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语言书写与文化政治

张立群

论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语言书写与文化政治
                                
张立群
                           
从某种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一直伴随着自身的叙述展开其历史以及命名过程，“朦胧诗”、“后朦胧诗”以及“第三代”、“后新潮诗”等具有概念性的词语，虽然以“世纪后”的眼光看来，总存有某种命名上的迫切倾向，但却无疑在指涉当代中国新诗历史化进程的同时，揭示了一种阶段性意义上的艺术演变。在这种前提下，“90年代诗歌”概念以及不断在热情驱使下为其进行的命名，虽同样带有一种“权宜之计”的色彩，但无论从诗歌史惯有的“时期”划分，还是从90年代诗歌写作的新质以及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90年代诗歌”都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概念。当然，随着一个概念在多重历史境遇共构后的生成，一系列可供言说的话题也必将随之产生，而本文所要揭示的这一阶段诗歌的语言书写与文化政治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一

如果按照“特殊性”的角度理解，即文化政治“只能被理解为不同的人群在相互关联的现实世界中的不同的地位、利益以及作为这种不同地位和利益的反映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1]，那么，这一大致可以追溯自康德时代就不断被持续的“权利哲学”概念（与分析方法），或许可以被简约为某种“身份”和“权利”。而将其与90年代中国新诗“重叠”之后，所谓90年代中国新诗的语言书写与文化政治问题在实质上，就转化为对这一时期新诗语言自身及其使用和创作主体的身份和权利的研究，这是一个包容时间和空间的研讨过程，至于其具体的指向，则应当从诗歌语言的使用中提升文化意义。
在著名的诗学论文《’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诗人欧阳江河曾以近乎寒彻透骨的方式写道：“1989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属于那种加了着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脱离出来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就像手中的望远镜被颠倒过来，以往的写作一下子变得格外遥远，几乎成为隔世之作，任何试图重新确立它们的阅读和阐释努力都有可能被引导到一个不复存在的某时某地，成为对阅读和写作的双重消除。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海子和骆一禾的先后辞世，将整整一代诗人对本土性乡愁的体验意识形态化了，但同时也表明了意识形态神话的历史限度。”[2]欧阳江河这段论述给我们的启示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欧阳江河是以后现代的方式解构了89之后中国新诗的意识形态性，从而以“中断”的方式使1989以后的中国诗歌与以往的诗歌历史分离开来；其次，欧阳江河这段论述及欧文本身相继提出了“本土”、“中年”、“知识分子”三个词语，这使得90年代中国新诗相继在“世界性场域”、“代际划分和时间线索”、“身份”以及“权利”等方面，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时空结构。当然，如果可以进一步细化全文，那么，在欧阳江河的笔下，“中断”的普遍感受还与一种“个人写作”相连——“个人写作”的出现，不但为“语言和现实”的结合提供了可能，而且，关键还在于它能够在对应80年代诗歌常常貌似集体登场的前提下，形成了一种整体上的“碎影式状态”。
由欧阳江河的文章看待90年代诗歌面临的文化语境，所谓“大写时代”的宏大叙事已成为一去不返的历史。在这种可以“众语喧哗”的语境下，任何一种写作及其言说方式都可以在寻找合理性的过程中得到一种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文类相比，90年代中国新诗却由于自身的文体特点而显得步履艰难、相对沉默，这种态势当然不在于诗歌艺术自身的萎缩，而只在于走向普遍“个人化叙述”和指向内心之后，诗歌写作只是一种生命本身的现实性言说。对于90年代中国新诗而言，“个人写作”以及“个人化知识谱系”适时而出绝非简单重复诗歌本身以及诗人自身应有的本质属性，在似曾相识的面目背后，“个人化”及其相关话题正预示着一种写作权利和语言使用的重组：即一方面它暴露了阅读空间日益狭窄、无力“对抗”现实背景下，诗歌本身难以掩饰的困境与边缘感受；另一方面，它则代表了无共同主题时代，写作本身不但被划分为一个个单元，而且，还在普遍失势、创作群体离散的情境下，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碎影状态”。这样，对于这一代诗人而言，诗歌的写作或许只是借助写作发现其语言力量的一种书写行为，而专注语言可能抵达的范围也正是思想减缩时代，诗歌写作一种无奈的策略。
