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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李白的身世、婚姻与家庭//作者:范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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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30 15: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一章    李白生于热海碎叶
一、李白出生地之"山东说"
关于李白的出牛地问题,自卉以来有三种说法:一是山东说:
一是蜀中说:
三是碎叶说;此说或亦称条支说。
自郭沫若先生于"文革"中期出版《李白与杜甫》一书后,李白生于中亚碎叶说,渐为多数注家和文学史家所接受。然而,蜀中说的坚持者们毫不退让。他们对李白牛于蜀之说.不仅坚信不疑,而且经常发表文章论证之。
由李白的出生地问题,遂引出李白的祖籍之争。陇西李氏稍占上风,而出生地之山东兑又和李白为赵郡(唐称属山东)李氏相胶黏。与此同时,仍有人主张李白为金陵人(详见奉书第一二章)。为方便起见,我们的研究先从山东说叙起。
研究李白的出生地,主要依据的典籍材料.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李白的诗文自述,这是最基本最可信的根据;其次是李白同时代人的诗文见证,这些见证在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李白的自述;而第三种依据,也就是正史。下面我们先从《旧唐书李白传》讲起,因为它是"山东人"之说的主要根据。
《旧唐书·李白传》说:"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L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此说实误。李白曾寄居山东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但仅凭寄居山东,就说李白足山东人,未免失之偏颇。《旧唐书》说李白是山东人的根据:其一,是李白的好友杜甫曾有一首《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的诗,内中有这么几句:"坐中薛华能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旬,汝与山东李白好。"大概是由于这首诗的缘故,首先是唐代诗人元稹说李白是山东人。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时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既然李白与杜甫生时曾一起漫游过,以后又多有诗札酬答相寄,所咀这两句写在杜甫墓系锦中关于李白是山东人的说法,就能为别人所接受。刘晌在撰写《李日唐书.李白传》时,正是接受了这一说法。
李白当年所寄居的山东,实为"东鲁",即《新唐书·地理志》中的兖州鲁郡、徂徕山,以及上都督府所辖的十县之一的任城。[33但仅凭这些,就断定李白是山东人,仍是站不住脚的。今日之山东省,古时只称齐鲁,山东是元朝以后的称谓。唐时的山东,也就是杜甫诗中的山东与元稹杜甫墓系铭中的山东,都是沿袭了战国以降的称谓。战国时,秦称六国为山东,乃泛指崤山函谷以东的广大地区。崤山函谷在豫陕交界处,是故连河南、河北、湖北北部等地区,都可称之为山东。古时还有人把太行山以东的地区称为山东,如"各二月,晋兵先下山东这里的山东又多指冀鲁豫三省交界一带了。山东是一个辽阔地域的泛称,还可以在杜诗之外的其他唐诗中找到例证。如章碣的《焚书坑》诗中就有"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句。所谓"山东乱"者,即指秦末刘邦、项羽的起事。刘邦是沛县人,项羽是下相人,均属江苏;刘邦起事泗水,项羽随叔父项梁起事吴县(今苏州),可他们在唐时均亦称山东,由此可见"东"这个地域之人。但不管怎么说,仅据杜甫称赞李白的一句诗,就断定李白是山东人,当然过于草率。
其二,李白称之为从叔的李阳冰,也就是后来李白临终时曾枕上授简的当涂宰,原为河北赵郡人。陈寅恪先生引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说,既然李阳冰是赵郡人,而李阳冰又是李白的"从叔",那么理所当然的,李白也应该是赵郡人。赵郡也属唐时的山东地区,是"故太白之同时人及后来之人亦以山东人称李白,盖谓其出于赵郡李氏也"。过陈氏认为,"依当时称郡望之惯例。固应作'赵郡人',即使以家住地为籍县,亦当云'充州或鲁郡任城人'。"由此可见,将李白说成是山东人,仍是不大妥当的。
其三,《唐书·李自传》中的"父为任城尉",也属捕风捉影,漫臆为是。李白的父亲李"客","高卧云林,不求禄仕",他因避仇而潜遁家道殷富,何能出来做此小官?那么做"任城尉"的到底是谁呢?原来,李白携家离开安陆,到山东来.他所投奔的正是这位"任城尉",因为担当"任城尉"的.不足别人,乃是他的"六父"。
李自大约是开元二十四年(736),带着他的发妻许氏夫人和九岁的女儿平阳,移居东鲁的。李白来到任城后,其寓所就是这位"任城尉"的近邻。可惜这位白眉长者没有留下名字,我们只能从李白《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卷十六)一诗中,体会他们之间的亲情。诗略云:独用天地心,浮云乃吾身。虽将簪组狎,若与烟霞亲。季父有莫风,自眉超常伦。一官即梦寐,脱屣归西秦。窭公敞华筵,墨客尽来臻。燕歌落胡雁,郢曲酣阳春。征马百度嘶,游车动行尘。踌躇未忍去,恋此四座人。饯离驻高驾,惜别空殷勤。何时竹林下,更与步兵邻!在本诗的题目中,李白呼任城尉为"六父",而在诗文中则称
"季父",那么这位老先生到底是李白的六父还是季父呢?其实,六父或季父并不矛盾,六父可能是他这位叔父的总排行,季父很,可能是此人同李白父亲相比。排行为季,i在总排行中,也要包括堂兄弟在内。如此说来,李白的年龄.按安旗先生或詹镟先生的说法,也已四十四岁或四十五岁。㈣李白在自己的亲兄弟中排行第二,(73那么由此可以推知李白的生父李"客",此时至少约在六十多岁以上,这要比任城尉的年龄还要大些.可能是任城尉的大哥、二哥或三哥。以李白将他称之为"父"的情况看,任城尉应是李白父亲即李"客"的直亲弟弟,按伯、仲、叔、季序而论,此任城尉应是排行第四,李白称他为"季父"。但这位季父大人,在直系同辈中的大排辈中,又排行第六,故李白又称他为六父。这正如李白本人虽然排行为老二,但在同辈中却排行第十二,并称李白为李十二㈣一样。李白在《秋于敬亭送从侄崭游庐山序》(卷二十七)文中云:"......初嘉兴季竿谪长沙西还余拜见,预饮林下......"此文中之季父。是不是任城的那位季呢?现虽找不到证据证明足一个人,但也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不是一个人。此存疑,待考。由李白称任城尉为六父,并且从安陆去东鲁投奔他来看,李白是将他视为亲人的,并尊父避讳,在诗的题目中,也没有写上他的名字。反之,查《李太白全集》,李白写给其他从叔或族叔的诗,都列举了叔名,如《赠从叔当涂宰阳冰》《陪族叔哗游洞庭》《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贵》等,据查,后者的所谓从叔、族叔,均不是李白家世谱牒上的至亲,而是凭李氏族谱与郡望认定的,如对李阳冰,就是如此。关于这些,笔者将另有专文在后边论述。简言之,对这位任城尉李白既未标明是族叔、从叔,因而可以断定,是他的至亲。
李白与任城尉六父是为至亲,还可以从上诗最末两句"何时竹林下,更与步兵邻"的用典中看出。晋时阮籍有兄,其子阮咸,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亢其所为"(见《晋书·阮籍传》)。住此诗中,李白以阮籍喻其六父.InI,以阮咸自况。阮籍尝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由此我们还可以推知,李白住在任城时,其居寓肯定与自己的六父是结邻的(这也是笔者认为,李白去东鲁,学剑是其一,其一就是投奔自己的六父的依据),他和六父或许可能是同街而居的(因艽阮籍和阮成同街而居)。闲暇时,李白同六父还可能做过"竹林之游"。李白熟读经史子集,且用典电十分精到准确,据此亦可以反证,这位任城尉六父,当是李白近亲谱系上的亲叔无疑。其诗中不提名字,正是避叔讳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晌在撰写《旧唐书·李白传》时,是将李的六父误认为李白的生父了。也有人认为《旧唐书·李白传》中的"父为任城尉"之前,佚失一个"六"字,即应为"六父为任城尉",其本源若此,故有李白为山东人之说。
现代学者中,坚持李白为山东人的,当属胡适先生。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说:"李白,字太白,山东人;他的父亲做任城尉,因住家任城。(李白的故乡,各说不一致,我依《旧唐书》本传。)少年时与山东诸生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李白的历史,诸书颇不一致。《新唐书》记他的事便与1日书不同。越到后来,神话越多。我觉得《旧唐书》较可信.故多采此书。)"93胡适先生说得这么肯定,这么充满自信,然而却真的为刘晌所误了。
胡适先生对《旧唐书》深信不疑,遂也提醒笔者,关于本书诸题.均杏比两唐书以取其最可信赖者,以防偏颇。
李白"是山东人",如是指李白在鲁地的兖州住过,并无错。二、李白出生地之"蜀中说"
《旧唐书》中的《李白传》记述的李白出生地不足信,那么《新唐书》怎么说呢?《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云:"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
在这几句话里,宋祁根本没提李白的出生地,但内中"梦长庚"句写在"客巴西"之后,因而也就成了"李白生于蜀中"的佐证材料之一。其实,宋祁传文并非李白出生蜀地的始作俑者。因为李白的确在蜀中长大,后来才进入中原。李白生于四川说的主要根据,还是误读了李阳冰和范传正的序和碑文。而序和碑文,也是李白出生于西域(碎叶说、条支说)的证据。同一序和碑文,在理解和诠释上如此大相径庭,自古以来,确属罕见。现在,我们援引这两篇名文的丰姜两段文字如下: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嚣九世孙。蝉联琏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八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宇之。世称太自之精,得之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酃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李白出生地之"蜀中说",其根据主要有四:
其一,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李阳冰序);
其二,是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公之生电,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范传正碑铭序);
其三,还有一个根据是"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魏颢《李翰林集序》);
其四,"君名白,广汉人"(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在上述四种说法中,一二之说,都有一个"神龙初"回蜀的话。神龙初为公元705年,而李白卒于唐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按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自述说,"臣伏吣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自七......"此文是李白自撰文.肯定不会错。该文撰于至德二年(757年),那么上溯推之,李白应生于公元年,即大足元年或长安元年(十月改元),而神龙元年是公元705年,所以按上述说法,李白一家迁入蜀地,是公元705年的事,而这时李白已经五岁,如此怎能说李白生于蜀呢?由是知李白生于蜀中之兑,是不能成立的。上述李阳冰文和范传正文,谈李白的出生是和复姓李相关联的,不是谈出生的时间与地点,所以上述二文,不能成为李白生于蜀的证据。其次,魏颢的"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以笔者的解释,就是"其身既然生长于蜀..."这里的"生",不是"诞生"或"降生",而是"生长"。因为只有生长,才能是一个过程,才能让"江山英秀",陶冶其人的性灵,或反之将杰出的人物(如李白)的性灵,感染其山水。此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第三,刘全白的"君名白,广汉人"一说中,广汉是指汉朝时的绵州地,唐时为巴西郡,因此仍是指李白一家"潜还广汉"说法的变种。此说法由于在年代上说不通,所以也就不攻自破。第四,有人提出(先是王琦,后是现代某些方家学者)"神龙"乃"神功"之讹。因为神功元年为公元697年,如果李白一家真的是神功元年人蜀,那么李白生于701年,就是在蜀中诞生的,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但事实上,"功"字漫漶或误为繁体"能"字的可能件,从字形r看,根本不可能;而从语音上看,神龙反向讹成神功的町能性倒有此可能;不过那就更推论不出"李白牛于蜀"的结果了。所以,这一种诠释方法,恐亦站不住脚。
《新唐书·李白传》中,"李白......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等语,是源于上述诸说的,但也不能成为"李白生于蜀"的根据。由上可知,住两唐书诞生之前后,关于李白的出生地,早已众说纷纭。到了明代,由著名学者杨慎提出了"李白生于四川省彰明县青莲乡"(即今四川省江油县青莲乡)的论断。自此以后,"蜀中诞生说"开始大兴,并且得到后世许多川籍学者(郭沫若先生除外)的响应。"李白出生于蜀"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
然而,进入20世纪后不久,"蜀中说"又遇到了"中业(唐时无"中央亚细亚"一词,应称西域)说"的挑战(其实.土琦早就断言,"恐以碎叶说为是"了),一时间,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论争,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三、李白出生地之"碎叶说"
1926年5月10日李宜琛先生在《晨报副刊》上撰文,首先提出了李白生于西域(碎叶或条支)的说法,然后他比较了两地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说,"太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的地方","因此我们伟大诗人李太白的产生,也就在碎叶了"。在文章的结尾,李宜琛先生颇为自信地声明说,"我考定太白生在碎叶,自然有些'出人意料之外',但以自若太白不是生长在长安元年,或者李太自的家属不是神龙初而是长安元年前返蜀,或他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不可靠,我的说法自然连带不能成立。但如小然,我臆度的说法,也还有大雅一顾的价值。"
随后.关于李白的出生地、籍贯和李白本人的族属,都有了新的考探性文章。
1935年1月,陈寅恪先生在《清华月报》上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他认为李太白"生于西域","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之后,又有冯承钧先生的《唐代华北蕃胡考》。冯氏认为,"条支即大食",并以此断定李太白"其人不生于蜀,实生于大食也"。
稍后,1936年3月,又有胡怀琛先生撰文《李太白的国籍问题》。该文认为,"李白的先世所流寓的地方,旧时或说足条支,或说是碎叶,纷歧不一,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所谓条支,是在唐人征服诃达罗支国以后,新定的、个名字,而这名宁又是借用的汉代的旧名,诃达罗支就足咀逻私,和素叶(即碎叶)相去八百五十里,虽不算近,但在荒漠之地,此种距离,实在不能说是很远,所以当时人就弄不清楚。我们明白了这种情形,对于条支、碎叶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根据西域记中的话,充分地汪明了在隋末有中国人流寓在碎叶(即素叶)附近的地方。李白的先世疑是西域记中所谓'三百户'中的一家。...'根据上列的年代,可知李白的先世在咀逻私城共住了八十九年。回到巴西时,太白是五岁。照的年代推算起来,大约可以说:最初流寓到咀逻私城去的,是李白的曾祖。但这里,我们叉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李白是生于咀逻私城,在他五岁时,由他的父亲带他回到巴西来的。"
胡怀琛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他》中说,"李白是个突厥化的中国人"。他还认为,李太白的"那种豪侠超逸的思想,及其奔放飘忽的笔调,都不是纯粹的中国人所能做得到的"。胡先生还说,"前次在逸经社遇到林语堂先生,和他闲谈,他也说李太白的诗和他的国籍有关"
再后,有俞平伯先生的《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一文发表。俞先生认为,(李白)"他家久住在西域(怎么去的不知道)大慨在碎叶附近,若确切指出恐亦难信。"
以上,诸大家作如是说。
1971年,郭沫若先生出版了新著《李白与杜甫》,该节在征引范传正《唐左抬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以后(其间严辞批判了陈寅恪的文章)认为,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自此以后,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和家世的探索文章迭出,但说法仍不一,论辩更复杂。李白生于碎叶,其出处见范传正撰写的碑文。此碑文实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事实上,李白被唐代宗任命为左拾遗时已死。因此虽称左拾遗,只是一个空头衔。不过,范传正作碑文则是在任命李白为左拾遗之后的事情,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范传撰此碑文时,时距李白之死已五十五年,但他的碑文正如前文所述,范传正得到的是李白孙女搜于箱箧中的,由李白亡子李伯寓遗下的手疏。该"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只能"约而计之"。其"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之说,应是研究李白生平和身世的最重要的,也是惟一的文字记录。关于李白祖系中"隋末遭难"一事(李白的家世,本书后面将另有论述),一般方家均认为,是指隋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听术士进言"李氏当有天下",乃大杀李氏家族的那场劫难。那场劫难巾.李氏(李浑、李敏、李善衡等)宗族死"三十,自三从以上,皆徙边微"。李白的曾祖父(胡怀琛先生如是说。笔者亦作此推断)时尚年幼,在"尽诛天下李姓"时,得以幸免,其一房"被窜于碎叶"。故此"流离散落,隐易姓名"。
陈寅恪先生认为,叫隋时西域之疆域未达碎叶,隋炀帝西征破吐谷浑时,疆域仅及鄯善、伊吾、高昌等地,唐时才达碎叶,何以李氏家族隋末即能逃窜至碎叶呢?其实,隋炀帝时,西域和内地往来已十分密切。大业三年吏部侍郎裴矩,"知帝好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西域罔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曲倾以去,纵横所亘,将二万里,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北道从伊吾,中道从高昌,南道从部善,总凑敦煌。......帝大悦"。既然当时诸商胡多来中国,中国之人何以不能多达西域及更远的地方?有来,即有往。诸商胡返回时,汉人又何不能随之而去呢?所以说,隋时疆域仅达鄯善、高昌、伊吾,就断定中国人不可能越伊吾、高昌、鄯善而远去,是没有艇据的。隋时各地关隘把守固严,但伊吾、高吕、鄯善以西以北各地之西突厥国诸部落之间或各城之问亦设长,并自立为国,城与城之问,即围与国之间,其道路的通畅性,因其人烟稀少,反而更利于逃窜。是故,我们可眦断定,隋大业十一年)李氏家族余党,"三从以上皆徙边徽"后。众李氏族人肯定处于被监禁的境地,漫受凌辱。这样他们中的一部分只好选择西逃(从鄯善、高吕或伊吾西逃)之路,为免于被追杀,他们必然远遁。于是才可能有"一房被窜十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如果他们仍处于被监禁之中,是不能"隐易姓名"的,而且"隐易姓名"也没有必要,只有被逼迫窜逃之后,为防止追杀和再次陷入囹圄,他们才会"隐易姓名"。或许,在他们还没到达部善、高昌或伊吾时,于半途中,甚至在京都的那场杀戮混乱中,就已经有部分人逃窜了,也未可知。李白的曾祖父,在劫难时之所蹦能躲过厄运,盖因为年幼易蒙混之故,否则早已被诛杀了。正因为年幼,很可能随家人或婢女奴仆们逃亡,所以他们逃亡的细节也不会被详尽地记述下来(留下口头传说却是可能的)。加上,大业之难距李白之子李伯禽诞生(约生于唐开元廿五年,即公元737年),时间已过去了一百二十二年,写手疏当然不能尽述。逃难之事,虽已隔朝,仍不算光彩,故而不能详述。
他们的逃窜,当然是越远越好。其逃难的方向选择,肯定不会向东进入巾原,如是必将再陷囹圄。向北,为高寒之地,生存亦难。向南,越古楼兰地,绕塔里木盆地之大沙漠,去且末,深人不毛和流沙之地,不仅生存难,也极有可能被遣还。要之,他们逃跑的惟一选择是窜往西方。西方有数十小国,其间有汉胡杂 居,诸国商胡多有往来+而且和中原也往来频仍。在古丝绸商旅之路上,不仅易于奔逃,逃后生存也易。
经查,从鄯善、高昌和伊吾诸地西行有一途:一是经宿温,越勃达岭;另一路线是经木素尔达坂,奔伊列河;两路最后合一,然后进入伊塞克湖(当时名热海)地区,即碎叶国。在李白曾祖父逃窜的一行人西逃后十三年,即唐贞观二年(628)230著名佛经翻译家玄奘和尚,大约也是经由这两条路中的某一条,到达素叶水城(即碎叶城)的。玄奘西行越过天山(勃达岭)的路,经冯承钧、黄文弼、李光庭、丁谦之等方家论证,其跋禄迦国(今阿克苏、温宿?--冯承钧说)之地,至今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所以玄奘的初始路线,有一段今时尚不能确定。或许,是因为他的西行,最初并没有得到唐朝官方的同意,而是自行的,其间,走了许多冤枉路也未可知。因此,当代学者多不能窥其全貌。现今根据周连宽先生的研究,乃得以再现玄奘西行的路线,其间进入大清池(热海,即今伊塞克湖)地区,渡过素水(即碎叶川),到达素叶水城(即碎叶城)。此时玄奘所经过的路线,和距他十三年前隋末李白先祖们被"徙边徼"后又"窜逃"至碎叶的路线.很可能是同一条路线。此可参见图。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述了他经过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到达碎叶的情景:
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即伊塞克湖),或名热海,253又谓成海。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

黑,味兼成苦,洪波浩汗,惊波汩泡,龙鱼杂处,灵怪问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
玄奘的描写和稍后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的记述是一致的: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自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热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干。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
这是唐诗中惟一的一首描写热海的诗。岑参和李白是同时代的人,他曾两次出塞,第一次随唐将高仙芝去安西节度使幕府。那时,碎叶正归安西都护府所管辖,岑参一定到过热海。故也才能将热海描写得如此真切。
在海西碎叶水中游的南岸,有城名碎叶城(素叶水城),此亦即李白曾祖父窜及的地方。玄奘以亲临和目击者的身份,是这样描述该城的:
清池西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褐。
可见它是一座商业性的城市,其间也有相当规模的农业和种植业,因此一定很繁华。李白的先祖们窜至此地,并定居下来,看来谋生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在碎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阔,林树扶疏。暮春三月,杂花若绮,泉池干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再向西,从"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咀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从咀逻私城"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由此可知,李白的先祖们,在诸围商胡杂居之地,不难找到同命相怜的国人,当然维持生计也就不愁了。
李白先祖逃窜至碎叶的可能性,已如上述。
四、细说碎叶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碎叶。
碎叶是我国西部边陲历史上的一座重镇,唐时正式进入中国的版图,唐政府曾在碎叶没镇驻军,而碎叶和内地的联系也甚为密切。不过,关于碎叶的地理位置等具体情况,自唐以降也存在着某些疑问,其不同意见一直争论到今灭。
查唐代在安西都护府下设置的四镇中,"成亨元年(670)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二年(693)十一月.复四镇勒,足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此文撰于唐德宗(780~804)时代,编定的是唐高祖至唐德宗之问九朝的事,成稿时,距成亨和长寿年间,已是百年之后,《唐会要》的作者苏冕发现了这个疑问,后虽经王溥重编,还是将这个问题保留了下来。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就是"在焉耆处是否还有一个碎叶"存在?历史上认为在焉耆处另有一个碎叶的说法,始自宋代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卷二的胡三省的音注。他们认为"碎叶城为焉耆都督府治所","从此碎叶城就成,两座。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中,也秉承了两个碎叶城之说。他说,"考碎叶在唐代有两处,其一即中亚碎叶:又其一为焉耆'碎叶'。焉耆'碎叶',其城为王方翼所筑,筑于高宗调露元年(679)"。E34)而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第三册的附图《唐朝及四邻方位图》,在焉耆旁标注出了"碎叶镇",并于热海旁标注了"碎叶城"。一城一镇,以示其别。更有研究者,因为焉耆旁似乎还有一个"碎叶",于是就断定,李白的先祖窜逃之地,并不是热海碎叶,而是焉耆处的"碎"了。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查遍各种历史文献(其中也包括外国文献),都不见有"在焉耆附近设有碎叶"的记录。Ⅲr在这里,笔者也略加检核,来说明碎叶仅热海一碎叶而已。正如本文前述所引的大唐和尚玄奘路经素叶水城(碎叶)的记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足亲临碎叶城的最早最可靠的文字记录,是可信的。其次,我们看杜佑的《通典》,在"焉耆条"下,也没有在该处设过碎叶城的记载。363杜佑字君卿(734~812),出身名门望旅,历三朝(德、顺、宪三代)宰相,是唐代中期重要的政治家、史学家和理财家,比李白小三十三岁。《通典》倾注了杜佑一生的心血,而且此书非由官方资助,仝由杜佑一人完成,故其客观性、真实性更为突出。杜佑的"焉耆条"下无碎叶的记录,说明了只有一个碎叶存在,即热海之碎叶。杜佑在该条下,还记述了隋炀帝大业中(约6ll~612年),焉耆王龙突骑遗使向隋朝贡献方物的情景,旧'这个记述在《北史》380和《太平寰宇记》中,也都得到了印证。彼时距李白先祖逃窜碎叶前仅三四年,这说明那时焉耆和碎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第三个例证是杜环。杜环也是唐代人,他是《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亦即族侄。杜环曾随高仙芝的军队驰骋在西域战场。天宝中到过碎叶。在他后米写的《经行记》中,记述了自己的见闻:"碎叶国,从安西西北千余里有勃达岭。......勃达岭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其川东头有热海,兹地寒而不冻,故日热海。又有碎叶城,天宝七年(748)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其川西头有城,名日怛逻斯(即《大唐西域》中的咀逻私,参见前文),石国人镇,即灭宝年(751)高仙芝军败之地。"杜环就是在这次因葛逻禄部倒戈而使高仙芝军败绩时成为俘虏的。杜环被俘后,到过阿拉伯的许多地方,也玄过北非,宝应元年(762),即李白卒年时从海路回到广州,后来他将自己所见所闻写成《经行记》。杜环虽比李白年纪略小,但和李白也属同时代的人,故杜环的记述无疑是可靠的。上文提到的交河公主,应是汉人.姓李氏。交河公主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受册封,唐诏《册交河公主文》日:"......咨尔十姓可汗开府仪同三司、潆池都护阿史那昕妻、凉国夫人李氏,柔懿成性,幽闲表仪......自祗率辅佐,肃恭言容,载茂彤箴,允谐内则。足以崇宠蕃捍,怀柔远人,将适遐荒,更荣封邑。是用,册尔为交河公主。尔其叶化蕃陬,竭诚妇道,膺兹宠命,可不慎欤!该册文中实无"册尔为朕长女"之类的话语,说明玄宗并没有正式宣布认此女为女儿。查两唐书,唐玄宗生女二十-九人,其中并无交河公主的记述,"这说明该女殊非皇亲。在《旧唐书》中,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记载:"开元三年......遣侍御史解忠顺赍艇书册立为忠顺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献,乃立史怀道女为金河公主以妻之。"文下有沣云:"金河公主,《通典》卷一九九、《寰宇记》卷一九七同。《唐会要》卷六、《新唐书》卷一一五·下《突厥·下》作交河公主。"43查《通典》卷一九九,发现《旧唐书》中的上述引义乃录自《通典》。但据《通典》又说:"二十六年安西都护盖嘉运......率兵讨之,人破都摩度之众,临阵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还。又欲立史怀道之子听为可汗以镇抚之,莫贺达干不许。......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贺达T统众。"这里的史昕,当即《册交河公主文》中的阿史那昕,其妻李氏(疑为从交河地区娶来的汉家女)。而金河公主,据《通典》云:"开元十年......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疑为金)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禄。"一女一媳,殊非一人,此存疑待考。但我们从交河公主居碎叶,以及"金河公主(自碎hi-?)遣牙官赍马千匹诣安西互市"的记述可知,一是碎叶不仅交河公丰曾在那里居住过,而且她还修筑了大云寺,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那里一定有许多汉人与汉僧在该地杂居;其二,金河公主派牙官去安西互市,又说明了这种发生在安西都护府的大型集市,一定吸引了许多西域小国(城)的商人,他们和内地的贸易往来是相当密切的。顷"商胡杂居",当即指此。
西域中的一些经贸往来和战事,同样也反映在唐诗,现试举数例如下:
胡风略地烧连山,碎叶孤城未下关;山头峰子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戎昱《塞上曲》
登楼望天衢,目极泪盈睫;强笑无笑客,须牧日花靥;昔年买奴仆,奴仆来碎叶;岂意未死问,自为匈奴妾;一生忽至此,万世痛苦业;得出塞垣飞,不如彼蜂蝶。--戎昱《苦哉行五首》其三男儿妇人带弓剑,塞马蕃羊卧霜霰寸步东西岂自由,偷生乞死非情愿;龟兹筚篥愁中听,碎叶琵琶夜深怨;竟夕无云月上天,故乡应得重相见。--刘商《胡笳十八拍》第七拍。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六在第一首诗中,诗人描写的是驻守在碎叶城的唐朝将军夜猎后回碎叶城的情景。这个碎叶城,当是热海附近的碎叶,因为那里人烟稀少,附近无城池,故称为孤城。如果这个碎叶城是在焉耆附近或者就是焉耆,它附近还有张三城守捉、于术守捉和铁门关等,就不能称孤城了。由孤城一词也反证出此乃是指热海碎叶。第二首写的是安史之乱时发生的悲剧。诗中自述的"匈奴妾",原本是生活在内地的汉族富家女,当年还从遥远的碎叶城买过奴仆,没想到竟然岁月颠倒,这位有钱的女主人后来却当了俘虏,自身变成了匈奴人(指突厥人)的妾,当然也失去自由,痛苦万分了。--热海碎叶,为两突厥人居地。突厥者,平凉杂胡也.薷匈奴之别种.20这单的匈奴人也就是指西突厥人无疑,当然也是指她被虏走又做了妾的地方。此地当距热海碎叶不远,因为焉耆附近的居民,乃古三十六国之一,汉时匈奴有侵扰,唐时国王并不是匈奴人。由此也可证明,焉耆与碎叶不是一个地方。第三首诗,自述者也是一位妇人,她的遭遇和上述的"匈奴妾"相似。这使诗人刘商想起了东汉末年的边境战事。丁是刘商也写了一部《胡笳 '八拍》,笔者所引的是第七拍。诗中描写了这位妇人在夜深人静中,听龟兹筚篥和碎叶琵琶演奏胡曲,愁上添愁,想到自己生死难依,失掉人身自由的情景。从乐器碎叶琵琶来分析,这位女虏当被禁于距碎叶不太远的西突厥的牙帐里。
第四首诗,在讨论碎叶地理位置的时候,已被人引用过,而且还成了焉耆附近有碎叶的明证。但我却不这么看。因为唐朝时,并无楼兰国的记载,《通典》在楼兰条中,记述了"楼兰,在蜡羌西北,汉时通焉。......楼兰乇死,后乇立。......更其国名为鄯善"。531鄯善至焉耆大约一千二卣单,敕使挎着装了饮水的胡瓶,骑着紫色的薄汗名马,一路夜行,路又不好走,怎么一夜就能到达鄯善呢?所以,我以为王昌龄写此诗时,其主体位置并不在焉耆(即也不在意想中的碎叶),而应该在西州或文河或轮台及其附近的驻军之某地.这些地方都是马行约多半夜即可到达鄯善的地方(因为,月在城西是凌晨时分,无论怎么说天都快亮了)。如从这些地方去眺望,比如从上述三地中最远的轮台向西望,那么一轮圆月西落时,正应该落在碎叶城以远的西边,且从《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卷册来看,从轮台到碎叶,中间并无大城,故而诗人的意象就跨越了时空(时,指汉代的楼兰,唐时应称鄯善;空,就是指遥远的碎叶城;在想像中被拉近了)。因此,这首诗并不能成为焉耆处有碎叶城的佐证。
自唐中以降,把焉耆和碎叶扯在一起的是关于四镇的罢复。《新唐书》卷四十三下云:"焉耆都督府。"后有小注云:"贞观十八年(644)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679),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543问题出在注语的断句上。有人这么断句:"贞观十八年(644)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这样断句,就仿佛给人以一种错觉,好像是灭了焉耆,焉耆就不存在了,而重置了一座碎叶城。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来看《新唐书·王方翼传》:"裴行俭讨遮匐,奏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徙故都护杜环宝为庭州刺史。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人,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未几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怀宝白金山都护更镇安西。"、纠在这里,焉耆和碎叶根本就联系不上了,怎么能说王方翼是在焉耆之地筑了碎叶城呢?又,据《王方翼传》说,"方翼次热海,进战,矢著臂,引佩刀断去,左右莫知。......杀七干人。......擒首领突骑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一又七月次叶河(碎叶河)......西域平。"王方翼在西域广阔的土地上纵横驰骋,征战多年,而大战的空间多在天山以北,即北庭和碎叶之间,距焉耆其远。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焉耆。据《新唐书》云:"两突厥臣屈利啜为弟娶突骑支女,遂相约为辅车势,不朝贡,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孝恪倍遭绝水,夜傅堞......唐兵纵.崮人扰败,斩千余级,执突骑支,更以栗婆准摄国事。始,帝语近臣日:'孝恪以八月十一日诣焉耆,阁一句可至,当以二十二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遽人以捷布闻。......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这就是焉耆设都督府的过程。后来,"婆伽利死,国人请还前王突骑支,高宗许之,拜左卫大将军,归国。死,龙嫩突立。......开冗七年,龙嫩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届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讫天宝常朝贺。"刚这里我们看到,以"焉耆备四镇",是以焉耆为首,在该四镇设卡征商贾税,然后各食其征。彼时,唐在灭焉耆时,龟兹有浮屠善数术者,即叹日:"唐家终有西域,不数年吾国(指龟兹)亦亡。"后"徙安西都护(府)于其都(龟兹),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这时,如果观察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于阗、碎叶、疏勒三城,均在安西都护府的西南边陲的一侧,且基本上都是等距离,成一扇面。而焉耆则属于(安西都护府的)后方了,故此处所号称的"四镇",并不包括焉耆在内,是完全止常的。这时的碎叶也不是指焉耆,而是指前文"十姓可汗请居碎叶"的地方。要之,此亦不能成为焉耆有碎叶镇的明证。
根据上述引文,我们还可以看出,在郭孝恪攻战焉耆时,唐太宗李世民身在京都,心怀天下,他掐算里程和时,竟然可以推算出郭孝恪何日破敌,何日可将捷报传至京师。这当然一方面说明了唐太宗的精明睿智,同时也说明了唐时对西域的地理情况,中央政府是了如指掌的。
关于四镇的情况,这里我们再引述和比较一下几位方家的说法。
日本历史学者大谷胜真l925年撰文说,"碎叶在今中亚楚河流域托克玛克附近,乃西突厥领域内之要地,唐初玄奘曾至其地,固不能视为《通鉴》所言'碎叶城属焉耆都督府界'。韦川认为,"《新唐书·焉耆传》说四镇中有碎叶,实即'碎叶'乃'焉耆'之误......"
殷盂伦在《文史哲》上撰文说,"所谓碎叶、素叶、细叶,都是突厥语的汉字音译而碎叶城的得名就是由碎叶川而来,即取水名以作城名。对碎叶城和碎叶水的记载,早在隋代已很明确。......"我们的结论是:碎叶在中亚,焉耆无碎叶。"周伟洲撰文认为,"唐代只有一个碎叶城......焉耆不是碎叶,焉耆附近也没有一个碎叶城。"
吴震撰文认为,"王方翼所筑碎叶城不在焉耆......而是在碎叶水,即中亚楚河南岸。"吴文还认为,"碎叶故址小在今托克玛克附近,而是在伏龙芝(即比什凯克--笔者注)北约十五公里,紧贴楚河南岸的楚伊斯阔业或其附近。"吴震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引述了l968年出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100号墓的"汜德达告身"文书两件,在经过仔细的分析之后,作者说,方翼所筑的碎叶城无疑即是玄奘所曾经过并在那罩会见西突厥统护可汗的素叶水城......"
邹逸麟、赵永复合作撰文认为,"其实焉耆并没自碎叶城,清乾隆时修的《皇舆西域图志》卷十二业已指出:王方翼筑碎叶城......《唐书·地理志》载人焉耆都督府下,......误及之耳。
由以上所引之诸多论述,综合在一起说明了,碎叶城只有一个。碎叶城的位置在碎叶河中游之南岸,而焉耆与碎叶兀涉。为了说清楚这一问题,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宋人税安礼所撰绘之《历代地理指掌图》,叫在该书第一幅图即《古今华夷区域摁(总)要图》中载有碎叶地名,而焉耆名另有。此图虽较粗略,但却是"历史地图之草创",它的真实性与权威性都是空前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明人茅元仪所辑之《武备志》,在这部距今三百多年的军事百科全书的二百二十三卷中,有一幅《西域图》,其中亦明确地标出了碎叶城、千泉、旦罗私城、素叶河、天山、土鲁番、乌耆国(即焉耆)、丘兹(即龟兹)、哈密、大清池(即热海)、蒲昌海、乌孙界、交河等地名。由此图可以看出前述诸方家对碎叶的论述都得到了证实。这里,笔者还要附言,有人曾撰文认为哈密附近也有一碎叶,但上述宋明两图的记述完全否定了该说。
尽管如此,笔者仍对焉耆的情况做了调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音郭楞蒙古旗自治州所辖的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史志办公室刘膺跬的协助,杳阅了焉耆的古今志书,并比较了现今焉耆的地图。--焉耆半落在博斯腾湖畔,与坐落在伊寒克湖不甚远处的碎叶城,两者的地理位置有相似之处,但要确认焉耆曾是古碎叶城,仍不可能。
编写中的当代《焉耆志》(校对稿),其第一节为"历史变辽",查其中历史进程上并无设碎叶城的记载。义中只说,"公元720年(唐开元七年,应为719年--笔者注)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汤嘉惠,请以焉耆代碎叶设镇,高仙芝为镇守使。"这里的记述比较清晰,那就是说将原来没在碎叶的城镇,改设在焉耆了,其镇守使为高仙芝。也就是说焉耆是代替碎叶设镇,不是移至焉耆重建另一个碎叶。当代《焉耆志》的记述无疑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笔者还检核了清代的焉耆志书、手抄本文献《喀喇沙尔事宜》,其中也无建碎叶城的记述。惟清代地理学家祁韵士(1751~1815)在他的《万里行程记》巾的"喀喇沙尔"(清朝时焉耆名喀喇沙尔)条下有云:"汉焉耆国。唐置焉耆都督府于此,后改碎叶镇。"祁韵士是我国近代著名西北地理学家,嘉庆九年(1804)涉嫌户部铜案,次年发"成伊黎,时经一百七十余日,路经一万七百余里。在此次西行途中,祁韵士将沿途所见,随手疏记,投行箧中,编缀成书,名目《万里行程记》.以志其远游之迹"。他的记述也很有价值。我们理解"后改碎叶镇"这句话,也是将都督府改迁的意思,并不是将焉耆改称碎叶镇。祁韵士援引唐书的话说,"贞观中,两突厥分其部为二,以伊列水为界。显庆二年(657)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讨两突厥沙钵罗汗,至曳唾击败之.乘雪兼行至其牙帐,斩获数万。沙钵走石国,乃分十姓之地置漾池、崛陵二都督府,曳喱河在今伊犁河之东。漾池、崛陵皆在伊犁河之西。唐时,碎叶川亦在其地。""20盏自元以后,许多地方均以蒙语命名,遂使古今的记载难以一一对应了。不过,虽然"郡县有时而更",可是"山川千古不易"(郑樵语),依照历史文献,我们仍能窥其端倪。例如.热海在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的《西域释地》中,称为"特穆尔图诺尔,水周六百余里,西北南三面皆山,山麓为布鲁特游牧。沿岸潮沙可镕为镇。特穆尔译云镇,图者有也,以水产镶敞名。并产大鱼"。诺尔即淖尔,意为湖泊。这就是热海,即今伊塞克湖。对此,祁韵士的记述非常详尽,可惜就在祁韵士谪西域60年后,1864年(同治三年)在塔城因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而为俄所有。从此,热海--伊塞克湖和碎叶川--楚河,被划至境外。此事距今已一百三十多年。
碎叶城大约湮没于公元十世纪左右。不过到清朝时,人们仍对已湮没了的碎叶城有所怀恋。在祁韵上的《西陲竹枝词》中,有题为《伊犁》的一首诗提到碎叶,诗云:
伊丽曾闻属定方,煅池碎叶路茫茫,投鞭直断西流水,始信当年我武扬。伊犁在巴尔喀什湖和伊塞克湖之间,但距伊塞克湖较近,也就是在距原碎叶城址不远的地方。祁韵士是高明的地理学家,方位当小全弄错。反之,在该竹枝词集中,也有《喀喇沙尔》(即焉耆)一首,却未提碎叶只字。由此也可以看出,认定焉耆处曾筑有碎叶城,完全是一场延及千年的历史的误会。想当年罢复四镇时,曾有过以焉耆代碎叶设镇(所在地)和后来移镇(所在地)复于碎叶设镇的行政军事区划变革,加上王方翼曾在碎叶城设四面十二门的土小之举,故而产生了误解,一直讹传至今,而成为李白身世研究中的一个误区。
1979年《北京大学学报》第五期,曾发表张广达先生的《碎叶城今地考》一文,该文对碎叶城的古今地理位置做了详尽的比较,并引述了大量的中外文献和国外的考古成果,雄辩地证明了古碎叶城,就是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玛克城西南8~10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废城故址。在故址的西南隅,筑有官堡,距宫堡约l00米处,还先后发现两处寺庙废址。其第一座寺庙奉礼佛像为释迦牟尼和垂脚弥勒,参见图1-4与图l-5所示。其
图1-4阿克·贝希姆废城的佛寺复原图
(据《吉尔吉斯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考察队报告集》莫斯科,1959年,第26贞复制:--复制者张广达先生。本书之图,复制于张广达之《碎叶城今地考》。笔者以为,此或即杜环《经行记》中所;己述的碎叶城人云寺,待考)
关于阿克·贝希姆城的情况,《大唐西域记》中之《素叶水城》条注释中云:"近人根据苏联考古发掘材料指出,碎叶故址当在托克玛克西南八公里处之阿克一贝西姆。首先提出此说者为英人(T Clau,mn撰Ak Beshim Suyab,载《英国王家亚洲学会杂志》,1961年4月号,页l~13),苏联克里亚施托尔内、日本护雅夫赞同其说(见C.F.KⅡHⅢT0p撰《古代突厥鲁尼字体碑铭考》,莫斯科,l964年,页124;护雅夫撰《古代游牧帝国》,东京,l976年,页186--202)。参阅张广达《碎叶考》,载京大学学报》l9两年第五期,页70--82。"

图l一5阿克·见希姆废城的第一座佛寺正殿复原
(括《吉尔吉斯考古学民族学考察队报告集》,莫斯科,1959年,第263'丽-NN。--复制者为张广达,此图据张广达文中跗图复制)

关于碎叶城的佛教寺庙,前文引杜环《经行记》中已经述及:"肯交河公主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所谓大云寺,乃是唐周武则天朝,于天授元年(690)由"僧法明等十人伪造《大云经》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当代唐作天子"武一则天以一个异姓女子而想夺取李氏唐朝皇权,殊非易事。她必须借助宗教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就在武则天差人发布《大云经》之前一年,她还下令封子为隆道公,又敕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其中的日的,就是为了夺取皇权。为此,武则天于天授一年(691)三月,下令在全国各地修建大云寺,供奉《大云寺经》,并改革以前的礼仪,彻底落实"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爰开革命之阶,方启惟新之运"。
史载,长寿三年(694),"碎叶镇守使韩思忠义破泥熟俟斤及突厥施质汗、胡禄等,因拔吐巷泥熟没斯城"。这时碎叶正在唐域之内,所以它必须按照唐武则天的敕令修筑大云寺。杜环所见到的大云寺,正是这时修筑的。由苏联考古学家所挖掘的佛教寺庙,虽未见到"大云寺"三个字,但其年代及寺庙造型等,均为唐代西域风格:。故或可厘定其即为大云寺。且以寺庙之址分析,该地建于宫堡附近,这同杜环的记载也惊人地一致。由此可知,唐中央政府的诏令达于边陲,在执行和落实是毫不含糊的。
近年来,关于西域北庭高昌的佛教之王家寺庙,考古工作者还在壁画上发现有供奉者的王公夫妇绘像,(793可惜碎叶大云寺蚁是个废址,其寺庙壁上是否有此类发现尚不能知。

图1-6北庭高昌一寺庙发现的供奉者厦王者行进囝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高昌同鹘佛寺遗址》图殿西壁画复制,1991)

由上述可以得出结论,李白先祖在隋末的大业难中,曾遭杀戮,三从以上余口"肖发边徼",后因不堪监禁而窜逃,逃至西域热海附近的碎叶城住了下米。住下十二三年后,曾有一年轻的唐僧玄奘去日度取经路过此地并讲经小住,然后西去。有人根据史籍中的某些模糊语言而对碎叶城殆误浮解,曾认为碎叶有两处,除热海碎叶外,另一处在焉耆,遂提出李白先祖窜居焉耆碎叶的可能。经过多位文史学者的考证和探讨,尤其是张广达先生对碎叶的考证与比较,终证明碎叶城只有个即热海碎叶。本文所述亦是对张广达先生的考证继之以古诗和部分文献上的补充。最后,我们可以说,范传正李白碑文中的"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的撰述,是确凿无误的。李白的先祖(被推断为李白的曾祖父)至李白生,一连四代就生活在热海碎叶及其附近地区(详见后述)。五岁时,李白随父亲"李客"携家"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
五、"谪居条支"析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范传正的碑文与李阳冰的《草堂集序》。
范传正的碑文云:
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李阳冰的李白《草堂集序》云:
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于名。
"隋末"是指时间,相当具体。而"中叶"就显得比较含糊其辞了。自凉武昭王李需至李白为九世,中叶应是指第五世,具体的时间,也当隋末。说法不同,其时相仿。"多难"和"非罪"
是对应的;"隐易姓名"同"易姓与名"也是一致的。李阳冰的序文在前,范传正的碑文在后。而范在撰文时,一定仔细研究过李的序文,为了说法的不同,范传正用心良苦。从这一点上说,"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和"非罪,谪届条支"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足相互包容的子集合,若从地理位置上来分析,我们的判断也不错。这是因为:第一,其"流离散落"本身,就不只局限于一地。若换句话说,也就是李白先祖一家从窜至碎叶后,到李白父亲带全家返还内地,其问共经历了八十六年。在八十六年三四代人居住的漫长岁月里,为谋生或避战乱(八十六年中,碎叶经历了多少战争的劫难啊",也不会只虬居于一地,所以"流离"于中亚一带各城(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故而,我们相信,范传正文中的"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这句话里,必然已包容了"谪居条支",不过这期间也会有谪居其他地方的内涵,但可能因时间短,并不重要而略去了。在这里,我以为"流离"(关于散落,笔者后文还要述及)二字中的"流"字很重要,它表明了一种态势,即流动性和动态,这一点和西突厥人"逐水草而居"是相应的,流动件在以牧畜为主的民族居住地区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足为怪。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李白研究家们似乎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李白的先祖们"被窜于碎叶"后"靠什么生活"这一首要问题。根据历史文献和吐鲁番出土义书,我们可以看出,住唐代,西域各民族和流徙去的汉族人平时可以融通相居,相互之间也是平等相处的。李白的先祖作为窜谪的流人,深入到西突厥叶护可汗(相当于王公)牙帐所在地的碎叶,并隐姓易名,可以想见,入伍从军成为口护可汗部下的一员武将大概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靠什么谋生呢?据推测,大概不外乎有以下四种:
一是,被雇佣充当牧马或牧羊人;
二是,被雇佣成为驮队的脚夫或保镖;
三是,从事种植业;
四是,从事商业活动。
在上述四种可能性里,最不大可能从事的职业就是种植业。李白先祖,蝉联跬组,世为显著,多为武将,少为文臣,所以种地的事不大可能,而西域之地也极少农业。其次,李白先祖们即使刚到西域时,因地位卑下,手中钱财不多,被人雇佣的情况或许有,但也不会太久。只要情况稍有改善,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改变自身的命运和社会地位。故而推及,李白先祖们在西域从事商业活动的可能性最大,谋生也最容易。
在西域经商,必须要长途贩运。唐时从安西、北庭贩运到西方去的,主要有鲽布、丝绸、瓷器与竹器等物品,从西域输往内地的,主要有马匹、骆驼、香料、玻璃制品等,若想得到巨额的利润,势必远距离运输,这样他们东至安西、北庭或其他关隘集市,西运必达西方诸国和波斯湾地区。因此,我们说商旅生活很, 可能是李白先祖几代人生活的基本特点。既是商旅,就町能居无定所,或眷属们居于碎叶,而由家中的丰要成员去从事经商活动。偶尔也会在其他地区居住下来(如当碎叶降临了战火的时候),所以条支旧地就可能是李白先祖们除碎叶居住地外,最重要的西域谪居地。或日,《易》称"见几而作";《传》云"相时而动";"夫时者,得失之所系;几者,吉凶之所由"。况隋末至唐初,西域诸地战乱多伐,流人谋生殊为不易,不择其地而居,岂能坐而待毙么?
下边,我们根据史料来看一看条支国的地望所在。
《汉书》云:"乌山离国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日行,东与嗣宾,北与扑挑.西与犁轩、条支接,行百余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803查李阳冰序之王琦注文,即据此文。(81'《后汉书》云:"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惟西北隅通道,土地暑湿,出师子......大雀,大雀其卵如瓮。......安息后,役数条支。"[82]
《梁书》云:"波斯国,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孙以王父字为氏,因为国号。国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咸也生珊瑚树,长一二尺。亦有琥珀、马脑、真珠、玫王圊等,国内不以为珍,市买用金银。"
《魏书》云:"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出白象、狮子、大鸟卵。......其王姓波氏,名斯。"
《周书》云:"波斯国,大月氐之别种,治苏利城,古条支国也。东去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城方十余里,户十余万。王姓波斯氐。......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碛,引水灌溉。......又出白象、狮子、大鸟卵、珍珠、离珠、颇黎、珊瑚......"《北史》云: "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此文与《魏书》"波斯条"同)又说:"安息国,在葱岭西,都蔚檀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月氏两北。"叉说:"条支国,在安息西。""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
《隋书》云:"波斯国,都达曷水之西苏蔺城,即条支之故地也。"
《旧唐书》云:"波斯国,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西北拒拂蒜,正西及南俱临大海。户数十万。其王居有二城,复有大城十余,犹中国之离宫。......气候暑热,土地宽平,知耕种,多畜牧,有鸟形如橐驼,飞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瞰犬攫羊......又多白马、骏犬蝼及大驴、师子、白象、珊瑚树高一二尺、琥珀、车渠、玛瑙、火珠、玻臻、琉璃、无食子、香附子、诃黎勒、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甘露桃。......隋大业末,西突厥叶护可汗频击其国,波斯王库萨和为西突厥所杀......波斯竞臣于叶护。......(唐)仪凤三年(678),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支独返,不得人其国,渐为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罗二十余年,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至景龙二年(708),又来入朝,拜为左威卫将军,无何病卒,其国遂灭,而部众犹存。......乾元元年(758),波斯与大食国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
"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大业中,有波斯胡人......纠合亡命,渡恒曷人,劫夺商旅......遂割据波斯西境,自立为王。......其王姓大食氏。......龙朔初(661)击破波斯......其时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其境东西万里,东与突骑施相接焉。"《新唐书》云:"波斯,居达遏水西,距京师万五千里而赢,东与吐火罗、康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南皆濒海,西北赢四千里,拂栋也。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别裔,王因以姓,又为围号。隋末,西突厥叶护可汗讨残其国。贞观十三年(639)遣使朝贡。 "伊嗣俟不君......奔吐火罗,半道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人吐火罗以免。遣使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龙朔初,叉诉为大食所侵。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卅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俄为大食所灭。-...--调露元年(679)诏裴行俭将兵护还,将复王其国,以道远,至安西碎叶,行俭还,......因居吐火罗二十年,部落益离散。景龙枷(707)复来朝,授左威卫将军,病死,西部独存。...-·乾元仞(758),从大食袭广州,焚仓库庐所,浮海走。"'--此文与《旧唐书》所言基本一致。
"大食,本波斯地。......隋大业中,有波斯人......乃诡众裒亡命于恒曷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灭波斯,破拂棘,......康、石皆往臣之。其地广万里,东距突骑施,西南属海。"
从上面我们所引述的历史文献看,条支为汉时之国,"临西海","有大鸟卵如瓮"。到南北朝时,条支国只剩余部丁"安息西",代之而起的是波斯国。隋时,还说波斯乃"条支之故地"。进入唐代,波斯先是被西突厥的叶护可汗讨残其国,随后又被大食所灭。两唐书在诠释波斯国时,就不再云"条支之故地",原因是条支国已是距唐以前很远的历史故事了。
不过,我们还应看到,波斯和随后灭波斯的大食(与唐同时建国,彼时实力正强),均拥有西域的大片领土,"西域康、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其地广万里,东与突骑施接",......所以我们说,两域一带均可称为"条支"。
在这里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东与突骑施接"这句话。"突骑施乌质者,西突厥之别种也。初隶在斛瑟罗下,号为莫贺达干。......尝屯聚碎叶西北界,后渐攻碎叶,徙其牙帐居之。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相接,东南覃西、庭州。"这里的"西南与诸胡接",正是上文中的"东与突骑旋接"的对应句。由是可知,古条支--后波斯--唐大食,都是与突骑施"相接的",其相接处,正在碎叶附近。因为,突骑施的地域恰在巴尔喀什湖和热海之间,并兼有碎叶之地。根据薛宗正先生的研究,突骑施的中心地域在伊列水中游一带,居弓月城,攻碎叶城是在此之后的事。这些和上述古籍的记载也是一致的。要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碎叶、热海一带与被称为条支的大食地是紧相邻接的,因此在宏观上唐朝人便将它们称之为条支地。--如是,李白家族的"中叶非罪,滴居条支......"和"其先陇西成纪人......隋朱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也是一致的了,根本不存在着争议。条支即是指碎叶及其西之地而言;碎叶也是指条支之东及相邻之地;二者相同,只是说法有别。
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现在再看看几位文史学家的说法。
其一,是胡怀琛先生的说法。胡怀琛先生认为,西域"乃是《新唐书》混称条支或碎叶"之地,而且"不成问题,可以不必多说了"。(%1由此可见,胡怀琛先生早就认识到了条支和碎叶的同一。
其二,是俞平伯先生的说法。其实俞平伯先生并没有什么说法。他说,"条支碎叶是一地否,姑且不谈" "胡文在先,俞文在后,而后者又不谈,想必是俞先生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它,甚至可以认为是间接地默认了,也未可知。
其三,是郭沫若先生的观点。郭沫若先生说,"唐代条支,既与葱河、天山等接壤,自当包含碎叶......"C981他是从李白的《战城南》这首诗反推回来的,因此这句话姑用郭先生的说法是,只能"约略地表示其地望",尚不能成为历史的依据,但有一点却不能否认,那就是郭先生也将碎叶包含在条支中了。
其四,是耿元瑞先生的论述。他说,李白"诗中的条支海,决非古条支所临之西海(波斯湾),而很可能是热海(伊塞克湖)"。
其五,是苏北海先生的推断。苏北海先生说,"这个条支海就是巴尔喀什湖是十分确切的"。不过,这也是从李白《战城南》一诗推出的,只是论据更充分了些。
其^,是朱方先生的论点。他认为,所谓"条支","是概略唐代对西域的泛称",此说和王琦之说毫无二致。
其七,是刘友竹先生的论述。刘友竹先生认为,"谢飑的都城鹤悉那,即今喀布尔西南的加兹尼。"也就足说,"条支都督府就在今阿富汗中都一带,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由笔者对条支的地望进一步加以检核。
郭沫若先生晓,"古有'条支国'......产狮子、鸵鸟等。彼乃大食之异译(波斯文Tajik),今之阿拉伯。其地远隔,不能比傅。""剐郭说,误。其实,郭沫若先生所引的波斯文"Talik".古译大食,即古条支一波斯之后的新国,今人通泽为"塔吉克",即今称Tadzhikistan(塔吉克斯坦)者。如果此蜕不谬,那么当年"康、石之类皆臣属之"的地方,正是在塔拉斯河、怛罗斯城,并兼及碎叶水和热海带,也就是史书上所说,"东与突骑施相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正是唐代政治和军事势力西达的地域,查唐时对西域用兵达十五六次之多,而且其中多数都在此地。天宝十年(751),唐将高仙芝率联军同大食军会战于此地,后因联军中的葛逻禄部(主要居住在巴尔喀什湖东北部一带)叛变而导致全军败绩01043此战役在东西方的史书上均有记载,惟虏数有所不同。当时被俘唐军达两万多人,其中高仙芝的幕僚杜环(《通典》作者、著名唐史学家、岐国公杜佑的族子),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掳去而远达阿扣伯和北非的。前已述及,杜佑著有《经行记》,他是唐人(和李白叉同时代)惟一曾亲历过碎叶城并留下文字记录的人。根据r述情况,唐代人将怛逻斯城和塔拉斯河一带称为条支地,就不足为奇了。王琦所说条支系指西域极远之地,也即是指此地,而决非子虚乌有之地。
怛逻斯城距碎叶城约"八百五十里",既可称条支地,那么李白的先祖东去怛逻斯地去经商,甚至"谪居"于该地,当然亦是十分可能的。所谓"流离散落",当是避战祸而出走,是被迫的,也可能是逃难。怛逻斯城附近,城镇很多("碎叶已西,数十城,国皆立长"--玄奘语),其中最著名的是小孤城(居中国人三百户),李白一家滴居条支,住在小孤城的可能性最大,当年唐玄奘去西域时,曾路过此地。
综上所述,将碎叶一带指陈为条支之地大致不差。
六、《战城南》新解
为了进一步廓清条支地和碎叶地指陈的同一,现在我们再来读李白的《战城南》(卷三)诗。诗云: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杂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奏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呜向天悲。乌茸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革莽,将军宅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在清王琦注的《李太白全集》中,工琦引萧士赞注云:"开冗天宝中,上好边功,征战无时。此诗盖以讽也。"
今注家詹镆先生认为,此诗为天宝六载(747)所作0tOS他引《旧唐书·王忠嗣传》云:"天宝元年(742),(王忠嗣)兼灵州都督。是岁北伐,与奚怒皆战于桑干河,三败之,大虏其众,耀武漠北,高会而旋106又引《新唐书·高仙芝传》云:"天宝六载(747),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乃自安西拨奂城,经疏勒登葱岭,涉播密川......行百余日。约会连云堡......破之,拔其城,斩五千级。......八月,......俱班师。于是,拂秣、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
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集编年注释》,将此诗系于天宝八载(749),引战事与詹镆先生同。[108]
然而,关于此诗的系年问题,笔者认为仍有待商榷。根据史书的记载,对《战城南》一诗所涉及的地望,试释之如下。
所谓"桑干源",即桑干河之源头。在唐时约略为蔚、云、朔、代四州地。王忠嗣与奚怒皆战于桑干河之源,其主战场当在朔州马邑县、代州雁门关北一带。是时,王忠嗣任朔方节度使兼灵州都督,怒皆是奚族内迁的酋领,天宝元年(742)在桑干河一带作乱。于是,王忠嗣"是岁北伐,与吴怒皆战于桑干河,三败之,大虏其众,耀武漠北,高会而旋。时突厥叶护新有内难,忠嗣盛兵碛口以威振之。乌苏米施可汗惧而请降,竟迁延不至。忠嗣乃纵反可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厢(疑为左帽。--引者注)而归,其西叶护及毗伽可敦、男西杀葛腊哆率其部落千余帐入朝,因加左武卫大将军。明年(天宝二年,743),再破怒皆及突厥之众。自是塞外晏然,虏不敢人"。
由上述可知,《战城南》一诗中的"去年",应系于犬宝兀年或灭宝二年,因为在桑干河源处平定怒皆的战争持续了两年,非此即彼。故可以断定,李白的"去年战,桑于源",必是指"天宝元年或天宝二年"这两年中的某一年,这应该是元歧义的。那么,该怎么断定呢?当然应该参照"今年战,葱河道"了。"今年"是哪一年?这一年,不仅与"去年"接,而且应该在"葱河道"打过仗才对。--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得从史书上去寻找根据。
--开元二卜匕年(739)"秋,八月,乙亥,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汀吐火仙。嘉运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警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人怛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在这次甲定苏禄及其子吐火仙的大战中,首领莫贺达干先是杀其父苏禄,后又助唐边军擒其子,自恃功高,战后对唐廷给他的赏赐不满.于天宝三载(744)叛乱。是岁夏"五月,河两(应为安西--引者注)节度使夫蒙灵髻讨突骑施奠贺达干,斩之。秋八月突厥大乱,敕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卅兵乘之,至萨河内山,破其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右厢未下。会回纥、葛逻禄共攻拔悉密颉跌伊斯可汗,杀之。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言状,上册封裴罗为怀仁汗。于是怀仁南据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旧统弱逻葛等九姓,其后又并拔悉密、葛逻禄,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战则以二客部为先"。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今年战,葱河道",就是指天宝三载(744)盖嘉运攻碎叶城,擒吐火仙的战事。在这次战役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警"潜引兵突人怛逻斯城......威震西陲",正是从疏勒由葱岭北麓潜行进军,径直攻击怛逻斯城的。他的进军之路,当经喀什噶尔河、锡尔河及其上游诸河与纳伦河等源自葱岭匕麓的河流。届时唐军的正面战场则在盖嘉运攻克碎城方面,两军齐下,叛军腹背受敌,当然只有溃败了。在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本足镇守朔方的大军,王忠嗣也征战到了西域的北部,即大漠的西北部,这一方面说明战事频仍,同时也说明了王忠嗣这支战于桑干源的部队,也参与了平定西域叛乱的战争。天宝三载(744)五月和八月的战事,先后发生在热海(伊塞克湖)、夷播海(巴尔喀什湖)之间一带,而这一带的夏天和秋天,天气炎热、干燥、少雨,因此所谓的"洗兵",只能用"海上波",而极少可能借助天下雨了。这里的海上波,其海当即为热海(伊塞克湖),抑或是夷播海(巴尔喀什湖)。苏北海先生认为,此海指的是巴尔喀什湖。
我以为,此海应为热海(即伊塞克湖)。其理由是盖嘉运攻碎叶城.其战役的进攻路线是正面攻击,其军必走热海北岸入碎叶城的道路,此路亦即当年玄奘大师去碎叶之路。也只有走此路,才能让夫蒙灵警的疏勒军"潜引兵"从南路攻击怛逻斯城。其次,土忠嗣攻左厢咄陆部,并未蛆其兵达"海"的记述,故其在海上洗兵的可能性极小,充其量是在河上(如伊列水)洗兵。伊列水即今之伊犁河,该河西北流,最后注入夷播海(巴尔喀什湖)。[114]
由上述,我们可以确认,李白《战城南》一诗,乃写于天宝三载(744),即改"年"为"载"的那一年。时间当在该年的八月以后。
--是年(今年,即天宝三载,744),盖嘉运五月用兵攻碎叶,洗兵热海;同时又命夫蒙灵警率疏勒兵,潜行自葱岭北道,攻怛逻斯,一路上经过喀什噶尔河和药杀水上游各支流,这些河均源自葱岭北麓,故将此路称为"葱河道"。AYl,王忠嗣从朔北西行,长驱万里,攻左厢咄陆,获胜于热海和夷播海之间。--"去年",即天宝二年(743),王忠嗣在桑丁河平定奚族酋领怒皆的战事,打了二年才最后甲息。而平息后,王忠嗣并未偃旗息鼓,随即又投入到平突厥的战事中。
西北战事频仍,也反映到西域佛寺的壁画中。现今发现在北庭高昌回鹘佛寺的一幅战事壁画,或许可作为李白《战城南》诗最好的注解,见图l7。

图1-7西北攻城战事囤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图65殿西壁画攻城图复制.l991)

