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乐思蜀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乐思蜀

对于中国现代诗歌而言，2006年的确是个有意思的年份。7月刚刚发生 “小文人写作”事件，9月就冒出了恶搞赵丽华事件，且更加声势浩大，至今余波未息。这也不足为奇，诗坛向来是是非之地，自盘峰诗会之后，大大小小的论争仍无消停，即使有短暂的平静，底下也暗流汹涌。
武断地把这些事件归结为所谓话语权争夺显然是不全面的，严肃的批评应致力于查找更深层、更本质的原因。细加观察分析会发现，所有这些事件的根源应在于各人对于诗歌理解上的不同。“小文人写作”是诗人们对诗歌现状的一种反省，是一些诗人，如谭克修、沈浩波等针对目前诗歌写作的盲目，脱离生活和大众的现实提出的。他们认为当前中国诗人“在文字游戏和情感游戏里自娱自乐、自怜自叹、自怨自艾、回避现实乃至躲避现实……集体走在自杀的路上”。尽管这多少反应了诗歌当前的状况，得到了部分诗人的响应，但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些诗人相当大的不满。而赵丽华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一些诗歌的局外人对先锋诗歌试验产生的怀疑，这种怀疑或多或少是基于人的直觉。光从这两个发生在眼前的实例我们就可以看出，现在有关诗歌，各人理解之间的距离已经相当的大。
诗歌流派和群体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诗歌审美的差异。有心人只要逛一逛各诗歌论坛，就能觉察到流派与群体之间很多方面的不同。不解，或者，北京评论，诗江湖，野外，第三条道路、荒诞诗工厂，若缺……，对于什么是好诗，大家都各做一套，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回答。有意思的是，在某个群体或流派里，对于某个作品和某个诗人的作品，时常会出现的众口一词的现象。好，不好，似乎早有个模子来套。而在一个群体里所谓的精华之作，转到另一个群体里，时常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甚至招致谩骂。当然不排除诗人们为争取好处讨好盟友，为私人恩怨导致评价标准偏移——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大多数的论争应该是由审美差异所致。
于是知识分子与民间，口语与非口语，“严肃”写作与下半身或垃圾，城市写作与乡土写作，新现实主义与小文人写作，你来我往地相互攻讦，谁也不服谁，时常闹，却时常不了了之。原本大家可以各写各的，相安无事，因何总要发生类似的摩擦呢？除了利益冲突之外，我看关键在于，谁都有自己的好诗标准，谁都习惯用“好诗”和“坏诗”机械地衡量一个作品，谁都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其它人都是错的，谁都认为“非如此不可”。
在谭克修他们看来，小文人写作理应取消，代之以“新现实主义”。潜台词是：“非如此不可！”这当然导致了很多诗人的反对。赵丽华事件，撇开躲在幕后的策划的纯粹恶搞者不谈，光从诗文本上看，大多数的人对她的试验作品也的确不理解，即赵丽华的诗作不符合他们头脑中的好诗标准，否则也不会出现后来的滚雪球现象，事情越闹越大，越闹越不明白。在他们认定的标准指导下，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些结论：一是赵的诗不是好诗；二是赵的写作理应取消和批判；三是诗歌应回归到他们认为的“优秀的”、“传统的”写作上去。非如此不可！那么，他们认为的好诗标准是怎样的呢？是课本里的艾青、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冰心，以前偶尔读过的北岛、舒婷、顾城，甚至席慕蓉、汪国真。类似的落后而固定的观念通过教育、媒体等各种途径的宣传，长期影响人们的思维，形成的就是这样一种标准。
在很大程度上，流派之间的差异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长期的影响导致的。某些诗人长期将自己囿于一个圈子，他们同样会接受到某种“教育”，他们的审美也就逐渐向这个圈子的标准靠拢，从而使他们的写作更趋一致，甚至它产生迷恋和依赖。这也是人天性的懒惰在作怪，毕竟有模式的写作比没有模式的写作更简单些，因为这样的写作说到底不是从零开始的。当一个作品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有个框框。这在诗界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时常会发现某个诗人写的东西就像一个模子里套出来的，读一两首可以，读多了让人无法不感到厌倦。这类现象同样可以归结为某种“教育”的结果。通常的情况是，这个诗人的某个或某些作品得到了圈内的认可，而且这种认可对他构成了外部强大的暗示，使他在这一方向上不断掘进，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圈定了自己，不再尝试其它途径。当一个诗人圈定自己的时候，他的排外特征同样也会逐步显现出来。他会时常觉得只有自己这样写才是对的，其它类型其它模式的写作都是错的。无怪乎时常会出现这样的诗人——其中有老诗人也有新手——总想搞个什么“诗歌标准”玩玩。
真正有水平的诗人与评论家都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各种各样的写作成就各种各样的好诗。换句话说，好诗是多种多样的，是无法框定的，决不仅仅是一种类型。从历史看，即使是同一时代的诗歌。我们也无法说李白的诗好，杜甫的不好；苏东坡的好，柳永、李清照的不好。当然个人好恶始终是存在的，某人喜欢哪个诗人的诗，喜欢哪种类型的诗，喜欢某一首诗，而不喜欢其它这都是正常的事。但现在的情况通常是：因为我喜欢这样的诗，那么它就绝对是好的；因为我不喜欢这样的诗，那么它一定是差的。不认同我的观点的就是我的对头，不容分说，要坚决贬斥，急欲消灭之而后快。
“非如此不可”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思维模式，与此类似而实为同根同源的是：非好即坏，非美即丑，非善即恶，非此即彼。它们显然有很大的迷惑性，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却是文学创作的大敌。它要求创作者标准划一，尽量符合某种模式，规范（且不说它们本身是否存在漏洞）。这样一来，必定大大限制文学探索与创新，导致写作者个性特征的丧失，进而导致整个时代文学的固步自封和停滞不前。
在此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想让大家放弃自我的判断，也不想让大家放弃自己对诗歌的评价标准，也不妄想让各种纷争消弭于无形。消除标准和刻意避免诗学正常的探讨可能会助长虚无主义，这对诗歌发展同样是有害的。我只想说，当我们要确立一个标准时候，一定要慎重，要先把我们的视野拓宽些，再拓宽些，跳出小圈子，多看，多学，多琢磨，加强诗人自身的修养，这样至少能够避免一些因狭隘导致武断。在作出“非如此不可”的断语之前，不妨多问几遍：“非如此不可？”

2006-12-20

《上官朝夕》

诗歌语言的弊端，很难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