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宝安诗群的形成与发展

慢速伊妹尔

论宝安诗群的形成与发展

廖令鹏

注：发表于打工文学周刊，转载请注明。

  前言

  在深圳宝安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作家成果展览上，高朋满座，群星璀璨，惊叹他们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为他们辛勤付出而致敬，更加钦佩他们为宝安文学事业默默奉献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促使笔者对宝安的作家群体加深了认识，这个地方居然人文昌盛，藏龙卧虎，散布着这么多才华横溢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群体”这一概念逐渐在笔者脑海里形成了模糊的轮廓。从各大网络诗歌论坛及文化活动等途径了解得知，宝安拥有众多诗人，诗歌创作者或诗歌爱好者，他们的作品实力雄厚，数量繁多，而且他们还在创作着属于自己的诗歌，出版自己的作品，这让笔者非常兴奋，论述“宝安诗群”的想法由此萌生。前不久，深圳一内刊杂志选编了一辑名为《宝安现代主义诗群：南粤诗群中异质的诗歌风景》的宝安诗歌，由诗人唐成茂为之作序，第一次深度阐释了“宝安现代主义诗群”这个概念，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专辑中选编的宝安诗人作品，“宝安诗群”的提法由此而来。

  一、宝安诗群的提出与诞生

  区委书记周林祥在《强化责任抓好落实平安宝安和谐宝安繁荣宝安建设上新水平中国***深圳市宝安区第四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2007年1月23日）中强调：建设宝安现代文化体系，必须弘扬人文精神，构造和谐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筑牢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区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同时指出，弘扬深圳精神，发展创新文化，强化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加强人文精神建设，提升宝安凝聚力和软实力。报告对宝安区文化建设作了十分详尽的阐释，“宝安诗群”这个概念正是在报告中提到的“弘扬人文精神，构造和谐文化”倡导下孕育而生。

  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曾这样论述人如何从现有环境中获得自由的历史过程，先是“人的依赖关系”时代，个体不能独立，只能依赖人才能生存，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时代，个体从人的依赖关系独立出来，却又堕入依赖于物的关系之中，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时代。宝安有外来务工人员500多万，他们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各自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多种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形成了移民城市独树一帜的文化特性，即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以充满活力的青年群体为主体，成为聚集知识和人才的载体，为形成实验探索型的青春文化构筑新的基础。可见，新时期的文化特别是文学现象已不是一个人的兵团，而是一股群体的力量，是由人才的吸引，储备，累积，到发展的逐渐形成的主流群体。

  宝安现代主义诗群中拥有一批奋力坚守的本土诗人和正在超拔的移民诗人活跃于当下诗坛，成为南粤诗群或深圳新都市诗歌群体的主力军，甚至一些诗人已成为南粤诗歌或深圳新都市诗歌重要的旗手。如今，宝安现代主义诗群已趋成熟，其异质的诗歌精神和前倾的写作姿势已经成为当今文坛一道奇异的风景。这道风景也日益被诗坛关注并重视，宝安的《沙井文化》，美国的《新大陆》，香港的《圆桌》诗刊，南京的《陌生》诗刊，浙江的《有巢》诗刊等先后专栏展示了“宝安现代主义诗群”的集体风采。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分量的官方诗刊或民间诗刊已经注意到了宝安现代主义诗群，并陆续抛出橄榄枝，他们相信，这一诗群将是未来中国诗坛上一股重要的诗歌创作力量。

  唐成茂对于宝安诗群这一提法是基于对宝安文学土壤的深刻理解，是考察了深圳当前紧迫的文学现状，总结了宝安区当代诗歌发展独特的人文景观，以一种历史使命感和对生命颤动与热爱的激情，站在历史的高度询问当代诗歌的心态，重新审视诗人内在的诗歌精神与庄严圣洁的诗意灵魂。他指出：在大时代急遽变革的过程中，需要诗歌来指引，如果说文化是国家的灯塔，诗歌就应该是文化的良心和走向。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宝安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精神文明的繁荣以及宝安其本身具备的传统文化渊源等方面，为宝安现代主义诗群找到理论依据。城市文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对文化建设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宝安的发展已 经进入全面城市化的崭新阶段，城市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建设过程，它涉及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涉及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涉及居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强大变革的环境之下，文学创作者也应深入到城市内部，拓宽视野，与时俱进，创作顺应时代的文学巨著。

