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诗二次革命”的思考

川水何休

                   关于“新诗二次革命”的思考
                                      何休
       “新诗二次革命”是相对于“五四”的新诗革命而言的。“五四”的新诗革命是以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诗体解放为旗帜，对于古典主义诗学之囿束、禁锢的一次革命性突围与冲击，在新诗80余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又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于是便有了“新诗二次革命”的口号的提出。“新诗二次革命”是以“21世纪新启蒙精神”与人格重建、诗体重建为旗帜，而掀起的一场新的诗歌革命，是对于“五四”新诗革命极大超越。
       “新诗二次革命”的口号是以吕进为代表的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首先提出来的，但对于何以要称这次新诗革命为“新诗二次革命”，他们的阐述还不是十分鲜明和有力，因而遭致了周晓风等人和北方诗坛对于“新诗二次革命”之必要性的质疑。“新诗二次革命”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在诗歌精神上是以“21世纪新启蒙精神”为旗帜来推进诗人的人格建设，争取人类的“和谐共存”，同时完成新诗的诗体重建，有着和“五四”的新诗革命全然不同的历史使命。
                        一、提出“新诗二次革命”的诗坛背景
       在中国诗歌史上，最早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的是清末的资产阶级维新派。1904年黄遵宪在其编定的《人境庐诗草》的《自序》中，重申他早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1868）的诗歌创作主张，明确提出“新诗歌”要“不拘一格，不专一体”，着重抒写“古人未有之物”，“劈未劈之境”，表现诗人“耳目所历”的时代新内容、新思想，总之“要不失为我之诗”的诗歌革新主张。梁启超秉承黄遵宪的诗歌实践和革新主张，在其《饮冰室诗话》中，正式提出了“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旧瓶装新酒）的“诗界革命”的口号而加以鼓吹，集合起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丘逢甲、谭嗣同、康有为和他自己在内的一批新派诗人，掀起了席卷20世纪初叶的“诗界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秋瑾、章炳麟、陈天华等）和革命派文学团体“南社”（以柳亚子、高旭、陈去病、苏曼殊为代表），又进一步推进“诗界革命”，使其有了更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其反对拟古主义陈腐诗风的态度也更为坚决。
        由于传统诗歌的语言和格律形式根基深厚，诗歌又是文学中最高雅、最难普及的文学样式，所以20世纪初叶的“诗界革命”，从资产阶级改良派诗人到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都未能真正突破中国旧诗词的格局而造成一种真正的“新诗”；其多数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而已，如蒋智由的《卢骚》：“世人皆曰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开新义，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浇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丘逢甲的《春愁》：“春愁南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潜；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这一类作品，便是典型代表。
        真正实现创立“中国新诗”这一革命任务的，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新诗革命。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新诗是打头阵的先锋。以胡适、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斗士们，以“推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和彻底反封建的革命勇气，从旧文学最顽固的堡垒诗歌入手，大破大立，掀起早期白话诗运动，从1918-1921年短短几年间就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涌现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周作人、刘大白、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李大钊、郭沫若等一大批白话新诗人，到1921年8月郭沫若《女神》出版，新诗以其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新的面貌，彻底“革”了中国旧诗的“命”，真正开了一代诗风。
        从“五四”文学革命中诞生的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相适应，经历了80余年的发展演变，先后出现了“早期白话诗派”、“五四浪漫派”；20年代的“小诗派”、“湖畔诗人”、“浅草诗人”、“早期象征派”、“新月诗派”；30年代的“现代诗派”、“中国诗歌会”；40年代“七月诗派”、“晋察冀诗派”、“西南诗群”、“九叶诗派”、“讽刺诗派”；50年代的“颂诗派”、“新乡土诗派”；80年代“归来之歌”、“朦胧诗派”、“西部诗群”、“第三代诗人”；90年代 “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女性诗歌”等诸多流派，产生了郭沫若、冯志、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何其芳、艾青、田间、臧克家、陈敬容、穆旦、杜谷、曾卓、牛汉、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公刘、邹荻帆、蔡其矫、北岛、舒婷、昌耀、杨牧、张新泉、海子、王家新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新诗人，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和人民的呼声。新诗从诗体大解放，到各种新形式——自由诗、散文诗、小诗、新格律诗、四行分节体、三行分节体、商籁体（西移十四行）、六行体、骈偶对称型、现代格律诗——的探索试验，有许多可供总结的经验。