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好诗

赵延光

绝对好诗


怎样的好诗可以称得上“绝对”二字呢？流行的诗，还是大多数人一致叫好的诗？当然都不是。只有经过时间的洗礼而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诗，可以称得上是“绝对好诗”。那么，有没有什么标准，使得诗人作出一首诗，人们便可以分出个三六九等？当然可以。这就需要以绝对好诗的标准来衡量。
我认为，绝对的好诗应该体现在情趣、意象、语言三方面，以及它们完美结合的程度上。其中，情趣统领着意象，是一首诗的灵魂。
所谓情趣，包括感情、趣味与情绪。情趣深固然能够以情动人，情趣浅也能以趣味吸引人，甚至只有淡淡的情绪，也一样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它们之间只有程度的深浅，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情趣从品格上大体可以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种。类如雄浑、豪放、悲慨、劲健等都可以列入阳刚的范畴，而象纤柔、清丽、典雅、冲淡等则属于阴柔一派。无论是阳刚还是阴柔，都能够写出好诗。情趣按性质可分为高级、中庸与低级三种。“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忧国之情值得我们赞叹，“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情景也令我们向往，但如“荡子行不归，空房独难守”这样低级的情趣，虽然也能写出“好诗”，却为人所不齿。情趣还有特定的和普遍的两种。某些特定的情趣虽然也能写出好诗，但不免流于晦涩，如李商隐的《锦瑟》。普遍的情趣更容易引起心灵的共颤。此外，情趣还有真假之分。“为赋新词强说愁”，估计“赋”出来的不会是什么好词。
如果情趣是一首诗的灵魂，那么意象就是它的血肉。意象不同于形象，它熔铸了诗人的情趣，是诗人再创造之后的形象。意象可以是一幅画景，也可以是一幅戏景，或者是二者的结合。抒情诗多表现为画景，叙事诗多表现为戏景。说是景，其实并不贴切，应该说是一段正在播放的电影才对。因为诗是时间的艺术，“诗只宜于叙述动作”，“诗描写静物时，亦必化静为动，以时间上的承续暗示空间中的延绵。”（莱辛《拉奥孔》）时间的跨度有长短，空间的延绵有宽窄，但都不能成为诗之好坏的理由。意象可以为实景，也可以为虚景。但无论是实景还是虚景，都应该和诗人要表达的情趣融会贯通，使得“情恰能生景，景也恰能传情”。（朱光潜《诗论》）否则，即使是实景，也会让人怀疑它的真实；而即便是虚景，也能让人相信它的存在。意象的优劣，主要在于是否鲜明、生动。试对比韦应物的“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与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后者未言秋，见黄叶而知秋；不说老，见白头而明老。黄白相映，十分鲜明。雨声淅沥，灯光明灭，景物又是多么生动。意象的单薄、模糊甚至破碎，是诗之大忌。此外，诗歌宜表现人生与自然中美的事物，那些鄙俗、丑恶、龌龊的东西最好不要入诗，免得惹人生厌，——但作为反面教材可以例外。
无论情趣还是意象，它们都需要借助语言来表达。这里所说的语言，与我们日常所用的语言毫无二致，唯一显著的区别在于诗的语言是一种音乐化的语言。对于汉语的音乐化，大体可表现为三方面。其一，诗句中有规律的停顿，称之为顿、音步或节拍。其二，平仄的固定格式。其三，诗句末字有规律的押韵。朱光潜说过：“中国诗的节奏不易在四声上见出，全平全仄的诗句仍有节奏，它大半靠着‘顿’”。他还通过与国外语言的比较，认为汉语的音轻重不分明，音节易散漫，需要借韵的回声来点明与贯通。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诗都押韵的原因。由此可知，中国诗的音乐性主要体现在顿和押韵上，其中顿是最重要的。有关顿，朱光潜认为：“说话的顿和读诗的顿不同，就因为说话完全用自然的语言节奏，读诗需掺杂几分形式化的音乐节奏……不过同时我们也须承认读诗者与作诗者都不应完全信任形式化的节奏，应该设法使它和自然的语言的节奏愈近愈好。”此外，诗对于语言的简炼、含蓄与准确要求更高，这就需要我们熟练地掌握使用语言的技巧，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读多练，除此别无蹊径。但语言的简炼与含蓄不等于晦涩难懂，真正的好诗无不明白如话而意旨深远。所谓“道人人心中之所有，写人人笔下之所无”。
通过以上对情趣、意象、语言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单独着重哪一方面，都会消弱诗的力量。抛却意象的直抒胸臆，虽然能以情感人，但形象的干瘪枯燥，使得诗味索然，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格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削弱感情的景致、事物的描述，虽然直观感人，但一览无余，很难引起心灵的持久共振，如“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不错，只有以情趣的真挚高雅，意象的鲜明生动，加上语言的凝炼含蓄，才能写出百读不厌的绝对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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