  革故鼎新，得宝而安。宝安历史源远流长，其夯实的文化基础也可以为宝安诗群的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营养。首先宝安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从宝安的风俗人情，如吃“盆菜”、舞麒麟、舞狮、重阳登山等等，到游览名胜古迹如新安故城、凤岩古庙、凤凰禅寺、文公祠和文昌塔等，都拥有比较完整的传统文化资源。另外无论是深圳还是香港，母体都是宝安，可以说宝安是深港历史文化传统的根本所在，这使得诗群能够深深扎根于现代文明，追溯所属传统文化渊源，为其蓬勃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其次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宝安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特别是建区十余年来的发展势头迅猛。经济繁荣带来的社会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带动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上升，落后呆板且缺乏创新意识的文艺作品，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层面越来越高的要求。而诗群最大的特点就是容纳创作个体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又以其包容性让各种文艺思想的火花相互碰撞，各种文学体验叠加在一起，以全新的力量冲击社会传统阅读范畴，诗群是新文化的生力军。

  三、宝安是移民城市深圳的主要辖区之一，多元化文化特性不断变化交融，这与诗群的“群体”概念相吻合。这里的群体并不是小圈子，相反，它是以群体为载体聚集更多的文学爱好者，让宝安、西乡、龙华、福永，观澜等相对分散的文学力量以一个群体形象展现。诗群兼收并蓄，包容乃大，繁华似锦，与中国五千年诗歌辉煌历史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宝安诗群的提出既符合马克思关于人自由发展的辩证哲学，顺应宝安“弘扬人文精神，构造和谐文化”的新文化精神诉求，同时暗合诗歌本身发展的轨迹和宝安诗歌现状、诗人诗意回归灵魂故乡的历史高度。它必将以一个崭新的面孔，一个宏大的精神形象，一个无论在诗人诗歌素质还是群体的人文价值观都将与众不同的新兴诗歌群体。

  二、宝安诗群的地域和人文特征

  诗群的概念诞生于19世纪初期，较早的可以追溯到湖畔诗群与创造诗群，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衍生了丑石诗群、他们诗群、蓝星诗群、知识分子写作诗群、白洋淀诗群、海上诗群等等。区别于一般诗群概念，宝安诗群秉承深圳城市精神中自由、开放的内核，并不提出自成体系诗歌理论或观点，而强加于诗群所有成员，不是先圈地后囤人，不存在所谓精神领袖，它首先是以宝安为地域特征形成的一个诗歌创作群体，它是诗歌历史现象的总结，是宝安诗歌创作历史过程中经过长久以来水到渠成式的沉淀，“存在”是它的客观现象。

  以宝安中心区为中心，辐射周边的辖区街道，稍加整理便可以看出宝安诗群中庞大的诗歌创作力量。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地域的组织团体。《羊台山》杂志及大浪的羊台山文学创作基地，积淀10多年的宝安31区，《打工文学周刊》聚集地及其辐射范围，《沙井文化》，《西乡文艺》，《文艺之窗》和宝安文联，《伶仃洋》文学季刊，《深圳诗人》诗刊，全区各大内刊。

  二是地域的独立诗人。宝安中心区：王熙远、唐成茂、荒虎、廖令鹏等。西乡街道：徐东、阿北、李爱华、李智强等。龙华街道：李春俊、彭先发、胖荣、楚中剑、老船等。福永沙井街道：李晃、一回等。