李白诗"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在这首诗里,曾被忽略了的是下边两句:"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盖嘉运攻碎叶城,虽然也是征战过远路迢迢,但从安西至碎叶和从疏勒至怛逻斯,都不能言万里。惟王忠嗣从朔北征战至热海与夷播海之间,可称为万里。只有战于桑干源后又去战西域、征条支的王忠嗣,才能说是万里长征战;因旷日持久的战事而无喘息之机,故而称三军尽衰老。所以,这两句诗,应是指的王忠嗣攻西厢咄陆叉转战至古条支地的战事。
王忠嗣在从西域归来后,曾有一《平定诸着奏》的奏章,其文略云:
臣闻,北方杂虏之中,突厥为大,其风俗强悍,弧矢利习,而诸蛮夷皆出其下,所以凭陵河塞,历代患之。[115]这可说明,"上好边功"是有客观因素的。若边境安宁,无仗可打,何处去争功?反之,边乱不止,不平定也不行,为何不争功呢?所以,笔者认为李白的《战城南》这首诗,讥讽并不是主要的,而更多的却是吟战事之苦:"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而写这首诗时.李白是针对某人埋怨边战太多的指斥或讥讽而发出的感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可见李白用心之良苦。
《战城南》既涉及了天宝元年至天宝二年(742~743)的桑干源之战,电涉及到了盖嘉运和夫蒙灵謦攻占碎叶和怛逻斯之战,同时还涉及了王忠嗣平定西域攻西厢咄陆之战。也就是说.涉及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正因为战事如此频仍,李白才说,"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里,讥讽上好边功是一个隐性涵义,而另一个显性涵义则是,边乱如此频繁,不征战也不行,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在讥讽之外,既有感叹之意,也有无可奈何之慨。诗中的"乃知兵者足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句话出自《六韬》,在赵蕤的《长短经》里,李白早就读到过。此时引入《战城南》诗中,则用古人的话来诠释圣人用兵之道,非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动用的。从这一点上说,李白自有他的独到见解。
李白的诗文创作都是极为精致严谨的,"去年"和"今年"这样的时间含义,绝对不会混淆。迄今以来李白诗的所有注家,多数都将"今年战,"河道"的战事,同高仙芝于天宝六载(747)攻伐吐菩和小勃律之战联系起来,此乃大误。以李白诗作之精细准确,绝不会将发生于五六年之问的事,硬写成"今年"和"去年"发生的事。这种疏漏不属于李白,而只能属于方家。或许,我们也可以假定其战事发生于五六年问,那么其诗句岂不可以改为:"昔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了么?
有的注家,如郭沫若先生在解读《战城南》时,多次说到"条支海",此亦大误。其实,世上根本没有"条支海"这一海名。"条支海"这一海名,源白对李白此诗的误读。笔者以为,世上没有"条支海",就和世上没有"匈奴海"、没有"突厥海"、没有"吐蕃海"一样。关于"条支海",苏北海先生认为,巴尔喀什湖在唐时就称为"条支海",亦误,两庸书中根本无此地名。"条支海"本为郭沫若先生解读《战城南》诗时由臆想所首创。
现在我们再来读李白原诗句:"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其中"洗兵"和"放马"是对应的,"条支"和"天山"是对应的,"海上波"与"雪中草"是对应的。如果硬要说"条支海"和"天山雪"是对应的,似也元不可。但是,如果我"认定有"条支海"这一专用地理名词,想必也会有"天山雪"这一地名或雪名么?--我认为,"洗兵条支海上波"句,只是说洗兵在条支地域上的某一个海的海上波,而绝非"条支海"的海上波。这个海,根据条支由汉到唐的地域指述的变迁,可以是西海(波斯湾或里海),也可咀是雷翥海(咸海,有时也称西海),更可以是热海(伊塞克湖)或夷播海(巴尔喀什湖),总之可以泛指古条支地望中的任意一海(湖),因为这些海或湖,都在不同的时间和"汉条支--后波斯--唐大食"发生过联系,都不能算错。但是,如系于天宝三载(744)的"去、今"两年的战事,那么,此所谓"条支地域上的海",则应该为热海无疑。
再者,热海(伊塞克湖)和天山相毗邻,从地域上亦正好相对,二者都是西域广大地域上最豁亮最重要的地名,所以纳之入诗,作为对偶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李白用"洗兵、条支、海上波"三个对偶词组来指陈行军战事之艰难,既写出了地域之浩瀚与苍凉,也写出了兵士征战的艰辛与苦难。所以才有"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的感叹。李白将万里征战系于一诗,纵横捭阖,东西相济,其意境博壮而开阔,其联想丰富而绝奇。其跨越之时空,以年计,以季节计,以万里计、以海山计,何等悠远寥廓!秤严谨的诗句对仗中,一张一弛,一战一休憩,如此运用自如,如此出神人化,这些都是他人所难以企及的。
不过,此诗仍有疑窦。在殷瑶所编的《河岳英灵集》中,其收李白诗十三首,其中第一首即《战城南》。该诗"洗兵条支海上波"句则为:"洗兵涤戈海上波。"殷瑶的《河岳英灵集》选诗"起甲寅,终癸巳",按李珍华、傅璇琮的研究,《河岳英灵集》是李白在世时编就的,应是最早最可信的版本。其中的"洗兵条支海上波"句,原来竞曾是"洗兵涤戈海上波"!由此可见,将"条支海"作为地名解读,则是十分荒谬的!
--综上所述,李白的先祖,在隋末时,以罪徙边徼,后"被窜于碎叶,隐易姓名"。为谋生计,李白的先人们一定选择了从商之路。既从商,就要长途贩运。在经商时,其家眷们不可能随商旅行走而到处飘宿,只可能选择一两处地方居住下来。
为躲避战乱,李白的先祖们可能离开过碎叶,更可能迁到怛逻斯或其附近的小孤城(小孤城在唐玄奘取经路过此地时,有从中原移去的内地汉人三百户),但不论是碎叶,还是怛逻斯,抑或是小孤城,其地都可以泛称为条支地。所以,王琦的李阳冰《草堂集序》之注说得并不错:"恐以碎叶为是","条支乃借言作西域极远之地说耳"。
在结束本文时,笔者还应指出,李白还有(?)一首《战城南》(卷三十,诗文补遗)诗:"战地何昏昏,战士如群蚁......"这首诗的讽谏意味甚强,但是否为李白的诗作,尚很难说。
七、李白的自述
关于李阳冰序文和范传正的碑文,前者系来自李白晚年病中枕授简,后者源自李白孙女献出的李白子李伯禽写的手疏,这些文献在研究李白家世和生平时,不言而喻,均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然而,这两件虽说是极其宝贵的文献,毕竟不是出自李白本人之手,它和李白的作品与自述,总要互相印证好。
白既生于西域,那么在李白的作品中肯定会找到他的自述或回忆的影子。现在,这些带有某种回忆性的自述式的作品,已被史家们考核出来了。下面,我们就一同来加以讨论。
如前所述,胡怀琛在《逸经》第十一期上曾著文《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他》,此文最先引李白《寄远十二首》(卷二十五)诗其十云:
鲁缟如玉霜,笔题月支书;寄书白鹦鹉,西海慰离居。行数虽不多,字字确委曲;天末如见之,开缄泪相续;泪尽恨转深,千里同此心;相思千万里,一书直千斤。在这首诗里,由雪白的"鲁缟",我们可以确定,李白写此涛时。应该住在东鲁,因为用的是山东出产的鲁缟,而且写信的地点,很可能就在任城或暇丘。依笔者之见,此诗大概是李白寄给尚生活在西域之地而没有回到中原来的某个亲属或友人的。这个远亲或友人,不仅和李白相亲近,而且,由此还证明了李白虽居东鲁,但和他们却仍有联系,不然为什么会有书信往还呢?又,李白寄信为何不用汉字而用"月支书"呢?可见对方大概不通汉文。使用月支语的人,很可能生活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柯坪县一带。柯坪县有一个玉尔奇乡,据调查该乡的乡名是"月支"的讹变,"那里至今还保留着最古老的月支(突厥)语言"。(117)这里的月支,当然就是月氏了。柯坪县正处于经温宿奔勃达岭,越该岭去伊塞克湖(热海)的途中,亦即是李白先祖和唐玄奘去热海的途经地。早年,大月氏国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乃远遁之。其中一部分去了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也就是李白先祖窜居的碎叶,那里肯定还混有月氏族的部落。后来,这些人或又被击溃窜至阿姆河流域附近,唐时还曾有短暂的时间设市过月氏都督府,并和波斯都督府、条支都督府一样,后来义被强劲的大食国所兼灭。而在柯坪县一带,却奇迹般地遗留下米一少部分月氏人居住至今。
上边,我们谈到了李白先祖一家。"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其中当然也会有散落在西域各地的族人。有人说,李白的母系亲族,很可能是"胡化的汉人"或"汉化的胡人";抑或是同月氏人或突厥人有血缘关系的汉胡混血者或后裔。(在四川江油,传说李白的母亲为羌人,不知何据。此待后述。)其实,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的混血民族。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即人口最多的民族,但却不是一个纯汉族血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各兄弟民族相互融通的历史,所谓炎黄子孙,并非单指汉族而言,而是泛指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所有民族,或称华夏民族,亦可简称为华人。通过李白的《寄远十二首》其十,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李白一是懂得月支(氏)语言,并能很熟练地运用他们的文字来写书信。二是李白在西域还有散落的亲人、族人或友人,其中应包括李氏族亲或李白母亲旅系的亲人。而后者很可能本身就是胡人或胡汉混血人。
诗中提到的西海,我以为指的仍足热海,即伊塞克湖。在庸和唐以前的古籍中,西海足一个很不确定的地理名词。最早称为西海的是青海,青海西有一座伏俟城,曾称为西海郡,而金城郡也曾称为西海郡。西海郡,有时即简称为西海。但西海有时也会指伊塞克湖或波斯湾。如"二庭近西海,六月秋风来"(岑参《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诗)。这里的"西海",就是指热海,即伊塞克湖。此外,像岑参的另外一些诗句,如"逐虏西逾海,平胡北到天";"孤城天北岸,绝域海西头"。"愁见流沙北,天西海一隅"等;都是指热海无疑。不过,我们在前文论述条支时,也有条支国西达"西海"之说,那里的"两海"就是指波斯湾或阿拉伯海了。综上所述,李白此诗中的两海,应是指热海(即伊塞克湖)。有人说,岑参诗中的西海,是指蒲昌海,此乃误读。因为岑参诗中,还有"蒲海晓霜凝马尾"之旬,二者不会混淆。蒲海即蒲昌海,是今天巳经消失了的罗布泊。此诗中的白鹦鹉,也是西域(或南域)的特产。白鹦鹉作为贡品,曾多次由西域进贡中国。如在南朝宋元嘉五年(428),"天竺迦毗黎国......奉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婴皇国,"大明三年(459),献赤白鹦鹉"。纠到唐朝时,西域各国贡献的珍奇异物更多,其问也有献鹦鹉鸟者。如,贞观五年(631),杜邑"献五色鹦鹉。太宗异之,沼太子右庶子李百药为之赋。又献白鹦鹉,精识辩慧,善于应答。太宗悯之,并伺其使,令放还林薮"。届时,新罗还"献美女二人,魏征以为不宜受。上喜日:'林邑鹦鹉犹能自言苦寒,思归其国,况二女远别亲戚乎?'并鹦鹉,各付使者而归之。"这是唐朝最早接到鹦鹉贡使时的情形。又如,开元七年(719)"诃毗施王撩塞因吐火罗大酋摩献师子、五邑鹦鹉"。l263鹦鹉被誉为西域之灵鸟,"性辩慧而能兮,才聪明以识机",祢衡在《鹦鹉赋》中说它,"眷西路而怀,望故乡而延伫"。这说明李白信中用白鹦鹉捎书给在西海的亲友,其问也带有缅怀故乡之意,白鹦鹉是一种自况和寄言的载体。诗巾的"天末",乃借之形容西域遥远之地,如言天涯海角耳(杜甫也有《天末怀李白》诗可征)。诗中的后六行,完全是这种寄言亲友和思乡落泪的真情写照。
在这首诗里,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李白能用月支(氏)文宁书写,也就是李白懂得西域月支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所谓月支语,就是突厥语,月支文也就是突厥文。
李白精通突厥文字和语言,此诗仅是一个自述的例子。在范传正的李白墓碑文中记述了李白曾在长安作《答蕃书》,一度震动了京都朝野。同一事件,在刘全白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谒记》中,记载李向曾草《和蕃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蕃"字。此"蕃"字有人认为是指吐蕃,不确。唐中央政府和北疆、两域各地方政权的往来文书,均称"和蕃书"。《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二有《和蔫》敕、制文,以及《和蕃册文》等,其中本书里提到的《册金城公主文》和《册交河公主文》,就收在此卷中。
在《警世通言》和《今古奇观》中,小说家们根据唐人传奇,撰写了《李谪仙醉草嗡蛮书》一篇,虽是小说家占,但也不能说一点生活的影子也没有。小说描写李白在长安时,大唐番邦渤海国上书,当时的翰林学士拆书后,全然不识一字。只告学识短浅,不懂"鸟兽之迹"。此事难坏朝中诸臣,最后经贺知章推荐,由李白阅书,并用汉语做了翻译,最后又受皇帝之命,用同样的"蕃文"做了答书。查唐时,"渤海,本粟末秫辐附高丽氏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叫那么,渤海国最初使用的是什么文字呢?当代学者陈宗振先生转引林斡先生的编集认为,"在语言学上,把古代突厥、回纥以及黠戛斯等诸民族的语言,还有现代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几十种民族语言划为一类,称之为突厥语族的语言,有时简称为'突厥语'。'突厥文'指的是古代突厥民族使用的一种拼音文字。......这种文字还有其他的名称,如'突厥卢尼文''鄂尔浑一叶尼塞文''蓝突厥文''西伯利亚文'等。"值得注意的是,陈文还介绍了许多重要的突厥文文献,其中就有《塔拉斯碑》,此即在古怛逻斯(与小孤城)附近发现的突厥文石碑,也就是笔者在前文中推断李白先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俄国的突厥文学者沙夫库诺夫,曾在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古渤海国地)附近发现的一块砾石上,解读了鲁尼文(卢尼文)铭文符号。从而确定了该地的文字属于突厥文,并撰有论文叙之。虽然他的结论目前尚存在着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渤海国人一度接受了东突厥人的文字这一点,乃是不可否认的(后来渤海国又转而接受了唐之汉文)。
由上述,我们就不难发现,小说家们编撰的故事和历史学家们经过考古得出的结论,竟然惊人地一致。或换句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住唐玄宗时,渤海国人曾用突厥义给唐朝政府写了国书(带有挑战的性质),彼认为中原人无人识此书,其文字是像鸟兽足迹一样的拼音文字(查今天历史文献中保留的突厥文字母,果似鸟兽足迹),满朝文武大臣兀有识者。只有李白精通这种文字,他不仅做了解读,而且还用这种文字写了答书,将渤海国君主的政治军事讹诈,用外交辞令给予无情的回击,从而避免了一场边地的战争。
李白任长安的具体时间,王琦的《李白年谱》和郭沫若的《李白杜甫年表》都确定为天宝二年至天宝三载(743--744)。就在这段叫问内,渤海国国王的弟弟大蕃作为使者曾到唐都长安朝拜过。王琦注文认为,李白代答蕃王书是在天宝三载(744),但大蕃朝唐是在天宝二年(743),所以这样我们就可初步确定李白"代草王言"的时间,似应在灭宝二年的后几个月至跨年。事实上,渤海国的大钦茂在位时,于丌元二十六年(738)六月,曾"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并得到唐玄宗的首肯,其时渤海国已全面引进中原文化。渤海国使臣上的蕃文书,笔者认为极可能是渤海国中个别人抵御中原文化的一个阴谋。而李白对粉碎这一阴谋是立下了不朽功勋的。由此可见,李白草蕃文书,是有史实事件的根据的,小说家言想必也不是捕风捉影虚构情节。李白答渤海国使者大著书,使用的是突厥文(卢尼文),这和李白自己在诗中所说的月支(氏)书,是同一种语言文字。因此,依笔者所见,《今古奇观》中,小说家描写的李白草答《口赫蛮书》一事,绝非杜撰,亦是史实之变种。而这篇小说,按现代小说分类,基本上可视为一篇拟实作品。
现在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其他几首诗。
在《江西送友人之罗浮》(卷十八)中,有这样的诗句:"乡关眇安西,流浪将何之?"非常明晾,李白在诗中明确地说明了安西(安西都护府辖地,包括碎叶)是他的故乡。这故乡非常遥远,而他李白作为一个离乡背井的人,将不知自己在流浪中走向何方。此诗中还有"尔去至罗浮,我还憩峨嵋;中阔道万里,霞月遥相思"等句,"憩峨嵋"当是指诗人回自己的第二故乡四川。李自在二十五岁出川前,曾在峨嵋山隐居和读啪。四川是李白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养育过他的土地,所以他对四川也非常恋眷,在这首诗里透露出了李白曾有归隐峨嵋山的念头。"憩峨嵋"三字,也透露出了"峨嵋"不是他的故乡,仅只是一个休憩地,而"乡关"才是故乡。这也是笔者不认为四川是李白故乡的原因之一。在另一首题名为《赠崔咨议》(卷十)诗中,李白曾写道:"绿骥本天马,素非伏枥驹。长嘶向清风,倏忽凌九区。何言西北至,却走东南隅。......"诗人以出白西域的天马自况,其中也隐喻了自己的乡关,正是西域的地望。按《史记·大宛列传》有"神马当从西北来"的句子,也说明了李白的西域乡关,应在大宛或大宛附近。大宛国在唐时的故地为石国,都柘析城,即大宛都督府(今塔什下城),距怛逻斯约八百余里,和怛逻斯距碎叶城的距离差不多。碎叶在怛逻斯城之东,而大宛都督府则在怛逻斯西南。李白以出自大宛的天马--神马自比,其中更隐喻着自己生于西域碎叶或条支故地。这种自比或自喻,在李白的另一首诗《天马歌》(卷三)中,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李白的《天马歌》。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
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恍惚。
胡震亨认为,此诗是太白"以马老见弃而自况"。在这首诗里,李白自比的天马来自月支窟。所谓月支窟,亦即月支国战地的月窟。而月窟又是指月亮在西边降落的地方,乃泛指遥远的西部,天涯海角。李白在《上云乐》(卷三)涛中云:"康老胡 雏,生彼月窟。"杜甫亦有《瞿塘怀古》诗云:"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束。"岑参的纠庭贻宗学士道别》诗云:"荷戈月窟外,擐甲昆仑东。"张九龄的诗《送赵都护赴安西》云:"自然来月窟,何用刺楼兰。"岑参的另一首诗《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云:"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通过这些诗句,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所谓月窟,大概在古月氏(支)国故地,也可以认为是在热海附近,大凡在月落西方,云蒸氤氲的地方(湖海之岸),都可以认为是"彼月之窟",即月落之地,从而亦泛指西方天际处。--当然,从这一点上说,它又一次证明了李白的故乡在西域之热海附近的碎叶。
在两域,月落"入窟"。那么日落呢?日落的景致,在李白的笔下,也是气象万千:"Fl从海边没,水向天边流。长啸倚孤剑,目极心悠悠。"(李白《赠崔郎中宗之》)在李白描写边塞生活的诗篇中,多次提到海。如:"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趣,胡马秋肥宜白草。......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行行且游猎篇》)又如:"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骠姚。流星白羽腰问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胡无人》)再如:"寒云夜卷霜海空,胡风吹天飘寒鸿";(《白纶辞三首》其一)这些诗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海与沙碛"和"海与风霜"始终联系在一起。根据这一特点,依笔者的愚见,此处的"海"均应指热海为是。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笔下的海,均是所谓的"条支海"(此言差矣!笔者前文已述,此处不赘)。或亦有人说,是暗指阿富汗的两个小湖泊。我以为,这也是不可能的。按阿富汗加兹尼,位于北纬33。北,虽为高原,但其纬度相当于中国的上海、苏州或长江三角洲一带。试问处于长江二角洲一带的太湖,能冷到称为"严风吹霜海草凋"吗?只有热海附近的河湖,甚至是比热海附近的河与湖还北的巴尔喀什湖(约在北纬42。~47。之间,相当于中国东北或西北地区的气候),才能被描写成"寒云夜卷霜海空"。由上可知,李白在描写西域的地理环境时,也是抓住了沙碛、赤坂(红色的山岭石岩)、霜海这些他所熟悉的意象,或il、时从"家大人"那里听来的自然地理特征,从而展现了西域广阔地域的悲凉、苍茫和荒寂。因为,西域是李白的故乡,热海虽然冬天一般不冻,惟其不冻,那刺骨的风霜才更显得凛冽呢!

注释:
[1]刘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李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l975年版,第5053贞;
[2]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五十四之"元稹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6页;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l975年版,第995页;
[4]司马迁《史己》卷三九《晋世家》.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一册,第200页;
[5]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闻》,载《清华学报》1935年卜卷一期,第153-155页;
[6]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上卷,将此诗编人天宝三载(744),是年李白四十四岁;巴蜀书社l990年版.第700页;叉。詹镆《李白诗文系年》将此诗编入天宝四载(745),是年李白四十五岁;作家出版社l958年版,第62页。但以诗中"白云乃吾身"句,可推此诗当写丁待诏翰林前。现存疑。
[7]李白诗《万愤词投魏郎中》有"兄九江兮弟三峡"句,由此断定李白排行第二,但李白在同辈中总排行为十二,故也称李十二,本书引证的李白诗文据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国书店1988年根据世界书局旧版本影印版,本诗载第545页;以下如不特殊注明,均据此书;
[8]杜甫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称李白为李十二;
[9]胡适《白话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卜海版,第201~202页;接愿书自序,此书奁稿"作于民国十年ll月,l2月和十一年的l月",其序作丁1928年6月5日,距笔者今日引文,已经七十余年了。
[10]《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l975年版,第
5762页:
[11]两文均据土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国书店1988年版,卷三十一(跗录一),第705页、第716页:
[12]李宜琛《李白底籍贯与生地》,载1926年5月10日北京《晨报副刊》,第23--24页;
[13]注[5];
[14]冯承钧《唐代华北蕃胡考》,载l930年9月号《东方杂志》;
[15]胡怀琛《李太白的国籍问题》,载1936年3月《逸经》第一期,
第l0页:
[16]胡怀琛《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他》,载1936年《逸经》第十一
期,第3页;
[17]俞甲伯《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载《文学研究》1957年
第二期,第40--46页:
[8]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l971年版,第3页:[193同注[5];
[20]此处西海系指雷翥海,即今成海;
[2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隋纪四》,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三册,第348--349页;以后笔者所引《资治通鉴》,均系此书。
[22]同前注《唐纪九》,第二册,第529页载:"隋末,中国人多褴于
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赎之凡得男女八万口。"
[23]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载《京大学学报》l979年第五期,
第70页:
[24]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5页;
[25]即伊塞克湖.唐时名热海,亦名大清池,水巾含盐量达5.8%o,故亦可称咸海,但今咸海非指伊塞克湖,乃指唐时的雷翥海。伊塞克湖在天山山脉北部的伊塞克枯地,现湖面海拔l 609米,东西长182公里,南北最宽处为60公里,面积为6332平方公里,为世界最大山地湖泊,湖深702米,冬季不封冻,故称热海或热湖(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卷,第45页);
[26]玄爨、辩机原著《大唐西域记》,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l985年版,第69页;
[27]康熙御定《全唐诗》卷一百九九,岑参二,丁远等校正,两卷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l993年版,第592页;
(28]同注[26],第71页;[29]1剥注[26],第76贞;[30]同注[26],第77页;同注[26],第78页;[32]王溥《唐全要》卷七十三,中华书局l998年版,第l326页;
[33]《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391~6392页,胡
省三注;
[34]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3页,
[35]同注[23];查台湾史学家陈致平先生《中华通史》第四卷附图,碎叶债置量有变迁,但仅在碎叶水南北岸变动。参见花城出版社l996年版,第四卷;
[36]杜佑《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二,《边防八·焉耆》,中华书局1988
年版.王文锦等点校,第五册,第5222--5224页;
[37]同前丰,第5224页;
[38]《李延寿们史》卷九十七《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1974年版,第3217页[39]乐史《太平寰字记》卷一八一:
[40]《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三《边胁九·石国》引杜环《经行记》文.第五册.第5276页;
[41]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洪丕谟等点校,学林出版社l992年版,第186页;
[42]《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657页;
[43]《旧唐书》卷百九十四下《突厥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191页:
[44]同前注.第5194页;
[45]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九《边防十五》第五册,第5464页;
[46]《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二《唐纪二十八》.开元十年条;
[47]《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突厥下》,中华书局标点奉,第657页
[48]《全唐诗》戎昱卷,上海古籍出版社l986年版,第676页:
[49]同前注,第673页:
[50]同前注,第85页;
[51]同前注,第330页:
[52]《通典》《边防十三·突厥上》,第5401页;
[53]同村注,第5200页:
[54]《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34页:
[55][56]同前注,《千方翼传》,第4134页:
[57]同前注,《西域上》,第6229页;
[58]同前注,第6230页;
[59]同前注,第6231页;
[60]同前注,第6232页:
[61](日)大谷胜真《安西四镇之建置及其异同》,周一良译,载l934年8月《禹贡》第一卷第十一期;
[62]4E《历史文献上关于唐代安西四镇的称谓是怎样记载的》,载《历史教学》l964年第儿、l2期;
[63]殷孟伦《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载《文史哲》l974年第614期;
[64]周伟洲《略论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65]震《唐碎叶城镇析疑》,同上注;
[66]吴震《从吐鲁番出土"汜德达告身"谈唐碎叶镇城》,载《文物》1975年,第8期;
[67]邹逸麟、赵永复《唐代的碎叶城》,载《复旦学报》1980年增刊《历史地理专辑》;
[68]《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卜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上海版,据日东洋文库藏书影印,第6~7页;
[69]茅冗仪辑《武备志》卷二百二十三《西域图》,转引自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7--588页;
[70]《焉耆志》(校对稿),第2页;本资料由新疆焉耆叫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史志办公室刘膺畦提供。
[71]吴丰培《喀喇沙尔事宜》手抄本,上卷,第6页;
[72]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西域释地》与《前言》,山西人民出版一社l992年版,《西域释地》第206页,《前言》第2页;
[73]同前注.《西域释地》,第265~267页;
[74]同注23,第79页;
[75]《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l985年版,第72页;引文中所提到的《古代寞厥鲁尼文碑铭》一书,今已出中文译本,李佩娟译,克利亚什托尔内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参见该书第l24~126页。其中作者记述了,"住在该城里的还有汉人、叙利亚人、波斯人",这是个多民族杂居的中世纪古城。有关该城住有汉人的记述,该书还征引了另一位苏联历史学者祖耶夫的文献:《有美碎叶的汉文记载》。
[76]玄奘《大唐西域记》,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前言》第45页;
[77]同注[41],第538页,《释教在道法之上制》;
[78]《新唐书》卷二百一下《突蹶下》,第6065页;
[79]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州,丁种第三十九号.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出版社l991年版,第l38集:
[80]班固《汉书》卷几六上《西域传》,《二十五史》第一册,《设书》第360页;
[81]壬琦注《李太白全集》.第705页注;
[82]哗《后汉书》卷一百十八《西域传》《二十五史》第二册,《后汉书》第297页:
[83]思廉《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815页:
[84]魏收《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中华书局标点本l974年版,第22702271页;
[85]令狐德蕖《周书》卷五十《异域下》,中华书局标点本l971年版,第919~920页:
[86]李延寿aE史》卷九十七《西域》,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22页;
[87]同前注,第3227页:
[88]征等《隋书》卷八三《西域》.中华书局标点奉.第1857页;
[8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311~5313页;
[90]同莳注.第5315--5316贞;
[91]《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下》,第6258~6259页:
[92]同前注,第6262页;
[93]同前注,第6262页,记云:"永徽二年(651),大食王....遣使朝贡,自言大食氏,有国三十四年......"此时。唐建国已34年,而大食建国电已34年.故两国同时建国;
[9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突厥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190页:[95]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2年版,第320页后地图插页:
[96]同注[15];
[97]同注[17];
[98]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4页;
[99]耿兀瑞《李白家世问题郭说质疑》,载《汀汉论坛》1981年第l期;
[100]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
[101]朱方《唐代"条支"地质疑》,载《中华文史论丛ll979年第3期;
[102]刘友竹《李白的生地是条支》,载《社会科学研究11982年第2期;
[103]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4页;
[104]《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犬宝十年夏;
[105]詹链《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l958年版,第71页;
[106]《旧唐书》卷一百三《工忠嗣传》,第3198页;
[107]《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传》,第4576--4577页;两唐书对此战役的记述繁简略异;
[108]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中册,第903~906页;[109]同注[106];
[110]《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开元二十七年秋。
[111]同前注,卷第二百一十五《唐纪三十一》,天宝三载。
[112]"洗兵"典出《说苑》:"武王伐纣,风霁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日:'此其妖欤?'武王日:'非也,天洗兵也。"'又,杜甫也有写战事诗《洗兵马》,载《饯注杜诗》卷--,可参考。
[113]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
[114]苏北海先生刘巴尔喀什湖唐时称夷播海持有异议。他认为巴尔喀什湖即古称条支海。--笔者特此记之以存疑。
[115]王忠嗣《平定诸蕃奏》,载《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三,上海古籍本.第二册,第1630页,标点为笔者所加;
[116]李华珍、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8页。集中收李白诗《战城南》句中的"涤戈",有注云:"汲术、毛本、丛刊本作·条支',何校作'涤戈'。"按"涤戈"与"天山"不对仗,故也不排除二者并存(异稿)的可能。但无论何者,"条支海"都不应作为地名解读。
[117]苏北海《大月氏的西迁及其活动》,载《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二期,第32页;
[118]岑参《送张都尉东归》.《全唐诗》上海古籍本,第473页;
[119]岑参《北庭作》,同前注,第474页:
[120]岑参《轮台即事》,同前注,第475页;
[121]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同前注,第477页;
[122)沈约《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中华书局标点本l974年版,第2386页;
[123]同前注,第2383页;
[12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蛮西南蛮》,第5270页;[125]《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唐纪九》,贞观五年条;[126]《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一《西域下》.第6260页;
[127]祢正平《鹦鹉赋》,见《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0页;
[128]同注[41],第l84、186页;
[129]《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狄》,第6179页;
[130]陈宗振《突厥文投其文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1期,转引白林斡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76页;
[131](俄)克里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孛佩娟
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l991年版,第55页及注:
[132]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印,1980年版,第176页;
[133]王琦注《李太自年谱》,天宝二载条;
[134]《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4十五史·史记》,第345页;王琦注《李太自全集》,第92页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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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李白家世

一、李白家世述略
李白的家世,一直蒙尘于历史的迷雾中,只有透过岁月的罅隙,才能窥知它的一点斑迹。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卷二十六)云:"白闻,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论举身之事,便当谈笑以明其心"为了明心,李白随后郑蕈地介绍自己说: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成秦,困官寓家,少长江汉。
李白在《赠张相镐二首》(卷十一)其二中,也介绍过自己的家世:
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苦战竞不侯,当年颇惆帐。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李白家[的自述,仅此而已。李白干宅应元年(762)逝世,过了二百三十六年以后,即宋真宗成.平元年(998),上柱国乐史曾撰《李翰林别集序》云:"(白)其诸事迹,《草堂集序》、范传正撰新墓碑,亦略而详矣。史又撰《李自传》一卷,事又稍周。"从乐史的序文,我们知道乐史曾撰有《李白传》一卷,时问当在宋咸平元年(998)之前,叮惜今已阙佚。但乐史又说,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和范传止的新墓碑文,关于李白诸事迹,"历来言太自家世者,大都据之。"
王琦在《李太白年谱》中云:
阳冰序乃太自在时所作,所述家世必出于太白自言。传正碑据太自之子所手疏。二文序述无有异词,此其可信而无疑者也。
李阳冰和李白是同时代的人,李白称李刚冰为"从叔",并有赠诗。李白卧病时,曾受到李阳冰和诸友人的周济。李白将自己的诗文全部交给了李阳冰,并对这位从叔"枕上授简"。于是李阳冰乃编就《草堂集》并为之序。所以,我们认为李阳冰序文中所叙述的李自家世,完全出自李白自己之口,是李白诗文自述家世史料中最重要的文献。
李白生时有一挚友范伦,曾写有《与李白浔阳夜宴》诗.过从甚密。范伦的儿子范传正读此诗后,知道范家与李家有"通家之旧"。范传正字西老,乃父曾任户部员外郎。他自已是进士出身,"又以博学宏辞及书判皆登甲科,授集贤殿校书郎、渭南尉,拜监察.殿中侍御史。自比部员外郎出为歙州刺史,转湖州刺史,历三郡,以政事修理闻"。范传正为李白迁坟,撰新墓碑,正当他任歙州刺史时。"传正精悍有立,好古自饬",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在褐衣时曾游西边,是一位亲自考察过西域的旅行家,并著有《西陲要略》三卷。此书虽已失传,但在他所撰李白新墓碑的碑文中,曾提到李白的先祖"被窜于碎叶",应是无误的。

图2-1李太白之墓,先葬龙山,后迁神于青山之阳
(中国李白研究会.l993)

范传正过当涂时,在当时的县令诸葛纵的帮助下,曾拜谒过李白墓,并寻找李白的后人。"凡三四年",才找到李白的两个孙,女。这两个孙女,都已嫁农家为妇。李白的一个孙女还找出了李白儿子李伯禽亲制的关于自家家世的手疏。范传正还按照李白生时的遗愿,将李白之墓迁于"青山之阳",并撰写了新墓碑文。该文撰于元和十二年(817),迁神之日是正月二三日,此距李白辞世已五十五年。由此可知,范文的可信性自不待言。
李白生时.文冠天下,慕名者多矣。其中有个王屋山人魏万,是李白的无数追随者之一。魏万后改名魏颢,上元初登第。李白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序中说:"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论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魏颢(万)也有《金陵酬翰林谪仙子》诗回赠。李白对魏颢很欣赏,曾对魏颓说,"尔后(汝)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因此将自己的诗文,尽交魏颢,"命颢为集"。按今天的话来说,就足将诗文手搞托付给魏颢,并授命由魏颢编辑"李白集"。后遇安史之乱,"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于是重新编集,援笔成序,这就是魏颢的《李翰林集序》的由来,此序亦是研究李白诗文和家世的名篇之一。魏颢编此集时,"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乃"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文有差互者,两举之"。魏颢编就《李翰林集》时,"白未绝笔",也就是说李白尚在世,魏颢甚至伴备"吾其再刊",为李向编辑续集。这说明,魏颢序中关于李白家世的记叙,虽然不多,日一定是由李白口授的,当然也是可信的,应是后人研究李白生平家世的重要线索。
下面,我们将李阳冰的序文、范传正的新墓碑文和魏颢序文中,有关李白家世的叙述,比列于后,以便于研究。
李白,宇太自,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禹九世孙。蝉联硅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彖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
--李阳冰《草堂集序》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筐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白本陇西.乃放形围家于绵。
--魏颢《李翰林集序》由李白的自述,以及李白几首诗中偶然提及的关于李氏家族的话,同上述三篇引文中的家世记述,我们特胪列制一对比表于后,以便于对照索隐。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李白之家世为"陇西成纪人",大概没有问题,自述与他述均持此说。接下来的就是对"凉武昭王九世孙"这一说法怎么看。在李白的自述里,并未提到他是凉武昭王李篱的九世孙。我们只能从李白和与他交往的李姓朋友之间的相互称谓中,约略地推算他的辈分。
然而,由于有关史料匮乏,李白与李姓族人或朋友的称谓与辈分,多自李白诗中述出,迨少史证,故历来方家均持疑团不解,甚至认为是冒姓。
詹镆先生引明代杨慎《升庵集》卷五十"李姓非一"条云:"《姓氏谱》(唐吕才等撰,今佚):'李氏几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唐时重族系,虽帝系之贵.亦自屈居第二,让陇西为一.则陇西之李与唐氏之李不同族明矣。......议世李广为陇西李氏.至唐犹然。然据唐人姓氏谱,则陇西与唐室了不相干,而李氏称陇西者,往往冒唐宗室,又矛盾矣。唐自高祖继位,太宗高宗继之,武后杀唐子孙殆尽。至开元末四十年而李白诗云,'我李百,万叶,柯条布中州',是又可疑。盖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称宗室,既不封以禄位,惟虚名夸人日天潢仙派而已。唐帝亦乐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伪电。"141故詹镁先生认为,"自亦俗人之见,而欲'高白标榜'耳。"
郭沫若先生也认为,"李白自己对于李霉九世孙之说都把握不定,那就无怪乎得不到宗正寺的承认了。"郭先生又说,"所谓李需九世孙之说,看来是李白本人或其先人所捏造,目的就是抬高自己的门第。"那末,李白为李嚣九世孙,到底是真是伪呢?且看下述。
二、李阳冰为李白从叔之谱证
在历史上或在生活中,许多同道者相见相知,常以兄弟呼之。称兄弟者,至少应具备两个前提,一是相契较深,相慕甚久,故见而交之,秉性相投;另一个条件是年龄相仿佛。是故,历史上有桃园三结艾,有竹林七贤等,均视为异姓兄弟。
而同姓氏者,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唐时,随身带有族谱或家谱手疏,两人相见后。应叙家礼或交换谱牒,以查明辈分,然后以辈分之礼呼之。如是兄弟辈,则按年齿排序。
唐代是李姓天下,入李氏谱系的旁系渐多,而李氏自李耳后乃一望族大姓,各房系分立而又遍及全国。有唐一代,曾出了一位李姓史学家李延寿,他继承乃父遗志,专修《南史》和《北史》。对李氏族系的衍生滋蔓,记叙颇详,所以他所属的支系,环节相当清晰。其他房系的情况,就难免简略些或残损些了。如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他的祖父李虎,有一个哥哥李起头,曾封长安侯,他的儿子叫李达摩,曾为长安县伯,但他的后代却默默无闻了。唐书中的《宗室世系表》里,只记叙了李虎的弟弟李乞豆及其后代,而对李达摩的后世,则说其后无闻。这说明,连皇室的近亲族系。还不一定能弄清,更何况其他的谱系呢!有人曾以李达摩的后代无闻,而推想李白即其后代,但没有可靠的证据,仅成一家之言。
族系谱牒残缺不全的原因,多为社会动荡或战争风云所吞噬;也有的是族系衰微,或贫困交加,或无男性子嗣可继而中断。历史上的风云变迁很剧烈,历数百年而记的族系谱牒是否可靠,也仍是一个问题。虽然如此,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以相识为机缘,还是愿意联宗的,更愿意以族系的辈分相互呼之。
纵观《李太白文集》,酬赠之作良多,可见李白既有人缘,又喜欢联宗。
不过,在联宗之外,也偶有无称谓者。如《饯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中的李藏用,李白只称他为"公"而不言及辈分。还有一个李居士,名字不详,李白也没有联宗,而只称他为"吾族贤老",回避了辈分。此外,还有诗《送李青归华阳川》,说李青为伯阳仙家子,伯阳指老子,显然是指李姓家族之道友,却没有指明辈分。
对于普通的地位不是很高的李姓友人,李白均愿意联宗并以辈分呼之。在李白的九百多首诗文中,据粗略的统计,就有四十多首是赠给李姓族人的,其间涉及至亲、"族亲"或"从亲"者达三多人。不过有一点值得人们注意,那就是当李自称对方为从兄、从弟、从叔、从祖或族兄、族弟、族叔、族侄......时.却很少也很难见到对方的回应。或换句话说,李白的称谓(笔者认为多数当不会错)多是单向的,很难检核其是否可逆。故而,郭沫若先生曾认为,李白对人的称呼,"自相矛盾,毫无定准","不外是以势利眼光在看人说话"。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经过认真的研究检核后,我以为,李白对对方的称呼,并不是随意的,绝大多数都有谱可依。下面,我们不妨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同李白交往的三十多位李姓朋友中,惟有当涂宰李阳冰对李白产生了应答关系。李白有诗赠给他,题目是《献从叔当涂宰阳冰》(卷十二),诗的内容是对李阳冰人品和书品的赞崇。诗略云: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
虽无三台位,不借四豪名。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弱冠燕赵来,贤彦多逢迎。山阳五百年,绿竹忽再荣。高歌振林术,大笑喧雷霆。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捎天庭。辜邑艰难时,浮云空古城。居人若蘼草,扫地无纤茎。惠泽及飞走。农夫尽归耕。广汉水万里,长流玉琴声。雅颂播吴越,还如太阶平。小子别金陵,来时自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拨五色毛,意重太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从以上所引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此诗几乎是李白对李阳冰的一篇赞辞!而李白刘李阳冰的称呼也是亲密无间的。李白称李阳冰为"吾家",而不是称"吾族";其次,李白电透露出了李阳冰的房系族籍在燕赵,也就是赵郡。众所周知,李白足"陇西成纪人"。陇西成纪李氏和赵郡李氏,足两大支系,要追溯同祖,须上溯几十代方可。然而,李白对李阳冰却不称"从兄弟"而称 "从叔",肯定是交换了谱牒,认丁宗之后才确定称谓的。
李白还写有一篇《当涂李宰君画赞》(卷二十八),文中对当涂宰李阳冰也竭尽溢美之辞。辞略云:
天垂元精,岳降粹灵;应期命世,大贤乃生。吐奇献策,敷闻王庭;帝用休之,扬光泰清。滥觞百里,涵量八溟;缙云飞声,当涂政成。雅颂一变,江山再荣;举邑于卞舞,式图丹青。眉秀华盖,目朗明星:由赞辞说明,李白对李阳冰是很敬重的。反之,李阳冰对李白也相当关切,尤其是对晚年的李白,竭尽照料之能事,周济他"赠微所费广",且"意重太山轻",说明孛阳冰对李白的照顾是尢微不至的。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叔侄情谊是双向的。
李白晚年在"临当挂冠"叫,突患"腐胁疾",卧病于床,乃将诗文草稿万卷,交给这位从叔李阳冰,"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对李阳冰非常信任,故而对其嘱托后事,寄厚望于他。李白称李阳冰为"从叔",如果称渭有误的话,李阳冰应该予以拨正,何况届时李白已年过六旬,而李阳冰的年龄人概要比李白小些,或者说至少相仿佛吧,不是叔而被称叔,则被称叔的一方,肯定不会心安理得地接受。从这一点上来分析,李白称李阳冰为"从叔",当不会错。
李阳冰不仅欣然地接受了李白对自己的称谓,还将该诗编进《草堂集》中,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叔侄关系是成立的,也是名正言顺的。李阳冰还为此集写了序文。序文一开始就说:"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嵩九世孙。"--也就是说,李阳冰不仅将李白给他的赠诗《献从叔当涂宰阳冰》编入了《草堂集》,还在《草堂集序》中,指明了李白是"凉武昭王禺九世孙",那就在事实上认定了自己相当于"凉武昭王嚣八世孙"。那么,李阳冰的辈分是不是相当于"凉武昭王需八世孙"呢?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由此可见,这是解开李白家世辈分之谜的惟一的一把钥匙。
据《新唐书》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二》上云,李阳冰为赵郡南祖房李真的八世孙,湖城令李雍门的第三子, "将作少监"。《宣和书谱》卷二说,"唐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人,官至将作少监。"l0(参见图2-2)。

图2-2 《宣和书谱》中的《李阳冰传》
(中华书局版.l985)

詹锁先生认为李真"于秦将军昙为二十六世孙,较凉武昭
王下一世,则阳冰于凉武昭王当为九世孙,而白当为十世孙。'' 郭沫若先生也认为,"李真低李嚣一辈,论理李白与李阳冰同辈。他李白却称李阳冰为'从叔',把自己降低了一辈。"[12]詹、郭二先生的根据是《新唐书》中的《宰相世系表》,而此表为宋吕夏卿所创,虽在检核时颇为方便,但内中错谬迭出,以致使史实淆乱,后人有沈炳震者,著有《唐书宰相世系表订伪》十二卷,于此可见一斑。笔者为考核李氏族系谱牒,曾仔细核对《新唐书》中的列传和世系表,同样也发现了一些悖误。如《新唐书》卷七十八《淮安王神通传》载:"孝节曾孙嚣,l33少孤,事母孝。"l40同一人,在《宗室世系表》上中示出,"清河郡公、灵州都督孝节",有三子为顼、琬、瑜;瑜有三子为异、置、晕。传里称嵩为孝节"曾孙",而在表中则为"孙",可见此表传。至少有一处谬误。
现在,我们再回到本题上来。为了弄清李氏家族的变迁,笔者从《史记》到两唐书,经核对后,自帝颛顼-高阳氏起,从穷蝉和大业分两路繁衍列举。由大业至理征及其子利贞,殆为李姓始祖,后传至李耳(老子),由李耳至李昙,记述稍详,我们的检核即从李昙开始。李昙有四子,长子李崇为陇西房始祖;第四子李玑为赵郡房始祖。由李崇而后,列于表2-2(亦包括续表)中,以李昙为第①代,那么至李广为第⑩代,至凉武昭王李嵩为第④代。表22的续表即从李嵩开始,则李宝和李抗均为第④代,至李渊为第@代,至唐太宗李世民为第@代,唐高宗李治为第代。如以凉武昭王李嚣为一世,那么李渊为禺七世孙,李世民为八世孙,李治为九世孙。
表2-3也是从李昙列出的,它略击了陇西李氏,而只列赵郡李氏。李昙为第固代,李昙第四子李玑为第囱代,李聪为第园 代.李聪的从兄弟李勰、李系、李奉、李曾当然电为第固代,李聪的儿子李真为第圜代。是故,则李真和凉武昭王李嚣为同辈同代。从表23中可见到李阳冰为李雍门第三子,为李真一李禺八世孙;李阳冰之子李服之,乃李真九世孙。此可参见表2-2及续表和表2-3所示。
如果李白是凉武昭王嵩九世孙(如李阳冰序和范传正碑文所叙),而李阳冰是李真八世孙,李真与李嵩又同辈,那么由家谱可证知李阳冰为李白从叔无疑。
笔者所列的表2-2及续表和表2-3,仅是两个经删节的简表,全表极为复杂。由诸表亦知,李氏望族是一个庞大的族系,其分支良多,本书所述及的问题,都以本表为据。此亦足以证明李白诗中所说的,"我李百万叶"和"柯条布中州",其言果然不虚。
如果说李阳冰是"李白为李嚣九世孙"的始作俑者,那么范传正的"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这话,就是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家世记叙中的最为有力的佐证和补充。但其间的"约"字,可谓用心良苦,时至今日,我们已不好对这个"约"字妄加臆测了。但无论怎么说,李白为李嚣九世孙这一点,仍是李白家世研究中最基本的出发点或前提。笔者认为,李白称李阳冰为从叔,此事发生在距今一千两百多年以前,他们都是当事人,他们双方中没有一方出来否定,我们何以将其否定呢?因此,我认为李阳冰为李自从叔是能够证明出来的,现根据表2-2及续表(见插页)和表2-3,已经做到了,并证明了这一切。李白为李嚣九世孙,而且都出自李阳冰和范传正之于,其严肃的历史责任感,理应得到后世的肯定与响应。
下面我们来看表2-2及续表(插页)和表23这两张表。
三、李白诗序中宗亲关系之研究
在《李太白文集》中,凡李白同他们联过宗的人,大多可见于《新唐书》宋吕夏卿所制之唐宗室世系表和宰相世系表。吕氏一表虽有讹误疏漏,但仍可成为研究李白家世的参考和依据,如再检核他书,亦可备矣。
现我们按清王琦注本的《李太白文集》诸诗所涉宗室之序,对李白及与之联宗的族亲和从亲,加以检核研究,此必将对研究并揭示李白之家世有所裨益。
我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上文已经证明过的:
李白称李阳冰为从叔."李白为凉武昭王暑九世孙"。
现在,我们将李白与之联宗者(除李阳冰之外),胪列诠释于后。
1.《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卷七)
按《新唐书》吕氏二表在东祖房李勰之弟李系(字和叔,后魏平棘令,追封平棘县男)的后代里,李弈(字景世,后魏都官尚书、安平侯)之七世孙,有濮州刺史李粲。今依本书表22和表2-3知,李系长李禺一辈。李弈为李系之孙,故李粲当为李禺八世孙。以往方家以吕氏表为据,认为李系与李嵩同辈,则李粲当为最九世孙,误,濮州刺史李粲。比李白高一辈,故此表中之李粲,非李白称兄者。
此外,还有一李粲,为汉骑都尉李陵的后代,先赐姓丙,后又赐姓李,亦名李粲,但比李白早三四代,因无涉从略。
又李白称兄之新平长史李粲,前面无"从"或"族"之宁样,笔者疑为李白至亲"家兄",李白被称为"李十二''(如左司郎中崔宗之有赠李诗《赠李十二》等,摄监察御史崔成甫有赠李诗《赠李十二》,载王琦本《李太白全集》卷十九),则说明李白应有一位至亲"家兄"。这十一位至亲兄长,有的可能是李白之父李客所生,即李白的亲哥哥,也有的可能为李白的伯父、仲父、叔父或季父所生,李白也称兄(即今日称堂兄者),亦即同祖父的兄长,当然为近亲。故此,李粲可能为李白全亲之亲堂兄。同赵郡东祖房之李粲,当非一人。
2《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卷七)
按此诗有工琦原注:"李季卿《三坟记》:'先侍郎之子日叔卿一字万天质琅琅,德光文蔚,识度标迈。弱冠以明经擢国。授荐邑虞、乐二尉。魏守崔公沔,洎相国晋公甲科第之,进等举之转金城尉,吏不敢欺。"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此诗注谓:"先侍郎,谓神龙中工部侍郎李适。"又,据《新唐书》卷二百二《李适传》:"李适字子至,京兆万年人。......睿宗刚,待诏宣光阁,再迁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赠贝卅刺史。......子季卿,亦能文。"[18]
李自称族弟的金城尉李叔卿,正是这位《三坟记》的作者李季卿的哥哥。据《三坟记》可知,李氏兄弟之长为李曜卿.季卿还有弟李口卿,字荣,其父为李适。李适为京兆万年人,既非宗章李氏,亦非赵郡李氏,叉非陇西李氏。吕氏二表巾也无记载.其辈分尤法检核,故应以李白称其族弟而推论之,李适比李白长一辈,李白和李叔卿、李季卿称兄弟,均"相当于"凉武昭王李舄之九世孙。
金城者,按王琦注云,唐称金城的地方有四处,即京兆兴平县、延州敷政县、兰州五泉县、广武县,谓"未知孰是"。詹镆先生云:"当指京兆府金城县而言。"从之。按此诗安旗先生系年为天宝二年,时李白在长安,故去京兆金城游并烛照山水壁画是可能的。所见良是。
3《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卷七)
按唐书吕氏二表中,宗室世系表中有李清者,为太宗八子越王房之越敬王李贞第四子,封常山公。唐太宗李世民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嚣八世孙,故李清当为署世孙,比李白小一辈。
又,赵郡李氏东祖房,李系孙李弈之后代,名李清者有二人:一为李弈八孙,扬别驾李尊之次子,表中未录官职;另一为李弈九世孙,和州司马李鹤年次子,和州长史李清。两李清虽同出李弈祖,但辈分并不同,先者为李禺九世孙,后者为李置十世孙,均非李白称从翁者。
按,李白称翁者,或以为从妻岳家亲友处论之。翁即当父辈者,如妻谓夫之父辈友者可称翁,夫对妻之父辈友者亦可称翁。李白称李清为从翁者,并非上引之三人,或另有一隐者称李清。待考。
4.《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卷九)
按,此诗原注:(皓)"一作晤"。关于李皓,详见下诗解。在吕氏二表中,名李晤者有二人:一为南祖房系,唐高宗相李敬玄之孙,官至金坛令者;其父李守一,曾官成都郫县令李白在川时是否和他有过交往呢?现虽不可知,也小能排除。因诗中有"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句,其中想必也有李皓日在,这里有一种怀旧的情调。李敬玄为马头太守李续四世孙,李续为李延观之子,后魏谯郡太守李善权之孙。自李善权向上,谱系在吕氏表中无载,故以李白称之为从兄者,当为李嵩几世孙。另一李晤,为伊阚尉,有兄为李昭,相当于嚣八世孙,比李白大一辈,故非是。
5《赠临涪县令皓弟》(卷九)
按前诗中李白称李皓为从兄,而在此诗中称弟,故不可能是同一人。前诗可能以"李晤"为是。此临沼县令李皓,李白称之为弟,未称"从弟"或"族弟",笔者认为此人可能是李白家族的至亲,即可能是李白同祖的亲堂兄弟或称叔伯兄弟,亦即李皓之父,极可能是李白父亲李客的哥哥或弟弟。李白本人排行第十二,人称"李十二",那么他有几个弟弟呢?史中记载不清+我以为李皓或即其中之一。

又,皓同皓,古时皓、皓通用。查吕氏二表,亦有两个李皓:一为江王房李元祥四子,义兴郡公皓。李元祥为高祖李渊二十二子之一,当凉武昭王李嚣八世孙,而李皓为嚣九世孙,故与李白同辈。另一李皓为许州司马,李系九世孙。詹铗先生认为,"李系与凉武昭千俱为秦将军昙之二十五世孙",193而据笔者所制之赵郡房李氏族谱表。系当县之一十四世孙(故李阳冰长李白一辈,见上文及表22和表2-3),因此这位许州司马李皓比李白,失一辈,当为凉武昭王八世孙。
6《赠清漳明府侄聿》(卷九)
按清漳县唐时隶属河北道之沼州,明府即唐人对县令的别称。此诗首二句,"我李百万叶,柯条布中州",是说不论走到哪里,都能遇见李氏家族的人。从口气上看,李白俨然是"我李"这一姓氏的代言人,不然何以如此大言不惭?此点亦可以作为推测李白是李姓族人的一点根据,而并非如某些方家认定的李白为冒姓李氏者。而且,我甚至还际疑李聿即李白亲侄或亲叔伯侄,因为在诗题上,既无"从"字,也兀"族"字,只称"侄聿",所以我推测此李聿可能是"李一"至"李卜一"甚至"李十三"及其以下诸弟的儿子,因为李白排行第十二,他的哥哥很多,李聿是李白某一兄弟之子,李白当然只能称他为"侄"了。
李聿名字不见丁吕氏二表,他曾是个职务不高的小官,故此亦加深了笔者的上述判断。据《历世真仙通鉴》载,"李聿者,唐宗室也。授歙州刺史之官,过大江时,为鼍所祟,拘聿魂,而附其形赴任。罗公远校录水府见之,飞符诛鼍而还聿之魂。聿乃弃官人青城山,依公远学道,后证仙果。"
若李白的这位清漳明府侄儿就是上述入青城山的李聿,而他又恰当过歙州刺史,李白常往歙州,故此一定曾相过从。
7.《对雪献从兄虞城宰》(卷+)
按此诗并未记这位虞城宰从兄之名,李白曾撰有《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一文,其文略云:"公名锡,字元勋。陇西成纪人也。高祖楷,隋上大将军绵、益、原三州刺史、汝阳公;曾祖腾云,皇朝广、茂:州都督、广武伯;祖立节,起家韩王府记室参军,袭广武伯;父浦,郢、海、辎、唐、陈五州刺史、鲁郡都督、广平太守,袭广武伯。皆纳忠王庭,名镂钟鼎,侯伯继迹,故可略而言焉。公即广武伯之元子也,年十九拜北海7寿光尉。......天宝四载,拜虞城令。"--从李白的李公去思碑之序文中,已经知道这位从兄李锡和李白《对雪献从兄虞城宰》的县令是同一人。该大人是陇西成纪人,也是李白的老族亲和老乡亲。但这位从兄李锡,也不见于吕氏二表。吕氏二表中另有一位李锡者,但他是襄阳令李恕之子,祖为夏津令李知本,决不是祖为李立节、父为李浦的这位虞城令李锡,二人只是重名而已。虞城令李锡出自陇西成纪,但先世的族谱已断,只能上溯到李楷为止,故李锡的辈分无法查清,我们以他被李白称为从兄而知,他也应为李嵩九世孙。顺便指出,前述那位李恕之子李锡,从辈分上说,电当为李嚣九世孙。二人不仅重名,且辈分亦同。
8《赠别从甥高五》(卷)《醉后赠从甥高镇》(卷)按安旗先生《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诗注,高五即高镇,生平事迹未详,待考。从诗中看,"君为进士不得进,我被秋霜生旅鬓",说明二人均不得志。由不得志而同命相怜,故同高镇之娘亲(母姓李),联起宗来。或以为,此高镇之母李氏,乃出李白同祖房之姊妹者。李白称李十二,只是兄弟排辈,而姊妹虽多,并不排辈计数。
9《赠从孙义兴宰铭》(卷十)
按义必宰李铭,谱系不详。吕氏二表中查无此人。但从此诗首句"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句知,李铭似为宗室子孙。由常识判断,李白称李铭为"从孙",即李白比李铭大两辈,
李铭应称李白为"从祖",仅此一点,窃以为李白与李铭之间,必有一可靠的家谱相对照,才能使二人的祖、孙关系确立。反之,如无确凿之家谱,对于李白这样一位布衣"流浪汉",怎么有资格让一个主宰一地的"父母官",称自己为从祖呢?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臆想,这位李铭对李白也是很尊崇的,不然的话,李白即使是他的"从祖",他翻脸不认,李白也是要挨骂的。
李铭的谱系,今日已难以查清,但从李白称他为"从孙",叉赠诗给他,还在一起推杯换盏来看,可以推想这位从孙李铭.若联起家谱来,当为凉武昭王十一世孙无疑。
《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卷十一)《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卷二十)
按前诗中的"使君叔"与后诗中的"长史叔",廊为同一人。詹镁先生的《李白诗文系年》认为,"乾元二年江夏太守为韦良宰,有《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卷十一)可证。太白又有《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诗,此诗题中之'使君叔',疑为'长史叔'之误。"关于这一点,瞿蜕园和朱金城先生的《李白集校注》和阎琦先生的《读(李白集)丛札》,均有不同的解释。
为进一步廓清,查《新唐书·百官志四》下云:"上州。刺史一人.从二品,职同牧尹;别驾一人,从四品下。"后又有小字释文云:"武德元年(618),改太守日刺史,加使持节,丞别驾。十年,改雍驾日长史。高宗即位,改别驾皆为史。上元二年(675),诸州复置别驾,以诸王子为之。永隆元年省(680).永淳元年(682)复置。景云二年(711),始参用庶姓。天宝元年(742),改刺太守。八载,诸郡废别驾,下郡置长史一员。......"释文之后,志文又云:"长史一人,从五品上。"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山,"上卅"设刺史人,天宝元年(742)改称太守。江夏郡属鄂州,为"紧",比"上"还高一级,故知太守之外,还应设有长史,所以,李白滞留江夏时,江夏太守为韦良宰,而另有一位李白称为叔的江夏长史(或简称尊为"使君";"使君"者,长史之别称也)李口。根据上述文析知,江夏长史是江夏郡除太守之外的第二号官员,地位比太守略低,相当于副职。再依上面所引的释文知,唐时,在景云二年(711)以前,别驾(高宗时改为长史)均由宗室王子担任,而在景云一年之后才开始"参用庶姓"。这里一方面说明了,长史或别驾,乃是朝廷的眼线,对太守起监督作用。同时也说明,长史这一职务,在景云二年(711)以前,均为李择宗室子弟,那么这位李白称之为叔的江夏长史李口,是不是宗室子弟呢?《江夏使君席上赠史郎中》一诗,詹镟先生系年为乾元二年(759),已距景云二年(711)下令可"参用庶姓"之四十八年以后了。这样可以推知,江夏长使拿口(李白称"叔"者),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宗室子弟,这里仍不能断决。
窃以为,以李白此时的年龄,按詹镇诗系年.已经五十九岁,是不能轻易称他人为"叔"的。对江夏长史李口,李白称"叔",又不言及名字(避讳),当为李白至亲无疑。
由上引二诗知,后一首诗乃为李白放逐夜郎路绎江复时所作,酒宴的地点在兴德寺南阁。彼时,李白为一罪犯,酒宴在寺庙中进行。而前诗则是在放逐赦还后作。届时又在江夏郡由使君叔宴请之,并于席上作涛赠给史郎中。诗中还提到阮咸与叔父阮籍为竹林游的典故,与赠"任城六父"诗类同,故从诗中可推知,此长史李口即李白称叔者,应为李白至亲。
11.《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卷十一)
按此二诗先后两次用典,一为"梦得池塘生春草";一为"古今两步兵,素从爱美酒";前者同谢氏两族兄弟有关,后者同爱酒有关。查《南史》卷十八《谢晦传》,231知谢氏家族中著名的两位族兄弟谢灵运和谢惠连的宗族关系,如表2-4所示。

[表2-4] 谢氏家族关系辑略表
(据《南史》巷十八《谢晦传》

谢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美风仪、有文采者多矣,表2-4仅列出其中一小部分。据表载,谢瞻与谢晦为亲兄弟,史述谢重共五子,瞻为次子,晦为三子,是至亲兄弟。《南史》卷十九《谢晦传》云:"瞻字宣远,晦次兄也。......与从叔混、族弟灵运俱有盛名。"243查笔者所制之表,知谢灵运曾祖为谢奕,与谢瞻、谢晦曾祖谢据为亲兄弟,谢奕与谢据为谢裒之长子和次子。故知谢灵运和谢瞻、谢晦共高祖,乃称族兄弟。又,谢瞻父为谢重,酣重有同曾祖之弟谢混,亦有文名,而谢瞻称谢混为从叔。--由此,我们可知,在通常情况下,共祖或共曾祖宗亲者之问称"从"亲;其高祖或更远的辈分间,均称"族亲"。是故,谢灵运和酣惠连的关系,与谢灵运和谢瞻、谢晦间的关系一样,他们都是共高祖的,所以称为族兄弟。一次,谢灵运"於永嘉西堂思诗,竞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常云'此语有神功,非吾语也"'。李白诗中,在酬答自己的族亲友人时,曾多次提到谢氏族兄弟并使用"生春草"典,故在此详释之。
如果李白联宗之时非"漫为之说",那么李白称李之遥为从弟,乃知李白与李之遥之族(堂)M弟辈分。能未出四代,或为共曾祖之兄弟则也未可知。而南平太守李之遥,应为李嚣九世孙。存《新唐书》吕氏二表中,李之遥名字不载,房系待考。
12《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卷十二)
按《李太白全集》中,李白称"从兄弗...'族兄弟"者多矣,但称弟者寥寥。称"从"或称"族"亲者,一般或为联宗。故此诗中的李台卿,李白称弟而不是称"从弟"或"族弟",我想这位李台卿应是李白的至亲,抑或是同祖兄弟也未可知。李白称李十二白,那么宁无李十三、李十四乎?如是,李白当然应该称弟,亦当然为李篱九世孙。
李台卿又见于《旧唐书》卷七《永工磷传》:"以薛锣、李台卿、蔡硐为谋主,因有异志。"263《新唐书·永工磷传》云:"磷生宫中,於事不通晓......以薛镪、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酮为谋主。"27据推断,李白"被胁迫"上了"贼船",随永王磷"谋反",李台卿可能是主要的推荐策动者之一。永王磷败,李白流放夜郎,李台卿从道隐居。故"别舍人"和这位李磷起事的"谋主",当是同一个李台卿。李台卿虽见于两唐书,在吕氏二表中却无载。这更使笔者相信,他很可能是李白至亲本家之弟,故为凉武昭千嚣九世孙不谬。
13《赠从弟宣州长史昭》(卷十二)《寄从弟宣州长史昭》(卷十四)《书情寄从弟郇州长史昭》(卷十四)《宣州长史弟昭赠余琴溪中双舞鹤诗以见志》(卷三十)
按此四首诗中,前两首诗和第凹首诗中的李昭.或为一人.后者或为另一人。查吕氏二表,名昭者甚多,詹镁先生认为."不知何者为是",笔者亦有此之惑。现将几位名昭者胪列于后:舒王房李昭为邸国公,乃舒王李元名之次子。李元名为唐高祖李渊二十二子之一,故邸国公李昭当为凉武昭王李嵩九世孙,与李白同辈。但此人在世时间比李白为早。
赵郡李氏中有李昭者三人,一为李德璋之曾孙、武进丞李昭;另一为散骑常侍李来王之曾孙李昭,无官职;还有一李昭为郾城令,隋晋王文学李孝基四世孙。此三人,按笔者所列之表2-3《赵郡李氏摩阳冰谱系辑略表》推断,均当为李嚣八世孙,比李白长一辈.故非此诗中之李昭者。
姑臧大房中亦有名李昭者,为申州刺史李尚词第四子,无官职。当为李嵩十世孙,也非此李白诗中之李昭。
综上,李白称从弟李昭者,或另有其人。待考。
14《赠从弟冽》(卷十二)
按姑臧大房系,据吕氏二表载,有李冽者当为李虔七世孙,李虔为李罨四世孙,故李冽当李嚣十一世孙。表中李冽无官职,且表又有两处断档,故推断此李冽身世或有疑问。詹镟先生认为.李白"从弟冽"即此人。瞿蜕园、朱金城先生之《李白集校注》注,也认为"李氏姑臧大房有冽"。但笔者认为证据尚嫌不足。李白"从弟冽",待考。
15.《献从叔当涂宰阳冰》(卷十二)《当涂李宰君画赞》(卷二八)按此诗,关于李阳冰,前文已单独作过解析,故这里不再重复。惟李阳冰,李白按惯例应称"族叔",此称"从叔",乃示亲近耳。
16《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萤上人从弟幼成令问》(卷十三)《送二季之江东》(卷十八)《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卷十九)《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孰亭序》《卷。。二十七)《冬日於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卷二十七)《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卷二十七)
按此处第一旨诗中李白称从弟者,为李幼成、李令问二人。李幼成见吕氏二表中,出武威李氏。"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晋魏问,家于安定,后徙辽左,以避乱后又徙武威。至抱玉赐姓李"。抱玉弟抱真,为检校司空、平章事、义阳郡工。有子三人,李幼成是其次子,但表中无官职记载。武威李氏非李姓宗族,乃为赐姓,故李白以同族远亲名义称之,亦无大错。
李令问见吕氏二表丹杨(阳)房。丹杨(阳)房源自晋东莞太守李雍长子李伦。李伦五世孙为李文度,曾任西凉安定太守后遭蒙逊难,与族人李宝八后魏,居京兆山北。此李宝即李嵩嫡孙、大姑臧房李承之父。据笔者所制李氏族谱辑略表(表2-2),可推知李文度和李宝同辈。在吕氏二表中,李令问为李大志次子,唐太宗相李清之弟、丹杨公李客师之孙,亦为李文度七世孙,故令问相当于李晨儿世孙。其传云,李令问"未尝辄于政,率游畋自娱,厚奉养,侈饮食,至躬视到宰。有讥之者,答日,此畜豢,灭所以养人,与蔬果何异,安用妄分别邪"?--正因为如此,与李白交谊,实乃天赐之友。
如是,李幼成和李令问与李白同辈.李白呼之为从弟。
李令问是由《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少数可以推出相当于李暑九世孙辈分的重要人物。李白既呼李令问为从弟,而李令问辈份又可以明确证之。故此亦是可以证明李白为凉武昭王景九世孙的重要旁证之一。
在上引李白诗序中,幼成与令问还被李白称为二季(如"西园见赠"诗),故卷十八之《送二季之江东》诗,方家多认为仍是指幼成与令问。所言良是。余推之,不赘述。
17.《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卷五)
按李延年为高祖二十二子之一徐王李元礼之曾孙,当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冠十一世孙。
此诗系年,詹镁先生和安旗先生均为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该年七月肃宗继位改元。根据诗中"鸣蝉游子意,促织念归期",知涛写于初秋,当为改兀后之至德元载。届时唐肃宗李亨登基,雨宗为唐高祖四世孙,当兴圣皇帝凉武昭千李嚣之十二世孙。李白既为是九世孙,似应称唐肃宗李亨为从"曾孙"。试想,李白入翰林待诏时,出入于玄宗李隆基之侧,初颇得宠,日凼李白长李隆基二辈,李隆基应呼李白为"从祖"或"族祖",故李白即使有潜牒,他在宫中肯定也不敢攀龙联宗。此时,肃宗初臀基,李白以一布衣身份,流落汀东,何能与千室攀亲,李延年嗣徐王后遭贬,至德初为余杭司马,在杭州和李白相见。李白长李延陵二辈,长肃宗李亨三辈,以李白此时微贱之白身。故不能再叙家礼,仅以年齿相别而称李延年为从兄(李延年比李白年龄还大,至德元载卒,称李延陵为从弟(由此可推算李延陵比李白年龄小),应小足为怪。
吕氏二表中李延年见载于徐王房,这和两唐书中的传记是一致的。但吕氏二表中只记述了李延年死后,由其子李讽嗣王,后为施州刺史,表中无李延陵记载。《新唐书》卷七十九《徐康王元礼传》中,亦无李延陵之记述。李延陵为何许人,待考。郭沫若先生认为,"李延年和李延陵是唐高祖李渊的儿子徐王李元礼的曾孙",C29其中李延年已见丁《新庸书》卷七十下《宗室世系下》之徐王房表中,而李延陵为李元礼曾孙,不知何据。或许是以李延年、李延陵为亲兄弟而推之,待释。
按白本布衣,至德元载李白年已五十六岁,人翰林待诏时的辉煌经历,已成明日黄花,与王公联宗似谬。李白既不能免俗,在宗室的真正王公面前,避免以辈分(甚至可能是隐瞒和回避自己的辈分)与之交往,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此称"从兄""从弟",决不是李白与之联宗的结果,而只是此时依年齿言,"各论各的",权当别论而已。由李白尊称比李白还年长的嗣徐王李延年(比白小三辈,白当呼之"从孙"。延年当呼白之为"从祖")为"从兄",实际上亦是抬高自己。如李白不知深浅,硬要称李延年为"从孙"对方承认小承认还很难说),那就等于把彼时新登基的庸肃宗称为"从曾孙"了,李白非宗室嫡传后代,如此这般,剐令不会被杀头,也会惹一身祸事。是故,李白只能委屈自己了。
18.《别中都明府兄》(卷十五)
按中都县隶属河南道,天宝元年更名,隶兖州鲁郡。地处任城北,相距约八十里。
中都明府(县令)兄,末诸其名,但从李白涛中称"吾兄"的口气推测,此兄当为李白至亲中的哥哥之一。李白称李十二.中都明府兄可能即从"李大"到"李十一"中的某一位。详情待考,但一定应为李需九世孙。
19《将游衡岳过汉阳双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谈皓》(卷十五)按浮屠即指佛陀,和尚之别称,故知谈皓为僧人。汉阳开元寺,想必即此僧之宝刹。谈皓俗姓李氏,何房不详,《宋高僧传》中无载,待考。
20《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卷十六)《送族弟凝至晏堀单父三里》(卷六)《送族弟单父主簿凝摄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桥却回栖箍山留饮之》(卷七)
按此三首诗分别捕写了李白与李凝相见的过程。先是李凝求婚途中遇李白,然后李白送李凝去单父猎兔,最后在栖霞山饯别。李白和其他友人的交往。可能也都是这个过程:即相识、游猎(玩乐)、酒宴、赠诗。
吕氏二表中有李凝,出范阳李氏。范阳李凝为检校太子宾客兼侍御史,乃"自云为常山愍王之后",可见辈分不详。吕氏表将其列于赐姓中,足见对他的"自云"有疑。既然辈分小清.叉为愍王之后,而愍王为唐太宗诸子中之长子,其孙李适之相玄宗,基本上与李白同时代,而称李凝且为愍王后不可考者,或庶出,或婢生,也未可知。但既出自范阳,距鲁地甚近,或可能与李白相交,疑凝即为此人。
又,大姑臧房有李凝,为李冽之弟,当李籍十一世孙,无官职,非李白称族弟者。
21.《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卷十六)
按此诗笔者已于本书第一章中有详述,此不复言。
22.《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卷十六)
按此诗有李白自注:"时凝弟在席。"可见此诗同前述送李凝涛有关联。又,此诗中的"沈"字,缪本和宋蜀刻三十卷本均作"况"。
按此诗中李白称族弟者李沈,吕氏二表巾无此人,详情待考。
又,因李沈亦作李况,故还应查核李况。在唐书吕氏二表巾,名李况者有两人,一为赵郡李系房之李系孙李弈的后代,属大理少卿李诚之孙,为李系十世孙,相当于李嵩九世孙,故李白可称之为族弟。
另一李况,也为赵郡李系之后代,是隋清池令李孝俊之四世孙,当为李系九世孙,相当于李篙八世孙,比李白长一辈,官右卫长史。非是。
故本诗中的李况,似应为彼上述李诚之孙李况,而非此李况也。
23《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卷十七)《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卷二十)
按此两诗中之李良者,一为侄,一为从侄,或为一人。检吕氏二表,有李良者为三人:一为太宗子纪土李慎之曾孙李良,官抚州别驾;另一为桂府都督袭丹杨公李良,亦为李慎之曾孙;均当为李嚣之十一世孙。可见此二李良非李白称侄或从侄者。
还有一名李良者,为赵郡李氏之东祖房李系的后代,坊州刺史李延之之孙,相当于李嵩九世孙,与李白同辈。此李良曾任光禄丞,也非任杭州刺史之李白从侄名良者。李白对出赵郡房者多未省略过"从"字,故此人更不可能为李白亲侄。或以为,前诗为戏赠,故省略"从"字,也未可知。不过,两人确实亲密无间,同游天竺寺即是明证。
24《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卷七)
按此诗题叉作《同王昌龄崔国辅送李舟归彬州》,可见此诗所涉及的李称族弟者,应为李襄或李舟。
根据詹镇先生的考辨,一作"送李舟"题非是,原因是彼时李舟年龄不过五六岁而已。从之。那么李襄是何许人呢?吕氏二表中杏尢李襄其人,两唐书中亦无李襄传。待考。
25.《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卷十七)
按此诗中之郑灌,李白称其为外甥者,非前文中之高镇高五之"从甥"者,我疑为郑灌或为李白姊妹或堂姊妹所生。是故,李白才可称郑灌为外甥,向非"从甥"。李白有妹名月圆,似婚后早卒,但不知有子女否。反正,李白称李十二,是兄弟之大排行,其问无姊妹或堂姊妹排入,但根据一般的常识推测,李白的至亲与堂兄如此之多,其间肯定也会有姊妹多人,故其姊妹嫁邦姓而生子者,李白当称外甥,该外甥应称李白为舅父大人。郑灌生平未详,待考。
26《送族弟缩从军安西》卷十七)
按姑臧大房李承孙中有李玛,李玛弟李瑾。李瑾五世孙中有李绾,系工部侍郎李义琛之长子,曾为柏人令,后为史部郎中。李承为李嚣曾孙,李绾为李承七世孙,故李绾当为李嵩之十世孙,比李白小一辈,若是李白应称为族侄而非族弟。故知当非此人c但吕氏二表中,李承以下和李瑾以下,均有断档处,故笔者疑此处记载或有误。
又李绾又作李瑁。李瑁在吕氏表中为赵郡房李弈的后代,为棣州刺史李延宗之孙,深州刺史李伯思长子。为李弈八世孙。相当于李嚣九世孙,散李白可以称呼他为族弟。
27.《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卷七)
按此诗题亦作"送族弟锃"。查唐书吕氏二表中名锃者有二人,均在赵郡房中,为赵郡房李弈后代:一为李赞王即兰州长史濮阳男爵之曾孙,屯留丞李埏之子李锃,无官职。另一为兵部郎中李延喜之孙,荆州司功参军李俨思之子李锃,亦无官职。前者李锃K李白一辈,为李羼八世孙;后者李锃为李嚣九世孙,与李白同辈。故李白称族弟锃者,似应为后者。又,此诗原题中无"二从弟"之名宁,但诗句有"复羡二龙去,才华冠世雄"句,足见"从弟"确为二人。若其一为李镶,另者为何人,尚不明,待考。
28.《送舍弟》(卷八)
按此诗中之白称舍弟者,当为李白之亲弟弟。李白之胞弟,名字不详,似应非"临沼县令李皓弟" (见本章所引之第一首诗)。
前文我们已经说过,李白称李十二,有十一位长兄,其中想必亦有一母同胞之亲哥哥;而李白也有亲弟弟,其证据来自李白诗《万愤侧投魏郎中》,诗中有"兄九江兮弟三峡"句,想必此诗中的弟弟,即为同胞之弟,住在三峡。或也偶至江东行商(从郭沫若先生说),李白赠诗给他,当然可以省略其名字了,故只称"舍弟",既非从弟,也非族弟。从诗中的用典看,此典出《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传》:"武昭王讳霉,字玄盛......尝与吕光、太史令郭靡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起谓繇口:'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士之分,家有弱草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所以白额驹之典是和"同母弟"相维系的。但白额驹之典更早则出魏,魏太祖曾称本家兄弟曹休为"吾家千里驹"。李白将魏太祖之"吾家千里驹"改为"吾家白额驹",其内涵已略有变化。魏太祖同曹休非同母兄弟,而只是从兄弟或族兄弟。李白改用白额驹之典后,大概是泛指其同母兄弟也未可知。《晋书》署名为唐太宗文皇帝"御撰",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以唐太宗的个性,或许对《晋书》中的全部文字确进行过御览(这里边有钦订的李氏族系),但此白额驹出自《凉武昭王传》中,而唐李氏又自称为凉武昭王李舄的后系于孙,故可推知唐太宗李世民必会对此传文多加审议推敲。李白生活在玄宗时代,彼时《晋书》早已定稿公诸于世,所以李白之用典必定是选用了"母弟"这一含义。且李白也自云为凉武昭王禺儿世孙,他对自已的九世祖李嚣李玄盛的传记,当然会熟读而且铭记在心,因之用典时也就顺手拈来了。--以上,如所言不虚,则此涛中的"舍弟",当为李白之亲弟弟,或谓就是住在三峡的那位弟弟。
李白住在三峡的那位弟弟,可能住在奉节县之石马河畔。其主要根据除这里引录的两首诗外,还有明《正德夔州府志》和清《奉节县志》。两志均记述奉节县石马河畔有青莲铺与青莲河的地名,并均"因李青莲得名"。由此可知.李白的"兄九江兮弟三峡"句,是叫信的,它和志史相映照。李白确曾在奉节居住过,奉节西崖有李白读书处。"
29.《寻阳送弟昌峒鄱阳司马作》(卷十八)
按此诗缪举及宋蜀剡三十卷本吕峒均作昌岖。郭沫若先生认为"峒"乃"岖"字之误;詹镇先生认为,"以昌垣为是,"从之。查唐书吕氏宗室世系表,牟昌巨为睃东郡公道彦之四世孙,相当于凉武昭王李嚣之十一世孙,以辈分说乃小李白三辈。以辈分论,李自应称李昌炬为从曾孙,而孛昌炬应称李白为从曾祖。此诗系年按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为天窄九载,届时李白年五十岁。以五十岁之不算很高的年龄,且又为一布衣之李白.而称出身于皇室同宗之名门望族的李神通五世孙李昌恒为从曾孙,殆为一不可思议之事因而,李白同鄱阳司马李昌岖的关系.只"另当别论",以年龄区分,称之为弟。李昌岖除在吕氏二表中记载有辰锦观察使官职外,两唐书对他均无记述。李昌炬的同五世祖(李神通)之从弟李镝,为户部尚书李国贞之子,李国贞和李镝,唐书中均有传。查《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国贞传》云:"子铺,以父荫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宪宗即位已二年(807),渚道倔强者入朝,而镝不自安,亦请入朝,乃拜镝左仆射。是年李镝被害,"年六十七"。从宪宗即位之元和二年(807)上溯六十七年,则李镝约生于天宝元年(742)。李昌炬似应比李镝年长,因李昌炬四世祖李道彦为淮南靖王李神通之长子,而李铸四世祖李孝同为李神通第三子,是故长孙之李昌炬应比李镝年长些。到底李昌岖比李镝年长多少,无稽可查虽然如此,我们仍可假设李昌炬比李铸大十至十五岁,那么李昌山巨在天宝九载(安旗此诗系年),当在二十至二十五岁左右,所以李白似可称之为"弟"。
不过上述的证明是在假设李昌岖大于李镐十至十五岁的基础。上的,多少有些勉强。所以,我怀疑此李昌炬,并非李白称之为弟的鄱阳司马李昌岖。其根据是,李白称李昌炬为"弟"而非从弟,或"族弟",李白的家世公认为不是唐宗室嫡子孙,那么李白对李昌炬虽以"不能免俗"的世俗之法称"弟"辈,但却没有理由称弟,而只能称"从弟"或"族弟"。由此看来,李白以"知天命之年"称李昌岖为弟者,此李昌岖似应为李白的真正的近亲(同祖)弟,或以为同居于三峡的弟弟一起论之可称之为李十李十四......者。从诗中的句子看,"尔则吾惠连,吾非尔康乐"。其中用典故为谢灵运与谢惠连之族兄弟关系。按谢灵运与谢惠连乃同宗同祖籍者,故此推测,李白与此诗中称弟的李昌炬亦应为同宗之从(族)兄弟的至亲关系。电就足说,此李昌山巨若年长于李白,应排在"李大与李十一"之间,现在他比李白年小,故只能排在李十二白之后的某一位,同李白应为同高祖兄弟关系。这样看来,吕氏表中的辰锦观察使李昌炬,同这位鄱阳司马李昌嵋疑非一人,而只是同名者。按李唐时代,李姓是一个庞大的姓氏家族(我李百万叶),同名者多得很,未录人吕氏二表者多如过江之鲫,因而不足为怪。再如.按上述推测之假设,若李昌炬只比李铺大五六岁的话,那么李白写此诗,李镝为九至十岁,李昌山巨也仅为十四至十五岁,以此年龄袭王公爵位可,但却不可能出任鄱阳司马,所以从年龄上讲,此辰锦观察使李昌炬,定非李白称之为"弟"者。不过话叉说回来,李昌炬同四世祖之间的四世,全断档无录,是故李昌ⅢE之年龄也殊可疑矣。
30.《泾川送族弟镎》(卷八)
按此诗中之李锌,在吕氏二表中为赵郡东祖房李弈之后代,相当于李置十世孙,官河南参军。笔者以为,"往诸方家确认之李锌者,乃比李白小一辈,故疑非李白称族弟者。因李氏家族中同名字者很多,二表所录有限,故李白称族弟之李锌者,当为同名之另一人。
31.《登黄山凌献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卷八)
按詹镁先生注:"《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锦》(卷二十九)有云:县尉广平术陟、丹阳李济。'与此当是一人。"安旗先生今按."充,任也,宜连下读之,谓李济将任泛舟之役。"由此可见,李白称族弟者,乃丹阳李济也。
查吕氏二表,丹杨(阳)房李氏谱系中无李济者,或属漏载。
在吕氏二表中,另有名李济者三人:一为宗室子李乞豆之四世孙李济,其侄李麟曾相肃宗。但李乞豆属定州房.非丹阳房系。李乞豆为武昭王李曷之五世孙,而李济为李乞豆四世孙,故为牵嚣九世孙,与李白同辈。
第二个李济见于吕氏二表中之郇王房,为郇王李稀第五子新郡王李德良曾孙,相当于李罱十世孙,比李白晚一辈。

