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过境迁

杨望远

杨望远
    现在的中老年人大多和虱子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懂得怎样在内裤的做缝中深挖围剿那些总是在阴暗的角落兴风作浪的虱子们。
在五十年代，我们曾对麻雀、老鼠、苍蝇们发动过一次历时数年的全民动员的“除四害”运动，但收效甚微。虱子钻入你的衣服之内皮肤之外，它时时弄得你四肢痒痒不得安宁。你如不定时地予以捕获，它们会成群结队地在毛衣上纠结成团，甚至从领口或袖口挺着圆鼓鼓的肚子悄悄爬出来。
    但在一个适宜虱子生存的大环境中，你想独自摆脱它们是困难的。现在城里人不太容易见到虱子了，虱子们不怕贫穷，它们把阵地转移到乡下，继续无节制地繁衍生殖。
    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上初二的那个夏天。我和一伙好动的同学上完自习课去附近河里游泳，两个不会告密的女同学在河边看书包。我们游到河中心的桔子园偷桔子在水中剥皮，然后分食之。这样，可以躲过农民的检查而免遭重罚。游完泳我们到一位姓陈的同学家中做作业，游泳裤便像万国旗一样在晾衣竹架上各自展示自己的风采。
     那年我14岁，年龄和个头是班里最小的，但学习成绩和游泳水平却较为突出。并且还会画点画，颇受同伴尊敬。
那天我的作业做完了，便帮助陈姓同学的妹妹小茜做算术，那时她大约13岁左右，我记得她的眼睛黑而大，像月夜下闪光的湖泊，鼻子和嘴巴也都是小巧玲珑很好看的。而我的眼睛小鼻子塌，形成极大的反差。
      但我每次游泳都偷偷带回一个最大最红带绿叶的桔子上贡给她，又帮她做作业，因此，她并不掩饰对我的好感，我也暗暗以此为荣。
正当我专心给她讲解作业时，她母亲帮我们收晾干的游泳裤头，她母亲突然惊叫：“虱子，虱子！”我回头一看，她正指着我的裤头。我条件反射般冲过去抢回裤子，瞬间，众同学都被这炸雷似的消息惊呆了。
     此时，小茜责问和不可置信的眼神箭一般射了过来。我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全身发冷如掉入冰窟，我含着眼泪背起书包夺路而逃，沉重的天空和马路两侧的青色的楼房摇曳着一排排压向我的头顶。
      回家后我对母亲大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对全家人的所有内衣进行了检查，没有搜捕到虱子。母亲安慰说可能是乡下来看病的亲戚带过来的，给同学们说清就是了。
      但我两天没有去上课，我也没有给任何同学解释，我不再和同学们一起去游泳。我变得孤独。
      半年后终于证明了自己不是个不讲卫生的虱子携带者，后来又在油印的报刊上发了平生第一首诗，还得了奖，奖品是一枚兔子图案的书签。我想把这珍贵的书签送给小茜，结果还是怕同学们笑话而没有勇气送。
      现在这枚书签仍和我文革时集的邮票及十多枚毛主席像章同放在箱底。
      虱子事件之后，我便以百倍警惕和仇恨对待虱子，母亲也谢绝带虱子的亲戚来家借住。为此母亲受了不少冤枉气。
      初中毕业，我“盲流”到青海上中专。三年困难时期肚子填不饱，下了课就到古城台附近的地里找大头菜根充饥。当然，偶而也偷偷挖几个土豆或搓一把未成熟的麦粒生吃。
      由于肚子问题是维系生命的大事。无睱再顾及卫生，虱子们便不请自来，连最讲清洁的一帮上海姑娘也都在上课时不时扭动痒痒的四肢。老师也逃脱不了虱子们的围攻。
      唯一的办法是在每日睡觉息灯前的几分钟内把内裤内衣的虱子捉出来立时判处极刑，有时我们还进行抓虱子比赛，看谁的战果最好。
毛纺学校毕业，分到煤矿下井挖煤。几十个人睡大炕，仍摆脱不了虱子的纠缠，后来调回省城西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一张简陋的床。从此杜绝了和虱子的亲密情结。
      文革时期干部职工轮流下乡，当时衡量工作好坏是否革命的一条标志是是否带回“革命虫”（虱子的雅称）。文革后虽然不再提倡身上非要有“革命虫”，因下乡工作要同吃同住，        隔绝虱子便极难。有时采取脱光了睡暂时可不沾上虱子，但你全部衣裤必须悬空掛起来。但是，如果同来的同志们都 惹上虱子，你却洁身自好，就显得你脱离了群众。比如，大家都围坐在热坑上头或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墙根处脱下棉衣捉虱子，就你一个人无所事事，你反而显得不通事理不近人情。
     据斯诺在延安的回忆录所说，当时延安大部份革命干部，毛主席也不例外，都遭遇了和虱子的长期拉锯战，应该没有捉虱子比赛这些精彩节目。做为军人此类事情最好是秘而不宣。
     事实上，虱子会在你像森林一样的长发中打游击战。有时会在阳光下爬出来，像小日本鬼子一样耀武扬威。有时则会钻进人体最隐秘的部位打阵地战。
     如今城里的年轻人不再认识虱子，郊区的农民也很少有虱子了。但虱子这个大家族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并没有灭绝。仍然自由的生育繁殖。
但希望我们下一代的每一位公民（包括贫穷偏辟的山区），不再认识虱子。

流浪之丑丑

这可恶的虱子，吃哥们喝哥们，还在关键时刻爬出来埋汰哥们，实在是误人子弟，误人前程呀！不过，那时我们也不缺少快乐--如小河戏水什么的！

杨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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