  曾几何时，诗歌在宝安这个打工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还只是苦难，疼痛，呐喊，尖叫，底层，草根，流水线等等的代名词，最近几年涌现出来的宝安诗歌群体映射的文化特性，鲜明地反映诗歌回到诗歌，诗歌回到诗意的真正内涵，展示了文化与社会现实交相融会并得以深化的艺术前景。当然，这并不是说诗歌从此脱离了社会生活，脱离打工文化，脱离了宝安，甚至脱离了深圳，走向偏安一隅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文学体裁。经长期考察，宝安诗群有着它独特的人文特征，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宝安诗群最显著的人文特征，也是最富有魅力的地方：以个体最为淳朴的语言，坚守着灵魂的歌唱，用心灵与灵魂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几十年如一日为诗歌加冕，以丰富和精彩的实际创作回答了“何为诗”和“诗为何”这两个让众多诗歌理论家十分棘手却不能回避的问题。

  二、可以肯定，宝安诗群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底层，抒写外来务工者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诉求和工作生活的辛酸苦乐。若是剥离这一基础层面，宝安诗群便脱离了存在的基础和道德准则，进而演变成为文学景观的空中楼阁。宝安诗群日趋成熟的创作技巧与诗意的挖掘，将为打工文化吹来一阵清新的风。从宏大的抒情转为灵魂的回归，从无力的呐喊转为心灵的深度窥探，从生存的呼吁请求到生命意义的拷问追寻，他们更多地关注每一个人每一个心灵，每一个故事背后隐藏的秘密，关注道德伦理与自身的意味，从发散型的直抒胸臆式抒写慢慢转为内敛型真实内心的呈现。

  三、宝安诗群具备新人文精神的因素，是新都市文学中崛起的新一代诗歌力量，大致表现在身份焦虑与主体觉醒、对城市认同的追问、道德精神重建的诉求。灵魂和生存是分不开的，诗群既关怀生存，也关怀灵魂，简而言之，就诗群创作者个体而言，绝不仅仅停留在吐口水上，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表现精神世界上去，自我意识和精神意识的觉醒，人的尊严和道德，特别是道德精神重建等等。

  三、宝安诗群概念提出的现实意义

  宝安诗群概念提出对于宝安现阶段的文化主要是文学中的诗歌发展、社会文化中的诗歌作为、和谐文化中的诗歌表现具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宝安诗群年轻态，充满朝气蓬勃的青春生命力，诗歌特色十足，个性鲜明，而且具有非凡的原始创造力，充分展示当代宝安特色、宝安风格、宝安气派的鲜明而美好的文化宝安现象。宝安诗群既有40年代的资深老诗人，也有90后的初出茅庐的晚辈，其诗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甚至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风格，但从他们笔端流露出来的对宝安这片土地的热爱却是不谋而合。60至70年代的诗人，其作品内蕴深厚，精彩纷呈，是洗尽铅华之后的理性回归，既代表着当代诗坛审美取向的新风向，又深受宝安或深圳的南粤文化传统的影响。

  二、随着城市不断走向成熟，打工文学抒写的广度和深度也将大大拓展，并逐步从城市表层的衣食住行等解决生存到打工族心灵世界的深度挖掘。诗群立足于宝安，以成熟的诗歌作品展现给宝安，适合多样化的读者，阅读要求更高的读者，不再是一个人表演很多人观看的局面，而是各个人都能找到他（她）喜欢的表演者，对于构建和谐宝安、文化宝安有着深远的意义。

