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史系列之包拯与王安石

全鼎子 · 发表于 2008-3-3 08:27

包拯与王安石

公元1000年，包拯出生于庐州，即今合肥市。二十一年后，王安石出生在江西抚州的临川，他与包拯相差了二十多岁，是后辈。两人几乎没有什么瓜葛，我今天要把两位搁在一起讲。
由王安石开始。
王安石是个超级文豪，但他首先是作为一个改革家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改革家和改良家不同，后者触表不及里，是拨乱反正；而改革家有时要对既往改弦易张，触碰底线，做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改革家弄不好还是破坏之王，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从商鞅立柱赏金开始，历代的变法者似乎下场都好不到哪去。与后世不同，商鞅变法是前所未有的成功了，但他终究没有逃脱同门李斯的陷害，好端端地被车裂，千古遗恨。后来的什么张居正变法也好，戊戌变法也好，都不了了之，效果不太明显。但宋朝真的很特别，即便是“保守党”司马光严格讲骨子里都充沛着革新的冲动，更不要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了。一句话，宋朝是一个各个阶层都充满求变气息的时代，但又是中国历代中最缺乏张力的朝代。宋朝的国防政策最暧昧最不明朗，还有一个很滑稽的防卫制度：打仗的不带兵，带兵的不打仗，弄得是将不识兵，兵不知将，十足的颟顸！真不知道在这样背景下怎么就涌现出狄青、杨家将这样驰骋疆场的打仗能手，不可思议！大约赵宋的天子们考虑到这皇权毕竟是得来不光彩，苟安个笼统江山也不错，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也算混成人中龙，古来几人如此风光？搞得群雄并起，四夷不服，单就一个西夏王元昊同志就把老赵家整得够戗！无论契丹和女真了。这样来看就不足为怪了，读书的文人们到底还有大一统继往开来的气概，他们骨子里还有着文景之治、汉唐气象的梦想。王安石当然也免不了正统这个俗，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他认为这是“患在不知法度”，并陈历代之治乱兴亡，希望皇帝“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稳定北宋的统治，一扫“积贫积弱”之窘境。并提出当务之急是发展农业，为此不仅要去其疾苦，创造便利条件，还要抑制兼并！这样才能富国。至于强兵，他也提出一套自己的勾画！考察不可谓不详细，剖析不可谓不透彻！
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大致有以下内容：均输法（官方合理采购）；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官业银行）；免役法（劳役商业化）；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再纳税）；市易法（贸易促进，平抑物价）；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保甲法（农村基础管理），等等，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不难看出王安石真的很有才！变法有效果吗？有，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后收到大批钱粮；推行水利法后，兴修一万多处水利工程，灌溉农田三十六万余顷；军事上也曾取得熙河之战的胜利！
但变法终究还是失败了，因为王安石没有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和“鞭挞四夷，尽复唐之故疆”的诺言！究其根本，以往的定论是：在于王安石没有真正触动当时“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社会矛盾得不到调和，变法的效果便好不到哪去。讽刺的是，即便是这样，还是遭受到当时“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阶级的激烈反对”，这就讲不过去了。更奇怪的是，当初鼎立支持范仲淹变法的富弼、韩琦，到王安石变法时往死里反对，再加上苏轼，这些人当时可都是很有地位很有影响的家伙，想想都怕！王安石里外不是人，结局可想而知。让我们再理性一点想想：别人我不敢说，苏轼肯定不是瞎起哄的人，以他的人格和口碑担保，王安石的变法肯定是有些问题，因此上也得从当事人身上找找原因。野史上有这么个事情：变法时，青州有小吏某，打着免役法的幌子，一概地课以钱币或实物。席卷一空后再抓人出工，招致民众群愤，被乱棍打成肉泥，造成不小的事件。官府派军兵方平息。不过我们现在一眼便看出，某人是挂羊头卖狗肉，勒索百姓，中饱私囊，此人背后还一定有后台，后台后面还有后台！新法之操守难持我们便可窥斑见豹了。窃以为，一，用人不当，新法推行，被些狗苟蝇营鼠辈趁火打劫，使“富国强兵”为“谋己福利”，败坏了名声；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反对我就打压你。你打压我？我更反对你，恶性循环，变法外部环境极差！这两条是王安石变法泡影的主要原因。其中一、二之间又有表里：看你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吕惠卿们！我不就更反对你了吗？
由此想起包拯！
朱熹称包拯：“令行禁止，立朝刚毅”。
欧阳修称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况且，欧阳修跟包拯还曾有过节。
刘敞夸包拯：“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
《宋史》说：“公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偿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为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人人不外乎都承认他包拯是大清官！这个称号对于包拯不是空穴来风，是实至名归，是恰如其分。“清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担当得起的，否则会遗臭万年！包拯成就一代清官形象，不是偶然，用当时人的话说，在于他“孝亲不为扬名，忠君不为显才”，无欲则刚呵！
端州任上，端砚享誉天下！包拯就能坦荡地在离任时将好心人暗藏在包袱里一块端砚扔进野山沟涧中，坚持做到“岁满不持一砚归”；回乡做官，他不与亲族通有无，“自此亲族皆屏息”；在开封，他打破告状人不能进大堂好让下吏转呈以从中渔利的坏风气，规定凡告状人可直抵庭下自道曲直，以致“吏不感欺”！包拯在《论恩敕不及下》的奏折中大声疾呼：“果爱国，岂不以爱民为心哉！”何等的震聋发馈？因此他始终以“能尽心敢救天下弊”为己任，立志做一个清心寡欲、刚正不恶的好官。
于是我想：是不是王安石须跟包拯联合起来，才有可能使变法成功？或者说，王安石需要跟包拯们联合起来？在我看来，与王安石比起来包拯是个大法官！王安石只能做到有法可依，包拯却能能做到执法必严！王安石时代所有人都忽略了：清官不能救世界，但能救世人。
于此看来，王安石变法是非得失败不可！
一个读史的朋友跟我说，宋朝的包拯太少了。我这个门外汉说：中国历史上的包拯太少了。
“那样的话，王安石还需要变法吗？”朋友说。
我将其话奉为至论！

（几篇乱弹，让研史家见笑，原本就是博众人一笑，便不觉汗颜。假如有经过我家门口，欢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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