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党锢之祸”
——读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
范晔《后汉书》大体上是一部站在士族立场,为士族利益说话的史书。《党锢列传》通过对东汉末年党人党事的记录,较集中地反映了士人士族利益与其他社会集团利益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表现出作者鲜明而强烈的倾向性。下面我们作些简单的介绍和议论。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这是党人兴起的社会背景。当时宦官(代表皇权利益)专权,外戚横行,士人受抑,社会斗争此起彼伏。
“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这是对党人的形成及党祸的发生和结果的简单勾勒。新上台的桓帝因为授印给从前的老师周福,致使乡人拿其同郡房植与之对举,结果各自的支持者互相讥讽,遂有党人之议。后汝南太守宗资、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晋,功曹岑眰,又各有朋徒鼓吹拥戴。更重大的是太学生(多是士族子弟)三万余人有自己的领袖:郭林宗、贾伟节;有自己支持和推崇的政坛要人:李膺、陈蕃、王畅等。此外渤海、扶风各地也有大胆批评豪强的代表人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确实有许多地方出现了小集团——党人。他们大都正直多才,以天下为己任,批评时政,对出卖官爵从而损害士族利益的皇帝和宦官,对横行霸道的外戚和豪强都加以抨击和抑制。所以党人从一开始就和士人、士族的利益较一致而与外戚和宦官(皇权)相对立。从政治权力的竞争和分配来看,考试和察举这时也大受征辟、任子、纳赀的冲击,外戚、宦官专权而士族士人受压抑和排挤。所以党人的批评不但带有社会公众舆论的性质,而且还有政治斗争的性质;不但是个伦理道德问题,而且是个利益问题。而且从《陈蕃传》和《窦武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党人的组成情况也是复杂的:陈蕃是豪门世族而窦武则是外戚,但党人一般地都被称为“善士。”他们与当权者的争权夺利,他们有些矫枉过正和借题发挥的嫉恶如仇,终于使当权者借故发难,大开杀戒,从而造成桓帝末年的第一次党祸。当时河南尹李膺作为士林领袖,不顾大赦,杀了张成之子(是个杀人犯)。而张成素亲皇帝和宦官,故此举乃是对皇权的大胆冒犯。结果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互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就是说犯了阴谋叛乱罪和败坏道德罪。锒铛下狱者有李膺、陈 ?等二百多人,且搜捕之凶,怵目惊心。后虽经霍谞、窦武等人的奏请得以释放,但党人的名字却被记入了官府的花名册中。
然而这次党祸之后,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公众的舆论倾向于党人,并为天下名士冠上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名,无疑他们又是新的党人,新的党人领袖人物。
到了灵帝之时,宦官又一次向党人发难,手法相同是诬告:张俭等“八俊”、田林等“八顾”、朱楷等“八及”,以张俭为领袖“共为党部,图危社稷”。于是皇帝下令加以刊捕,然后推而广之地把旧党人也一并收捕,有虞放、杜密、李膺、范滂等百余人,多是曾位及公卿守相的大员。上举四位并死狱中。更有甚者,稍为怨隙或看不顺眼者也扣上党人之帽,逮捕归案。第二次党祸,“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这还不算更进一步的牵连者。
在这两次党祸中间,还发生了一次真正流血的宫廷政治事件,即外戚窦武和公卿领袖陈蕃联手的除宦计划及其失败。本来各方面的条件对他们都相当有利,但他们忘了皇帝才是宦官真正的主子。这种只能辅政除奸的忠君思想使他们坐失良机,并最后事败身死。祸及尹勋、刘瑜等人,或其族被诛,或宗亲、宾客、姻属被放,十分酷烈悲惨。这次事变,党人(包括太学生)是窦、陈的支持者,但是始终不及宦官应变之精、手段之狠,后者以武力取得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
到了熹平五年,汉灵帝又一次对党人加以迫害。原先已是对李膺等人“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这次“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党人本身自不待说,与党人是五族之内或者关系较亲密者一律不予放过,重加迫害。
光和二年一直到中平元年,社会矛盾和政治权力的斗争有了新的变化,党锢之祸才慢慢消解;而黄巾起义带来的军阀割据,以及宦官外戚的争权,已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其实各地割据势力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说是党人斗争的继续,但情况较复杂,此不述)。
从元嘉到中平,时间不过三十几年,却是东汉末年党人兴衰的历史。党人作为善士,作为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仁人志士,作为正直力量的代表,对社会各种不公的、邪恶的力量和现象进行了攻击和斗争,不惜抛洒鲜血。但是他们政治斗争的经验却很不成熟,无法较好地摆正各种势力之间的地位和权力的分配,而采取了一概加以反对甚至严惩的做法,以本来就有限的力量去抨击远较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他们是可歌可泣的,但他们最终的失败也是可想而知的。
党人失败的党锢之祸还说明了党人自身的局限:他们未能越出忠君国、清君侧的藩篱,更未能有改造封建专制政体的想法,在忠君的思想指导下,来和与皇帝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外戚和宦官作战,其结果只能自取败亡。
党祸之酷烈使天下善士万分寒心,在作为官僚队伍后备军的士人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在独夫政治中,忠君为民往往意味着杀身之祸。其结果士人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结党已变成不可能不可为之事。即使后世如宋代欧阳修的《朋党论》为其驳正和鼓吹,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党派”,但更真实的情形是:一涉党名,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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