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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5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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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低迷与诗坛的低迷
当下,诗人处在怎样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又为诗人的成长提供了多少阳光、水分和土壤?诗人处在怎样的人文生态环境,这个环境是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还是在持续恶化?诗人处在一个怎样的“场”中,这个“场”的选择性和排他性又对诗人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伦理养成和诗歌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我以为,活在当下的诗人乃至国人,相当一部分人精神低迷。主要表现为:
第一:价值困惑。价值取向是个体内化了的价值观,对人的行动起调节和定向作用,是个体内心关于事物对自己、对社会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认知倾向。一种价值观的形成和转变,既受自身民族文化积淀的影响,也受社会体制、政策及自然环境的变革的影响。当价值观念肯定一种价值而否定另一种价值,选择一种价值而放弃另一种价值时,两种价值才会在观念中产生冲突。每当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必然会出现价值观念的转变;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间,价值观念变化显得尤为突出。面对传统观念的分崩离析和旧有价值体系的断裂破碎,我们并没有迅速建构起一个全新的核心价值体系,旧的信仰丧失了,新的信仰没健全,人们处于信仰的混乱时期,以致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等等的判定模棱两可,陷入了“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的困惑状态,也使得当代国人在迷惘之中无所适从,造成了当代国人的信仰迷失、信念动摇和信心崩溃。
第二、精神流浪。流浪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命体验。时代的转轨和文化的裂变给人们带来了精神的无根感,流浪遂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主题。所谓精神流浪者,就是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精神流浪是一种心灵的找寻、漂泊,是对灵魂的一种安抚。正如笔者在“红袖添香”读到的史风汉韵的《精神流浪》:“沿着每一根血管流淌/精神在流浪/每一个岔口/精神都曾迷惘//主义、运动、理想、信仰/鼓舞着精神血脉贲张/心脏每一次歙动都蛊惑着它/在动脉中欢呼雀跃,涌动疯狂//生存、现实、贫困、绝望/压迫着精神无奈彷徨/远离了美好缥缈的崇拜偶像/浮在静脉的清血中思考、酝酿//精神流浪到肢体的边荒/血液在狭窄的小溪中徜徉/贫穷麻木主宰着那里的一切/一切只遵循着原始的欲望。”的确,我们甚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谁?不明白自己从那里来?又将往何处去?我们成了失去精神家园的弃儿,我们心中没有阳光,我们的心灵不知向何处皈依,我们的灵魂不知向那里安放,我们不知何处是锚地?何处是港湾?何处是寓所?生命中再也没有一个导引前行方向的灯塔,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只好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如一叶浮萍随意飘荡;我们甚至常常感到脚下无路,只好任憔悴的精神在无垠的旷野里四处流浪。
第三、行为失范。这是一个“旧鞋子坏了,新鞋子还没有做好”的转型时期,一方面,与传统模式相适应的社会控制体系不断受到冲击而失去其效能;另一方面,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社会控制体系尚处于形成和完善过程中,这种新旧交替与转换极易造成社会控制链条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甚至会出现社会控制的“真空状态”;加之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促使人们的社会行为趋于多样化,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变动异常活跃,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相互交织,社会生活和许多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诱发行为失范的因素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社会无序行为大量产生,社会规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无视规则、冲击规则、曲解规则、屡见不鲜。特别是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个人的身份的虚拟的、想象的、多样的和随意的。这种“隐形人”的虚拟行为,由于道德自律的弱化,必然引发一种“特别自由”的感觉和“为所欲为”的冲动,从而导致网络文学的泥沙俱下。
第四、情感痛苦。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黄金发展时期”,又是“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现代化的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或者说当一个社会正在急剧转型,这时不仅社会问题频繁发生,而且心理问题和情感痛苦也大量凸显。急剧的社会变迁对于人们心理系统的适应性和承受力产生的冲击甚至超出了其所能积极应对和有效处理的阈限,从而对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提出了严重挑战,以致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心理震荡”。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已经使国人走出了精神至上的贫困状态,但却陷入了生活殷实的精神贫血时代。我们的口袋可能装满了钞票,但我们精神的行囊却一无所有;我们似乎什么都有了,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没有幸福感,没有成就感,没有充实感,生活无根,我们在苦苦寻找,我们在踌躇彷徨,我们的灵魂在甚至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乏中饱受煎熬。同时,传统与现代这两极对峙的力量,五马分尸般撕裂着当代人的灵魂,那种鲜血淋漓的痛感,相信不少国人都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当下”、所生存的“当下”;这,就是我们造就的“当下”,也是造就我们的“当下”。我们的时代是如此病象百出,我们的精神是如此萎缩低迷。在这样的“当下”,我们的诗歌怎么了?我们的诗人又表现出怎样的姿态?