对诗歌所处的生存环境以及这一环境下语言使用的敏锐感受，给90年代诗歌写作带来了诸多变化。首先，是建构的指向。90年代新诗在写作和语言上的“重组”虽然使诗歌叙述呈现一种分离的态势，但这次重组却是以期待突破日常经验而又不离开日常经验为界限的。这种包容众多个体对可能实现的意义与秩序的呼唤，已使得此时诗歌的语言翻转为生存世界的语言，并在对个体生命与现实意义的期待中妄图言说生命，因此，它的暂时性以及本身并不突破现实的秩序已使其成为一种生命经验的扩展并隐含在现实生活之中。然而，诗歌沉溺于生活并不意味着诗歌已经失去反抗，而在90年代诗歌中，普遍以碎片般的情景来展现乃至攻击生活中荒谬式的书写，自然也同样蕴涵着建构的意图。
其次，是走向“语言与现实”之后的综合。针对中国当代诗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制约之下，90年代诗歌在写作上强调对矛盾、悖论以及丰富性的使用绝非偶然。伴随着写作的失势以及生活现实性成分的加重，日常化乃至世俗化场景的介入使诗歌从往日悬浮的状态中降落到现实的土地上，这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除了要超越往日凌空蹈虚造成的语言能指、所指已然脱离的写作状态，还必须要在日常琐事中提升多元繁复的诗意。因此，如何在具体的意象、技巧使用上拓展“语言与现实”融合的写作空间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遍览90年代中国新诗的写作，如何展现事件与场景，如何对生活细节进行刻绘，正是这一时期诗歌在技巧和语言运用上走向综合的重要原因。以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叙事性”为例，在面对时代语境的变化，充分意识到自己“从前的写作可能有不道德的成份”的前提下，西川的“叙事不指向叙事的可能性，而是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而再判断本身不得不留待读者去完成……与其说我在90年代的写作中转向了叙事，不如说我转向了综合创造。既然生活和历史、现在与过去、善与恶、美与丑、纯粹与混浊处于一种混生状态，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诗歌的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熔于一炉？”[3]显然地，西川是要通过“综合创造”，将时代意识、文化眼光甚至心态感受融入到语言之中，从而在反思语词的使用过程中延展诗歌的思维，而与此相应的则是，西川在90年代的创作，如长诗《厄运》等，都是通过一种散文化的叙事方式将“词与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除此之外，臧棣、张曙光、孙文波等均是擅长场景与事件描述、“克制情感”和感觉细化的诗人，他们在90年代写作，恰恰为这种语言“及物性”[4]或被称为“亚叙事”[5]的写作提供了某些写作实践。
既然时代为“个人化叙事”赋予了相应的历史权利，那么，在个体身份和经验的差异下，90年代诗歌在语言使用上就包容着个人化书写时代的文化政治。相对于曾经的历史而言，真正个人意识体验下完成的诗歌创作似乎应当不亚于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诗歌中流露的“精神返乡”时的精神状态，然而，作为一种历史追溯下的现实背景，从80年代西方文化迅速在本土登陆，一直到后现代蓬勃兴起，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创作不但一直存在着一个个人主义的写作历史，同样也存在着一个个人主义式的阅读历史。通过这种阅读建立起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以及这个“个人”形象在某段时间内一直有着某种内在深度的表达，但这种文化阅读却逐渐走向某种平面化，并最终在后现代“个人”视阈下变成一种欲望的表达。这些都无疑在表明：个人主义、个体性在90年代中国的已经失去了古典主义时代的意义。而对于新诗写作而言，为了适应90年代诗歌本身与日常生活相互介入的趋势，通过倡导“从隐喻中退却”，选择“拒绝深度”、“拒绝价值”[6]以及明显带有文类兼容倾向的“叙事性”，期待诗歌回到语言最初的本真状态也就逐渐在怀有对另一种语言叙述的渴望中，转化为这一时期特定的诗歌文化生产场。

