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时期诗歌的死亡意识流变
施津菊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48)
原载于：2006年第3期，齐鲁学刊
收稿日期:2005-10-16
作者简介:施津菊(1961—),女,湖北谷城人,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 要:当代诗歌中死亡意识的传达有着清晰的流变轨迹,尤其是进入新时期后,其总体走向呈现为从外向内、从群体向个体、从凸显英雄主义的崇高意境向张扬个人主义的多元形态的嬗变。死亡审美及其表现方式的不同,归根结底是社会价值观和生命哲学观所决定的不同人生观及死亡观的形象化呈现。
关键词:诗歌;审美;死亡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6)03-0109-04
半个多世纪以来,诗歌中的死亡意识的传达有着自己清晰的流变轨迹。从创作的时间和表达的思想上看,由于文体自身的特点,诗比小说和其他文学样式更迅捷更鲜明地传达了当代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死亡意识与文化认同。当代文学前30年里,诗歌中的死亡意识基本表现为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20世纪70年代末,朦胧诗的诗风探索以及意义表达都有别于以往同类诗歌作品。朦胧诗既有对建国初十七年文学死亡价值的认同与坚守,也开始转向死亡表现的内在探索。朦胧诗之后,被称为“第三代”或后朦胧诗”的创作中,死亡意识的表现呈现了更为复杂的意义走向。研究当代诗歌死亡意识的嬗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考察文学中的死亡认知与精神传达,以及对审美地建构死亡意识及其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一
20世纪70年代末朦胧诗的死亡意识表现,首先是对十七年及“文革”文学中的英雄主义死亡精神的认同和继承,但所表现的死亡意象与意义传达又与以往有明显的区别,死亡作为生命和肉体被摧毁必然产生的痛苦和悲剧已不再被回避。试比较同类题材发表于1953年的《你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祭刘胡兰》(李冰)与1979年的《没有写完的诗》(江河)中不同的表述,可以看出这种死亡观念的嬗变。同样是面对刑场,前者彰显英雄无畏赴死的献身精神和死亡价值:“谁说绑住手脚就不能前进? /谁说不穿盔甲就不能冲锋? /你向前走去,向那铡刀走去,/就像英雄的叔叔们冲向敌人的碉堡!”[1] (P99)后者关注英雄受刑时的自我感受,既视死如归,也有受到摧残时身心双重的痛苦:“我被投进监狱/手铐、脚镣深深嵌进我的肉里/鞭子在身上结网/声音被割断/我的心一团火在嘴唇上无声燃烧/我走向刑场,轻蔑地看着/这历史的夜晚,这世界的角落”[2](P42)。都是写受刑和牺牲,前者表现英雄之死给他人带来的心理震慑:“敌人看着你的尸体发抖,/你使他们更加惧怕每个***员。/你使地主看见每个妇女儿童都心惊胆战,/好像看见了刘胡兰!”[1] (P99)后者则注重英雄就义时的自我直觉和体验:“黑压压地挤满被夺去光泽的人群/我也站在这群人中/看着自己被处决/看着我的血一涌一涌地流尽/……我死了/子弹在身上留下弹坑像空空的眼窝”[2](P43)。前者用全诗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突现社会赋予英雄牺牲的政治荣誉以及对社会群体的感召力,用战士、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和母亲等人群向英雄学习的誓言来表达整个社会对英雄死亡的价值认同和赞美;后者传达的则是死后的黑暗和孤独,表现为豪情与悲情同在,颂歌与悲歌同唱:“我死了/不是为留下一片哭声、一片感动/不是为了花朵在坟墓上孤独地开放……我被钉死在墙上/衣襟缓缓飘动/像一面正在升起的旗帜”[2](P43)。这里,死亡的苦难意象和启蒙意义均得以凸显。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两首诗虽都属于革命与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时间推延了20多年后,朦胧诗已经从英雄之死引起的社会反响开始转向自我体认,实际上是对死亡的表达从过去偏重外在意义的书写转向不放弃外在社会意义的同时,更加关注生命的内在感受,曾经被死亡的社会价值和政治荣耀覆盖或遮蔽的个体感知被重视和发掘。关注英雄主义光环下生命本身的悲剧意义,使死亡不仅呈现伟大激昂的一面,也呈现了与死同在的生的寂灭。①