第三个李济,为赵郡李氏,李系之后代,常山令李元恩之孙,泗州司仓参军李钧之子,为李系之十世孙,李系据笔者所列世系表,比李鼍高一辈,故李钧子李济,亦为李禹之九世孙,与李白同辈。
查《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一五一"条,《大唐故国子监丞口李公墓志铭并序》(刘玄奢撰):"公讳济,宁济,陇西成纪人也。今上口从之将广平郡太守讳昭贵之曾孙,博陵郡太守讳文德之孙,秘书省丞讳元璋之子。......享年七十四。天宝八载闹六月十日,终于东京嘉庆里之私第。"按安旗先生《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白此诗系于天宝九载;而詹锁先生引李白之《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按安旗先生,系于天宝十三载:黄锡硅系此诗为天宝六载;故秘书省丞李元璋之子李济,亦非李白称族弟者。
32.《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卷八)《饯校书叔云》(卷八)按詹镁先生认为,上引诗"《文苑英华》题作《陪侍御叔华登歌》,当以后者为是"。
李华字遐叔.吏部尚书,两唐书均有传。在吕氏一表中,见于《宰相世系表二》上,为同州司功参军李嗣业孙,典设郎李恕己独子。查李嗣业出赵郡东祖房,为李系孙李弈之后代。据推算(见笔者所制之表2-3李阳冰谱系),李系子李顺与凉武昭王李嚣同辈,故李弈比李冠小一辈,而李华为李弈七世孙,当为李罱八世孙。李白为李嚣儿世孙,故李白应称李华为"叔"。而詹链先生认为,"华为赵郡李氏东祖房系之十世孙,於凉武昭王当为十世孙......"。
又,郭沫若先生对此诗,认为以"叔云"为是。按李云为吕氏二表中之"道王李元庆曾孙",与李延年同辈,郭氏认为,"李白却称之为'叔'.这又把自己降低了三辈"。查李云从兄弟、小郑王房(称惠正工房)之李勉,字玄卿者,为德宗相,比李白年晚,故非李白称"叔云"者。可见郭沫若先生系年亦误。
按此诗若以李华为足(如从《文苑英华》),则应为叔(从詹链先生)。若非李华仍以"叔云"系之,郭说当不能为据。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称叔云者,无"从叔"或"族叔"字样。李白为陇西人,与赵郡房李氏,在一般情况下,均应称"从"亲或"族"亲。除非作一种极为亲呢的表示或故意从略。但这种亲呢或故意从略,若放在诗题上,依李白之诗例,则不妥。若以李华为是,二人虽辈分不同,但相交萸逆。李白卒后,李华撰墓志铭,足见一人情谊之深。虽为叔侄,但情同手足,故不用"从"字或"族"字,以示无间,也未可知。李白与李华年龄相差无多,且从第二首诗中的"不知忽已老"句,亦可推知,存赠诗之前,他们已丰日交有年了。
33《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卷九)《登梅岗望金陵赠族侄高座寺僧中孚》(卷二十一)
按僧中孚可能是李白在金陵一带游历时结识的俗姓李的僧人,中孚应为法名,非俗名。僧中孚亦不见于《宋高僧传》,可见其名不显。
吕氏二表中无"僧中孚"之记载,故依李白称之族侄,排为禺十世孙者,比李白晚一辈,当不会错。
34《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卷二十)《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卷二十)
按李白称"族叔"或"侍郎叔"者,刑部侍郎李哗也。据唐节吕氏二表,李哗为大郑王房李亮之四世孙,亮为李禺六世孙,故李哗当为李嚣十世孙,比李白晚一辈。
既然比李白晚一辈,李白为何还要称李晔为"旅叔"或"侍郎叔'呢?笔者以为,李白同李哗之称谓,非以族谱相论,而是以年齿论之。这大概又是李白"祈愿攀龙"和"不能免俗"的思想在作怪吧。试想,李白以一陇西布衣的身份,称曾任职于刑部的侍郎官李晔为"族侄",总有些不妥,何况白又非皇宗,只是陇西李氏一疏族,故可知李白在此种场合,只能屈身,论年齿而不能排辈分了,这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35《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卷二)
按李白称"从祖"之济南太守者,名字不详,待考。诗中之"湖西正有月,独送李膺还"旬,此李膺似也非济南太守,待查。以与此诗相近系年之《东海有舅妇》诗,推测济南太守为李醺,亦误。杏《新唐书》二自二《李邕传》,邕曾为汲郡、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未曾任济南太守,故李白称从祖者,非李邕。
736.《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卷二十)
按此诗中的"侄",《文苑英华》作弟,从之。李黯任职"评事"属大理官,从八品。查吕氏二表《宰相世系表五》下,"柳城李氏,世为契丹酋长,后徙京兆万年"有李黯者,乃李光弼之孙,官景州刺史。因柳城李氏为赐姓,非李氏原宗,故无法同李白换帖,若以辈分呼之,仅能以年龄相攀。从李黯被李白呼之为弟来看,李黯当比李白年龄小,或以《文苑英华》称"弟"亦无不可。但不管怎么说,李白称李黯为"族弟",其中的"族"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37.《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卷二十一)《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卷二十七)
按由宴姑熟亭序知,李自称族叔李公明化者,为陇西人,吕氏二表巾无此人,故其辈分不明,当从李白依年齿所称。38《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卷二十五)
按吕氏二表巾,唐高宗后许王房系下,有许王李素节,李素节之孙有巴国公李钦古,李钦古之子李贲袭公。唐高宗李治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嵩之九世孙,与李白同辈。高宗共八子.许王李素节为第三子,李素节之第十三子为巴国公李钦古,李贲为李钦古之长子,故袭公。如是李贲当为李暑之十二世孙,比李嚣九世孙之李白低三辈。李白与之联宗并降辈呼之,当然又是攀附权贵的思想在作怪了。
39《秋于敬亭送从侄嵩游庐山序》(卷二十七)
按此序文中,有李白自述:"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崭乃稚子,嬉游在旁。......"在这些叙述晕,我们一方而对李白的了解有了加深,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李白同从侄李嵩及其祖父(白呼为季父)之问的宗亲关系。李嵩其人牛平小详,待考。但我总觉得李白同李嵩家之间,比一般的同姓认宗联亲可能要亲密得多。由此,李白在送别晚辈时,才能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故知此之李嵩及李白称季父者,乃是李白之至亲。
40《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公应举赴上都序》(二十七)
按此题中无李白联宗之亲友名,惟序文中有"从兄太原主簿舒,才华动时"句,其中之李舒,李白称从兄。
查吕氏二表,"汉骑都尉陵降匈奴,裔孙归魏,见于丙殿,赐氏曰丙。后周有信州总管龙届县公明,明生粲,唐左监门人将军、应国公,高祖与之有旧,以避世祖名讳,乃赐姓李氏"。受赐姓者为李粲,其四世孙为工部郎中李舒,虽辈分难以查明(查明也没有用),但李白以兄呼之,知其比李白年长。41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卷二十七)按序中言,"二翁耽老氏之言,继少陵之作",知此二翁均为李姓。詹链先生以为此篇中之十七翁,即李白《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诗中之"十七丈",信是。安旗先生《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中亦如是说。但序文中"二十四翁",未再见于李白的他诗与他文。今翁名字与十七翁(丈)之名字,均不可考。因二老均长李白一辈,故名字为避讳不录,乃不见于李白诗文中,盖甚合理。
按前引之序文,由"二翁耽老氏之言,继少陵之作".知李姓一族,在有唐一代是一个庞大的姓氏集团,李白被称为李十二,并非空穴来风。李白诗友杜甫、王昌龄、崔成甫、崔宗之、贾至等,均称李白为李十二,且有诗题为证,盖必源自李白之自述。由此可知,关于李白一支在李姓族系中所占之一隅,尚有许多未解之处待考。此抑或成为永久之疑团,抑或将在更新的史料勾稽中,逐渐剥析。
愚以为,李白游海越、维扬,后来又入赘许家,如无可靠的媒妁之言,乃以一游旅之士,兼又操略带西域味之川腔IZ[音,其不明底细者,许氏安可将名门闺秀嫁与彼哉?或以为此诗中之十七艾(翁),即其作伐之人或与作伐之媒人有关者,也末可知。此为臆想,详情待考。
42.《祟明寺佛顶尊胜随罗尼幢颂》(卷二八)
按此颂文中有云:"我太官广武伯陇西李公。先名琬,奉诏书改为辅。"据郁贤皓先生《李白丛考》云:"《隋书·独孤及传》云:不知何许人,姓李氏,父屯,从齐神武战于沙苑,败,为柱国独孤信所擒,配为伍。赐姓独孤氏,后居京兆。......楷,隋并州总管,汝阳郡公,生凌云、平云、滕云、卿云、彦云。......滕6,荆府长史,广武公。(滕云)生奉节;(奉节)生琬、炎。琬,太仆卿,开元中上表请改李氏,名倘。"按这里的辅与储,当为一人。义李白天宝九载(安旗先生系年)曾撰《虞城令长李锡去思颂碑》文,文云:"(锡)父浦,郢、海、淄、唐、陈五州刺史,鲁郡都督,广平太守,袭广武伯."此文中的李浦,与上文之李辅、李俏均应为一人,但名字必有二字讹。郁贤皓先生亦云:"白天宝四载至天宝十载间,李白与李浦、李锡父子过从甚密。"
由本文上述所析解诗之第"7"题知,李白称李锡为从兄(《对雪献从兄虞城宰》),故可知李浦(先名琬者),当比李白长一辈,以李锡艮于李白推,李白应呼之为从伯或从叔。按吕氏二表所示,有名李琬者计四人,均非后改名称李浦者。由此可以推知,李白称李锡为从兄,非由族系排定,当以年齿论之。
以上我们将李白酬赠诗文中所述及的李白至亲、从亲、族亲,做了粗略的分析,为明晾和直观见,我们将前文所叙,列入以下的一览表中(参见表2-5)。
根据上述析解,表中除少数几位正宗的皇亲国戚,李白为了攀龙,亦不能免俗,均以降低自己辈分而媚悦对方,此亦不可免。而对其他诸友亲,李白均以李嚣九世孙自居。因之,·t李白为凉武昭王蕈九世孙"这一点,是可信的。且前者有李阳冰的序文和范传止的碑文为据,后有李氏族谱及数十首赠酬之诗为旁证,故而不能将其轻易推翻。
唐时,攀亲论辈以加深联系者极为普遍,但这种论法并不自唐始,而更可以上溯自汉及=国时代。杜佑在《通典》中论及"九旅"时说:"王朗《论丧服书》日:'郑玄云,兄弟犹日族亲也,兀所不关之辞也。'吾以为古学以九代之亲为九族,谓兄弟者,亦九代兄弟也。凡属乎父道者则父之兄弟,在乎祖道则祖之兄弟,在乎子道则子之兄弟,在乎孙道则孙之兄弟。故族亲亦可谓为兄弟也。"杜佑还引述"孔安国注《虞书》云:'九族者,从高祖下至玄孙凡九,皆同姓也。"'C423既然有这么多的理论根据,在唐代又热衷于联亲,李白当然也会在社交酒宴的场合下大联其宗了。
从表2-5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在交友联宗时,大体上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即凡出自陇西成纪者或正宗李氏皇族,李白幕本都称"从亲",而对自赵郡李氏房者,除"从叔"李阳冰和另一尚不能准确论定之"从兄李晤"外,基本上都称之为"族亲"。以常识而论,"从亲"似应比"族亲"更近些。因为,只要是同姓,都可以视为本家而称"族亲"。在"从亲"中,自然包含了现代人称的"堂亲"这一"列祖"或"同曾祖同高祖"亲缘关系中的所有可能的论及者。所以,笔者进一步臆想,表2-5中所列入的李白从亲者,一定包含着李白较远的同祖、同曾祖或同高祖方面的亲戚。而在至亲栏中所列及的,毫无疑问,当比"从亲"与"族亲"还要近些。
关于李白的亲戚关系,阎琦先生也认为,"现存李白诗文中,被李白称为从祖、季父(族叔、从叔)、兄弟(族弟、舍弟、从兄弟、季)、侄(族侄、从侄),以及外甥(从甥)的篇目多达五十多首,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根据同是李姓而随场合联宗称呼的,并非都足李白真正意义的祖、叔、兄弟等,但也不排除其中确有与李白同族者,即属于他那个庞大家族中的一员的人。"[43]阎琦先生由此出发,对李白从弟李幼成、李令问,李白季父李口、从侄李岢,任城六父(季父)李口,从祖李口,都做了详尽的分析,并认为他们都是李白的近亲。李白称李十二,本身就证明了李白的"家族绝非申门孤姓,而应是一个根基相当庞大的家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李白自称出自凉武昭王李嚣九世孙,不可能是绝无根据的攀扯"。阎琦先生所言良是。
表2-5中还有一个李舒者,其人为李陵之后,如果我考核得不错,那么李白称其为"从兄舒",当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换句话说,李白可能据族系谱牒,并不否认李陵("苦战不封侯,当年颇惆怅")这门族亲,虽然李陵降匈奴后没人大荒,是远离盛唐七百多年以前的事,但因父系宗族的血缘传递关系,仍是唐时认宗的依据,从而也就不难理解,李白为何积极与姓人联宗了。
对于"从叔"李阳冰,窃以为李白廊称为"族叔",那么为何称"从叔"呢?前已述及,是为了显得更亲切、更近些而已。但中间是台还另有隐情呢?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尚不能做出更圆满的诠释。
四、李自家世祖籍要素之辨识(上)
根据李白的家世述,以及李阳冰序和范传正碑文,我们先从以下几个要点中,对李白的家世再做一番考核。
"本家陇西人"释义
李白在《赠张相镐二首》(卷十一)其二诗中云:"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这首诗的诗题亦作《书怀重寄张相公》也就是说,这首诗是眦自述引发抒情的。故他说,他家是汉将军李广的后代。按"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走,因葬于狄道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李伯考自槐里徙成纪,故李伯考之子李尚称成纪公。而李尚之子李广,据《汉书·李广传》云:"陇西成纪人也。"李嚣是李广的十六世孙,而李白又称是李嚣的九世孙,故李白为李广之二十五世孙(此可参见表22)。要之,李白当然应自称为"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了。基于此点,故李阳冰序说,李白为"陇西成纪人";范传正接过李阳冰的传述,也说白为"陇西成纪人";魏颢文简略些,只称李白为"陇西人"。--不沦怎么既,李白的祖籍为陇西,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正如许多方家所引述的那样,"李氏凡三望.以陇西为第一"。汉晋以来,李氏家族自身繁衍昌盛,又融纳百川,有许多少数民族的豪贵,在汉化依附时,或自选或赐姓,遂使李氏成为中华之大姓。如晋末时,有李雄者,为巴氐族,原为巴西宕渠人,后徙略阳(今甘肃天水东)。晋太安二年(303),继其父李特、叔李流、李庠等,成为蜀地流人领袖,曾建立了个地方政权。建兴三年(306)以范长生为相,继帝位,称国号为"大成"。李特祖先姓巴氏,后改为李氏。
李氏一直在不断地壮大,而陇西李氏则是大姓中的望族。既为望族,支脉亦多,文武官员迭出,故出自陇西的李氏族人,亦能流遍天下。李白祖籍陇西,当是陇西李氏宗族里的一支。他们遭蒙逊难,奔流成秦;隋末又窜于碎叶,谪居条支,后潜还广汉;这螳都是不难想见的。
李自在诗文中自述为陇西人,盖于李自在世时,似乎没有人怀疑过(如果有人怀疑,在白诗文或他人诗文中应有所反映)。如果有人怀疑,作为友人魏颢和李阳冰就不会将此点写人序文了。反之,如果我们来看李贤和李穆(参见表28,在本节之末)的祖籍,《周书》妇史》《隋书》等,在有关的列传中.均言其"'自云'陇西成纪人"。而所谓"自云",按史书撰写的惯例,其可信性就稍逊之,这一点在<(齐书·魏收传》中,可以看出。魏收是史官(虽有微词,但大体不差),他是《魏书》的作者,当然知其要处。
在《新唐书》的人物列传中,出自陇西的李氏要人,除李白之外还有许多比李白地位更显赫者,为对比计,我将其要者摘记于表2-6中。据表2-6,我们可以看出,史家在撰写人物列传叫,对列传中的人物培系祖籍,有多种表述方法,而且有时撰述得并不很严密。换句话说,同一种内容,其表述方法却很多。例如,以李轨为例。《新唐书》说他是"凉州姑臧人";而《旧唐书》则云:"武威姑臧人。"据《新唐书·地理志四》:"凉州武威郡,中都督府。"原来,凉州与武威系一地多名,史家只是变换说法而已。李轨虽为姑臧人,但他并不一定属于李暑之后的姑臧大房的本族宗人。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述,姑臧大房系"出自兴圣皇帝第八子翻,字士举,东晋祁连、酒泉、晋昌太守。三子:宝、怀达抗宝七子:承号姑臧房。"李承为李嚣曾孙,承以下表中列有姑臧房谱系各代宗人,其中并无名李轨者。唐初史学家李延寿即姑臧房人,曾继父业著《北史》,对姑臧房的记述较为周详。像李轨这样的人物,如果是姑臧房人,不会有疏漏。由此可知,李轨虽云姑臧人,却非姑臧大房的李氏族人,只可能是居于姑臧其他某支系的李氏豪门。要之,李轨可称姑臧人,却不可以称为李嵩之后代(或许,至少我们今日还没有发现他是李嵩后代的证据),而李白是李黯九世孙,故占李白先祖为李轨后代说,殊不可信也。李轨抑或是陇西李氏他房后人或李需后世中某支脉之疏族。隋末纷争时,李渊称李轨为从弟,是出于同姓与政治结盟的考虑,其间根本没有辈分与地望的关系。
2陇西成纪与陇西狄道可视为同一
有人说陇西成纪与陇西狄道,相距数百里,不可混为一谈。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诚然,成纪忙于陇西之东,狄道位于陇西之西北,二者并非一地。但二者自汉晋以来.均为陇两所辖,故从大地域的角度上说,并不错。其次,仍以笔者所制之表2-2为据。李广曾祖李仲翔战死狄道东川,因家焉。而李仲翔之子李伯考又自槐里徙成纪。所以,凡李广之后代,言出自狄道或成纪者,可悉听尊便,二者均能成立。事实上,史学家也是这样做的。如《晋书·李嚣传》和《魏书·李嵩传》,对李嵩的祖籍桑梓,正是这么标记处理的。《晋书》称李嚣为"陇西成纪人";而《魏书》则称李需为"陇西狄道人"。《晋书》为唐太宗御撰,修史班子由房玄龄领衔,是官办的,故选择了"成纪"这一说法(这一说法为的是和李唐的祖籍说法保持高度一致);《魏书》似应视为半官方的,史中多糅杂著作者的个人色彩,虽为官方出资,但与李氏无涉,故选用了"狄道"这一说法。此虽和《晋书》有所不同,但二者并不矛盾,否则,李唐的御用文人,一定要对其进行"修正"。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对于同一个人物李嚣(这个人物对本书和本书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说他是"陇西成纪人"和说他是"陇西狄道人",是一样的,即可视为同一。
现在,我们再检核一下两唐书,据笔者所制之表26(在本节末)可知,《旧唐书》中的高祖祖籍记为:"其先陇西狄道人。"而《新唐书》则云:"陇西成纪人也。"--由此,我们再一次验证了,李氏宗族其"陇两狄道"与"陇西成纪"的同一性。--是故,李白为陇西成纪人,从广义上说,与李唐为同族宗人大体办是不错的。
3凉武昭王或兴圣皇帝暑之后
刘响在撰写《旧唐书》刚,是鲜用"凉武昭王"之孙这一说法的。查遍全书,只在《高祖本纪》和《李翱传》中,使用了"凉武昭王七代孙"和"之后"的字样。这说明立传者其用辞相当小心谨慎。《新唐书》步前人的后尘,也仅在《高祖本纪》和《李杰传》与《李翱传》中效尤照搬。而使用"兴圣皇帝"之孙、之后者,只有李白和李懂(参见表26)二人。此外,像李袭志、李玄道、李义琰、李揆、李逢吉等,均可使用"凉武昭王之后"的说法,但作者却都回避未用。这种淡化的表述方法同《李白传》和《李传》中使用"必圣皇帝之后",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我以为怀疑李白非李罱之后者同坚信李白是李置之后者,大概是一样多。笔者认为,李阳冰序和范传正碑文,敢于将李白为"凉武昭王嚣九世孙"写出来,在唐代如无确凿之证据,恐怕也是要冒风险的。同样,李白自称为李禺的后代,且又称是李嵩的九世孙,如无家谱谱牒在手(这谱牒是要经官方,即地方官或宗族验证认定的),也会以冒称皇亲被治罪的。而且,李白在世时,为李禺九世孙者已寥若寒星,唐玄宗李隆基是李禺的十一世孙。彼时,李黠后代,多为十世孙至十二世孙.而李白的辈分这样高,连唐明皇这位当朝天子,都要管他叫从祖或族祖,李白属天龙老子、万岁爷的爷爷辈,试想李白在翰林待诏时,敢于向皇帝陈述吗?李白是以一介书生、布衣草民的身份进入京都西安的。他虽开口成文,下笔成章,才华横溢,但在皇帝眼里,仅有一副嗜酒的穷酸相。
试想.如此地位悬殊的两个人,皇帝若不主动同他攀亲,他李白敢和皇帝攀亲,称皇帝这位万岁爷为"从孙"或"族孙"吗?--所以,李白是凉武昭王儿世孙,只能由后人写在传己里,写在序文、碑文中,在他活着时若过分地张扬,反而对李白不利。
宋代人所掌握的唐人典籍和官牒文书,肯定会比一千两百多年以后的我们要丰富得多,欧阳修和宋祁拥有比我们更多的材料的优势。故李白祖籍与家世的传述,当是可信的。他们对《旧唐书·李白传》的某些修正,也当然是可信的。在《新唐书》中,李道玄、李义琰、李揆、李逢吉等,虽然传记中未言明他们是李嚣的后代,但他们都是李氏望族,是李屠五世孙与李坞的后代(在妇E齐书·李玛传》中,李百药亦称他为"凉武昭王五世孙"),而李玛足姑臧大房始祖李承的谪长孙,天宝元年(742)姑臧房已诏人属籍,l49当然不一一明示其身世辈分,似也可以了。但对李白来说,却需要加以明确认定。
封建时代,出身名门望族是很荣耀的事,若与皇族有亲,那就更荣耀无比了。强调李白是兴圣皇帝九世孙,就是为李白饰以皇帝家族的光环,这也可能是欧阳修和宋祁等人的良苦用心。当然,《旧唐书-李白传》称李白为山东人,也并不是对李白家世出身的贬低。刘响以自己掌握的材料来述及李白是山东人,并无可指责。翻检《旧唐书》中的李道玄等人的列传知,李道玄"本陇两人也,世居郑州,为山东冠族";李义琰为"魏州昌乐人,其先自陇西徙山东,世为冠姓";李杰为"相州滏阳人,后魏并州刺史宝之后也.其先陇西徙焉";李揆为"陇西成纪人,家于郑州,代为冠族"(以参见表2-6)。由上述可见,唐时不仪赵郡李氏为山东著姓在"山东"的郑州、魏州一带(今河南姒及与山东、河北交界一带),李宝、李承、李玛之后曾散居之,也成为山东的冠姓了。
--李白曾寄居宋州和鲁之充州及任城.长时间在称为山东的地区生活。故而,即使杜甫没有写过"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的诗句,李白仅以客任城或充州太久,也可以被称为山东人。"山东"是一种大地域的泛称,在两唐书中,"山东"一词不时出现.所指地当多集中在今河南、河北、江苏和安徽北部.以及山东的大部和东北部一带。而且刘晌又将任任城尉的李白六父(季父)误为李白的生父了,自然会称李白为山东人。称李白为山东人,其潜台词中,并不排除出身望族大姓的内涵。《旧唐书·忠义列传》中,有名李橙者,其传云:"太原文水人。"而《新唐书》则云:"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兴圣皇帝,谱繁疏晦,不复传。"(此亦可参见表2-6)李橙与李白有相似之处。李忸与李白是同时代人,李愤在安史之乱中死难,比李白早卒。李悭一支的谱系疏晦,并非源自安史之乱,而足更早,大概毁于隋末。这和李白家世的"隋末多难,.'房被窜于碎叶",差不多是一致的。李忸有子十余人,大多死于安史之乱,只遗下两个幼子,一子李源,矢志不娶,后削发为僧,历五十余年后灭寂;另.子名李彭得脱,曾历任州县令长,子官愈甲,至孙辈才重新显赫。--由此可见,李白家世中的"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和"亦可叹焉"这种艰涩的经历,在唐代,在社会动荡如安史之乱这样的大变故及其以后,李橙后代的家世变迁,殆出了新版。这也说明了,家族的兴衰和国家民族的兴衰是牵系在一起的。历尽沧桑,有些家族兴旺发达了,有些家族衰微没落了,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其间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笔者在研究李白家世的变迁中,翻检魏晋南北朝史及隋唐史。家族的兴衰,一般地说都有鲜明的时代和王朝的烙印,这也可能是中国古代社会家族兴衰史上波峰与波谷的显现消隐、变幻交替的某种写照吧。例如。李氏在唐代是大姓,同时的豪右还有裴氏、刘氏、张氏、崔氏、王氏、韦氏、柳氏、韩氏等等;溯其源头.李氏在《魏书》《隋书》中,也是大姓;《北齐书》和《周书》所涉时代,岁月较短,但也多有李氏族人任职高官;是故一部《北史》,李姓人物允斥其间。反之,若舰《南史》,则李氏消隐,而谢姓、王姓、萧姓、张姓、刘姓、陆姓等家族,又显见昌盛了。反之,到了唐代,谢姓、萧姓和王姓又衰微了,这就是历史沧桑
4"凉武昭王九世孙"析解
李白为凉武昭王九世孙,是李阳冰首次记入序文并公诸于世的。随后,在范传正的碑文中,也做了相似的记述。只因为范传正在寻找李白的后人时,于李白孙女家见到李白之子李伯禽的手疏,由于"纸坏字缺,不能详备".乃称"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这个"约而计之",虽比李阳冰的说法退了半步,边缘已经有些模糊,但仍说是"九世孙",而它的"约"宁的始因是则纸坏字缺,并无大不同。李氏与范氏的这两个"九世孙",一个来自于李白的"枕上授简";另一个来自"纸坏字缺"的手疏;虽然来源不同,实质内容却相同。这说明,无论是李白生时,还是在李白的家人中,"凉武昭王九世孙"是毫不含糊的。笔者相信李阳冰、范传正,从而也相信李白和李伯禽,确信李白为瘟武昭王九世孙。关于李白为李嵩之九世孙,笔者已在前文中就他和李阳冰的宗姓关系(从叔侄之关系)做了相应的证明。由于笔者通过表2-2和表23,对李氏陇西、赵郡两大支脉做了数十代的检核,证明,李阳冰虽出身于赵郡,沿谱系溯源,可追至同一祖先.并且证明了李阳冰相当于李嚣八世孙。所以我"才能肯定李阳冰比李白高一辈,而李白才称李阳冰为族叔或从叔。大概在李白与李阳冰初识之际,他们就已经住认宗时排辈讨论过,笔者的所谓证明,实际上不过是重复了当年他们的记叙而已。由上可知,李白为凉武昭王九世孙,可以成立。故《新唐书·李白传》称李白为兴圣皇帝几世孙,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的问题是,以李唐皇室本宗的辈分说,唐玄宗牵隆基和 李白为同时代的人,李白为李嚣九世孙,而李隆基为李嵩之十一世孙。而据表2-5所示,以李白为中间辈,向上有李白的从祖或从翁,向下也有称李白为从祖的李铭。不论是七世、九世或十一世、十二世,既然出自同祖,何以行辈相差如此悬殊?历代的李白方家、研究者,对此曾迷惑不解,故退而称李白的辈分不可靠。如詹镇先生称,"白当为凉武昭王十世或十一世孙。若通体而观之,则白之行辈似在凉武昭王九世至十三世孙之间"。笔者认为詹镇先生的判断,其行辈的辈数跨越得太大了些,从九世至十三世,历五世,问题仍悬而未决。而郭沫若先生关于李白"抬高自己门第"的说法尤其不能成立。在封建时代,如系平民捏造或冒称皇亲,被举后恐要祸灭九族。李白或其先人,大概不会利令智昏到要拿全家性命做赌注去与皇室攀亲的;反之,如果有亲不攀,大概也属于迂腐。所以,笔者认为,李白称陇两成纪人,且又是李嵩九世孙,是光明正大的。李向进长安人翰林未敢同唐玄宗攀龙,其原冈只有一个,他辈分太高,不敢以祖辈面对"龙孙".所以姑且隐逸不露。甚车.在此之前李降基能早有耳闻("以布衣为朕所知"),既然李白含糊,他也就乐得装胡涂了。如真的较起真来.李隆基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天土老子,在召见不过是一个嗜酒的布衣诗人之时,凭空中杀出一个"皇从祖或族祖"来,岂不尴尬已极?
现在,我们再回到"李嚣九世孙"这个问题上来。查南北朝史,李嚣卒于东晋义熙十三年(417),至李白已历几世,若每世以三十年计,应为两百七十年,两者相加应为^百八十七年,同李白降生年(701)仅相差十三四年,时间的误差仅为百分之二,并不大。以三十年为一世的说法,尝见于中国古时道教的一种概况。明代王圻父子的《三才图会》就是用此纪年的:"元是天地终始消息的运气,其计法以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C523这种计法以"十二"和"三十"交替进位,在计算人世时,一般大致不差。
非常巧合的是,西方也有以三十年作为一世的说法,英文作generation,1533即家族中的一代之称,其中也有肇始的意思。
由此可见,以三十年作为一代人的时间间隔,应该大体不错。但是,人生在世其经历千差万别,人生岁月所经历的变量太多,要想蠡勺不差,大概用什么方法也做不到这一点。
1991年,刘国伟先生发表了《试论古代家族人l51过程及其观念》一文,其副题是《(李氏族谱)仲温支世系之研究》。这部发现于湖南省安乡县安障乡沙湖口村的李氏族谱,记述了从公元1335年至l935年(元至元元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共六百年间的李氏家族房十八世各代人物的谱系关系,其李氏宗族总共收录了五千七百人。l540关于这部李氏族谱的详尽情况,与布书无关,兹可略之不赘。但据此李氏族谱,用比较学的方法析之,乃知此李氏宗族繁衍传递了十八世,历时恰好六百年,那么像李嚣传至李白的九世,若参照之正好是它的一半,即应为三百年,亦即平均每世约为33.33年,比道教宗籍中的"三十年为一世",时间略多些。如借用在李髯至李白之谱系上,李嚣卒于公元年,再加三百年,传到九世时应为公元717年。此时,李白当十七岁,乃居蜀中,正是"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百好剑术,遍干诸侯"之际.李白已成为文武兼备的男子汉了,"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由此口见,自李嚣卒至李白成年,打九世共三十年,应是可信的。
或问,同是凉武昭土李嚣之后,为什么同时代人中,行辈相差如此之大?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答。
如李嵩僭称王的陇西望族之首领,一般都妻妾成群,子孙当然不可数计了。如李嚣有子十人,有女几人,史书记载则语焉不 详,按人口学之生育概率,生女之数大体应与生子之数相差不会太多。我们只知道李禺有一女儿名敬爱,还有一女儿,在遭蒙逊难被俘后而成为蒙逊子茂虔之妻,不夕、即死去。李嵩原配夫人为辛纳氏女,先卒。后又娶尹氏为继室,尹氏乃为寡妇之再醮,人李氏门三年没说一句话,她是否带了了女来,或来李家后生了几个子女,史书均无载。李嚣有几位侧室或妾妃,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有十个儿子,长子李谭早卒,这个长子有无后代也不清楚。其余九位,有四位在蒙逊难中死玄。传衍后世的包括死去的四位在内,有稽可查的只有九人。
李唐一支是李嚣第二子李歆的后代,李白属于哪一支,我们后边再讨论之。长子和末子一般都非一母所生,故有时长子比末子之母亲的年龄还要大,因此虽然为同辈,且又是同父异母之兄弟,年龄却相差很多。几代传过之后,行辈的时间距离必然拉大。如以李置曾孙李承和李冲为例,李承为李宝长子,李冲为李宝最小的儿子(第六子)。李承早熟,十三岁即"劝李宝速定大计",并"随表人质"进京辅佐乃父的帝业。而对李冲,《魏书》则云:"少孤,为长兄荥阳太守承所携训卜冲与承长子韶独清简皎然,无所求取,时人美焉。这就是说,李冲作为"六父"(六叔),和他的大俘儿李韶年龄却相仿佛。李冲为李嚣曾孙,而李韶为李嚣四世孙.就在同一个家族的三四代里,他二人已相差一个辈分了。李隆基为李嵩十一世孙,而李白为李嚣九世孙,历九世至十一世而只差两辈,真是"多乎哉?不多也"!李白还有从翁清和从祖济南A守李巴,其问辈分同皇帝相比,更为悬殊,不过这也不难想见。
--由上述可知,李白为李嚣九世孙,当为可信。

五、李白家世祖籍要素之辨识(下)
1."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析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卷十二六)中自述:"白本冢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成秦,因官寓家。"这段话在李白家世研究中,历来颇有争议,至今似无定夺
按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白本家金陵"之字句,系在该文起段"惟君侯察焉"这个末句之后,意为另起之首句囊在文中有"承述"的意思。从句法上看,此句至"少长江汉'数句,基本为四字句,中问不类缺讹字者。故王琦注称,'竺毫缺之讹字"云云,实为臆测,或不足信。但王琦又云:"生警警是金城之谬,亦未可知。"是故,王琦则认为,胡应麟"断为伪作者.非是",笔者亦从其言。
事实上白本家金陵"旬和以下的"世为右姓"等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文紧凑,一气呵成,故不容间妻譬兰耋。蕊逗攫嚣,"翌芋需鍪爹罂嚣数故可知,此处之"金陵"二字,应是指孕目元徂--芋高Ⅸ#"李昶.李算抑或更早者的桑梓之地。如此,若我之所言不错,登金陵或是会城之谬",当是。据笔者所制之表《魏书!称李黯为"陇西狄道人";称李宝亦为"陇西狄道人"。而"哆西豢言盒既然李白的九世祖李嚣为"陇西狄道人",那么孕日硅郡,所以说,金城即是指狄道。金城为,扶坦刀县,石"属于前者。由此可知,王琦认为"金陵或是会城之谬",是有道理的。
现举一例,足证此"金城"可谬作"金陵"。《伞唐诗》岑参集中,有题为《题金城临河驿楼》诗,其诗云:
古戌依重硷,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
忽如江浦上,忆作捕鱼郎。[56]
此诗亦见于《全唐诗》张谓集中,其诗题变成了《登金陵临江驿楼》,其中"金城"谬作"金陵",另外,"题"作"登","河"作"江";而诗句中岑参诗中的"五凉",在张谓诗中作"五梁";"河"亦作"江";由此例可证,金城谬作金陵,则是有先例的。此诗的归属,我们可以不去讨论,但岑参、张谓均为李白同时代人,故由此可知,李白书中的"金陵",很可能即为金城之谬。--此乃金陵之一解也。
郭沫若先生认为,"盖《书》中所说之'盒陵'是指李嵩在西凉所设的建康郡,地在酒泉与张掖之间。其所以命名'建康'。有意表示对于东晋首都的眷念。东晋设都建康,别号金陵,故李白对于西凉之建康亦称之为'金陵'而已。"建康别号金陵.见于《晋书'王导传》:"导日:'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57]李冠没建康郡纪念东晋,而后人(如李白)称此建康为"金陵".亦似无不可。盖"金陵"一词于《晋书》中亦可偶然见之。如《晋书。慕容云传》云:"史臣日:'四星东聚,金陵之气已分:五马南浮,玉塞之雄方扰。"'㈣3慕容氏称霸业,正当东晋末,故此拿喀系指东晋之都南京。--郭沫若先生的金陵析解,当为李白家世祖籍研究中的第兰种解释。
如将土琦说与郭沫若先生之说进行比较,王琦说指的金城,曾统狄道。《新唐书·地理志》云:"临州狄道郡。天宝三载析金城郡之狄道县置。县二,狄道、长乐。"故可知,金陵如果真系金城之谬,那么李白的"白本家金陵"句,仍足指的陇西郡望,即是指的祖籍狄道。这和李白自述中的"本家陇西人"是同一的,都是指自身之祖籍。古时,国人祖籍的烙印是不可磨灭的.非经几代不可更改,即使更改了,有时也会偶尔提到,就像李白自述况"本家陇西人"一样。相比之下,郭沫若先生的"系指西凉之建康"说,虽亦通,但如是指李白祖籍之地,就不甚妥当了。西凉建康当在古凉州酒泉附近,而洒泉正是李嚣的西凉之都。查唐初之《贞观氏族志》和李白稍后之《元和姓纂》,凉州酒泉均无李氏望族。故可知建康虽号金陵,而李白"金陵"如系指西凉之建康,且又寓李白之祖籍,恐非是。《贞观氏族志》敦煌残卷见纠平图书馆馆刊》六卷六号,其中"赵郡条"记云:"赵郡二姓,赵州李、眭。"l601在"丹阳条"下又记云:"丹阳郡四姓,润州纪、甘、许、左。"按李氏之丹阳房始祖为李雍长子李伦,李伦之末弟李柔为北地太守,而李柔系李嚣之曾祖,至唐时已历十余世百多年,而丹阳房尚无李氏为右姓之记载。由此可知,其客居之姓,在重土著的《贞观氏族志》中仍无记载。在"太宗称善"的这部氏族志中,酒泉(含西凉之建康)亦无李姓,何以李白(肯定读过这部唐代的禁婚媾的官编姓氏族谱)会以"金陵"指之?故此可知,郭沫若先生断定之"金陵系指西凉建康郡"之说,殊难成立。
胥树人先生认为,李白既称"白本家金陵",那么李白先祖就应是真正的金陵或金陵一带的人。他说:"秦丹阳县,在今安徽当涂县东;汉改为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县。吴徙都建业......在今南京市内。所以,不仅吴、隋的丹阳可称金陵,即使秦的丹阳(今安徽涂、宣一带)也可称金陵。如唐人将今扬州、镶江等地也称金陵,即属于后一种广义的说法。"所以,他认为李白是丹阳房李伦的后代。但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丹阳房后代中并无李白这一族脉。故笔者认为,胥树人先生"试着提出一个假设",只是一种假设,现还不能成为定论。其次,从李氏家族的谱系中,我们根据表22可知,李广的后代,在长子李当户和三子李敢处,即已分道扬镖,到了东晋之东莞太守(李嵩高祖)李雍处又再次分支,丹阳房李伦为李雍长子,而北地人守李柔为李雍末子,李嚣是李柔曾孙,而李白是李嵩九世孙。既然李嚣均称祖籍为陇西狄道或陇西成纪人,那么作为李嵩之九世孙之李白就不凌称为金陵人。如果李白是李伦(金陵一支)的后代,那么他就和凉武昭王无涉.也就没有理由称是李禺的九世孙了。根据述理由,笔者认为胥树人先生的假设亦难以实证,故当为一家之言。
当然,胥树人先生的"金陵说",并非孤论。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杭州的公盾先生就已著文指出,"李阳冰的《草堂集序》说他是陇西成纪人......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则自称白卒家金陵'从这些材料分析.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亨白的本籍是金陵,先世望族住过陇西成纪......"[633两人的"金陵说",仅此一援,尚难以展开做进一步实让,故笔者仍坚信王琦的"金陵或是金城之谬"之说为是。
李白的"白本家金陵"关于金陵的第四种解释,是张书城先生提出的。张书城先生认为,北魏初时的云中余陵当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附近(或有称在山西左云、自玉两县之间者)。此金陵在《魏书》中曾多次出现,是北魏开国初期几代皇帝的陵地,当然也是一块风水宝地。但在李白的自述和他述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其先祖和此处金陵相联系的明确的汪据,并可以证明"白本家余陵"中的"金陵"是云中金陵。张书城先生称,李广之孙李陵降匈奴,后代中的一支称拓跋氏。拓跋氏随北魏皇族南下,故有可能居云中金陵一带。其实,这也足'种臆测,非有史可勾稽者。李陵后代有李斌、李文保者,曾居高平,"因家焉",怎么能和北魏的皇陵有涉呢?故此可知,张书城先生的猜测,也仅能是一家之言。其次,李白如系李陵之后,当也有某些可能,但却不可称之为李寓九世孙。由此可知,"白本家金陵"中的"金陵",当不是云中之金陵。再次,北魏政权初始时,正是李禺及其父、祖李昶、李彝在世之时代。李嚣祖父李葬为天水太守,仕张轨为武卫将军;而李嚣父李昶,"幼有令名,早卒"。也就是说,从李彝至李昶,再到李冠,正是北魏政权初始时。其时李嚣__族主要活动在陇西、天水一带,根本没有人生活在云中或代北。如此怎么可能有李氏望族生活在云中金陵附近,并称云中金陵为祖籍呢?这里值得指出的是,"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句是在"遭沮渠蒙逊难"之前,而非之后,其历史次序不可颠倒。由此司。知,张书城先生提出的云中金陵说.亦有不可解处。
李氏是中华大姓,自古皆然,而陇西李氏在整个李氏家族中,地位尤著。《姓氏谱》云:"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所谓右姓者,即第一姓也,或祖籍地中之大姓电。王仲荤先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云:"鄂州江夏郡出七姓:李、黄、程、费、任、衙、喻。"释文引《广韵》上声六止李.又姓,出陇西、赵郡、顿丘、渤海、中山、襄城、江夏、梓植、范阳、广汉、梁国、南阳十二望。"所以,李白在叙述自己的祖籍后,又说自己是右姓:"白本家拿唪(白本家拿城),世为右姓。"从《广韵》的释文中可以看出,陇西李氏在李良十二望(或十三望)中,排为第,因此陇西李氏,不论是在族姓中或是某一具体的地域巾,均为右姓。
关于右姓,《新唐书·柳冲传》引述了柳芳的论述说: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太和以郡阳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丌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自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等则为右姓;路氏《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为右姓。下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由上述可知,李白所系之陇西享氏。,并逢盹皂彘亩敦擅轰毫陇西成纪之李嚣一族,均当称作"世为西卅右姓"。[67]既然如此,陇西李氏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都应该称做右姓。
李白因家出自陇西,所以世世代代都称右姓,累世均称望族。2.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离家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说的"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实质上就是指西凉后主李歆及其弟之身死及西凉的灭亡。据《宋书大且(沮)渠蒙逊传》'68'云:永初元年(420)七月,蒙逊东略浩堂.李歆乘虚攻张掖,蒙逊回军西归.歆退走。追至临泽,斩歆兄弟三人(即西凉后主李歆,歆之弟李李情等--引者注),进攻酒泉克之。歆弟引敦煌太守恂据郡,自称大将军。......十月,蒙逊遣世子正德攻恂,不下。三年(422)正月,蒙逊自往筑长堤引水灌城,数十日,叉不下。三月恂武卫将军......举城投降。恂自杀。李氏由是遂亡。又据《晋书'李玄盛传》云:"蒙逊徙翻子宝等于姑臧,岁余北奔伊吾,后归于魏,独尹氏及诸女死于伊吾。":
现在,我们清点一下李嵩家族要人在蒙逊难中的情况(亦可参阅表2-2之续表),凉武昭王李嚣共牛有十子,713其中:
长子李潭,早卒。其后代史书无载。
次子李歆,为凉后主,李嚣薨后继之,死于蒙逊难。歆生八子:勖、绍、重耳、弘之、崇明、崇产、崇庸、崇裱。重耳在蒙 逊难中奔宋,为汝南太守,后叶为李唐皇族先人。其余七子,史书无载,不知所终。
第三子李让,死于蒙逊难。其后代史书无载。
第四子李惜,死于蒙逊难。其后代史书记载不清,只知道有曾孙李系,为平凉房始祖。李惜或另有后代,为镇远房始祖。第五子李恂,于蒙逊难中城破自杀身死。其后代史书无载。第六子李翻丁蒙逊难中,足死、是逃、是被囚,史书记载不清。《晋书.李玄盛传》《魏书·李宝传》《北史·序传》《新唐书宗室世系》《资治通鉴》等,均没有交待,或疑死于难中。李翻生三子。其之子李宝,在敦煌城被攻破时,李恂自杀而李宝被俘,因于姑臧,居岁余,和舅父唐契等逃奔伊吾(今新疆哈密)。以后他'招集遗民,归附者至二千余家,臣于柔然,柔然以契为伊吾王"宋元嘉十九年(442),"李宝自伊吾帅众二千入据敦煌.缮修城府,安集故民",加从而继承了李氏大业。北魏时,李宝封沙州牧、敦煌公。李宝有六子:长子李承为姑臧房始祖;次子李茂.为敦煌房始祖;三子李辅,仟颍川太守,卒于任。"妊子伯尚,少有重名,孝文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驹。"李白诗文中之"吾家千里驹"用典,亦喻此。--总之,李辅后辈亦盛,只是未称房系。李宝之第四于李佐.子叶亦多,但也未称房系。李宝第五子李公业,早卒;其后代情况,史书未记述。李宝第六子李冲。子叶如云,其曾孙李礼成,在同辈之七兄弟中一枝独秀,为绛郡房始祖。
绛郡、姑臧、敦煌房,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时,诏人属籍,正式划入皇室为宗亲。
李宝还有一弟李怀达,曾任北魏敦煌太守,其后世情况,史书未载。
李宝三弟李抗,。在蒙逊难中,"自凉州渡江左,仕宋,历晋、安陆、东莱三郡太守。李抗有子十四人,嫡子李斌袭爵,早卒。李斌兄李奖,拜魏尹,卒,赠济州刺史、巾书令。子瑰,位中书舍人。其他子系史书均无载。李抗的情况同李重耳的情况有些相似,见后叙,此处从略。
第七子李豫(预),东晋时任西海太守,似乎未遭蒙逊难。蒙逊难后,李豫的后代情况亦不甚明,李豫子,史书无载;其孙名李琰之,后魏侍中;其玄孙李充节,后为隋朔州刺史、武阳公。李豫后被称为武阳房始祖。
天宝元年(742),武阳房同绛都等房一起谓入属籍,正式成为皇室宗亲,
第八子李宏,亦遭蒙逊难,时为前将军、中华令;后生死不明,其后代史书无载。
第九子李眺,亦遭蒙逊难,时为左将军;亦生死不明,其后代史书无载。
第十字李亮,亦遭蒙逊难,时为右将军;亦生死不明,其后代史书无载。
据《唐人诏令集》和《唐会要》知,陇西李氏家族,在李嚣后代的十个儿子中,只有李翻之后代的终郡、敦煌和姑臧三房,以及李豫后代的武阳房,在唐玄宗天宝元年(742)诏入属籍。其他在蒙逊难中死难及未死难的诸房系,还有许多支脉该人属籍而没有受诏入属籍者。--未入属籍的原因很多,如名位不显者、子孙衰微者、人唐后与李唐宗室无瓜葛者等等,如李白家世,乃因"流离散落,隐易姓名",而"漏于属籍"。由以上所述,可知李禺之后,在唐代因故而漏于属籍者非常之多,并非李白一家,入属籍者仅是少数。故而,李白一家未入属籍并不奇怪,它本是许多该人属籍而未入属籍的"遗漏"者之一。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遭沮渠蒙逊难时,凉武昭王李嚣的后代中,有哪一房系可以称为"奔流成秦",且又"因官寓家"的。
在进入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讨论一下所谓"咸秦"问题。关于"咸秦",郭沫若先生认为,"'咸秦'即碎叶之讹。"郭沫若先生解释说;"成秦地望,注家不详所在。如为建都咸阳之旧秦,则与碎叶、条支等相抵触故'咸秦'必系讹字,盖因原字蠹蚀破坏而后人以意补成之。余意'成秦'当即'碎蕖'之讹,碎字左半包含在'咸'字中,藁字下部也包含在'秦'字中。"[75]
对于郭沫若先生的上述论断,有人曾提出过疑义,并认为,"成秦"乃"成秦"之误。"成"指成州,"秦"指秦州,成秦即成州与秦州。对此,杨镰先生撰文认为,"成秦"是唐代习用的地理概念,是指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在另一篇文章中,刘友竹先生认为,"'成秦'一字并没有错。咸秦者,成阳所在的秦地也事实上,杨、刘二先生的看法基本上是刘的。笔者认为,咸秦就是指的成阳。咸阳为古秦地,即今陕西省长安县东的渭城故地。渭城故地在九峻之南,渭水之北,山水皆阳,故日咸阳。而"秦"字,本身就是指咸阳。此史书有载,如《北史-斛律金传》所云:"......先是天狗西流,占日秦地。案秦即咸阳也。"由此可见."咸秦"二字绝非讹字,"成秦"就是指的成阳,即唐时长安关中一带地区。郭沫若先生对"咸秦"的诠释不确。
那么.是谁"遭蒙逊难,奔流咸秦",迁至长安关中一带,"因官寓家"的呢?
查上述李嚣之子孙,在遭沮渠蒙逊难之际,除许多下落不明者或史书无载者外,那么只有李宝和李抗,可以和"奔流咸秦"沾上边儿。按李宝为李嚣第六子李翻的长子。遭沮渠蒙逊难时,李宝先是被俘囚于姑臧,居岁余后同他的舅父唐契逃往伊吾。从伊吾回到敦煌后,他继承了李氏大业。先是派他的弟弟李怀达和儿子李承,奉表归诚",入朝北魏于平城。后怀达拜散骑常侍、敦煌太守。而李宝,则"别遗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两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其权势不可谓不赫。存太平真君五年(444),李宝"因人朝,遂留京师,拜外都大官。转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还除内都大官.文成初(452),代司马文思镇怀荒,改授镇北将军"。l8"这就是说,李宗在遭蒙逊难时,先被俘被囚,后向西逃往伊吾。再后乃招集l日部,重振祖业,返回敦煌。他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今甘肃西部和新疆东北部一带,与陕西和"咸秦"无涉。李宝遣弟怀达和子李承拜魏封敦煌公之后,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才人魏都,遂留京师。
这时李宝的家眷也随着迁移至陕西。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晋东莞太守雍长子日伦,五世孙文度,西凉安定太守.与族人宝人后魏,因居京兆山北。"此处的京兆山北,也就是咸阳附近。但如果说他是"奔流"逃难去成秦的,稍嫌牵强。--由此可知,李白一家不可能为李宝的后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李宝的三弟李抗。
据史-序传》载:"韶(李宝孙--引者注)从祖抗,(遭蒙逊难后)白凉州渡江左,仕宋,历晋寿、安陆、东莱三郡太守。抗子思穆,字叔仁。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为当时所谈。太和十七年(493),携家累自汉中归魏,位都水使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累自汉中归魏"。换句话说,那就是,在归魏之前,他们一家曾迁徙到过许多地方,最后才由汉中归魏。也就是说,从遭蒙逊难时(约420~421)起,到归魏时止,已过去了七十多年。在这七十多年巾,李抗、李思穆及其后人,一直在"奔流"中,直到归魏时才由汉中迁徙而来,"奔流"到了"咸秦",并"因官寓家"。李抗和李宝不同,李宝遭难被囚后西逃伊吾,而李抗遭难是渡江左仕宋,所以说如果在李宝和李抗之间选择,是谁"奔流咸秦",那必然是指后者。所以我们说,在李禺后系子孙的支脉中,只有李抗这一望族大系,最有资格,也最有条件称为"奔流咸秦,因官寓家"。
六、李白家世诸说之比较
李白到底该是李嚣之后的哪一房系的子孙呢?在我们进入这一问题之前,先回过头去,看看以往方家学者之诸说。
1.胡人说
陈寅恪先生认为,"李白生于西域","至中国后方改姓也","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詹镆先生认为,"意者白之家世或本商胡,入蜀后,以多赀渐成豪族","而白幼年所受教育,则中西语文兼而有之"。 李白为胡人一说,其说较早,近年来已被多数方家学者所否定,且其否定亦为学界所接受,故不再复辨。
不过,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李白研究家松浦友久先生仍持"异族说"。在《李白的出生地及家世》中,松浦先生断定,"李白的父亲不是李禺的子孙,他原来的姓既不是般的李姓,也不是其他的中国式的姓,而是异族式的姓名"。不过,松浦先生又退一步说:"即使可以推断李白的父亲是异族商人,但究竟是哪个民族的,仍难以断定。虽然从广义上说,当时的碎叶地区属于突厥居住区,但是作为俄亚西斯的商业城市,那里是以所谓苏古托商人为首的多种民族的聚集地,简单地否定为托鲁克族是不恰当的。恐怕应当看做是与汉族同一个系统的蒙古族,或者至少是以此为基础的混血的异族出身吧一-可见松浦先生也没拿定主意,而且他自己已先动摇了。
2汉人说
胡怀琛先生认为,李白先世是"突厥化"的中国人。[88]
陈贻馓先生认为,"李白总是以汉人自居。"并说,"从各方面考察,这种认为李白父亲是胡人的说法都无法成立。仅从外貌上说,李白是贺知章,目中的仙人,庸明皇想像中的绮皓,当是汉人的形象。"
俞平伯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尊重李白自己的话。虽然有些矛盾不确的地方(当时的情形我们小知道),至少他自己认为是中国人这一点不应该错,我们也没有理由说他错。"
郭沫若先生认为,"李白肯定是汉人,而决不是'西域胡人。
如前述,李白是西域胡人的说法,源起于陈寅恪先生1935年发表在《清华学报》十卷一期上的那篇题名为《李太白氏族之疑问》的文章,此后讨论文章迭出。l954年北京大学青年教师陈贻掀先生曾撰《太白氏族管见》一文,这篇文章当刚没有发表,而足在二十多年后的1987年,陈贻煅先生出版《论诗杂著》时,才收入集巾的。对此,陈先生在该书前序文说:"三十三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想就此问题向陈寅恪先生请教。陈翔鹤先生看了,以为是老话,不必再提了。l964年,中华书局编《李白研究论文集》,重新刊出寅恪先生的那篇论太白氏族的文章。近年来,太白先世之谜,又引起不少学人的兴趣。我不揣谫陋,特将此拙文收入集中;但恐愚者干虑,一得也无,徒贻笑大方耳[92]也就是说,
图22李白行吟图(昊道于画)
七十年代末期,有关李白的研究讨论更加深入,众说纷纭,故陈贻虫皎先生将旧作刊出,是为李白之研究增一新说。他认为,李白"当是汉人形象"。
3.混血说
范伟先生曾撰文认为,李白乃汉之苗胡身躯的中原与北地的混血儿。且李白非凉武昭王之后裔
混血说即指李白为胡汉或汉胡之混血后裔。但笔者认为,不沦是胡汉混血,抑或是汉胡混血,自中古以来之汉胡混血,最后都以汉化而告终。所以混血之说,严格地说,仍应归于汉人之说中。张书城先生曾立论"考证"出李白为李陵之后裔。李陵自汉人匈奴后,中原之妻儿被杀戮,而在匈奴巾又娶妻生子,当然是汉胡混血了。李陵的后代,在北地生活多年,恐怕是代代娶"胡妻",代代生混血子女,那么试问到了北魏时,已历数百年,还有多少汉族人的血统呢?后来,他们依"胡人"之俗,改姓拓跋氏,直到再次回到中原,进入今宁夏固原一带立足,并参预军政大事。有一天,他们忽然向世人宣告说,他们原来姓李,而且是李陵的后裔,但却没有人出来反对,好像也没有人怀疑。只是史学家在撰写他们的传记时,注明是"自称为李陵之后",当然内中亦有"未经考核"之意,不过他们终究叉成了汉人,这些并没有叫人怀疑过,甚至连皇室当局也未曾去追究过。这说日月r,汉胡或胡汉之混血为汉族者,不仅大有人在,而且已不成其为问题了。张书城先生之李白为李陵后代说,严格说来,仍可以划人混血说一类中。
4.唐宗室说
李白出自唐宗室的说法,最早见于孙楷第先生于1946年10月30日在《经世日报》之《读书周刊》第十二期上发表的《唐宗室与李白》一文。此文于l964年收入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上辑中;1985年,孙楷第先生的《沧州后集》出版时,其卷四也收人了此文。李白山身丁唐宗室之李氏说,盖源于此。
麦朝枢先生亦认为,"李白是与唐帝同出之近祖,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获得证明:"他又说,"李白与汝州诸李,无论老少,亲爱如此,如果说没有血统关系,是不可想像的。而从(李白)送令问序文中'天王之令弟'一语,可以证明汝州诸李都是唐的宗室。"[95]
李从军先生在他的《李白家世考索》一文中指出,"李白先人并不是坐光宅元年(684)和垂拱四年(688)杨、豫、博起兵倒武之案......所坐应是永昌元年(689)谋迫中宗之案:(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夏四月,甲辰,杀辰州别驾汝南工炜、连州别驾鄱阳公谨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属于嵩州......'李白先人,当是李白祖父,即是此宗室十二人之一。-[96)
这里的疑问是,李白先人流嵩州后,"又由嵩州逃往西域"。但笔者认为,自配流之地如嵩州(今四川西昌)者,如南逃似还有可能,若逃往西域,中问必须经过中原或蜀陕陇,此人烟稠密之地,逃奔殆为不可能之事。李从军先生所引之徐敬业弟事,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徐敬业之败也,弟敬真流绣州(今广西桂平),逃归,将奔突厥,过洛阳,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资遣之;至定州,为吏所获,嗣业缢死。甲申,光辅与敬真、嗣明等同诛,籍没其家"。由此可弛,从福州(今四川凹昌)逃往西域,唐代有严格的"过所制度",其路远关卡多,不可能成功。其次.李从军先生的推断,也为从隋末唐初"下移七十多年",和孙楷第先生之推断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推断和李白先人"隋术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不符。因为,唐永昌元年(689)时,唐已建国七十二年,再言隋末,也不相符,所以,该说殊难成立。
对李白的家世,又有徐本立先生对范传正碑文重新断句析解后,撰文阐述道:"李白先祖即'禺九世孙'是李虎至李渊这一支,再具体一点说,就是李渊之孙。李渊有二十二子,皆为嵩八世孙。(中略)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李白非建成之后即元吉之 后。""徐本立先生接着又在另一篇文章巾补充道:"隋末唐初逃于碎叶之李嚣九世孙是李白的先祖(据作者对范传正碑文重新断句,推之为李白先人为禺九世孙,故作者有此说。--引者注),不是李白本人,此人只能是李虎的直系后代。而李白则是此人的直系后代。"
不过,徐本立先生推断李白为李渊五世孙后,李白就成了李嵩之十二世孙。这种说法,虽在通过重新对范传正之碑文进行断句得之,但此种断句本身,叉同李白和李阳冰之排辈发生龃龉,而且也未得到史实的证明。笔者亦持怀疑态度,其说非是。
除了以上四种意见外,台湾学者也不甘寂寞,褚问鹃先生在台湾《艺文志》上撰文介绍了台湾学者罗香林(元乙)先生对李白家世的看法。罗香林先生认为,在玄武门之变中,太子妃闻变,将(太子的)独子托孤给一名亲信的宫女。这名宫女随胡商队逃往西域。"他的结论是:'这个孩子,很可能就是李白的高、曾祖了。
褚问鹃先生的这篇东西惜未见到全文,只拜读过张书城先生《李白家世之谜》一书所附该书末之该文节录。随后,笔者又查阅了蒹葭先生在《中国青年报》l985年7月28日星期刊上发表的短文,此短文题为《李白身世之谜》,内中介绍的正是这位从大陆移居台湾的学者罗香林先生的"研究成果"。但依笔者之愚见,褚问鹃先生的这篇文章,除引言外,其他文字类似传奇小说而非论述,仍难以有力的证据为之张本,故亦非是。
台湾的另一位学者钟吉雄先生曾撰有《李白的身世之谜》的文章,该文发表于l984年10月28日之《台湾时报》副刊。该文认为,"李白出身帝王之家,可能是唐高祖的长子建成或三子元吉的曾孙,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被废为庶民并流放西域。 钟吉雄先生的论点和介绍罗香林先生之说的褚问鹃的文章观点有某些相似之处,因矛盾迭出,笔者殊难苟同。
李白为唐宗室之本家的说法,还有一些,但主要论点基本已为上述诸说所囊括,故不赘述。
5李轨后人说
李轨是隋末群雄并起时陇两李氏崛起的一个重要代表,李渊称他为从弟。李轨为大姑臧人,似乎也算是陇西李氏的支脉之一。但查两唐书《李轨传》,其中都无介绍李轨和李嚣宗族关系之文字,《新席书》吕氏二表中亦查无此人。李渊称李轨为从弟叉不知何据(是彼时有据,或仪是出于政治结盟的考虑?),所以现时,我们只能认定李轨为陇西李氏之疏族,非李嚣的直系后代。是故,笔者愚以为既然李轨非李嵩后代,那么若李是李轨后人。也就不能称李为李嚣九世孙了。反之,李白若为李冠九世孙,那么它一定不是李轨的后代。《新唐书》吕氏二表中,还有如李氏名嵩者,其孙李晟相德宗,后囚功勋卓著而在元和中人.属籍,他们这一支亦属陇西李氏疏族,但与李禺无涉,虽入属籍,却非李禺直系后人。由此可见,陇西李氏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的家族,李嚣一支只不过是其中的 支,属举世大曜者,李轨、李晟者流,大概算是偶尔露峥嵘吧。
主张李轨为李之先人者,主要有以下几位方家:王文才先生(1982),耿元瑞先生(1982),周维衍先生
6李抗后人说
此说见于刘伯涵《李白先世新探》,文载《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册),评述已见前文。简言之,即"李白也可能自称为李禺的另一个孙子渡江投奔刘宋的李抗的后裔"。--笔者亦认为此论有一定的可能性,详见后述。
7李伦后人说
"李伦后人说"的提出者是胥树人先生。前已述及,胥树人先生在他的《李白和他的诗歌》一书中,阐述了李白的家世。胥先生认为,李广后人有李雍,位东莞太守。李雍长子李伦居金陵,为丹阳房始祖,李伦五世孙李文度曾为西凉安定太守,安定即今甘肃泾川,与陇西、陇东、秦州相近。在沮渠蒙逊灭西凉之难中,"文度与族人李宝逃到北魏,因居京兆北山。"胥树人先生随后解释说:"这里有点问题:因为北魏首都在洛阳,京兆也可指洛阳。不过两唐书世系表使用唐地名,因此京兆也可指长安。这就和信中所说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相符了.关于李白家本金陵一说,《李白家世之谜》的作者张书城先生曾和胥树人先牛通信有过一些简短的讨论。ll04胥树人先生在复张书城先生信中说:"对尊说考虑之后,拙著关于李白的世系看法仍皆未修改,可能我太胶着于'家本金陵',迷途而小知返也。"胥树人先生的金陵说,笔者在研究思索中曾抱有很,人希望(其问也曾寄希望于云中金陵),但终因"李伦之后"同"李异之后"无法同一而终放弃。据笔者所制之"李氏族谱辑略表'(即本书之表2-2),可以清楚地看出,李伦和李柔同为李雍之子,李罨是李柔之曾孙,对李伦来说,应称之为从曾孙。如李白是李伦之二世孙,那么应称李白为李嚣之从九世孙。其问虽仅多一个"从"字,可谱系支脉则相距何远!且李白晚年卒于当涂,此距金陵咫尺,但墓志中却无一处提及金陵。故笔者私谓,金陵之说,仅一说而已,其间许多环节仍无法圆通。胥树人先生及早年之公盾先生其金陵说,ll06]尚待详考。
8李陵后人说
李白是李陵的后人,前已述及,是本世纪八十年代巾期,最早由兰州大学之张书城先生提出的。
"李白为李陵之后"其说提出后,曾一度引起国内外许多李白研究者的关注。笔者曾认真研究了张书城先生之《李白家世之谜》一书,甚感全书前后互相柢牾之处太多(作者对此也不讳言,只望读者察之),有致命的弱点。兹简述如后。
首先,李陵之后不能称为足李禺之后,虽然按照笔者所制之李氏谱辑略表(表22),李陵后人和李罱后人同是李广的后代,但李陵没入匈奴后,娶匈奴妻,姓匈奴姓,其后代辈数均不可稽考。周后期与隋初时,有李贤、李远、李穆兄弟自称为李陵的后人,活跃于政治军事舞台,可他们是李陵的第多少代孙,连自己都说不清楚,怎么能同李嚣相联排辈呢?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李白果真是李陵的后人,那么这些后人绝不可以称是李罨的九世孙,若说是李广的若干世孙,还能说得过去,反之若称是李嚣的直系孙就实在太牵强了。张书城先牛认为,李白称自己是李嵩的九世孙,是撤弥天大谎,是捏造的,是谎说。[107]张先生的这种诠释,略嫌武断。张书城先生还认为.李白自之所以不敢承认是李陵的后代,是因为"汉帝不忆李将军",是"至死不得不避李陵之讳"。其实.真正的李陵的后人却不那么担心自己的出身,李贤、李远、李穆都不回避自己是李陵后代这一事实,而且在北周末至隋代的政治纷争中,一直拥有军政大权,也一度受到重视,并委以重任。到唐代时,另一支李陵的后裔开始活跃在当时的军政舞台上。如《新唐书》吕氏二表云:"汉骑都尉陵降匈奴,裔孙归魏,见于丙殿,赐氏日丙。后周有信州总管龙居县公明,明生粲,唐左监门大将军、应国公,高祖与之有旧,以避世祖名,赐姓李氏。"H0叫改为丙氏的李陵后代,后又以赐姓为契机恢复了李姓,到唐玄宗时,李粲的曾孙有李元结,曾在唐玄宗时代当过宰相。这说明了李陵的后代井未受到歧视,照样可以得到朝廷的重用,由此亦证明了唐代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多民族共融的开明时代,各民族出身者,不论其家庭背景或血统如何,均可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
奇怪的是。在两唐书《李元缘传》中,只云:"其先滑州人.世居京兆之万年。本姓丙氏。曾祖粲......"这里的李粲是李陵之后却一句也没有提,更不要说他是李陵的第多少代孙了。想其奉源,大概是辈分不清,决非他因所致。
如果退一步说,出身丙姓的李氏果为李陵之后(笔者对唐书此说并不怀疑),而且李白也假定为李陵之后,并如张书城先生所言,为李贤、李远、李穆之后代,那么李白应称李元纯为"从亲",或者这位喜欢联宗的诗人,也一定会利用去长安的机会.拜会这位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大人的,甚至也会借助李元纯的力量攀附,或至少也可以有诗文记述这种联系和往来。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诗文中却根本没有这类记述。李白亦有一个叫李粲的朋友,那就是李氏东祖房系的后代,李弈七世孙。濮州刺史李粲。此亦可参见李白诗《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及其' 笔者为之所作的析解。我们找不到李白同李元纭相往来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那么我们只好认定.李白的家世与李元纯无直接关系,当然也就和李陵无涉了。
同样,我们至今也未找到李白同李贤、李穆家族相联系的蛛丝马迹,故对李白为李陵后人之说,权称它为一家之言。
综上所述,李白的家世出身,已经有了许多种说法,其说并市,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说法无懈可击。相反,每种说法都有其破绽或叮疑之处。关于上述诸说,笔者归纳了一个李白家世诸说比较表(表2-9),供读者明鉴稽考。

