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诗坛(9)

O石泉O

十问诗坛(9)
                                 石 泉
                     
                      九、诗坛能坐视“诗人三落”吗？

     在历史这尊"青铜器"上,早已铭定：诗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醒雷；诗人，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图腾。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人，总为这个民族引为自豪。
    自古诗人多磨难，但其精神世界，却总是那样丰满与雄健。矢志不渝地追求现实生活的理想化、追求艺术人生的完美化，是诗人与生俱来的品格。这种追求，让一个民族不断地发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不断地看到新的希望，不断地产生新的动力。因为诗人对脚底这块热土太多情，对头顶这片蓝天太多情，对周围的芸芸众生太多情，因此，诗人的思考，总是站在时代前面，为理想开路，永不停息。当时代实现了先前的理想，他却又发现垃圾场边还有一个弃婴！正是这种品格，使诗人不屑于歌功颂德，不屑于顺河打趟；也正是这种悲剧性品格，决定了诗人的悲剧性结局。诗人似乎天生就是让后人怀念的！
    古往今来，多少诗人为了这种追求，不惜用血与生命来抗争；多少诗人为喊出正义的声音，而甘于笑对苦难人生。多少年来，我们受够了“伟大和崇高”的愚弄，凡是人为张扬的“伟大和崇高”，我们都有理由怀疑其为功利所驱使。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怀疑在我们的土地上，的确有“伟大和崇高”精神的存在，比如讲诗歌精神。它是一代一代诗人，用人生悲剧的代价冶炼出来的。诗人的悲剧，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因此，诗人的人生悲剧，总是那样让后人扼腕叹息，总是那样长使英雄泪满襟！
    当代中国，早已是“人民的天下”了。按理，诗人可以放马追求心中的“完美”和“理想”了，可以放开揭示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了，可以放声呼唤社会和人生的合理秩序了。但是事实上，距离究竟还有多远？不难判断。再说，人民有能力来呵护自己的土地上升起的“智慧之星”吗？
    诗坛，也早该是“人民的诗坛”了。可是，作为精神拓荒者的诗人，至今仍然是一群精神流浪者！
    一切都在改变，唯有诗人的命运，多舛如初。
    我们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站在楼顶随便扔一枚石子，都会打中‘诗人’”的“奇观”。经过大浪淘沙，有的自绝了“诗性精神”，因为他们的脆弱，我们无需惋惜；有的放弃了诗的追求，因为人各有志，我们无需责难；有的耽于安乐，江郎才尽了，因为诗歌不需要滥竽充数，我们无需强求；有的已被奴化，一味地谄媚邀宠去了，我们无需指望。他们传承不了“诗性精神”，也承载不起人文关怀的责任，他们把挑子撂给了最后的坚守者，我们只能任其随风飘去。我们关心的是，最后的守军和大批立志负起诗的责任的青年，他们能走出落难、落魄、落寞的命运吗？
    一、“诗人落难”并非危言耸听。“文字狱”是中国政治的恶根，风雨一来，便漫山遍野疯长。始作佣者，当追至秦代的“焚书坑儒”，那是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此后直到唐代，诗歌环境相对宽松。也许是唐末的黄巢从“反诗”泄愤到动真格的造反称帝，给了宋以后统治者太大的刺激吧，此后的“文字狱”便时常大行其道了。震动国人的“文字狱”个案，当始于宋代的“乌台诗案”。那是十足的“故意从文人的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的“文字狱”。苏轼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两句咏柏树的诗，竟被权臣诬为“有谋反之意”，苏轼差点就送了命。当时，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不计前嫌（苏曾经是他的政敌），仗义执言，愤然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苏轼不仅是豪放的诗人，而且也是政绩显赫的官员，而他一生，却多是在围攻、夹击、抄家、坐牢、贬谪、流放中度过的。他的妻子说：“他一生好作诗。诗有什么用，反而惹祸！”“乌台诗案”为“以诗定罪”的开了先河。明代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因他是和尚出身，凡发现诗文中有“僧”、“光”及同音字，对作者即行诛杀。明初大诗人高启的“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的诗句，让朱元璋觉得是故意讽刺他的后宫不干净，由此开罪了皇上，后来朱元璋找个把柄，将高启腰斩于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文字狱”更是愈演愈烈，动不动就株连、滥杀。