对以往文化形态普遍推崇的死亡价值及其意义既有认同,又有怀疑,甚至否定,这也是朦胧诗在当时文化背景下所引发的思索。这种渐趋复杂的意义指向在北岛的《结局或开始》中有委婉的表达:“也许有一天/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垂放在/每一个不屈的战士/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3](P19)。诗人赞美了牺牲的不朽和意义,也不回避墓碑的寂冷,因而,在英雄雕像和普通人之间,“必须承认/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我,战栗了/谁愿意做陨石/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3](P18)。这样的坦言显然更贴近“人间的烟火抵得上天国的芬芳”的世俗生命观。符合群体利益的死亡价值固然不可磨灭,生命存在的自我价值也同样不可忽视,这是朦胧诗突破此前文学中死亡传达意义单一的一个重要标志。诗人的另一首《宣告》则是这种转变和标志的直接表白:“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3](P15)。关注人的生命和存在价值,提升人的自觉意识与主体性,这样的死亡审美表现了一定的人本思想。这使朦胧诗在当代诗歌的死亡表现方面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20世纪70、80年代之交,我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渐趋淡化,文学的主体性日益增强。朦胧诗关注了现实存在的人及其生命价值,使死亡的艺术表现开始贴近世俗生命的切实要求。人们应该怎样认识死亡,文学又该如何传达死亡,既肯定死亡的社会意义,也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不因群体的利益而忽略个体的不可替代性,也不因生命的惟一性就摈弃崇高的价值标准。在群体与个性、社会与自我之间如何寻求最佳的平衡,是朦胧诗死亡表现的有益探索。遗憾的是其后出现的后朦胧诗则朝着彻底消解死亡的社会价值与意义的方向,把死亡感知推向了极端的个体化表现。
二
后朦胧诗使死亡远离社会价值或群体意义,完全成为个体的自我认知与个性传达。在死亡认知或想象中传达死亡体验,并把它当作人生命过程中的自然部分,成为人表达内在情感的自然需求,这是后朦胧诗区别于以往审美死亡的显著之处。这从数量众多的与死亡相关的诗歌标题中即可见一斑,如《死亡的图案》(翟永明)、《死亡三部曲》(阿曲强巴)、《可以死去就死去》（陆忆敏)、《死亡的比喻》(张枣)、《死城》(廖亦武)等,死亡成了他们十分偏爱的主题。在死亡的想象和体验中,死亡梦想如歌如诉,就像吉狄马加在他的《黑色狂想曲》中的吟唱:“啊,黑色的梦想,让我伴随着你/最后进入那死亡之乡”[4](P806-807)。死亡成为有声有色的实在之物,或有滋有味芬芳诱人;死亡是情感的趋向,也是内心的启示。后朦胧诗中的死亡意象比比皆是,甚至许多相关意象如行尸、幽灵、墓园也成为想象的对象。而且,诗人并不满足于想象和梦想死亡,还要描绘出死亡的具体情景。
翟永明在《死亡的图案》中用七个夜晚诗人对死亡的感悟,描绘出一副生命黯淡直至熄灭的印象画。诗人一再表达的亲尝死亡,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濒死或在死,而是把全部生命看成完整的死亡历程,生命过程即死亡过程。这样的死亡认知既是外在于人的异己感受,也是人的内在隐痛,是生命存在中的一部分。而在另一些后朦胧诗中,死亡则被表现为人内在的生存“痼疾”和病象,时刻警示着人向死而生的生之“痼疾”,和向死而死的死之“惨痛”。这样的死亡情感和死亡认知成为人完整的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来自于个人对死亡的切身体验也来自于文化中的死亡观念塑造,是一定死亡意识形态下的生死感悟。
从形而上的角度传达死亡的诗作在后朦胧诗中虽然数量不多,却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这些诗中的生死表达已经远远超出了具体生命的兴衰枯荣,成为宇宙显示其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在宇宙生命观的形而上的视野里,世间所有的生死都是在演绎宇宙存在的自然法则。正如欧阳江河在《悬棺》的题记中表明的:“他们向一座巨大的城堡走去。城堡的正面写着:‘我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你们在尚未进来之前就已经置身其间,而当你们出去之后依然身在其中。’”[5](P101)该诗从人类漫长的死亡足迹中发掘生命和死亡在时间中相对的有意义和绝对的无意义,对作为生命物种的整体之人的存在及其意义提出了质疑:人,“面对高悬于自身陨落的唯一瞬间,有什么值得庆幸?被无手之紧握、无目之逼视所包围,除了你自己,除了一代又一代的盲目,又能收获些什么、炫耀些什么?”[5](P109)“除了死亡又能延续些什么?”[5](P103)这些叩问是对生命存在个体的有目的性和整体的盲目性悖论的洞穿,也包含了对生命整体存在无意义无价值的极度悲观和生命虚无的彻底绝望。然而,诗人又从彻底的死之绝望中寻找生的希望,从绝对的死之无意义中求得生的意义,积极地把死亡体验纳入生之范畴,把领悟死亡当作生命的最高启示,生与死的分野就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不可逾越,至少是精神上的界限并不存在。这种生在死中,死也是生的既相悖又相容的生死观念,既是《悬棺》对生死界限的形而上之沟通,也是诗人包括死亡观在内的宏观生命意识所具有的包容性。这种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对死亡本体的思考,对建构健康的生命观和死亡观是有益的尝试和探索,遗憾的是这样的探索在后朦胧诗中浅尝辄止。