七、李白家世通解
在前述中,我们曾经留下了一个疑问,那就是李抗有没有可能是李白的先祖?
刘伯涵先生认为,"李白也可能自称为李嵩的另一个孙子渡江投奔刘宋的李抗的后裔。"笔者现同意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并在刘文基础上,补充理由如下。
首先,在李禺的后人中,遭沮渠蒙逊难时,李嚣的十个儿子除长子李谭早卒外,另有三个儿子死难。他们四人的后代中,除李歆第二子重耳"奔于江左,遂仕于宋,后归魏,位恒(弘)农太守"外,其他的人,史书都没有记载他们的下落。如李重耳其人,上有两个兄长李勖、李绍,而下有李弘之、李崇明、李崇产、李崇庸、李崇桔等五个弟弟。这七个人的后代,到唐时均已湮没无闻。既然李重耳为李唐的七庙之祖,那么另几位和李重耳同父异母的兄弟,本应是唐皇空的最近的族亲。按理,从血缘上看他们要比李宝之后的姑臧房、敦煌房.绛郡房和武阳房诸族人还要近许多,那么为什么只有以上"四公子房"的人诏人属籍,而李重耳的另几位亲兄弟之后人,无一支诏人属籍呢?这里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他们均已死难,只留下了李重耳这一支独茁;另一种可能,就是陈寅恪先生考证后的结论,即李唐乃冒称为李嚣之后。李重耳实尢其人,纯系杜撰关十后一个问题,笔者无意介入,兹略去。至于七兄弟均死于沮渠蒙逊难,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所以.李唐氏皇室在诏上述"四公子房"人属籍时,不在唐初,而是在唐朝已掌握政权一百多年以后方/进行,这期间的内涵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但笔者论述李白之家世时,宁愿相信史书,仍然认为李重耳实有其人,只不过他不可能是李白的先人,这一点我们在前边的文字中,已经述及。同样,我们也宁愿相信李重耳的诸兄弟都是在遭蒙逊难中死去的。
李嵩第七子李豫(预),在遭蒙逊难时,位西海太守,鞭长难及。他似乎既没有去救难,也未遭到沮渠氏的打击。他们这一支脉保存了下来,存唐天宝元年(742),其后代以武阳房被诏人属籍。除述五子外,李嚣的另外几个儿子的情况是,李翻之子李宝在遭蒙逊难时,和他的舅父唐契一起,被俘后西逃伊吾。《北史》记述云:"其遗众之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身礼接,甚得具心,众皆为之用,每希报雪。这里的二千人中,有没有李氏的其他族人,史书未有记述,我们也只好存疑。
李宝率族人西逃,而李抗率族人东逃。后者逃难的方向,和李重耳的逃难方向大体相仿,但他们井未同路。李重耳先仕宋,"后归魏,位恒(弘)农太守"。而李抗仕宋后,曾三迁,"历晋寿、安陆、东莱之郡太守"。李抗这一支里,有没有其他的族人追随呢?史书也没有交待,我们当然亦不好妄测了。
李抗和李重耳是史书上明确有记载的李氏遭蒙逊难东逃的族人。只有东逃,才能"奔流咸秦",才能在那里"因官寓家",所以李白是李抗后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不是李重耳的后人的话)。
其次,我们看一下李抗的族人。李抗大概只有个儿子李思穆(亦可能是遭难后只李思穆一人随父逃出)。李思穆在"位都水使者"之后,"及东驾南伐,以本官兼直阁将军,从平南阳,以功赐爵乐平子。宣武进祚,进爵为伯。累迁京兆内史,在郡八年,颇有政绩。卒于营州刺史,赠安东将军、华州刺史"。李思穆有子十四人,嫡子李斌袭爵,早卒。但李斌不是长子,李斌.还有哥哥李奖(庶出)。奖为魏孝庄帝(528-530)所亲,"超赠思穆卫将军、中书监、左光禄大夫,谥日宣武。奖以戚里恩泽,赐爵广平侯。"李斌是嫡子,李奖比李斌年长,是故可知李思穆的十四个儿子中,亦有小少甚全其余者均可能为侧窒所生,而侧室即妾似乎也绝不止一位,这样十四个儿子的年龄段就会拉得很长(其间肯定也会有数量可观的女儿出世,但封建时代重男轻女,女儿一般不上册籍)。妾生之儿女当然不如原配夫人所生儿女的地位高。如果是、头或婢女所生,那地位就更为低下了。李奖是长子却不是嫡子,当为妾所生,不过他很幸运,曾得到了皇帝的青睐,由此也可以推知乃父对其钟受(尤其是嫡子比他小许多岁刚)。但李思穆有十四个儿子,在李思穆活着的时候,他们可能还居住在一起,在他死后,这些人必然会散居丁各地。因此,我们不妨臆想,李白先祖一支如是李抗的后人,那么他们这一支极可能是李思穆十四个儿子中其家族地位并不甚显赫者。也只有这样,李白才能既足李是的九世孙,女 "难求谱牒";既,"奔流成秦",却又对自己家世的解释"不能详备";而尤其令李白难过和失望的是李宝之后的几房李氏族人均诏人属籍,而作为李宝之弟这一房系的人,却没有一支享有这个殊荣。,家谱一般均由长房长孙保存,侧室子女即如夫人或妾所生养者,有的大概根本上不了册籍,有的就是上了册籍,也无册籍在已手(在手也是另册),何以能够证明其详呢?
关于这一点,书史上并不乏其例。如周时有安康人李迁哲者.世为山南豪族,仕于汀左。周天和2年(568),进傅大将军,多立战功,又于建德二年(573)进爵安康郡公,卒赠会州总管。据《周书》记载,"迁哲累世雄豪,为乡里所率服。性复华侈,能厚自奉养。妾媵全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千余里间,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处其中,各自僮仆、侍婢、奄阍守之。迁哲每鸣笳导从,往来其问。纵酒饮醮,尽生平之乐。子孙参见,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审之。"由此可见,因妻妾成群,"妾媵至有百数",连李迁哲自己也弄不清自己儿孙的情况,每有儿孙相见时,需要对照登记谱牒的簿子,审定后才能相认。此虽有些荒唐,但在封建时代,这种以家族为核心,形成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政治、经济和地域性的宗族集团,或许并不罕见。
却说,李思穆有子十四人,女儿按概率估,其数目和儿子的数目也羞不了多少,故可知也会达到李迁哲子女六十九人的五分之二还略强,因而也是一大豪雄家族。故亦不难想见,宗族老子一命呜呼之后,其家族必然星散衰落,遍及各地。
第三,李白的文韬武略可谓双全。一般而言,普通的家教根本兀法企及这个高度。而李嚣一族,确是文精武备,诚为家传,其代代相袭,每有优秀者出焉。也只有如此,李白从小才能受到良好的家教,才能"五岁诵六甲,岁观百家";才能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李臼之所以之成为李白.成为巾匡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代高峰,是和有这种极好的文武俱佳的家教一脉相承的。在李抗这一支脉里,李抗或李思穆及其后代,都是文武双兼的佼佼者,他们的后代,肯定也英姿勃发。
如上所述+李白的先人或许可能足李抗、李思穆的后代疏族,极可能是庶出,居于寒门,因此身世被湮没,"五世为庶"(当然此处的"庶"不是指庶出,而是指平民而言),"累世不大曜".李伯禽手疏的十数行谱牒之记述,即使没有"纸坏字缺",也仍"不能详备",盖因有其难言之隐在其间矣。
李白为李抗之后,笔者认为,此仍当属臆测,其间并无确据,仅聊备一说。
不过,笔者亦瞥愚想。李嵩一族占据陇两数百年,"我李百柯条布中州",陇西之李氏何其多也!以李嚣而论,他有子十人,遭蒙逊难死三人,早卒一人,早卒与蒙难死者,也都有后代,虽然史书记载语焉不详,但并不能否认他们的存在。这砦下落不明者,再加上李冠没有罹难的六个儿子及其后人,就已经形成了个庞大的"凉武昭王之后"的家族体系。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皇族可能是李嵩族人的假冒牌或疏族,正因为该体系十分庞大糅杂,才有隙可乘。就以李嚣族人来说,嚣死后,家族遭到沮渠氏的毁灭性打击,族人奔流星散,可能已遍布西域、关陇、汉中、成秦与中土,成万户千脉之势。
检查李白一生的踪迹,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哪里都有宗亲可认,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本家族人。这说明李罱一族,或再大一些的陇西李氏一族,在有唐一代的李氏族姓中,是有其特殊地位的,它的"族网"已遍及全国。因此,愚以为李白是凉武昭王李禺的九世孙是确凿无疑的,想否认这一点不仅是荒谬的,也是徒劳的,更是不可能的。
根据本章的综述,我认为现时应对李白的家世做一模糊性的通解,以勾勒其大致的轮廓。在没有更为详尽的考古材料发现之前,我们可以对李白的家世做一这样的描述:
李白一家为陇西成纪人,是凉武昭王李嚣的第九世孙。在北朝沮渠蒙逊攻灭西凉的战乱中,西凉亡。李篙的后人一部分战死,另一部分四下奔亡逃难。李白的先人逃到成秦,因官寓家。这一支很可能是李抗的后代疏族或寒门之脉,也可能是一不可考的李氏衰微之家。他们历经磨难,又在隋末时,冈谶青"李氏当为天子",而复遭大规模的杀戮。李陵之后有李穆、李浑者,"一家三十二人遭诛,其余皆徙岭表",当在其时。李白一家虽然不是李穆、李浑之后,但隋末忌杀李姓族人,居于咸秦京兆一带的李白免人,只好向西逃窜。因为李姓在西域是有些根柢的,所以他们不难在那里生存下去。但谶言遍布,李盘牛居危,故他们"隐易姓名",更远时逃至热海的碎叶,在那里既有中原来的汉人.又有突厥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在一起杂居。他们以经商为谋生手段,在西域流离散落于碎叶一带居八十余年。而他们的家族成员,也接受了一些西域胡人的文化。既然在西域繁衍了=代,那么就不能排除其间偶与胡人的血统相融。但从李白父母对李白小时的启蒙教育,可以知道李白父母应为汉人。大足元年或长安元年(701),李白就生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汉胡混合文化的家庭氛围中。李白的父亲李"客"(李白父亲在改姓李氏之前姓甚名准已不可考,李"客"的"客"字,是邻里的称谓,非真名。)在李白五岁时,携家迁至广汉,"因侨为郡人"。当时的动因,可能是涉及了一场官司。
李白之父李"客"原名不详,后因"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也就是说,李白之父默认了这个名字)。"逋其邑",用《易经》讼卦之意,其卦为乾上坎下(卦形为蓁),其"九二辞"日:"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三百户,无眚。"蚓其"六三辞"日:"食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又,"象日;'食旧德,从上吉也。"'根据台湾学人孙振声先生《白话易经》注,知:"'食',相当于食邑的食。......'日德'指先祖的遗德。'食旧德'是说前往因先祖遗德所得到的领地去就食。"当"无力与人争讼"时,"隐怨前往先祖遗留的领地,坚守纯正,自励自勉,才能度过艰难,最后得到吉祥。"由此,我怀疑李白之父李客"潜还广议"的去处,或许就是他们先人的封地。也未可知。据《北史·序传》云:"韶从祖抗,自凉州渡江左。仕宋,历晋寿、安陆、东莱三郡太守。"一按南朝术时,晋寿"故治在今四川昭化县南"《宋书-州郡四》云:"梁州元有晋寿,文帝元嘉十二年(435),于剑南以侨流立,领县五。"李抗任昔寿郡太守,亦当在此前后。此郡的设立之原由,就是因为侨人流人太多之故加之地人稀(唐时户一千五百十七),故可推知李抗或许在此受过封地,并留给了他的后代,抑或购人地产给了他的后人。如此这般,李白父李客带领一家人,才能称作"潜还广汉"。这里有一个"还"字,历代方家均予忽略。愚以为,既然称"还",那么在这以前,必然曾经在此地住过(?)如果说,此处的"还"字是指从西域还内地,那么就不该称"潜还广汉",而应称"潜还中土,居于广汉了"。假如拙说不谬,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李客举家人川,不是无目的地流徙窜人(和"窜丁碎叶"不同),而是回到先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和卦意),即祖荫之地食旧德,或者在这块祖荫之地上,还有他们的本家和至亲。
我们以"逋其邑"的卦辞,可以究察到这一点。关于这一卦,王夫之船山称,"君子则日:与其为讼也,不如其为遁也。干我者吾避也,劳于我者吾所应得。"由王夫之的析解,我们可以确认,李客携家"潜还广汉",有借祖荫以逃讼之意,而内中的"遁"字,既"潜"又"还";也就是说,既含"逃"字,又含"隐"字,抑或是二者兼有。如果没有祖荫(封地或购人之地产),李客之家,虽多赀亦难成豪族。在生疏之地,若无棍柢,必为豪右所欺。相反,如有本家族人祖居其地,才能以"多赀渐成豪族"。这里令人更为惊奇的是,孙振声对六三"象辞"的析解中,还有"不可逞强争胜,隐忍自励,才是策"的话,正好和李客"高卧云林。不求禄什"的行止是一敛的;面李白青少年时代,隐居于岷山之阳,养禽并习经练武,不也是出自同一卦辞所导引的吗?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大人梦长庚而告详,名之与字,咸取所象"。这里的"公之生也",有人认为是李客潜还广汉之后的事,并据此以为李白生于川。窃以为此说殊难成立。李白生于大足元年或长安元年(701),是根据李白诗中自述的年龄向上推出的,这一点当然不会错。李客携家潜还广汉时为神龙元年(705),故彼李白已经五岁,已经开始启蒙诵六甲了.有人说"神龙乃神功"之讹,笔者认为此说也难成立,前已述及繁体字的"蘸"字和"功"字,字形相距太大,讹变是不可能的。所以,李白应是大足元年或长安元年所生。既然李白生时.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亦可推知,李白绝非生于冬天,即非十月后所生,因冬天通常不易见到长庚星,想必亦难以梦见。故此,窃以为李白当生于该年的十月之前。该年十月改元闩长安元年.那么李白应确认为发生于大足元年(军九月末)。现在,我们还难以确定李白的生日,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为大足元年所生。该年是牛年(辛丑),故李白属牛。
所谓"公之生也"一句,不是指李白一家到广汉后生李白。而是碑文的作者,在讲述李白名字来由时的另一段文字的起旬。所以,"公之生也"句,还有同上句不相连且转引的意味在内,是一个回忆句子的起句。因此,"公之生也"句,不能作为李白生于蜀的佐证。
又"指天枝以复姓"句,以愚之见,内中乃有两个含意:一个是"指天枝";一个足"复姓"。指天枝,当然是指"考虑李唐政权姓李这一因素"了。李唐为李嵩之后,李客亦为李嚣之后,为什么不考虑复姓呢?既然足"逋其邑",又是"潜还",那么恢复李姓,有没有问题呢?当然要认真地权衡一番。其次是"复姓",复姓就是将隐易姓名之前的姓氏恢复,将姓改回来。既然权衡之后,认为可以复姓,为什么不恢复自己的原姓呢?所以,笔者认为,范传正的这句碑文,是同上文"隐易姓名"相呼应的,根本不存在李白之父李客,"本不姓李,非要姓李和皇帝攀亲"不可。李氏虽有百万叶,但挨杀的也不少,和皇帝攀亲,是祸兮?是福兮?谁能说得清?所以,笔者还以为,李客潜还广汉后,他认为诉讼的危险已经消除,故可以从容地复姓了。或许,正是为了躲避这场诉讼之灾,才复姓而隐其所易之姓呢!如是,我们甚至还可以另外推之,既然李客可能为一场官司所累才逃遁入蜀的,诉讼时,他用的是当年滑袭下来的隐易时的姓名,人蜀后才恢复了李姓,不正好可以躲避诉讼的麻烦吗?李袭志五世祖可以避地安康,李白一家何以不能避地广汉,居于漳明呢?既然李白一家,又潜还,又复姓,当然会幻想着渴望有一天,他们这一支脉能够被诏入属籍。然而,最后他还是落空了。可以想见,类似李白这样的李最之后的疏族,在有唐一代肯定不会太少。
综所述,李客、李白、李伯禽一家,极可能是李最后世分支中名见经传的某支疏族(已"五世为庶"),而这一疏族早已多经磨难(蒙逊难、隋末难和诉讼难),且又难求谱牒,所以我。们对李白家世的认识,还只能停留在这种模糊学的析解上,更深刻的揭示,当容考古文物或新的史证被发现之后。
在五世为庶之后,李白显而易见由乎民出身(陇西布农),那么,为什么我们非得将李白的家世和当朝的李隆基这一皇族龙脉相勾连呢?李白虽为李嚣之九世孙,但经过五世为庶之后,他们一家早已成为平民百姓,且又是浪迹天涯者,李白也自称为布衣出身。作为平民百姓或出身布衣对李白有什么不好呢?当前关于李白家世的研究,其通解只能将其定位在李嵩之后的疏族庶民中,这样,李白也许会离人民大众更近些,而离人民大众越近,人们越会感到李白活生生的存在。
李白虽是"谪仙",但他不是神,是人茌样:

[1]詹镁《李白诗论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l4页:
[2][3]《旧唐书》卷一八五,良吏下.《范传止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830页,
[4]同注[1],第l9页;
[5]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l2页;
[6]麦朝枢《关于"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载《文学遗产增刊》,1958年,第6辑;
[7]王步高《李白是达摩的子孙吗》,载《衡阳师专学报》l986年第l期,对麦氏说进行了否定:"李白自称是'凉武昭王九世孙'而未称·懿祖光皇帝'五世孙,说明李白即使是凉昭王之后,也不会是达摩的子孙。
[8]同注[5].第l2页:
[9]《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二》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73~2475页:
[l0]《宣和书谱》,著者不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奉,1985年版第57页:
[11]同注[1],第l6页:
[12]同注[5],第l2页:
[13]这里叉出现了一个"李嚣",我仃且称之为小李嵩。小李需按《淮安王神通传》,为李孝节曾孙,李孝节为李神通第七予,而李神通为大邦王房孝王李亮之子,而大郑王房是唐宗室嫡传后裔,既然唐室自称为凉武昭王李晷的后系子孙,为何唐宗室的后系子孙中,也有称李需的呢?或许这只是一种对祖先的崇拜,也未可知,按中国人传统的命名习惯,子孙用先祖名为大不敬.是不可破的禁忌之一,笔者写至此处.犹殊为不解《新唐书》卷十八《椎安王神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531页;而在世系表中,"淮安王"叉作"淮南王";
为研究方便起里,我们将陇西李氏、李广一李嚣旅系、唐李氏系列,在表2-2中用①号码表示;而在研究赵郡李氏时,我们用田号码表示,以便于检核对照之;
[16]《新唐书》中的《宗室世系表》和《宰相世系表》,简称"二表",为宋代吕夏卿所创,故本文中简称为"吕氏二表"。吕夏卿为泉州晋江人,学于史,叉通谱学,"创世系诸表,于唐书有功云"。此可参见《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李系.见《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506页;
[17]参阅《全唐文》卷四五八,李季卿《三坟记》,上海古籍版,第2073页;关于李叔卿的考述,亦可参阅郁贤皓先生《李白丛考》第142~143页,惟郁先生所引《三坟记》文多缺佚。又,据郁先生引《迁先茔记》文."知李叔卿卒于天宝五六年问"。
[18]《新唐书》卷二百二《李适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748页;[19]同注[1],第l5页;
[20]参见亭叔还《道教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版,第368页。按此记载,多传奇性。小过,有两点还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第一,李聿为唐宗室后裔;第二,李聿后来辞官皈依道教,隐居山林了李聿曾任歙州刺史,李白一直在宣歙州一带活动,李丰和李白有交往是完,全可能的。但若是宗室,李白则应称"从亲",今未称"从"或"族",或许仍是至亲。此仅存疑,待考。鼍(tu6),即扬子鳄,在今安徽歙县一带尚存,故《历世真仙通鉴》所言不虚。
[21]詹镬《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l958年版,第l33页;
[22]《新唐书》卷三九下《百官志呷》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l317页;
[23]李延寿《南史》卷十八《谢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21~545页;
[24]同前注,第523页;[25]同前注,第537页:(26]《旧唐书》卷一。七《永王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64页;
[27]《新唐书》卷八卜二《永工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611页;
[28]同前注,第3447页;
[29]同注(5],第ll页;
[30]厝太宗《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传》,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合刊本,第二大册,《晋书》第264页:
[31]谭文兴、杨君昌《谈李白的两次出峡与三次到万州》,载万县李白研究会编《李白研究文集》(第一集.l995);
[32]同注[26].《牵国贞传》,第3342页;
[33)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第917页题注。
[34]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一五一条,上海古籍出版社l992年版,第l637页;
[35]同沣[1].第l6页:
[36]同注[5],第ll页:
[37]同注[27],第3443页;
[39]参见张书城《李白家世之谜》,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有关篇章;
[41]郁贤皓《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l38页;
[42]杜佐《通典》卷七十二,九族条,中华书局版,第2000页;
[43]阉琦《李白在安陆,东鲁的亲族臆考》,载《巾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第298页;
[44]《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土李玄盛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57页;
《二十五史》第一册,《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台刊本.第228页:
[46]转引自詹镆《李白诗论丛》,第l9贞;
[47]《晋》卷《李特传》,中华书局标点奉,第3201页:
[48]《新唐书》卷七叶二上《宰相世系表二》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443页;
[49]宋敏求《唐大诏令集》,第325页;
[50]同注[1],第l8页;
[51]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l2页;
152]许地山《道教、困明夏其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3]参见江南《江南小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l985年版,第34页。亦可检索《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页;
[54]参见《谱牒学研究》第一辑,:正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敝。[55]《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79页;[56]《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此诗《岑参集》,见第74页;《张谓集》,见第459页;又,本章完成初稿后,见《文史知识》1997年第7期载有蹇长春先生文,专题讨论此诗,并断此诗应为岑参作,所见良是。
[57]《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751页;
[58]《晋书》卷一二四《慕容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09页;
[59]《颓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第l042页;
[60]
[61]岑仲勉《重校(贞观氏族志)敦煌残卷》,载《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32页;
[62]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l984年版,第l5页;
[63]公盾《李白研究》,载《人物杂志》l947年第十一期至l948年第二期。此文后收入《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4~108页;
[64]转引自詹谟《李白诗论丛》.第l9页;按,N,tHNNNSI-Z姓为:李、时、辛、董、艾、彭、关、骞、闵、万、泄、边此可参见壬仲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考释》;
[65]王仲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载《蜡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l987年版,第385页;
(66]《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678页;[67]同注[30],第2257页;
[68]《宋书》卷九十八《氐胡·大且(沮)渠蒙逊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14页;
[69]同前注,第2414页;
[70]同前注,第2271页;
[71]参见蚶史》卷一00《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313~ 3345页:
[72]《资治通鉴》卷第----)L《来纪一》,岳麓书社版,第537页;[73]同前注,第597页;
[74]同[71]注,第3326页;
[75]同[5]注,第5页:
[76]郁贤皓、倪堵翔《建国以来李白研究概述》,载《李白学刊》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78页;
[77]刘友竹《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二期;
[78]《北史》眷五十四《斛律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l970页:
[79]参见工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7页"注1l'
[80][81]同注[30],第3317页:
[82]《新唐书》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二》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64页;
[83]同注[71].第3336页;
[84]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清华学报》1935年十卷一期;或《金明馆丛稿毫U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3页:
[85]同注[1],第24页:
[86][873(日)松浦友久《李白的出生地及家世》,载《中国李白研究》l990年集下册,江苏古籍H版辛f=1990年版,第211页;
[88]胡怀琛《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据《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页;
[89]陈贻煅《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00页;[9()]俞平伯《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载李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局1964年版,第263页;
[91]同注[5],第l0页;
[92]同注[89],第l96页;
[93]范伟《关于李白氏族的研究》,载《求是学刊》1986年第三期。此处转引自《李白学刊》第一辑,郁贤皓、倪培翔之《建国以来李白研究概述》:
[94]孙楷第《沧州后集》,中华书局l985年版,第315页;
[95]麦朝枢《关于"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载《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l964年版,第296页;
[96]李从军《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l986年版,第43页;[97]《资治通鉴》唐纪一十,岳麓挡社版,第681页;
[98]徐本立《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载《中国李白研究》l990年榘册第l98页;
[99]徐本立《(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补让》,载《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第295贞;
[100]转引自张持城《李白家世之谜》之附录:《李白身世的研究》(节录),兰州大学出版土1994年版,第316页;
[101]同前注,第323贞:
(102)王文才和耿元瑞哺人的文章.惜未查到原文,此据郁贤皓、倪,培翔《建国以来李白研究概述》;周维衍《关于李白的先世问题》,载《学术学刊》1985年第六期;
[103]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5兜;[104][105]同注[100],第50页附录;
[106]公盾《李白研究》,载《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l964年版.第86页;
[107]张书城《李白家世之谜》.第l4~15页:同前注,第18负;
[109]《新唐书》卷七十二上,第2468页;
[110]《旧唐书》卷九十八《李元纯传》.中华书局标点木,第31)73页;[111]陈寅恪《省代政治史略稿》(手写影印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至二十页;
[112]《北史》卷一00《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316-3317页。
[113]同前注,第3336页;
[114]同前注,第3337页;
[115]《周书》卷四四《李迁哲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792-793贞:
[116]孙振声《白话易经》,台湾星光出版社1984年台北第^版,第84页;
[117]同前注,第85页;
[118]同注[112],第3336页;
[119]臧励貅《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馆分馆l931年版."晋寿"条;
[120]《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四》,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79页;
[121]李白一家潜还广汉,居彰明县,此当在李抗仕宋时之晋寿郡所辖五县地之一;
[122]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l997年版,第21页;
[123]乇小甫《唐·吐蕾-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l992年版.第133页。该页记公元700年为鼠年,放可推知于次年生之李白属牛。叉以公历推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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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30 15:2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李白在蜀乡

一、李白的启蒙教育
李白生于武则天大足元年(701),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由李白之父率全家从碎叶或西域某地返回内地,后"逃归于蜀","因家于绵",居四明县清廉乡。
在"潜还广汉"的路上,或到漳明以后,李白从五岁起,即开始了儿刖的启蒙教育。从神龙元年(705)随父母入川,"侨为郡人",一直到他开元三年(725)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在四川生活二十年,所以李白在他后来的诗文中,亦称四川为自己的故乡。如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说:"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这里,李白称司马相如为同乡,可见他亦自视四川为自己的故乡。今天,某些李白的研究家.坚决认定李白为四川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魏颢的《李翰林集序》说:"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魏颢虽也指出了"白本陇西",但他还是称李白为"蜀人"。李白是喝涪江之水长大的,

图3-1 四川省江油县"李白敌里",此四字由邓小平题写
(江油李白纪念馆,l991)