    历史常常出现不可思议的“悖论”，在“人民的天下”，也常常有喊出人民呼声的“侠骨”被压碎的事情发生。第一个祭刀的，是当年因谏诤被“公开批判”、“秘密杀害”的王实味。开国之后，第一个中枪的，是文艺理论家、诗人阿垅，尔后又“引蛇出洞”，弄出个以诗人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的阿垅，最终屈死狱中。此后的反右、文革，“文字狱”更被推向“高潮”，满天下追查“天安门反诗”的嚣声，我们至今仍嗡嗡在耳。“文字狱”的阴影，一直延伸到“新时期”的初期。
    “文字狱”无疑是专制的产物。与封建专制的“文字狱”不同的是，现、当代“文字狱”却是“以人民的名义”！这当然是一种更可怕的噩梦。这些年来，“朝廷”废止了“文字狱”，而“郡县”的“文字狱”却时有所闻。媒体披露的被人民公安逮捕和人民法院判罪的，虽然只有那么几个人，却深刻反映出“公权加速异化”、“地方专制猖行”的社会现实。“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 龚自珍《咏史》诗）那种状况，难道不也是今天的现实吗？“文字狱”历来为善良人们所切齿，却为专制独裁者所嗜好。只要专制、独裁的存在是一种现实，诗人敢于喊出真实的声音、媒体敢于传播这种声音，那么，“文字狱”疯行，诗人落难，就是绝对现实的事情。从“彭水诗案”到“稷山文案”，已经做了现实的注释，而因“文字”受处罚、遭报复、挨黑砖这类做“内部处理”的，更不知该有多少！
    古时，朝廷的谏官有不少是诗人，不任谏官之职的官员诗人，也有不少冒死谏诤的佳话。他们“与帝王争是非”、上“纠绳皇帝”，下“纠绳百官”，宁可被杀、被囚、被罢、被贬、被围攻、诬陷、流放，也不放弃正义，诗人的气节是何等感人！
    几十年来，面对“圣时杀才子”、“强权碎侠骨”，诗坛，你为什么总是逃避自保！
    二、“诗人落魄”也非子虚乌有。“落魄者”，穷困失意也。诗不仅能“祸人”，而且能“穷人”。
    “诗能穷人”这句常言，述尽诗人之痛。自古以来，那些曾经“居庙堂之高”的诗人，因为坚守良知和正义而被罢官、贬谪、流放，尽管精神痛苦，在生存方面，也许尚无饥寒之忧；而那些“处江湖之远”的平头诗人，不仅有巨大的精神痛苦，而且终生伴有生存危机。大诗人杜甫，曾经穷困得跟着养猴的人到山谷里去拾橡栗；在天寒地冻季节，穿着夏天的薄短衣到山里去挖黄独充饥，挖到天黑，空手而归，妻儿饿得有气无力，连四邻都为之流泪。诗人殷遥，死时家里一无所有，年仅十岁的女儿天天啼哭，亲友可怜她，才凑了点钱发丧。这里，我们不妨摘引一些诗人述穷的诗句。
    李贺——“无钱酒以劳”、“乃歌一解以送之”（无酒为朋友送行，只好作歌送友），“终军未乘转，颜子鬓先老”（李贺贫病交加，还不到十八岁就鬓发苍白，二十七岁就离世）；王季友——“自耕自刈食为天，如鹿如糜饮野泉”（穷得与野生动物为伍），“雀鼠昼夜无，知我厨廪贫”（连鼠雀都知我家贫穷不肯光顾）；段文昌——“曾遇阇梨饭后钟”（饿得实在不行，听到开饭的寺钟声就去混口饭吃，久之，僧人都讨厌他，改为饭后敲钟）；孟郊——“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穷得连一样东西都没有），“暖得曲身成直身”（大寒天冻得身子都蜷曲了，有人送来炭火，身子才暖得直起来）；贾岛——“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鬓发能有多少呢？连鬓发都想弄来织衣御寒，不是冻怕了岂能想得出？）。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
    以诗人的才智，如果能舍弃自己的追求，或博取功名、或趋炎附势、或投身商贾、或躬耕田野，天无绝人之路，何至于穷困潦倒？但是，诗人的天性，常常令其不肯回头。
    英国诗人济慈说：“英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社会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虐待了他们。”这与欧阳修说的“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意思一样，是说苦难才使他们写出好诗来。如果从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个角度看，当然是对的。但我总感有些偏颇，因为，伟大作品并非全出于穷困文人之手。当然，亲身经受过苦难，写苦难的切肤之痛会更细腻、更生动感人。