后朦胧诗中死亡还是一种文字游戏与时尚表达。正如陆忆敏在《美国妇女杂志》中所吟咏的:“我们不时地倒向尘埃和奔来奔去/夹着词典,翻到死亡这一页/我们剪贴这个词,刺绣这个字眼”[4](P681)。死亡因剪贴和刺绣的材料和色彩不同,结果就可能是多样的,因而诗人可以把死亡想象成食品或其他所希望的任何物质:“死亡肯定是一种食品/球形糖果圆满而幸福[4P691),“秋天是我的礼物/死是我的礼物”[5](P891-892)。总之,被纳入游戏和时尚范畴的死亡可以因人的意愿而被随意实化或虚化,抑或诗化,甚至,可以把自杀之死看成是一种极具诱惑
力的生命激情和时尚体验,所以后朦胧诗还热衷于表现自杀的想象。《可以死去就死去》就如其题目所宣称的那样,把死亡当作生命的一种无可无不可的状态,只是生命行为诸多可以中的一种:“幼孩在阳台上渴望/在花园里奔跑/就抬脚迈出/旅行者在山上一脚/踏空/就随波而下/汽车开来不必躲闪/煤气未关不必起床/游向深海不必回头/可以死去就死去,一如/可以成功就成功“[4](P710)。死亡成为后朦胧诗中常见的高频词汇,成为后朦胧诗人追求的一种时尚。诗人们热衷于“为赋新诗强说‘死’”,用游戏之死消解“载道”之死,曾经灌注在死亡言说中的厚重之“道”,在此已经被摈弃而转化为轻松的文字游戏。这恐怕也使后朦胧诗中虽然死亡意象不胜枚举,绝大部分却无深度和分量,历来令人感到沉重无比的死亡骤然变得无足轻重。
游戏是轻松的,然而,在这里不能不沉痛地指出,后朦胧诗人也有不仅用文字,而且用结束生命的自杀行为表达惊世骇俗的死亡。这不仅是后朦胧诗中最为特殊的个案,在整个当代诗歌中也属罕见。《春天,十个海子》(海子)是诗人倾心并沉浸于死亡的真实情结,自杀则是他表达死亡的独特方式。这使诗人笔下的死亡意象不再仅仅是审美对象,也是诗人真实的死亡观念。虽然,这种偏激的表达方式令人扼腕,但那艳丽的青春和飞扬的诗句都构成了后朦胧诗歌死亡表达的绝唱,也成为后朦胧诗死亡审美中不散的阴影。死亡是后朦胧诗中非常显赫的一个主题,复杂多义的死亡意识有其存在的文化意义。但因死亡的无意义和个性化的极端表现,又决定了后朦胧诗整体风貌芜杂的后现代特点。
三
美国学者恩斯特·贝克尔认为:“死自身不仅仅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情结符号,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它的意义也因而有别。”[6](P22)当代诗歌死亡意识的总体走向呈现为从外向内、从群体向个体、从沉重向轻逸、从凸显英雄主义崇高意境的一元化向张扬个人主义乃至无意义、个性化等多元化形态的嬗变。死亡意识属于人生价值观的范畴,对死亡的思考和艺术传达也是对人性的思考和传达。审美死亡及其表现方式的不同,归根结底是社会价值观和生命哲学观的不同而形成人生观及其死亡观的差别。激昂伟大的英雄主义及其理想主义的死亡审
美成为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十年文学中的一元化表现,是因为那段时期内的社会价值体系以来陷入内容单一、形式僵化的模式,尤其是“文革”期间,除了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创作,就是被歪曲的英雄主义内涵,但不能因此而否认英雄主义死亡价值观本身具有的社会意义和积极作用,同样也不能因为否定那一时期死亡观念与死亡意识的日趋简单化、模式化乃至绝对地排斥人性层面的深度探索而将英雄主义一概否定。
20世纪70、80年代之交,思想解放与社会转型为朦胧诗的死亡表现提供了探索和渐变的思想基础,故而朦胧诗既有对英雄价值与崇高意义的继承与发扬,也有对个体生命的自我发掘和传达。从死亡观念的传达到艺术形式的表现,朦胧诗发挥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整个社会的转型与新旧价值体系之间的裂隙,为文化提供了自由生长的环境,各种价值观及其人生观均被标举,死亡意识的多样化表现也应运而生。后朦胧诗就产生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其反中心、反崇高、反英雄主义的后现代意识,表现在诗歌的死亡审美上,就是对长期以来的中心和意义的疏离与消解、甚至是反叛———以个人化对抗群体性,以无意义拒斥意义,用游戏式的死亡书写取代政治式的死亡书写。