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间代的感想：《中间代：第三代后院的诗歌哗变》

陕西刘诚

　　　　　　　　　　　　　中间代：第三代后院的诗歌哗变

                                                           　　　　　　　　　　　刘 诚

本来没有中间代，可是一批诗人硬是弄出了一个中间代，在文学史严密封闭的体系中打进了一个楔子。创造中间代的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按部就班，快速而高效。从根本没有中间代，到诗歌界人人知道中间代，争相谈论中间代，直到一套装帧豪华、厚达2560页的《中间代诗全集》成书，再到被写进由学院派控制、一向以迟钝和保守著称的当代文学史，前后不到三年时间。如此惊人的速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平庸时世里创造了奇迹，连纳入其中的诗人也感到惊奇！
这里，中间代的首倡者和身体力行者——安琪、远村、黄礼孩，分担了一部分上帝的工作。
安琪在《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的序言中这样谈到他们创造中间代的目的：“礼孩和我做这本书是有野心的，我们希望藉着本书的编选与出版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

本来没有一个中间代，这是我的看法，也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从诗歌美学的层面看，所谓中间代，其实只不过是第三代——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个延伸，有的还曾在八六诗歌大展中露面。
中间代——在我看来，你们只是第三代，在你们的前额上，烙印着第三代的印记！
说你们是第三代并不是一种贬低，而是一个很大的光荣，反映了中国诗歌的真相！
有必要说明的是，我所理解的第三代，并不仅仅指八六诗歌大展中露面的那一拨人，而是一个持续若干年的诗歌进程，八六诗歌大展不过是第三代这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小部分。第三代诗歌运动肇始于朦胧诗运动的母腹，是一次自发的民间诗歌大起义，是中国诗歌界的一次大分化、大分裂、大生长，它有爆炸的辉煌瞬间，也有持续推进的一个缓慢过程，像一颗明亮的慧星拖着长长的慧尾，横跨“一九八九”这一特殊年份前后中国历史的巨大空间。第三代人的艺术探索是多极的，指向诗歌的多种可能，在它的每一个向度上，几乎都产生了自己的代表性诗人。这段长达十余年的峥嵘岁月，演绎着当代诗歌的许多重大主题，此后中国诗歌里的所有重大现象，都能在这里找到原因。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分裂，风云激荡的第三代诗歌进程这才正式划上了句号。正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展开，构成了朦胧诗以后至九十年代末当代诗歌的主体内容。
第三代是整整一代人的自发行动，是一次诗歌的造山运动，是中国诗歌自朦胧诗后一次最伟大的诗歌高峰，它的成就、触及诗学问题的深度、及其影响之深远，都远远超过了轰动一时的朦胧诗运动。第三代诗人极其众多，分布在中国大陆各地，鱼龙混杂，各不相识，但是都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参与了那个年代风起云涌的诗歌进程，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原上，隆起了一座伟大的诗歌山系。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中国诗歌自朦胧诗以后的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深入，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最值得关注的美学拐点。这是大分裂的年代，也是大生长的年代；是极其丰富的年代，也是极其浮躁的年代；是反叛的年代，也是相当盲目的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一座熔炉，整整一代人都在它烈火熊熊的炉膛里被烧炼成型，比之朦胧诗运动，第三代诗歌运动具有更多的实质内容，几乎影响到当代文学的所有领域，任何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入研究，都不可能绕开和回避。第三代诗歌运动并不像人们一向以为的那样只是昙花一现，而是既有辉煌的开始，也有纵深的发展；不只有八六诗歌大展露面的那一批诗人，也有更多在那个年代写作、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在大展中露面的诗人，还有更晚出生、但却直接受第三代诗歌运动影响和裹挟而更晚一些开始写作的大批晚生代诗人，用一种大的美学眼光看，他们都应当归入第三代这一宏大的诗人谱系。但是在中国，第三代这个概念早已被一部分先入为主的诗人牢牢占据，一些人千方百计把这个词据为己有，变成自己的专利。批评家宥于阅读视野，谁喊叫得声音大，就把它看作第三代；诗集编选者既要编书，又怯于认真负责的全面梳理，他们知道那样做工作量势必惊人地增加，而这些工作对于一本诗选的编选，其实并不是十分必需，最后只能是认识谁、看到谁，就将其列为第三代，只要急急忙忙拉起一支人马，凑齐一本书的阵容就成。结果，第三代的全貌被完全搅混，至今人们提到第三代，仍然只有那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以至给人们造成了“这几个人就是第三代”的印象。这实在是对伟大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强奸，极大地歪曲了历史真相，削弱了第三代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存在和意义，令人十分痛心！多年来，也有不少人出来对第三代进行界定，可是这些文章要么沿袭成说，以讹传讹，使谬说更加深入人心；要么充满私心和偏见，除了急急忙忙将写作者自己塞进第三代名单最靠前的位置之外，再没有更多的作为，实际是以历史的名义再次歪曲历史。现在被列入中间代的一大批第三代诗人，虽然有不少在官刊民刊发表了大量作品，在中国当代诗界表现得非常活跃，有的藉着诗歌运动和炒作的力量，已经在诗歌里弄到了很大的名气，但他们对这种相对“无名”的状态仍然感到强烈不满：按理他们也是第三代，可是在第三代里没有他们的名字，在被认为是第三代诗人大结集的《后朦胧诗全集》里也没有他们的名字。看到一些写作时间短、写作实力远逊于自己的年轻诗人因为有了一个“七零后”的命名而被人们反复谈论，这批诗人感到了强烈的愤慨！他们对时间的公正性不再信任，对批评的公正性不再信任，强烈渴望以群体的力量重新出台！正是这一切，构成了中间代出台的情绪背景和直接动因！
我完全理解安琪和黄礼孩、远村创造中间代的复杂心情。这是一次反抗遮蔽的行动，是第三代后院的一次大规模的诗歌哗变，是一批第三代诗人对另一批第三代诗人长期霸占第三代命名的行径忍无可忍而作出的叛离性反应。我在中间代运动中感到了反抗遮蔽的强烈冲动，感受到了哗变前后的紧张气氛和一大批诗人突然集结在一起的从未有过的狂欢！我之所以能够理解，实在因为比之被称为中间代的这批第三代诗人，我更加苦大仇深，受这种霸占行为迫害更加惨重。像我这样生于五十年代中期，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无缘进入八六诗歌大展，但写作起步于八十年代初期、也曾在民间结社、与同仁办有诗歌民刊、八五年就写出了一大批精美短诗和一生中第一部重要长诗作品《走向人群》、八六年又出版了厚厚一本抒情诗集、并因此受到大艺术家范曾先生“激赏”的诗人，居然被生生地排斥在第三代之外，直到写作此文的当下，仍然有家难归！我与安琪等中间代缔造者的区别在于：他们更加包容，能挺身而出搞出一个中间代，而我更极端、更绝对、更不可能与一些诗歌势力媾和，因而拉不起一个统领一切的中间代，也许只能把不公正待遇背到永远！