故李白多得了天地之灵气,而蜀之汀也囚有李白而丰姿英秀。
李白在他的启蒙时代即显示了他的天才英丽。李白的博学,李白的"开口成文,挥翰雾散",李白以布衣而闻名天下,李白的人格魅力,如果说是由川山蜀水的灵秀塑造的,这话并不为过。李白活了六十二岁,居蜀二十年,除五岁前在西域度过外,说明李白生命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四川度过的,故李白自称蜀人,认司马相如为乡人,自有其充足的理由。
李白的家境并不贫困,但他却没有上过县学。上县学者一般为有地位的显赫人家的子弟,李白五岁到四川,因"侨为郡人"其家庭社会地位不高,故他的启蒙教育均得自家学,由父母或父亲一人为导师。从另一个方面说,彰明县当时人口稀少,县里或许未必办有县学。
李白的启蒙教翕开始得很早。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说自己:"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唐时律令规定:"男女始生者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
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神龙元年,韦庶人为皇后,务欲求媚于人.上表请以二十二为丁,五十八为老,制从之,及韦氏诛,复旧。"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他的启蒙教育,正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故李白又称:"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李白"十岁观百家",可见诵《子虚赋》,可能也在十岁左右。李白正式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时为五岁。所谓诵六甲,当是指背诵六甲或诵读六甲。六甲是汉代以降,小孩子入学时最先学的课程。《汉书》卷四《食货志第四》上云:"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人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秀异者,移乡学丁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造士。"由上述可知,小孩子启蒙读六甲,唐制是沿袭了汉制。所谓六甲,即天干、地支,以及时辰、日月年历等;其五方为东西南北中和地域民俗之类;书计当是指书写和筹算,也就是写字和做算术之推演。李白五岁开始肩蒙.按汉制比一般孩子早三年。唐书虽未记载孩子的入学年龄,大约仿袭汉制,故可知李白五岁诵六甲,是一种早慧的表现,李白智力之超常,从"小"时候即已显露端倪,虽无神童之谓,却胜似神童。从这一点上说,李白是早熟的。与李白卉名的杜甫,"小"时也是超常儿童。他"七龄崽目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自作成一囊。......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仅从这几旬诗,我就口以知道,杜甫在童年时,也过早地显示了他的不凡之处。再远一点的例子如司马迂,他亦是"年十岁则诵占文"由是乃知古今之成大器者,童年时多已崭露头角。
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可见李白本人在"十六为中"之前的"小"时,已经可以作赋了,且可与相如比肩。在李白的心日中,对自己已充满了自信。他说自己:"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李白的鸿鹄之志,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根柢。李白之所以能谓其友人日:"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正是渎了许多书,明白了许多事理后的自陈。他"颇尝览载,观百家;至于圣贤,相似厥众"。李白对史书和诸子百家之学,均做了较深的研读,加上他智力超群,使他在引用唐和唐以前古籍中的人、事和典故时,总是得心应手、出神人化,毫无牵强附会之感。
李白的父亲李客,当是一个很有文化根柢的人,不然他怎么会培养出这样出色的孩子呢?唐代虽有乡学、县学,但多数企望走仕途的子弟,还是以自学者为多,李白也不例外。
由于是在家中自学,加之年代久远,除李白自己在诗文中偶
有片言只语的记述之外,保留下来的史料不多。
关于李白过磨针溪的故事,记述如下:"磨针溪,在(眉州)象耳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是溪逢老媪方蘑杵,问之,日:'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卒业。妪自言武蚌。今溪旁有武氏岩。"虽为传说,但颇为有名,或许亦非杜撰,见记述,不见考核。姑存之。
二、李白"微时募县小吏"之研究(上)
李白涉世之初,是否曾"为当县小吏"或"尝为邑小吏"呢?
詹锁《李白诗论丛》和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等撰著,对李白微时曾"为当县小吏"事,均未提及。郭沫若先生之《李13与杜甫》一书,对此事也未提及。但该书末之《李白杜甫年表》"开元六年"(718)条记云:"(李白)十八岁。凑书于戴灭山大匡山,依潼江赵征君蕤。"此处之"依潼江赵征君蕤"和记述李白"尝为邑小吏"之《彰明逸事》及《谪仙祠堂记》碑均记云:"其成立时始从学丁潼江,而观礼于赵蕤。"二者可相互印汪。由此可知,郭沫茬先生在著《李白与杜甫》 书时,是将李白"尝为邑小吏"一事,有意地删略了。
茆家培、李子龙主编之《谢眺与李白研究》一书,收有蒋杰先生和杨栩生先生的文章,两人以完全相反的观点对李白曾"为当县小吏"事,做了专述。前者持"为"说,后者持"否"说。51在此之前,他如胥树人先生的《李白和他的诗歌》,李从军先生的《李白考异录》等,均未涉及小吏事,可见此事并未引起更多的方家与学者的注意。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不免设问,李白"为当具小吏"或"尝为邑小吏"之说,是否也是李白生平中的叉一个谜团呢?看来,我们有必要对有关李白的"小吏"之争,做一详细的考察。
目前保留下来的最早记述李白当过彰明县小吏的史证,是北宋赵神宗熙宁元年(1068)立于该县大匡山上的"中和大明寺住持碑"之碑文。其文略云:"翰林学士李白,字太白,少为当县小吏.后止于此山,读书于乔松滴翠之坪有十载稍后,于宋赵哲宗元符二年(1099)春正月,蜀之郫县人杨天惠在彰明县补了县令(一说由水部员外郎谪迁至此)。到任后,他"从学士大夫求问逸事",后来撰写了《彰明逸事》一书,该书记述李白在蜀之故乡的逸事云:"闻白本邑人,微时募县小吏,人令卧内.尝驱牛经堂下,令妻怒,将加诘责。太白亟以诗谢云:'素面倚栏钩,娇声外头。若非是织女,何必问牵牛?'令惊异小稍亲,招引侍砚席,令一日赋山火诗云:'野火烧...后,人归火不归。'思轧小属。太白从旁缀其下旬云:'焰随红日远,烟逐暮云飞。'令惭止。顷之,从令观涨。有女子溺死江令复苦吟云:二八谁家女,飘米依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旁朱。白辄应声继之云:'绿发随波散,红颜逐浪无。因何逢伍相",应是想秋胡。'令滋不悦。白恐,弃去,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参见王琦本《李白年谱》)。除此而外,杨遂还有《唐李先生彰明宅碑》,现碑尚存。
除了《彰明逸事》的记述外,还有北宋赵徽宗宣和五年(1123),彰明知县(其名不详)在戴天大匡山上所立的"谪仙祠堂碑",其碑文略云:"敕建大匡山李白祠堂记。彰明县之西北数十里,有群山巍然,孤峰秀拔,盖不减岷峨气象......考之图经,详之地表,实日匡山,而唐谪仙之祠堂在焉。"根据碑文的记载乃知,此碑文所记述的材料来源有四:即"观绵州刺史高祝记之于前;县令杨遂记之于后;崔令钦之文泛论其出处;杨天惠作石刻于县廨之西厅:盖必得其详矣"。如是.碑文乃记述李白之小传云:"(白)尝为邑小吏,其成立时始从学于潼江,而观礼于赵蕤,逆旅于成都,而知见于苏颧。"--这就是说,匡山的"谪仙桐堂碑记"的撰写,主要参考了四种文献,而其中最早的文献,是唐绵州刺史高祝的记文,而后是宋彰明县令杨遂的记文;再次是庸崔令钦"泛论"其出处的由苤,最后是宋彰叫县令杨天惠的碑刻。
按唐绵州刺史高祝,据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让高祝在唐中和、光启年间(881-888)任绵州刺史。查南朱高宗时代之吴曾《能改斋漫录》五,"匡山非庐山"条引杜田《补遗》,引范传正《李白墓碑》,谓李白之绵州彰明县大匡山读书堂,后废为僧房,号陇两院。"院有太自像及唐绵州刺史高忱及崔令钦记。"此处高忱即高祝。今人任半塘先生《教坊记笺订》引此文后云:"按此谓令钦与忱各有记,忱乃刺史,令钦殆为游客,又在官万州后。"一《彰明逸事》载云:"今大匡山犹有读书台,而清廉乡故居,遗地尚在.废为寺.名陇西院,有唐梓卅刺史碑,乃绵州刺史高祝记。"刘此处的绵州刺史又记作高祝。祝、忱、祝=字中,必有二讹,迄无所适从矣。但三人宴为一人无疑,故笔者引文中,此暂各据原记,不分伯仲。
下面,我们刘"谪仙祠堂碑"所据之四人文记,作一考述。首先,我们从崔令钦的所谓"泛论"人手。据《新唐书》卷七十二下《宰相世系表》中之博陵第二房载云:"崔令钦,国子司业。"令钦为隋弘农太守崔宣度之五世孙,令钦父崔埏,为合州刺史,了崔锐,为起居舍人,崔令钦为崔锐之弟,有子名崔真。另据《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之《乐类》云:"崔令钦《教坊记》一卷。"[l4]《全唐文》卷二九六有崔令钦《教坊记序》和《教坊记后序》两文。文前有崔令钦小传云:"令钦,开元时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其记述十分简略。在《教坊记序》中,崔令钦自述云:"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由崔令钦的自序,可知他在开元中为左垒吾(卫),和李白是同时代的人。崔令钦在"中原有事"时,"漂寓江表";而李白,据李阳冰序.则是"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中原有事"是唐代对安史之乱的别谓,由此亦可知崔令钦和李白不仅是同时代的人(同是安史之乱的难民),也是同命运的人,只是李白比崔令钦更悲惨些。
关于崔令钦,据《全唐文》卷三百一十,李华《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述其径山大师"于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灭",铭文列其门人及俗家弟子十人,皆云"故"。只有最后一人"礼部员外郎崔令钦",未云"故",163由此,知在安史之乩(755~763)爆发前三年,崔令钦曾在润州(今江苏丹阳),且向径山人师学过佛事。又,据《全唐义》卷三百二十,李华另有《润州天乡寺故大德云禅师碑》文,其文略云:"乾元初(758),奏请天下一十五寺长讲戒律,天乡即其一焉。尔后率同心愿善缮理,礼部员外郎崔令钦常为丹徒,宗仰不怠。"(173)此时,安史之乱的战火正燃遍北国,连江东也有波及,幸赖天乡长老"挺身于戈剑之间,宴坐于虎狼之口,大浸不溺,人火不焚.天乡获长老之力也。"由丹徒县令史坦所立之碑文,知崔令钦在安史之乱前后,为礼部员外郎。他自称"流寓江表"之地,即滞留在唐润州及附近(丹阳、丹徒、镇江)一带。《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一,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一其铭文对李白仰之弥高:"立德谓圣,立言谓贤。嗟君之道,奇于人而伴于天。"李华在同一时间里和李白、崔令钦友善,故亦可推知李白和崔令饮极可能足相识的。
又,唐时跨盛唐与中唐的著名诗人刘长卿,有《将赴南巴至余于别李十二》诗,据傅璇琮先生的研究,此诗为刘卿贬南巴时,在余干遇李白揖别时所作。诗云:江上花催问礼人,鄱阳莺报越乡春。
谁怜此别悲欢异,万里青山送逐臣傅璇琮先生指出,关于刘长卿此诗,多数李白年谱和李白传记都忽略了,惟清黄锡硅的《李太白年谱》注意到了。黄谱于"乾元元年"(758)条下云:"(李白)春游建章。因妻宗氏寄居豫章,遂至江西,并游余干。"继云:"又考刘长卿集有《余于城别李十二白》诗.是白往豫章,并游余干,因得与刘长卿相遇也。"傅璇琮先生认为,"黄氏之说甚是。"又,郁贤皓先生另有《刘长卿别李白事迹小辨》C22文,该文认为,李白遇赦后于上元元年春到豫章、余干一带,届时会见了刘长卿。--两说并存,但小影响本文的推断。
按刘长卿经余干去南巴,其出发地即在江表一带,其问当与滞留在润州的崔令钦相过从。刘长卿大概是在润州时,将女儿出嫁的。其次女嫁给了"淮南李穆",此刘长卿传中有记述,另有《登迁(仙)仁楼酬子婿李穆》诗为证。刘长卿的长女嫁给了崔令钦之子崔真父,也有诗《送子婿崔真父归长城》为证,诗中有"送君卮酒不成欢,幼女辞家事伯鸾"句。按,伯鸾为梁鸿字,梁鸿妻为孟光,有夫妻相敬如宾、孟光举案齐眉故事。刘卿用的伯鸾典,乃祝词也。涛题中的长城,系为湖卅属县,地之长城也。值得注意的是,刘长卿另有一首《寄万州崔使君令钦》诗,其涛云:
时艰方用武,懦者任浮沉。摇落秋江暮,怜君巴峡深!丘门多自首,蜀郡满青襟。自解书生咏,愁凝莫夜吟。240万州即今,丁县.隋时为巴东郡之南浦县。据《旧唐书》卷三十九
《地理志二》云:"贞观八年改为万州。天宝元年改为南浦郡。乾元元年(758)复为万州。"前文已述及,崔令钦在乾元初(758)时,尝在润州天乡寺"宗仰不怠",事佛事甚勤。由此可推知崔令钦调任万州,盖为任仓部郎中之后,肯定也在乾元初之后。故此诗证明了,崔令钦在乾元初之后曾在蜀之万州做官。故我们亦可知崔令钦游绵州的时间,即在万州任上时,或闲暇间或公干往返同,抽隙游绵州,且撰写了上述的"泛论"之文。乾元初年(758),据安旗、薛天纬先生之《李白年谱》和郭沫若先生之《李白杜甫年表》,知李白于是年长流夜郎。崔令钦何时出任万州,又何时去绵州游览,其行止今尚无法考实。故笔者臆测,崔令钦去万州做官及游绵州时,当存李白逝世前后。李白晚年名声愈高,死后名声愈震,所以,崔令钦作为李白的朋友,游其故居,为其撰述,均是顺理成章的事。李白以布衣而名震天下,其生时,追慕者已经很多。李白逝世后,研究李自的人更多。遗憾的是,崔令钦关于李白传记中某些事件出处的"泛论".时间和内容均已不可考知。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作为李的朋友,崔令钦同李白又无利害冲突,因而可推知崔令钦的"泛论",应该是公正客观的,不会有谬藐之辞。像魏娜样的史学家,撰文中有褒有贬,乃是事出有因。而崔令钦对李白,从主观上说,不会做有损李白名声的撰文,届时正是李白逝世前后,如有不实之辞,尤其是如有损毁李白名声的事,李白的家乡父老肯定也不会答应,且绵州刺史也不会答应。记述李白"尝为当县小吏",客观地说,对李白总是不利的,如果不是事实上存在过,谁敢凭空杜撰?崔令钦是李白的同时代的人,又是李白朋友的朋友,李白"尝为当县小吏"事之出处,又经他如此"泛论"过,故可推知,李白"为当县小吏"或"尝为邑小吏"的记述,应说足可信的。北宋宣和五年(1123)彰明县令所写的《谪仙祠堂记》所参考的第二个文献是"绵州刺史高祝"的记文。据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高祝在唐中和、光启年问(881~888),任绵卅刺史。¨"由千仲镛之《唐诗纪事校笺》卷十八,"李白"条所列之《彰明逸事》,后又由勋初主编,严杰、武秀成、姚松所编之《唐人轶事汇编》卷十四,李白条载,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云:"令大匡山犹有读书台,而清廉乡故居,遗地尚存,废为寺,名陇西院,有唐梓州刺史碑(文下有注云:"失其名"。王琦本《李白年谱》引录此文时,有引自《太平寰宇己》注云:"绵州彰明县有李白碑.在宁梵寺门下,梓州刺史于邵文。"元丰《九域志》:"绵州有李太白碑,唐梓州刺史于邵文。")及绵州刺史高祝记。"前已述及,此处之高祝.同《谪仙祠堂记》中所录之高祝,以及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五""所记之高忱,实为一人。
王文才先生《复太自故宅议》云: "......(高)忱记乃题(李白)圆像.宋秘阁确小本李白写真崔令钦记,因知忱文亦为画记。今高、崔像记及于邵之碑,虽不得见,而杨遂之碑亦异地三迁,然废院犹存,明清因之......""。--高在崔之后,故亦可断为高文肯定是受了崔令钦"泛论"或"像记"的影响。
第三个《谪仙祠堂记》碑文撰写时所依据的参考文献,是为宋淳化年问之彰明县令杨遂所撰。《彰明逸事》记云:"淳化(约990~994)中,县令杨遂为之引遂,江南人,自名能诗,累谪为令云。":28由此可见,杨遂对李白的记文,乃写于北宋初年。《谪仙祠堂汜》所参考的第四个文献,出自杨天惠之手。据《宋诗纪事》卷二十八云:"杨天惠,宁佑父,郫县人。元丰进上,摄邛州学官。徽州朝上书言事,入党籍卒。左丞冯溜志其墓,号西州文伯。"杨天惠经过调查后写成《彰明逸事》,故他的关于李白"微时募县小吏的记述和撰写的碑文,应该看做是有根据的,当然也是可信的。
李白生时,命途多舛.晚年又遭流放和病苦,但李白由他的诗歌所获得的名声.却使他名扬天下。他死后,皇帝还封了官,虽未上任,却更提高了他的知名度。所以,布衣之李白活着时虽不为世所容,而死后所获得的名声,却比他活着时还高。贞元六年(790)四月七日,刘全自曾撰有《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碑文,其碑文中有云:"(李白)文集无定卷,家家有之。"也就是说,在李白死后二十八年,仅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多一点,李白的诗就流布伞国可见,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天才诗人。由李白的文集虽无定卷,却"家家有之"旬,说明了李白诗已经获得全国和全民的接受与肯定。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也只有李白才能获得如此的殊荣,李白的作品和人民如此贴近,而皇亲国戚贵族王公也不排斥李白的诗文,可见李白的诗人形象是无与伦比的。人民如此喜欢李A,那么在李白的家乡.在蜀中,在绵州,在彰明,有人立碑著文纪念李白,难道会有不实之辞吗?所以.我以为和李白同刚代之高忱、杨遂和崔令钦,他们对李白小时所作的记述,其中包括"尝为邑小吏"一事,都是真实的。如果其中有谬误、讹传,在那个时代肯定是通不过的,不仅民,会答应.整个社会也不会答应。由此,综上所述,笔者推测李白"微时募县小吏"和"尝为邑小吏"的记述,一定不虚,一千两百多年来只不过没有引起更多的方家和学者的注意罢了。
关于记述李的"尝为邑小吏"之说.如果结合自李白逝世到南宋初年这段时间里,李太白集的版本源流和李白"为当县小吏"诸说,进行一番比较(参见表),就可以知道,李白曾为小吏之说,是在李白诗文热遍寰宇,家家有其诗文集钞时,在李A故乡旧县中出现的。王仲镛云:"太白早年事迹,旧记可见者甚少,由此乡里传闻.亦得略窥一二有助于后人之想慕风采,加以探寻也。其故里遗迹,犹为可贵。"所以,笔者亦敢称,李白"微时募县小吏"的记述,既是可信的,也是可贵的。李白微时曾当过该县之小吏,以历史的观点看,它丝毫不会有损李白的光辉,相反正因为李A曾干过小吏,则更反映人生经历的复杂性,从唐代的县(邑)小吏到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代高峰,足见李白的天才和奋斗?绝非凡夫俗子可比肩。
三、李白"微时募县小吏"之研究(中)
下面我们研究一下唐代的"小吏",看看"小吏"到底是什么官职?小吏一般指胥吏,而胥史又是官员中的最末等者。
有唐以来,职官均沿袭隋制,在各机构的最底层均设有胥吏。胥吏为流外"官",没有官阶。一般担任胥吏者,年龄都很小,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它相当于今天的"通讯员""小公务员"或"办事员",故称之为小吏。其实小吏并非起自隋唐,汉以前就已有之。在周时有小史,为春官宗伯之属,掌邦国之志和贵族世系。到汉代时,电有称小史者,后来改称为小吏。小史在汉代有时也泛指侍僮,故在小吏、胥吏的称渭中,有刚也涵盖有侍僮之意。胥吏为流外的官员。《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释云:"又视流外,亦有视勋品、视二品视九品之差。极于胥吏矣,皆无上下阶云。"驯两唐书中,均未对胥吏做过诠释,不过偶而亦有"胥吏"出现。如《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云:"及大业元年(605)炀帝始制诏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事郎许善心、仪曹郎袁郎等宪章古则,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吏,章服皆有等差。"[31]由此可见,节事虽是最低的"官员",却是国家承认的最底层的小官,其职阶冈最低最小,故称小吏。虽是小吏,其服饰却有严格的规定。故文又云:"六年(610),复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片五色。百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自,屠商以皂,士卒以黄。"32:从服饰的序定来看,胥吏虽小,但比庶人(普通老百姓)、屠户、商贾和士卒的地位还略优一些。隋唐时,不论是宫中,还是军职或'府县衙,都设有胥吏。但在称谓上却或有小同,有的部门称胥吏,有的地方称小吏或小史。因此,可以说小吏(胥吏)是隋唐叫代国家机器中一个最小的零件,是最基本最普通的一颗螺丝钉在宫中,小吏称小史。根据唐时舆服的规定,对宫中驾羊车的小史,限定"平巾五辫髻,青祷褶,青耳屐,羊车小史服之。""在宫中,小史(吏)以下,还有"漏刻生、漏童"等,他们是看管铜漏等计时器的人,他们比小吏的地位还要低逊,他们更不能称为"官员"。在军职中,亦设有胥吏。《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云:"武德初(618),每年纳课,亦分番於兵部及本郡当上省司。又分支诸曹,身应役使,有类僮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这说明,在军中"身应杂役"的"分支诸曹",其地位甚至还不如胥吏。在行政机构中,州府县衙均设有胥吏。肯吏虽为流外官,但有时也不够遣用。故胥吏之下,有时还设有"胥徒"。"胥吏"和"胥徒",有时有区别,有时似叉无区别。一般说来,胥徒是"准胥吏"。但存实际设制时.有时"有胥无徒",也有时"有徒无胥",还有时"又有胥义有徒",彼时主要看官府的财政收支情况,官银太紧,只好削减用徒的数量,或徒胥合一。
有唐一代,胥吏(小吏)虽非要人,但在文人词客的笔下,亦偶有涉及。李白本人即有《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卷十九)诗,其诗云:
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
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意气相倾两相顾,斗酒双鱼表情素。双腮呀呷鳍鬣张.踱刺银盘欲飞去呼儿拂机霜刃撂,兰二肥花落白雪霏。为君下箸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由诗中之末二句,可知这位小吏送了鱼酒后并没有走,而是留下来,和李白父子一人共进了一餐。此意更由敦煌写本残卷中的李白歌诗得到,确认。敦煌《唐人选唐诗》中,也收有李白这首酬中都小吏诗,其诗题为《鲁中都有小吏逢七郎以斗酒双鱼赠余于逆旅因鲐鱼饮酒留诗而去》,05一诗句只略有异。今题可能是后人编集时省略的。诗人给李白父子送斗酒和双鱼的,是中都县一个名叫逢七郎的小吏,今奉题上已无小史姓名,可见今题不如敦煌写本旧题.这位逢七郎因钦慕李白的诗名,故而见赠。但这中问有没有因李白亦当过小吏而有惺惺惜惺惺的意蕴在字后呢?看来潜意识巾的东西是不可查考了。不过,李白在逆旅中能够接受一个县小吏的馈赠,又坐下来和他同进餐,餐后也同往常李白与其他友人相聚一样,酒后赠诗。那就足说,在李白的眼中,对这位名叫逢七郎的小吏,没有丝毫的瞧不起和嘲弄。相'反,他还称逢七郎为有俊气的山东豪吏,可见唐人古籍巾记载的某些人对小吏的偏见,只是个别人的行为,至少李白对逢七郎毫无偏见。
所谓"豪吏",此处亦是用典,当是指秦汉之际的少年豪吏萧何、曹参和樊哙等。《汉书》卷三十九《曹参传》云:"曹参,沛人也。秦时为狱椽,咖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萧何、曹参出身均微贱,其职同小吏相似,当时正逢他们的青年时代,故称豪吏。又《汉书》卷四十一《樊哙传》云:"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后刘邦起兵,樊哙为参乘,即驾车之小吏+亦贱.李白以萧、曹、樊之故事称中都小吏逢七郎为豪吏,可见其间绝无半点鄙视。
小吏在有唐一代的社会生活中也是常见的。如《新唐书》卷九八《马周传》中,就有小吏讼御史告御状的故事。马周,字宾王,博州荏平人。少孤,嗜学,善《诗》和《春秋》。武德中补州助教,不治事。后为人门客,至长安,舍中郎将常何家。时奉帝诏百官言得失。何为武人,不涉学,因为条二十余事,被太宗看中,及谒见与语大悦。明年拜监察御史,察视四方,每行郡县,食必进鸡,小吏讼之。帝日:我禁御史食肉,恐州县广费,食鸡尚何与?榜吏斥之。由上述可见,唐太宗时,小吏是敢于挺身而出面对监察御史的诟行告御状的。如此能说小吏没有一点社会地位吗?又《全唐文》卷三七三中,又有毋矍的题为《对小吏欢言判》文,题注是"景与小吏欢言倨见功曹将黜不伏"。毋煲为"右率府胄曹参军,开元时被诏与马怀素等校诈秘籍",是与李白同时代的人。《全唐文》卷九六还有同题判文郑少微的《对小吏欢言判》,所涉为同案。郑少微为"荥阳人,开元时对策擢第,官中书舍人,历金部员外郎、户部郎中"等职,郑少微也是与李白同时代的人。此外,《全唐文》中还有关于《对小吏持剑判》的同题判文三篇。其一是卷一九六的赵颐贞的《对小吏持剑判》,其缘由是,因"乙为小吏,持剑执烛事功曹,后忽带剑于槐,弃烛于地,功曹将罚之,乙不伏"而讼。赵颐贞为定州鼓城开元时官员外郎直学士赵冬曦之弟,他本人也擢进士第,后官安西都护。对同一讼事,《全唐文》卷三九九和卷四还分别收有翟禹锡和颜朝隐的同题判文。翟禹锡丌元时擢书判拔萃科;颜朝隐为曲阜人,开元时擢进上第。赵颐贞、翟禹锡和颜朝隐同在开元年间为官,因而和李白均为同时代的人。小吏虽然职卑位低,但也能够和功曹对簿公堂,这说明在开元年间,即李白所生活的年代,小吏并非像今日某些方家所盲,毫无社会地位.小吏当是唐代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积极参与者。由上述两件讼事亦可证明,在并元年间,小吏在社会生活中是十分活跃的,在保留至今日的史籍中,偶尔也闪现他们的身影。
那么,或问有唐一代,小吏(胥吏)是否也可以有所作为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不过,在我们进入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相反的意见。
蒋志先生认为,小吏和小吏出身的人,在唐代倍受歧视,故不论是谁,一旦充当过小吏,必将终身为累。李白一生的厄运.当与他小时候曾当过彰明县小吏有关,不然他绝不会终生受困。 杨栩生先生认为,小吏在唐时地位卑下,李白家境宽裕,从年龄和家境上看,李白为小吏不仅"不必",而且也"不可能",故他认为《彰明逸事》中的记载是不可靠的,《滴仙祠堂记》石刻的记载+更足因袭之辞。"--两说关于李白是否当过县小吏,其见解虽相左,但却源自小吏地位的卑微低下。
那么,有唐一代的小吏(胥吏),其地位卑下到什幺程度呢?现在,我们根据唐代保存下来的某些典籍,不妨对小吏(胥吏)韵情况做一番详细的考察。
唐代承继隋制,将官员分为九品三十阶。九品三十阶的官员称为流内官,九品三十阶以外的官员,称为流外官。胥吏(小吏),当然属于流外官,即俗称之"未入流"。流外官经过考选、推擢、提拔后,可一步步晋升。若升为流内官时,则称为"人流",此即《旧唐书》称之的"有流外自勋品以至九品"。删胥吏(小吏)晋升后,一旦人流,就可成为流内官了。
唐代市国时,经过隋末战乱,官吏们冈战乱而死而逃,损失缺员严重。为此,官方不得不沿袭隋制,采取科举、杂色人流和以资庇荫人士等多种途径补选官员,以备一时之需。《文献通考》卷=十五《选举八》"唐初,天初定,京师耀贵。远人不愿仕,流外始于诸州调佐史及朝集充选不获己而为之,遂促年限优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县尉者,自此之后,遂为富途。"[。53久之,乃逐步形成了由流外人流内的选拔人才的人仕制度。由此可见,流外人官,是力史的产物。《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云:"有唐以来,出身八仕者,著令自秀才、明终、进十、明法、书算。其次以流外入流:若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简人选例。又有斋郎、品子、勋官及五等封爵、电官之属,亦有番第,许同拣选。"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流外人流。由唐之律制,知除科考入仕任官外.则以流外的小官即胥吏(小吏)擢拔人流,和以通过从军入伍由战功人仕,当是许多不能参加科考的庶族地主子弟们,其晋身人仕为官的最重要的途径。
又据《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云:"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著于令者,纳课品子万人,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七十人,太史历生十人,太医药童、针睨诸十二郎八百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副府录事、府、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执仗、执乘每府三十二人,亲事、帐内万人,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尚药童三十人,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吏六千余人。凡此者,皆人官之门户,而诸司主录已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不在焉至于诤选,"该书叉云:"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关于胥吏(小吏)可晋升人仕,《通典》亦有记载。据《通典·选举六》记五:"我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儿有数千,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百户千途人为仕者,又不可胜纪。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由此可见,由流外入仕者,在开元、天宝年间,比明经、贡举人仕者多得多。
这种情况自然会引起某些人的不安。开元十七年(729),"丙辰,国子祭酒杨砀上言,咀为: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小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风浸坠,廉耻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小应独抑明经、进士也。"《通鉴》上的这段话基本上是引自《通典》卷第十七《选举五》,国子祭酒杨砀称,"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禀。""实际上杂色人流者一直比科举人仕者多,乃源自空员的需求量大的原故。所以,遍布于各州府县衙中的胥吏(小吏),虽身分低微,对当叫出身自民间底层(布衣)的某些平民求仕者而言,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晋身出路,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杨弱上奏言的时间是丌元十七年(729),彼时李白已经29岁,而杨弱上言的事情正足开元十七年前的那些年间的事,而彼时恰恰是李A的儿少时代。事实足.有唐一代的选仕之路,由来久矣,并非仅开元、天宝年问如此。如前所述,早在唐初时代,就已经这样做了。唐高宗显庆年问(656~661),黄门侍郎刘祥道,也曾针对流外入仕者太多之弊,上奏章建言说:"杂色人请与明经、进士通充人流之数,以三分论,每二分取自明经、进士,一分取杂色人。在实际晋升和擢员中,"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531也就是说,流外官如胥吏(小吏),若在刀笔上有些功夫,一定会晋升得很快。是故,刘祥道认为,"多用胥吏之人,恐未尽铨衡之珲。"他上言高宗云:"请降进止,稍清其选。"但不管怎么论述.这些人的上言,都没有堵塞小吏(胥吏)的晋升之路。对流外的胥吏(小吏)而言,的确比科考人仕存在着更多的晋身机会。只不过路途太遥远,时间太漫长,而且晋升到高官的机会也不多,一般仅为中下层官吏而己。故当代学者刘虹先生认为,"唐代科举虽极受寒士重视,但由于科举人数的限制,科举出身人仕的,在中下级官员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开元二十一年(733)。官自三师以下其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这些官员如果全部由科举及第者来补充。按照岛宗时刘道祥所说的在职官员三十年略尽'计算.每年需六百人,而从神龙元年到开元二十九年(705~741)的三十六年间,进士及第者总共不超过九百人,平均每年只有二十五人。明经及第者每年也不过百人左右。明经、进士两科相加,最多也只能满足所需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各级官吏主要仍需由流外入仕来补充。"惭]流外人官的优势,引起了某些欲入仕者们内心界的惊慌,这无疑对科考是一个冲击和考验。《通典》卷第十七《选举五》,引国子祭酒杨肠丌元十七年(729)三月的上言云:"臣窃见入仕杂色出身,每岁向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上,多十余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诫,实所末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科考入仕,"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小寒士们于绝望之际,大量退学。这当然不能不让杨砀惊呼了。那么这些退学的小寒士们都到哪里去了呢?《通典》上虽没说,可也不言白明。笔者以为,这些退学者,将有很大一部分大概当小吏(胥吏)去了。因为当小吏(胥吏),比之寒窗苦读进而科考入仕之路便捷得多。此大概绝非笔者之臆测。面对每年只能考取约二十五人的狭窄的入仕通道,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人寻求他径,即寄希望于"尝为邑小吏"呢?说到这里,李白"尝为邑小吏"以及"微时募县小吏"的举措,恐怕已不言自明了。
科举是唐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政府对所举送的参试者,都有严格的要求。唐律规定,有三种人不能参加科举。其一为曾经触犯过大唐法令的人;其二为工商子弟;其三为州县小吏。凡贡举非其人者,校试不以实者,不仅要免除非才者的荣升机会,还要处罚贡举者。这里顺便指出,为什么唐时限定小吏不能参加科考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机会均等",或者说"各走各的路"。一旦选准走小吏之路,当然不能再入学,再推举去参加贡举考试了。这样,对于科考者或许可以说更公平些。反之,亦然。
李白一家是漏于属籍的,"神龙初潜还广汉",且又"逋其邑",其背后一定有难言之讼事,虽无"触犯过大唐法令"的记载,但因侨为郡人,故靠县令推举参加科考,对李白和李白之父李客来说,大概也如蜀道难。第二,李白一家为富商,而上商子弟不能人试,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其实,这种规定也源自前朝。"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人仕"。旧隋文帝开了个恶劣的先例,自此工商业者,在隋唐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一直没有社会地位。故此,对李白这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才子来说,眼见得科考的道路是阻塞不通的,可他囚有才又有志,偏偏还想入仕做官,那么怎么才能实现理想呢?看来.李白在青少年时代惟一可以选择的晋身之阶就是充当小吏(胥吏)了。不当小吏,不走从流外人官之路,他何以能闻达呢?--李白的小吏没能当多久,就半途而废了。以他的天才和志趣,以他的品性和追求,他又怎么能忍受得了从小吏向上一级级地晋升那样长久的压抑与寂寞呢?所以,命里注定,李白的小吏之路,即从流外人官之路,是走不通的。魏颢说:"禄位拘常人",而李白"岂池笼荣之",当然也包括这个小吏在内。
唐初的一些庶族地主子弟,因为科举之路不通,就要选择流外人流,即从小吏起步。除此之外,"再就是通过从军,以战功步八仕途。贞观、显庆年间,一些地区出现的'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义名征'的自费当兵现象,反映了当时选士主要凭借门第,而一般庶族地主平民了弟不得不冒死去寻求人他新径的状况。"引这些是既不能读书被举科考入仕者,又不甘心当小吏者们选择的第三条途径。李白也曾习武,是不是也考虑过去走此路径,现在尚不得而知,但有点可以确认,李白尝为当县之小吏,绝不是强迫的,也非杨天惠及其在杨天惠之前.包括崔令饮等人的凭传说的纂述或杜撰,他的当小吏完全是一种理性的主体行为选择。事实上,我们看《彰明逸事》中记述的"闻白本邑人,微时募县小吏",其问的一个"募"字,已说明了这一点,即李白是经过招募才当上小吏的,在应募之前,肯定是经过与乃父李客的充分讨论才做出了如是之选择。综上所述,李白一不能参加科考,二不能从军(已"作赋凌相如"了,还充什么军?),同时他还想入仕,那么我认为李白应募而充当县小吏(胥吏)则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亦可视为,这是李白从青少年时代步入社会之初的一次丰体选择.是他步人人生辛会的第一个起点.当然,这次选择历时很短,他就因恐惧县令的报复而以自动离"职"告终。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李白的小吏未当成.也是他人生之路上经受的第一次打击和第一次失败.由李白一生几十年的道路,也证明和昭示了,陈科考、从军和当小吏之外,按照常规,李白是很难再有其他晋身人仕的机会的.他的从永王磷军,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幕僚,谈不上当了什么大官.他的待诏翰林,也只是源于"以诗为朕所知",并非是皇帝看到他胸中怀有什么经济策,让他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御用文人,除偶尔遵命写些诏令诏书之外,主要的任务是为"朕"的吃喝玩乐贡献些词章罢了。所以,李白的生,内心一定是很凄苦的。
四、李白"微时募县小吏"之研究(下)
从前述中。我们知道有唐一代,布衣寒士和庶族地主子弟们的进身之路,只有这么几条:一是科考,一旦中举即可担任要职;二是明经,明经者通过粤吏的举荐,也能授之以官职;三是从军入伍,通过征战立功建勋而封官:后来,科考中叉新增了武举武举在则天朝时已行之,惟未成常制。《通典》卷第十五《选举三》云:"长安二年(702).教人习武艺,其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开元十九年(731).诏武贡人与明经、进士同乡饮酒礼。"在李白的儿少之日,亦讵是武举方兴之时。武举试兵韬武略,从而可为武官。李白小时即习武,是不是有过武举乃至武官梦,恐怕不难推测。李白称自己,"是楚壮士,不是鲁儒生"。他曾多次表示他场效力,故也可推知李白励精文武,是从儿少时起,就立下了雄心壮志的。不过,武举和科考一样,报名也有诸多的限制,李白入武举参加考试,此路亦不通。上述的几条路子都走不通时,还有一个从流。 外(即小吏)起步,以步步晋升为官之梦,可以供效仿和选择。最后这条路.当然是十分漫长的了,中问将有无数关隘,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步入高位的。
不过,历史上由小吏出身后来发达的人.亦大有人在。如汉代的王尊,就是狱小吏出身,后来做到京兆等官。他治吏很严,但多得民心.不过也遭毁誉,一生中多次被罢免,后来在一次抗御大水灾的搏斗中.表现极佳,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贤臣之一,在《汉书》卷一七六《千尊传》'中,我们稍一留心,就可以看到所有参言王尊"暴政"的人,都指责他杀人(其实多数是刑事犯)太多,却没有一个指责他是狱小吏出身,属卑微低贱。那么,为什么汉朝时出身小吏的人,没有人受指陈,而到唐朝时,就可以小吏出身指陈他卑微低贱呢9其实,这罩的原因很简单,汉朝的开国之君刘邦,就是由布衣和广义的"小吏"起冢。《汉书》卷一上《高帝纪第一》云:"高祖为人......不事家人产业。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何谓亭长?秦时之驿路,十里一亭。亭为驿站,有食宿之馆。片j现代话来说,刘邦不过是一个小驿站招待所的所长而已。可见亭长并不比小吏高多少,甚至本身就是一小吏,也属未人流之官。小吏的出身微贱卑下,是西汉皇族身上小可磨灭的胎记,也是一种普遍的禁忌,它是刘氏政权权力柄端上的一块疮疤,这个疮疤是不能示人的,故此在汉代四百年的漫长历史中,小吏出身当是一个普遍不能触及的禁区。汉代开国元勋中,出身于布衣和小吏者亦多矣,故那时,并不敢以小吏之出身为由,阻碍某一官员进擢。有唐一代,却根本不同。唐初得势者多为上层官僚政客,多出望族世宦之家,也多承继祖荫的权贵受益者,故平民和小吏,就不免被视为一种卑微的出身,不时要遭人奚落和凌辱。
李白从小即博知,对史书轶事了如指掌,他当然知道小吏之路艰而难行,但在无路可走时,能不做这样的权宜选择吗?不过,像李白这样的天才英秀,一个十五岁就"作赋凌相如"的年轻人,很难想像他会一步步地捱下去,俯首帖耳地,卑躬屈膝地,毕恭毕敬地侍候令官,以博取他"在仕途上"的提擢。李白绝不足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小心面对上司的人,他不能长时间地以卑微之身和作践自己为代价,夹着尾巴做人,以"熬"取官场上无定时的晋升。李白的性格决定了李白绝对役有这种耐性。李白的伟大和天才,恰恰是他的不幸之源。就以《彰明逸事》.中所记述的《观涨》一诗来说吧。县令本人"苦吟"了四句诗:"二八谁家女,飘来倚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旁朱。"太白辄"应声"继之云:"绿发随波散,红颜逐浪无。因何逢伍相,应是想秋胡。"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县大人的四句诗是"苦吟"成的,而太白的续诗则足"应声"而继之,由此可见二者的才思和拙敏之大不相同。按照般的经验,李白彼时刚被招募来不久,不过是一个小吏,而县令是七品父母官;一个是流外非官(如现代机关中的"以工代干"者),是流内朝廷命官,地位相差如此悬殊。这时如果见县令"苦吟",论理李白是不该插言的。相反,应该三缄其口,惟避之犹恐不及,何必多嘴?但李白若不"应声"而继之,那他也就不是李白了。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正是他自己的个性所致--李白这样的杰出诗才是无法埋没的,也是埋没不了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天才人物,大多都历经磨难,有的人一生命运多舛,但是他们的天才英秀都不能被埋没。被埋没的也绝不是天才。李白是一个不能被埋没的例子,和他同时代的孟浩然、杜甫等,虽也都是终生走霉运的不幸者,但他们诗歌创作方由的天才,也终未能被埋没,直到现在,中国文学史上仍能闪现他们不灭的光辉。
小吏之路对李白来说是走不通的。可对某些幸运者来说。走小吏之路而成功者并不乏其人。如唐代之张玄素、牛仙客等.相比之下他们的命运,就多少有些令人"羡慕"了。张缶素为蒲州虞乡人。隋末时,曾为景城县户曹。窦建德攻陷景城,幺素被执,将就戮,其县民千余人号泣请代其命,日:"此人清慎若是,今倘杀之,乃兀天也。"于是获释,署为治书侍御史,张固辞不受。及江都平,又召拜黄门侍郎,始应命。后太宗闻其名,及即位召见,访以政道。张玄素的对辞,大受太宗赞许,从而拜擢为侍御史,寻迁给事节,遂进入高层官僚政客机构中。但张玄素有一个爱上奏言的"毛病"。其实爱r奏言本非为病,但忠言大多逆耳.上言太多,儿拂拳意,故也称其为"病"。恰恰是这个张玄素上言.既不顾忌自己有个小吏出身的尾巴,也不管太宗爱不爱听,总固执己见,慷慨陈词。虽上言进谏的话多是有理有据,町也并非件件被采纳,其间当然树敌不少。贞观十四年(640),因进谏有功,上乃授张玄素银青光禄大大,行太子左庶子。时承乾久不坐朝,玄素又上谏。承乾嫉其数谏.遣户奴夜以马挝击之.殆至于死。承乾乃出宫内鼓,对玄素毁之。不久据《旧唐书》卷七十五《张玄素传》云:"是岁,太宗尝对朝问玄素历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惭耻。涑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闻君子不失言于人,圣主不戏言于臣。居上能礼其臣.臣始能尽力以奉其上。......陛下昨见问张玄素云:'隋任何官?'奏云:'县尉。'又问:'未为县尉已前?'奏云:'流外。'又问:'在何曹司?'玄素将出阁门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朝臣见之,多所惊怪。大唐创历,任官以才,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重玄素.频年任使,擢受三品,翼赞皇储,白不可更对群臣,穷其门户,弃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耻。人君之御臣下也.礼义以导之,惠泽以驱之,使其负戴玄天,罄输臣节。犹恐德礼不加,人不自励。若无故忽略,使其羞惭,郁结于怀,衷心靡乐,责其伏节死义,其可得乎?书奏,太宗谓遂良日:'朕亦悔此问,今得卿疏,深会我心。"唐太宗之所以在群臣面前挖苦张玄素的小吏出身,其本质上是对他的某此上谏小满,这当然和承乾的"毁之"也不无关系。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张玄素之所以面如"死灰",主要是怕太宗降罪于他,牵扯到家性命,故连路都走不动张玄素为小吏出身,固然卑下低贱.但绝对不会达到吓得要死的地步。所以说,以张玄素为例说明小吏出身的官员,一生受累,只点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其深层次中的内澜,大概就属于官僚名利场中的权利之争了。
小吏出身只是一种出身低微的象衙,并非当了小吏就不能飞黄腾达。张玄素为"太子左庶子"一事,就说明了唐太宗对他还是很信任很欣赏的。太宗对玄素挖苦他的小吏出身,在另一个方面也是给张玄素敲响警钟,那是告诉他,小要忘了"朕"摧拔他的恩德。
当然不是所有小吏出身的人都能爬到高位的,就像所有的进士也未必都能爬到相位一样。在官场的升迁中,小吏出身者进价必然要比其他途径为官者艰难得多。《旧唐书》卷七十三《薛收传》云:"睿宗以钟绍京为中书令,(薛)稷劝令礼让,因入言于帝口:'绍京素无才望.出身胥吏,虽有功勋,未闻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师长百寮.臣恐清浊同贯,失于圣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绍京表让,遂转为户部尚书。稷又于帝面前折崔日用,递相短长,由是罢知政事,迁左散骑常侍,历工部、礼部尚书。"其实,此时指责钟绍京出身胥吏,只不过是一个卑劣的借口,背后仍然是'场权势之争。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唐纪》二十五云:"景公元年(710),五月戊申.以太了常侍薛稷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稷以工书,事上于藩邸,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故为相"薛稷和皇帝攀为儿女亲家,加上其自从祖薛收始,三代为唐宠臣。薛收死后曾赠定州刺史,又赠太常侍,陪葬昭陵,可见其根柢很深。出身于贵族的薛稷,身兼驸马,看到胥吏出身的钟绍京要当中书令,又忿恨又嫉妒,所以才谗言诋毁之。其实钟绍京虽没有当上中书令,却也当了户部尚书。从胥吏干到户部尚书.也不简单。,这里,皇帝虽然踌躇了一阵,但丰爱还是因"绍京表让"才改任的。恰在此时,薛稷的政敌崔日用以兵部侍郎转任为黄门侍郎,也参加机务。《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唐纪》二十五文云:"黄侍郎、参知机务崔日用与中书侍郎、参知机务稷争于上前,稷日:'日用倾倒,向附武思.非忠臣:卖友邀功,非义士。日用目:'臣往虽有过,今市大功。稷外托国姻,内附易之、宗楚客,非倾倒而何!'上由是两罢之,戊辰,以日用为雍州刺史,稷为左散骑常侍。"争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他们都降了职。--由此可知,钟绍京虽没有当上中书令,其主因绝非是他出身胥吏,而真正的原因,仍系朝中朋党在政治角逐场中的一个打成平手的回合而已。
政权机器中的权势斗争,不仅激烈,而且残酷。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唐代另一位小吏出身的著名人物牛仙客。《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卜,开元二十四年(736)条云:"冬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上闻而嘉之,欲加尚书。张九龄日:不可。尚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则但加实封可乎?'对日:'不可。封爵所以劝有功也。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陛下赏其勤,赐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于上日:'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上悦。明日,复以仙客实封为言,九龄固执如初。上怒,变色:'事皆由卿邪?'九龄顿首谢日:'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尽言。'上日:'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蒯阅?'九龄日:'臣岭海孤贱,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小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柏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赐仙客爵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户。" 事实是,张儿龄和李林甫是一对政治敌手,二人早就有隙,其暗卜角力随时都在进行。在讨论任命牛仙客为尚书之前,"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日:'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李林甫.臣恐异日为社稷忧。'上不从。时九龄方以文学为上所重,林甫虽腿,犹曲意事之。"李林甫为皇族家人,他足唐"高祖从父弟长平王叔良之曾孙"。他从千牛直长起身,张九龄当然无法在他身上找到小吏之类的攻讦借口。既然举不出出身方面的理由,只好以为庙土社稷担忧为说词了。
那么,牛仙客本人又如何呢?《旧唐书》卷一三《牛仙客传》云:"牛仙客,泾卅鹑觚人也。初为县小吏,县令傅文静甚重之。文静后为陇右营阳使,引仙客参预其事,遂以军功累转洮州司马。开元初......以仙客为判官,甚委信之。时又有判官宋贞,与仙客俱为腹心之仟。......俄而萧嵩代君奠为河西节度,叉以军政委于仙客。仙客清勤小倦,接待上下,必以诫信。及嵩人知政事,数称荐之。稍迁太仆少卿,判凉州别驾事,仍知节度留后事。竟代嵩为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开元二十四年(736)秋,代信安王帏为朔力行军大总管,右散骑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节度事。初,仙客在河西节度时,省用所积钜万,希逸以其事奏闻,上令刑部员外郎张利贞驰往覆视之。仙客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皆如希逸之状。上大悦,以仙客为尚书。中书令张九龄执奏以为不可,乃加实封二百户。其年十一月,九龄罢知政事,遂以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知门下事。时有监察御史周子谅窃言于御史大夫李适之日:'牛仙客不才,滥登相位,大夫国之懿亲,岂得坐观其事?'适之遽奏子谅之言,上大怒,廷诘之,子谅辞穷,于朝堂决配流漳州,行至蓝田而死。(据《旧唐书-李林甫传》,"监察御史因子谅言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杀之。林甫言子谅本九龄引用,乃贬九龄为荆州刺史。--足见玄宗对小吏出身的十仙客深为器重)仙客既登相位,独善其身,唯诺而已。所有锡赉,皆缄封不启。......"在一般情况下,皇权和政治机器中的官僚机构,也可能是个同义语。但在实际上,皇权和官僚机构在同一运行系统中,有时并不同步。或换句话说,"朕"和诸大臣之间并不总能达成共识。像拔擢牛仙客一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皇权和官僚机构之间的这种偶尔出现的矛盾或对峙,正是皇权发射出权威力量的时刻,周子谅就死在这种权威的利爪下。皇权在指陈某大臣不听"朕"的话时,实际上是有时将这种分野故意扩大,以显示皇权的神威。反之,有时皇权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兼听则明",那不过是在无关痛痒的一些小事上由皇权做出的让步而已。
由上述关于牛仙客升迁的引述可知,牛仙客初为小吏时,县令傅文静对这忙小吏却"甚重之"。如果按照世俗的观点,傅文静亦视小吏为草芥的话,那么牛仙客的官运就不会降临得这样怏。恰恰相反.傅文静的晋升也给丁牛仙客这位部下以晋升的机会。牛仙客由于有了充分展现自己杰出管理能的机会,才有可能脱颖而出,也才得以步步高升,最后荣登相位的宝座。牛仙客的圆滑还住于,自从他登上相位之后,他就不再有建树,也不再进言而是"唯诺而已","百司所有咨决,仙客日,'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决。"当然这又是他保官位、护乌纱帽的一种手段。牛仙客的本领和李太白的才能,各属一宗。牛仙客既作不了李白的寺.李白也做不了牛仙客式的官。李白豪爽坦荡.牛仙客城府在胸。所以,笔者认为,即使李白遇到像傅文静那样开明的提携者,李白也仍然只能足李白,他仍不可能沿小吏之途晋升到高位。李白绝对不足个能够忍辱负重的人,小吏之路对他根本不存任何希望:牛仙客和李白是同时代的人,他又比李白年长.他的晋升李白肯定看得很清楚,无奈命里注定李白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而不是什么刺史、节度使、中书令之类。牛仙客的政治生涯正好跨越了开元前后,这说明在李白微时,募为小吏者晋升的机会和实际得到晋升的人都不会太少。李白无疑从中得到过鼓舞,不然他是不会应募为县小吏的。这位牛仙客无疑是有唐一代小吏出身晋升至高位者巾最杰出的一个实例。故此,亦可知人们以"小吏之卑贱"来推知李白一生曾因"应募为县小吏而终生受其累"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牛仙客居相位后的第二年,"特封豳国公,赠其父意为礼部尚书,祖会为泾州刺史"。真是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天宝元乍(742).改易官名.牛仙客拜左相,尚书如故。是年七月,死在任上,算是善终。牛仙客死后,唐玄宗封牛仙客本人为邻国公,连他的妻子(是当年为小吏时娶的拙荆发妻么?),电受封为邻国夫人。如今,两篇封制文还保存在《伞唐艾》的孙逖卷中。唐玄宗不因牛仙客为小史之出身而看不起他,相反存玄宗而前进行挑唆的周子谅还被流放而死。这说明了,小吏出身绝非升迁的障碍。而作为起身小吏的牛仙客位极人臣,攀上高位,也许正由于这一点而使应募小吏的人倍受鼓舞。
现在,我们跨越时空再说得远一点。李白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曾谒见韩朝宗,是为张嘉贞所推荐,而张嘉贞同张说不和李白的朋友崔宗之即为韩朝宗所推荐,李白同崔宗之过从甚密,多有噌答,也是人所共知。李白赴太原时,太原尹崔隐甫曾和字文融、李林甫一起弹劫张蜕,使之罢相。李白在待诏翰林后被罢.据说,因是被张说的儿子张珀所谗。张珀所上的谗言,其内容是什么,现已无从查考,但似和高力士与杨贵妃之说项无关。是不是拥出了李白当年曾"募县小吏"的事了呢?现只能存疑,待考。但所谓谗言,一定不足什么好话,所提也绝不是么光明磊落之事,而且也属于"非罪"之列,是听之可以罢官.不听则自破的"罪状"。李白晚年的密友崔成甫等人,都属韩朝宗一派,李白可能也被视为韩派的人。不过韩朝宗似乎并未大力推荐李白。李白上书后,就没有了下文。李白诗《襄阳歌》(卷七)有暗讥之意可证。崔成甫的父亲崔沔也和张说、张九龄不协。故依此推知,李白被人所攻讦,也许和他早年"募小吏"有关,也许亦无关,只不过史家未传录罢了。
由上述可知,李白的交游之友,都是张说、张九龄的对立面,李白在政治上受压,没有更多的机遇,大概与此不无关系。李白虽然和张说一派不协,但并不影响他的诗作和张说的诗有些干系。如李白的《秋浦歌》(卷八)其六,有云:"如剡具,风日似长沙";这和张说的《岳州作》中的"山川临洞穴,风望长沙"句,肯定脉宗相系。从本质上说,李冉是个襟胸坦荡的人,他似乎并未参加门系宗党之争,但这并不能避免使他受其害,越是正人君子,越会遭到小人的谗言和排挤。--古今概莫能外,此是后话。
现在我们再回到小吏上来。
李白放弃了小吏这条出路后,一时无望,乃隐于岷山之阳,. 他选择了大匡山,'选择了苦学和隐居之路。他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投身去寻觅机缘当幕僚,或以非常之才,待天子诏了。然而这条路,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更加渺茫。
李白募县小吏,时间不长,大约不到半年的时间。因无时证,依笔者愚见,暂系为开元二年(714),届时李白年十四岁。在李白十四岁这年的春末或夏初,李白"募为县小吏"。初为县小吏,由于年岁不大,故县令尝让他为其家驱牛(李白另有一首《咏石牛》的诗,对石牛刻画得逼真生动,可见李白对牛相当熟悉,也.很有感情),间干些杂役。后困吟了一首"何必问牵牛"的诗,使县令"惊异不问"。再后,"稍亲招引侍砚席",李白大概不再为县令家驱十了,而是在书房或公堂中,侍候文墨,或兼作文书。县令外出视察,李白随其左右,故在涨大水之际,续了《观涨》一诗。从"骄牛"(问牵牛)到"观涨",当为自春末、夏初到秋初(其间也有晋升)。所以笔者推知,李白干小吏将及半年。"李白恐,弃去"时.正是初秋雨多、江水涨潮之时。李白住他十四岁那年的秋天,弃小吏,去职隐于戴天大匡山,故诸家李白年谱,均以次年李白十五岁为隐居年龄。接F来,他"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人自从学岁余,去游成都"。次年,李白十五岁。自十五岁起,他"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十五好剑术.遍丁诸侯";"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总之,从十五岁起,李白已渐成熟,而且步入社会了。文韬武略,道家纵横,任侠隐居,他都要尝试一下,惟独做"官"(小吏)失败,因此他要开始探索别种适于自己的道路。
李白为小吏的时间,诸谱均未系年。李白二五岁离蜀远游,在蜀中游历十年,逆推至李白十五岁。而李白十五岁这年,又游仙,又学剑,又作赋,似无暇为小吏者,故更上溯为李白四岁,即李白为小吏是十四岁那年(开元二年甲寅,714),历春末至秋初,时仅数月。在还没有发现新材料的条件下,故可将李白为小吏事暂系为开元二年(714),届时李白十四岁。--姑比较一下,开元十三年(725),杜甫亦十四岁。杜甫也是从这.年起,第一次出外与文人交游的,也是在这一年他去洛阳,并在岐王李范宅里,听李龟年乐曲的。唐时,十六岁为"中年",十四岁是步人"中年"前夜的"演练"。有些早慧的人如李白、杜甫等,此时已经离开家庭的港湾,开始人生的漫长里程了。李白十四岁募为县小吏,杜甫十四岁开始出游并拜访岐王李范,[701]参加宴会。他俩在同一个年岁离家,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至少可以说明,十四岁是唐代人步人社会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起点。李白为小吏事,诸谱虽都未系年。但胡本卷二一附录和王琦《李太白年谱》,均收有杨天惠《彰明逸事》引文,其为小史事已记录在案。当代学者翟蜕园、朱会城两先生之《李白集校注》和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诸先生之《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均将《彰明逸事》中所记录的李白诗收人其中。其"牵牛诗"题为《白微时募县小吏人令卧内尝驱牛经堂下令妻将加诘责白以诗谢云》。有人说此诗有挑逗之意,依笔者愚见.此诗略有恭维(绝非挑逗)令妻意,故令才"惊异不问",读者不可不察。另外两诗均各半自,题为《句一》和《句二》.前者收在"抬遗"中,后者归人"未编年诗"里,此种处理已经说明.上述诸位方家对李白为小吏事已深信不疑。按陈寅恪先生之"以诗笺史,以史证诗,诗史互证"的方法,我们即可确认,李白"微时募县小吏"事,当是确凿无疑的。上述三诗的收入,也为笔者的决断增加了更有力的辅证。
故而,窃以为李白"微时募县小吏"的人生经历,应堂而皇之地写进李白的历史,其暂时系开元二年甲寅,届时李白十四' 岁.并留下了一首诗和两"首"断句。李白和诗的渊源自此始,李白诗之走向广阔人生和社会之旅亦自此始,李白同诗的不解之缘亦应自此始,届时,一位伟大的诗人也自此诞生,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命运坎坷。
五、李白"隐于岷山之阳"析
李白弃去县小吏后,即遁人戴天大匡山隐居。《彰明逸事》记云:"太白......隐居戴天太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所滑隐居,《论语·微子》云:"隐居放言。"而《论语·季氏》又云:"隐居以书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云:"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723实际上,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远离尘世、潜致学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有的是淡泊功名,不求利禄,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电有的是暂不求闻达,避乱趋静,伺机以求晋身。李白所推崇的诸葛亮,就是最典型的后者。李白当小吏不成的所谓隐居,也属于后者。李白在《代寿山答盂少府移文书》中云:"总而论之......乃知岩穴为养贤之域......"故可知"玉而能伏匿于岩穴"之中,隐者,玉也,贤也,洁身自好也。
为什么李白从十四五岁起,就选择了隐居生活呢?窃以为,李白之所以做此选择,最主要的一点是做小吏不成,怕县令责备而隐遁。其时,李白的年龄并不大,还有许多未竟的学业,故而通过隐居,可以专心致志地"广之以学"。事实亦果真如此。李白自十四岁从县小吏离职,于岁末或次年初隐居起,到他二十五岁离蜀远游,十年中他的确读了很多书,从而在学识上也丰富和壮大了自己。
十年隐居牛活中,李白的第一个重要学习活动是从潼江赵征君蕤学习《长短经》。《长短经》唐书作《长短要术》,《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云:"赵蕤《长短要术》十卷。(赵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召之不赴赵蕤是一个隐居以致学的贤者,故召之不赴,他对当官和闻达不感兴趣。然而他的《长短经》,却是研究王伯霸术的一部著名的力作。赵蕤的著作.住唐书中归于"杂家",以往多认为赵蕤为"纵横家",看来还是以"杂家"为是。唐书中另有纵横家鬼谷子的著作若干,故知以赵蕤为纵横家似不大确。赵蕤善纵横,又不局限于纵横,他兼采博收.集众说之所长,为其所用。其"丈妇俱有操隐,不应辟召",是真正的贤达隐者。《K短经》卷二《适变篇十五》云:"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以其所以异也。虽经纬殊政,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故此,世人(也包括李白)将赵蕤的"长短术"称之为"儒门经济"。
关于这部奇书,作者赵蕤在自序中述其大旨云:
赵子日: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伎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鹜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思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深其本,忧其未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善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椅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理,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也。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察焉。
李白学诵《长短经》之后,心中充满自信。若干年后,李自在《嘲鲁儒》(卷_十五)诗中,对只知死读书而不懂经济策的某鲁儒生,给予了无情的嘲笑和挖苦。其诗云:
鲁叟读五经,自发死章旬。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
君非叔孙通,我木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这是一位极其保守,且又固步自封的穷酸儒生的形象,连走路都
拖遢着脚步,李白的描写真的括灵活现极了。李白嘲笑他不懂"经济策",其实就是说他没读过《长短经》。
《短经》,据《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长短经)提要》云:"是书皆谈王伯经权之要。成于开元四年,自序称凡六十三篇,合为十卷。"这是一部融治国安邦之策和济世匡时之略于一炉的杂学之著。在这本书里,博学韬钤长于经世的赵蕤把历代方略分为"王道...'霸道"和"强国之政",但他主要倾,的是霸道,对"王道"的论述却甚少。故后人多认为赵蕤的主张是行"霸道",而"霸道"正是他的主要政治主张。相反,对"强国之政",赵却给予尖锐的抨击,并认为那是不足取的。该书虽成书于开元四年,但鲁叟没见过或没读过成书于四川的《长短经》是完全可能的,故才有李白对鲁儒的嘲讽。
李白有忠君效国的思想,是赵蕤给了他以巨大的影响,这一点不言而喻。赵蕤主张君主应是道义之典范,他认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如是,人们就会普遍地接受皇帝老子永远是对的,臣民永远要效忠于他。但赵蕤又认为,效忠暴 君也非美德。如果说,《乏短经》是一本奇书,那么,李白自云:"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此奇书即是彼奇书。
杨慎在《丹铅总录》卷十二巾引苏颂《荐西蜀人才疏》云:"赵蕤术数,李白文章。"此则说明,李白从赵蕤学习数年后,的确在学问上大有进步,已和老师齐名了。
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卷二十六)中自云:"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大人,一命不霈,四海称屈。"李白一直到晚年仍自述怀有 经济之才,说明了他一生都受赵蕤《长短经》的影响。李白出川后,在逆旅中卧病于扬州,曾写《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卷十三)诗,远赠给这位饱学的杂家大师,诗云: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楚怀奏锺仪,越吟比庄写。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寻云宅。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问白。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一李白对故师的怀念和对故乡的怀念,交融在一起,充溢在诗的字里行间,读了令人感动。
赵蕤为梓州盐亭人,隐于郭县长平山安昌岩。杨慎《升庵全集》卷三《李太白诗题辞》云:"今按东岩(严)子,梓州盐亭人赵蕤,字云卿。"由此知赵蕤即东岩子,东岩子为号,姑从之。赵蕤号东严(岩)子,是否和安昌岩有关,目前尚无确证。
葛景春先生认为,"安昌岩很可能又名东岩,或赵蕤所居在安昌岩之东。他隐居小什,故隐其名而以地名为号,自称'东严(岩)子'是很可能的。"C773此一说也。隐居者,因与世所交亦少.故其生平很少为他人所知。所以,赵蕤称东严(岩)子,其名号的来由,覃今我们不很清楚。五代人孙光宪梦琐言》卷五云:"赵蕤者.梓州盐亭人也。博学钤韬,长十经世。夫妻俱有节操,不受交辟。"按东严(岩)子,很可能来自东岩这个地名。安昌岩是否称东岩,至今无考。但四川另有两处称东岩。一处在乐山,亦称东山。另一处在资中,《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释云:"(东岩)在四川资中县东三里,形若剖瓮,侧立T尺,溪壑深杳,上刻巾兴颂,颜鲁公书。又西岩距城六里,石壁夹道,如城如峡。南岩即重龙山也。北岩距城半里,崖岭乳泉滴沥,四时不竭。《宋京蜀事补亡》:东蜀江山瑰奇,资中为最,资中胜游十数,而四岩为最。...[79]东岩既然有颜鲁公所朽之中兴颂,颜真卿为李白同时代人,比李白小七岁,故可知东岩在盛唐时已相当有名。赵蕤是否曾在此间讲学、修隐过,笔者尚难考证。不知川中学者注意到此点否。现在我只能说赵蕤的东严(岩)子之号,或可同资中的东岩有关。此二兑也。另外,或以为赵蕤与东岩子为两不相干之人,杨慎之记有误。赵蕤为一杂家,东岩子仅为一养鸟禽之隐士,也未可知。故三说当并存。又青城山据杜光庭《山记》云,有北岩,但是否有东岩,尚难确定。倘或有,又与东岩子是否有关联,那就只好倚重他人考释了。此从略。
李白十年隐居牛活的第二个重要活动,就是从东严(岩)子隐居、读书、养性。李自在《上安州裴长史书》(卷二十六)中回忆道:"昔与逸人东严(岩)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此则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杨慎在《李太白诗题辞》中云:"岷山之阳,则指康山。"按康山即《彰明逸事》中所指称的"戴天大匡山"。宋时因"匡"字避宋太祖赵匡胤讳,故易名为康山。按岷山在四川西北部,彰明县在岷山之西南,而彰明县及其附近一带李白隐逸从学从游的诸山,均可称之为"岷山之阳"。
郭沫若《李白杜甫年表》云:"丌元十年 (白)隐居青城,养奇禽千计。"R03换言之,郭先生认为李白从东岩子隐居养奇禽之地在青城山,而非戴天大匡山。按唐青城在今四川灌县西,灌县南有山名青城山。青城山是中国道教诸山中排列至第五位的名山。据晚唐五代时的道教学者杜光庭《青城山记》云:"岷山连峰接岫,千里不绝,青城乃第一峰也。"杜光庭,字寅圣,"关于他的里籍,说法不一:一说为括苍(今浙江丽水)人;一说为长安人;一说为京兆杜陵(今陕西安西东南)人;一说为处州缙云(今浙江永康)人;今之学者多从此说。"他号东瀛子,僖宗时曾召见,制为道门领袖,后游青城山,遂结茅居于白云溪至终。杜光庭的《青城山记》引诸文献述云:"《华阳国志》称,'蜀郡北接岷山,斯则青城,峨眉为神维之巨镇也。岷山导江但导其流,非谓江源出于岷山矣。'《玉匮经》云:名赤城山,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国山,亦为第五大洞宝仙九室之天,对之西北,在岷山之南...···祥异甚多。李自称隐于"岷山之阳",而杜光庭称青城山"在岷山之南",就地域来判断,称青城山为岷山之阳恰是合适的。郭沫菪先生称李白曾隐于此,大概就是根据这一点。故郭说亦不无道理。姑存一说。青城山距成都很近,据《青城山记》引葛稚川《神仙传》云:"仙人李阿,朝游成都市,暮宿青城山。"可见游成都时可同时游青城山。李白的青年时代,就对道教人了迷,在从赵蕤学岁余后去游成都,故可推知李白一定到过青城山。有人认为李白从未到过青城山,其说不确。李白是到过青城山的,其《春感》(卷三十)诗或许就是一个证驯。诗云:
茫茫南与北,道直事难谐。榆荚钱生树,杨花玉糁街。尘萦游子面,蝶弄美人钗。却忆青山,云门掩竹斋。此诗安旗先生系于开元八年(720)。王琦引《彰明逸事》记云:"太白游成都,赋《春感》诗"云云,益卅刺史苏颈见而奇之。二者相符,信是。按此诗既写"春感",当是该年春天所写所记。也就是说,当年春天,李白离开匡山去游成都,看南北大道,茫然而惑,道可直而事却难谐。当是说,李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事,其辞小吏事不过是六年前发生的事,或许也是其中的一桩,其问可能还有其他的困惑事,故有此感慨。"尘萦游子面,蝶弄美人钗",写的是游子途中之所见,大概是游成都或在去成都的路上见到的。该诗最后两句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却忆青山上,云门掩竹斋。"窃以为,此"青山"当为青城山,该是李白曾经游历过青城山的确证。"云门",安旗先生认为此是指越州云门寺,借而指匡山大驯寺,840其证据似嫌不足。李白彼时未游会稽.故难以在诗中引云门寺,因无感性知识耳。按青城山,摒杜光庭《青城山记》五:"昔宁封先牛栖于北岩之r,黄帝帅焉。请问=一之道.先生日:'吾闻天真皇人被太r敕近在峨眉,达,三一之源,可师而问之也。'因以龙跻授黄帝,黄帝授之,能策云龙以游八极,乃筑台其上+拜宁君为五岳丈人,使百神清都受事,乃人峨眉北岩,受皇人三一之道,周旋海岳,车辙存焉。又有得道仙民,游散未受职者,分居诸洞之中,绝峰之顶,烟云常覆之,每日晴霁才六七度,四面山峰,各有其名字载于图经矣。"李白既登青城山,当知黄帝游此山之典故,囚青城山又名丈人山,即来自以"黄帝师焉"的故事。又,杜先庭记云"诸洞之中,绝峰之顶,烟云常覆之......"故李白称"云门掩竹斋",盖言其云在山中缭绕,其云绕"洞门"而掩盖了竹斋也。竹斋,当是李白游青城山下榻处,也未可知。李白作诗,一是感性印象,另一是历史上的名人典故,此诗即是以感性(游历)为主的诗。故,窃以为李白隐居青城山,证据虽嫌不很充分,但他游过青城山,是毫无疑问的。
事实上,剑南诸山,如戴天大匡山、小匡山,以及窦圃th、长平山、紫云山、青城山、大面山等,均在岷山之南,故均可称"岷山之阳"。李白称之的"岷山之阳",只是泛称。这种泛称可能效仿太史公的自序。《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六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河,指黄河;山指龙门山。《史记止义》云:"在龙门山之南也。"但这只是大致的方位,故笔者谓之泛称也。而李白真正的隐居地,仍如杨慎所言,"岷山之阳,则指康山",即是指戴天大匡山。郁贤皓先生也认为,"杨慎的说法是正确的。"姑从之。
李白从东严(岩)子"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之事,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广汉太守(佚名)那里,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固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养奇禽者,主要是修身养性,用李白的话说,是"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养奇禽也好,养高忘机电好,均系道家所为,广汉太守以某种特殊技艺,考之举之,而非举以贤才人仕,当然会被他们辞拒"不起"了。十年隐居中,李白的第二个重要活动是投刺拜谒被贬谪到四的益州刺史苏颧。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卷二十六)中云:"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日:'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咀相如比肩也。"'"下笔不休"和"制作不倦"的李白,拜谒益州刺史苏颓,当然要奉上自己的作品,一般认为,李白献上的作品有《明堂赋》《大猎赋》,以及《春感》诗等诸多篇章,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才华,且想求得推荐或吸收成为幕僚的机遇。苏颧是当朝名人,与张说并称天下两大手笔,经他推荐,李白必会大名于天下。然而,不知为什么,苏页仅只夸奖了李白天才英丽,而且还草有《荐幽蜀人才疏》(据杨慎《北梦琐言》,《全唐文》未收)云:"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可推荐后,仍未见用。苏颐自己,也未吸收李白成为幕僚,看来是李白机遇未到,是不是又是"尝为小吏"事,起了反作用呢?盖未可知也。
苏颁被贬和来蜀的时间.据两唐书《苏颇传》的记述,大同小异.即"开元八年(720),除礼部尚书,俄知益州大都府长史事......十三年从驾东封"以往,苏颧入川据信都系于升兀八年(720)春,但据今人王辉斌先生的研究,893以及陈钧先生的考辨,苏颧人川的时间是在次年,即开元九年(721)春,始行。这里最重要的证据有二,一是《唐方镇年表》中的"考证"云:"苏颧......自礼部尚书为剑南节度使,开元九年也。"岑仲勉先生曾认为,"其'考证'......与'表'弗相照",也就是不一致,陈钧先生则认为,是"表"缺漏致误。第二,李白献给苏颈的诗赋中,有《大猎赋》,而该赋写的是玄宗开元八年十月发生于渭川的一次皇家围猎活动,此赋当作于是年月之后。故只有次年春才有可能献上。开元八年(720)春,尚末围猎,怎么可能献赋呢?故仅依此二点,就可推知李白干谒苏颈,当在开元九年(721)春。而另有证明开元八年苏颈尚在长安未人蜀之据。由此推知,苏颧当于开元九年春天人蜀(人蜀时尚有苏诗可证),彼时李白候在路中投刺求见。
或云,《明堂赋》或《大猎赋》,李白均自称为臣,而在拜谒苏颧时,李白自言以"布衣之礼",何而又称臣呢?对此,笔者的认识是,此赋当作于蜀中无疑。李白在赋中改称为"臣",或是在修改献纳时,或是后来在枕上授简之时,乃将赋稿作了修改.故称谓有变。此外,关于写作年代的争辩尚有多说,笔者认为,不能仅据此一"臣"字,就可认定该赋作于出蜀后。
李白晋见苏颠后不久,乃去云游蜀中他,如青城山等,后又返回了大匡山,故有诗《冬日归旧》(卷十),旧山即大匡山。诗云:
未洗染尘缨,归来芳草平。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晴。地冷叶先尽,谷寒云不行。嫩篁侵台密,古树倒江横。自犬离村吠,苍苔上壁生。穿厨孤雉过,临屋旧猿呜。术落禽巢在,篱疏兽路成。拂床苍鼠走,倒箧素鱼惊。洗砚修良策,敲松拟素贞。此时重一去,去合到三清。这首诗主要写归来所见与所思,因此风物皆有旧相识之感。
不论是写景还是状物,都倾出淡淡的伤感和闲愁。但此次李白并,没有被失败和碰壁所击垮,他"拂床...'倒箧",重新收拾了隐居的茅舍,将石砚洗净,再思良策,以备投入新的人生冲刺。所以,这首诗在凝重中铸有自信,哀痛中又重新点燃了希望之火。他才二十岁,岂能从此一蹶不振?故他要再整旗鼓,重振雄风.准备向新的目标驰去。
十年隐居,李白读了许多书,"制作不倦",大概也写,很多诗与文。正是:匡山夜雨十年灯,帘卷竹斋乱峰青;焚香读卷鹤鸣里,耕樵俱在画屏东。至此,李白的诗作大概留了一百多首(其间也有人整理过),可惜这些诗在宋以后,逐渐湮没佚传,留至今天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十年隐居,李白增加了阅历,也积累,不少人牛经验。即"上探玄古,中观人世,下察交道"(《送戴十五归衡岳序》)。李白对习武和道教感兴趣,都肇始于此时。四川是道教的发源地,峨眉山、青城山、紫云山等,都足著名的道教洞天福地,李白云游四川的名山,同道教增加了接触和了解,故在出川前,李白对道教已十分神往了。道教生于中国本土,非如佛教来自天竺。故所谓传统文化,多与道教相关。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前曾言中国根柢仝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92李白后来受道篥,一定和他青年时代就同道教有关系分不开。
十年隐居,李白之任侠崇武思想也在这时打下了基础。但李白诗中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和"手刃数人"句,我以为这些可以不必认真地对待,那只是李白对任侠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歌颂。李向自己并没有那样认真地去做。他若果真实行了(如"手刃数人"和"杀人红伞中"),必将受到唐代刑法的惩治。有唐一代,法纪相当严帮,惩罚也相当苛重。设想李白如以任侠为名,既手刃伤过人,怎还敢再出头露面干遍诸侯,去拜谒苏瑚发其官员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只是李白任侠思想的折射,是他崇尚侠行的大胆设想,而非他的人生实践。
李白自当小吏不成进山隐居,到他开元十三年(725)二十五岁出蜀。共在蜀中生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他初长成的二十年,也是风骨渐壮、学识弥丰的成长中的青春岁月。他"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十五好剑术","仙游未曾歇";他"颇尝览干载,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他身边"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下笔不休"......这一切,都为后来造就出一个伟大的诗人,做了充分的知识准备、思想准备和艺术准备。
李白虽是个天才,但天才成于博识,苦学与积累都是成功者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李白异常刻苦用功,甚至晚年获罪被流放时也手不释卷,这说明他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凭空而来。故《千一录》云:"太白读书匡山,十年不下山,浔阳狱中犹读留侯传,以彼仙才,苦心如此。"天才在于勤奋,知识在于积累。信哉,斯言!

注释:
[1]《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中华朽局标点本,第2089页;此在《新唐书》和《通典》中,亦有己载;
[2]《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中华书局标点本,第l22页;
[3]《史记》卷一百=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巾华书局标点本,第3293页;
[4]周勋初《唐人轶事汇编》卷十四,引(舆胜鉴》五三、《锦绣万花谷》续集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94页;
[5]茆家培、李子龙主编《谢腱与李白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l995年版.第353~373页;
[6]碑藏江油李白纪念馆;
[7]伍相指伍子胥。伍子胥逃昭关.与芈胜至漂阳,饿而乞食,遇女子进饭,乃饱餐而去。食毕,临行谓女子勿泄。女子侍寡母三十末嫁,冈与男子交言,待胥与胜行数步.此女抱石投濑水而死.此自溺者为烈女也。又,秋胡事见于《列女传》:鲁秋胡子纳妻五日而_士。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其家,见路旁有美妇人,方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日:力田不如逢少年,力桑不如见公卿吾有金,愿以赠夫人。妇人日:噫!妾采桑奉一亲,不愿受他几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遗母。妇晚而军,乃向来呆桑者。妇日:子辞妾往什五年乃生悦路旁之妇人,解子装金以与之,而忘其母也。妾不忍见不孝之人。遂去.走投于河而死。亦为烈 妇。--李白续诗意,是兑此溺女之死不是逢伍相,而是遇到不孝之人,暗讽县令为不孝者。县令听此,当然会恼怒万分。李白怕县令加害于己,故而弃去。叉,南朝齐有王融《奉和南海王殿下咏秋胡妻》诗七首,载《古文苑》卷九,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影印版,章樵注第212页,上引《列女传》文,即该诗张趣文;
[8]碑藏江油李白纪念馆;
[9]碑藏江油李白纪念馆;
[10][11]崔令钦《教坊记笺订》,任半塘笺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2页;
[12]《庸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695页;
[13]《新唐书卷十二》下《宰相世系表》?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07页;剌长卿子崔真。亦作崔真父.见本节后文;
[14]《新唐书》卷血十七《艺文志一》,中华书局标点4,第1436页;
[15]《全唐文》巷三九六,第1788~1789页;
(16]《全唐文》卷二,第l436页;
[17][18]同前注.第1434页;
[19]《全唐文》卷三二一,第1437页;
[20]《全唐诗》巷一五,刘卿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446页;
[21]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l980年版,第243页;
[22]郁贤皓《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ll4~120页;叉,乔民阜有《李白遇刘长卿说献疑》一文,载《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该文认为刘长卿在余干见的"李十二","与李白身份不符",否认有交游。姑录之存疑:
[23]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l996年版.第446页;或《全唐诗卷》一五一,刘长卿五,第447页;长女、幼女说,从储仲君先牛;
[24]《全唐诗》卷一四八,刘长卿一,第430页;
[25]转引自蒋志的文章,载《谢脱与李白研究》,第353页;[26]同注第2页;
[27]《李白纪念馆》,巴蜀书社l991年版,第5页;
[28]《唐人轶事汇编》,第695页;
[29]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l989年版,第484页注5:
[30]《隋书》卷一十八《百官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l973年版,第791页;
[31]《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第l951页;
[32]同前沣,第1952页:
[33]同注,第1946页;
[34]《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第l808页;
[35]朱宗尧等《敦煌写本残卷中李白诗歌校记》,载《李研究论丛》第二辑,李白研究会编,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l32页:
[36]《汉书》卷三十九《曹参传》.第2013页;
[37]《汉书》卷四一《樊哙传》,第2067页;
[38]《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第3894~3901页;
[39]《全唐文》卷三七三,第1677页:
[40]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明本影印本,1960年版,第7730页;
[41]同注[25];
[42)同注[5],第373页;
[43][44](113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第1803页;
[45]马端临《文献通考》眷二卜血《选举》八,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第332页:
[46]《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第1804页;
[47][48]《新庸书》卷四十五《选举志》,第ll80页;
[49]《通典》卷第十八《选举六》,第455页;
[50]《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开元十七年条,第810页; [51]《通典》卷第十七《选举五》,第415页;
[52][53][54]同前注,第4134页;
[55]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l31页:
[56]同注[51],第415页;
[57]《通典》卷第四,《选举二》,第342页;
[58]同注,第l30页;
[59]《通典》卷第十五《选举三》,第354页;
[60]《汉书》卷一七六《王尊传》,第3226--3238页;
[61]《汉书》卷一上《高帝纪第一》,第2页;
[62]《旧唐书》卷七卜五《张玄素传》,第2642~2643页;[63]《旧唐书》卷七十三《薛收传》,第2591页;
[64]《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唐纪》二十五,第750页;[65]同前注,第759页;
[66]同前注,第825页;
[67]同前注,第826页;
[68]《旧唐书》卷一二三《牛仙客传》,第3195--3196页;
[69]同前注,第3196页;
[70]王辉武《江南逢李龟年)为李白作》文,载《李白研究论丛》第二辑,第2ll~218页~此文考定该诗非杜诗而为白诗,且杜甫当时未见过李龟年云云。特录此.姑存疑焉:
[71]《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l980年版,第l732~1734页;
[7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71页;[73]《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三》.第1536页:
[74]赵蕤《长短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75]同前注,第3~4页;
[76]同前沣,第2页;又.此提要亦有异文云:"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咀长短术,以经纶通变者.创市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日《艮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此见于郁贤皓先生文,载《纪念李白逝世220年暨江油李白纪念馆开馆大会会刊》,l992年李白纪念馆编,第l41页;
(77][78]葛景春《李白与赵蕤(长短经)》,载《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l986年版,第67页;
[79]《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494页;
[80]《李白与杜甫》,第256页;
[81]赵立纲主编《历代名道传》,山东人民出版社l996年版,第345页;
[82][83]《全唐文》卷九三二.第4305页;
[84]《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l4页;
[85]同注[82];
[86]《史记》卷一《太史公白序第七十》,第3293页;
[87]同注[76],第l42页;
[88]《旧唐书》卷八十八《苏觏传》,第2881页;亦可参见《新唐书》卷《苏颧传》,第4402页;
[89]王辉斌《李白蜀中行踪杂考》,载绵阳师专《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二期:
[90][91]陈钧《李白谒见苏颧年代考辨》,载《中国李白研究》l990年集;
[92]《鲁迅书集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书,上卷,第l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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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30 15:2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  已将书剑许明时

