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诗作的语言策略

刘小平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以九十二首诗作卓然立于新诗史中，有他多方面的成功，也有他的发展过程。他的诗艺发展，按卞之琳的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最初写诗，多少可以说，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转过来为侧重中国古诗风的继承。”第二个时期(即中期)以《我的记忆》这首诗为变革先导，“发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声调，个人独具的风格，而又是名副其实的‘现代’的风味。”第三个时期(即后期)转折点在他最后一个诗集《灾难的岁月》，“陆续产生的诗篇是自由体和近于格律体并用，试图协调个人哀乐和新的民族和社会意识，也试图使它的艺术适应开拓了的思想与感情的视野。”[１] 卞之琳的论断是符合诗人创作实际的，客观地描述了诗人诗艺发展的线索。

戴望舒的象征丰义诗歌一直在努力抗拒诗歌的诗性语言的耗损，在语言策略上，戴望舒写作《望舒草》时，不再直接借用古词藻及其诗意，而是将日常语言陌生化，即诗化，将散文艺术(主要是散文句法)引入诗歌，使诗句舒卷自如，自然流动，此外他还用隐喻来重建语言的基础。他在多个方面抗拒了诗歌语言的耗损，把新诗语言的自觉程度提高了一步。

一、旧词藻的借用
戴望舒第一时期的诗以《我的记忆》中“旧锦囊”一辑和“雨巷”一辑中部分诗为代表。艾青指出，“构成望舒的诗的艺术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欧洲的文学的影响。他的诗，具有很高的语言的魅力。”[２] 艾青肯定了戴望舒诗作语言的艺术成就，但是具体到各个时期却是有差别的。戴望舒第一个时期的诗歌“充满了旧词藻的语言”，[３] 这是他此期诗作语言的词汇特征，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文学的借鉴也突出表现在这一点。

戴望舒对旧词藻的借用，大多停留在白话诗萌芽时期——五四时期。尽管他有像徐志摩、闻一多一派的诗形和韵律，却没有突破旧词藻固有的诗意，这一点比徐志摩逊色不少。余光中指出：“戴望舒接受古典的影响，往往消化不良，只具形象，未得风神，最显著的毛病，在于词藻太旧，对仗太板，押韵不自然”。[４] 余光中的话对戴望舒的早期诗作来说是有道理的。戴望舒早期有在古典与现代中加以综合的企图，但是继承的成分太多，创造的东西太少。

戴望舒最初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一派诗风的反响，但诗境却常是古典诗歌的化用，抒发那种孤独而不忘追求的情感。艾青说，“戴望舒初期作品，留着一些不健康的诗词的影响，常常流露一种哀叹的情调。他象一个没落的世家子弟，对人生采取消极的态度。”[５] 戴望舒对旧词藻的借用正满足了诗人的这种表达需要。如《夕阳下》一首诗，抒发诗人在“夕阳下”的寂寞、孤独的情怀。综观全诗，有很多词汇是古典文学、古典诗歌里常用的：晚云、暮天、散锦、残阳、流金、古树、幽灵、长终、幽夜、荒家、幽古、老树、私语、晚烟、徘徊、消隐等等。这样的诗缺乏时代精神的影子，明显带着旧诗的痕迹，有点像古人写的诗的翻译，意境是“枯藤老树昏鸦”式的。像这样的诗还有《寒风中闻雀声》、《自家悲怨》、《凝泪出门》、《可知》等。甚至连《雨巷》这样初期有名的诗也难以完全避免，此诗有象征主义诗法的巧妙运用，但意境却“好象是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补充或稀释”。[６] 其中有“彷徨”、“悠长”、“寂寥”、“丁香”、“愁怨”这样的旧诗词的常用词藻。

戴望舒对旧词藻的借用不能说是很成功的，他的这种语言的自觉程度不够。古典文学、古典诗歌的词汇有很多是充满诗意的词藻，但这种诗意却是属于过去了的那些时代，尽管阅读欣赏时依然有审美的价值，甚至有些还是光彩夺目的诗作，但是却不能表达发展了的现代人的心境、情绪。这些诗意词藻在不断地使用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耗损，失去它原有的光芒。读者在阅读时，因为语言惰性却感受不到诗味的浓郁。古典诗语的不能表达现代意识和阅读上的惰性，必然导致古典诗歌及其诗歌语言的变革。

