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云证，是立足境”——“道”对“诗”之影响的省思

xiaoshuxian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道”对“诗”之影响的省思

一、绪论

  牵动中国之诗终极关怀的“道”，源居于三千年前老庄的汪洋哲思；而作为“语言的本质的体现”[1]的诗，在老庄哲学的语境下，亦始终不渝地传承着“道”之深层内核。可以体味的是，成就历世文学、美学之原型理想的“道”，与不自觉地复沓着语言之内心秘密的“诗”，之间始终有一份暗合而流畅的深层默契。如《庄子·齐物论》所云“大道不称”，正是这样一层无言的默契，使“道”将中国之诗，尤是古诗的审美深度推向了“渊默而雷声”的极致。
然而，新文化运动之后，近百年来的中国新诗之发展，却是在异常艰难的路途中摸索徘徊，始终难有昔日成就。仿佛已渐被诗坛遗忘的“道”，还在静静注视着诗前进的脚步吗？回望前路，又该如何理解诗学之根，如何才能徜徉于今日之真正的诗美极境呢？笔者不揣冒昧，以希神游于老庄诗境，求得些许管窥之见。

二、本体之“道”的诗学美——自然天成之美

  “古之善为道者，微眇玄达，深不可志。”[2]老子视为生命主体之终极的“道”，从最初就充盈着明润、幽微而又深邃、玄妙的盎然诗意。论及庄子，则更是以“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3]之想象，“咽九华于云端，咀六气于丹霞”“翱翔希微，履略蜿虹”[4]之文笔，在高蹈着内外交融、表里互渗的诗性精神的同时，论证了自然、天道巨大的诗意审美价值。“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的辽阔，“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的安宁，“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的清泠觉醒，“昔着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的恍惚明润，无不闪现着自然经过人的纯净的内心映照过的诗性美。不过，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庄子一直在生命的此岸、在人纯净的本心所体认的逍遥与自由的生存哲思。
    庄子说：“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5]
    庄子说：“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6]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7]
……
   “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存于赤子之天真，在时光倏忽中恍为一体的“浑沌”是暗喻世界的原初状态，而与天地精神往来之道，则融合万物之本性，随宇宙之脉动，无所待而逍遥其间。
    千百年来，一方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游”为一世又一世飘渺而执着的诗人们营造了停歇的后花园，并最终成为他们的心灵栖所。陈鼓应先生说：“庄子思想把人的生命放到较广大的天地里去寻找意义，使人的精神与外界宇宙无限地、自由地相联系、相结合；将人的精神从现实世界中提升到一种高度的艺术境界。从这个角度看，庄子思想之扩大人的精神视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是其它各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庄子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对美学史、文学艺术史的影响之大，也非其它诸子所能望其项背。”[8]便从中国古诗词发展看，上溯至《诗经》，以至魏晋隐逸之风，盛唐高妙之境，无不信然矣。神游于庄子“虚而待物”之绝冥之境者，诗如渊明之淡入自然，东坡之出入于宇宙人生，词如姜白石之清空，吴梦窗之飞越，亦无不追随“心斋”“坐忘”以求至诗之原初境域。中国的古诗词，始终承载着“逍遥”“自由”的品质。有关于此，文学史上、诗学史上，论著何其多也！故此，本文不再详述。
诚然，老庄之“道”作为东方诗学之依归，在思想、信仰和精神内核上影响深远，这是不容置疑的。不过，笔者以为，在中国古诗词表面所运用的手法、依从的形式上，“道”亦体现了它作为终极本体的深厚而独特的力量。可以明晰的是，数千年来，




[1] 邓程《论新诗的出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2] 老子《道德经》第十五章，见《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第一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3] 葛洪《抱朴子》，见于《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编印版，第八册，第1~2页。

[4] 葛洪《抱朴子》，见于《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编印版，第八册，第1~2页。

[5] 杨柳桥《庄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6] 同上，第126页。

[7] 同上，第31页。

[8] 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9] 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见《席勒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佳鈺译。资料来源http://pdf.sunxuming.com/pdf/106-heml.pdf，屈文焜《花儿美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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