中国新诗发展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诗歌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而寻找新的出路的一百年，也是新诗为新的时代做出新的贡献的一百年。新诗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但新诗的发展中，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仅就90年代的诗坛现状而言，就不容盲目乐观：无论是凭虚架空泛滥成灾的文字游戏，还是淡乎寡味地侈谈玄理，也无论是非诗化平庸化倾向的“口语写作”，还是极端个人化内向化的“知识分子写作”，甚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关注现实环境却已经十分弱化的西部诗和乡土诗，以及新起的声音微弱的城市诗，一方面让我们对如此自由自在、如此多元化的创作环境感到无比地欣慰，另一方面又让又为诗坛充斥着太多的既无人性内容与活的灵魂，又无诗的韵味的非诗倾向和语言垃圾，感到十分地厌弃、焦虑与不安。文学史家常说：“忧患出诗人。”我们所处的时代，无论中国与世界，有如此多的忧患，是本来应该出大诗人的时代！可我们的诗人，除了无聊与平庸，便只是龟缩在个人主义的窝壳里；真正具有大忧患意识的诗人，究竟在那里？我们岂不觉得太辜负了本可以大气回肠的当今世界？如果屈原、李白、关汉卿处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他们会如此萎靡不振么？
       几年前，我就在一篇文章里说过：20世纪末叶的新诗创作，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不仅是创作上与学术上的争议，也是诗人和读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争议。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诗人们对于自身的人格建设的忽视，对于起码的生活责任感的丧失。其二是诗人们对于诗歌审美本质的亵渎，对于诗体建设的相当程度的轻篾。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仅严重地影响和损害着新诗的感染力，也影响和损害着新诗的声誉。社会与读者甚至以不肖一顾的疏远方式，来表现他们对诗坛现状的不满。这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震惊么？
当今的诗人们，对诗歌创作的态度是太随意化了。其所显示出来的上述问题，不仅非常突出，而且相当的普遍，从而败坏了诗和诗人的名声。从前一提起诗人，就以其人格魅力和真善美的歌者而令人肃然起敬，视之为民族的脊梁和灵魂。现在呢，提起“诗人”，人们却白眼相望，视之为无聊之徒，避而远之。处此情景，诗人们岂能安之若素，毫不在乎么？如果再不解决“人格建设”和“诗体建设”这两大极为紧迫的问题，即使再好的时代机遇，再宽容的创作环境，也是出不了大诗人的。
        在这种背景之下，西南大学“新诗所”明确提出“新诗二次革命”的口号，并以十分积极的态度，连续发起两次有关讨论，这是值得称道的一件诗坛盛事。
                             二、“新诗二次革命”要“革掉”什么？“建设”什么？
        “第二次新诗革命”，并不是通过“否定之否定”，重新回到中国传统诗歌——旧体诗词——那里去。旧体诗词以古代的语言为基础，从四言诗发展到五言诗、七言诗、长短句，从没有固定格律的古诗、骚体、乐府、歌行体发展到格律严谨的律诗、绝句、词、曲，已经完成了它们的诗歌使命。到了20世纪新时代，旧诗的语言已经成为脱离人们语言实际的僵死的语言；旧诗的格律形式已经成为束缚诗人表达思想情感的桎梏，在这种情形下，新诗革命的兴起是必然的。它的功劳与业绩也是显而易见的，肯定的。
        我们现在所要反对和克服的仅仅是新诗创作中的消极面——当新诗从破除旧的陈腐思想和僵死的格律而兴起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一些诗人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诗体解放”解放到完全散文化，没有“诗体”可言；“以叙事入诗”的时髦趋向，进一步导致非诗化、平庸化的泛滥；“张扬个性”张扬到自私自利，没有廉耻，消极颓废，醉生梦死，享乐腐败，平庸卑微，道德理想全然失落，丧失了诗人起码的人文关怀、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岂不是完全走向了“五四”新诗革命的反面么？所以，我们所说的“新诗二次革命”，必须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积极精神,发扬中国新诗在其8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所积累下来的一切优良传统和成功的经验，而不是相反地纵容其消极的方面，更不是回复到过时的古代传统中去。
       “新诗二次革命”究竟要“革掉”什么？“建设”什么？针对当前新诗所存在的问题，我以为有这样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诗是诗人的人格理想的集中表现，要扫荡以颓废、堕落、狭隘、自私为时髦的诗坛风气，扫荡那些混事主义、享乐主义和悲观主义，重建诗人的人格理想；并且，还要鲜明地意识到21世纪的新的使命，表现人类理智和良知的根本觉醒。
        第二，诗是灵魂高度净化和自觉审美的产物，必须反对平庸化非诗化倾向，恢复诗歌的审美本质。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第三，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要重新树立诗体意识，反对随意涂抹的散文化倾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抓紧新诗的诗体建设。
        而要解决这三个方面的任务，首先要彻底解决认识问题，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诗歌及其历史经验的认识——包括诗歌的本质、特点及其对于读者的魅力所在；中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及其艺术特征与艺术魅力；中国新诗诞生的历史，其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偏差；当今新诗创作中严重存在的弊端——人格理想低落和非诗倾向，及其对于“诗歌”文学的巨大伤害。彻底认清这些问题，是我们进行“新诗二次革命”的前提条件。二是要认清进行“新诗二次革命”并不是要否定“五四”新诗革命，而是要站在更高的“诗学”视野，来认识和处理新诗的发展与中国诗歌传统（包括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80余年的中国现代诗歌的新传统与新经验）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传统的经验和教训，都在我们认真清理之列，该继承发扬的继承发扬，该批判扬弃的批判扬弃。尤其是对离我们最近的新诗发展中自身的经验教训，更需要着重地清理，利用好这一资源，处理好继承发扬和批判扬弃的关系。。（待续）

长河落日

读.有一定的诗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