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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与诗感差异
游园不值
叶绍翁 南宋
应怜屐齿印苍苔 ，
小扣柴扉久不开 。
满园春色关不住 ，
一枝红杏出墙来 。
叶绍翁 南宋诗人，字嗣宗，号靖逸，祖籍建安（今福建建瓯），本姓李，后嗣于龙泉(今属浙江)叶氏。生卒年不详。他长期隐居钱塘西湖之滨，与葛天民互相酬唱。 叶绍翁是江湖派诗人，他的诗以七言绝句最佳，如《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其他如《夜书所见》写儿童夜挑促织，景象鲜明，反衬出客中的孤寂；《嘉兴界》写江南水乡景色，颇饶风味；《田家三咏》写田家的生活片断，平易含蓄，词淡意远。
这首小诗写诗人春日游园所见所感，写得十分形象而又富有理趣。这首诗情景交融，千古传诵。诗人去朋友家游园看花， 长满苍苔的路上遍印着诗人木屐钉齿的痕迹，敲了半天柴门，没有人来开。诗人从露在墙头的一枝杏花想象出满园的春色，说园门虽然关得紧，春色却是关不住的啊！
头两句“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作者访友不遇，园门紧闭，无法观赏园内的春花。但写得很幽默风趣，说大概是园主人爱惜园内的青苔，怕我的屐齿在上面留下践踏的痕迹，所以“柴扉”久扣不开。将主人不在家，故意说成主人有意拒客，这是为了给下面的诗句作铺垫。由于有了“应怜屐齿印苍苔”的设想，才引出后两句更新奇的想象：虽然主人自私地紧闭园门，好像要把春色关在园内独赏，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后两句诗形象鲜明，构思奇特，“春色”和“红杏”都被拟人化，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引起读者许多联想，受到哲理的启示：“春色”是关锁不住的，“红杏”必然要“出墙来”宣告春天的来临。同样，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也是封锁不住、禁锢不了的，它必能冲破任何束缚，蓬勃发展。
因游赏受阻而扫兴又得兴，这应该看作是一种精神奇遇。此诗就是记录这种精神奇遇的，它是一首无法成游、却胜于成游的别具一格的记游诗。首句又作“应嫌屐齿印苍苔”，我却嫌这“嫌”字不好，它似乎在表现园主人闭门谢客、远离尘嚣的清高，但清高得有点做作。倒是“怜”字有情致，高齿的木板鞋（屐，音jī）不避苔滑路僻，去探访春天消息，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值得怜惜、同情，尽管它吃了“闭门羹，轻拍木编门扇（柴扉，音fēi）而久久不见打开。“嫌”是从推测园主人感情的角度落笔，“怜”则是从探访春色者的 游兴的角度落笔，后者更贴合“游园不值”、无缘进门的诗题。无缘 进得园门，游赏的愿望受阻，未免有点扫兴。但扫兴之余惊喜地发现奇遇、奇兴，由一枝红杏出墙，想象着墙内满园春色灿烂夺目，这就把“屐齿游园”转化为“精神游园”了。失望后的意外精神补偿，弥足珍贵。春色在这么一“关”一“出”之间，冲破围墙，溢出园外，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关锁不住的生命力度。到底自然界比园主人更能体贴游人的情趣，这就不仅是游人怜屐，而且春色派遣红杏使者也 来怜屐了。从某些语句上看，此诗点化了陆游的《马上作》一诗：“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不过陆游此作未免平展，有点马上观花，不及叶绍翁之作那么精神专注，在深挚的精神体验和心理波折中，迸发出春光难锁、喜从天降的生命力度，以及情趣盎然的精神哲学的启悟了。可见名家之诗不一定都能省心地成为名作，非名家一旦对生命与诗进行精诚开发，也可能出现奇迹。
这是东方诗人的文化心态：对外部世界又亲切又依赖又向往的中和心里，喜欢幽静，趋向和谐，崇尚生命和美的本源。这又是东方诗人的特殊禀赋：从直觉体验、瞬间感悟到点睛之笔的奇妙表达，总是在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凡中发现非凡，创造出鲜活的意境，而并不注重外界事物数与量的尺度以及予以条理或剖析。
芭蕉（1644-1694）是十七世纪日本一位伟大的诗人，有一次他写了一首十七音节的诗，这种诗叫俳句。如果我们把他翻译成英文似乎是这样的：
I see the nazuna blooming
By the hedge!
啊，一颗荠花
开在篱墙边！
这很象是芭蕉在一条乡村道路上散步，那时他注意到有个什么东西几乎是被篱墙挡住了。于是他走近一些，仔细看了看，发现它不过是一枝野生的花，很不引人注目，而且通常也总是被路人忽略的。
芭蕉是一位自然诗人，正如大部分东方诗人然。他们爱自然爱得如此深切，以致他们觉得同自然是一体的，他们感觉到自然的血脉中所跳动的每个脉搏。大部分西方人则易于把他们自己同自然疏离。他们认为人同自然除了与欲望有关的方面之外，没有什么相同之处，自然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人利用而已。但对东方人来说，他们同自然确是非常密切的。当芭蕉在那偏远的乡村道路上，陈旧破损的篱墙边，发现了这一枝不显目的、几乎被人忽视的野草，开放着那花朵时，他就激起了这个情感；这朵小花是如此纯朴，如此不矫作，没有一点想引人注意的意念。然而，当你看它的时候，它是多么温柔，多么充满了圣洁的荣华，要比所罗门的荣华更为灿烂！正是它的谦卑、它的含蓄的美，唤起了人真诚的赞叹。这位诗人在每一片花瓣上都见到生命或存在的最深神秘。芭蕉可能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但是我可以确定，在那个时候他心里跳动的一种情感，颇为近似与基督徒所称为的神圣之爱，这种爱深至宇宙生命的最深深渊。
这是东方。现在让我看看，在相似的情况下，西方所提供的例子。我选了但尼生。他可能不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诗人，可以举出来同远东诗人像较的。但是下面这一首短诗，却与芭蕉的十分相似。他的诗如下：
Flower in the crannied wall, I pluck you out of the crannies;
Hold you here, root and all, in my hand,
Little flower-but if I could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root and all ,and all in all,
I should know shat God and man is .