张立群

二

     如果说“个人写作”及其相关话题主要是通过一种时代意识的认同，造成90年代中国诗歌在语言策略上出现新质，那么，作为历史的另一后果，历经80年代外来文化思潮强势洗礼，90年代诗歌正和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共同进入到文化全球化的“世界性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中国新诗除了要在“影响焦虑”的驱使下，反思新诗的历史，还必将在融入世界性的场景并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同时，肩负确证汉语诗歌身份的现实使命。这一裹挟“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在内的现实性问题，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同样也在极具现实意义的指向中隐含着一种文化政治意识。
按照“文化政治之所以在现代性问题中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是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自我主张。它敦促属于不同文化和‘生活世界’的人迎接异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挑战、为捍卫和改造自己的文化或‘生活形式’而斗争”以及“文化政治的思考不仅要审视本民族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更要对本民族文化的内部关系进行批判性分析并做出价值上的判断” [7]之衡量标准，“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与文化政治”从来就与诸如翻译的政治、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批评术语密不可分。作为一种带有文化意义上的“连锁反应”，从域外的视野上看，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教授（Stephen Owen，即宇文所安）在1990年发表了《何谓世界诗？》（“What Is World Poetry?”）[8]一文或许可以被视为这一话题的重要发端。在这篇虽仅有二三千字，但“在美国的影响实在比所有研究新诗的中西著作加起来还大”[9]的文章里，宇文所安指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双重不足”：即一方面，现代汉语诗歌无法与以唐诗为顶峰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另一方面，现代汉语诗歌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是翻译成现代汉语的现代西方诗歌。于是，他不禁诘问：“这还是中国文学吗？或是发轫于中文的诗？”如果仅仅从言论内容的角度上看，宇文所安所触及的问题并无任何新意可言，但需要明确的是，宇文所安的论文是从西方的文化视点来看待新诗的，因而，无论他本人的观点对现代汉语诗歌存有多少偏颇，其文章在实质上都涉及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文化身份，而这个问题一旦置身于后现代特别是后殖民的视野之下，便不是诗歌本身能回答的。在90年代，由诗人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章引起的论争[10]以及所谓“中华性”[11] 、“本土性”[12]等话语恰恰可以作为一种回应。
由上述引证看待90年代诗歌写作中所谓的“翻译体”以及由此引发的论争，无疑会发现以往研讨中单纯从现象出发而忽略的问题。在后现代的氛围下，文化全球化和汉语在语言政治上的位置，不但使中国诗人对本民族语言产生一种“时代性的焦虑”，而且，也必然会在“边缘反思”的情境下，引发对汉语本身的再认识以及诗歌语言的再建构，而囊括其中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归根结底是对“汉语主体性”的重新确证以及第三世界文学创作所包容的“文化权利意识”问题。
当然，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又势必要将与此密切相关的“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这两大群落引入到研讨的视野当中。作为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现象，“民间写作”在当代文学创作以及理论批评中成为“显学”并非偶然——它不但常常体现为对来自“乡土民间”、“文化底层”之传统语言的吸纳，而且，它还在不断兼容当代都市“口语”的过程中，显现自己以边缘解构中心的语言策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出现在90年代诗歌中的“民间写作”，除了具有上述的倾向以及倚重本土文化资源的写作策略之外，关键还在于它采取了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抗立场，以及由此隐含两种语言资源间的权利之争。比如，对于“口语写作”，诗人于坚就曾联系“传统”、“世俗”、“软化”和“丰富”等内容写道：“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系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实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份。”[13]而对于与“口语写作”密切相关的“民间”，于坚则更多在自己的言论中表达了对外来语言资源的抵制和所谓“庞然大物”的解构——“好诗在民间，这是当代诗歌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汉语诗歌的一个伟大的传统。民间的意思就是一种独立的品质。民间诗歌的精神在于，它从不依附于任何庞然大物，它仅仅为诗歌本身的目的而存在”；“对于汉语诗人来说，英语乃是一种网络语言，克隆诗界的普通话，它引导的是我们时代的经济活动。但诗歌需要汉语来引领。……对于诗人写作来说，我们时代最可怕的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写作’鼓吹的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获得语言资源，应该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14]