    旧时代社会亏待诗人，因为那是旧时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如果还坐视诗人穷困潦倒，这与情与理都说不通。诗的创作，是一种最艰苦、最耗神的精神劳动，说它是一种“精神苦力”，一点都不为过。诗人的劳动价值得不到承认，这难道公平？更何况，由于诗坛不开明，诗人耗尽心血写出的作品，越是能反映时代真实的越是不能发表，连那点微薄的报酬都得不到，作诗岂能不使人变穷？当然，生存不下去，你尽可以躲开诗歌，社会并不嫌弃多一个商人，多一个“公仆”，多一个民工，也并不惋惜少一个诗人，这对诗人当然无话可说。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此轻视精神劳动，如此“虐待诗人”，这个国家和民族，还能说是健康的吗？
    面对诗人的辛劳和穷困，诗坛，你为什么总是默不作声！
    三、“诗人落寞”更非空穴来风。诗人早已成为“边缘人”，被社会冷落在一边。他们既无缘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更谈不上得到社会的尊重。当然，这里主要是指那些以诗歌为毕生事业、苦心孤诣、在诗歌荒原上的默默耕耘者。
    首先，“落寞”的并非“伪诗人”。由于诗坛的沉沦和诗风的萎靡，一些招摇过市、欺世盗名者，盗走了一顶顶诗人的“桂冠”。他们谈不上“诗歌精神”和“诗人气节”，他们迎合世俗、逢场做戏；出楼入馆、歌功颂德；低眉俯首、拜金逐富；误导青年、蒙骗社会。他们为权势和财富所奴化，败坏了诗歌，扭曲了人心，是一群亵渎诗神的祸害。但是，他们却拥有了或者说骗取了诗界“话语权”，甚至掌管了诗歌的“生杀权”，这些人当然不会“落寞”。 毕竟，伪诗人总是经不起历史的过滤，谁也割不断历史的舌头！
    其次，“落寞”的也非“准诗人”。当今一批热爱诗歌的青年苦苦寻找诗歌的出路，他们中，流派林立，花样翻新，怪招迭出，好不热闹。他们在诗歌技巧上的探索精神可嘉，但是，他们的诗歌主张，难免离题万里。他们总想绕过诗歌沉沦的实质、躲过湮灭诗歌的环境、避开过于敏感的政界神经，来开辟诗歌的新天地，这显然是天真的。其实，诗歌的真正出路，并非只在“技巧”上，而更在于“实质”的改变和“环境”的突破上。就诗歌本身而言，“诗性精神”是“血骨”，“艺术真实”是“皮肉”，“表现技巧”只是“服饰”和“化装品”。这些“准诗人”，随着阅历的加深，终会分化，其中也会有一批人成为真正的诗人，但同时也走进了“落寞”之列。
    “落寞”的，是那些真正称得上诗人的成熟诗人。由于他们深悟“诗性精神”，不肯顺时俯仰；由于他们怀抱“赤子之心”，不肯欺世盗名；由于他们崇尚“敦厚踏实”，不肯空言塞众。因此，他们实际上也就被剥夺了诗坛言说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只能把精神痛苦深藏在心。他们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把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把对理想和艺术的追求，倾注在他们的作品中，尽管他们的作品，在当今注定难见天日。有时，他们也按不住言说的冲动，为了绕过另一种类型的“文字狱”（文字审查），发表的诗作中，总隐隐约约有欲说还休、负屈难申、悲苦难言的意味。而这种“隔山弹鸟”的表达，对激情横溢的诗人而言，其实是一种残酷，结果是更加深了诗人的“落寞”之感。总之，由于他们具备了诗人的德行，同时也就收到了“落寞”的报应。
    作为诗人，当然要耐得起寂寞，这是一句很轻松、很现成的套话。但是，作为社会，封锁艺术的真实、关闭正义的声音，难道是合理的吗？盛世之治，当兴开明。当今诗人，多生活在底层，最知民间痛痒，既是“人民的江山”，就应该让他们自由述说生活之痛、世俗之弊、施政之失、民众之望。这于政、于民都有莫大的好处。为什么不能让诗人在当代就能发挥巨大的精神作用？难道还要象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那样，只能让诗人在若干代之后才能重见天日吗？那样，“人民的天下”，对诗人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当然，即使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诗人的言说自由，也不可能靠谁恩赐。这需要呼吁，需要抗争。
    面对诗人的隐痛和苦楚，诗坛，你为什么总是一言不发！
    凡是了解诗歌的人都知道，真正的诗人，都是民族的精英啊！
    天！当今，谁为诗人而哭泣？
    （下一篇：《诗坛能逃避“良心拷问”吗》）

[ 本帖最后由 O石泉O 于 2007-6-6 00:46 编辑 ]

寒山依依

先提!

文壮飞

一切都在改变，唯有诗人的命运，多舛如初。

“诗人落魄”也非子虚乌有

“诗人落魄”也非子虚乌有

“诗人落寞”更非空穴来风

真正的诗人，都是民族的精英啊！

——————————————————————————让自我重新思考........问好

周飞雪

问候兄长，我读到了一种血性和骨气，等你将十问发完，合成一个贴子，再推荐操作精华，让大家来学习感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