诗歌曾经让多少人如痴如醉?但在这个“去中心”或者说缺乏中心的文学边缘化时代,社会的转型改变了人们的伦理价值观,拥有扎实的科技知识与本领已日益成为社会大众普遍追求的生存需要,而对文学的热情则退到了非常次要的位置;此外,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日趋丰富,不可避免地会占领原本属于文学的地盘,将文学逼向边缘。正如雷达所说:“它更象一个饱经沧桑的老渔夫……它只能时时兴起英雄迟暮之叹,独自品味生存竞争的凄凉。” 所以,经历过争相传诵、街谈巷议、大红大紫的诗歌,已不再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著名诗人叶匡政甚至抛出重磅炸弹,列举了“十四种文学死状”,不无偏激但却令人为之绞痛地宣称:“文学死了!” 诗歌乃至纯文学的现状竟如此让人感慨、令人唏嘘、催人潸然落泪。
诗人的境况更是一落千丈。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和物欲横流的甚嚣尘上,我们这些脆弱而敏感的诗人更显得惶恐不安。那曾经让我们为之骄傲,也让人们羡慕不已的“诗人”光环早已黯然失色。在当下的各种公开场合,有谁被称之为“诗人”,多半不是荣耀,而是尴尬;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当下,“诗人”或许还不如“妓女”、“二奶”之类的称谓让人引以为荣。“诗人”甚至已经沦落为贫穷、寒酸、迂腐、愚蠢的代名词。
在这样的境况下,神圣的诗坛事件不断,圣洁的缪斯蒙尽羞辱。以著名女诗人赵梨花几年前的几首的废话诗为导火索引发的“梨花体事件”,让大众把诗人狠狠地“恶搞”了一把,也让这个被人称为“诗坛芙蓉姐姐” 的诗人大大地“火”了一把;80后代表韩寒在博客上接连发表《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等文,放言“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让这个“无知者无畏”的少年如愿已偿地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也因此赚足了眼球。余音未落,物主义代表诗人苏菲舒便激进地或者不知羞耻地上演了一出裸体“挺赵”闹剧。难道中国的诗歌,真的到了需要裸体朗诵的时代?中国的诗人,真的到了必须光着身体写诗、读诗的时候? “脱衣服”没有“除去诗歌枷锁”,却因裸体诵诗而被警方拘留;裸体救不了诗歌,只能加速诗歌的衰落;无耻救不了诗人,只能导致诗人的堕落。还有,一个名为《猎户星免费在线写诗软件》的网站主页这样写道:这是一款在线“国家级”写作软件,作为一名“国家级诗人”的你,不到60秒,你就可以写成一首“国家级”的好诗!这种“作诗机”的出现使得现代诗歌和诗人更是颜面无存。
诗坛“乱”了,诗人“晕”了,诗歌“惨”了。“诗歌已经从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变成网络的集体狂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对此感慨万端,“诗歌的审美已经很难达成共识,诗评家对文本的审美评价变得日益艰难,焦虑、浮躁、娱乐浸透了今天的诗歌创作与阅读,中国诗歌传统中那种追求宁静、澹泊、旷达的终极诉求被焦灼感和游戏的快感取代,优秀的诗歌篇章被偷梁换柱,我们浩荡的诗歌传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们的诗人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缺少深邃的历史目光,缺少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精神储备,缺少铸造人格精神的创造能力。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与激情降温了,对大众的同情心、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人文关怀淡漠了。当然,他们最大的缺失,就是没能在时代大潮的荡涤中坚守生命的高度、精神的圣洁和人格的独立,而是沉沦为令大众不屑一齿的“肉食动物”。他们不再是把诗歌作为抒写生命的方式而为之倾尽心血,诗歌成了相当一部分人诗人的自我消遣,甚至欺世盗名或者别有用心的工具。这种状况,正如雷达先生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中所言,“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 当然也就不可能创作出足以震撼人心的精品。诗坛流行的、诗人热衷的,不是孤芳自赏的晦涩难懂,就是口水淋漓的满纸荒唐,语言粗俗,矫揉造作;不是追腥逐臭的污秽遍地,就是毫无自尊的身体写作,甚至津津乐道不无欣赏地表现欲望、展示丑陋;不是沉湎于琐屑的生活小事,就是宣泄小资情调的“个人写作”(并非“个性写作”),执意抒写极端个人化的情感,平庸低俗,浅薄无聊。他们用远离生活的自言自语、胡言乱语甚至疯言疯语曲意迎合和自甘堕落,制造了一大堆无人问津令人鄙视但却自以为是的语言垃圾。这当然更不能触动人们的灵魂,引发人们心灵的共鸣,致使诗坛陷入了看似热热闹闹实则缺乏活力的低谷。
所以,精神的低迷,必然导致诗坛的低迷。或许,正如笔者在《网络诗人的精神境况》一文所说:“诗歌的发展与时代的精神、与诗人的精神如影随形。我们有理由相信:唯有走出精神的缺陷,才有诗歌的真正振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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