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命名，命名之中有大学问，命名需要大智慧、大胆识！
很多诗人（包括我本人）都有一种隐秘的命名冲动，事实上，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现场诗人们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命名的尝试，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如愿一偿，大部分命名都失败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命名都引起了严重的争议，大约同样比例的命名行为受到冷遇，有的甚至沦为笑柄。命名之所以如此艰难，那是因为命名后果严重，足以导致诗歌既成格局的重大改变。一批诗人可以经由一次成功的命名浮出水面，从根本上改变在诗歌中的地位，增加他们的重要性，从而迫使诗界博弈中的各种势力重新洗牌。命名等于是创造了一个新词，由于这个词的出现，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诗歌利益均势被打破，诗界不得不进入新一轮恢复均势的残酷进程。周伦佑创造了非非，大家不得不面对非非；沈浩波创造了下半身，大家不得不面对下半身；皮旦创造了垃圾派，大家不得不面对垃圾派，不管你是多么不情愿。命名是一种诗歌战争行为，是一种对既有诗歌秩序的严重挑衅。一个命名成立，就等于是修起了一座很大的大屋子，可以供一批无家可归的诗人入住，但无形中使另一些诗人显得更加形只影单。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几乎所有的命名，都伴随着母体的阵痛和血腥！正因为如此，中间代之强行出台在诗界引起持久的振荡和长达几年的谩骂，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人说艺术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中间代的出场为这话作了最好的脚注。在这场以命名和反命名的形式出场的诗歌战争里，诗界博弈的残酷性、不确定性和艺术政治的诸多玄机暴露无遗。