墙上的花，
我把你从裂缝中拔下；
我在掌中，拿到此处，连根带花，
小小的花，如果我能了解你是什么，
一切一切，连根带花，
我就能够知道神是什么，人是什么。
在这一首诗中，有两点是要留意的：
1．但尼生把花拔下，握在他的手中，“连根带花”，而看着它，或许是有意的看者它。很可能他同芭蕉在路边篱墙下发现一枝荠花时，有着近似的情感。但是两个诗人不同的地方在于，芭蕉并不把花拔下来。他只是看它。他沉湎在默想中。他在心中感觉到某种东西，但是他并不把它表示出来。他只让一个惊叹号来说他想说的一切。因为他无话可说，他的感觉是太丰富深沉了，而他没有愿望去把它概念化。
至于但尼生，他则是活动的与分析性的。他先把花从它所生长的地方拔下来。他把它从它相属的土地分离。同那位东方诗人十分不同的饿，他并不让花自己去过它的生活。他一定要把它从墙的裂缝中拔下来，“连根带花”，而这意味着植物一定会死。显然他并不愿顾到花的生命目的；他的好奇心必须满足。就如同某些医学家一样，他要把花活体解剖。芭蕉却甚至未曾碰到那荠花，他只是看着它，他“细细”看着它——这是他全部所做的。他是全然不活动的，这与但尼生的活动性是一个很好的对比。
在此我特别愿意提到这一点，并且，以后还会有机会再提到它。东方是沉默的，而西方则滔滔善辩。但东方的沉默并不就是意谓着黯哑和无言无语。沉默在许多情况中是与多言一般善辩的。西方喜欢语言表现。不仅如此，西方还把语言文字变为血肉，并使得这个血肉在它的艺术和宗教上变得过为显著，或者无宁说过为浓艳、淫逸。
2．但尼生下一步做的是什么？看着拔下来的花，这朵花很可能已经在开始枯萎；他在自己心里提出这个问题，“我了解你吗？”芭蕉却根本不是好追根问底的。他感觉到他那朵卑微的荠花中所启示的一切神秘——那深深的深入所有的存在之渊源的神秘，他沉醉在这种情感中，而以一种无可说的，无可闻的呼喊喊出来。
与此相反，但尼生则继续他的智力行为：“如果我能了解你是什么，我就能够知道神是什么，人是什么。”他之诉诸理解，是西方典型的行为。芭蕉接受，但尼生排斥。但尼生个人的人格是同花站开的，同“神和人”站开的。他既没有把自己和神相认同，也没有和自然相认同。他总是同他们分开的。他的理解是今日人们所称之为的“科学客观的”理解。芭蕉则是彻底“主观的“。（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用词，因为主观总是被认做和客观相对立的，我的“主观”一词则是我想称之为的“绝对主观”的东西。）芭蕉即是处在这种“绝对主观”中，在其中芭蕉看到荠花，而荠花看到芭蕉。在此处并不是所谓移情、或共鸣、或两者之融合。
芭蕉说“细细看”（在日语中念做“Yoku mireba”）。细细这两个字意含着芭蕉在此处已不再是一个观望者，而是花变得意识到它自己，而菁菁的，滔滔的表白它自己。而花的这种静默的雄辩或雄辩的静默，在芭蕉的十七个音节中回响着。这其中有着多么深邃的情感，有着多么神秘的言辞，或者甚至何等的“绝对主观性”哲学，也只有那真正完全体会过这些的人才能领会。
但尼生，就我所见，第一点，他没有情感的深度；他全然是智力的、典型的西方心态。他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他一定得说一些什么，他一定得把他的具体经验抽象化或智性化。他一定要从感觉的领域出来，到智性的领域，他一定得把生活与感受置于一套分析之下，以满足西方追根究底的精神。
叶绍翁、芭蕉和但尼生，作为趋近事实的两种基本态度之代表。叶绍翁、芭蕉代表东方，但尼生代表西方。当我们把他们做比较时，我们发现两人各自表明了他们的传统背景，依照这个背景，西方的心灵是：分析的、分辨的、分别的、归纳的、个体化的、智化的、客观的、科学的、普遍化的、概念化的、体系的、非人性的、合法化的、组织化的、应用权利的、自我中心的、倾向与于把自己的意志加在他人他物身上等等。与这些西方的特点相对，东方的特点则可以述之如下：综合的、整体化的、合一的、不区分的、演绎的、非体系的、独断的、直观的（或者宁可说是情意的）、非推论的、主观的、精神上个体化的、而社会上则是群体心理的等等。
比较起来，叶绍翁的诗于淡泊、于悟性中不乏情感的浓度，“一枝红杏”的静默在诗情画意中律动；而但尼生的诗则缺乏情感的神父，全然是智性的、条理化的，把自己的意志和心智加在他物身上予以观察辨析。这是典型的人类与自然、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思索，从感觉领域旋即步入智性领域的西方文化心态。
[ 本帖最后由 紫陌秋桐 于 2009-6-29 21:41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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