  诗群的诗人以其各自独到的生活体验，展现出一幅幅诗歌长卷。作家王熙远的文笔洗练流畅、朴素率真，诗歌和散文具有“绚烂之至，归于平淡”的风格，他所推崇的诗歌创作理念可归纳为真、深、新、亲、心，为宝安诗坛吹进一股真情之风；青年作家徐东的诗歌作品，充满了安详静谧，圣洁高贵，仿佛一朵朵“吉祥的云”；唐成茂的诗歌作品强力切入生活，切开现象的地表，做深入的探索，写出撕扯心扉令人疼痛与奋发的柔韧文 字，让文学艺术成为心胸艺术，体现情怀，以印证时代精神特征，履行“烛照深邃灵魂，激发生命意志，发掘纵深激情”的艺术追求；李春俊把自己的命运与寻求诗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在深圳这样一座充满了创造与冲动、欲望与考验的城市里，他一直坚守着内心的那块圣土，不断地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诗意。他提出诗歌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工业化、商业化和信息化并没有削弱诗歌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诗歌永远都是保留人类精神遗产、探寻人的内心、预言未来世事的重要载体。他还提出了诗人应该有敬畏之心、有大爱之心、安宁之心；阿北的诗歌打上了个人叙事的烙印，这种烙印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真挚的自我书写、融思索于文字、强烈的悲悯情怀以及最为基层的情感价值，他实现着一个诗人最为基本的使命——言说这个时代和社会；李晃娴熟地从中国古典美学与诗学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清丽高雅的唯美风格，他的《饮马江南》、《湘西放羊》得到广大读者的争相阅读；楚中剑的诗才情满腹，题材广泛，让人置身于诗意的旅游之中；李智强、胖荣的诗从打工底层中来超越了苦难本身，洋溢新人文精神中人性与人文的关怀……

  三、诗群是宝安这个大本营的一个总号角，有利于团结散落在宝安各处的诗人，为人民群众和诗人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宝安由于历史的积淀特别是近20年以来打工文学的兴起，拥有许多诗人或诗歌创作者，但随着打工文学地域拓展到全国，积极的声音有所削弱，这些诗人独处一室，各自为政，对诗歌的热情也相应减退，呈铁树开花之态势。宝安诗群，以诗歌创作方面较有实力的中坚人物为根本，高扬诗歌旗帜，必将得到广大诗友的呼应，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宝安必将呈现欣欣向荣的文艺局面，以诗歌当领头羊，带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创作。

  另一方面，宝安500多万外来工，近年来文化发生很大的变化，受众者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其文化需求也跟着越来越高。宝安新时期的“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所规划的“一二三四五六”方针当中提出打造打工文学精品、图书馆之城、广场文化三个品牌和特色的社区文化等等，急需各方面的文艺人才。诗歌这种可以“歌、诗、诵”，可以“兴，观，群，怨”的好形式，完全可以在这个舞台大展其无穷的魅力，在社区的大家族中驻足，生根发芽，在深圳甚至全国知名度很高的“深圳诗人之夜”系列活动，就是很好的范例。

  四、诗群不是精英的俱乐部，更不是草根的蛙居地，而是精英写作与底层写作共存，是一种和谐的文学生态。打工文学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它为深圳文化建设和打工者的文学生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打工文学的基础上，打工文化孕育而生，并慢慢渗透到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它是深圳的一面“文化旗帜”。

  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宝安诗群的提出具有很深远的意义，因为它已经存在着并且发挥着强大的创作生命力，其中流砥柱在诗界各名噪一时，诗歌不再是“为了写而写”，它崇尚的是“我要写才写”，这是健康的写作倾向和文学心态。诗群的写作者自觉地运用文学理论和生活体验武装自己的文艺头脑，自觉地走上诗歌的高雅殿堂，自觉地用心灵和灵魂写诗。

  宝安诗群的诗歌精神是打工文学的补充，建立在打工文学基础之上却有所超越与完善，从打工文学之中汲取养分而为我用，从社会诗歌的层而步入诗歌社会的层面，他们将继续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不断地创作和自觉地创新。

  五、以宝安为中心的诗群，辐射各辖区街道，增强城市现代文明催化过程中的诗歌凝聚力，可分可合，促进诗歌创作的水平。诗群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各人的作品可以有效地得到参照，不再是先前那种闭门造车、夜郎自大的心态，而且诗观平等交流，诗作真诚批评，不存在当下很多小圈子类似的不听从组织安排就自动退出，不合群就远走高飞等等现象。

