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碑石——读杨四平先生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

王保龄

这是一块碑石

——读杨四平先生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



三天前拿到四平先生的新作《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这是一部大书，从对晚清诗歌理论批评源头的深情回味到对当前诗歌理论批评现状的深度剖解中系统、生动、完整地呈示了百年新诗理论批评“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总体特征。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幅集大成的手笔。它是我接触的第一部关于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史论专著，在我印象中这是一次辉煌的创举，它填补了我国新诗理论批评领域的中央空地，实在功德无量。我觉得它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特色值得一提。

一，沉潜厚实的学术累积。

作者丰富而浩繁的资源储备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超大容量的一手资料的积存和广博征引，不仅增强了叙写的说服力，而且也强化了文字的亲切性。翔实而生动的史料呈现与佐证，见证着作者的扎实、勤奋、热情与严谨。在当前较为浮躁空乏的整体学术底色中，一个如此沉潜、如此认真的默默耕耘者实在让人不得不钦敬几分。

二，高屋建瓴的批评视域。

作者从对晚清诗歌理论批评源头的深情回视到对当前诗歌理论批评现场的深度剖解中确立了叙写的纵向的、立体的轴心和主线，从对台港澳新诗理论批评流变的热切追踪及对国外诗歌理论批评状貌的极目兼视中实现了叙写的横向的、平面的放射与铺延。或许由于批评只能是在努力无穷尽地趋近于史实真相，所以批评家就注定永远只能沦为诗人不甚称职的玩伴。但本书作者站到了“批评之批评”的“双重高度”时而极目远眺，时而俯察当下，在热切而深刻的动态追寻中实现了其内在抱负，即导引新诗理论批评乃至写作对内的华丽转身。这是一种惊艳，是对一种真实、美感、新鲜、力量和希望的重大发现。

三，扎实缜密的突进路向。

书中对朦胧诗、中间代诗歌、第三代诗歌、先锋诗歌、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一系列纷繁复杂的诗学现象与诗学理论的精细论述，其深度、广度、厚度皆可堪称独步。而在厘清晚清至当前的诗歌理论批评流变的动态考察中，映设了史论的气格和魅力。作者娴熟地运用精湛的批评技艺拨除外附的种种纷扰与喧嚣，挑明了百年新诗理论批评的灵魂及脉路。眩目的理性光芒、浓郁的思辩色彩、恰切的介入姿态、明朗的阐释路径，给人以沉稳而不蹈中庸的快感。

四，温柔细腻的诗写情趣。

作者对百年新诗理论批评史的省视与言说，字里行间既饱蘸热情又深浸淡定。他驱策着史料和真相站出来说话，同时他自己也敢于和善于站出来为事实和公道帮腔，为历史讨个该有的说法。这种“半介入者”的姿态和“主持人式”的叙写于悄无声息中引爆了思维的魔场，“多声部”与“潜台词”丰盈了叙写的诗意与力度。娓娓道来的调式，小桥流水的清幽，他像个“主刀手”在专心致志地展示其炉火纯青的技术。

五，堂皇大气的理论风旗。

在这部共分九章的史论专著里，至少有四章的篇幅关涉了新诗及其理论批评在百年成长过程中不断变幻的政治语境。尤其是在第五章“政治革命对思想异质化的排除”和第六章“政治－文化革命对思想同质化的实现”里，作者更是以负责任、有担当的反思者姿态锐意洞穿，深度剖解。其对新诗发展所绕弯路的省视与痛惜，其对真理的弱势持有者的郑重观照，对曾经长期缠绕于诗人脑际的极左政治阴魂的大力抨击，都彰显着一个合格知识分子的率真、良知与胆识。我认为，敢于说话的人永远都不会是矮子。

在我的印象中，四平先生的书总能给人以新鲜和惊喜。记得他在同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专著《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为什么老是喜欢引用别人怎么怎么说而就是不讲出自己怎么怎么说或如何如何操作呢？我向来欣赏有思想的 、有主脑的、有生活气息的学术论文。”我喜欢他这样的个性与直言，所幸他的专著的特质也总是能恰如其言。诸如其对新诗三次革命的层级切分和集中阐述，让人震动之余而不禁深深叹服。另有许多颇有价值的奇思和新见，都星散于全书的各个角落，色彩斑斓，熠熠生辉。

从对晚清诗歌理论批评的深情回味到对当前新诗理论批评的现场直播，作者以书史者的眼光、主刀者的技艺和反思者的姿态倾心致力于系统的、动态的、多元的、开放的新诗理论批评建构。他是执著的、清醒的，也是较真的、深刻的。其对于新诗历史本在的及新诗现场初遇的一系列重大命题，有所解决，有所期待，抓紧与放开，张弛间或许更能贴紧真理的肚皮匍匐前行。

六，宁静高远的精神指归。

作者始终坚持对新诗理论批评事业的深情寄托与光洁操守，他认为“严格来讲，新时期以来，我国的诗歌理论批评并未成熟，一直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流派，有许多暄腾的话语，人文的委顿、方法的实验、乏力的表演和潜在的危机。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诗歌批评处于萧条与机遇并存的悖论中。”并且“当前诗歌批评出现了泛化乃至空洞化的倾向。同时，它又面临着‘学术化’批评、印象式批评和传媒批评的挑战。”因此作者提出“我们必须对当前诗歌批评中的科学主义进行检讨”，“我们要清理当前诗歌批评中表现出来的纯经验主义倾向”，“我们也要认清现当代诗歌批评并不像中国传统诗歌批评那样属于人文主义批评”，“我们要确立诗歌批评是一种特殊的科学活动，拟科学性活动的观念”。

他觉得“诗歌批评不仅仅要承担批评家精神的高度、个人的使命，还要承担批评自身的责任”，批评家“必须承担比常人多得多的东西”而“渴求一种比内心和谐更高层次上的和谐”。“应该重新思考诗歌批评的功能、尺度和方法问题”，“要重提当前诗歌批评的民族立场”，以促成“未来批评的大有所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并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新诗第四次革命的到来”，相信诗歌会有个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说它是碑石，因着它有碑石的厚度；说它是碑石，因着它有碑石的硬度；说它是碑石，因着它有碑石的高度。这部集大成的史论专著作为理论的碑石和历史的纲索，创造性地实现了新世纪诗学广场的盛大奠基，为新诗理论批评事业树立了又一个崭新的高度！





                                                                                                                                                                                                                   王保龄

                                                                                                                                                                                                                  2008.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