二、日常语言的诗化
戴望舒早期诗作实行的是把西诗形式“拿来”熔裁旧诗词的表现，充斥着旧诗韵味的“自家伤感”，后来钟情于魏尔伦，但时间很短。他从1928年起就开始翻译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保尔·福尔、果尔蒙、耶麦等人的诗歌、并介绍他们的诗论到我国来，这些诗人不注重诗的音乐美而追求一种朴素、亲切、自由的诗风、显示了和魏尔伦等前期象征主义不同的诗歌主张，深深影响了戴望舒。他开始实验试用一种新的韵律，以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来取代字的抑扬顿挫，以改造新月派的“三美”格律诗，到《望舒草》的出版，真正奠定了诗人在新诗史上的地位。杜衡在该诗集的序里说，《我的记忆》“读后感到非常新鲜”。“从这首诗起，望舒可说是在无数的歧途中间找到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大路，而且这样地完成了‘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零札)))的工作”。而且“这以后只除了格调一天比一天苍老、沉着，一方面又渐次地能够开径自行，摆脱了许多外来的影响外，我们再很难说望舒的诗风还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即使有，那也不再是形式间题。”[７] 杜衡的论断对于第三个时期《灾难的岁月》写作之前的戴望舒来说是符合实际的。《我的记忆》一诗确实标志着戴望舒的独特诗风的确立。

由《我的记忆》开始的第二个时期的诗作，早期那种有太多的传统性的古诗词的词藻已少见了，代之以现代口语(白话)词汇，因而有着更多的现代气息。按施蛰存的话，就是“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８] 这些词汇与旧词藻不同，一个是日常语言的词汇，一个是华兹华斯说的那种现成的甚至僵化的诗意词藻。旧词藻诗意已经耗损，而日常语言的正确使用会使诗歌语言的这种耗损得以制止，并改善诗语的整个机体。戴望舒诗作中的大量现代口语词汇，即日常语言词汇，突破了“一般的词”的范畴，不再是纯粹的“辞典的词”，并且具有了更多的更新的“诗意”因素。——这种艺术效果是怎样达到的呢?

按照俄苏形式主义者的研究成果，词的意义构成有基本特征和次要特征。基本特征就是词的本义，一般不发生模糊或转变，但词的次要特征却在不同的诗句中，不同的词语组合中发生变化。词的次要特征是在词的使用过程中逐渐获得的，由时代、民族、环境等诸种因素所赋予，当词作为“一般的词”时，读者认识到的是它的基本特征，对它的次要特征却感受不到。戴望舒诗中的日常语言词汇及其组合，如“烟卷”、“笔杆”、“粉盒”、“木幕”、“喝了一半”、“象我在这世界一样”等等。正是突破“一般的词”的范畴，现在放到诗《我的记忆》中，不仅给诗带来它们特有的亲切、朴素的气息及其对生活的整体暗示，而且作为诗句时，与诗歌传统发生的对比关系，使它们获得特殊的诗性特征，它们的次要特征此时就得到充分的显现。这种显现方法就是抗拒诗语耗损的重要方法——陌生化原则。这些俚俗、平易之词进入诗语系统，在诗歌语言的整体背景和诗歌传统的衬托下，显示出陌生化效果，因而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意，“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９]

当然，戴望舒对早期直接借用古诗词词藻进行了扬弃，在对日常语言诗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已有诗意词藻的陌生化处理。这点与李金发近似，只不过没有李金发借用的那样范围广泛，而且戴望舒的这种诗化处理，与日常语言的诗化已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如诗《深闭的园子》：

五月的园子，

已花繁叶满了，

浓荫里却静无鸟喧。

小径已铺满苔鲜，

而篱门的锁也锈了—

主人却在迢遥的太阳下。

在迢遥的大阳下，

也有璀璨的园林吗?

陌生人在篱边探首，

空想着天外的主人。

这里借用了旧词藻，却是进行了陌生化处理的，在总体象征和局部象征中，已有的诗意词藻获得了新的诗意，并与诗化了的日常语言相协调。

戴望舒之所以倾向于对日常语言的诗化，而少对已有的诗意词藻的再诗化，与他接受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的影响有关，他的艺术观念发生了变化，他在批评林庚的诗时指出：林庚的四行诗“所放射出来的，是一种古诗的氛围气，而这种古诗氛围气，又绝对没有‘人力车’、‘马路’等现在的骚音所破坏了”。林庚不过是“寻扯一些古已有之的境界，衣之以有韵律的现代诗”。戴望舒认为“现代诗歌之所以与旧诗词不同者，是在于它们的形式，更在于它们的内容。结构、字汇、表现方法、语法等等是属于前者的；题材、情感、思想等等属于后者的：这两者和时代之完全的调和之下的诗才是新诗”，[１０] 正是这种新的新诗观念导致了戴望舒第二个时期诗艺巨大的发展。

长河落日

读.学理性强!

天涯孤鹰

词的意义构成有基本特征和次要特征。基本特征就是词的本义，一般不发生模糊或转变，但词的次要特征却在不同的诗句中，不同的词语组合中发生变化。

那个年代的诗人读的很少。只读过他的《雨巷》从这里认识一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