一、李白出蜀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白......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力,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就是带着这种志向离家出川的。有唐一代,游方是一种时尚,像李白一样,杜甫、高适、盂浩然等无数土人,均外出漫游。
李白的漫游,自开元十二年(724)初开始。为什么说他从这一年初开始离家远游呢?这是从次年李白登巫山最高峰题壁诗中的诗句,即"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上溯推知的。李白登巫山时为丌元十三年(725)春天,倒溯五个月,当然为开元十二年正月了。也就是说,李白约于丌元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之后离家,到他登巫山题壁时,已经过去一年零二个月了。
前已述及,李白在蜀中时曾留下一百多首诗至宋代.宋后才逐渐湮没。现在保留下来的李白早年的诗已经不多了,故李白开元十二年中他游历的地方,我们还不能析知详情。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李白离家时,从家里带了一些钱,然后他先是到匡山和匡山的师友告别,然后又离别匡LU去远游的。离别匡山时,李白写了一首著名的《别匡山》诗。该诗云:
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摇风拂槛垂。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艋失鹤池。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离家上山时,一路上有狗同他相伴,上山时还遇见了担着夕阳下的樵夫和游客。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匡山,不仅是遭教圣地,也筑有佛寺,故而他还在失鹤池中虬到了洗钵的僧人。李白因在匡山隐居过,所以,他在匡山果然多盘桓了几日。然而,诗的最后两句,则强烈地表明李白无心眷恋清境,急于出川人世寻求报国的心情。
"已将书剑许明时",是李白人生的第一个雄壮的誓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别匡山》一诗在王琦本中并无收录。,在今人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和詹镶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释》中均有收录。该书原见丁《漳明县志》《江油县志》及《北宋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碑。原诗无题,《彰明县志》载此诗时题日《别匡山》。
李白告别匡山后,沿江南下至绵阳,后转陆路夼成都。一路上他可能去过不少地方,现在我们已无法确知其详情。但我们知道,在开元十二年八月或九月,他又从峨眉山出发,乘船顺流而下,目标是渝州和长江三峡。一路上景色悠然,令他心动,于是他写了又一名篇《峨眉山月歌》(卷八)为证。诗云:
峨眉山月半靶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一生对月是情有独钟的,在他的早期诗作《初月》和《雨后望月》中,就已见端倪。如在《初月》的诗句中,对月既有仰望又有俯瞰;而后来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诗句,更是他童年爱月的一种回忆。《雨后望月》中的"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及其结尾的"为惜如团扇,长吟到五更"等句,更写出了李白对月的爱恋,一种爱月意识的苏萌,亦即他对月的苦吟与长相厮守,一种对月依依不舍的眷恋。《峨眉山月歌》诗,虽然只有四句,可其浓烈的感情和壮美的意境,也显示了他的大家气魄和出手不凡,从而使这首短诗成为不朽之作。
这首诗中提到的三峡,并不是指长江三峡,而是指"岷江三峡"。"岷江三峡",在清溪县附近,它们是犁头峡、背峨峡和平羌峡。它们也称三峡,却同长江的瞿塘峡、巫峡与西陵峡无关。所谓"下渝州"三个字,正是指重庆在岷江的下游。
关于这首诗,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曾说,"此是太白佳境,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使后人为之,不胜痕迹矣,益见此老炉锤之妙。"金献之在《唐诗选脉会通》中亦说:"李供奉《峨眉月歌》五用地名字,古今脍炙。......只四旬而天巧浑成,毫无痕迹,故是千秋绝调。"~30李白此诗的成功之处,在于月象与山水人情的水乳交融,其间不着痕迹,读之如咏月,析之是山水,思之是人情。诗人第一句"峨眉山月半轮秋",说明李白离开峨眉山的时间当在八月下旬初或九月上旬术,时间正好是秋月朗朗的夜晚,船的方I自是驶往渝州。由"半轮月"和"秋"字,推知其时间当在八月下旬或九月上旬。诗中的第二句"影入平羌江水流",胥树人先生引述析解此诗时,"人"作"落"字(未注版本),故既可解之月影落在平羌江上,亦可解之月影被平羌江岸边的山峰所遮隐,"落"字似更确切些。按平羌化山,《图经》云:"天下二f四化之一也,有太自亭在焉,相传太白读书于此。"李白开元十二年正月离家别匡山,九月离峨眉山经平羌江赴渝州。中间有八个多月,故云李白读书于此。信焉。
行船既选择在夜问,船随江浪起伏,月影也随波浪浮荡奔流,这是一个景色迷人的月夜。沈德潜的《唐诗别裁》此诗下有小注云:"月在清溪,三峡之问,半轮不复见矣,'君'字即指月。"我以为沈氏的诠释虽有诗意,但只是半解,而"君"字的另外的半解,仍然可做李白友人的称谓。也就是说,按着时下的诠释,"君"字指爿或指友人.或二者兼有,岂不更具韵味?李白把月当做旅途上的伴侣,而愈发想念渝州或前行地的某一友人,所以才日夜兼程地赶路,才坐夜行船奔向渝州,其急切的一L7情,其人世与报国之心,已跃然纸上。
李白急于会见的渝州或前行某地的朋友是淮呢?是不是后来同他一起出蜀游湘的友人吴指南呢?李白虽然没有给我们提供线索,但吴指南是李白在蜀中的一位友人,后来他俩一同出蜀并一起游湘,却是事实。所以,渝州或前行某地的友人,很可能就是叶自吴指南其人。不过,我们还可以假设出另一种可能,也就是说,此诗巾的结句"思君不见下渝州"中的"君"字,既非指月.也非指渝卅的友人,而是指已经话别了的峨眉山的友人,甚至也可以是指峨眉山。因为夜色隐去了峨眉山,所以峨眉山也可能是思而不见的"君"。再退一步想,李白在峨眉山上,肯定亦交了不少朋友,故峨眉山上人,当然亦可以成为李白别后远思的"君"了。所以,窃以为峨眉IIl或峨眉山人,也可谓李白所崽念的友人,这一点我们扶李白若十年后的诗中找到依据。那就是题为《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京》(卷八)诗,诗云:
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黄鹤楼前片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
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黄金狮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谈重玄。我似浮云滞吴越,君逢圣主游丹阚。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李白此诗中的首句所指的时间,大概正是他离峨眉到渝州并继续进发的旅次,彼时他先是写有《峨眉山月歌》,屙叉沿江东行,若干年后李白遇见丁名叫晏的峨眉山僧人,析这位僧人正是当年李白游峨眉山刚结识的友人之一。当年李白在《峨眉山月歌》中所写的"思君"不见者,忆想的或许正是在峨眉山上结识的峨眉山僧人晏,这在李白后一首诗的第二句中,可以找到真切的依据。所以,李白才能称"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才称"峨眉山月照还君,风吹西到长安陌"。在旅途中,月只是一个中介,是情感沟通和转徙的桥梁。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中,《峨眉山月歌》诗题下有"峡路"二字,它本均无。若联系峨眉山月歌前后二诗,两相映照,正说明了李白后诗首句所指,乃是实指,即正是前诗的旅次,从这一点出发,则证明了后者的诠释似更符合李白当时的实际情况。
对"月"象美的发现,李白不是第一个。但是对月如此倾心相恋,如此品味和写出甘畅淋漓的依依情愫的,在中国诗歌史上,可以首推李白。李白对月象的一往情深,这从必后李白对月的咏怀诗中,以及李白妹妹叫月圆,李白儿子叫明月奴来看,我们也能体会得更深邃,以至一千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来读李白的诵月寺时,也会激发起对月象的爱意来。--如果说,中崮诗歌史上还有对月情有独钟者,那可能就是距李白之后三百多年的苏东坡了。大凡在个人生活中惆怅满怀、厄运驱之不去者,其孤独与寂寞之感,只有对月象方可尽情倾诉。李白和苏东坡的不幸经历,充分地证明了这种美学推断。
李白从渝州乘船上溯,游历了古巴子国北部的名山名水后,在友人的陪伴下,曾返回渝州。渝州有飞雪岩,据《四川通志》卷十一云:"国朝李文栋赋并序:'岩去渝城六十里。相传太白、东坡皆题诗岩间,风雨残蚀,泯然无存,明巡抚詹公朝用、王公应熊,里中人也,凿九曲池,修九层阁,极一时之盛。游而披读残碣.无一留题。余授读此地,披襟常游,深惧古迹之久湮,且将为前人分过也'爰作赋......(赋略--引者注)"川明杨芳灿的这记述,亦客观地、准确地表明了李白在渝州确实漫游过。根据李白的性情,凡游必有题咏,只不过许多题咏之诗已佚失而己。李白在开元二十年(724)所写的诗,保存下来的第三首是《巴女词》。此词有"十月三千里,郎行几时归"句,安旗先生该诗题下有注云:"去蜀途中行军巴地拟民歌之作。""l由诗知李白写此诗的时间为十月,也就是说,李白到渝卅l(亦称巴县,即古称巴子国之地)后,曾登岸游览,并游历了巴子国的许多地方。最北李白大概到过巴中,因李白开元十三年(725)写的《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不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诗中,有"巫山高不穷,巴同塔所J打"句.可知李白到渝卅会见友人后,可能在友人的陪伴下.尽历岜国名胜,只不过一路上写的诗很少留下来。他从巴中南返时,走的是巴水,故作有《巴女词》。
由《巴女词》我们知,李白一匕上游历巴中一带时,"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这说明李白在游巴子国后,曾见巴船顺巴水飞快而下。巴中县西二里有西龛山,恳岩上有李白所书的"壮观"二字,这里也留下了李白的足迹和墨迹。《蜀中广记》上卷二十五,巴州条云:"西龛有古墨岩,在悬崖上,有'壮游'二大字,云是李白笔。"李白青年时代留下的诗不多,故李白在巴地的游历,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其详情。由《巴女词》推知,李白大约在开元十二年(724)十月返回渝州(亦称巴县),后又乘船东行。这时李白还没有尽游巴国,故他是沿长江向三峡和巴东进发,目标是出川。在李白出川的路上,他至少在万州南浦县(今四川万县)下船上岸,因为那里办传留有李白的足迹。彼时,李白并非什么大人物,在李白涉世未深时所留下的足迹,很难寻踪,这就是他青年时代足迹难以得到确认的根本原因。唐时,李白的诗名主要在民间传诵,直到他待诏翰林之后,他的声音才传遍了华夏大地,所以许多涉及李白的名胜,尤其是出蜀前的蜀中名胜,多依传说来维系,确切的实证是难以撷取的。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李白的诗作中窥见其一二。
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出发时间是开元十二年正月五以后,经过峨眉山去渝州的时间为当年的八九月间,十月由巴中经巴水而返,到巴东的时间大约是次年的春三月("海月十五圆"),也就是说,李白在巴子国游历了约半年的时间。那么,李白又到哪里去游历了呢?明代著名地理学家、诗人曹学俭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他的《蜀中广记》记云:"(万)县西有太白岩.在西山上,即绝尘龛也。"又引其《舆地碑日》云:"绝尘龛三字在西山石壁,字体清劲,类晋宋问人书。有宋人诗刻,相传太白读书于此。"万县即万卅唐时称南浦县。从渝州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经涪陵、丰都、忠州和武宁后到达万县。万县风景秀丽,是著名的道教圣地,故李白在此上岸游历和登西山读书,是不难想像的。关于李白读书的西山,曹学俭的《万县两太白祠堂记》云:"县西有太白岩,在西山,即绝尘龛也。......唐人题咏甚多,相传李太向读书于此,有'大醉两岩一局棋'之语。......涪陵有渡日李渡,以太白曾渡此,即妇人稚子能知之矣。独万县西山者不甚著闻,全为大仙桥以别之,而过者未尝问也。予谓太白读书此岩中,宜有太白祠。""在曹学俭的建泌下,当时的知县方登,果然在万县西山岩处建立了一座太白祠,并塑了一座李白像以祀之。
李白在万县游历和读书的经历,目前还滞留在传说阶段,确切的实证正在寻找,不过笔者对此也是坚信不疑的。笔者认为,李白在出三峡前肯定在万县徜徉过,或许我们亦可以从他的《感兴八首》(卷二十四)其五诗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诗云:
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风,泛瑟窥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欲逐黄鹤飞,相呼向蓬阚。此诗正是李白出蜀前来到万县游历时所作。其理由是:"第一,李白从十五岁开始访仙隐居。他来到西山后,当地的道教友人询问他的情况,故他向人介绍说,自己从十五岁开始就已经"游神仙",别看现在才二十多岁.游仙可是老资格了。李白自称"十五游神仙",正是年轻人的一种自诩的口吻。诗中的第二句是"仙游未曾歇",这说的止是事实,当然这也是李白一生的事实。不过李白一生中总有不游仙的时候,如隐于徂徕山、待诏翰林等.而他从十五岁到二十四岁都可以说是"仙游未曾歇",就是不出游时,也是从师学道和读书的,故所以说诗中的第二句所透露的信息.也显示了此诗不会作于A晚。诗中的第二三句,写的是山中的道仙生活,即吹笙吟风,弹瑟望月,锤炼金骨。诗中的第五句"西山玉童子",此处的"西山"就是万县西山,故可知此诗所描写的即为开元十二年,李白在万县时的情景,而吟松风多在秋末冬初,故知李白来万县当是该年十月。李白肯定上过西山。而西山上的道童,还曾导引他诵过道经,读书学道,可使李白锤炼金骨。"炼金骨"一说出自道经《灵宝经》,或许这位西山玉童子给李白诵读的正是《灵宝经》,也未可知。如是,李白若不在万县、奉节等地游历,那么他不会在开元十二年十月到万县,而第二年三月才到巴东("海月十五圆"),而其间的五个月.正是在巴子国的东部一带,即从万县到巴东之间度过的。
李白在万县盘桓多日,时间大约在一两个月以上,至现在仍不能确定。李白离开万县后,又乘船东行至奉节。奉节即夔州属县。唐时县、州分治,故二者稍有距离。奉节县东十三里有白帝山-山上有三国时代的重要军防要寨白帝城。李白及后来到此地的杜甫在此皆有题咏。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诗,亦题作《白帝下江陵》,不过那是他流放遇赦回来时路经此地所作。据清《奉节县志》记载,奉节县有青莲铺,因李白而得名。清《奉节县志》卷八"水利"条云:"青莲河大堰,在治东三十里。青莲河上游自二道:南一道名石马河,从桂竹坝来;北一道名竹坪溪.从梨子山来。羊耳山居中,山水分注于竹坪溪、石马河。m阡坪溪又有九眼龙洞,源泉不竭,由溪流人青莲河。农民于河岸为防,蓄水以灌青莲铺一带之田,出谷一千七百余石,谓之大堰,青莲河囚李青莲而得名。"青莲河,据同书卷八"疆域"条云:"浣花溪,距城三十里;青莲河,距城三十五里。"同书卷二十"寺观"条亦云:"白云寺在县北,岩刻有李白诗。"而卷二十九"侨寓"中,亦有"李白,字太自,彰明人。夔州府题咏甚多,盖游之处"想必李白青年时代与晚年流放时,大概均在此地庄过。开兀十二年末至次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李白一定在奉节县带留了很久因为次年春经巫山,有《宿巫山下》诗和在巴东舟厅登巫山题壁诗中的"海月目"为证。所以,李白在奉节县自开兀十二年末一直住到次年春三月才过瞿塘峡登巫山。那未.#白何以选择在奉节县"过年",并于次年春三月才离蜀而去呢?目研究推论,惟一的解释是李白在夔州奉节有至亲好友住焉。那或许就是他的同胞弟弟。李白有《送舍弟》(卷十八)诗,诗石:
吾家白额驹,远别临东道。
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
这是一首从为兄的角度来赞美其弟才干,且又充满手足之情的诗,其兄弟之情亲密无问溢于言表。从诗题看,此诗似乎是李白住江东时为送别远去的弟弟所作,但也不排除,李白要离奉节弟弟家去江南游历,他弟弟让他写首诗,故应命而写的可能性。此诗安旗先生未编年,可知证据不足。亦是。
笔者前文已叙,唐时男子十五岁即已成人。李白十五岁开始访学游仙,并隐于岷山之阳,历时十年,勤练书剑。而他的弟弟存成年后干什么去了呢?郭沫若先生由李白晚年流放时写的万愤浏"兄九江兮弟三峡"句推知,李白的弟弟是住在奉节夔州一带的经商者,其所见良是,姑从之。据万县李白研究会提供的研究.资料表明,李白的这位舍弟,当住在"石马河畔",其《奉节县志》卷二十三"邮驿"条中所记的"青莲铺"一带,即是其弟舍之所在。"青莲铺以下的石马河,后人称之为青莲河"。夔州奉节也有数十年后杜甫在这里住过的地方,其地名叫东屯茅屋,该屋以下之河水亦称草堂河。二者的命名方式足相似的。故此可以推知.李白一定在奉节住过。说到这里,笔者亦附言,李白在奉节住过之事,还存在争议,详情仍待细考。
现在,我们跟随李白的脚步,和李白一样,在奉节过年,年后又滞留到阳春三月,江南草长之时,再揖别弟弟,登舟顺江而下。我们所以知道李白三月到巫山,是有他的《宿巫山下》(卷二)诗可证:"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渌水,三月下瞿塘。......"李白伴着桃花水由奉节而下,和他一同走的可能还有吴指南。他们雇了一条船下行。船行不及半日即到达巫山。李白在巫山下船登岸,攀上了巫山十二峰中的最高峰游览。游览时写有题壁诗一首,晚还后将诗稿放在诗箧巾。这首诗中有李白出蜀时间的明确记录,此即《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卷二十二)诗,诗云:
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团。始经瞿塘峡,遂步巫山巅。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日边攀垂萝,霞外倚穹石。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却顾失丹壑,仰观临青天。青天若可扪,银汉去安在?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周游孤光晚,历览幽意多。积雪照空谷,悲风鸣森柯。归途行欲曛,佳趣尚未歇。江塞早啼猿,松暝巳吐月。月色何悠悠,清猿响啾啾。辞山不忍听,挥策还孤舟。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此诗所描绘的景物,都是三峡中最典型的如垂萝、穹石、积雪、秋暝、猿响等等,给去乡人以悲凉之感。
从时问上说。李白离家已有十五个月了。李白从开元十二年(724)一月中旬离家,就是由此诗的前两句上溯计算推出的,当然不会错。有人疑此诗是流夜郎途巾作,但从诗中之三四句知.李白先经瞿塘峡,后登巫山,明显为顺流而行。李白流夜郎是溯江而行,故非是。"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句,也是分重要的信息。李白出蜀的最后一站就是巫山,巫山在巫峡上头,故也足尽游巴国的最后旅游站点。由尽游巴国句,也可以证明此诗和流夜郎无关,流夜郎时,李白根本没有尽游巴国。在此诗中,李白其游兴未竟,而暮色阑珊,只好"挥策还孤舟"了。
现在,时间是开元十三年(725)三月,李白已经二十五岁。登巫山的这天晚上,他下榻在舟中,不是当晚而是在次日清晨,船才开始行驶。这亦可由另一首《宿巫山下》(卷二十二。有人疑伪作,难从)诗题和诗中的"昨夜巫"句可证,诗是次H登程作于船中。三峡水急,巫峡最长,夜行船易触礁或入险滩,故船家让李白或同友人吴指南,在孤舟里住了一夜,于次日凌晨方才动身向下江行去。
李白出三峡,也出了蜀乡,登巫山是他对蜀乡的最后一瞥。船似乎没在巴东县再停下。李白的"自巴东舟行......登巫山晚还题壁"诗。题中的巴东,不是巴东县,而是指古巴子国之东或巴地之东,亦可理解为川东。李白出蜀后,根据他这一年作的诗可,"知.他先是到达荆门,然后去江夏,游湘岳,之后又返回扛夏。自江复。他义去庐山、金陵、扬州、会稽,由此,他的人生的视野和他诗的视野,同步地扩大了。
二、李白与吴指南之殡葬
李白经三峡由蜀至楚,他的第一站是荆门。荆门是山名,顾名思义乃是指其为荆州的门户。唐时其地在峡州宜都县西北五十里,即今湖北省宜都县西北=荆门山在江南岸,江北岸名虎牙山,是楚之西塞,在荆州之西,故称荆门。
李白有《渡荆门送别》(卷十五)诗一首,亦是他的不朽之作,诗云: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水,万里送行舟。李白与荆门揖别,并非和某一特定的人相别,而只是和山水相别。李白来到荆门,进入楚地,距他的家乡彰明县,已经遥遥万里了,所以别情依依。
楚,古国也。《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项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中略)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其注云:"颍容(云)《传例》云:'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括地志》云:'归州巴东县东南四里归故城,楚子熊绎之始国也。叉熊绎墓在归州秭归县。'《舆地志》云,'秭归县东有丹阳城,周回八里,熊绎始封也。"李白来到楚之故地,故称"来从楚国游"。楚围故地到底怎么样呢?在李白诗的视野里:山随着平野蜿蜒,远望去,宽广无际,奔腾的长江在荒寂的大地上浩莽地激流,月在天镜般的江面上悠悠地飞掠,层层云团涌起如高耸的海楼。Ⅱ阿,这就是楚围的大地,心中的不系之舟,悠悠万里,一路行去;故乡啊,我多么牵挂着你啊!--这就是李白的乡思。他来到楚国的土地上,眼界大开。
不久,船到荆州(今湖北江陵),一路他又有《荆门浮舟望蜀江》和《荆州歌》收入诗囊,此时,李白伫市船头,望着从上游明月峡流来的江水,望着江面飘落的桃花,单着碧绿而明澈的大江,他知道巴山都已尽远,楚云却在飘摇中奔涌而来。徜徉中已经进人五月,赤日炎炎,暑气蒸人,在灼热的气浪里,李白写下了《江上寄巴东故人》(卷十四)诗。这诗是写给他熟悉的瞿塘商贾的,也可能是他在三峡经商的弟弟的商贸伙伴。李白诗写的是景与情,并非叙事,故这位瞿塘商贾客之名姓,竞也成了千古之谜。
从荆州至湘岳,或由江夏转而至湘岳,现在已难以考释。从李白在荆州地区徜徉了一个多月的情形来看,他也可能在游湘岳之前去过江夏。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丁是李白乃与吴指南结伴同游,经洞庭湖,取道湘江上溯,直穷苍梧。按,苍梧为山名,即今九嶷山,在湖南省南部之宁远县南。据《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云:"舜,午二十以孝闻,年二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零陵,亦称永州。隋郡废,置永州,寻复日零陵郡。唐复置永州,又日零陵郡,复改为永州。此即今湖南省永州市。如上,司马迁记云:"舜崩于苍梧之野。"而《山海经·海内南经》云:"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并注云:"即九疑山也。"又,《水经注-湘水》云:"磐棋苍梧之野......故日九疑山。大舜窆其阳。"又,据《礼记·檀弓》上云:"舜葬于苍梧之野。"若归纳上述诸说可知,帝葬之地即是苍梧之野,亦称苍梧之南(九疑山之阳)。所叙略异,但综归为一。盖古时苍梧之野,地域甚广,凡九疑前后数百里,粤两北及湖南之地,兼跨而有之。李白南穷苍梧或即来拜谒名山名陵也。因乡人司马相如《林赋》记有此事,故李白来此游之,亦属"见乡人相如大夸石梦事"而来。
游毕苍梧,李白与吴指南北归,复游于洞庭,没想到,在洞庭湖发生了一件大事,使李白不禁悲痛欲绝,那就是李白的这位蜀中友人吴指南,竟然死了。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白樗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动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会陵。数年来观,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李白写这封信时,正好三十岁("于今三十眷矣")。李白二十五岁出蜀远游,从三峡至荆门、江夏,由江夏又来湘岳。湘岳未游完,即遇到同行的蜀之友人吴指南死于洞庭这一件大事。由书中的"炎月"二字,知吴指南死于五月。《吕氏春秋·有始》云:"南方日炎天。"高诱注:"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日炎上,故日炎天。"旧'故可推知,李白初葬吴指南于洞庭之滨,是为该年的五月。李白又言,"数年来观"。因李白两年后在安陆结婚,处于"蜜月"期间,故不可能来此地。笔者由此臆想,李白的"数年来观",大约应在开元十六年(728),即二十八岁之时。是年,李白居安陆,但甲春时曾游江夏,有《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卷二十七)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卷十五)诗可证。次年,李白在安陆潜心读书。又次年,李白三十岁寄书安州裴长史,已萌去长安意,故可推知李白再返洞庭移葬吴指南,当为二十八岁事。
又,有人著文言:李白殡葬友人吴指南之尸,数年后叉刮骨移地重葬,显然西域胡人之葬风。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理由申叙如次。
首先,至今为止似还未发现两域地有先殡后葬骨的葬法。据 薛宗正先生的研究,"草原石人是一种矗立于荒原的石质立体雕像。其分布范围东起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西伯利亚、我国内蒙古草原,西经我国新疆,越七河流域,直至里海东岸,与古突厥版图大体相合。""这些墓前的石人雕像,经过苏俄的考古学者叶甫琴赫娃氏的研究,"肯定其年代属于七军十世纪,并确定它们属于鄂尔浑一叶尼塞突厥人的遗迹。这一说法已被我国学术界所广泛承认"。"根据我国发现的丰富的石人资料,参稽苏联的考古报告,大致可以确定:......石人的立式与石棺墓中的发现与突厥几敬天拜日、死而火葬的风俗相吻合,其分布地区亦同突厥及其部属九姓铁勒的西迁路线相符,因此将这批石人看做突厥一铁勒的文化遗存是大致不错的又,《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突厥勃云:"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始坎而瘗之。葬之日,亲属设祭......如初死之仪。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 "此书所记之突厥人之葬仪颇详,虽有二次葬(骨灰)法之仪,却无剔肉刮骨之说。其记载中立石做标的风俗和薛宗正所著《突厥史》中的记述是一致的。我以为,突厥人的这种葬法同李白的葬吴指南法,其问并无渊源关系。
《死亡艺术》一书的作者认为,"中国的火葬源于印度。"l241此亦可见宋洪迈《容斋随笔》之《续笔·民俗火葬》:"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因有炎暑之际,畏其秽泄,敛不终日,肉尚未寒而就燕者矣。"l253盖是时,其风未行于中国。唐初,玄奘西行,其《大唐西域记》卷二"病死"条云:"终没临丧,哀号相泣,裂囊拨发,拍额椎胸。服制无问,丧期尢数,送终瑛葬,其仪有=:一日火葬,积薪焚燎;二日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嘶李白未将吴指南火葬、水葬、野葬,何言采西域夷人之风俗?
由上述引文可知,带有立式石人雕像的古西域墓葬地,其地域和李白先祖"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的居地是一致的,而时间亦相合,就是李白葬吴指南时,酉域仍在沿用这种葬式,即先焚后葬,葬后墓前立有石雕像或堆石以记焉。对于西域葬法,根据李征先生的研究知,"关于葬法问题。......我们推测其葬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屈肢葬,一种是火葬。我们估计火葬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居住在阿勒泰一带的突厥民族,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叶即盛行着火葬。......按中国诸史《突厥传》多载行火葬法,我们在考古调查中观察到的情况,突厥民族不仅行火葬,而且也有土葬,......由火葬逐渐改为土葬可能是在公元七世纪初。公元628年,唐太宗与侍臣谈论突撇时曾说:"其俗死则焚之.今起坟墓,背其父祖之命。"土葬可能就是指的屈肢葬。这种葬法亦有可能由西亚(中亚有屈肢葬之骨骸出土)传来,但十葬,本身又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没发现先殡后葬的葬法。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李白之葬吴指南绝非西域胡人之风,而应是中土之俗。
退一步说,李白五岁随家白西域归来,客居四川。二十五岁在湖岳、鄂城两次葬吴指南。如果说李白接受了西域的墓葬习俗,那无疑是说李白将西域胡人(主要是突厥族人)的葬俗接受下来并移至中原.或者是将杂居丁西域的汉人葬俗移至中原来。窃以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李白五岁能接受多少西域的民俗文化呢?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自孩提时代即开始接受中原文化,接受西域文化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大具备了.何以能接受并身体力行呢?李白在五岁以前,也可能目睹过西域的丧葬情事,但如此小的年纪能熟稔并记牢吗?其次,有唐一代,关于凶礼之墓葬方法,其等级之森严,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庶民的墓葬方法,早就被严格规定了,不容违规。故我认为,即使李白熟稔西域夷人之葬俗,也不敢贸然实行之,否则将会遭到官方的严厉惩处。
事实上,有唐一代,葬法尊依前朝。在制订墓葬礼仪时,上继周礼,下承隋制。在某些具体的规定上,也改革了一些前制,如周礼中规定,"其葬期,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土逾月。树木为冢,置棺其下,冢人索之。此殡葬之大略也。"唐太宗时的阴阳家吕才曾著《叙葬书》,详细论述了葬不择年月,以及葬不择日和不择时的理由,从而打破了期葬的古训,使丧葬的处理可以灵活一些了。但是,唐朝改变葬法之后,到了平民百姓那里,也还是大有问题。那就是平民百姓因为过于贫困,而不实行先殡后葬的中原葬俗。他们实行不起,很多人只草草地将尸体丢弃于荒野而任凭其尸自身腐烂。自隋末唐初以来,战争持续不断,死人不计其数,所以王粲诗中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293的现象,在唐时义出现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步骨",也从另一侧面真实地记述了唐代葬俗之一斑。
关于暴骸满野的情形,从隋末唐初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以后,既普遍,又难根绝,直令官方大伤其脑筋,故唐朝历代都有诏书敕令地方官加以处理。《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贞观二年条云:
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今所在官司收瘗。
事实上.自唐高祖始,这种官司收瘗的诏令就经常下达。
武德二年(619)九月,唐高祖颁《收葬道建诏》,其诏略云:自隋室不纲,政刑荒废,戍役繁重,师旅荐兴。元元无辜,堕于涂炭,转死沟壑,暴骨中原。宗党沦亡,邑居散逸,坟垅靡托,茔魂无归。朕受命君临,为民父母。(中略念兹道瑾,义先吊恤,虽复令已颁下,并遣葬埋,犹恐吏不存心,收瘗未尽。宜令州县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凿,必令周悉。
贞观兀年(627)四月,太宗颁《收埋骸骨诏》,其诏略云:隋远将近,群凶鼎沸,干戈不息,饥馑相仍,流血成川,骨骸满野。朕往因军旅,周览川原,每所临视,用伤心虑。自祗膺命,义切哀矜,虽道谢姬文,而情深掩骼。诸色骸骨暴露者,宜令所在官司,收敛埋瘗,称朕意焉此即前引《资治通鉴》所引之诏文。
贞观网年(630)九月,太宗叉颁《收埋突厥骸骨诏》,...3其文略云:
但有骸骨之所,酒脯致祭,速为埋瘗。
明年,太宗又颁《令诸州0削京观诏》,其诏略云:
甲兵之设,事不获己,义在止戈,期于去杀。(中略)锋刃之下,血流漂杵,尸若乱麻,......露骸封土,多崇京观,徒见安忍之心,未宏掩骼之礼。静言念此,悯叹良深。但是诸州,有京观处,无问新旧.加土为坟,掩蔽枯朽,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奠焉。
贞观十九年(645)四月,太宗又下《收瘗征辽士卒诏》,其诏略云:
骸骨相望,遍于原野,良可哀叹!掩骸之义,仰惟先典,其令并收葬之。
以上是唐朝的两位开国皇帝对暴骸于野的态度。窃以为这种状况历近百年之岁月,似应有所改观,殊不知情况并无多大起色,就是到了盛唐,这种敕令掩埋骸骨的诏书,仍时有闻焉。兹略叙举如次。
唐玄宗有《收瘗吐蕃战没人诏》,其诏略云:
积髓暴露。润革涂原,其吐蕃战死人等。宜令所在州县,速於瘗埋。
唐玄宗还有《赐兵士葬祭诏》,纠其诏略云:
自开元元年(713)以来,诸军兵士,殒殁骸骨,不归坟垅者,宜令军使,为造棺递送本贯,委州县府助其埋殡。河曲陇外.往岁战场......亦委期方、陇右河西节度使,聚敛骸骨,就高燥处同葬,祭以酒脯,高大筑坟,使久远标识。
自武德初至开兀年问,唐立国已近百年,可遗骸满野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由此亦说明,有唐一代人死之后,抛骨于荒野.是个遍及全国屡治不爽的大问题,成了社会痼疾。由于久暴掩,这种丢弃不埋的现象或许已成为一种遍及全国的"陋俗恶习",足令官方头痛而志在必改。这在我们读唐玄宗于天宝元年(742)三月的《令葬埋暴骨诏》"50时,就发现这种担心竞成了不争的事实。其诏文略云:
移风易俗,王化之大猷,掩骼埋瘗,时令之通典。如闻江左百姓之间,或家遭疚疫,因此致死,皆弃之中野,无复安葬。情理都阀,一至于斯!习以为常,乃成其弊。自今已后。宜委郡县长官严加诫约,俾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未葬者,即勒本家收葬;如或无亲族及行客身亡者,仰所在封邻,共相埋瘗。无令暴露,庶协礼经。诸道有如同此者.亦宜准此。
读到这里.我们才有地理解了。原来江左一带在唐玄宗时代,人死弃之中野,竟是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是因"习以为常.乃成其弊"的,所以李白能够着力地为死去的友人安葬,并按礼法处之(即先殡先葬),当然是十分讲义气的了。吴指南死时,李白手头还很宽敞。"不一年,散金三十万",可能其间也包括了将吴指南"权殡于湖侧"的开销。数年之后,李白手头已经不那么宽绰了,是靠了"丐贷"才将吴指南葬于鄂城之东的,这表明李白与友人交,有始有终,很具责任感,所以李白不论走到哪里.他的朋友总足遍天下。
李白对吴指南是先殡后葬。那么什么是殡呢?据《说文解字注》四篇下,"殡"字段玉裁注云:"所谓殡也,在西阶,故檀弓日:'殡于客位。'又日:'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宾之也。'释名亦日:'于西壁下涂之,日殡。殡,宾也。宾客遇之,言稍远也。'此去葬期尚远。"由上述释文知,李白对吴指南的殡葬,是合乎中国古代的传统凶礼之仪的。说李白用的是西域胡人的葬仪,看来毫尢根据。
李白大约在二十八岁时,从安陆游江夏,叉来到洞庭湖边,舰吴尸骨,发现其"筋骨尚在.自雪泣持州,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最后移葬在湖北省鄂城之东。当时,吴的尸肉尚未烂尽,李白要移地而葬,如果带着腐肉运移,其臭难闻,是很不方便的。所以.他要对骸骨进行清理,然后再运移。唐玄宗的《赐兵士葬祭诏》中说,对"诸军兵士,殒殁骸骨,不归坟垅者,宜令军使,为造棺递送本贯,委州县府,助其埋瘗"。这期问对尸骨的运移,是否也作"洗削",诏文中未作说明,似也无稽可考,但像李白这样"躬身洗削,裹骨徒步"的运骸者,大约也不是没有来由的。但我认为,李白的作法,并未超过常态,仍是传统凶礼之葬法所必须,根本谈不上借用了西域胡人之葬风。不过,李白的刳骨而葬,也不是没有出处。据《墨子闲诂》卷六《节葬下》第二十五云:"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埔上谓之登遗,然后成为孝子。"墨子距李白之世,已经过去一千多年,楚之南炎人国的葬俗是否已传到了楚国故地,并为楚人所实行,殊难考知。此段记述,也见于《列子·汤问篇》,文字仪略有差异。《墨子》记述中之"朽其肉,向弃之"句下,有注云:《列子》"朽"作"巧",《太平广凸引作"刽"。诒让按,《御览》七百九十引《博物志》,亦作"刳"。《列子》释文云:"乃本作局,音寡,剔肉也。别人肉,置其骨也。"《墨子》和《列子》中记述的葬法,是否已传到了楚地,并为唐所保留,现已很难辨析了。李白偕同吴指南曾游苍梧,是否听闻过其事,也很难辨析。不过,李白处理吴指南尸骨事和炎人国的记述,竞如此地相似,绝非偶然。故窃以为,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楚人接受南邻炎人国的丧俗,当足可能的。中华民族和周边各兄弟民族的融合,除了语言的融合,最突出最重要的融合,就是文化的融合,如习俗的融合了。所以此亦可称之为"移风易俗"。如是,李白之葬吴指南法,或仍然属于中华古国楚人的丧俗之一,而和西域胡人(也包手舌"秦之西的仪渠国"人)的火葬法,了无干系。
到此,本文已该结束,不经意间偶读《文苑英华》卷八九二,有熊执易《武陵郡王神道碑》文,其文开头略云:
大唐将军能扶赞神武斩艾不王者,日太尉、扶风王,薨二十二年,而长子蔚州牧、御史大夫、武陵王钺,自朔易归葬于万年铜人原,贞元戊寅岁五月六日克定焉,礼也。
这位将军比李白卒年仅晚二十几年。其移葬仪式为"礼也",故可知李白所在之唐代,移葬之事是很平常的,不论是公侯还是庶民.都有移葬之风。从这一点上说,李白为朋友的葬事如此负责,其问除友情、礼仪外,也还有社会道义上的某些礼法相约,换言之,李白或许没有理由不为吴指南移葬。
事实上,李白不按唐代之礼仪习俗葬友,从法律的角度上说,也是不允许的。唐时葬友的礼俗,亦如前朝隋。据《通典》云:"朋友无所归,故呼而殡之。"先殡后葬,正是中国古时的传统礼俗,因此我们说李白在处理友人吴指南丧葬的问题上,是完全按着彼时之礼仪行事的。正因为如此,李白才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我夸耀地说自己,"存交重义也"。李白的"存交重义"这一优良品德,是和他的"轻财好施"与"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一齐相提并论的。试想,如果李白用的是西域胡人的风俗礼仪来夸耀自己,能够取得裴长史及其他阅读这封书信者的首肯吗?因此,就仅从李白致书裴长史这一动机着眼,也不会得出李白夸耀自己用西域胡人习俗来处理朋友之丧葬事的。唐时,虽然L卜原甚至江南都有胡姬酒家,李白又会胡人的语言与文字,可以与之对话,但炫耀懂胡礼,只可伴之以诗酒琴歌,在官方或正式场合,仍是不适宜的。不是有人把女儿嫁给胡人,不仅把官丢了,还要受到严厉惩处的实例吗?
三、漫游与"散金十万"
开元十三年(725)五月,李白与吴指南游湘岳,南穷苍梧而归,返至洞庭湖,吴指南死。李白将吴指南"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从这句话看,李白离开洞庭湖后就去了江东。但是,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还有一首《秋下荆门》(卷二十二)诗,其诗云: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李白出三峡至荆门为阳春三月,至五月始游湘岳,中遇吴指南死。然而,从上面这首诗来看,李白是入秋后才自荆州起身赴江东的。那么这期间的一两个月,李白在哪里呢?安旗先生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的此诗按说:"李白于本年三月出峡后,除往还江陵、江夏外,又曾南游洞庭,见《上安卅裴长史书》,盘桓累月,故至本年秋始下荆门赴江东。"《秋下荆门》诗,敦煌手写本《李白诗集》残卷作《初下荆门》,信是。由此看来,李白从出蜀初到楚地游览,一直游到七月人秋后,才始有江东之行。李白自述的将吴指南"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的说法,大概是将其中间的环节略去了。
李白于开元十三年(725)在江陵(即荆州)写下的除诗以外,还有一篇重要的赋文,那就是《大鹏赋》并序。李白少有壮志,而心雄万夫,故乐以大鹏鸟自况。大鹏,是传说中的一种鸟。《庄子·逍遥游第一》开篇即云: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鲲而化为乌,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乌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电,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中略)湎之问棘也是巳。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鹨笑之日: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辨也。
由赋所引大鹏鸟的来由、形态、作为,而透析出李白立志在天地间,"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也,是故知李白之才学,绝非寻常的小水湾中的鹦鸟(鹌鹑)可比。李白在《大鹏赋》(卷一)序中云:
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十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今复存手集,岂敢传作者?庶口丁示之子弟而已。
由此乃知,此赋为李白出蜀后初至江陵时所作。其时,道教名家司马子微(承桢)游衡山,二人相遇于途,一见如故,共吐峥嵘之高论。薛仲邕《李白年谱》将此赋系于开元十年,而王琦谓"此赋未详作于何年"。安旗先生将之系于开元十三年,而司马承祯于开元十三四年南游,二人有机会相遇必在开元十三年,今从之。再细一点,余谓此赋盖作于李白处理吴指南丧事之前。其时,李白刚进入楚地,正踌躇满志,欲大展宏图之时,故此赋亦反映丁他当时意气风发的心境。大鹏鸟是李白之自况,希有鸟则影衍司马承祯。《大鹏赋》脱胎于《庄子·逍遥游第一》,王琦引《古赋辨体》评云:"赋家宏衍巨厨,楚骚、远游等作已然,司马、班、扬犹尚此,此显出庄子寓言,本自宏阔,太白叉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辞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唧。司马承祯是盛唐时著名的道教人物,李白和他的关系,以及受他的影响,累有专题述之,此不赘言。
李白在江夏滞留时.多接触商贾,故有《江夏行》自创乐府新辞,为商贾妇咏,写男女怨旷,陈哀婉之丽。由江夏乘船下行.取道九江登庐山,后至金陵。著名的《望庐山瀑布二首》(卷二卜一)就写于此时,其第二首诗云: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千两百多年来,此诗同李白的其他名诗一样,一直是国人妇孺。
皆知的诗句,遂成不朽之章。还有一首《望天门山》诗(卷二十一),当作于去江东的途中。天门山在当涂县西南的长江中,行船时即从此过,当可看见。此诗也是李白的传世之作,诗云: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船行长江,李白站在船上吟诵,故有"两岸青山相对出"之谓。天门山即今之东梁山,古时亦称博望山,同县西部的西粱山合称为天门山。此诗描写的壮美景象,突出地显现了作者所捕捉之意象的瑰伟与华美,因在此诗的意象中,充蕴了自然和自我两种意识。写完此诗,李白继续东行,不久来到金陵。至金陵时,已近岁晚。明年,即开元十明年(726),李白继续在江东漫游他东游溟海,久滞剡中,大自然的绝美陶冶了他的性情,江南的美丽风光吸引并激越了他的思绪,从会稽到天台,从金陵到扬州,到处都有他青春的足迹。从保存下来的这一年的诗作来看,总的来说,其诗中的情绪是轻松的,在欢快与适意中,浸润着淡淡的凄苦。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李白不免开始对人生的真谛进行深思。町他的诗情却始终激越喷涌,故这一年的诗或多或少都涂满青春和生命的勃发色彩。现试举一首短诗赏之如下。
试看《对酒》(卷二十五)诗,诗云:
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李白爱饮葡萄酒,在和友人的对酒巾,又有吴地的少女相陪,一腔吐字不正的吴侬软语嗲声嗲气,使这位从北来的青年诗人李白自然免不了要心旌摇荡了。在华贵的筵席上,李白越喝越愉快。他惬意非凡,恣肆不拘,其轻任放怀,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了。--从这一年起,李A诗歌中的情爱意识逐渐萌醒。在诗中,他屡屡挖掘商妇的别情离绪,在哀婉的情绪上,又添离愁。李A开始关注城市社会底层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其手段也是将他的诗笔和民歌与乐府的墨彩相结合,不断推出自已的新作,其《杨MJL)和《长干行二首》之一,以及《陌上赠美人》等作品,表现了李白的诗歌创作,在远离魏晋诗歌绮丽之风,并向民歌学习,吸收民歌特点与手法的基础上,不断拓宽诗的创作思路,也不断地丰富和提高了诗的创作技艺,并明显地增强了诗的力度和深度。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最初两年中,李白的诗歌创作,无疑已步人一个新的境地,其大家气魄,也臻于成熟。
李自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李白举出此事,是表示他轻财好义、赈困济贫的个性。因是出白李A的手笔,当然是可信的。以往,关于"散金三十万"的研究.曾各抒己弛,有的认为大可不必认真,也有的认为李A是说大话,其中难免含有水分。总之见解不一,莫衷一是但笔者仍然认为,"散金三十万",应是可信的。当容述如次。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的目的,是自我申雪,当然内中也不无求取功名的隐意。所以,我以为李白面对一个并不友善的州官,那上书中的言辞,就容不得半点虚假,既不能夸耀,也不能自贬,不卑不亢,并且一定要真实m恰如其分,否则不是更激怒裴长史了吗?要之,李白就不会以不可能有或未曾发生的事,在该书中着力渲染之,夸大并溢美之。如是.李白的这封书信,岂不成游戏文章?或复添罪名?李白岂不会由此而自讨苦吃吗?所以.我以为李白所说的"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应是可信的.今人怀疑它,并无道理。李白《赠友人三首》其二亦云:"廉夫惟蕈义,骏马不劳鞭。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李申将一柄很贵重的匕首赠给"赵四",也同样说明了他不重金钱而重义气的伟丈夫品格。
不到一年,李白就花去了三十万,这种挥金如土、交友如云的生活方式,在古今中外的诗人和作家中,大概也只有李白才能做得出来。换了第二个人,绝不会选择这种方式。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三十万金",到底是怎样一笔钱,到底有多大数目。《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云:"玄宗初立求治,(中略)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可见当时的货币单位是"钱".即"开元通宝"。由此可知,李白的"散金三十万",即散去了"三十万钱",相当于监察御史宇文融建议中丁(岁)税,正好是二百人一年的丁税。故亦可知,这笔钱不算小。又·据《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叉云:"贞观初......全四年(630),米斗四五钱。(中略)天宝五载,是时海内富贵,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自。"
也就是兑,李白散去的"三十万钱",若在天宝五年,可买米两干三百多石.可买绢一丁五百匹:由此可见,李白散去的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自丌元后,置使甚众,每使各给杂钱。宰相杨国忠,身兼数官,堂封外,月给钱百万。醴州平卢节度使安禄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给,亦不下百万"。李白散金三十万,在民间足大数,可在上层社会,却又不及宰相杨国忠.天堂封外所给的饯。
唐时,百官的俸禄均有稽可查,《新唐书》卷五十五《食货志五》云:"太师、太傅、太保,钱二百万。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万。侍中,百五十万。中书令、门下中书侍郎、左右仆射、太子太师、太傅、太保,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太子少师、少傅、少保,百万。节度使,三十万。都防御使、副使、监军十五万。观察使,十万。......大都督府长史、都团练使、副使、上州刺史,八万。(中略)上州别驾,五万五千。上州长史、司马,五万。"叫安卅为中州,李白上书的裴长史的年薪,当在百万以下。由此亦知,李白散去的"二十万"钱,相当于裴长史五六倍的年俸禄,故可知这笔钱。在民间及中下层官吏中,仍不失为一笔可观的财产。
那么,李白的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呢?笔者前文已述,此钱是李白"辞亲远游"离家时,从家中带来的。李白之父李客,在来蜀之前,奉西域,根据笔者的推断可知,他们生活的惟一来源是经商。故詹锁先生断言云:"意者白之家世或奉商胡,入蜀后,以多赀渐成豪族。"刚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中,也说:"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做长途羁旅。他人蜀以后,把李白养成了一个漫游成癖,挥霍任性,游手好闲,重义好施的人,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商人地主。"若从经济角度来剖析李白的家世,李白出自殷富之家,或不成问题。李白离家辞亲远游时,怀中揣着三十万钱。这笔钱,或足乃父之赠,抑或足乃弟(万州商贾)之赠,或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李白之父辈为富商,那么李白的兄弟(李白称李十二)承嗣父业、继续经商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虽然李白父李客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可他的下一代不能坐吃山空。为生活计,总得设法生存下去,故经商就是摆在李白诸兄弟面前的一条现成的路可供选择。李白出蜀后再未回故乡,从这一点上说,胥树人先生认为这是李白"国家意识,已经开始代替乡土意识" "的具体表现。我想,胥先生只说中了一半。事实上,李白的漫游生活,用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虽有胥树人先生所指出的"国家意识"的增强,但却非郭沫若先生所断言的"挥霍任性"和"漫游成癖"。前已述及,漫游生活是贫闲读书人寻求出路的最重要的人世之路。不仅李白迷恋漫游牛活.与李白同时代的杜甫、高适、盂浩然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和著名诗人,都有同样的选择。像另一位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本出身自贵族官宦之家,岑参《感旧赋》序称:"国家六叶,吾门=相矣。"这样出身的公子哥儿,电是"十五隐於嵩阳",然后又开始漫游的。由此可见郭沫若先生对漫游的失察。岑参直到"三十四岁"日寸,才由入朝的高仙芝"表授......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节度使掌书记,遂赴安西"。l6"由此可见,郭沫若先生所断言的,李客"入蜀以后,把李白养成了一个漫游成癖......的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唐时平民知识分子,婪想出人头地,必得周游天下,广交朋友,扩大名声,寻求机遇,不然根本得不到被推荐或被录用的机会。所以,李白的漫游绝非成癖,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李白的漫游是"成癖"的话,那么李白的孙子,即李伯禽的氏子,那位不知名字的李白的后代,"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乃父升不富裕,而其游后下落不明,不知所终,又是谁"养成"的"癖"呢?唐代青年士子的漫游,足种社会时尚。稍有些理想和追求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渴望在漫游中寻求出路,这是他们的共同选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漫游中广交豪雄和达官贵人,扩大视野,伺机以求闻达,应该说在唐时已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时尚。所以,笔者也曾臆想,李白手中的"三十万"钱,也可能是他从家中分得的一份家财。李白在蜀中未婚,因而这笔钱很可能包括了他父母给李白娶妻成家的钱在其中的。但不逾一年,这笔钱就被他"散掉"了,殊不可惜么,故李白才可自称此为"轻财好施也"。李白的兄与弟,大概也是用同等数目的财产,去投资经商,"兄九江兮弟三峡",他们住在长江头尾,往返贩运,生意一定不错。李白后来家居东鲁,但长期滞留在江东各地。"混迹渔商,隐不绝俗",我以为这其中应该想像到,李白也不乏经商之活动的。(在"兖州小是商业,还是耕)只不过,我们从李白的诗作读到的.李白更重要的社会活动是诗酒书剑,广泛交谊.他的"混迹渔商",是既"混"义"隐"的,或不易为外界所知。反过米说,中国古时,商人地位低下,唐时商贾子弟连科考都无报名的资格,那么即使李白果真有过一些经商活动.也不会愿意与人道及的,故李白亦称"不事产业",原因就在于,经营产业者,商贾也,商贾无地位,还是不言为妙。李白之子李伯禽,也未参加科考,是不是乃父为商贾呢?此亦难言矣。
在李白的诗作中,有许多咏诵商妇离情别绪的作品。可见,虽然商灰无社会地位,但李白对商贾家庭的生活还是非常熟悉的,并给于一定的关注。哀怨的商贾之妇,在丈夫远离后,独守闺房,悠悠岁月,其悲苦、孤独、寂寞,乃无处宣泄排解,而李白的诗不过是将这种夫妻之情演绎的爱与恨,悲与喜,愁闷与企盼,交织在一起,融成感人的乐章而已。例如,李白的《长干行二首》(卷四)其一中,在细腻地描写了商妇的闺愁凄苦之后,图4-1李白《送贺八归越》(《送贺八归越》诗.今作《送贺宾客归越》,唐写其笔锋一转,写那位做了商贾的丈夫,在从三峡返回之前,先写了一封信回家,告诉妇人回家的时日("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而这位可怜复可爱的妻子,竟然乘船上溯七百里,远离金陵到安庆的长风沙去迎接她的丈夫。这是多么真切、美好的夫妻之爱呀!许多描写商妇的作品,大都是写"悔嫁"的心语,和"悔教夫婿觅封侯"一样,她们决不愿意让自己的丈夫远离。而李白在这首诗中,却写了一位妻子远出百里去迎接做商贾的丈夫载货归来,其题材虽旧,而意境却全新。至此,我们甚至也可臆想,这或许就是冈为李白有一兄一弟住在长江头尾.他特别熟稔商贾生活的缘故吧。李白诗中的"长风沙"这个地名,也得到了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关注。陆游在《人蜀记》中云:"盖白金陵至长风沙七百罩,而窜家来迎其夫,甚言其远也。"一爱情的力量如此巨大,如此崇高而美好,李白能不歌之咏之吗?
诗碑剥(碑存曲阜孔庙)
本题作《阴盘驿送贺监归越》按。狂窖"即贺知章)
像李白这样长期以漫游为生的人,其养家、漫游、嗜酒、携妓和访道学仙.其经济开销一定不小 大概仅靠经营于长江的兄弟的资助,是应付不过来的。李白肯定还会有其他的收入来支撑其支出。最重要的一次收入是李白待诏翰林后不久,"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放归之"。此是李白手中握有一大笔钱财的惟一的一次记录。除"散金三十万"之外,李白的被赐金(放还时的"赐金"),当是他毕生最大的一次俸禄收入了。李白在东鲁的某些田产和房产,或许也包括酒楼,大概就是用这笔钱置下的。除此次之外,大额的收入,似均与李白无缘。
当然,李白也不是坐吃山空者。李白还有一些数额不等的隐性收入,那就是润笔费,也就是今日所称的稿费了。关于润笔费,《新唐书》中记李邕:"邕之文,于碑颂是所长,人奉金帛请其文,前后所受讵万计。"比李白晚于世的白居易也有纪录;白居易与元稹友善,白穷元富,元稹曾多次周济白居易。元稚早亡,白居易为之撰墓志铭,"其家馈润笔六七十万钱,居易不受,悉布施修香山寺"。唐时润笔费并无定规,但白居易为元稹撰写的墓志铭,不过一千多字,其润笔费则是很可观的。不知李白有没有他们这样好的运气。李白应邀作诗作序,有些可能是无偿的,但有些肯定是有报酬的。有时虽无报酬,也会馈赠给李白一些物质回报,如五云裘啦,仙人掌茶啦,墨啦,美酒啦,等等。这和当年王羲之写字求取白鹅一样,李白也曾写诗向友人黄山胡公求取过白鹇。如李白曾作有《赠黄山胡公求白鹇(并序)》(卷十二)诗,其序云:
闻黄山胡公有双自鹇,盖是家鸡所伏。白小驯狎,了无惊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鸟耿介,尤难畜之。予寻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辍赠于我,惟求一诗,闻之欣然,适会宿意,因援笔三叫,文不加点以赠之。
此赠之以诗,彼报之以白鹇。一赠一报,这种对等馈赠的应答关系,也显现了双方友情的契厚,非以价值论取舍也。
李白还有一宣州长史从弟李昭,曾在初冬的大雪中,拾到一对落在窗前的白鹤。大概因为李白当年隐于岷山之阳时,曾养禽千计.呼就掌取食,李白特别爱鸟。故李昭将这对白鹤电赠给了李白,李白亦有诗记其事--如是,我们不难看出,李白的馈赠或索取,似乎都不是刻意求取,其间都融有很深的情谊成分。这些活动,当然归结不上是以谋生为目的的商业行为。所眦,我认为乔象钟先生在《李白漫游的经济来源》"这篇文章中所说,"网此说李白有些诗文是他谋生手段之作,也是可咀的",似亦可,不过,李白绝不是那种刻意赚钱养家的人。古时润笔费丰厚的,当属"碑铭"与"颂赞"类,李白的"碑铭"与"颂赞"保留下来的不多,总计亦不足三十首,其中可能还有无偿性质的。所以,认为李白以笔墨赚了很多钱并足以养家,似亦不确切、李白过的足"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的牛活。他有时是"千金散尽还复来";有时是"解为紫绮裘,且换金陵酒";也有时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其实,李白这种以衣物骠马换美酒的过日子法,也绝不是独此一家,它不过是一种典押行为,事后还是要赎回的。贺知章不是也曾解下金龟去换酒吗?贺知章当然不是贫困潦倒,更不是没有俸禄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大概是表示豪爽和重交谊吧,如此而已。当然,李白和贺知章不同,贺知章可以定期拿到俸禄,而李白一生自闲,所禄无多,故其贫困受窘的时候电不少。如:"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如"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等。综上所述,从主观上说,李白以写诗著文来换钱换物养家,绝非可能,至少应不是生活中经济来源的主流。所以,李白的经济来源,在一定程度上说,还是靠在九江的兄长(有人说兄为白自己,似不确),其经商所赚做资助,以及其他亲友的资助。他本人是否可能在兄弟商行中入了股,加了份子,今日已不可考。但李白远离东鲁的妻儿子女,一直存宣州、金陵一带活动,携妓酏酒,所费何止千万?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他"混迹滴商"到底标示着什么?他"隐不绝俗","不绝"的大概就是商务和金钱、美酒和美女吧?李白在江左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但彼时除交游与酒乐之外,却很少言及他"混迹渔商"的某些细节。其原囚,正是"人抵徐充同俗......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焉"。一因俗贱商贾,故而李白即使经商,也讳莫如深。李白滞留在江东多年,除了谢公屣,就是东山妓,花销讵万,光靠润笔费绝不可支,所以郭沫若先生推想的"兄九江兮弟三峡"句,兄弟都在经商,绝非无影之事。李白从为兄为弟那里得到恩惠亦当是不可避免的。李白在江东一带浪游,有家不归,一定有比回家更重要的事在等着他去做。那么,惟一比回家还重要的,当属赚钱养家,因为李白在江东根本没有遇到被推荐的机会,特别是赐金放还之后。
李白还曾收过学生言传身教,不知是文是武。反正,李白有门人(学生)武十七谔。这位武十七谔也很守忠义之道。在安史之乱时,武谔"闻中原作难,西来访余。余爱于伯禽在鲁,许将冒胡兵以致之"。旧由此思之,李白从教门人学文习武,也可能有一点经济收入。李白的人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生。纵观李白的诗,大多都是写景、寄情、言志、酬答等即时之作,苦吟的作品小多。李白从未尝过作诗苦的滋味,李白的诗大多是喷涌而出,多是即时生的、随机的,凼而其随意件特别强。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李白一生不得志,故他的诗尤其带有愤世嫉俗的倾向。李白一直在痛苦中挣扎,他的内心世界的悲苦,只有狂药(酒)可医。故范传正碑文中有云:
公以为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则当摧檀折牙,而永息机用。安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固肆情性,大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
从这一点上说,李白经商也是混迹于乃兄乃弟之间,非致力以为之。
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一定难以理解李白及那个遥远的时代,真正能够理解李白性情和为人的,并非是杜甫,并非是徂徕山人,也非崔氏诸雄杰,而且也非魏颢、任华者,甚至连李阳冰也不是!
李白在《悲歌行》(卷七)一诗巾苦吟道:
悲来乎,悲来乎!
主人有酒且莫斟,听我一曲悲来吟。悲来不吟还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君有数斗酒,我有三尺琴;
琴呜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悲来乎,悲来乎!
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且须一尽杯中酒。真正从内心深处并能够设身处地地从最深层次的内涵中理解李白行为的,只有与李白"有通家之好"的友人范伦之子范传正。范传正的碑文是第一个试图走进李白内心世界,揭示其嗜酒、作诗、好神仙等内心世界中其深层潜因及心理活动的人。李白"将不可求之事以求之",就是从主观上转移自己的思维热点,以宣泄他过剩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创造性文学才能,李白若不这样做,他那杰m的诗才岂不要把他憋死?折磨死?痛苦死?
真正知李白心者,范传正也!

