。我从五岁起的这股劲像个钻头一直钻到今天，可以说学习几乎构成了我人生各种需要围绕的中心。其他需要如果干扰了这个，都是“若为学习故，一切皆可抛”。

1992年2月，我第一次跨过了长江黄河，来到首都北京，才发现有这么多的书啊，这么多的读书人啊。对学习的贪婪比天还高，我进的是鲁院，我的同学都可以作证：他们天天跑的是官场、编辑部、名人，我天天跑的是图书馆、书店。可以说北京没有一个图书馆我没去过，大大小小各种各类的书店，只要听说没有没跑过的。当时，鲁迅文学院的诗歌小组召集人是贾哲宇，组织诗人的各类活动。我记得有一次他组织大家去见艾青和邹荻帆，我前一天发现了一个东四的教育书店，这个兴奋度超过去见艾青，我就没选择他们的活动。我到鲁院整整四年，没主动找过当官的，没主动跑过一个编辑部，没主动见过一个编辑，没主动投过一篇稿。但是，到鲁院来做辅导员的有《诗刊》的李小雨，有《人民文学》的韩作荣，是他们被我的学习精神所感动，主动地到鲁院来约我的稿，才让我有为数很少的几组诗，在舞文弄墨整整20年之后在国家级刊物露面，至今却也不是一个官方承认的诗人。爱尔兰诗人布莱克说，有两种诗歌写作，一种是天真，一种是经验。天真写作的，生来就是诗人，比如当代最优秀的诗人梁小斌就是这一类；经验写作的，要把什么是诗全部弄明白了之后，用认识来写作。所以在我的第一本诗集《空间》自序中，我就说到“我是一个不把梅子的核嚼碎了都不知道梅子是什么味道的人”。所以，我把我的诗性写作命名为观念。所以，什么是诗，诗就是天地（因此，我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命名为《空间》）。诗歌写作的方式就是天命。我认为，没看见整然性的时候无法写作。诗性用文字符号表达出来，也就是诗歌语言，必须在前期准备阶段完成自己的精神方式和语言方式。从这个意义说，我完成了。我的精神方式，是远方。我的语言方式，是观念。我的诗性，是空间。这就好办了。语言的发生器是时代，我的这些东西与时代的任何部位一碰，就是诗。

我记得，在新华社的一个朋友家里，我和诗人马永波聊过，我说“我的每一个词都要从文化首都北京回一次我的肉身出生地广西博白才拿得出来”。然后，他调侃我太辛苦了，他说“只建个漂亮的厕所在这个时代就不错了，你还想建人民大会堂，不可能”。所以，我几乎跟整个时代我的诗人兄弟无法对话。后来，我就从古代找。我发现，只有一个陶渊明是这样做的。我就拜他做祖宗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就叫《论陶渊明诗歌比的变性》。后来我才知道，我要做的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诗性的人。用一句通俗的话，就是建一个可当饭吃的精神家园。后来我还发现，在我们文化的邻居印度、阿拉伯的很多行吟诗人、欧罗巴的但丁、普鲁斯特、席勒、波德莱尔、尼采、斯宾诺莎、荷尔德林等等好像也是这样做的。最后我还发现，其他民族都没法准确地说出这种写诗的办法，只有我们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一言以蔽之：天人合一。所以，我就调侃自己说，我的诗学就算现代时空的天人合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