90年代诗歌中的“民间写作”及其理论上的倡导，无疑是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创作倾向特别是所谓“翻译体”有关。但值得探讨的是，无论是“翻译体”，还是“与西方接轨”，在90年代被指认为从属于“知识分子写作”那里都是有特定的背景条件的，而且，如果可以进一步地进行析分，那么，这种写作还深刻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下语言和翻译中的文化政治。正如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强调的“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必须包括从外部对我们自己重新进行估计”[15]的那样，在全球化甚或后殖民的复杂语境下，不但“东方”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即使常常在语言政治弱势的视野中看待“西方”以及“西方文化霸权”也同样存有可以深入思考的空间。因此，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对汉语本身的历史反思和现代建构必然会导致对“汉语主体性”的维护和重新认识。而事实上，“知识分子写作”也并不否认自己在语言资源的问题上所采取的西方取向，但作为一个基本前提，向西方寻求语言资源的写作策略，其出发点与最终指归都在于诗人对于汉语的语言责任。而这一点，作为同样为了维护汉语政治身份和文化地位的一种目的性要求，在结果上，往往与其表面看起来对立的“民间写作”在根本上并无二致。
在汉语现实处境和东西方诗歌处于“对话”关系的认识前提下，“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群在90年代曾经对“中国话语场”、“互文”等一系列词语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而在其中，诗人王家新的阐述又更显理论上的充分与自觉。在《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一文中，王家新曾这样论述“中国话语场”——“提出‘中国话语场’，我想正是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到了语境的差异性、具体性以及它对写作的限定和要求。如果我们不是抽象地谈论民族、文化、社会和语言，而是把这一切纳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与话语实践中来，就会看到一个有别于任何语境，只在中国大陆发生、动作和演变的话语场——虽然它同样处在全球文明的笼罩和压力之下，并与之构成一种互动关系……当然，提出‘中国话语场’，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局限于此。正是在从某种‘国际视野’里，我们才提出这个问题，并以此作为我们对写作的自觉。而在实际上，这个话语场与世界也绝不是隔绝的，毋宁说，它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各种话语的交汇与冲突。……因此说到底，提出‘中国话语场’，出于一个中国作家和诗人的责任以及我们对写作的重新认定。”[16]的确，以“西方”为自我参照，并不断发出“‘汉语中的里尔克’已不是德语中的那个里尔克。中国诗人并不是在盲目模仿，而是出于自我建构的需要”之呼声，在以王家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那里得到了认同。而事实上，诸如王家新在90年代的诗歌作品《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致一位尊敬的汉学家》；西川的《致敬》、《汉尼拔》等，也确实在诗歌的语言使用甚或语言组织方式上充分的表达了这种“互文”。
“知识分子写作”的这种语言建构策略成为世纪末诗歌论争（即“盘峰论争”）中的“焦点”之一。但这并未影响这种建构策略在90年代，以及对90年代以后汉语诗歌写作中“发展前途”的认可程度——“近些年来，在中国诗坛上，似乎对‘翻译体’的嘲笑已成为风气，‘与西方接轨’也被作为一种罪名扣在一些诗人的头上；然而‘翻译体’又有什么不好，多少年来正是它在拓展并更新着现代汉语的表现力，而‘接轨’也并非为了成为别人的附庸，相反，如同历史已表明的那样，这恰恰是现代汉语诗歌壮大、成就自身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我们有时是需要‘取道’斯德哥尔摩或都柏林或彼得堡才能回到我们所热爱的汉语深处的。诗歌创造——现代汉语诗歌的创造，正是这样一种为那些热衷于文化政治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事业。”[17]恰恰说明了“翻译体”的“迂回”路径在部分诗人那里得到了坚持。
总之，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写作和诗学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超越，虽最终外化为一场关于两种语言资源的论争，但其实质却表达了全球化语境下，汉语诗歌写作在交流借鉴和自我建构中的语言政治与文化身份问题。这不但是百年中国新诗通过借鉴，与政治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关联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新诗历史遗留问题在后现代反思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呈现。而在“共时性”的空间结构中，出现在90年代新诗写作中的话语自我建构，以及最终由此导致而导致的围绕“精英与世俗”、“本土与西方”、“民间与知识分子”等话题而产生的论争，正以一种以语言借鉴为中介方式的文化政治问题，展开一次寓意深远的探索与争鸣。