注释:
[1)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系此涛为开元十二年(724),并释云:"此诗即其(指李白--引者注)去蜀乡之作。"见该书上册,巴蜀书社版,第24页;詹镆《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八册集外诗文,百花文艺出版社版,第4525页;
[2]此三峡,朱东润先生考察过。参见朱东润《朱东润自传》,载《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四册,第246页;
[3]转引自王琦本与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该诗注与集说;
[4]裴斐、刘善良编《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第二册,中华捂局l994年版,第489页;
[5]沈德潜《唐诗别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54页;[6]宋蜀刻本《李太自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7]同注[3],第三册,第l010页;
[8]安旋等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23页;[9]《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361页;
[10]同注[3],第二册,第490页;
[11]刘友竹《李白在万州南浦县的游踪及作品》,载万县市"太白岩系列丛书之二《李白研究文集》(第一集,l995),万县市李白研究会编印,1996年万县市内部版,第8贞;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李渡条:"相传李白流夜郎渡此。"此说与曹说不一,特录此存疑。
[12][13]转引自谭文兴、杨君昌《谈李白的两次出峡与三次到万州》,载万县市《李白研究文集》(第一集,l995),第47页;
[14]一马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684-1692页;
[15]《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4页;
[16][17][18]转引自司马相如《司马相如集棱注》,金国永植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l01页;
[19]《吕氏春秋》,张双棣等泽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345页;其注云:"南方属火,火性炎上,所以称为炎天。"
[20]《诸子集成》,上海书店l991年版,第六册,《吕氏春秋》,第124贝.高诱注文。
[21]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2年版,第771页;[22]同前注,第773~774页;
[23]《周书》卷五十《异城下·突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10页;
[24]毕治国《死亡艺术》,黑龙江美术出版社l996年版,第429贞;
[25]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l973年版.第374页;
[26]《大唐西域记》,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版,第208页:
[27]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载《文物》杂志,1962年第7、8期,第107页;
[28]挪诒微《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巾心1996年版,第l69页;
[29]《王粲集注》,吴云、唐绍忠注,中州书画社l984年版,第l5页;
[30]《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岳麓书社版,第三册,第513贞;
[31]《唐大诏令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页;
[32]《全唐文》,第一册,第5页;[33]同前注.第18页;
[34]《唐大诏令集》中,此诏文题为《掩暴露骸骨诏》,同注[31],第546页;
[35]同注[32],第20页;
[36]《唐大诏令集》。诏文题为《瘫突厥骸骨诏》,第546页;[37]同注[31],《全唐文》,第一册,第21页;
[38]《唐大诏令集》第546页,题少"令诸州"三字;
[39]同注[31],《全唐文》第一册,第33页;
[40]《唐大诏令集》.题为《收葬隋朝征辽军士骸骨诏》,第546页;[41]同注[31].《全唐文》第一册,第127页;
[42]同前注,《庸大诏令集》术收此诏文;
[43]同注[31],《全唐文》第一册,第140页;
[44]同注[32],第一册,第l40页。《唐大诏令集》来收此诏文;
[45]题据《全唐文》,《唐大诏令集》题为《埋瘗暴露骸骨牧》,第546页;
[46)同注[31],《全唐文》第一册,第150页;
[47]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载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48]同注(31],《全唐文》第册,第l40页;
[49][50]《墨子闲诂》,《诸子集成》第四册,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16页:
[51]李畸等编《文苑英华》二,中华书局l966年版第4694页;
[52]杜佑《通典》,中华书局版,第三册,第2671页;
[53]张锡厚《敦煌本(李白诗集)残卷再探》.载中围李白研究会编《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安徽文艺出版丰十版,第334页;
[54)《庄子集解》,载《诸子集成》第三册,第l~2页。
[55]参见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人鹏赋》篇末注,上海版,第6页;
[56]《新唐书》@Yt4---《食货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l345~1346页;
[57]同前注,第1399页;
[58]同前注,第1403页;
[59]詹镁《李白诗论丛》,第24页;
[60]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l3页:
[61]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第41页;
(621《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刘开扬笺注,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页与第5页与第10页;
[63]陆游《人蜀记》,转引自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69页;
[64]《新唐书》卷二百二《李邕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757页;
[65]《自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四册,顾学颉《自居易年谱简编》第l623页;
[66]乔象钟《李白漫游的经济来源》,载《古代文学研究集》,余冠英等著,中国文联卅版公司1985年版,第308页;
[67]《隋书》卷三十一《地理下》,华书局标点本,第872页
[68]参见李白诗《赠武十七谔(并序)》巾的序文,载王琦本《李太白全集》卷十一,上海书店影印本,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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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30 15:2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一、还息云梦的李白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见乡人大夸石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一般说来,这就是李白米安陆的最初动因。那么,"乡人相如"是怎样"大夸云梦之事"的呢?司马相如曾撰有《子虚赋》和《上林赋》,"此赋乃铺演楚王游云梦事",其赋文有云:"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日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以下司马相如大事渲染梦地,其山、其土、其石之胜状,其东南西北、上下高埤之万物,其蒹葭苞荔,泉沙龟蛟,阴林巨树,猿鸾虎犀...·都大写特写了一番其中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尤其精采,读之确实令人神往。李白儿时先大人令读《子虚赋》,就"私心慕之",所以在李白成年后,在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时,就必然要到云梦之地游历不可,金国永先生认为,即此二赋,"李白读了由羡慕云梦景色而隐居安陆"。
李白于开元十百年(727)春天,在汀东浏览了剡中和东涉溟海以后,自东向西返舟+来到安陆。李白说他"还息云梦",在安陆的寿山,或称小寿山一带栖身住下,形式还是隐居和憩息。李白深信,"岩穴为养贤之域",只要隐居时,以非常之态传声名于世,久之必为达官显贵所知。若要为最高统治者所知晓,当必可一显身手!故而,李白的隐居,乃是寄希望于被推荐的机缘到来。
不过,李白来安陆,除了听说"楚有七泽,遂来焉"之外,似乎还有其他的动因。这一点,我们亦不能不察。
李白来安陆若干年后住宣城,于天宝十二载(753),曾有从侄李嵩来访。白撰有《秋于敬亭送从侄嵩游庐山序》(卷二十七),该序文回忆了李白在安陆曾见过李嵩的情景,其文略云: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岢乃稚子,嬉游在旁。一今来有成,郁负秀气。吾衰久矣,见尔慰心,申悲导旧,破涕为笑。......
文中"导旧"为"道旧"之讹。在相谈甚欢之中,我们发现,李白于开元十五年(727)春来安陆时,曾见过李嵩的父亲,即白序文中所称之"嘉兴季父"者。阎琦先生曾撰有专文认为,李白来安陆,当是探亲访友。他的"云楚有七弹,遂来观焉",只是文人的一种托词。如果安陆没有李白的亲戚(至少有李白称作季父的嘉兴令一家吧),或其他很近的族人,李白怎么能在来到安陆后不久,就能潜心住F来,隐居寿山呢?在上序中李白自述说,他刚来安陆时,恰巧遇见那位曾在嘉兴任职的季父被贬谪去长沙(时为潭州)西还,而李白乘机拜见,在"预饮林"时.被李白称从侄的李嵩,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在身旁嬉戏。这罩,表明他们的亲密无间,若非至亲,何以将小孩也引至酒宴之上?反过来说,李盎和李白若不是车亲(当称李白为从叔),何以会在二十多年以后,李崭过宣城时会拜见李白?或以为李白游剡中与东涉溟海时,曾经过嘉兴,在那里或许当和这位季父见过面,也未可知。李白的江东之游,当以乘船为主.南运河从苏州至杭州之间,必经嘉兴无疑。但此事尚无确证。詹镁先生之《李白游踪图》,未示嘉兴,或一疏略耶?待详考。小过,种种迹象表明,李白来安陆,除了"遂来观焉"之外,肯定还有探亲力面的动因。
李白另有《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卷二十七),其序文之首有云:
紫云仙季,有英风焉。吾家见之,若众星之有月。贵则天王之令弟,宝则海岳之奇精。游者所谓风生玉林,清明萧洒,真不虚也。常醉目吾日:"兄心肝五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雾散?"吾固抚掌大笑,扬眉当之。......文中的准南,即指安陆,安陆属淮南道。李白从弟李令问对乃兄的推崇与敬佩,溢于言表。序文中,李白的自信和对自身的标榜其欣然受之之状,亦傲岸可亲,日话灵活现,其间的亲昵、自然、豪放,充溢在字里行间。由此,亦可证明李自和另一从弟李令问之间的亲密程度。由此,亦可推知李白与李令问之间建市的是相当亲密真挚的从兄弟友朋关系,绝非某些人认定的凭谱牒而认宗的那种亲友。当然,李白亦自那种以谱牒结识的本家族亲友人。李白虽非正宗帝胄,但李白所交之友,包括认宗的交友.其人品均大致是不错的。
李白还有一从弟李幼成,他和称有"英风焉"的李令问,也很熟稔,又常在一起。李白的传世散文名著《春夜宴从弟桃花园片穆(卷二十七),就是写他们在开元二十五年(737)春,于安陆牟令问家的桃园一起欢度春宴的情景。其序不长,现录之如下: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己,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如果说,李白同李令问之间的春夜欢宴,是"序天伦之乐事",那么从序文的内容里,就再一次证明李白同李令问之间的深情厚谊。若是一般的同姓或异姓朋友的话,不论是结拜还是认宗,似都不好称"天伦之乐"的,"天伦之乐"的内涵之一,大概就包括了既有上辈人,亦有辈人在内的一种家宴乐事。故从上述三文所叙町知,李自在安陆肯定是有亲戚的,或许退一步说,这种亲戚仍属宗亲的话,那么血缘关系似也不会太远,否则是绝不会这么亲密的。
在本书的第二章中,笔者曾推断李白为李抗的后代。其原因之一,就是很久以前,李抗曾在安陆做过官,他有没有后代留在安陆,几无查考。但仅由李抗在乱世时曾在安陆做官之一点,也似可推之,安陆地区的李姓显族中,有李白的同宗当是可能的。由此.或许我们就不难想像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李白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后,历时二年余,而会选择在安陆这个地方,息迹隐居下来;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李白在安陆何以能被"安陆郡公"许绍家相中,入赘招为婿了。试想,如果对一位来路不明的蜀中青年,虽有一表人才,日斌万言倚马可待,可嫁女儿还 是耍慎重的。李白和许氏成婚,其问是何人作伐,现已难考证,不过这罩面肯定和李白在安陆的亲戚,及其地位与威望有某种关系。李白来安陆后,先是在寿山(或称小寿山)住下来。李自从来就不是一位甘于寂寞的人。他隐居寿山时,遂写了《代寿山答盂少府移文书》(卷二十六)的"公文".这篇书信是李白散文作品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至今仍是我们研究李白理想、人生的主要依据。安陆寿山,是李白的栖身地,在该文中李白以寿山的El吻自叙,前边冠以一个"小"字或"仆"字,乃卑微意也。但在整篇文书中,李白虽在干谒求出之时,却无丝毫的媚骨奴颜;相反,李白是以一位饱蘸哲思的巨擘之笔,以匡时济世的远大抱负来回答孟少府对李白不隐于大山而隐于小寿山的责难的。文中的孟少府,虽是一位官僚,但他只不过是李白昭告世人和灭下的一位被授者客体,一个藉以播散李白理念和主张的中介。该文在小寿山的不逊于大山的优美赞誉巾开始,而李白的自陈则成了该文的核心。于是,我们听到了小寿山豪迈的自述:
......昨于山人李白处见吾子移文.责仆以多奇,鄙仆以特秀,而盛谈三山五岳之美,谓仆小山无名、无德而称焉。观乎斯言,何太谬之甚也?吾子岂不闻乎: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名为万物之母。......且达人庄生,常有余论,以为尺鹦不羡于鹏鸟,秋毫可并于太山。由斯而谈,何小大之殊也?
李白通过小寿山之口,一改《大鹏赋》的立意而反证之,说明尺鹦,秋毫虽是小山、小人物,但同样可以和大鹏、太山比而齐肩。故而小寿山代小山宣言云:
......总而论之,山亦何罪?乃知岩穴为养贤之域,林泉非秘宝之区,则仆之诸山,亦何负于国家矣!
接着作者又借小寿山之描述了李白的为人:
近者逸人李白,自哦眉而来,尔其天为客,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纠蟠龟息,遁乎此山。fl,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嗽之以琼液,饵之以金沙。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日: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纠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入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这篇移文书,实际就是李白的一篇述其人生和理想的诗者宣言。李白的人生观、世界观,他的崇高理想,他的潜化意识,都集中在这篇文章中了。他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他的"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之心;他的"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他的"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的人生目标;就是他一生的最大愿望。当他的这些希冀成为现实以后,他绝不贪恋金钱与高位。李白早就说过,他视富贵如浮云,"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就是他蔑视金钱的最好注脚。当李白还没有实现其远大的抱负,仅在寿山隐居时,他就不无豪迈地宣告:"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这是那个时代多么高尚而伟大的品德,多么辉煌而壮丽的人生宣言啊!可以想见,李白的生正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这个人生宣言,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能自我标榜不群,其品格最高洁、心地最坦荡、情操·最圣傲的那种典型代表。一旦这个理想实现了,他们一定也会以李白之所言,不贪权贵,不恋财富,他们会在激流中选择最佳的时机和方式抽身勇退,犹如范蠡之泛舟五湖,犹如张良之退戏沧洲,然后亦隐身遁去。这就是李白的理想与信念,也是他人生的最终日标。
李白在安陆生活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他和许氏成婚。李白在《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述云:"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车移三霜焉。"此文,多数方家均系于开元十八年(730).上推三年,即开元十五年(727),从之。是年李白二十七岁,在安陆和许氏夫人成婚。有关李白的婚姻与家庭方面的情况,容笔者后述之。
二、李白在安陆的行止
李白于东涉溟海后,返樟抵扬卅。滞留扬卅l期间,李白卧病,乃结乡思,遂有《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卷十三)诗,诗中有云:"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知李白从会稽东游后来此。由"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句,知李白此时,琴无知音者,剑无用武处;由"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句,知李白思乡之情甚殷;故有"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的尾句,实际上李白是在"旅情结缉"中,想念他的恩师赵蕤。
诗中的淮南,即指淮海道,扬州即道治所在。故诗中之淮海,即指扬州,已由多数方家所认定,从之。有人认为淮南是指安陆,似泥。不复辨。李白在扬州也交了不少朋友,后来李白写《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的"维扬盂公",就是在扬州结识的。
李白于开元十四年(726)冬离扬卅l西北行,曾去汝海(汝州),中途或经随州曾上书李邕,又经襄阳初识盂浩然,盘桓了几个月,约在开元十五年(727)春到达安陆,居于寿山。
李白居寿山时,曾游览了当地的一些名胜。稍后,李白于开元十七年(729)在《上安州李长史书》(卷二十六)中,对李长史京之云:"敢以近所为《春游救苦寺》诗一首十韵,《石岩寺》诗一首八韵,《上杨都尉》诗一首三十韵,辞旨狂野,贵露下情。轻干视听,幸乞详览。"但以上三首佚诗,皆小见古今李白集中,已成千古憾事。--李白写诗时,一定会有手稿留存于诗囊,但在"中原自事,公避地八年"之际,李白之诗文十丧其九,想必这三首诗亦是在安史之乱中失落的。又,李长史京之人人,当时从骨子里大概也未把李白看在眼里。李白的上书并诗,看后也许就丢弃了。加之安史之乱,在逃难中这三首诗他当然不会留存。好在书信尚在,这大概是枕上授简时交给李阳冰了,才,得以传之后世。
李白住安陆,即以安陆为中心,多方以求地向外进行干谒。据方家研究,其干谒的足迹,北至雁门,南达湘沅,东至越剡,西达武功。干谒的目的是寻找出路,以自己的文才为资本,伺机咀求闻达,然后实现他辅佐天子的远大抱负,在抱负实现后,退隐江湖。范蠡--陶朱公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圭臬与楷模。
然而,现实生活和社会状况却远非如此简单,李白的干谒基本上到处碰壁,不得要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门路,滞留越久,其境越糟,故李白自言:"酒隐安陆,蹉跎十年。"这十年,李白交了不少同道朋友,可他的理想和抱负,却成了无法实现的泡影。在李白的文章里,《上安州李长史书》写得非常精彩,中间虽有郡督马公许为奇才(参见《上安州裴长史书》),叮是李长史大人并未被这位远从蜀地来的青年诗人所干动,所以李白也未在李长史那儿因详览其诗文得见用。按,郡督马公,名字小详。有人考为马正会。认为马正会于开元二十一年底开元二十三年初秋以为陇右节度使。此情不确。据清万斯同《唐镇十道节度使表》载知:开元十人年至二十一年, "鄯州都督充陇右节度使",即张守蛙继张志亮之后任职陇右。开元二十一年,张守跬改调幽州,而陇右节度使乃由贾思顺继任。贾思顺丁是年"人为领军将军卒"。而该年无继任者,明年(开元二十二年)陇右节度使为阴承本,阴任职直至开元二十四年。而开元二十五年为空缺(?),二十六年由李林甫遥领。后,据《唐会要》,陇右威戎军开元二十六年五月杜希望收吐蕃新城置军。叉据旧纪,三月癸未,鄯卅l都督杜希望拔新罗城。新吐蕃传,希望陇右节度留后。杜希望陇右节度使留后至开元二十七年。开元十八年、一十九年任陇右节度使为薷嘉运。但由《唐镇十道节度使表》载,开元二十八年节度使为萧炅自河西调任,杜希望调河西。二述有歧。但不管怎么说,陇右节度使除开元二十五年空缺(史无记载)外,其任上都无马正会其人。故马正会为安陆督公的经历尚待详考,由此亦很难确认李白居安陆初期时的郡督马公就是马正会。
在上李艮史书后,于次年(开元十八年,730)春初,李白又有《上安州裴长史书》(卷二十六)投刺。这位裴长史大人是从蜀地调任来的,大约在十年前,李白"隐于岷山之阳"时,他可能已听说过李白,而李白也听说过他。据书中云:
自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将恐投杼下客,震于严威,然自明无辜,何忧悔吝?孔子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过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实,罪当其身,则将浴兰沫芳,自屏於烹鲜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窜海.转死沟壑,岂能明目张胆,托书自陈耶?......
由李白致李长史书知,先是某口李白遇故人欢饮("饮以狂药"),而在李长史远来时,李白认错了人,疑是魏洽,"便欲趋就,临然举鞭,迟疑之间,未及回避",故得罪了李长史大人。大概在裴长史上任后,裴又在这个问题上做了文章,继续责难李白。或许是因李白爱酒乐饮,有时因饮酒过量而有些失态,此时若遇上像李长史和裴长史这样的官员,当然要受责备。反之,若要遇到像韩荆州那样的人物,李白称"酒以成礼,乃大悦",当然就不会受责了。由此书可知,自裴长史到安陆后,李白的处境便恶化了,围绕着李白,"谤言忽生,众口攒毁",然李白"白明无辜,何由悔吝"?故此,李白才向裴长史致书,以一雪心迹。围绕着忽牛的谤言,大概裴长史说了许多不利于李白的污词,不然该文结束时,李白绝不会对裴长史说:
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李白的这篇基本r是以"便当谈笑以明其心"的书信,其中也有造谒的成分.但绝无奴颜媚骨,只是被裴长史拒之于门外了。李白对此很是不满,当然要一雪心迹,辩自一番,何况李白自身的确是无辜的。
按,裴长史在蜀中时,已对李白有些知晓。李白此书系年为开元十八年(730),上溯十年,即为开元八年(720),彼时正是李白在岷山之阳读书时。据王琦《李白年谱》知,当时"李白年二十,性倜傥,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尝手刃数人"。裴长史在安陆诋毁李白:且"谤言忽生",其原因大概是裴抓住了李白曾"手刃数人"(?)的殴斗事实;或者,裴长史是以李白"尝为邑小吏"事,播布于安陆,在他的出身方面大作文章。谎言与谤言都止于智者,但安陆某些人偏信于裴长史,当然对李白极为不利。
李白在安州和许氏成婚后,曾于开元十五年(727),在桃花岩度过了一段舒心快乐的日子。据郭沫若先生《李白杜甫年表》知,李白之女平阳殆生于次年,即开元十六年(728)。该年,李白曾暂离家,南游江夏。彼时,李白有《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卷二卜)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卷十五)诗。蔡十为何许人,今已难考。据李白序文,知蔡"为一侯族之后,或本身即有爵位,但他"才高气远,有四方之志",也是一位"辞亲远游"者.故和李白一见而"冥心道存",且"穷朝晚以作宴","朗笑明月,时眠落花",大有相见恨晚之慨。这里引以争议的是序中的尾句:
......秋七月,结游镜湖,无愆我期,先子而往,敬慎好去,终当早来。无使耶川白云,不得复弄尔。乡中廖公及诸才子为诗略谢之。
对上述尾句的解释是,李白送走蔡十和送走盂浩然后,即又东行去会稽,并在那里逗留到七月,等待蔡十在镜湖处相会。至秋,李白又返回安陆。但笔者以为,李白送走蔡十和孟浩然后,并没有东行,而是南行去了洞庭,随后有移吴指南尸骨迁葬于鄂城之东事,故原计划好的"去会稽行",并未成行。从序尾的文句看,李白同蔡十相约的"秋七月,结游镜湖",距早春还有数月,仅是一种口头的结约。而李白虽说"先子而往",却不一定足"即刻而往"。所谓先子而往,大约早一两个月即可,却不一定非即刻而往不可。如李白欲即刻而往,完全可以与孟浩然结伴沿江东下。李白并没有选择同孟浩然一起结伴东游,想必还是由迁葬吴指南尸骨事而耽搁下来。其次,李白为何没有相约蔡十同去会稽呢?而是请他"敬慎好去,终当早来",其字间还吉有蔡十至云梦还家另有他事在内的含义,也很可能绊身不得出耳。李白写此诗时,地点在江夏;相送时,还有"乡中廖公及渚才子为诗",可见场面l分热闹。但此后,在李白的行止中,并不见有他去会稽和蔡十相会的诗文记述。而这一年,在李白的诗文系年中,也无东游镜湖的记载,故而推知,李白移葬吴指南尸骨,由于丐贷,即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李白在序文中所说的"秋七月,结游镜湖"的相约,没有付诸实施。李白东行末果,其原因或是拮据所致。
随后,李白在江夏遇见孟浩然,孟浩然是路过此地,故李白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卷十五)诗。此诗是享誉千古的七言绝句,在中国,这首诗差不多是妇孺皆知,其知名度甚高。诗云: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首诗,在传本中还有些异字(如"山"字,或为"空"字),
兹略去不论,此笔者所录是王琦本中的文字。
孟浩然是襄阳人,隐鹿门山,尝以诗自适。年四十,游京师,应进士不第。后与玄宗见,因"不才明主弃"句得罪皇上而放还南山。开元二十八年卒,年仅五十二岁。上推十二年,正足开元十五六年游京师,而李白送孟浩然事,足游京之次年的事,故系于开元十六年。
李白来江夏,又南到洞庭湖畔,将吴指南尸骨北移至鄂城之东重葬。当年,由于东游,"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李白经扬州、汝州(其间或亦经过襄阳)返身抵安陆时,手中钱财已所剩无多。加之他又在安陆定居、结婚,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至开元十六年(728),即结婚次年来江夏、洞庭,移葬朋友吴指南的尸骨,其财力不支,只好丐贷。由于移葬告贷,李白在江夏逗留时间不长,旋即返回安陆。大约在这一年的年底,李白女儿降生,取名平阳。再加上经济方面的原因,明年(开元十七年,729),李白陪许夫人和女儿,在安陆"酒隐"了一年。这一年,李白的远游活动暂告中断,他的干谒活动也仅限于安陆及就近一带进行。此年的主要诗作还有《安州应城玉女汤作》(卷二十二)等。此时,李白已有家室,其初为人夫及人父,心中不免苦乐兼有。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感与出人头地的闻达心,使他不禁惆帐满怀。故他经常同友人一起饮酒,所谓"酒隐安陆",大致即由此而来。
李白在一年(开元十六年,728)所作之诗如《古风》其二十六、二十七和五十二等首,其基本主题是叹青春之易逝,惧功业之难成,此止是他婚后所肩负的责任感所激发的。次年,李白的诗作,除上面提到的几首以外.还有《感兴》(卷二十四)其八("嘉谷隐丰草")、《折荷有赠》(卷二十五)和《拟古十二首》其十一("涉江弄秋水"),这三首诗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而嘉谷中的丰草,也"乌得荐宗庙,为君生光辉"。总之,有"尚无出头之日"之慨。后两首诗当为一诗二稿。若楚辞之以佳人喻尊君,相思者,思君也,连《安州应城玉女汤作》一起,这几首诗的旨意均略似,故笔者意之,此年李白届安陆未能远行,但已萌有去长安意。这和李白次年《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言之"西人秦海,一观国风"之意,足一脉相承的。事实上,由于生活的负荷(娶妻生女),李白在欣喜之余,日益感受到肩上的压力,故才有"嘉谷隐丰草"之喟;囚出头之难,才有"革深苗且稀"之叹。读此诗,我们似已感受到李白内心深处的一抹挥之不去的阴影,其诗中的'种隐蔽的压抑感,已有震撼人一t5的力量析出。
开元十八年(730),李白到了而立之年。在受到裴长史的坚拒后,李白于盛怒之下,不得不发出另寻出路的呼喊。三十岁的李白,其人生的磨难仍然不多,故他恣睢地放言,"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此时他决定去京都长安,看来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然而,到长安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
三、李白第一次到长安
开元十八年(730)春末,李白在安陆受到裴长史等人的诋'毁后."云山之间,造谒无路",乃告别妻女,离家北上,取道南圳."四人秦海.一观国风",主要目的当然是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李白作《上安州裴长史书》的时问为早春,而李白离开安陆的时间,最迟应在季春之时,并于初夏或稍后到长安。李白有《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卷七)诗,其诗开头有云:"豳谷稍稍振庭柯,泾水浩浩扬湍波。哀鸿酸嘶暮声急,愁云苍惨寒气多。忆昨去家此为客,荷花初红柳条碧。"由"荷花初红柳条碧"句,知此诗中的所谓"忆昨",足指李白曾于春末夏初时来过豳而由"寒气多"等句,知李白写此诗时,乃为是年冬季。豳,古国名。上古时,后稷之后数传有公刘,曾复修和振兴后稷之业,立国为豳,亦称郇。后汉于此地置新平郡,西魏置豳州。唐武德元年复置。开元十三年(725),以豳与幽相似易混.乃改为郇州,天宝元年复为新平郡。邻州,即今陕西省彬县、旬邑县一带,处泾河中游,距西安约三百余里。可以肯定地说,李白从安陆经南阳入长安,到长安后不久,去过豳卅。从安陆到长安再到豳州,连路途及滞留时间一起,至少应有月余。既然豳州那里的"荷花初红柳条碧",当是夏景,此亦与李白季春离家北上之时序相合。李白到长安后不久去豳州,乃为拜访新平长史兄李粲。从另一个方而也说明了,李粲和李白一家的确存有某种血缘或宗族关系。凼为李白是第一次去长安,刚去时间不长即去豳州访粲,由此亦可推知,新平长史李粲和李白(或李白一家)大概早就有过联系。李白为李十二,李粲比李白年长,年龄排行虽不可考,但既然李白称兄,年龄肯定比李白年龄大,因而应是李白的兄长。
李白从安陆经南阳来京(长安),可由李白之《酬坊州土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卷十九)诗可证。诗中有云:"游子东南来,自宛适京国。"由此可知,李白来长安是途经南阳的。南阳,战国时为韩之宛邑,秦时为宛县。故所谓"白宛适经国"句,知李白自南阳来长安。又由诗题中的"对雪见赠"字,知此涛写于该年冬天。
李白第次来长安前,似未精心地做好准备。由上裴长史书中的末尾句,知李自来长安多少亦有些义气用事的成分在内,故来京显得行色匆匆。他到长安蹦后,进行了.系列的干谒活动,但事实上都没有什么结果,故令他大失所望。
到长安后,李白曾先去干谒张说。张说是唐代著名文士,时为左丞相,且"喜推藉后进,与君臣朋友大义甚笃。(中略)多引天下名士,以佐佑王化"。张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名声都十分显赫,李白慕名而往。根据郁贤皓先生的《李白与张垴交游新证》一文,知李白对张说及张说次子张珀曾进行了拜谒。但这种拜谒并无结果。张珀承父荫庇,时为新贵,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为卫尉卿。张说长子名均,"均、珀俱能文,说在巾书,兄弟已掌纶翰之任"。李白知其分量,故而谒之。之后,李白又去干谒玉真公主,但也受挫未成。时李白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有诗《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卷九),诗是写给张珀的(玉真公主为唐玄宗之妹,张珀为玉真公主之侄女婿),内中倾诉的却是弹剑客"食无鱼,出无车"的凄苦。玉真公主别馆,似已年久失修,平时大概很少有人居住。李白诗中云:"园家逢秋蔬,藜藿不满眼":而馆内则"厨灶无青娴,刀机生绿鲜";李白甚至想"投箸解鹣鹣,换酒醉北堂",可他"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由诗知,李白居乇真公主别馆,似为张珀所荐.但此别馆却为空舍。按,玉真公主也称玉真仙人,早年人道。李白干谒之时,玉真仙人早已他往,故李白并未见其面。李白的干谒未果,又人颓园,心情凄然极了。李白虽写诗赠张珀,其实却是在诉心中的悲苦。由此,可以想见张珀读到这两首诗后.定会大发雷霆。"开元十七年(729),(张说)复拜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寻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中略)十八年(730),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十A薨,时年六十四"。李白干谒之时,恰遇张珀之父张说遇疾,乃至病死。其时,张珀为父病所困,大概已顾不上照顾李白,故而有此"怠慢",使李白不得其门。反过来说,张珀读此二诗时,很可能感到李白牢骚太盛,故心中对李白已存有芥蒂。天宝初,李白待诏翰林,后曾遭到张珀的谗毁.恐是由这两首诗种下积怨的种子,也未可知。此是后话。
玉真公主别馆处终南山中,当在陕西周至县楼观山。周至县至长安百里,楼观山在周至县东三十七里,故知别馆距长安约百里,为骑马一日程。其时李白又无他处可栖身,同时又值秋中苦雨,如同幽禁,其凄凉悲苦之感,挥之不去,故只好以诗宣泄之。由诗中知,李白是一个易于感情冲动的人,当时李白的遭遇,也绝非一般的沮丧心情可比。
又,有人认为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诗,非作于本年,并由"苦雨"推之,系此诗为开元二十一年,且以孟浩然《秦中苦雨思归赠袁丞贺侍郎》诗作辅证,断言李白届时曾和盂浩然在长安相见,误。窃以为孟浩然"秦中苦雨"诗非作于开元二十一年,而作于开元六年或开元十一一年。按,据唐宜城王十源《孟浩然集序》,孟浩然于开元二十八年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二岁。盂浩然"秦中苦雨"诗中有浩然自云"为学三十载,闭门江议阴"句,若以盖浩然三十载即三十岁计,则应为开元六年,或以盂浩然自五六岁受启蒙教育"为学"算起,则应为开元十一二年。此与李白开元十八年人长安,十九年离开长安时序不合,故知引盂浩然"秦中苦雨"诗不确。那么,开元十八年秋,玉真公主别馆所居之周至县终南山中是否有"苦雨"呢?查两唐书,此年并无相类于开元二十一年有"是岁,关中久雨害稼"的记载。该年记载见于《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而《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是年,也无"久雨"之记载。"但是,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三《唐纪》二九,却云,"关中久雨谷贵。"由此知是年"苦雨"为确。但亦知,未记"苦雨"者,并非无"苦雨"。开元十八年,据《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知是年夏,"乙亥,德水溢;壬午,洛水溢"。湟水源于盂津,南流至洛阳入洛水。而洛水是一条单一的河流,几无支流,它源于陕西洛南县西北,亦为秦地。故水溢,当为上游苦雨所致。由此亦可推知,是年秋居于终南山(秦岭)玉真公主别馆的李白,。遇到了连绵苦雨,当是可能的。史书上没有记载般的苦雨,而只记造成重大灾害的雨情,亦为情理中事。窃以为,由上所述,李白之《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秋,可信。
李白在长安的几次干谒均遭碰壁后,正应了他对裴长史书中的那句赌气的话:"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7"弹长剑倒是可以弹长剑,然弹而后不果,则令李白大为沮丧。唐代同战国情况大不相同,靠弹长剑而求闻达,殊非不易。于是,李白辞别了乇真公主别馆,后又与张蝈之弟张五酣别高堂。按,张五即张说第血子张墩。杜甫有《赠翰林张四学士珀》诗,±投为张珀弟;岑仲勉先生有《唐人行第录》,疑此张五即张椒,从之。"而李白与张五相别时,另有诗《夜别张五》(卷五)赠之。诗中有"横笛弄秋月,琵琶弹陌桑"句,知此时已为秋季。李白男有《拟古》其二("高楼入青天")诗,其诗中的"原逢同心者,飞作紫鸳鸯"句,正喻贤者求同心同德者如求偶之苦,其中亦有《陌上桑》曲,故知此诗和《夜别张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又一有互补之意也。其时李白出长安,沿泾水溯流而上,再次出游豳州(邻州)。如上所述,李白是第二次到这里,《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殆写于是时。写于同一旅次的,还有《赠新平少年》(卷九)等诗作,诗中有"长风人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柏恤,新交宁见矜"句,知此时天已渐寒。李白初夏时曾来此,蹉跎半年,凼寒衣未著,故而风吹身冷。加之,李白多次于谒未果.内心纷扰,由世态之炎凉而致于心冷。虽然如此,李白于失意之时,仍盼有朝一日,能搏击飞腾。该诗末的"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句,正是他在绝望中,发自心底的一次呐喊。
李白还和友人登新平楼远眺望秋,其绪万千,伤怀不已,故有《登新平楼》(卷二卜一)诗一篇,其诗云:
去国登兹楼,怀归伤暮秋。天长落日远,水净寒波流。秦云起岭树,胡雁飞沙州。苍苍几万里,目极令人愁。
因及伤秋,故李白写景也尽纳凉意入诗。故有我之境,其境尽著我之色彩,读之令人心寒。目极远去,越望越惆怅满怀,越望越不知何时有出头之日。因此,目极之处,只得到令人伤怀心忧的一个"愁"字。
暮秋游豳州,至冬乃游坊卅坊在长安北,同豳地互为犄角。它坐落在洛河支流柑河入洛河口之东,其州治中部县,即今陕西黄陵县。既为黄帝陵,李白何能不到此一游?李白的《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诗(卷十九),即大概作于开元_卜八年末或开元十九年仞,有"雪"字为证。安旗先生《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系此诗于开元十九年(731)早春,姑从之。詹镁先生《李白诗文系年》系此诗为天宝四载(745),白四十五岁,时作。又引王琦注云:"按《宝刻丛编》,天宝中太子正字阎宽撰'襄阳令卢馔德政碑',未知即此阎正字否。"如阎宽即此与李白对雪者,而其间相距十五年,那么这首诗的系年就得重新考虑。姑存疑,待考。又,由诗中"积雪明远峰,寒城锁春色",知此时已春意萌动矣。
"对雪见赠"这首诗,似乎是李白第一次来长安近一年来干谒未果之小结。诗首二句"游子东南来,自宛适京国",说明了首次来京的方向和路线,此前已述及。诗中的次一句,"飘然无心五,倏忽复西北",说明李白第一次来长安,果然没有充分的准备,其干谒活动随意性太强,其间义无有力者为之引荐,故许多于谒活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充其量不过交了一些朋友,对李白的闻达作用并不明显。由于多次干谒不成,李白心中也十分惘然。在坊,ki幅自识了王司马和阎正字二位官员,谈起许多朋友,相契甚欢。此二人似乎还给李白指引了迷津,提出了什么建议,使李白于苦闷中义现新颜,故李白在诗的尾句中称"主人苍生望,假我青5翼。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也就是说,李白在王司马和阎公那里,又获得了一些希望。他们给了他"青云翼".李白的下一步行动,就要寄期望于坊卅l斯地斯人了。此处的"风水"二字,应当做"运气"解。如果风水可以资助他,那么李白也许能够幸运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李白另有《留别王司马嵩》(卷十五)诗,与上诗可以相互参照,也可互补互释。诗云:
耆连卖谈笑,岂是顾千金。陶朱虽相越,本有五湖心。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苍山容偃蹇,白日惜颓侵。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西来何所为?孤剑托知音。鸟爱碧山远,鱼游苍海深。呼鹰过上蔡,卖畚向嵩岑。他日闲相访,丘中有素琴。
李白的时运未至,才华不为人所赏识,故李白把自己的命运和鲁连、陶朱公、诸葛亮等人联系起来,相比拟寄托,从而倾诉出自己"愿一佐明主,功成返旧林"的夙志。其实,李白第一次来长安干谒未被任用,用胥树人先生的话来说,是"他没有后台"。若以李白的同时代人盂浩然自己的经验来说是:"乡风无知己,朝端乏亲故。准能为扬雄,一荐《苦泉赋》?"(孟浩然《田园作》)我看,李白的情况和孟浩然是相似的。电就是说,没有有力的人为之举荐,是干谒未果的根本原因。李白把坊州司马王嵩当成了知己朋友,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他的身上,因而有"孤剑托知音"之慨。看来,李白"西来"竟无所作为,在失望之际,忽遇坊州友人,一诉心曲,也只略有慰藉。
开元十九年(731)春,李白写完赠给王嵩的诗后,按照我们今天可以追索的诗人的足迹,知他返身去终南山寓居,其时有《春归终南山松龙归隐》(卷二十三)诗可证。诗中,李白只好借酒浇愁:"且复命酒樽,独酌陶永夕。"一终南山本不可久居,李白复返长安。此时他竟然难以自持起来并交了许多阔少,其间也不乏许多"高干子弟"中的纨祷者,混迹于市,过着浪游与酒侠相兼的生活。此时,李白的诗作中有《相逢行》《白鼻骗》《结袜子》等多首。李白的《少年行二首》(卷六)其二诗云:
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首诗描绘了长安少年追求享乐的快活而无忧冗为的生活,李白置身其间,或也可暂时将名利抛之脑后,小获一些市俗的快慰,但过后涌来的将是更大的悲哀。
诗中的五陵少年,当是指艮安的贵胄子弟。李白干谒各官府邸不果.大概结识了他们中的某些人物,因而混迹其问。事实上,李白外出时,总是佩剑而往,诗剑相随。李白于竭之时,主要用诗文自适,诗文不济,故改而用剑。用剑,也就是学游侠。而学游侠,骑高马,驰骋于市,正足某些贵族子弟所钟情的。所以李白也不能免俗而抚剑浮浪于斯了。
这里稍带说一下诗中的"金市"。关于金市,王琦注引欧阳询《艺文类聚·西征记》述为洛阳金市,不确。安旗先生《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引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云:"关于金市之解释,余亦同意于石田斡之助氏之说,以为系指长安之西市而言。"又,瞿蜕园与朱金城两先生亦引薛用弱《集异记》王四郎条注称:"此亦长安有金市之证。"其实,长安的金市不在西市,而在西市之东的延寿坊,与西市有永安渠一水相隔。"唐代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分设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各占两'坊'之地,平面近正方形,......面积约一平方公里。......西市东面的延寿坊,在皇城的西南角,有'鬻金银珠玉者'被'推为繁华之最"'。由杨宽先生所附之唐代"长安城郭布局结构图"知,延寿坊东之大街,是很宽敞的,南为安化门,北为芳林门.而清明渠自安乐坊进入坊中,不在街中流过,故而路宽,骑马者当然可以在此招摇过市了,参见图51。
李白另有《白鼻骗》(卷六)诗,诗中有句云:"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此与"笑人胡姬酒肆中"句相映照。一方面说明这两首诗当作于酣饮时;另一方面电说明李白最喜欢到"胡姬酒肆中"去饮酒。为什么呢?因为胡姬酒肆卖的蒲萄酒,色香味美而又醇,故颇得李白等人的喜欢。而李白又懂胡语,(文),故可交流。有唐以来,大约白唐太宗时始,就"收马乳蒲萄种于苑,井得酒法,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芳味也"。[22]由此可推知,李白入胡姬酒肆,是为了能饮上蒲萄美酒,此酒或绿色,或琥珀色。李白此时所写的《少年行》和《自马篇》,以及其他一些诗,均可窥见到李白和长安一些阔少们放荡不羁的某些生活场景。即使像《侠客行》(卷三)那样扬眉吐气的诗,也不例外。诗石:
赵客缦胡缨,吴钩双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圈5-1唐代京都长安城图
(据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70页图,并参考晏振东等《巍巍长安》第l79页圈复制。坊内.东西市街均已简化)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炬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自首太玄经?这是一篇游侠者自吟的咏叹调和宣言。诗中表现出的情绪和所追求的生活方式,都是游侠者们所津津乐遭的。它是一篇笑傲江湖、视生命如革芥者的豪言快语。--但我以为,从另一方面说,此诗是李白=杯酒下肚后眼花耳热之时的醉后狂言,从理念上说,不足为训。按唐时之法律,杀人要抵命,官府自不会放过。李白"持觞劝侯赢",非为别的,主要是为了要喝它个痛快淋漓,什么生与死,身与名,一切都可以置之度外,纵然真的死了,只要侠骨留香就可足矣,还要其他做甚?
这些浅近的快意,也包括酒后的狂言,事实上,一旦酒醒就会消失殆尽,接下来的不仅仍是无边的忧愁,而且还有浪迹的悔恨。该年,李白有《行路难三首》(卷三)其二,其诗正是这种情绪的写照。诗云: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迷长安社中儿,赤鸡自狗赌梨粟。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簪折节无嫌猜。
剧手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自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人生艰难,世事难谙,李白在悲愤中,既发出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浩叹,同时又告诫自己,"行路难,归去来"。由 "羞逐"句,已知李白对浪迹和倡导游侠的某种自醒与悖反;而由"归去来"句可知,至此李白心中已有别长安回家之意了。旧论此诗为天宝初人长安时作,误。安旗等先生认为,同纨榜少年混迹应为李白年轻时的事。李白二进长安时,已四十多岁,焉能与长安市井少年浪游乎?[23]所论极是,从之。
李白在长安时,由于一度和市井少年混迹,乃与某伙恶少发生冲突,陷入北门之厄。彼时,李白寡不敌众,后由陆调"告急清宪台",才被救出。事见李白《叙旧游赠江阳宰陆调》(卷十)诗,内中有诗句云:"......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邀。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啭来煎熬。君开万丛人,鞍马皆辟易。告急清宪台,脱余北门厄。"此诗中旬与李白开元十九年("731)诗作《白马篇》(卷五)遥相呼应,诗云: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目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邀。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归来使酒气,末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此诗亦为酒后狂言,自陈自身豪勇无比,甚至还想"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但根据现有的材料,李白的这些突发奇想,并未认真加以实施。而斗鸡走马,屡见于白诗中,故可知是寻常事。"杀人如剪草"句,也属酒后狂语阙词,不足信。李白的武艺如剑术可能并不太高明(也可能学自老父李客。李客曾届西域,不尚武大概亦无法生存),故以后李白诗中有"学剑来山东"句。此处的北门厄,正说明了李白寡不敌众的窘态,彼时心雄万夫的豪言已不复见。诗中的五陵,指汉时的五座帝陵,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与平陵旧时,帝陵成,乃迁豪贵居其附近,以卫护之,故后也以五陵喻豪贵。
前诗中陷李白于困境的北门厄,其发生地当在长安北门。旧论,皆以北门即玄武门误。唐代长安宫城北门有三座,"玄武,兴安二门是太极宫的北门,至德门是东宫的北门。玄武门驻屯皇帝的禁卫军。唐代通例,在宫城的北门驻禁军。宫城后面还有西内苑"。0"从长安城郭图(图5-1)知,玄武门与外界有西苑围墙所拦。一般半民也包括富豪子弟,是小能人内的。故李白的困厄之地很可能发生在芳林门。芳林门与西苑玄武门邻近,仅一墙之隔,而且芳林门的城道亦宽,金市东之路正是向北通往芳林门的路,故李白的北门厄,应为芳林门。又,除上述玄武门外,长安城东北力向上还有大明宫。大明宫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原称永安宫,次年易名为人明宫,其规模比太极宫大,也更壮观,"为元正、冬至于此听朝"的场所,"这就是'外朝'的所在"。其大明宫的北门也称玄武门,但玄武门北还有一重玄门。此玄武门东为银汉门,西为宝霄门,电有围墙相隔,不通禁外,而出了重霄门才为禁外。故可知玄武门并非李白之受困地。李白当时以·游客的身分,操稍带点湖北调的川北口音,何能闯入二禁中?故此可知,李白所谓的北门厄,应为芳林门。芳林门之西,还有景耀门,中有永安渠相隔,渠在门东侧出城,再西就是光化门了。除芳林门外,此二门也可称之为北门,但不是宫城北门,而是长安城之北门,其间以芳林门为最大。不过,除上述各门之外,重玄门也能称为北门。所以,李白的厄困之地,应为芳林门抑或重玄门。[27]
总之,李白的这次北门厄,是他终生难忘的一次险遇。事情发生在李白三十一岁时,直到天宝七载,李白四十八岁时遇到陆调,还写诗回忆此事,可见其印象之深。《叙旧游赠江阳宰陆调》诗,安旗先生系于天宝七载,[281信是,从之。
四、"不如早还家"
李白于开元十八年(730)春末夏初时第一次来长安,经过一年的努力,在干谒方面最后却以无为而告终。虽然如此,李白的诗文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李白的一生中,随着他"三十而立",他的诗歌创作也显得更加成熟。他的诗名已经确立,故此之后才有他和杜甫、高适的诗酒漫游。
开元十九年(731),李白作《行路难三首》其二(卷三)诗.已萌有归意。这年春天,李白还作有《送友人人蜀》(卷十八)诗,其诗云: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由诗中"春流绕蜀城"句,知此诗当作于是年春天。这位朋友是谁?我以为是一位未录名姓的李白友人,此人大概是李白在长安认识的人蜀者,有垮树笼秦栈"可证。而且,李白初始可能同此人并不熟识,只是听到"见说蚕丛路"了,才可能"移樽就教"和他攀谈并熟识起来。那位欲人蜀的朋友和李白相谈,知李白从小在蜀地长大,一定问了不少蜀地的事,当然也会包括风俗和掌故.而且对方也会询问"李白来京干什么",李白自然会以实相告,"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但李白又弹剑未果,故对方也许会提到严君平其人其。于是,李白赠诗给对方,既言蜀道之艰难,亦回答了对方的关心和疑问,并告诉对方功名不可以强求:"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笔者以为,这就是此诗的木末。乐交好客如李白者,交友赠诗本为寻常事,所以会有如上之举。那么,这位友人是不是后来李白以《剑阁劫(卷一)相赠的王炎呢?多数方家均认为此中的"友人"是同一个人,即王炎。但我以为,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应认真加以检核。
为研究方便起见,我们先将《剑阁赋》引之如下。赋云:
成阳之南,直望五干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上则松风萧飒瑟飕,有巴猿兮相哀。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视沧波之东注,悲白日之西匿,鸿别燕兮秋声,云愁秦而瞑色。若明月出于剑阁兮,与君两乡对酒而相忆。
王琦本此赋题下有注云:"原注:'送友人王炎入蜀。"'但在目今最早的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木)中,该赋题注下的"人"字实为一"又"字,即李白原注文为"送友人王炎又蜀"。按,一般"又"字错版刻成"人"字的可能性存在;反之,"人"字错版刻成"叉"字的可能性极小;其道理很简单,因又字比入字难刻一些,刻版者不会舍简就繁,增加无谓的劳动;其次,如果真刻错,"又"字改成"人"字似为容易,反之则在木版上几无可能,只能重刻。综上所述,李白原注中的"又"字,并非是讹字,当是不同版本之异文。由于此刻本为目今最早的版本之,其参考意义不言而喻。联系到赋中之文,"鸿别燕兮秋声",知此赋当作于秋天。这和"春流绕蜀城"句之《送友人人蜀》诗,作于春天者,绝非同时所作。两诗所写之季节,时间相差数月,故可知《送友人人蜀》诗中之"友人",绝非《剑阁赋》题注中"送友人又蜀"之"友人"。也就是说,《剑阁赋》足送友人王炎的馈赠之作,而"春流绕蜀城"诗,并不是赠给王炎的,乃是赠给一位未留下姓名的在长安相识的新朋友。我这样说,绝非无端的猜测。李白赠给友人的诗很多,在诗题上未注名姓的诗,除这首"人蜀"诗外,还有《雪谗诗赠友人》《陈情赠友人》《赠友人三首》《寄淮南友人》《送友人寻越中山水》《送友人游梅湖》《送友人》《江复送友人》《江西送友人之罗敷》《同友人舟行》等多首.在李白的这些赠诗中,其友人的名姓都没有留下来,可诗却流传下来了。李白的《送友人人蜀》诗,也没有留下友人的名姓,同上面的诗作情形相同,并没有什么区别。人们的混淆,源起于《剑南赋》的题注,尤其王琦作注引原注时,误将"又"字引作了"入"字。(或本为两种版本?),方有此二诗为赠一人之说。
或问,既如此,《剑阁赋》写于何时何地呢?笔者在前文已经述及,《剑阁赋》乃写于开冗十九年秋季。届时,李白已于仲夏(五月)离长安东行,经洛至粱宋。那么,此诗莫非是李白作于梁宋或更远之地吗?答曰:正是。笔者以为,析辨李白涛作时间与地点背景的最好材料是李白原来的诗文。故现在我们仍从李白原来的诗文人手,以揭示该赋的写作时间与地点。如前所述,李白于开元十九年夏离长安东行,走的是沿黄河顺流而下之路。
至梁宋时,李白曾作《粱园吟》,其诗首句即为"我浮黄河去京阙".知李白是乘船顺黄河而下。按,"浮黄河"即"浮舟黄河"之意。昔王粲随魏文帝南征,魏文帝和王粲均作有《浮淮赋》,王粲《浮淮赋》序云:"建安十四年(209),工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浮舟万艘,余从行......"由此可知李白此诗句之用典。不过电有人将"去京"理解为"入京",误。詹镆先生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论述析之,"信是,从之。
《梁园吟》中有"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句,知此诗作于是年五月,故可证李白开元十九年五月,已离京东行至粱宋地。由诗中"黄金买醉未能归"句,知李白大约在汴州、宋州,甚至兖州一带盘桓了许多时日(可能就在他第一次出长安,并离长安东行时,首次去过兖州),于秋天乃折到嵩山,憩故交元丹丘之颍阳山居。笔者认为,《剑阁赋》大概作于人嵩山之前,或作于由兖州与粱宋溯黄河而上的水路上。现析述如次。首先,由赋文始旬"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知,蜀地在咸阳之南,其实是正西南,非正南,但以南呼之并不算错。"咸阳"二字即指唐都"长安",《旧唐书》卷三十八《地殚一》云:"京师,秦之成阳,汉之长安也。隋开皇二年,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诸方家以此处的"咸阳"二字而推测此诗写于长安,乃大误。原因是道里数不合。因长安一咸阳至剑阁、成都,无论是直望,还是以曲路相计,都远远少于五千里。《旧唐书》卷四十一《地里四》云:"成都府......在京师西南二三百七十九里,至东都(洛阳)三千二百一十六里。"既然安至成都还不及三千里,如此诗写于长安.为凑整数计,李白可以用"三千里",为何舍之不用,反而用相距太远的道里数"五千里"呢?原因很简单,此诗殆不写于长安,而足写于比长安距成都之里数更远的地方。故笔者推测,此诗当作丁兖州或比兖州更远的地方。"充州上都督府,在京师东一千八百四十三里,去东都(洛阳)一千七里。"由此推知,兖州距成都,由京师道里数相加得四丁二百二二里;而由东都(洛阳)相加为四千二百二十九里,略有误差。但总的来说,由充州至成都约四千二百余里以上,而纳之人赋文中,就可以夸大些.取"五千里"这个整数了。用"五千里",既豁亮,又不至于同吏际相差过远。若此诗作于长安,将二千三百多里称为"五千里",岂不相差太悬殊?故,笔者以里程推之,李白的这篇《剑阁赋》,当阱作于初至兖州为是。李白第一次出长安东行时,很可能去过东鲁,不然他怎么后来突然移居到那里去呢?尽管笔者此时尚不能找到足够的证据,但作为一种假说,在此留存待考可也。
此赋既作于兖州,为何首句要以成阳起呢?其实,此赋的首句,在"咸阳之南"四字后,应断一逗点,即"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也就是说,"成阳之南"四个字,实指的是成都的方位,而非里数之起点。加一逗点后,其方位意史显。谈出方位后,再具体地指出,由究州到成都的里程,看来更合乎言谈的逻辑性。从长安去蜀,其出发地当在成阳之秦栈,而若从兖州去蜀,西行必路经咸阳一长安。恰好此时,李白又从长安来到东鲁,而李白的故乡又在蜀中,因而他指方向给友人王炎时,就选定了以咸阳指方向的方法,道出全程的里程数。所以,若将"成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这句话泽成白话文,它的台意应该是:(你要去蜀国吗?蜀国远着哪!蜀国)在咸阳之南,若一直走去的话,距此(充州)有五千里呢!--若依此释文,那么此赋写作之地点、时间,以及里数,均可迎刃而解。
又,王炎为江东人,李白晚年有《白溧水道哭王炎三首》(卷二十五)诗。王炎早逝,李白诗中有"逸气竞莫展,英图俄天伤"句,可证之。王炎故里在江东溧水,入蜀不走长江,却北七走陆路长安,则一般似应走运河水路,至兖州任城,并在那里和第一次去充州的李白相见相识,从而有了此诗。
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载:"隋鲁郡。武德五年,平徐圆朗,置充州,领任城、瑕丘......旧领县八,天宝领县十一,户八万八九百八十七,口五十八万六百八。"兖州人口如此密集,所以才能有天南海北游客来归。
综上所述,李白的《剑阁赋》,乃写于开元十九年(731)秋天,地点应在充州一带。而在此前,于是年春天,李白曾作《送友人人蜀》诗,该诗作于长安,友人没有留下姓名。因前时已有送友人人蜀诗,故五六个月之后在送另一位友人王炎入蜀时,李白就没有写诗赠他,而是赠了一篇赋。因二友人人蜀时间相距不到半年,所以李白在《剑阁赋》的题下,自注称"送友人王炎叉蜀",亦即书赠叉一位人蜀者。前友(已佚名)赠诗,后友(王炎)赠赋,一诗一赋,虽然有别,冈间隔时间不长,故而称之为"又"。在李白诗的传抄过程中,将"叉"字讹成"人"字是十分容易的,抑或是m于不同的版本,后来此赋的题下才出现了"八蜀7'的字样。宋蜀刻本《李太自文集》是目今保存得最早最好的李白作品集,故笔者以为《剑阁赋》之李白题下的原注:"送友人王炎又蜀。"当是可信的,并非讹字。根据以上诸点,我们可以确定此赋非长安所作。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蜀道难》诗。此诗既同开冗十九年(731)春天李白所作的《送友人人蜀》涛有内在联系,同时亦和是年秋天李白所作之《剑阁赋》有内在联系。笔者认为,《蜀道难》当作于上述两涛赋之间,亦即开元十九年(731)初夏,李白离长安东去之前。李白在《送友人人蜀》诗中,末二句所强调的是,功名富贵不可强求,升沉已成定数,并以此来告诫进川求取功名的友人,同时也告诫自己,并使自己多年十谒未果的挫折经验,多少得到些平复和一点自我安慰。在《剑阁赋》中,李白于赋文末二句所陈述的,主要是文人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可以跨越时空,当明月出于剑阁时,他们可以在相距遥远(五千里)的两地,"对酒而相忆",可见李白同王炎之问的友谊是相当真挚的。由《送友人人蜀》诗,知李白的这位未录姓名的朋友,去蜀足为了自身的功名;而王炎入蜀,主要是游蜀,故此李白在赋文中所显露的心绪,则是惜别的烦忧和思念的乡愁,盼望的是"夫何时兮归来"?而在入蜀诗中,李白所强调的是"崎岖不易行",因为李白本身在求取功名的干谒中,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所以才有如是说,这是他的亲身感受,因此就更为真实而强烈。
正因为李白感到仕途功名之路其艰险难行,有如蜀道。再加自古以来就有蜀道难之说,乐府辞中也有《古蜀道难》曲,以及李白友人入蜀求取功名的联想,纠合在一起,使李白产生了创作《蜀道难》的冲动,十是《蜀道难》诗才得以诞生。
李白的同时代人殷瑶,在他所编纂的唐诗选集《河岳英灵集》中,曾评述云:"至如《蜀道难》等篇,可渭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评价当然很高,但对该诗作于何时何地,却一点没有透露。为研究方便起见,现将《蜀道难》(卷三)全诗引录如下。诗云:
噫吁曦,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丹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渡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祺岩不可攀。但见悲乌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闯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割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悠。石玳崖转币万壑雷。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素.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此诗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电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之一。对这首涛,历代评家均给予高度评价。
全诗从蜀国的太古写起,过去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蚕丛和鱼凫不过是蜀国太古时传说中的帝王,不足为凭但近年来从四川三星堆的考古文物资料发现的年代上限来看,蚕丛和鱼凫完全有可能实有其人,只不过在万千年的传说中,将他们神化和传奇化了。李白诗里的"尔来NTYA千岁",当然只是一个强调的,玄数,是不具统计学意义的,从这一点上说,它和《剑阁赋》巾的五千里,自然有所不同。
关于这首诗的背景,詹镁先生曾引以大量的论据和材料,最后总结出四种说法:
一是罪严武说;二是讽章仇兼琼;三是讽玄宗幸蜀;四是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说。
"其间二四两说与《本事诗》所载不相冲突,而一三两说则否"。㈣l事实上,此诗已见于《河岳英灵集》。而《河岳英灵集》的编次时间,由殷瑶的集序知,"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癸巳"。今本李珍华、傅璇琮先生所撰之《河岳英灵集研究》注称:"癸已,各本及《文镜秘府》均同,《义苑英华》作乙酉。"笔者按,甲寅年为开元二年(714),癸巳年为天宝十二载(753)。"《文苑英华》作乙酉年",乙酉年为天宝四载(745)。故一般认为李白的《蜀道难》,既已收入《河岳英灵集》中,那必然写于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载之间,或甚至它的写作年代之下限,依《文苑英华》,应止于天宝四载。由此知,詹镆先生之"一三两说则否"的论断信是。
又,据詹镁先生推断:"讽章仇兼琼之说,疑自《云溪友议》误传。......曾国藩以'讽章仇兼琼也'为太白自注。按《河岳英灵集》,敦煌残卷《唐诗选》《文苑英华》及《唐文粹》录此诗.均无此六字。倘是太白自注,诸书断不致均略去,则其出于后人所加明矣。"由此而知,"二四两说"中的"二说"也不成立,故李白《蜀道难》诗,应为"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詹镁先生又说,"按太白《剑阁赋》注云:"送友人人蜀",赋中写剑阁之险与此篇颇多相似处。(中略)意者《剑阁赋》《送友人人蜀》诗及此诗三者俱是先后之作。"
诚如前文所言,笔者将詹镇先生所言的"俱是先后之作",兹诠补如后。意者李白《送友人人蜀》诗作于先,即开元十九年春,写于长安;是年夏,李白又作《蜀道难》诗;后东行军宋州和兖州,住该地,遇见了溧水友人王炎。土炎要西去长安。并由那里入蜀,故李白有《剑阁赋》,对人蜀之友人又题赠。如是,三篇和蜀道有关的诗与赋之关系,已全然明晾。詹锁先生断《蜀道难》为"即事成篇别无寓意"之作,良是。
不过,窃以为此篇是李白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和人蜀朋友的命运,以蜀道难喻丁谒人仕难之作。或换句活说,《蜀道难》和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悲号之音是完全一致的。为了将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不妨将《蜀道难》诗中的某些记述,换成李白心中因于谒不果而形成的"块垒",两者做一下对比,以看出其中的相似性。现试举几例如下:
诗云:噫吁曦,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块垒:噫吁嗽,艰乎困哉!入仕之难,难于上青天!诗云: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镇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本......愁空山。
块垒:此游长安何时还?权贵豪门不可攀。但见吾辈干谒苦......攥空拳。
诗云:蜀道乏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块垒:入仕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念此心胆寒。诗云:一夫当关,万夫奠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块垒:诸吏当关,屡谒不开。所守或匪人,竟如狼与豺。以上对比,或许不类。然意者自审,此对比亦不为无端之由。李白来京都一年有余,经过多次的努力进取,干谒均以失败告终。以李白的学识和爿能,心中能咽下这口恶气么?所以,笔者以为《蜀道难》这首诗,貌似写给友人,实则是写给李白自己!其间的自陈自勉自激自励白况自叹之意,在其中已明矣!
李白一入长安所干谒的人中,也有他的亲戚(如新平K史兄李粲等),但这些人并未给他多少实质性的帮助(或助而不果),故涛中称"所守或匪亲"。"匪亲"一作"匪人","匪"或同"非",似亦可析为非亲非人或贼人解,若是则由此而推之,李白在渴时,亦曾花费甚钜或无花费,不管是前者或足后者,所导致的渴末果,总是令人苦恼沮丧的。因为,一年前李白曾在裴史面前夸下海口,称"何工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这句话,犹在耳边回响,这怎能不让李白感愤万端呢?所以,李白才愤怒地斥责说,"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这是他对贪婪者的鞭笞和怒詈。按,剑阁蜀道挺拔险峻的深山密林,唐时多有虎蛇出没。此在杜甫蜀中诗《发阆中》里亦可见:"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日无村坞。"宋赵次公于诗下注云:前有毒蛇后猛虎,实道其事.非以兴托。"信是,可从。但李白诗中的狼与豺,却非剑阁深山密林中的野兽。狼与豺一般生活在草原或山边平原上,是贪婪与狡猾的化身,故李白用"狼"和"豺"这两个意象,只是来倾诉他干谒时所得的感受。剑道是没有狼与豺的,此只是借用。
又,李白之《蜀道难》,在敦煌残卷《唐诗选》中题作《古蜀道难》。由此而推及,李白此诗乃为"规模古调"。李白的《蜀道难》诗题亦见于《乐府诗集》中,除此诗外,同题下的诗还有几首。如梁简文帝萧纲的《蜀道难二首》,其一述"建平督邮道";其二叙"巫山七百里";"建平督邮道",故址在巫山县附近,故可知此二诗所吟蜀道,为三峡出入川之蜀道,非李白诗同类。又有刘孝威的《蜀道难》,[删其诗云:"玉垒高兀极,铜梁不可攀"句,写的也足长江蜀道,惟诗末提到相如、君平,同李白《送友人人蜀》诗相类;此外还有阴铿的《蜀道难》,其诗略云: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
高岷长有雷,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阴铿的这首诗对李白的诗作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杜甫有李白同寻范十隐居》诗,音二句为"李侯有佳句,往往以阴铿",说明李白诗同阴铿诗有异曲同宗之妙。也就是说,李白对阴铿的诗是相当熟悉的。由此亦可推及,李白的《蜀道难》不仅和阴铿一样同是写剑阁入蜀之北道,连蜀道难喻功名难也是一脉相承的。阴铿,史传为武威人,字子台,梁左卫将军子春之子。幼聪颖.五岁能诵诗赋,日千言。及长,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其情形若此,为李白所侧目,当是必然的。其次,阴铿父阴子春在梁时,曾官梁秦十史,太清中讨峡中叛蛮,平之,可见阴子春对川北和川东都很熟谙,而阴铿自小随父.当然耳濡目染,对秦蜀栈道也是相当熟谙的了。阴铿曾累迁招远将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对官场涉之亦深。由于有这样的条件,阴铿才有可能写出《蜀道难》来,并以蜀道之难来喻求功名之不易。李白《蜀道难》诗巾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句,恰恰暗喻着李白自己欲离京都长安的归家意。但"锦城"二句,却不见于敦煌残卷《唐诗选》中,而在殷瑶的《河岳英灵集》中却有此二句。二者均为唐人选唐诗,故推之两者所据之版本或有不同。李白生前曾三次付稿托友人印诗文集(依次为王屋人魏万、江夏倩公、从叔李阳冰。前后集均印出,惟中间江夏倩公处,其稿命运不明),由此推之,李白生前就有三次定稿的敲定工作,故李白诗必有不同的稿本流传。而《蜀道难》诗中,有"锦城"二句者和无"锦城"一句者并存,孰先孰后,恐难得知。但孰是孰非,大概就不存在。有人认为"锦城"二句为后人所加,非是。"锦城"二句若译成李白自己的"块垒",也许就应改为"京都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李白在此诗中自己告诫自己,当然是町能的。
李白在世时,或许这两种版本(即有"锦城"二句和无"锦城"二旬)就同时存在。中唐时以《蜀道难》为李白"讽严武说",曾一度很流行。如:其一,盾李绰《尚书故实》云:"《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其二,唐范摅《云溪友议》云:"严武......拥旄西蜀,杜甫......房太尉瑁......几不免于虎口矣。李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其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九《严武传》云:"武在蜀颇放肆。梓州刺史章彝始为武判官,因小忿杀之。碹以放宰相为巡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又,《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八《韦皋传》云:"始,天宝时,李白为《蜀道难》篇以斥严武+......"此书中两度记载李白讽严武事,但《旧唐书》两本传中,却无此记述。可见这些记述,大概都是宋代的欧阳修和宋祁等人根据中晚唐人的记述,加上去的。然而,奇怪的是这些材料,在后晋刘晌编《旧唐书》时,是没有见到抑或是见到未用,尚不得而知。刘此,我们对"讽严武说"就不能不加一个疑问,似不应该轻易地全盘加以肯定或否定。既如此,我觉得,或许李白在晚年卧病时收到杜甫写来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作于上元元年,即公元760年,时杜甫居成都)诗后,曾抄一篇《蜀道难》旧作给杜甫作答(或无力写新作?或另有赠诗,已佚?),也未可知。在写《寄李十二白十二韵》诗之前,杜甫还有《梦李白二首》,作于乾元二年(759),杜甫时居秦州,《天末怀李白》,亦作于乾元二年,时杜甫亦居秦州。李白在晚年卧病抄一首《蜀道难》给杜甫或另有赠诗(?),算是对青年时代最知心朋友的回答,仅是笔者的臆测,现在尚无确证可依。但杜甫的另一首怀念李白的诗《不见》,题下有杜甫原注:"近无李白消息。"杜甫写此诗的时间,据赵次公《不见》诗系年为上元二年(761),是时杜甫"暂如蜀州新津时所作"。而换句话说,那就是:一年前,杜甫在写诗《寄李十二自二十韵》后,尚有李白的消息,而进入上元二年后,就"近无李白消息"了,可能李白已病晕。当然所谓"李白的消息",一可能是来自李白寄来的诗书;二可能是来自其他友人的转陈。但不管怎么说,李白晚年有可能与杜甫通过诗书。而杜甫的《不见》诗之末,似也有一点玄机,和李白的《蜀道难》中"锦城"二句相攸关。《不见》诗不长,现引之如下;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回来。杜甫说"头白好回来",正是李白蒙厄之际,此能不能是对李白致杜甫"锦城虽云乐,不如甲还家"的一个回答呢?看来,这只能是个悬案了。
现在,我们放下这段悬案,再回到《蜀道难》这首诗上来。有人说《蜀道难》非作于长安,而是作于剑阁,时间也上溯至开元初。细玩此诗旨意,我以为此诗还应为第一次入长安时所作为是。开元十九年春天,李白作《送友人人蜀》诗,和初夏时所作之《蜀道难》有相似的构思。对于诗人或作家来说,司一时间、地点的创作冲动,既有内在联系,又有相似的逻辑思路,李白当然不能例外。这样的艺术规律,大概适应古今中外所有的诗人和作家。由此我们就不难想像,作于同一年的春复秋三个季节之相似题材的=篇诗文,即《送友人人蜀》诗、《蜀道难》诗和《剑阁赈c》(原题有李白注:送友人王炎又[入?]蜀),相互之间既有惊人的相似的构思,又有相似的描写。根据这两诗一赋,我们才能够很清晰地理解,李白离长安东归时的心绪,是由初萌到强烈,由付诸行动到劝友人对功名应随遇而安,不必强求。笔者之所以再次强调《蜀道难》是李白写给自己,劝自己"不如早还家"的另一个根据,是诗中的"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句,此口之前的"雄飞雌从绕林间",令李白忆起新婚未久的妻女家庭;而子规鸟的啼叫,按安旗先生和戈壁舟先生的译文云:"又听见子规鸟在月下哭泣:'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子规鸟多啼于五月,此亦可证该诗作于是年夏天。而子规鸟的哭泣声"不如归去",则是李白自己规劝自己的最好诠释。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李白是在子规鸟的"不如归去"声中,东行至黄河,然后乘船回首告别长安的。而《蜀道难》的意蕴,就是感叹"求人仕难"!
李白东行经洛抵宋鲁地,返宋后小憩梁园。按,古梁园有两地,一处在汴州开封,故宋朝时亦改称汴州为汴梁;另一处在宋州宋城,即商丘,为春秋战国时的宋都。梁园亦称梁苑,为汉梁孝王游赏之所。李白在憩粱园时作《粱园吟》,其问既有汴梁的地名(如蓬池),亦兼有宋州的地名(如平台)。或谓,这是诗人笔下的梁园,非史地学家笔下的粱同也。
《粱园吟》(卷七)亦是李白的重要诗作,结合欣赏,兹录之如下。诗云:
我浮黄河去京阀,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思乡,对酒遂作梁国歌。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洪渡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自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域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粱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醇未能归。连呼五自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晖。歌且谣,意方远;
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诗中所引之梁王和信陵君事,乃言富贵如浮云意。信陵君为昔之豪贵,而今人却耕其坟;粱王亦贤,但远不及信陵君的名气,他的歌舞楼台,当然也不会长久。故李白称,"沉吟此事泪满衣",哀伤而不能自持,亦酒酣情激恣肆之状耳。李白自长安东归,虽干谒失败,叉吟富贯不能长久,存心灰意懒买醉方归之意,但却没有彻底消沉,诗中的最末二句,"东山岛卧时起来,欲救苍生未应晚",说明李白还耍振作,他的理想之火还在燃烧,他还要奋进,还耍在人生之路上铸就出一代辉煌的业绩来。
旧说以为.《梁园吟》写于李白一次离长安时。安旗先生系此诗于开元十九年(731)夏,信是,从之。
李白在宋州粱园寄居,至秋,乃有嵩山之行。李白去嵩山,大概是坐船走黄河溯流而上,因是向西行,有回顾长安意。意者李白的《长相思》(卷三),殆作于此时。诗云: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尽管李白已经洞悉了人生富贵的短暂,可他并没有完全将理想抛之脑后,故李白还不时地忆起在长安一年中的千谒活动。"美人如花隔云端",在长安活动了一年,明皇像隔在云端里的美人,连面电未曾见到。现在离开了长安,则更感到"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了"!既相思,又不敢相思,因为这是一种长久的相思,它是要摧残心肝的啊!--想到这里,李白不仅悲痛得"泪满襟",而且还要痛心疾首地大呼!可是,此时他只能"卷帷望月空长叹"!
--此诗安旗先生将之系于开元_卜八年秋天作,而我认为系于开元十九年秋作更合适些。"天长路远魂飞苦"句,道出了"路远"的诗境,开元十八年秋李白虽暂离长安,但仅在豳州和长安之北一带活动,不能说路远。而离开长安,到了东鲁、梁宋或嵩山之间,方可称离京较远,才能"魂飞苦",故我将之系于开元十九年秋,李白由宋卅l至嵩山时。"摧心肝"三字,既写m了李白的痛苦之状,也写出了他的失望之情。以往此诗系年不清。[53j我队为系于开元十九年秋,尚可以说通,在没有更具说服力的材料发现之前,可暂系此年。
李白到郑州,曾有缅怀古战场之作。由郑州至嵩山隐居,此时和一些道教名士相识为友,值得指出的有焦炼师和元丹丘。李,白和元丹丘友情弥深,赠答之作甚多。
是年"冬十月丙辰",唐玄宗"幸东都"。届时,李白由嵩山返抵洛阳,仍是寻求进谒之路,但均遭碰壁。李白在洛阳,本想渡黄河北上,终因大雪而受阻,只好打消这个念头。遂居洛至明年,即开元二十年(732),才折身返回安陆家中。
李白在洛阳,作有《梁甫吟》诗(卷三),其诗略云:长啸粱甫吟,何时见阳春?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
广张三千六百钩,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闻闽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
--由诗中的"我欲攀龙"句,知李白来洛阳,正是为玄宗幸东都而来的。但"侯门深似海","九门不可通",李白穷尽一切努力,还是无济于事。于无路可走之际,李白以额叩关,想祈求一见,可这种最不是办法的办法,又惹怒了看守宫门的"阍者",最后大概遭到了训斥或驱赶。
李白在洛阳另有《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卷二i一三)诗,诗中有"去去泪满襟,举声梁甫吟;青云当自致,何必求知音"之慨。每一次去后,李白均继之以大醉,而醉后之言,又足种不着边际的自我安慰。居洛阳久,又不成,最后只好归家。然而,回家的路也不轻松,故有诗《行路难》(卷三)其一诗,当作于是时。其诗云: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拨剑四厩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目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走到这步田地,李白大概已经钱囊羞涩,是进亦难,退亦难了。
但李白之"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雄心壮志还在,他的精神支柱还未垮。虽然倍受摧残、折磨和打击,但他始终相信,他有力量战胜这一切。所以,他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这就是李白不屈的人格力量之所在:"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李白此时显露出的精神之伟力,是古往今来平民知识分子奋斗入仕的一个不屈的典型,尽管他历尽磨难,成功不多,但他这种执意追求理想、孜孜以求、百折不挠、不断奋进的人格的光环,却是彪炳千古的。此亦即是李白和他的诗历千余年而不朽的原因之一。

注释:
[1]《司马相如集校注》,金国永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l页:[2]同前注,第5页;
[3]同前注.《前言》第7页;
[4]阎琦《李白在安陆、东鲁的亲族臆考》,载《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江苏古籍出版社l993年版,第302页:
[5]詹镶《李白诗论丛》附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6]黄振常《"郡督马公"初考》,载《李白在安陆》,朱宗尧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l986年版,第l27页;
[7]万斯同《唐镇十道节度使表》,见《二十五史朴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五册.第7270页;不过此表与清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且歧。吴表载费思顺卒于开元二十一年(733),而万表中,贾思顺于开元二十二、二十三年仍在任。因与本书题旨太远,故小考;
[8]吴廷燮《庙方镇年表》,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六册,第7500页;
[9]同注[7];
[10]王琦注《李太白文集》,第l576页;
[11]《孟浩然集》,喻岳衡点校,岳麓书社1990年版,唐宵城王十源序,第l贝;
[12]开元十七年,安旗先生是年还系有李白的《长相思》(日色欲尽花含烟)诗,此以为戍妇词.尚难断。此诗詹链先生未系年。故未录。关于是诗的讨论.详见本书"李白的家庭与婚姻"一章。
[13]《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410贞;
[14]郁贤皓《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0页;
[15]《旧唐书》卷四十七《张说传》,巾华书局标点本,第3057页;[16]同注[15],第3056页;
[17]同注[11];
[18]《旧唐忙》卷八《玄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00页;[19]《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37页;[20]转引自安旗等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l39页;
[2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杨宽所日l之"鬻金银珠玉者"句,系引自《太平广记》卷八_卜四"王居士"条,引《阙史》谈到的;
[22]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集》,人民出版社l987年版.第l55页;此文乃转引自来钱易《南部新书》;
[23]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3页;
[24]萧统《文选》之班固《两都赋》"北眺五陵"句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页;
[25同注[2I],第l70页;
[26]同注[21],第l73~174页;
(27]同注[21],第l70页;此亦可参考晏振东、姚华堤、赵海编著之《巍巍长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l79页;
[28]安旋等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877页;
[29]王元明《李白(蜀道难)新探》,载朱金城主编《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l994年版,第l42~143页o
[30](6-文苑》.章樵注,中华书局l985年版,第l68页;
[31]詹镁《李白诗文系年》.第60页:
[32]《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一》,中华书局标点本.和l394页;[33]同前注,第1664页;
[34][353同前注,第1446页;
[36]李珍华、傅璇琮撰《河岳英灵集研究》,第139页;
[37]上古传说对人类获史前知识的重要性,见于丹麦考古学家尼尔森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原始居民》;或参见陈星灿《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载《读书》杂志,1996年.第t2期;
[38]同注[31],第32页;
[39]同注[363.第ll8页:
[40]同注[31],第33--34页;
[41]《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杜甫著,宋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页;
[42]同沣[293,张锡厚的文章,第346页:
E4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l983年版.第1919页;
[44]同前注,第1847页;
[45]同前洼,第2451页:
[46]《陈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72页;
[47]转引自詹链《李白诗文系年》,第33页;
[48]《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九《严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484页;
[49]同前沣.第4936页;
[50][51]同注[41],第488页;
[52]《唐诗今译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ll0页;
[53]詹镁《李白诗文系年》,未录此诗。叉,复旦大学古螅文学教研组编《李白诗选》,也将此诗录入"小编年部分";该书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一版,l977年第二版,1983年第三版.前后多次印刷,其间跨越时问长达三十余年,足见其对不编年的认定是相当肯定的。
[54]《旧唐书》卷八《玄宗本世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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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30 15:2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  李白寓家东鲁

一、移家东鲁之时间
李白约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左右移家东鲁,为什么说"左右"呢?实在地说,李白移家东鲁的时问,并,无确证,仅能根据一点零星的资料来推测。推测的基本依据是李白的几首诗文。例如,李白说自己:"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从侄尚游庐山序》)--李白于开元十五年(727)还息云梦,至丌元二十五年(737)寓家东鲁,其间正好是十年,这和他居安陆之十年后举家迁移是一致的。李白还有《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洱风叠》(卷十一)诗,其首句云:"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腆飘零落叶,各散洞庭流......"其中的"蹉跎"二字,同前引之"蹉跎十年"中的"蹉跎"二字,含义是一致的。--李白一家在安陆日子过得很不安顺,这大概是他移家东鲁的最基本的动因。也是在这首赠王判官的诗中,李白又说:"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台。荆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枚。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其中"十年醉楚台"中的"醉"字,和"酒隐安陆"中的"酒"字含义是一致的,而其中的"十年"二宁,叉和"蹉跎十年"中的"十年"二字相吻合。时问和生活情状如此地一致,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这里的两个"十年",指陈的是一个"确数"。也就是说,李白在安陆的确生活了十年,而在这十年中的某,期,由于裴长史等人从中作梗,李白生活得极为不快。李白在另一首《驾去温泉宫后醉赠杨山人》(卷九)诗中,也曾云:"少年落魄楚汉问,风幸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奠错还闭关。......"可知李白在安陆既"酒"又"隐",但是长此下去,总不是个办法,于是李白频繁外出,既寻求干谒晋身之路,也寻求寓家的处所。随后,李白才有移家东鲁的决定。
不过,有些力家却认为"蹉跎十年"中的"十年"只是个约数,不足信。关于李白移家东鲁的问题,长期以米莫衷一是,至今仍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至于李白移家东鲁的时间,那就更众说纷纭了。为进一步研究计,现我们将诸方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说,录之于下:
--王琦云:"开元二_三年,乙亥。太白游太原......识郭子仪于行伍中,言丁主帅,脱其行责。与谯郡元参军携妓逮晋祠,浮舟弄水,皆足时事。已而去至齐鲁,寓家任城。与孔巢父......会徂徕山,酣饮纵酒,号竹溪六逸。有《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诗......"[1]
笔者按,王琦云李白开元二十三年移家东鲁,其时间足建立在"李白开元十三年还息云梦,故相许圉师家以孙女妻之,遂留安陆者十年"(王琦《李太白年谱》)的基础上的。但笔者前文已经述及,李白是开元十二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接下来,李白还有《送蔡十一还家云梦序》云"海草三绿,不归国门;又更逢春,再结乡思"句,故李白还息云梦之时问应为开元十五年(727),手琦系于开元十二年不确。但王琦也认定了李白在安陆曾居留十年,故我们由此也可推之,李白移家东鲁的时问.应为开元二十五年。
--黄锡硅云:"开元十七年,己巳。太白年二十九。春在越中,后还岳阳,再泛洞庭,并客江夏、云梦,岁暮还憩江夏。开元十八年,庚午。太白年三十。春在江夏......岁暮还憩安陆。"[2]黄锡硅认定李白开元十八年还憩安陆。"开元十九年,辛未。太白年三十一。在安陆,后隐居城西北六十里之小寿旷,十年后,李白由安陆移东鲁:"开元二十九年,辛巳。太自年四十一。春间由安陆往山东,寓家鲁郡兖州东门内。后叉与孔巢父......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笔者按,黄锡辞先生也确信"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可见李白居安陆十年后移家东鲁,当是不错。但黄谱系李白还憩云梦及与许氏成婚之年,均为过晚,故未能为今日之方家所接受。--郭沫若先生《李白杜甫年表》系李白为开元十三年出蜀:开元十五年还息云梦,同年与许氏成婚;开元二十四年,李白:十六岁。"春住太原。移家东鲁,寓居任城。与jL巢父......会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
笔者按,郭沫若先生认为李白为开元二十四年(736)移家东鲁。但这年,李白春在太原,且尚有多处游所,怎么又即刻移家东鲁?故笔者将其系丁次年,即丌元二十五年,详见后述。不过郭沫若先生对李白诗文中的"蹉跎十年"中的十年,也是确信不疑的。--安旗、薛纬《李白年谱》云:"公元740年,开元二十八年,庚辰。(中略)李白四十岁。五月,移家东鲁,寓居任城。见《五月东鲁行答汶翁》。"
笔者按,依安、薛谱,李白既在"开元十五年,丁卯,李白二十七岁,居安陆寿山。......婚故宰相许国师孙女,遂家安陆",奈何为定居安陆十三年后,李白四十岁时才举家寓居东鲁呢?其中历时过长,与"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不合,殊难从之。事实上,李白《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卷十九)诗,并不能作为李白移家东鲁的证明,而只能是他游鲁的证明。仅其中一"行"字,即可知是游鲁时作。宋蜀刻本《李白文集》三十卷本之第十六卷收有此诗,题下有"鲁中"二字,即可知此诗为李白游鲁中时所写。既是游鲁中作,那么诗题为何又要称为"东鲁行"呢?
要想同答"东鲁"这个问题,就必须和鲁国的历史联系起来。据《诗·鲁颂·闽宫》云:"王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春秋左传》定公四年: "昔武王克商,成千定之。......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吴之虚。"《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云:"封周公旦於少吴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土。......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寓代就封于鲁。"由上可知,始封于鲁国者是周公长子伯禽,而非周公本人。这样,伯禽就成了鲁国的始祖。又,据《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准夷、徐戎并兴反。丁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胖......遂平徐戎,定鲁。"在周公东征前,伯禽已被封丁今河南鲁山一带,成了鲁国的国君。当时,今山东曲阜一带还被奄国占有。东方叛乱,周公东征,周人控制了包括曲阜在内的些东方地区,于是周王朝的统治者决定让售国东迁。当时选定了泰山之南的曲阜,伯禽由鲁山迁往曲阜。由是《诗·鲁颂·闽宫》诗才说,伯禽先是"俾侯于鲁",随后又"俾侯于东"。傅斯年认为,《闷宫》诗中"叔周之原始,以至鲁封",接着又'止已成为鲁公的伯禽,到东方为侯。"此则初命伯禽侯于鲁.继命鲁侯侯于东,文义显然"。《诗经·闷宫》称,命伯禽"侯于东",就是侯丁曲阜。西周时,周人以距离周朝国都的远近,把东方称为"大东""小东"。《闽宫》说,"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则"大东"即泰山山脉迤南各地。傅斯年认为:"小东当今山东濮阳大名一带,白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是则伯禽"侯于东"的地方为令曲阜不误。由此可知,所谓东鲁,既是指大东之地,也有鲁地之东的意思。李白诗中的东鲁,系指曲阜、兖州和任城一带的地方。杜甫《登兖州城楼》诗中的"东郡趋庭日",其东郡即指兖州(杜甫之父杜闲为兖州司马)杜甫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有句云,"余亦东蒙客",此处的东蒙,系指龟蒙,而前冠之以"东"字,也和"东郡"前的"东"字一样,均有"大东"和"鲁之东"的含义。
李白在《仟城县厅壁记》中云:"风姓之后,国为任城,盖古之秦地也。在禹贡则南徐之分,当周成(王琦注:《文苑英华》作成周)乃东鲁之邦。"这里的"东鲁"二字,也含有"大东"的意思,因而所谓"东鲁"亦即指"鲁之东"。由此可知,兖州可称东郡,任城可称东鲁。若从大的范围上说.任城、充州(瑕丘)、曲阜,都可以称为东鲁,即所谓的"大东"。这是从鲁国最初建国时留下来的。东鲁既是一个大范围的地域概念,所以李白所居之任城、徂徕山、瑕丘(充卅治所)都可以称东鲁,这一点我们可从李白的诗文中辨出。
《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诗题中的"东鲁",是一个模糊性的大地理概念。所谓东鲁行,就是鲁东之行(或称大东之行)。该诗蜀本题下有原注"鲁中"二字,工本无此二字,所谓鲁中,即是"鲁目的中问"(或称巾部),那么如上所述,既然任城、瑕丘、曲阜均称东鲁,都沾了一个"东"宁,那么三城中哪一个城市既可称为"东鲁行"(诗题),又可称为是"鲁国的中部"呢?
看来只有仟城可二者兼有。故笔者将"鲁中"释为任城。因为任城、瑕丘、曲阜均称东鲁,日么其中最靠匹部之任城,也最接近中部.故鲁中即可释为任城,任城距兖州治所瑕丘约六十里,骑马不及一天之程,"李白经常往来其间,故其诗中经常变幻着东鲁和鲁中两个地名,盖因其两地李白均有产业之占殳。值得注意的是《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诗中,还有汶上翁者,李白先期来鲁(见上章),其目的是为移家东鲁做准备,故必先访六父,并考察鲁之地是否可以久居,从而为移家的决策坚定信心。
那么,汶上翁是何许人呢?汶上翁应是家居汶水一带的人,或家居汶上县的人。据《济宁直隶州志》载,唐武德七年,徐州经络使"尉迟敬德,导汶、泗至任城分水,建会源闸(即今任城大闸口),凿治徐州吕、梁二洪,通饷道"。汶水由唐初既流入任城,此汶上翁,若非汶上县(中都县)人,那么即可能是家居任城附近汶水岸边的某闲居者。
或以为"鲁中"即指瑕丘,笔者以为非是。李白有《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卷十七)诗,蜀本题下有注"再至鲁中"的字样。李白后来居瑕丘,随二从弟"再至鲁中",即再至任城,因李白已住瑕丘,若瑕丘为鲁中,则题注就无法解释,所以鲁中为任城。当时,任城也是两行的水陆枢纽。
李白自第一次去长安归后,曾经律东鲁做过一次游访。并在兖州或任城与王炎相识,后回安陆,他在安陆的生活情况小佳。返安陆后,约一年多,李白与妻女相厮守,未能出门,仅在白兆山构石屋、开山田隐居,以读书、赋诗、弹琴、饮酒为常事,这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度日情状,一时间亦无意于功名进取了。李白的《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卷十三)诗有云:"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正是这种生活情状的写照。又有《北山独酌寄韦六》(卷十三)涛,诗云:
巢父将许由,未闻买山隐。道存迹自高,何惮去人近。纷吾下兹岭,地闲谴亦泯。门横群岫开,水凿众泉引。屏高而在云,窦深莫能准。川光昼昏凝,林气夕凄紧。于焉摘朱果,兼得养玄牝。坐月观宝书,拂霜弄瑶轸。倾壶事幽酌,顾影还独尽。念君风尘游,傲尔令自哂。诗中的北山,即白兆北山,故知此诗乃写于安陆,亦即李白长安游归后作。此诗之系年为开元二十一年(733)。其汪据是,是年"春正月庚子朔,制令上庶家藏《老了》一本,每年贡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李白诗巾的"坐月观宝书"句,其巾的"宝书"二字,并非是指韦六的书信,而正是指这一年的春正月,制庶家每户一册的《老子》。名日:宝书。也就是当年文人儒士的必读书。
李白第一次游长安干谒失败后,退而返安陆,潜心研读《老子》,当然是在"无为"的情怀中,加以醉酒了。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TF映示了李白的干谒无"常道",酱身尢"常名"的痛苦心结,其间总缭绕着一片挥之不去的悲哀与酸楚。
这个时期李白交了不少道教朋友,因为他频繁地外出进行干谒,但是命运之门对他一直不敞开。他的干谒活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开冗二十二年(734)春天,李白在安陆虬居一年后,又离家去襄阳,李白有《与韩荆州书》和《襄阳歌》等诗作问世。因干谒无果,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忧伤。届时,李白还有《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卷九)诗,诗中有旬云:"所以陈片言,片言贵情通。棣华傥不接,甘与秋草同。"李白的"蝇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说明他在安陆不仅对前景忧心忡忡,没有着落,就是眼下的生计,也艰难起来了。口虬,李白在安陆的处境依然不佳。故李白从襄阳返安陆小住后,并于第二年,即开元二十三年(735)五月,北上游太原,遇郭于仪遭难并救之,后在雁北游力了近一年之久,于次年初才回返。次年五月,返回时路过东鲁,李白遂在鲁中游历,并结识汶上翁,有诗答之。
李白的这一次山西、河北和东鲁之行,其目的是什么?以往的方家均以"答汶上翁"诗作为李白移家东鲁的标志,笔者已经否定,并在前文中述及。我认为,李白这次北行、东行,主要的日的还是寻求出路。李白第一次人长安,东行时曾首次到过兖州,而且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此次李白北行,主要是想在"武"的领域里,显露一下身手。李白至太原游历,又北上到雁门,就'是后来李白写《战城南》诗所涉及的桑干源一带。桑干源是奚人居地,战事时续时断,而那个地方又十分荒凉,游历干嘛非要挑这个地方不可呢?所以,笔者咀为李白来雁北的真正目的,是想在军旅边战中寻求一个可姒崭露头角的机会(像岑参那样)。郭沫若先生认为,李白的北行与东行,是"学剑来山东",这话也没有错。唐时的山东,已包括了今河北省的大片地域,所以李白的拜师学剑,大概是此行的叉一个目的。据《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云:"文宗时(826~841年间在位--笔者注),谓以白歌诗、裴曼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郭沫若先生认为裴曼就是李白来山东学剑要拜的老师。《新唐书》在《李自传》后,还附有《裴昱传》,传云:"曼尝与幽州都督孙俭北伐,为奚所围,曼舞川立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断.奚大惊引去。后以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曼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日:'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将军遇之,且败。'昱不信,怒马趋之。有虎出丛簿中,小而猛,据地大吼,矍马辟易,弓矢皆堕.自是小复射。"这仿佛是一个传奇故事,然而裴曼的刀术、箭术,在当时一定是第一流的。李白慕名前往,是求艺?是进谒?还是交友?抑或三者均有之?不过,按照李白自己的说法是"学剑来山东"的,故应可信。李白拜在裴曼门下学剑,可以从裴敬的《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文中找到可靠的印证。碑文云:"......又常心许剑舞。裴将军(指裴曼--笔者注),予曾叔祖也,尝报书日:'如自愿出将军门下。'其文高.其气雄,世稀其本,惧失其传,故序传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学士为三绝赞,公之诗歌,与将军剑舞,泊张旭长史草书,为三绝。夫天付上才,必同灵气,贤杰相投,龙虎两合,可为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
开元中,裴星居母丧,诣吴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壁数事,见于《太平广记》。吴道子曾绘有李白的画像(见本书第138页)。吴道子和李白是同时代人,故可知吴道子笔下的李白形象是最真实可信的。李白与裴曼结交于剑舞之事,见于裴曼之曾侄孙文,可见也非他人可杜撰者。李白第一次去长安干谒时,曾为斗鸡徒所欺及有北门厄事,笔者即认为李白当时是参与了械斗,且显露出了李白武艺不精的弱点。李白武艺虽不精,但却总喜欢动手。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是古时游侠的牛活信条,李白崇尚游侠,大概也离小了此之初衷。笔者前文曾引过李白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诗,诗云:"结发未谙事,所交尽豪雄。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至此以下,缪夺还有四句诗:"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钦英风。"此四句今王琦本已无,只作小注,示于前四句下。而今辑宋蜀刻本之《李太白文集》二十卷中,亦有此四句。此则说明,李白的确是诗剑不离身的,要诗则出成文,挥翰雾散,惊天地,泣鬼神;要动武,李白腰佩青龙剑.拔剑即可柑助。--虽然如此,我以为李白的"杀人红尘中"仍是气势上的豪言壮语,或酒后大言不惭之言。李白好械斗是可能的,如果真杀过人而州府义不缉拿他,邡可就有点怪了。唐律虽算不上过苛,但罚之亦不算轻,李白乃一布衣之躯,敢以身试法么?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认为宋蜀本和缪本中的这四句,多系李白酒后之狂言,既言之,姑听之,不一定需要当真。李白诗在流传过程中,或出于不同的版本,或基于存此四句会影响李白的形象,乃在传抄中故意将其删去,也未可知。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卷十九)这首诗。诗三:
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涂,获笑汶上翁。下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西归去直道,落日昏阴_灯。此去尔勿言,甘心如转蓬。李白移居东鲁事,王谱以其"游齐鲁岁月不可考",而将之系于
开元二十二年(735)。黄谱号称对王谱重加厘定,而称此诗为"初游售地之作也",所言良是,从之。从诗中看,也是如此。首二句言时节特征;次二句言鲁人的习俗及其机织;然后。以下四句,言李白识汶上翁。居汶上一者,见李白在大好的织作时节,不在家扶事生产活动却来山东学剑,乃表示小町理解;而尤其小町理解的是,李白还要"举鞭访前途",还要西行,还要取直道入朝,这就更令汶上翁讥笑了。所吼,李白才表述了自己有"一箭书取聊城功"的才能,而又有不受赏的厄运,李白爿不愿和时人一样,躬耕织作。李白另有诗云"耻学琅邪人,龙蟠事躬耕",他连诸葛亮都未放在眼里,怎又能看得起汶上翁?故李白在诗末很不客气地刘这位汶上翁说,"此去尔勿言,甘心如转蓬"!也就是说,我有我的打算,您就不要瞎叨叨啦!--以上这些情形,综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是李白初游鲁地时作此诗。前已述及,李白在鲁地,当有许多从亲或族亲,而这些亲戚不是临时换帖谱结拜的那种。李白学剑来山东,路过任城等地,肯定要拜会这些亲戚。事实上,没有这些亲戚的存在,李白也不会看巾鲁地,并将家迁移而来。既然如此,李白在举家东迁之前,必得来该地认真考察一番。试问,岂有在不知彼地为何状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将妻小一同迁去的道理吗?所姒,我以为此东鲁之行,是李白举家迁鲁的先声,是选择住址的一个行动。那么,这位汶上翁是谁?李白没有说清楚,我们也不好妄自忖度。但是,李白这位好饮的诗者,学剑来山东,五月过东鲁,见到亲戚、故人.新交能不欢饮作诗吗?那么在欢饮时,在座的都是谁呢?想必一定是和李白有某种关系的亲戚、朋友才能出席。不论李白是作主,还是作客,在酒宴,三杯酒肚后,讲话大概也就无所顾忌了。我以为此诗就是酒宴进行到一定程度或宴后,李白写的诗作。这位汶上翁,很可能(笔者妄测)是李白的一位远亲。如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的附表,就可知李白称翁或翁艾者自四,此汶上翁未算在内,算之当有五位。李白尊称彼为翁,说明李白比他的辈分小,但又不能算是至亲。若果真为至亲,李白在诗中称"尔勿言",总是不大妥的。以笔者的臆测,此翁恐是李白从亲、族亲中请来赴宴或和李白一起相交的某位同姓长辈,故呼之为翁。如不是一位很熟稔的长者,不可能呼之为翁,也不可能与之交往。可是,虽然很熟稔,此翁对李白似叉大不敬,故李白对他也不很客气。
综上所述,关于李白移家东鲁事。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第一,李白因在安陆生活得很不舒心,裴长史之类的人总和他为难,故李白想举家迁徙。迁徙地的选择,当然要以寓家后能舒心地牛活F去为准。李白有一些从亲或族亲在鲁,故选择了鲁地。而在此之前,李白十第一次去长安干谒失败后,叉东行至鲁时,曾到过鲁地(?),所以后来义到此地考察,才有移居之意。第二,李白是"学剑米山东"的。齐鲁之地域广阔,唐时之山东,不仅包括了鲁地,也包括了河北省及河南省北部大片地域。李白寓家东鲁,有利于他出门学剑,比方说,如李白要拜裴曼为师学剑的话,至少要比以前方便多了。
第三,李白由太原、雁北等地返身南归时,路过鲁中,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最后相中了东鲁这块地方,于是他才决定举家东迁。虽有汶上翁这样的人不理解他或讥笑他,但对李白一家寓居并不构成威胁,所以李白决定寓家东鲁。然而,李白寓家东鲁和学剑之暇,仍不忘晋身成名,他还要拼搏奋斗一番,这是不言而喻的。
事文上,李白移家东鲁后,不久许氏夫人就生下了长予伯禽(即明月奴)。开元二十五年(737)春,李白在东鲁,大约于是年岁末伯禽降生。李白的儿子为什么要取名伯禽呢?如前所述.伯禽原为周公子,其初受封地在鲁,又曾平徐戎定鲁,在位四十六年。李白把自己的儿子取名叫伯禽,其寓意不言自明。由李白给其长子取名为伯禽事,亦可推知李白一家移居东鲁的时间。伯禽不可能生于云梦之安陆,将生于安陆的孩子取名伯禽,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思议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本书第七章)。本节开头,笔者曾说,李白移家东鲁的时问为开冗二十五年左右,其左右的含意是,此移家时间不能准确地厘定。据推测,以开元二十五年(737)初,可能更合适些,但正如王琦所言,"游齐鲁岁月不可详考",我也只好从之,仅能给予一个模糊性的时间约数了。许氏夫人随丈夫移家东鲁时,最迟应在孕初,再晚就不利于旅途的颠簸了。故由此推知,李白 家移居东鲁的时问,是在他居安陆蹉跎地生活了十年之后,具体时间不可详考,约略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左右,最迟,不能迟于是年春天。
詹铵先生《李白诗文系年》云:"开元二十五年丁丑(737)......自居东鲁。"文后又举出《大庭车》《嘲鲁儒》等多首诗,为李白行居东鲁时作。所言趣是。
二、李白居东鲁行迹述略
开元二十五年(737)初,李白携家自安陆移居东鲁。李白一家最初的住地是任城。
李白之移居东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或者是"白探奇东蒙"。此处的东蒙系泛指东鲁。安旗先生《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释文称:"东蒙,指蒙山。......任城在蒙山之东,故日东蒙。"一其实,任城不仅不在蒙山之东,相反却在蒙山之西而又略偏南处。将任城称为东蒙,误。李白移居东鲁的另 个原因,是他的六父(六叔)在任城任职。投奔六父,或稍得庇荫,至少比在安陆受人排挤好些。既然是投奔六父,当然要先居任城作"步兵邻"了。对此,笔者在前已有述及。李白在任城的住地,当在今山东省济宁市太白酒楼附近,其地至今仍遗有青莲阁、青莲胡同等地名,可证。太白酒楼,最初当垆者为贺兰氏,年九十余时,还在沽酒。李白经常在这家酒楼上豪饮。唐昭宗(889--904)时翰林学士袁郊著《甘泽谣》,曾记其事:但李白购此酒楼,当是他移居兖州习业之后的事。《唐本事诗》记其事,后又由《太平广记》引云:"初白自幼好酒。于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构(购?)酒楼,口于同志荒饮其上,少有醒时。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快于这座酒楼,有不少传说。唐吴兴人沈光,曾撰有《李白酒楼记》,其文略云:
有唐成通辛巳岁,正月壬午,吴兴沈光过任城,题李白酒楼。翰林李公太自,聪明才韵,至今为天下唱首。业术匡救,天必赋之矣。......至于齐鲁,结构凌云者有限,独斯楼也,广不逾数席,瓦缺椽蠹,虽樵儿牧竖,过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按,唐戒通辛巳岁为懿宗改元咸通之次年,即公元861年,距李白逝世已九九年。沈光彼时至任城李白酒楼时,酒楼瓦缺椽蠹,显然已成了废墟,可樵儿牧竖却还知道一百多年前李白曾在此醉酒的故事。可见李白的遗迹,对后世人的影响之深。
李白在任城居住时间不太久。李白是个钟情山水的人。即使李白家居任城不辽,他也要长期在外游历。李白六父于开元二十五年冬秩满。所谓秩满,就是任期届满,有时也称薪满。有唐一代,官职的任期一般均为三年。三年秩满后,就要重新任命,移地做官,以防任期太长而多生弊端。如白居易在杭州秩满时,有诗记云:"吟山歌水嘲风月,便是三年官满时。"(《留题郡斋》)又有诗云:"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西湖留别》)可证。对于三年的任期李白也有诗记述,只是略为含糊些。如《任城县厅壁记》(卷二)中云:"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这是对贺知章从弟贺知止三年政绩的高度概括。
李白六父秩满人京,李白有《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诗,当作于送行饮酒之时。该诗的最末两句是,"何时竹林下,更与步兵邻"。李白期望着某一天,这对叔侄仍可以毗邻而居。由此二句,更直接证明了李白叔侄之间的融洽关系,以及在任城曾相邻而居的事实。
六父去京后,李白并没有从任城迁走,迁居大概是稍后的事,然现已不能详释矣。
李白在东鲁的另一个居住地是徂徕山。《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李白传》云:"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酣歌纵涸,时号'竹溪六逸'。"《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也说:"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酣歌纵酒,,号'竹溪六逸'两唐书中,关于李白居徂徕山的记述,稍嫌不清,不过,在李白的记述中,我也能找到一些踪迹。李白诗《寄东鲁二稚子》云:"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李白写此诗时,居江左已三年,故称其家寄于东鲁,此诗中的东鲁,如前文所述,按"大东"说,仍系泛指鲁地。此鲁地既有酒楼,詹镁先生认为是任城的酒楼。[2∞信是。对于诗中次句之"龟阴田",安旗先生注云,"此谓已在东鲁之田产",所见良是,不过稍嫌笼统。笔者认为,龟阴田就是龟山之北的田。《春秋左传诂》:"齐人来归郓、谨、龟阴之田。"其诂引服虔云:"二田,汶阳田也。龟,山名。山阴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L293在这里,李白既是写实,同时也是用典。再如《水经注》引应劭《汉宫仪》云:"泰山东南山顶,名日:日观。......其水白西而东,浚波注壑,东南流,迳龟山之田。龟山在博县北十五里,昔夫子伤政道之陵迟,望山而怀操,故《琴操》有《龟山操》焉。山北即龟阴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龟阴之田是也。"啪。因此,在我们指出李白用典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李白的写实。所谓龟山,据刘宝楠《论语正义》云:"龟山在今费县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龟山东。二山连属,长八十里,《禹贡》之蒙,《论语》之东蒙,正此蒙山也。后人惑于东蒙之说,遂以龟山当蒙山,蒙山为东蒙,而隐没龟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鼎论日:'蒙山高峰数处,俗以东者为东蒙,中央者为云蒙,在西北为龟蒙,其实一山。龟山自在新泰。""《诗经-幽宫》云:"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有大东。" "鲁灭奄而兴国,古奄国日域,剧在龟蒙山一带。由此亦可知,龟山是扩大后的鲁地,亦称"大东"无疑。龟山在"山东省泗水县东北,接新泰县界。孔子《龟山操》:'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又,"龟山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北......"《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鲁郡条云: "......梁父,有龟山。"按,梁父县,唐时已无,故址当唐乾封县南。又,乾封县隋时称博城。据《隋书》:"博城,旧曰博,置泰山郡,后齐改口东平,又博平、牟人焉。开皇初,郡废,六年改县日汶阳,寻改日博城。"同条又载:"曲阜,旧口鲁郡,后齐改郡为任城。开皇三年郡废,四年改县曰汶阳,十六年改名曲阜。"根据上述之演变可知,李白所称之龟阴田,应厘定在龟山之北,距博县(亦称汶阳,唐称乾封县)不远,因而也称汶阳川,盖因博城古称汶阳也。那么曲阜也曾称过汶阳,是否亦可以认为李白的龟阴田是在曲阜呢?不能,绝对不能。其根本原因在于曲阜位于龟山之西偏南,与龟山之北(龟阴)无涉。[36]如是,我们就可以诠释该诗的尾句了:"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李白在龟山之北所拥有的田亩,当在乾封县域内,乾封隋时称汶阳而其地又有汶水流经,故李白又将龟阴田称之为汶阳川。根据地域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确认,这处龟阴田,正毗邻徂徕山。李白曾三次隐居于徂徕山中,他有田产在龟山之北,居徂徕山问,是很自然的。尤其是,他每次隐居时间都很长,竞以年计,不带家、不耕田是难以想像的。如果我们确认李白在徂徕山中有田亩(如李自在安陆居桃花岩.也是举家而往的),那么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圈6-1粗徕山竹溪六选隐居地:竹溪佳境
图中李白研究会,l993

