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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坛能漠视“民心大局”吗
石 泉
据鲁迅之子周海婴说,1957年,毛主席在谈到“鲁迅活着会怎样”时,说过一句使人惊愕的话:要么在关在牢里继续写,要么识大体不做声。对此说,有人证实,有人存疑。我想,不管此说存不存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文人或下监狱、或不做声都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当然,还有一批成了“歌德派”了。凡经历过或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存疑吧。
“识大体、顾大局”,历来是为人称道的德行,这当然无可挑剔。问题是,对“大局”作何理解和解释。
有以维护人的生存权利、改善人的生存状态为“大局”的,也就是说,顺乎民心民意才可以称得上是“顾大局”;有以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为“大局”的;有以唯君王的意志为“大局”的,惹恼了,君王一怒,流血千里。
在唐太宗那里,用“民本”思想来维系皇权统治是“大局“,他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谓“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因此,他能从谏如流,即使是有损尊严,也不放弃“大局”。“贞光之治”与这种“大局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在梁武帝那里,维持萧梁王朝的统治,维护皇亲贵族的特权是“大局”,表现在执法上就是“急于黎庶,缓于权贵”,放纵亲贵为非作歹,其结果是自取其祸,在“侯景之乱”中被逼饿死;在晚年的唐玄宗那里,“安享太平”是大局,李林甫、杨国忠算是最顾这个“大局”的了。杨国忠为了粉饰太平博得皇上欢心,隐瞒“大雨败稼”之情,竞“择善禾”报送皇上,并追查如实上报灾情的地方官,如此君臣,不爆发“安史之乱”才怪。在宋高宗那里,“偏安一隅”是“大局”,秦桧是顾“大局”的,岳飞是不顾“大局”的,结果呢,忠良受害,奸臣败国。当然,历史事件都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复杂的个人因素,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与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是一样愚蠢的。我们这里,是从对“大局”的理解这个层面上而言的。理解和解释不同,其结果天差地别。
当今中国,早已是“人民当家作主”了,按理就应该是一切以民心民意为大局。但是,连傻子都知道,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部分“公权”的官僚化、政客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合理程序、缺失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的“公权”,极易产生大大小小、一任连一任的“专权者”或“独载者”。这些人,把“私货”摆在“公权”的天平上,都会强调自己所认定的“大局”,不“独裁”就“不习惯”了,就“活丑”了。封建皇帝尚有维系“万世基业”之忧,封建王侯尚有“斩断君恩”之忧,朝廷命官尚有诛门灭族的“风险”,由于时代的进步,这些忧虑他们都没有了,无忧一身轻了,因而视党纪国法为儿戏,视民心大局而不顾,滥权行为变得十倍疯狂,以至中央不得不一次次划出新的“底线”,要知道,有些“底线”甚至比一般百姓的做人准则还要底,而他们,还是感到“受不了”。这类官僚、政客,对付上司能掇臀捧屁,对付异已能“庖丁解牛”。他们自己的言行大肆违背“基本原则”,天天在那里制造“不安定因素”,却可以随意用“基本原则”来打异己的“趵蹶子”,可以用维护地方安定的名义,把冒犯者“捆成粽子”。所谓“彭水诗案”,不是作了很“经典”的“诠释”吗?
这就是说,当今诗歌的生存环境,并非一派“春和景明”,仍然需要雄起“诗性精神”,来传达“民声”,申张“民气”。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诗坛,能够对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熟视无睹、对民众呼声充耳不闻吗?民心民意才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局”,难道现代诗坛能堕落得连古代的“乐府”都不如吗?难道现代诗人能消沉得连“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古人都不如吗?我们并不是没注意诗界年年有“采风”之类的活动,可是,那究竟“采”的是什么“风”呢?这并不是说“歌颂时代”、“鼓舞民心”有什么不好,而是说,还有更多的“世相”要披露、还有更多的民意要传达。“路不平要踩,理不公要说”, 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它的魅力及影响,有其它表达形式不可替代的优势;作为追求完美的诗人,常常显得“不识时务”,不正是由于这一点,许多伟大诗人才让世人崇敬吗?照实反映社会生活,究竟有多大的事呢?作为吃“官俸“的诗人,大不了,不就是”五斗米“吗?作为民间诗人,就更没有什么值得忧虑了。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开明的理政者,很愿意听到民间呼声,诗坛为什么总做“小媳妇”状、“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呢?说到底,是精神脆弱的诗坛自身在作茧自缚、画地为牢。
体察民情、关注民生、反映民意,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丢了这个传统,诗歌还能为民众喜爱吗?诗人还能受民众尊重吗?什么“诗歌是贵族文学”,真是太可笑了!作为诗人,即使穷,要穷得有骨气,自古圣贤皆贫贱,所谓“人穷志短”,所谓“笑贫不笑娼”,对诗人应该是无效的。如今,一些诗人却在那里幻想自己是“精神贵族”,一头扎进“贵族”的“牛角尖”不肯出来,这才真正是十足的阿Q精神!要知道,许多本属“贵族”或周旋于“贵族圈”的诗人,尚且不屑于以精神空虚的“贵族”为伍呢!就算是“精神贵族”很高贵,那也要拿出高贵的精神作品来,才能征服人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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