  总之，宝安诗群的提出有利于充分展示当代宝安特色、宝安风格、宝安气派的鲜明而美好的文化宝安现象；诗群立足于宝安，以成熟的诗歌作品展现给宝安，适合多样化的读者，阅读要求更高的读者，对于构建和谐宝安有着深远的意义；有利于团结各街道诗人，为人民群众和诗人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诗群是精英写作与底层写作共存，是一种和谐的文学生态；有利于增强城市现代文明催化过程中的诗歌凝聚力，促进诗歌创作的水平等等。

  四、宝安诗群的群体化效应逐渐显现

  通过宝安诗群的地域分布和人文特征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藏。群体化效应不容忽视，这种群体化所带来的无论是社会影响还是诗歌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未来的世界是全球化时代，凭借个人智慧与才华已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需求，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发挥无穷的创造力。诗歌也是一样，一个人写作，很可能形成一种模式，一种语法，一种节奏，甚至一种偏执的诗观，这样的创作势必带给阅读者审美的疲劳与厌恶，直接扼杀了读者的诗歌感情。

  宝安诗群的群体化效应还能起到一些出人意料的收获。比如宝安31区，王十月说一方面宝安是打工文学的策源地，创作氛围好，31区的租金又相对便宜；一方面大家一边打工，一边搞创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互相帮一帮，此外，大家文学志趣相投，生活经历各异，在一起可以互相出出主意，提提建议，多写出一些好作品。另外在安石榴的《我的深圳地理》中描述《二十六区》这首诗就是在文友聚会喝酒时信口道出的，后来成为诗歌，并最终被认为是诗歌名篇。

  这些轶事虽然是诗人们之后的调侃，但它侧面印证了诗人群居时所带来的收获。深圳是我国打工文学和打工文化的策源地，其中宝安又是大本营。2007年11月22日，第三届“打工文学论坛索佳工业园劳务工诗歌朗诵晚会”成功举办，展现诗歌走向底层，走向平民百姓的可能性。第七届深圳读书月“金秋宝安诗歌朗诵会”，对近二十年来我市乃至全省诗歌生态进行回顾与展望。

  纵观这些活动，无不让我们感受到群体活动的真正力量，它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有时是不可估量的。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宝安诗群的形成，为建设一支适应特区发展需要的诗歌文化人才提供了资源，为未来的文化事业奠定基础。关注诗歌个人是有必要的，但是关注一个诗歌群体更是事半功倍，深得民心，对于整个诗歌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扶持，引导正确的创作方向，鼓励新人，以中坚力量活动全盘力量，努力地营造一个“敢于展现，乐于展现，精于展现”的面对广大群众成员的诗歌群体，以一个群体的生活融入群众的生活，诗歌繁荣的春天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五、简述宝安诗群的发展前景

  余秋雨先生在谈深圳文化发展战略时指出：从未来发展角度看，深圳要扮演的角色是文化集散地，是传播各种文明的码头。主要是建设一个“文学集散地”沟通海内外文学交流，形成百花齐放的文学格局，建设一个“桥头堡”，使深圳成为高扬新的人文精神，加快中国文化转型的南方文化的窗口。

  宝安诗群正是深圳“文学集散地”和“文学桥头堡”的最好注释，对于宝安文化事业的促进与贡献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将是宝安文化的长期诗歌献礼。

  站在更高的高度看宝安诗群，由于它形成很大的诗歌创作圈子，慢慢的其能量辐射远超出宝安，加之深港合作日益密切，宝安又是深港的母体，所以它对沿珠江三角香港等地的诗歌创作会有一定的影响，对当代诗歌人文生态景观有很好的特区示范作用。

  廖令鹏 笔名小兵小卒，南昌大学中文系毕业，江西赣州人，现居深圳宝安。深圳文学论坛创始人之一，曾任深圳诗歌网总负责人，研究方向主要有诗歌评论与理论：“以事件为意象的诗歌”，“诗歌自我呈现的向度”，“现代诗歌和意识的潘多拉盒子”，“诗歌与文化”等。作品集有《新安故城》、《诗歌的苹果——小兵小卒诗歌理论集》《太平溪的星空》。

莫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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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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