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向何处去？——诗坛四论（二）

川水何休

        新诗向何处去？——诗坛四论（二）                           
                                    何 休
扶阳正气，健全人格，扫除诗坛庸俗无聊的创作风气
         继大放异彩的“朦胧诗”、“归来之歌”以后，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诗坛，固然更加多姿多彩，较之仅有“颂歌”和“战歌”的贫乏的年代，毕竟是很大的进步和解放。然而观其诗歌精神，除了着意表现“西部氛围”“西部精神”的西部诗人和着意表现“土地情结”的乡土诗人，以及少数面对商品世界的人格变异、社会腐败而发出心灵痛苦与拯救之音的一类作品之外，其余大多数则是咀嚼个人空虚的灵魂、渺小的悲欢以至无聊的消遣和丑恶的发泄一类所谓“诗作”。
        当今诗坛，特别是20世纪末的中国诗坛，在绝对“个人化”和平庸化的写作风气中，诗人们往往只盯着小小的个人空间，反复咀嚼着个人小小的悲欢，而忘了窗外广阔的世界，忘了世界上生活着的亿万人民，甚至忘了衣食父母，致使整个诗坛阳刚之气不张，生命之气甚微，靡靡之音泛滥，腐烂气息日渐弥漫。在历经劫难的抚创之期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长此以往萎靡不振，堕落下去，则形同衰败与死亡；待到将来回头总结一个时期的创作成绩，那实在是值得忧虑的。
        许多诗人不仅理想失落，悲观消极，更有甚者则是人格变异，堕落从俗，同流合污，醉生梦死，却偏偏还披着诗人之皮来骗人。这种庸俗无聊的所谓“诗作”，正如传染病一般漫延开来，弥漫了几乎所有的诗歌刊物和报章副刊，刺伤读者的眼睛，毒化周围的空气。这似乎是与争天抗俗、积极奋进的“西部精神”同时并存的另一种衰颓的“时代精神”，我们不能否定其产生的社会原因，而承认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存在的合理性，但我们却不能承认它们作为“诗”、作为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产品和“善”与“美”的结晶的那种价值。很显然，它们绝不能与波特莱尔的《恶之花》那样的作品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除了无聊之外，并没有丝毫的批判的意义，也没有所谓“丑美”之可言，它们还有什么作为“诗”的而存在价值呢？
        诗毕竟是诗，诗人毕竟是诗人，诗和诗人总要比同时代人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宽泛地说，诗和诗人总有一种发挥“影响”的自觉和“引导”的责任。做诗绝不是排泄废物，诗必须给人以美感，给人以希望，给人以追求的勇气，给人以鼓舞的力量或智慧的启迪。这是历来的诗人和诗读者所共同追求的，是广大民众对于诗和诗人的期待。诗人在民众中享誉甚高——超过了一般小说家和散文家，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这里。做一个真正的诗人，是十分荣耀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他们除了富有诗人的灵感和艺术天赋之外，更要富有远大的眼光、非凡的智慧、崇高的精神和博爱的心肠，否则，那是担负不了诗人的天职的。
        虽然也有少数有操持的西部诗人，依然表现着生命的意志和人格的理想，表现着一种博大进取的诗歌精神，毕竟为数太少，难以扭转诗坛腐败的局面。偶尔有难得的极少数诗人的几首好诗发表出来，却被铺天盖地的语言垃圾和污浊之气所淹没，正所谓“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屈原《涉江》）诗坛风气是到了应该廓清的时候了，否则，诗人将无面对此大喜大悲、可歌可泣之时代。
       我们中华民族进入新世纪、新千年，是真正到了追求民族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时代。每个中国人包括每个诗人作家在内，都要意识到自己的一份责任。无论目前的环境还多么艰难，我们都有把我们的国家向前推进的义务，自觉地担负起一份责任，千万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要悲观消极。我们要发扬面对苍茫、辽阔、古老、艰困而又充满顽强生命力的西部氛围而不畏艰险、开拓奋进的“西部精神”，发扬其崇高的理想、悲壮的情怀、顽强的拼搏。这种从西部氛围中突围而出的“西部精神”，不仅反映着西部的现实，也典型地反映着当今整个中国的现实，正是“中国特色”的集中表现，正是我们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我们要衷心地向正在艰难困苦中同大自然、同贫穷落后作顽强斗争的西部各族人民敬礼，向不断地为西部人民也为自己的汗水和希望而歌呼的西部诗人致敬，向杨牧、周涛、章德益、林染、何来、李云鹏、王辽生、张新泉、马丽华、傅天琳等诗人和他们的同伴们致敬！在新的世纪里，望他们继续发扬“西部精神”，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历史和时代留下一份厚重的纪念。
        当今诗坛，需要扶阳正气，需要发挥面对艰苦而开拓奋进的“西部精神”。这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张新泉曾经感叹说：“如今的鸟都飞得很低”。诗人不是屈从于环境的压力，就是忘了诗人的职份，一味地附和流俗，使自己庸俗起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力争飞得高一些呢？诗人要歌唱，就必须首先健全自己，自觉地进行人格塑造。张新泉曾经表示：“风雨中那点疼，算什么！”这就要靠人格塑造。诗人的成功，首先便是人格塑造的成功，从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古代诗人，到龚自珍、黄遵宪、丘逢甲、秋瑾、柳亚子等近代诗人，直至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田间、臧克家、陈敬容、郭小川、公刘、曾卓、北岛、昌耀、杨牧等现代诗人，概莫能外。
        刘勰说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质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文心雕龙•情采篇》）。这可以说是必然规律。诗的伟大与不朽，首先在于诗歌精神的伟大与不朽，其次才是艺术上表现力、感染力。做诗，从根本上讲，就是自觉地以最精粹优美的语言艺术，塑造最崇高美好的人格。诗的感人，首先就是人格美的感人；诗的丰沛和完美，首先便是诗人人格的充盈与完美。至于诗歌的艺术表现和艺术风格，完全可以多姿多彩，只要具备情、智、象三个诗的要素，无论是象征、写实、浪漫抒情，或是戏剧化描述与哲理性表现，完全可以根据诗人的艺术个性及其内容表达的需要去确定其对情、智、象三者的偏重——只要我们不去限制它们，任其多姿多彩就好。诗人丰富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各别的个性与气质，必然会导致诗的风格、色彩与独创性的丰富多彩；当前最要紧的，是整个诗坛扶阳正气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