张立群

三

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长期浸润在语言“个人化”的叙述策略，经由世纪末诗坛的论争与阵营分化，使得这一时期新诗写作中的语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盘峰论争”之后，所谓“知识分子”阵营和“民间口语派”阵营，都在反思和汲取对方的经验中产生了彼此介入的现象。而作为一种带有诗歌史色彩的反思，除了造成论争后诗歌写作的回归现象，也使得诸多长期处于沉思默想状态并为诗坛所“忽视”的青年诗人浮现出来。这样，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及其语言运用来说，一些新的内容又随之产生。
一般而言，走向自我和生活之后的诗歌虽然会在整体上出现“碎影式”的结构，但“碎影”的出现本身其实也蕴涵着诗质的丰富与多元，何况，为了表达内容以及观念意义上的复杂多样，无论“个人化”，还是更为广阔的“世界性场域”，都从不会由于身份和权利拒绝诗歌技巧的运动。只不过，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诗来说，其内部的丰富与外部的“冷风景”常常造成诗歌本身的一种“生不逢时”之感：诗歌轰动效应的丧失以及日趋边缘，不但使种种先锋实验的意义弱化起来，而且，也使诗歌在逐步走向生活、表达澄明之境的过程中易于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偏差”。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上看，“个人化”对诗人处理现实与诗歌的能力要求，语言深度在走向澄明之境后的平面化，甚至网络诗歌造成诗歌大众文化权利的“回归”，都使得诗歌走向日常化之后语言易于陷入一种不言自明的圈套——一方面是个体的诗歌观念通过怎样的叙述得到表达，一方面是走向日常化语言之后如何从语言中提炼出诗意。而事实上，在网络新媒体蓬勃兴起之后，诗歌作品在写作媒介和阅读上的无限攀升，以及诗歌本身启蒙作用至少是审美意识的降低，使得90年代以来的新诗写作在晚近几年越来越具有文化意义，同样的，透过文本语言符号，可以感知的也不仅仅有诗质还原之后的欲望化书写，其间还潜藏着包括心态意识在内的种种因素。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身体叙事”再一度掀起微澜。但这种可以接续8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的“身体描写”即“黑夜意识”，却少了几分关乎女性命运和自我意识觉醒的成分，相反的，倒是在欲望的表达与书写中增添了几分表演成分和媚俗感。这种将观念和欲望彻底符号化书写的表演当然已突破了简单意义的诗歌层面，即它不但拒绝意识形态的到场，同样，也在拒绝一般现实生活介入诗歌的过程中，将“个人化”降格为一种消费时代和历史记忆丧失一代诗人手中的写作表征，而透过这种极具“亚文化”意味但同时又极具危险性的书写，对诗歌语言以及阅读标准的要求（比如：“写身体”和“身体书写”）又成为世纪之交中国诗歌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上述引证之后，不难理解：“底层写作”、“诗歌的道德伦理”为什么会相继成为世纪初中国新诗写作和研讨中的“热点”，在“个人化”已经蜕化为欲望书写之后，回归一种公共意识并期待一种公共的阅读已逐渐成为中国新诗的必经之路，不但如此，这种只有通过语言才能透露出来的公共性也必然反过来影响到对语言的使用。这是一个在深层隐含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写作趋势，但其更为瞩目的往往是外在的权利分层甚至对抗意识。“底层”（大众式的生存和喜怒哀乐）的出现总是不可避免的要与精英、中心这样自身就隐含文化政治的词语形成对峙，道德伦理也势必要与其全称否定判断形成现实的“镜像结构”。但作为“底层”以及“打工者”的诗篇，却更多期待的一种生命状态的呈现，这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写作意义上的“天赋人权”，也同样具有社会历史的文化回潮色彩。对于“底层写作”等一系列相关命题，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或然在于：它究竟怎样将一种个体文化政治集约为某种集体意识，并在时代与个体共构的策略下体现为权利的分延与排列，而当代新诗语言更新的逻辑起点似乎也正蕴涵其中。
至此，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与文化政治问题再也难以掩饰其近乎先验的文化意味，它的个体性实际上正体现了文化多元时代的价值诉求。所幸文化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同一切文化性质的‘身份’问题和政治性质的‘认同’问题一样，来自活生生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的体验”[18]，即使与新诗结合之后，它也来自我们此生的具体有限的时间性，同时也来自我们所负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