相对于当代文学前30年的死亡价值偏重于指向生命外部的社会意义而言,后朦胧诗的个人主义文化品性虽然转向了面对生命自身,但也因此常常陷入个人的孤立状态和对生命的瞬间把握而忽略了生命与生活的整体,呈现出来的似乎是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内在独立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背景,然而其整体状态仍然是支离破碎和意义互相冲突,形成整个社会思想庞杂,一度出现的信仰危机、价值失落、道德失范等消极倾向必然会在文学创作中有所反映,国外的现代和后现代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也催化了这种文化现象的萌生。这就决定了后朦胧诗的死亡审美思想土壤的贫瘠,底蕴的缺失使大多数后朦胧诗在远离现实的想象中走向死亡的个人体验、文字游戏或时尚表达。而当游戏或时尚时过境迁,后朦胧诗的死亡艺术表现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从张扬的姿态很快淡出诗坛。
新时期诗歌死亡意识的流变呈现的多元状态,是整个社会文化意识发展的必然体现,包括其中的一些负面倾向。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期盼在文艺创作(包括诗歌)中所表现的死亡意识能够更有益于人们建构正确的人生观念,推动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诗刊社.诗选(1949-1979)[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江河.太阳和他的反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阎月君,等.朦胧诗选[Z].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4]万夏,潇潇.中国现代诗编年史·后朦胧诗全集:上卷[Z].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5]万夏,潇潇.中国现代诗编年史·后朦胧诗全集:下卷[Z].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6] [美]恩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M].林和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赵歌东
Flowing Changes of Death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Era’s Poetry
Shi Jin-ju
(College of Literatur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300348,China)
Abstract:The death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poetry is presented in its own distinctive way. In the New Era,in particular,
the presentation changes,in general,from outside to inside,from groups to individuals,from displaying lofty heroism to show-
ing meaningless individuality for intensifying individualism and so on. Different aesthetic viewpoints about death and different
modes of its presentation result from varying outlooks on life and death due to different social values and philosophies of life.
Key words:poetry;aesthetic;death consciousness
[ 本帖最后由 莫求 于 2009-6-14 16:17 编辑 ] |
|
/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诗歌报
( 沪ICP备05009012号-2 ) 
沪公网安备31011702001156号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9-6-14 16:16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
发表于 2009-6-14 2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