寄居东鲁,李白一家属外乡人。李白获得田地的途径有二:一是购买;二是从官府分得。
据《通典》云:"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广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丁男给永,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田丁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37]李白刚移居鲁地,若居城内,并不授Itl;若居徂徕山中,当然要授永业和口分了。仅以开元二十五年的敕令,李白一家可得田百亩,如果李白不要此田,亦可执意置办,那么田产可大可小。由此可见,李白隐于徂徕山中,如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这群称"竹溪六逸"的几位高士,大概都以同样半耕半读的方式生活。或问,如果不耕,他们怎么生活呢'事实正是如此。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亥,亲耕籍田,上加至九推而止,卿已下终其亩"。皇帝老子且亲耕,李白等六逸们能不耕吗?当然.李白他们似也不必所有农事,不问巨细一概亲自动手,有些农活,让雇工家仆们去做,李白坐室指挥,一边饮酒.一边观道书,一边赋诗,一边遣务农事,也是很自然的。李白离东鲁去会陵曾滞留三年,既怀念儿女,又记挂农田,乃是很正常的。李白崇尚自然,醉情山水.不忘农事,他的这种和土地之间显现的亲和性.在唐代诗人中是十分突出的。或问,李白既然隐于徂徕山,为什么他写诗时不称"徂徕田"而称"龟阴田"呢?惟一的诠释,乃是诗韵使然.平仄使然也。
李白在徂徕山隐居期间,偶尔也会出山露露面。如李白《赠瑕丘王少府》(卷九)诗,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的。诗中云:"......我隐屠钓下,尔当玉石分。无由接高论,空此仰清芬,"由"隐屠钓"句,知李白此时正在隐居,而隐居之地为徂徕山。詹镰先生认为,此时"盖白未得势,王少府不礼之也"。詹锁先生此诗系年为开元二十五年。笔者认为,似系开兀二十六年更当,即李白隐于徂徕山后。录此存疑。
李白把隐居一直当做权宜之计。他的出世之心从来也未熄灭过,故他之隐居徂徕山,也是以退为进,为获取名声做出的一种选择。正是基于这一点,李白才在瑕丘县,即兖州治所,另辟一居地。这就是李白在东鲁的又一处栖身之所。
按李白居任城,后又去徂徕山隐居,其必经之路有二:一是经瑕丘、曲阜入山;另一条路是经中都、龚丘入......这两条路李白都走过,都有证可证。兖州治所瑕丘,庸时是鲁郡最大的城市.所以后来李白选择瑕丘为居地,成为李白在鲁的第三处居所,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仇兆鳌《杜工部年谱》知,杜甫于开元二十三年,"自吴越归,赴京兆举,不第"。杜甫有《壮蝣》诗云:"忤下考功第,独辞京严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此是杜甫不第后即游齐鲁之明证。由此知,杜甫游鲁齐,应是开元二十三年至开元二十四年的事,而开元二十五年及以后,杜甫乃玄省赴齐赵之地矣。这样就可以明晾,李白初至东鲁,为何没有和杜甫见面,而是直到天宝三载,两人才在东都洛阳相见。杜甫之父杜闲,开元二l四年时为兖州司马,杜甫不第后游齐赵,乃于兖卅l趋庭,亦为是年事。杜甫并有《登兖州城楼》诗可证。杜甫还有《题张氏隐居二首》诗,注家依杜甫另有《杂述》诗云,"鲁有张叔卿"句,推知此张氏隐居者为张叔卿。又,李白与之同隐于徂徕山者有张叔明,故人们推知张叔卿与张叔明,或为兄弟,或为一人。依诗中"涧遭余寒历冰雪"句,知其时为早春,仇本注为开元二十四年。是年杜甫还有《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和《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诗,以及《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诗,均与李白无涉。此亦说明,李白移家东鲁之前,杜甫在充州趋庭后,已去了卉赵,故未曾谋面。尤其是杜甫曾去过张氏隐居的住处,由对此住所之"山幽、涧道、林丘、麋鹿游"等描写,可知其山居很幽静,少有市声,而李白隐居处,当亦距此不远。
综上所述,李白最后定居于瑕丘(且在任城有酒楼"别、哕),很可能是天宝初李白赐金放还后的事。
李白在鲁曾有《沙丘城下寄杜甫》(卷十三)诗,诗云: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确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诗题和诗中的"沙丘城"一地,历来说法不一,最近已确认为瑕匠城。此说由安旗先生于1987年最早提出。后叉经李子龙先生、王伯奇先生、徐叶翎先生等辅证,使论据更趋明朗。沙丘城即瑕丘城的明让,除明代的于慎行之《兖州府志》,明万历八年(1580)的《兖卅府志》和清孔尚任的《阙罩志·古迹》的释文外,最有力的物证是l993年在兖州城南泗河中出土的一块北齐时的石碑,其碑上有"......以大齐河清三年岁次实沉于沙丘东城之内优婆夷比丘尼之寺......的字样,始知骆宾王《上兖卅崔长史启》"书中的"俄剖沙丘跪迹蹑夏之辔载驰"句,其"沙丘"即充州瑕丘。骆宾王还有《在兖州饯宋五之问》诗,其首句为"淮沂泗水地,梁甫汶阳东";此亦说明,兖卅并非汶阳川,而是在汶阳之东也。由是知李白"高卧沙丘"之指,亦是指兖州,即其治所瑕丘城。--看来问题已基本解决,但仍有一疑点。白诗中之"思君若波水"句,汶水既不在瑕丘,而瑕丘--沙丘城只有、硼水,是讹误抑或还是别有所指?此存疑待来日续考之。千琦注云:"其地当与汶水相近。"还是有见地的。李白《嘲鲁儒》诗中之"躬耕汶水滨"等句,亦可当续考之线索。
除了上述李白的=处居家之地外,李白还曾在古鲁国发刷围之地遍游,如曲阜、中都、单父、兰陵、金乡、太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此有多首诗可证。
李白以鲁中为基地,还曾多次出门游历。历代方家较少注意到,李白不仅到过崂山,而且还去过蓬莱。如李白有《寄王屋山人孟大融》诗,诗云:"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此诗足李白曾游历过崂山的明证。在詹镆先生的《李白游踪图》中此行未能标示,近年来在郑修平先生的《李白在山东游踪图》中,始有所标记。"我昔东海上",可知李白甚至乘过海船。不过,由于资料的匿乏,李白在东海的行止和登崂餐紫霞(紫霞者,天空也;亦称紫虚、紫空或紫霄)的经历,还只能停留在此诗十分有限的记述李白是否乘坐过海船.是否曾在海上垂钓过,现已难详考。小过,在李白的诗中,海上垂钓倒不止一次出现过。
图62山东金乡县李白手书:"壮观"碑(元刻)(中国李白研究会1993)李白还登过蓬莱山。这一点,不仅詹镇先生的《李白游踪图》没有记述,郑修平先生的《李白在山东游踪图》也未能记述。笔者认为,李白一定去过蓬莱,这样一个求仙求寿之地,李白绝对不可能放过。其证据之一是李白的《登高丘而望远海》(卷四)诗,诗云:"登高丘,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El沉光彩。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由地望知,李白登高丘望远海的地方,正是蓬莱。此诗中的"丘"字,即为"山"字,如李白诗《题元丹丘颍阳山居(并序)》(卷二十72),序中有"连峰嵩丘"句,嵩丘即嵩山。在李白的另一篇《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卷二十六)中,亦有"平嵩丘,填伊谷"句,嵩丘即嵩山。故可知,李白诗中的"登高丘",即"登高山"。此高丘,即为蓬丘。"蓬丘,蓬莱山是也。在东海之东北岸,周回五千里,北到钟山北阿,门外乃天地君总九天之维,贵.ELL焉。山源周回有四城,其中高山当心,有似昆仑也"李白是道教徒,对这样的道教胜地必登无疑。他所登的高臣,"有似昆仑也"。李白不仅登蓬丘远望大海,还和海客(即航海者)交谈过,问过海外=山和扶桑的情事。李白还有"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梦游天姥吟留别》)句,可证。李白还有一诗《怀仙歌》(卷八),其诗和《登高丘望远海》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现引全诗如下:
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此诗黄锡硅系年为"天宝十二年夏,白任梁苑作",1493误。按此诗同前引《登高丘而望远海》诗,当作于占蓬莱山之前。李白登高望远海,海上"仙人浩歌望我(李白)来",正是同一题材的两个方面,为主体,一为客体,因诗意亦互为补充。由上述知,此二诗均应为李白居东鲁时游蓬莱之所作。
李白还有一诗《送友人》(卷十八),亦应为居鲁中时作。这是一首名篇,现引之如下:
青山横北郭.自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于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诗中"青山横北郭"之"北郭",亦见于李白另一首写于鲁中的诗《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卷二十),诗中有"酸枣垂北郭,寒瓜漫东篱"句,当是指同一"北郭"。鲁城,即鲁郡,系指兖州治所瑕丘城,王琦诗注引《居易录》云:"鲁城北有范氏庄即太白访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者。"杜甫涛《与李4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其诗中亦有"还寻北郭生"句,可见对北郭的所指是一致的。另诗中有"白水绕东城"句,亦和充州城东有泗水流过相合。由此可见,李白《送友人》诗,当写于充州治所瑕丘。关于此诗作地,黄锡跬系于天宝十三年游宣城时作;(503詹镞先生未系年;安旗先生系"江淮之行首途作";皆误。此诗当作于瑕丘。李白还有《鲁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张子还嵩阳》(卷十六)诗,其中北郭亦即上文所言之兖州治所瑕丘北郭。
李白自开元二十四年末或次年初移居东鲁,凡三迁。李白待诏翰林,居长安首尾三年,其家依然在东鲁。放还后,李白再婚,续娶宗氏,居梁苑间,一女子乃居东鲁,这就是李白诗中所说的"一朝去京国,十载客粱国"。至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甲子)安禄山起兵范阳,仅一个多月,就攻占r洛阳东都。十八天后.即大宝十五载正月初一日(乙卯),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为燕,并改元为圣武。初,安史之乱时,李白居梁苑。安禄山率军南下渡河,势如破竹。李白携宗氏夫人向南奔亡。寄居寻阳,复往来于金陵、宣城等地。安禄山攻占洛阳后,李白旧时门人武谔,"西来访余"(李白)。时李白的爱子还在东鲁,武谔"许将冒胡兵以致之"。李白"酒酬感激,援笔而赠"之以诗,此即《赠武十七谔》(卷十一)诗。诗中有"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句,可知洛阳已陷,其时当在天宝十四载末或天宝十五载初。如以此时武谔将伯禽从鲁接来宣城止,李白家由安陆移鲁到南迁离鲁,首尾历时恰好二十年。这段期间,是李白人生中最重要的岁月,其移居东鲁、隐居徂徕山、生子、丧妻、纳妾而离异,后二次纳妾又生子,待诏翰林、放还,以及识杜甫,与杜甫、高适游齐鲁,续娶宗氏夫人,适安史之乱奔亡,最后移家宣城等等,李分之一的人生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这也是他作诗最多的时期。检《李太白全集》,李白在鲁地的诗作,现存大约有五十五首,文七篇,另外还有一些存有争议暂不能系年的诗,约一十首。对此,方家多有述及,笔者在此不复赘言。

注释:
[1]王琦注《李太白文集》.附录《李太白年谱》,第l528页;
[2]黄锡硅《李太白年谱》,作家出版社l958年版,第7--8页;
[3]同前沣,第11页:
[4]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260贞;
[5]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第51页;
[6]同前注,第27页;
[7]《诗舞牟译注》,樊树云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l986年版,第598页:
[8]洪亮吉《眷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10~811页:
[9]《史记》卷三十三,《售周公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第l515~1518页;
[10]司前注,第1524页;
[11]傅斯年《大东小东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参见《傅斯年选集》,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246页;
[12]或以为此题下的注。非李白原沣,是由缨本之原本,即宋蜀刻本在整理中,由曾巩所注。参见詹镁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13]《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l993年版,其《岱游记》记述了作者曾走过此路,参见第34~35页:
[l4]转引自郑修平《李白在山东论丛》,山东友谊书社l991年版。第14~15负:
[15]《旧唐书》卷八《玄宗L》,中华书局标点本,第j99页;
[16]卿希泰《中国道教》,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8页;
[17]《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764页5
[18]同注[1],第l470页;
[19]同注[1],第l470贞注;[20]同注[2],序言第3页;[21]詹镆《李白诗文系年》,第l9页;
[22]安旗等主编《李白垒集编年注释》,第1948页;
[23]郑修平《李白在山东论丛》,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版,第l67页;
[24]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第695页;[25]《全唐文》,第3743页;
[26]《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3--514页;
[27]《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762页;《旧唐书》卷九0《李白传》,巾华书局标点本.第5053页;
[28]同注[21],第76页;
[29]同注[8]。第833页;
[30]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四,贵州人民出版1996年版,第853页;
[31]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第一册,上海书店l986年影印版,第351页;
[32]同沣[7],第600页:
[33]舒新城等主编《辞海》,1936年初版;或1981年缩印版,第3402~3403页;
[34][35]《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71页:
[36]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第5~6页;[37]杜佑《通典》,中华书局版,第29页;
[38]同注[13],第202页;[39]同沣[21],第l9页;
[401仇兆螯《杜诗详注》,中华书局l979年版,《杜工部年谱》,第l2页:
[41]同前注,第8页:
[42]安旗《李白东鲁寓家地考》,载《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143]《谢眺与李白研究》,第39i页,徐叶翎文;
[44]李子龙《李白寄家东鲁新考》,载《中国李白研究》,l994年集.第221页;
[45]《全唐文》,第884页;
[46]詹镶《李白诗论丛》.书末附图:
[47]同注[23]第183~184图;
[48]《云笈七签》,书目文献出版社l992年版,第207页:[49]同注[2],第63页;
[50]同注[2],第69页;
[51]同注[22],第326贞;
[52]陈致平《中华通史》,第四卷,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233页。天宝十五载七月,唐改元至德,从此"开元之治"划上了一个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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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30 15:2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  李白的家庭与婚姻

一、李白的家庭
李白的家庭,有一种传奇般的神秘感。直到现在,我们仍不能对之了如指掌。郭沫若先生的《李白的家室索隐》舛误过多,不能为据。近年来已有许多方家给予匡正,但仍有许多方面需进一步加以研究、考证和廓清。
首先,我们来看下李白的父亲和母亲。李白的父亲,我们所知甚少。《旧唐书》本传中的"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和范传正碑文"父......高卧云林,不求禄仕"所述相悖研究指出,为任城尉的不是李白之父,而是他的六父(叔)。换句话说,李白之父一直在四川的江油(彰明)县隐居,直到老死终牛。
李白之父的名字亦不可考。子避父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任何人都不能逾越的文化禁忌,故我们在李白的诗文中,不会见到他的父名。李白的父亲(也包括母亲)何时故去的,也不清楚。按照一般的常例,李白的父亲或母亲故去后,可由他自己或请友人,为考、妣撰写墓志铭或行状,然而这些也不见于李白或他人的诗文,甚至连提都投有提及过。关于李白一家从西域回来的情况,李阳冰的序文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这位被李白称为从叔的人篆书家.也没有向我们透露李白父亲的名字。在范传止的碑文中,倒是透露了一点情况,其文云:"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原来李白父亲的名字人们并不清楚,因侨为郡人,属客居其地,故而才"以客为名",称为李客。刘文刚先生认为,李白父亲"不名客",因为李白从未"避'客'之讳",在李白的诗中,"客"宇屡屡出现,如"吴姬压酒劝客尝","我昔曾为粱园客"等等其所见良是。但李白之父既然不知真名,不得已我们还得用李客呼之。名字不过是一个文化符号,在我们没有找到李白之父的真名以前,仍不妨用范传正的记述,同他的蜀中老乡一起将他称之为李客。也就足说,李客是李白之父的通名或俗名。客的含义是外来人,亦属尊称。李白父被称为李客,同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朋友贺知章回故乡会稽时,被一群孩子称为"客"是相似的。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其一云: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如果此时贺知章不说明自己是归乡者,若称自己是"贺客",或贺知章不是回乡,而是在故乡以外的地方,又被别人称为"贺客",那么他就和李白之父到江油(彰明)后被当地人呼为"客",而他也按着众人对自己的叫法之习惯自称为"贺客"的情形相似了。"客"的称呼,在唐代极为普遍,这不仅从李白的诗文中屡屡见之,在他人的诗文中也多次出现。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适佳节倍思亲......"这里的"客"宁,也是侨居之意。工维、贺知章都是李白同时代的人,彼此对"客"字的理解与用法,当是一致的。
由于上述之因,在我们研究李白的家庭时,仍称李白之父为李客。
其次,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李白的母亲。
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李白的母亲不仅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就连她的姓氏也没有保存下来。对李白的母系家族,现在我们一无所知。据李戎先生所写的《李白故里》一书云:"李白的母亲是羌族。"3这点在多大程度上可信,笔者殊难断之。
盖李白之父李客娶妻,也只能成婚在西域某地。神龙初归蜀时,李白已五岁,且李白还有哥哥,由此可以推知,李白的母亲是在西域嫁到李家的。李白有诗云:"鲁缟如玉霜,笔题月支书。寄书白鹦鹉,西海慰离居。行数虽不多,字字有委屈。天末如相见.开缄泪相续。......"据此诗,笔者在本书第一章中就已指出,李白和居于西域月氏(月支)之某人,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关于月氏,按《册府兀龟·外臣部》记云:"西域大月氏,本行国也。居敦煌、祁连间。匈奴冒顿单于攻破月氏......月氏乃远去,过大陇,西击大夏而臣之,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又,"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种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赢弱者南人山阻旅,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李白.之父李客,以笔者第一章之所言,本为西域之游商。其商旅行迹遍及西域各地。如李白父李客娶月氏羌女为妻,则无不可;娶汉胡混血之女为妻,亦无不可。按吕思勉先生《中国民族史》述云:"羌族,此族在今陇蜀之间,及西康、青海、前藏之境。其分支东出,受汉族之熏陶最早者El氐。三代时,即与中原有交涉。据河、湟肥饶之地,同中原王朝冲突者,为汉时之西羌。又西北至天山南路,南至云南西境,亦有其种落。但非其蟠结繁盛之区而已。"吕思勉先生又云:"羌亦东方大族。......羌之又一派,为西域中之氐羌行国。 ...行国,随畜,逐水草。又蜡羌、都善亦为行国。温宿则'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诸国同'羌旅散布甚广,而其地之交通,率皆不变,故其风气各有不同。最进步者为氐。氐族......而与羌杂胡同。其嫁娶,亦有似于羌。此为其与羌同族之确证。然后汉、三围时,与华人错居者,已多知汉语。惟还其种落,则仍用氐语耳。"由吕思勉先生之氐族史著知,羌人从西北至天山南路及今陇蜀间,均有分布。
李白父李客率家"逃归于蜀",其居地为"隋平武郡。武德之年,改为龙门郡。......贞观元年改为龙州。夭宝元年改为江油郡.旧属陇右道,永徽后,割属剑南也。旧领县一户一千一十七六千一日四十九。天宝,户二千九百九十二,口四千二日二十八。......江油,秦汉曾魏为无人之境。邓艾伐蜀,由阴道景谷,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凿山通道,攀木缘崖,鱼贯而进,经至江油,即此城也。晋始置阴平郡,于此置平武县;至梁有杨、李二姓大豪,分据其地。后魏平蜀,置龙州。隋初废郡,改平武为江油。县界有石门山。"一由上所述知,李客率家来江油郡逋居时,江油两县人口加起来,才不过六千多人,看来多数是北朝时,从外地来的迁居者之后裔。俱为侨居都是客,只是先后有不同,故可知该地是最好的"逋居"地。李白故乡江油青莲乡有"漫坡渡",据悉由"蛮婆渡"衍化而来。此"蛮婆渡",据传亦来自附近之羌人。而平武以西则为羌人之居地。如是,李白从小观百家,也有条件习月支语(羌语?突厥语?此可参见本书第一章笔者的论述),故他的月支语是烂熟于胸的,当然也就可以"笔题月支书"了。除了李白,唐代的诗人文士哪一位能"笔题月支书"呢?边塞诗人如岑参?戎昱?王昌龄?甚至亦包括去过西域的范传正,大概都没有这种本事。根据李白的经历,李白对母语(汉语)之外的语言能如此娴熟地使用,如没有生于西域(父母亲兼能讲"胡语"--月支语)的经历,即使有生于西域的条件,若没有下苦功夫学习过,大概也不会烂熟于胸的。所以。我们可以推知,李白一家不仅来自西域,而且也具有一定的西域文化水准,只有如此,李白才能懂得"胡"语,才能"草答蕃书",也才能"笔题月支书"。"笔题月支书"是李白自己诗中的话.如果说"草答蕃书"为小说家言的话,那么"笔题月支书",则是绝对可信的。
李白出蜀后,漫游天南地北,却经常光顾一些胡商开业的酒家,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对李白的"笔题月支书"的渊源又做了些考察,其间亦涉及到了大小月氏和羌族两民族演变的过程。虽然如此,我们却仍然没有李白生母为羌人的确切依据。看来这只能是一个无法解析的问题了。我们只好把它带进下一个世纪。李白受西域文化的熏陶,每每可见,但对自己母亲的记述却一字也不见于自己的诗文中。李白《秋于敬亭送从侄嵩游庐山序》中云:"余小时,人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此序中的"大人"二字,似乎是单指父亲,如果其中也有指母亲的意思,那就可能是惟一的一次了。古人崇尚"事母至孝",可在李白的诗文中,却不见只字,殊令人费解。或者,诗文中亦曾有之,只是后来散佚了,也未可知。李白一家久居东鲁,待诏翰林放还后,曾"十载客梁园"。安史之乱时,李白和宗氏夫人居梁宋.安禄山驱兵渡河太速,李白和宗氏夫人仓皇南逃,有《奔亡道中》诗可证。彼时,李白妾(鲁一妇人)与子女尚在东鲁,未及带出,后由门人武谔救至宣城。李白待诏翰林前的诗稿,大部分存于东鲁;"一朝去京国,十载客粱园",可见在京中作的许多诗和离京后作的许多诗,大概多存于梁苑之家或东鲁之家。李闩和宗氏的逃亡,以及门人武谔冒死携子女来南,未及全部带出,当然是免不掉将诗文之稿丢失了。李阳冰序云:"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就是指此。不管怎么说,在今天我们所址到的李白诗文中(全部诗文作吊约一万首的十分之一),却不见他父母只字。
李白在自家兄弟中排行第二,在宗族中总的排行为第十二。由此也可以推知,李白之父李客肯定至少应有长兄一二人。李白排行第十二,也就是说,在他同祖父的兄弟排行中,肯定有多位属于伯父家养育的哥哥,即堂兄。李白在总排行中列为第十二,已屡见于李白友人同李白的酬诗赠答。如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与李二同寻范十隐居》91诗,其诗题就称李白为李十二。同样的称呼,在崔宗之的诗题中也用过,如《赠李十二》;[101崔成甫的赠诗,也题作《赠李十二》;贾至有《初至巴陵与李十--8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工昌龄亦有《巴陵送李十二》ml诗;可见在李白的同时代人巾,李白的排行为第十二,是众所周知的。
现在,我们知道李白的同胞手足中,至少有个哥哥,有一个或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白诗《万愤词投魏郎中》(卷二十四)里,有"兄九江兮弟三峡"句,此足以说明,李白至少有一个亲哥,而且这个亲哥在九江经商。九江亦称寻阳,李白滞留在金陵、宣城、姑孰一带时,常去寻阳,很可能也参加了他哥哥、弟弟的一些商业活动。对此,笔者在本书第一章中,已有述及。郭沫若先生说:兄九江兮弟三峡可表明李家商业的规模相当大,它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分设两个芊口,一方面把巴蜀的产物运销吴楚;另一方面又把吴楚的产物运销巴蜀。......"[14]此点所见甚是,从之。李白在安史之乱前曾得到其兄弟的资助是町能的。但他流夜郎遇赦放还后,经济状况却相当窘迫,除李阳冰外,他得到的资助很少。这时,李白的哥哥似没有再资助他,或许已离开九江,甚至同故乡去了,也未可知。
李白有一个弟弟居=峡,即居万县。对此,笔者已在本书第四章中有所述及。按照一般的常来推测.李白父李客,"高卧云林,不求禄仕",他有长子居九江,次子李白居安陆后又移居东鲁,迸有一个比李白小的弟弟居三峡,难道他的身边一个儿子也没有留下,仅留下了一个女儿吗?女儿李月圆迟早要出阁嫁人的.那么只剩下李客和老妻相厮守度过晚年吗?所以,我猜想,李白可能还有一个弟弟留在江油郡青莲(清廉)乡,其根据是江油李白故居的一副楹联,其联云:
弟妹墓犹存莫谓仙人空浪迹
种文志可考由来此地是故居此联的上联明明说李白的弟弟和妹妹的墓,在故居犹存,从而说明在李白故居,彼时李客夫妻的身边,曾有一子一女居于身旁。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李白父母的墓何在?也在江油吗?李白晚年,杜甫后曾有诗《不见》云,"匡山读书处,头自好归来"。看来杜甫或许曾去江油游历过,以他和李白的感情和友谊之深,极有可能去过青莲乡(清廉乡),但遗憾的是,却没有留下相关的诗来。在这里,杜甫对李白,对历史,对后世的李白崇拜者与研究者,欠下了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李白于故乡清廉乡的弟弟的墓,是不是居于三峡经商的那位弟弟?或换句话说,他们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看来这个问题,现时我们也兀法回答。但据楹联,我们可以断定,在江油曾有一李白弟弟的墓却是确凿的。
李白有妹妹名月圆,至今墓犹存。李白弟弟的墓,已被岁月湮没,不可考。李月圆居住过的"粉竹楼",至今尚在。《李白纪念馆》画册,粉竹楼照片下撰文云:粉竹楼,李白为其妹所筑。 "小知所依何据。李白出蜀后,似还没有回蜀的确证。而且,李白自"散会三十万以后,只有赐金放还时手头宽裕,别的时候他都是干金散尽俱为酒.他怎么有口J能给妹妹李月圆筑屋呢?"粉竹楼"恐非李白所建(抑或是李白出蜀时曾给妹妹留下一笔钱,也未可知),其建楼者若不是其父李客,那一定是李白之兄弟者,抑或是李白待诏翰林后,名声显赫,其家人以李白名义,为李月圆筑成此楼?待考。
二、李白子女名源考释
开元十五年(727),李白还息云梦,同许氏成婚。许氏出身名门,大家闺秀,是一位理想的生活伴侣。
许氏一旅居安陆久矣,其最早可以上溯到北朝时梁的楚州刺史许君明。许君明为许询五世孙。许君明有子许弘周,亦任楚州刺史;弘周子许法光,为后周岳州刺史。许法光之子许绍为隋时楚州刺史。"元皇帝为安州总管,绍时为儿,与高祖同学,相爱也".后辅高祖夺天下,卒于军中。其子许智仁为温卅刺史;许智仁之弟,许绍次子(《新唐书》本传中记为次子,《宰相世系表》中记为第四子)许圉师,[20]在唐高宗龙朔中为左相。安陆许氏望族,在唐玄宗时许氏四代十二人中,有芹相一人,光禄卿一人,大都护一人,刺史三人。安陆许氏还和安陆的另一大族郝氏联姻:滁州刺史郝相贵为许绍婿,郝相贵子郝处俊也曾任高宗相,其弟郝处杰为邸州刺史......这两大家族在玄宗(即李白人赘许家时)朝,正处于位列公卿、天子近臣、君王辅弼的显赫时代。李白所娶之许氏夫人,是许圉师之孙女。在吴一思先生所制之《许、郝家族世系表》中,她为许国师第三子,即泽州刺史许自正的女儿,川但未注出处,不知何据。李白同许氏结婚后,当然为他求仕访贵增添了新的色彩。从许氏方面说,他们看重的是李白的才华,他们所寄予的希望,也着眼于将来,他们相信李白早晚会成为显贵。
李白和许氏成婚后,生有一女一子。其女儿取名平阳。李白在《寄东鲁稚子》(卷十三)中云:"娇女字平阳,折化倚桃边。......名伯禽,与姐亦齐肩。......"李白为什么给他的女儿和儿子取九埘个十分奇怪的名字呢?原来,为人父者,为儿女取名。一般为图个吉利.有时也会赋予乃父的理想寄托。李白给女儿取名平阳.给儿子取名伯禽,其动机正是后者,因为平阳和伯禽这两个名字,其寓意深焉。
首先,我们知道,平阳公主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她是唐高祖的第三个女儿。而且她的丈夫柴绍,也是开国元勋之一。李白将自己的女儿取名平阳,用的正是唐高祖女儿的名字,这足以证明.李白的先祖绝非玄武之变时逃难的唐室贵胄。如是,李白应避讳而绝对不能使用"平阳"这个名字。正因为李白并非真正的皇室宗脉,所以他才能将自己的女儿取名为平阳。用唐高祖女儿平阳公主的名字来为自己女儿命名,当然是寄予乃父的期望了唐书》卷五十八《柴绍传》云:
柴绍,字嗣昌,晋州临汾人也。绍幼趁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少补隋元德太子千牛备身。高祖微时,妻之以女。即平阳公王也。[22]在《柴绍传》后,还附有《平阳公主传》,其传略云:
平阳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义兵将起.公主与绍并在长安,遣使密召之。绍谓公主日:"尊公将扫清多难,绍欲迎接义旗,同去则不可,独行恐罹后患,为计若何?"公主日:"君宜速去!我一妇人,临时可藏隐,当别自为计矣。"绍即间行赴太原。公主乃归郭县庄所,遂散家资,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高祖。时有胡何潘仁聚众于司竹园,自称总管,未有所属。公主遣家僮马三宝说以利害,潘仁攻郡县,陷之。三宝又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率众数千人来会。时京师留守频遣军讨公主,三宝、潘仁屡挫其锋。公主掠地至益压、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无得侵掠,故远近奔赴者甚众,得兵七万人。公主令间使以N,高祖大悦。及义军渡河,遣绍将数百骑趋华阳,傍南山以迎公主。时公主引精兵万余与太宗军会于渭北,与绍各置幕府,俱围京城,营中号日"娘子军"。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武德)六年(623)薨。及将葬,诏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大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日:"鼓吹,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旗,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人之所匹也。何得无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绩。仍令所司按谥法"明德有功曰'昭',谥公主为昭。[23]
对于这样一个杰出的女性,李白能不铭心刻骨吗?李白少即任侠,柴绍也是他崇敬的名侠之一。柴绍有缘娶平阳公主为妻。李白也娶了许氏贵相府之孙女为妻。将自己女儿取名平阳,不正是期望女儿有所作为,而其问也昭示了李白胸中的宏图大志吗?李白尚侠,身上总佩一把宝剑,他给女儿取一位超凡的"娘子军"首领的名字,当然是一种尚武的崇拜了。
此外,还有某些方史的巧合,亦耐人寻味李白妻许氏夫人之曾祖父许绍,不仅和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均名"绍"字,而且都是开国功勋,两人死后,均赠荆州都督。由此亦可推之,许家同柴家一定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李白婚后不久曾南下去荆州,他是否曾到过柴家,且李白生女儿取名平阳时,到底是李白一人的主意,还是其间还有许家、柴家的首肯,如今已难以查证了但笔者坚信,李白女儿起名平,绝非偶然,一定源于崇尚任侠的思想无疑。又,平阳还是一个地名,最早的尧都即名平阳,此平阳在晋,可能同平阳公主(平阳公丰牛此?)的名字有些关系,亦未可知。唐时,"平阳"二字能否因是平阳公主之名而成为禁忌呢?不能。平阳这个地名。史书上早就有了。南齐时,曾设有平阳县,属司州义阳郡(今河南信阳),[24]当在安陆北。唐时已改名,看来和李白为女儿取名,关系不大。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李白长子伯禽的名字及由来。笔者前文已述及,伯禽为吉公巳之子。《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云: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
李白移家东鲁后,许氏夫人生下长子,李白将之取名为伯禽,一方面是对鲁国之开国公表示敬重;另一方面也有振兴李氏家业的寓义。李白长子取名伯禽,最重要的一点是能证明伯禽生于鲁。若生于安陆而取一鲁地古君王之名,殊不可思议。
用鲁公"伯禽"的名字来为儿子命名,并非李白首创c据《宋书》卷六十一《武千传》云:"武=王之一,江夏文献王义恭,有子多人,其中有一名伯禽者,孝建三年(456)生。诚囚义恭诸子既遇害,为朝廷所哀,至是世祖名之日'伯禽',以拟鲁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官至辅国将军、湘州刺史。" "但他取名伯禽也未带来太多的吉运,此伯禽后来亦为前废帝所杀,故知世祖所起之名,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李白的儿子伯禽,也未见有宏图伟业创之,而使乃父的期愿终成泡缸。历史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有时真叫人瞠目结舌。
据魏万《李翰林集序》:"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日明月奴。"郭沫若先生认为,魏的序文,"夺误颇多,很难属读。单是这节便有不少的问题。既言许氏'生一女一男'而接着却只标出一个'明月奴'的名字。'明月奴'很明显地是女孩子的小名,不像男孩子的名字。因此'一男'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刊本或作'二男',更谬,除去'一男'二字,即'自始娶于许,生一女,日明月奴'.文字便无问题了"。一这里如果借用郭沫若先牛在《李白与杜甫》中论及李白一家窜谪之事时对陈寅恪先生瞄评:"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在"明月奴"这个名字上郭沫若先生也未免"疏忽和武断得真是惊人"了。其实.郭沫若先生的判断更多舛误。按,魏万的这段文字,只是"一女一男"四字后,仅阙佚一"男"字,大概在刻版时所发生。若补后加标点,即为"生一女一男,男日明月奴",则便迎刃而解。郭沫若先生认为,刊本或作"二男",更谬误;而认为"明月奴很明显地是女孩子的小名",则大误。那么,明月奴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首先,我们看看"奴"字。以"奴"宇作人名,屡见于史书。但奴字和奴婢、奴诸词贴近,抑或就是其简称,故以"奴"字作人名,则是耐人寻味的。在史书中,我们可"举出多位距李白之年就近的带"奴"字作人名的例子,其实一般多为男性。除"念奴"(天宝中著名歌女,但明月奴起名时,在天宝前)外,似乎我们还找不出更多的带"奴"字的女性的名字。郭沫若先生认为,"明月奴很明显地为一女孩子的小名",不知所据为何若以"念奴"为证,则有以偏概全之嫌。兹将带"奴"字的男性人名举例如下。事实上,在唐以前,用"奴"字作人名,已大有人在。如:
晋时谢氏家族中谢安之弟谢石,字"石奴"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一魏时,敦煌有守将"薛奴";[32]
魏高祖时,有"奚买奴";
魏肃宗时有平州刺史名"王买奴"。
由上可见,唐以前用"奴"字作人名者,大小名均有,但都为男性人名。
有唐以来,用"奴"字作人名者亦不乏其例。如:"刘全谅,怀州武陟人也,父客奴";刘客奴开元中在同室韦的边战中,数有战功,安史之乱时任柳城郡太守,后赐名正臣,他和李白是同时代的人。由此可见,李白将自己儿子取名明月奴,就一点儿也不足怪了。在李白之后,唐文宗曾"以旱放系囚,出宫人刘好奴等五百余人",李珏曾贺之以"德迈千古";又,自居易弟白幼美,小名"金刚奴"[36]以上之唐代人名,也都是男人的名字。其次,李白为何给伯禽起一小名叫"明月奴"呢?或换言之,"明月奴"的寓意何在?
"月"除了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天体外,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它很早就进人中国人的诗歌与文化中。月象的象征意义是极为丰富的,李白使用月象的诗文最多,故也最令人神往。李白一家自西域移来,西为月窟,曾被认为是月亮西落时的休憩之所。李白的妹妹名叫李月圆,其儿子名叫明月奴,或以为均是对西域远乡有思念之意在焉。
"明月"还有"明珠"之意。《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云:"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阁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38]李白发妻许氏,先生女儿名平阳,后又生子,视若掌上明珠,称之为明月奴,其寓意当是很明显的。李白还有诗《赠别从甥高五》云:"贤甥即明月,声价动天门。"李白将外甥高五也称为明月,可见李白是非常喜欢明月这个名字的。或问,既如此李白为什么还要在"明月"二字之后加一"奴"字呢?笔者以为,此"明月奴"小名,可作为"明月儿...'明月子""小明月"等析解,而名字的末尾加一"奴"宇,似更亲昵可爱。其实,以明月为名者,历史上亦实有其人。这就是北齐时名于塞表、载入青史的射雕英雄--落雕都督斛律光。据《北齐书》卷十七《斛律金传》云:"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勒勒部人也。......金性敦直,善骑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斛律金的长子斛律光,"字明月,少工骑射,以武艺知名。魏末,从金西征,其长子周文帝长史莫者晖时在行间,光驰马射中之,因擒于阵,光时年十七。尝从世宗于洹桥校猎,见一大鸟,云表飞飚,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颈。此鸟形如车轮,旋转而下,至地乃大雕也。世宗取而观之,深壮异焉。丞相属邢子高见而叹日:'此射雕手也!'当时传号落雕都督。"斛律光死后,其长子武都,曾任兖州刺史,虽无突出的政绩,但终为兖州历史上的名人。
李白移居东鲁,其缘由之一是"学剑来山东"。前已述及,据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文云:"(白)又常心许剑舞。裴将军.予曾叔祖也。尝报书目:'白,愿出将军门下。'其文高,其气雄,世稀其本,惧失其传,故序传之。"_4"由裴文知,李白崇文尚武贯于终生。白饱读书史,对"明月"这个射雕手--斛律光,字明月,当然会侧目相看,故笔者认为,李白为其爱子--长子伯禽取名为明月奴,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也是一位像射雕英雄斛律光--明月那样成为枭雄超群的武杰。
最令人惊奇的是,北卉时代的"落雕都督"斛律光(小名明月)的长子武都,曾担任过兖州刺史,是兖州历史上的名人。因为李白儿子李伯禽生于鲁之兖州,故爿命名其子为伯禽,其小名(爱称)叫明月奴。这一切,看来绝非历史的偶然。
李白将自己的女儿取名平阳,寓为"娘子军"首领.即女中豪杰之意;李白又将爱子伯禽取名为射雕手"明月"之名,当然电是寄希望其子长大以后,以武报国,成为震威寰宇的人。总而言之,李白给自己女儿、儿子取名,都颇费心机,这其间当然电有一定的追慕贤良俊彦人物的崇拜心理使然。李白在青年时代,对人生社会涉世未深,以其一厢情愿的抱负,寄希望于自己的下一代,不仅表现了他自己的功名出仕之心,也表现了他作为一位父亲,对壮大自己族系家业的职责感与使命感。当然,兴家业要依靠人仕高官,用李白的话来说,就是"事君之事成"和"荣亲之义毕",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这种追求,在封建社会中期,差不多是贯穿了广大平民知识分子的整个阶层的。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曾自我标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李白为女儿和儿子起名都是缘起于"达"和"兼济"的.他虽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可真正的含义,仍是"奋其智能.愿为弼辅",而平阳公主和射雕英雄明月,不正是现成的历史上的明星榜样吗?
除了平阳、伯禽(明月奴)外,在保留至今天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另外还有一个或两个儿子。其一称颇黎,乃见于魏万的《李翰林集序》:"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男)日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日颇黎。终娶于宋。"从魏万的序文可知,李白的结发妻子许夫人逝世后,李白曾先纳一刘氏。但不久,刘氏又诀别(离异)了。其次又合于鲁一妇人(妾?)。既称其为鲁一妇人,知其为再醮者。对"刘"和"鲁一妇人",魏序不称其为"娶"而称其为"纳"与"合",表明后二者的身分只是"妾",或只是"如夫人",并非正室。而后再娶的宗氏夫人,才是正室,终娶于"宋",其"宋"字乃为"宗"字之讹。许、刘、鲁一妇人、宗是并列的。按照魏万的序文,颇黎是李白如夫人即鲁一妇人为李白生下的一个庶生儿子。郭沫若先生认为颇黎就是伯禽,尤据,亦嫌过于武断,实误。因为在魏万的序文中,魏已同时列出了伯禽和明月奴的名字,随后才说,"鲁一妇人,生子日颇黎",难道魏万连李白有一个小孩和两个小孩还分辨不清吗?笔者认为,魏万曾"不远命驾,江东访l9,游天台,还广陵,见之"。魏万既是李白的追随者,又是第一个为李白编辑诗集的人。魏万的材料直接来自李白的文字或口述,绝不会发生什么误会,所以他的记述肯定十分可靠。
颊黎这个名字的确起得很怪,但也是有出处的。《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一《西域下》云:
吐火罗,或曰土豁罗,之魏称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与挹匣杂处.胜兵十万。国土著少女多男。北有粤誊山,其阳穴有神马,国人游牧牝于侧,生驹辄汗血。......开元、天宝问数献马、骥、异药、乾陀婆罗二百品、孥挚孳警,乃册其君骨咄禄顿达度为吐火罗叶护,挹悝王。......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嘎哒,王姓也,后裔以姓为国,讹为挹怛,亦称挹阗,俗类突厥。天宝中,遣使朝贡。[43]
李白有诗《寄远二首》(卷二十五),其十诗云:鲁缟如玉霜?笔题月支书。
寄书白鹦鹉,西海慰离居。行数虽不多,字宇有委曲。笔者在本书第一章中已经述及,此诗证明李白在西域,不仅有相
当密切的亲友,而且还有书信往还。李白还有《感兴八首》之三,亦有句云"裂素持作书,将寄万里怀",此诗差不多同前诗的内涵一致。李白远寄书信的地方,当为西域月支地,上文所引的挹怛,正是"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击大夏臣之,......大夏即吐火罗也"。由此我们即可推知,李白的亲友,或住吐火罗那里,或在其邻近处。吐火罗"北有颇黎其阳穴有神马",原来,李白给自己二儿子起名为"颇黎",其寓意为神马(如白额驹、千里驹之类)!按颇黎是山名,并不是当时被视为珠宝类的玻琮。王瑶先生说:"对于李白来说,明月是一种皎洁真率的象征。......他的孩子叫明月奴,叫玻碟,都是皎洁透明的象征。"王瑶先生认为,颇黎即玻埠,而且是"皎洁透明的象征"。大误!
我的根据就是上述引文,在上述录自《新唐书》的关于神马出处的引文中,"北有颇黎山",是和朝贡的"玻堞"(即红碧玻球)同时出现的,可见二者绝非同一,是不能混淆的。还有的方家,认为川语土话谓"水即玻璃",其渊源和前提也是基于"颇黎"即"玻碟",亦误。通过对颇黎出处的揭秘,我们知道,李白将自己的:子起名为颇黎,就是希望自己的这个庶生之子,能成为一匹神马,一匹千里驹李白不是有诗《送舍弟》,用"吾家千里驹"来称舍弟吗?此亦同时也昭示了李白和两域的情感联系。
李白另有诗《天马歌》(卷三),诗略云: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
鸡鸣刷燕哺袜越.神行电迈蹑恍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珠。曾陪时龙跃天衢,羁佥络月照皇都。逸气棱棱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
天马奔,恋君轩......
诗中的天马是李白的自况,但对他的儿子,却仍寄予厚望,愿他成为另一天匹马。关于颇黎,郭沫若先生认为,实无颇黎其人,亦大误。李白除伯禽这子外,他肯定至少还有一个或两个儿子。除魏序所记之颇黎外,我们在李华为李白所撰之慕志铭序中,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印证。王琦本后附李华的墓志铭序文略云:"......有子日伯禽、天然,长能持,幼能辩,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已矣。"对这段文字,笔者的译文是:"(李白)有子日伯禽、天然,长能持(持重,或持家),幼能辩(辩言),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序中的"长能持"者,即伯禽,也就是李白的长子,小名称明月奴者。另位"幼能辩"者,名叫天然,即李白的又一个儿子。天然和颇黎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现在我们似尚难明确判定。李白诗中的"二子鲁门东"和"草掷二孩",前者是指平阳和伯禽,那么后者或许是指两个男孩,也未可知。如果我说的不错,那么似可推论,颇黎即天然。天然和颇黎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李白之妾--鲁一妇人所生之庶子名叫颇黎,也叫大然。凶"颇黎"的现是在"明月投"之后,而"天然"和"伯禽"并列,那么即可推知,"天然"是这位李白次子的本名,颇黎是小名。天然名字的出处,亦或和释天然的命名有关。此存疑待考。
颇黎--天然为如夫人所生,是为庶子,故其地位卑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对于庶出,常常连自己父亲对他们的称谓有时也是不同的。如距李白稍后不远的著名诗人杜牧,有《自撰墓志铭》,其铭略云:"妻河东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牧若、干时卒。长男日曹师,年十六;次日祝棍,年十二。别生一男,日兰,日兴;一女日贞。皆以某年月葬于少陵司马村先茔。......"由杜牧给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庶牛子女兰、兴和贞,不仅不能和原配夫人所生子女并列,就是连排行的顺序也不能进入,只能称"别生"。所以,我以为范传正碑文中所说的"绝嗣之家",只是说伯禽死后,伯禽子不知所终,这是其谪生子女的情况。那么日颇黎或天然的情况如何呢?范传正根本没提。事实可能远非如此。
李白在《万愤词投魏郎中》诗中云:"穆棱关北愁爱子,豫章, 天南隔老妻。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此诗系年为.李白因从永王磷获罪,被囚在寻阳狱巾时所作,时间当为至德二年(757),是年李白五十七岁。安史之乱后,李磷起事败绩时,伯禽已在宣歙之地(由门人武谔接出)。但此时,李白却说,他的爱子在穆棱关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李白在东鲁的居地,如笔者前文所述,应为三处:一处在任城,一处在徂徕山中,一处在兖州。李白的家从未移到穆棱关北去。按,穆棱关在兖州东之沂州的沂水县北,位于沂州、密州、青州的交界处,在沂山的东南。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穆棱关北之地,也是不毛之荒山。李白此前从未言过此地,奈何却在他入狱时,突然提到他的爱子隔在穆棱关北呢?惟一的解释,笔者以为还是在这位鲁一妇人身上。而此爱于,当不是伯禽,而应是颇黎,亦即天然。此和颇黎或天然住在一起的,当然也绝不是宗氏夫人。宗氏夫人即李白称老妻者,在豫章(学道)阻隔着,而且宗夫人似也未曾生育过。由此可见,居于穆棱关北的肯定是李白的妾(称如夫人?侧室?)--鲁一妇人和其所育之子颇黎--天然。魏万是在安史之自前的灭宝十三载(754),"不远命驾",来江东寻找李白的。李白本住东鲁,魏万访李白于江东前,一定先去过东鲁李白之家.不然他怎么知道李白在江东一带滞留呢?魏万或访问过李白之家,或听由李白的介绍,才知道"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日颇黎"的,而且很可能魏万曾见过这个庶生子颇黎及其生母,即鲁一妇人。所以,笔者认为,魏万的序文不会有舛误。这位鲁妇人同李白的另一爱子颇黎或名天然者居穆陵关北之某地,似属青州界内.大概是安史之乱时,为逃难而躲至的闭塞之地。笔者甚至无端地臆想,李白十丧其九的诗文,是否有一部分被鲁一妇人携至穆棱关北而散佚的呢,未可知也。
李白长子伯禽没有实现乃父振兴家业的期愿,也没有如李华所预言的"必将大其名"。伯禽只做过小官,"贞元五年(789),李伯(白)子伯禽充嘉兴监徐浦下场籴盐官。场界有蔡侍郎庙,伯禽因谒庙,顾见庙中神女数人,中有美丽者,因戏言日:'娶妇得如此,足矣。'遂沥酒祝语之。......数日而卒。"
元和十二年(817),宣歙池州观察使范传正,因其父范伦和李白是至交,且出于对李白的崇敬和仰慕,乃为李白迂神。并"访公子之孙,欲申慰荐。乃获孙女二人,一为陈云之室,一为刘劝之妻,皆编户氓也。因召至郡庭,相见与语。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进退闲雅,应刘详谛,且祖德如在,儒风宛然,问其所以,则日:'父伯禽,以贞元八年(792),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刘忆萱先生和管士光先生认为,所谓谒庙之言,并不可信0:aS]两述相比,时间相差=三年。故应以范传正碑文记述为是。从之。由此可知,李白子李伯禽这一支脉,伯禽死后,有子云游,不知所终。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农夫,"救死而已"。到会昌三年(843),在裴敬的碑文中,则记云:"二孙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矣。"也就是说,彼时李白的两个孙女或老迈或已死,故这一支脉已经没有直系后代了。李白庶生子颇黎--天然在穆棱关北生活得怎么样,历史却没有留下可资一阅的记述,但不管怎么说,李白从颇黎--天然这一支脉上看,可能还有后人,不过那他们可就真正是现代意义上的山东人"了。那么,《旧唐书·李白传》中之所言,"李白为山东人",是不是和此有关呢?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或可待考。
现将李白一家几代人的情况列成谱系表,示之如:

三、李白的婚姻
李白于开元十五年(727),在安陆同许圉师的孙女许氏夫人成婚。许氏夫人出身名门,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据宋长白《柳亭诗话》记云:
李白尝作《长相思》乐府一章,末日:"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其妇从旁观之日:"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太自爽然若失。此即所谓相门女也。具此才情,故常与寻真、腾空为侣.第不知娇女平阳,能继林风否?
按,李白《长相思》(月色欲尽花含烟),黄锡硅系年为。"开元二十三年春,自在安陆白兆山岩作"。[50]詹镶先生此诗未系年。安旗先生系此诗为开元卜七年,并按云:"宋氏之语,虽不足信,然此诗风格确属早期,姑系于此。"比较起来,似黄锡硅系年更确,从之。宋长白的这段记述,既是记述许氏夫人,何能提寻真、腾空?提寻真、腾空应为宗氏夫人,故知宋长白的记述不类。但"丈人"为李白插言事,也许并非讹传,换言之,许氏夫人大概是一位通诗的大家闺秀。
许氏夫人名字不详。有人撰文称许氏丈人名为许宗璞,[521末注出处,似泥。姑存疑,待考。
"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李白和许氏夫人结婚后,在安陆度过了一段读书求仕的生活,于开元二十五年初移居东鲁。移居东鲁后,许夫人又生下儿子伯禽,小名明月奴。按郭沫若先生之《李白与杜甫年表》,许夫人殆卒于丌元二十八年(740),时年李白四十岁,"春游南阳,旋返东鲁",李白旋返东鲁的原因,也可能即因许夫人逝世,也未可知。安旗、薛天纬之《李白年谱》,亦系许夫人于本年去世。信是。天宝七载,李白有《送扬燕之东鲁》(卷十七)诗,诗中有云:"一辞金华殿,蹭蹬长江边。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又,天宝九载,李白有《寄东鲁二稚子》(卷十三)诗,诗中有云:"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依桃边。......名伯禽,与姐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从这两首诗看,平阳与伯禽形如"孤儿",鲁一妇人在否,也未可知,但彼时李白还没有颇黎这个儿子大概不错。魏万访李白为天宝十三载,安史之乱前。李白《送千屋山人魏万还千屋》诗,系年即天宝十三载。魏万于安史之乱后,李白诗稿失而复得时。为上元末(761),他沉吟累年不下一字,后集成,魏打撰《李翰林集序》称,白曾"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日颇黎"。这就是说,在天宝十三载时,李白已有了次子颇黎,而合干鲁一妇人,显然要比此更早些。
李白续弦宗氏夫人,按郭沫若先生的研究,其时问为天宝三载(744)。时李白从长安赐金放还,在洛阳遇杜甫、高适,后游梁宋,其间似无暇与宗氏结婚,故郭沫若先生说"恐未当"(安旗、薛天纬《李白年普》,天宝八载语)。安旗、薛天纬先生认为,白天宝九载后,"宗氏多次出现在李白诗中"。换言之,李白和宗氏夫人结婚的时间,最晚当为天宝九载。又,李白天宝十三载记有鲁一妇人及其所生子颇黎。两相比较,按常理李白娶宗氏丈人后不可能再纳妾。也就是说,从李白天宝九载同宗氏夫人结婚,到天宝十三载魏万看到或听到李白有庶生子颇黎。其间仅四年,李白断无在和名门女宗氏结婚后不久,即和另位鲁一妇人昂七早牟日盯冢屉与蜡姻[]相合而生子的可能性。由此推之,李白"次合于鲁一妇人"(纳妾),肯定在天宝九载眦前,即娶宗氏夫人前。而此之次序.魏万所述之顺序亦合。
许氏卒后,李白先是"合于刘氏"。"合"的含义不同于"娶"。"娶"为明媒正"娶",一般指纳正室嫡妻的程序口娶。唐贞观初,令州县官以礼督民嫁娶,亲戚邻里,互相资助,使男女之无家室者,均得其偶。《唐会要》卷八十三云:"宜令有司,所在劝勉,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聘纳,皆任其同类相求,小得抑取。"。--故李白丧妻以后,即使自己不想再聘一继室,也是不可能的。官律要求庶人(李白除待诏翰林外,一直为庶人)"小得抑取"。唐律叉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已上,及丧妻违制之后,孀妻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命-这个"令"字,就是魏万序文中,所云"女既嫁斋卒,又命于刘"中的"畲"字。由此可推知。李白所"台"之刘氏,大概是乡亲邻里友人,按官律"互相资助"办成的。'唐律还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原来其中还有这许多委曲缘由.看来即使李白想不"令",也由不得他了。没有鳏寡是作为唐时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的,所以这里难免投有勉强的成分在其中.刘氏合后又和李白诀别,大概就属于这一种乱点鸳鸯谱罢。义唐制,女子不授田,结婚不加赋,娶妻者得内助之山,无租调之累,故民乐于婚嫁。......刺史好合,以为谋最。"
--由上述诸点即可知,李白初合于刘,刘诀,又合于鲁一妇人,正是由于周遭环境大力协助的结果。魏万序中的:刘诀",其"诀"字,即"决"或"绝"。离婚古称"仳离",所谓"仳帮',"仳,别也"。谓夫妇因离婚而分别也。事实上,中国至"晋人始有'离婚'之语,白是以后,离婚遂为解除婚姻关系之 通称。惟以古法原则,......称离婚为'绝婚'或'决',或'决绝·,或·去',或'弃',或'出'。"[58]由是知,李白和刘氏、鲁一妇人的"合",当是由官方乡里亲邻协助的结果。而和刘氏的诀--决或绝,也是依唐律的规定分手的。李白虽非常人,办事还是要依常律常规的。这样,我们也可以确认:李白结发妻子许氏夫人卒后,乃由外人介绍,甚至是地方官的介绍,李白又与刘氏合。刘氏或与白常生龃龉,故后来,李白又与刘氏离异。离异后不久,李白复又与鲁一妇人"合"。鲁一妇人似乎同李白及前妻所生子女均能相容,生活了较长一段时间,并生有庶子颇黎(即天然),也是李白的爱子。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引用的《雪谗诗赠友人》(卷九)中李白所斥骂的: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晌晌;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鹊之奔奔;坦荡君子,无悦簧言!"大概是指刘氏巧嘴簧舌,处事刁蛮,李白将家事言及友人.可见已达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这位妇人可能太势利眼也太不安分了,再加上李白一年"三百六十日,日El醉如泥。嫁与李白妇,何如A常妻"!最后的结果,李白和刘氏只好分手。《雪谗诗赠友人》系年为灭宝九载,也就足说,在天宝九载以前或更早,李白与刘氏已诀(离婚)。鲁一妇人与李白合(纳妾)的刚问,我以为应该更早些,当在天宝前,即李白去京前,李白诗"莫见苏秦不下机"句,这种开玩笑的话,似应说给相悦的妾--鲁一妇人的。故可知李白合于刘的时间,应更早,在合于鲁一妇人之前,而应在许氏夫人死后不久(一年后?),所以"雪谗诗"中所记述的"彼妇人"的话,已是事情发生很久以后的事了。而换句话说,此诗亦是在与刘诀以后,李白对友人进行的解释。李白将二稚子留在东鲁,自己只身南下,或后来客居梁园,实际上在东鲁的家,就只有鲁一妇人领着孩子在那里厮守。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详细地诠释出李白与刘氏和鲁一妇人婚姻的详细情况,但我"至少口以说,这位鲁一妇人,在李白的婚姻史上,应该是一位很重要的贤惠女性。这位女性是以一妇人之身(孀妇?)嫁给李白的,先前她已有过婚史(不然为何称鲁一妇人?),故而她一般也很珍惜这次婚姻,而且她也比先前的刘氏更贤良些,李白并同她生子名颇黎。
但李白后来又娶宗氏夫人做正室,鲁一妇人虽生有庶子颇黎,但在家庭中总是处于侧室或妾的从属地位。人概因为鲁一妇人出身平民,而宗氏丈人是名门望族,大家闺秀。当然这位鲁一妇人只能永远处于从属地位。妾永远不能同夫人相抗衡,而且李白与宗氏夫人结合后,常居梁园,后又奔往来于宣歙一带,回到东鲁的时间就更少了。所以,其间若无"东鲁二稚子"(平阳、伯禽)作为链环系着,这个家庭早已分崩离析。正当家庭进入难以维系之际,天宝十四载冬,安史之乱爆发,不久平阳、伯禽被门人武谔接走南下。鲁一妇人先是恋家不走,后叉携爱子颇黎(天然)逃难至穆棱关北,从此与李白天各一方,一门散百草。李白从永王磷事败入狱后,他们(和鲁一妇人)的夫妾之问的婚姻关系,若以今天法律的角度来判断,事实上已经终结了。
李白和续弦宗氏夫人的关系,先前有过一段美好的岁月。其中有大量的诗歌可证。l 60-宗氏夫人,其名字亦不详。她是唐武后和中宗时代,曾经三次担任过宰相的宗楚客的孙女。宗氏夫人的弟弟名宗璨,曾经在李白流放夜郎的途中,小仅多方进行营救,而且还千里相送。李白有诗《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卷二十五)云: "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看来,李白的这位宗氏夫人和李白的娇女平阳之间,相处亦融洽,其原因在于她们都崇尚道教。宗氏夫人对名利非常淡泊,其祖父当过宰相,她什么地位的人没见过呢?
李白流夜郎,遇赦而还,寄居金陵,后又游越中。返回后滞留在宣、历之间。此间,约一年余直到李白故去,我们在李白的诗义中再未见到宗氏夫人出现。宗氏夫人到哪里去了呢?有人猜测她已和李白离异了,[611似谬,因无确证可稽。
李白流夜郎时,宗氏夫人和弟弟一同陪伴着李白,送至半途才告别而返。这样真挚而深切的情感,能那么容易就离异吗?李白病故时,不仅宗氏丈人不在身边,李白的子女也未在身边,说明李白的故去,死得非常突然。可能是个不幸的意外。因此,如果认为李白的第四次婚姻,即同宗夫人之间是以离异告终的悲剧性结局,尚待进一步考证。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还是暂不下此结论为好。
总的说来,李白一生的婚姻,可以说是苦乐参半。

1997年10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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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2 22:27 | 显示全部楼层

1

嘿嘿,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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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例井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1-6-30 02:1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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