注释：
[1][18]分别见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63、3页页。
[2]见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收入《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版， 49页。
[3]西川：《大意如此》“自序”，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4]关于“叙事性”与“及物性”的关系，可见姜涛：《叙述中的当代诗歌》，《诗探索》，1998年第二辑。
[5]孙文波：《生活：写作的前提》，《阵地》，1995－1996总第5期。
[6]关于“元隐喻”，“拒绝价值”、“拒绝深度”，可参见于坚：《从隐喻后退》，收入《于坚文集》“第5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198、202页。
[8]斯蒂芬•欧文：《何谓世界诗？》，原文刊载于《新共和》1990年11月号，中文翻译见《倾向》1994年第1期。
[9]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58页。此外，关于这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议还可参见王家新：《中国现代诗歌自我建构诸问题》，《诗探索》，1997年第4辑；奚密的《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等文章。
[10]比如，在文章的开端，郑敏先生就以“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世纪。最近国际汉学界在公众媒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 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而由此文引起的论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提法，可参见许明《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以及张志忠《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93世纪末的喧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 对于“中华性”，张颐武在《断裂中的生长：“中华性”的导求——“后新时期”诗歌的前途》一文中曾阐述为：“它表现为一种新的本土主义，一种以特性为前提的探索，二是母语性的特征。“中华性”的新的诗歌寻求，发掘汉语的一切潜能，延续并创新母语本身。它探索汉语在文字、句法上的一切特征，并以之作为写作的基础，由于这两个特点，这种写作必然是‘双重边缘化’的。既在全球文化中处于‘第三世界’的边缘之中，又在汉语文化内部处于消费文化的边缘之中。”《诗探索》，1994年1期。
[12] 对于“本土性”，程光炜在《误读的时代》一文中曾阐述为“‘本土性’是近年学界一个针对西方中心主义所谓第三世界文化的说法。本土性原义是指一种专注民族母语、从而获得与西方中心主义对等或对话、交流的话语权力。它是从第三世界民族的生存处境中引发并与之语境深刻关联的一种话语的表达。”《诗探索》，1996年1期。
[13]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诗探索》，1998年第1辑。
[14]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代序”，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1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521页。
[16]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没有英雄的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92～94页。
[17]王家新：《取道斯德哥尔摩——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没有英雄的诗》，196页。

长河落日

学习立群兄高论,精华!

黑夜里的飞翔

还是读得少，很多都没读过。

笔城

“碎影状态”、“汉语主体性”，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概念，作者似乎有深入的趋势和潜质。一起学习、进步。
推荐本人在本版的文章：
1、《当前中国诗歌的普世意义是否存在》，和文中“世界诗”是同一个问题；
2、《论诗歌的新修辞：借实》，提出中国新诗发展的新一个台阶，是“汉语主体性”的一个证据；
3、《诗之承受》（1—124） ，提出外来文明、战争对内部文化的受获性问题，诗歌的发展是解决“受获性”的过程，是重构“汉语主体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