有时候，历史会把一批人的命运完全放在某几个人的肩上。一批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某几个人的灵机一动，有时甚至是某个柔弱的女人或文弱的书生，从这里我感到了历史的盲目和吊诡！
毫无疑问，没有安琪的首倡和黄礼孩、远村的身体力行，就不会有中间代。安琪发现了中间代，她把这视为一个重大的机会，紧紧抓住，义无反顾，一路向前迅猛推进，直到最后出版两卷本的《中间代诗全集》，其间所包含的不只是智慧和胆识，更包含着令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和重体力劳动！如果当时安琪、黄礼孩、远村不是去创造什么新名词，而是重新编辑出版一部尽可能包括所有第三代诗人、以正本清源、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相为指归的《第三代诗全编》，这样的工作很可能比编辑出版一部相对规模较小的《中间代诗全集》更有意义，因为被第三代这个概念有意疏漏、或者是恶意回避的诗人，不只是中间代里那近百个人，实在是太多太多，正是这些人共同构成了第三代横跨十余年的诗歌喧响。但安琪他们决意要分道扬镳、另起炉灶，那应当是他们的权利。
安琪一生，弄成这样一件事就够了；时至今日，无论同意不同意，安琪这个名字，已经与中间代这个词紧紧地连在一起。可是我们知道，抛开中间代不论，在当代诗歌的格局里，安琪也是一流的青年诗人，完全可以以卓越的诗才扬名立万。那时安琪已经写出了一大批精美的诗篇，以《任性》为名结集出版的长诗，更使她名满天下，广为人知。安琪的诗歌相当主观，但不同于一般的抒情，而是一种精神的散步，完全从心所欲收放自如，无论长短，都有一种开放的结构，正如同“奔跑的栅栏”（安琪一部诗集的命名），斑斓意象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及。安琪长于在事物的多重维度之间进出，踩踏着复杂事物的头颅自由游走，以令人惊讶莫名的诗歌语言，表达出面对存在的复杂感受。可是在那些日子里，安琪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创造中间代的工作，为缔造中间代而奔走呼号；而黄礼孩——一位对诗歌高度敏感的青年诗歌奇才，把辛苦挣来的钱大量投入民刊，为人作嫁；诗人远村，在全集出版遇到资金困难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投入自己，使出版得以完成。他们三人的合力，让中间代顺利确定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位置。创造的工作如此令人愉快，以至轻松地化解了来自各方面的困难，使他们能够笑对围攻和谩骂，乐此不疲。我相信，安琪他们做这件事，完全出于对一批人命运的发现和高度的负责，其亢奋当不亚于一首大诗的写作。
直到很久以后，安琪才用这样几句话表达了自己的复杂心情：“愿那些爱我的人继续爱我！也愿那些骂我的人继续骂我！因为《中间代诗全集》，我理当承受爱与骂。”

本来没有中间代，可是一批诗人硬是要在文学史上弄出一个中间代，他们很可能已经获得成功。然而命名不过开始。事实上，中间代的概念掩盖了诗学意义的尖锐对立，成功的油彩下也埋下了很大的隐患。这是一次意义含混的集结；它是向后的，即或勉强向前，也没有方向，目的地不明。在中间代这座大房子里，诗人们能不能和平共处生活得很好，对此安琪他们也将无能为力。《中间代诗全集》固然厚重，但不大可能是一套天才诗歌的汇编，这个混乱的诗歌时世即使能够产生自己的诗歌杰作，也不大可能有那么大的数量，《中间代诗全集》中八十二位诗人胜利会师的诗歌狂欢，更不可能代替中间代诗人未来诗歌创造的艰苦劳动。经过了诗歌的“黑色九月”，在“文学死了”的咒语不绝于耳的敏感时刻，中国当代诗歌也许正在迎来最严峻的考验。当此之时，诗人们无不心事重重，试图对自己的写作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中间代诗人作为当代汉诗写作的中坚力量，自然也不能例外。我相信，在中间代诗人群里，一部分诗人有可能成长起来，成为未来年代的诗歌大师，与一批创造力永不枯竭的第三代诗人共同构成中国当代诗歌的群峰，也有的诗人则很可能被证明只是诗歌的小丑，从诗歌里慢慢淡出，因为大师都是建设的、庄严的，大师来自变化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