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鸦手记】当下性原则与汉语立场——叙述策略的两个重要前提

白鸦

白鸦博客：http://baiyadavid.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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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与S城写作探讨“叙述策略”问题，现在，一些相关的思考渐渐成型。当代汉语诗歌的“叙述策略”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内容的当下性，即我常说的“怀着正直的悲伤”，为人类和社会提供有信心的诗歌文本。二是汉语立场，即辨清汉语的后殖民现状，探索现代汉语诗歌的规定性，谋求现代汉语诗歌的身份确立。表现在具体的诗歌文本上，“叙述策略”倡导叙述、生活、诗意三原则。

我要说的是：“叙述策略”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包融性很大的理论体系，“叙述策略”不排斥其它的路径也可以实现以上目标。但我们认为“叙述策略”的两大前提和三个原则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叙述策略”本身是一种策略，它完全不必勉强成为一种可能引发自身束缚的流派。

相应地，可能阵线作为一个泛诗歌写作群体，也不是什么流派，只是一种立场。他们的理论总称是“叙述策略”，也就是说，可能阵线是基于“叙述策略”的一个泛写作群体。“可能”意味着真理的不确定性、开放性、模糊性，也意味着对社会远景和人类远景的信心。表现在诗歌文本上，“可能”意味着诗歌的多重阅读旨向，意味着写作主体与阅读主体的真正互动、意味着汉语语意的无穷丰富及其在消解中的不断重建。

（一）当下性原则：让我们怀着正直的悲伤

我在七八年前的笔记中这样写到：“一部伟大的作品应当是实验的、历史的、启蒙的，而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怀着正直的悲伤面对今天，怀着信心面对未来”。当今天有人再问我什么是正直的悲伤，我说：正直的悲伤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一种批判维度，是对传统的棒喝与宽容，是对当下的责任，对未来的信心。

在我看来，古今中外的一切诗歌都是在叙述中完成的，只是叙述策略有所不同。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的第一前提是“当下性原则”，即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怀着正直的悲伤”或许是对这句话的摹仿。叙述策略的终极目标是一种信心的建立，是提供有信心的文本。

如何理解当下性原则与正直的悲伤？一个眼前的事业就是：诗歌有义务对过去三十年社会变革造成的传统迷失、移民等心理进行收拾。我们可以从“纵”、“横”两个层面观察诗歌叙述策略的发展：从“纵”的层面观察，不同时期的语言发展、社会意识形态下的语境、颠覆性的思潮影响着诗歌的叙述策略。从“横”的层面观察，不同的流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浪漫派、意象派等提供了不同的诗歌叙述系统。各种时期各种流派的叙述，就像一个个模型，各有所长，各有局限。

那么，迈入21世纪的汉语诗歌正处在怎样的“纵”、“横”交叉点上？如果从“纵”的层面观察，可以看出：从白话文运动到口语写作的语言线路、从民族觉醒到民族独立斗争再到改革开放的意识线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语境线路。但如果从“横”的层面观察，问题则显得有些糟糕。一方面，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到朦胧诗写作的兴起，其中之一的理解似乎可以这样说：白话文运动所带来的汉语传统的遗失，没有得到很好的重建，现代诗歌较之与唐宋诗歌，汉语身份的确立成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强烈的寻根意识到不止一次的解构风潮，似乎可以理解为工业文明之后中国诗人的心理脆弱。我想，诗歌有义务对过去三十年社会变革造成的传统迷失心理和移民心理进行收拾，有义务为大众提供更多有信心的文本，但现在看来，这种“收拾”显然是不力的。

理解当下性原则与正直的悲伤，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着眼点是道德。诗歌是有伦理的，是有其道德底牌的。道德作为诗歌的底牌，应当至少有两种意义的理解：一种是自然的道德，诗歌所建立的隐喻系统应当与这种自然的道德相契合，或者对它进行诗歌方式的歌颂。另一种道德是诗歌干预的道德，它更具有社会意义，就比如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道德观念：不是简单地把政治归属于道德，而是使道德从属于政治。

也就是说，对人和社会的研究，不能够仅仅依赖宇宙和世界本身的自然而然的可理解性，而必须经由人的经验和思维去检验，正当的政治生活的建立应借助科学的知识和对大众的社会启蒙。换句话说，如果诗歌仅仅触及自然的道德，诗歌可能就丧失了启蒙意义，丧失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当下性意义。

除了上述的“心理收拾”和“道德底牌”之外，批判力也是理解当下性原则与正直的悲伤的关键。应当说，隐匿的现实批判力，是优秀民间诗人最重要的创作特征。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可以在诗歌史中读到批判精神，自古就有一种珍贵的批判力，它具有坚定、松散、自由、隐蔽的特征，它是来自民间的思想遗产，民间的诗歌则是这种遗产最精确的载体。

（二）汉语立场：在后殖民状态下让汉字怀孕

叙述策略的另一个前提是坚定的汉语立场。张军说：“其实五四以来汉语言文学从未真正地独立过，包括诗歌”。我想，对很多问题进行再思考的目的不一定就是为了延伸它或推翻它，而是一定要以“今天”的方式再思考，一定要以“汉语”的方式再思考。正如S城写作曾悲壮地总结我们的讨论：“我们讨论的既是诗歌，又是语言，但这却是现代汉语诗面临的严重问题。诗歌表达的无力感困扰着大家，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跟写作者自身匮乏……所需要的崇高修养有关”。

如果我说：我们今天的诗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诗歌，会不会遭到反对？其实自80年代以来，我们的诗歌是一种被殖民诗歌，汉语的诗歌叙述出现了深度分裂，我们的诗歌始终面临“反复要求被殖民化”又“反复觉醒”的难处。“反复要求被殖民化”的意思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一直离不开西方潮流的影响，80年代的诗歌写作深深的打上了这种潮流的烙印，很多国外现代主义诗人对80年代中国诗歌写作影响巨大。“反复觉醒”的意思是：随着90年代中后期以来汉语诗歌对“后殖民”语境的觉醒，以前我们得益于西方潮流的叙述方式面临转变，现在带有口语实验型的诗歌写作即是这种叙述策略转变的主要体现。

对汉语传统的认识是一个难点。就像那句骂人的话“搞清楚自己是谁！”，这话深刻着呢！我们传统文化中隐藏着诸多真理的源头，闪闪发光，但太不易挖掘了。海德格尔说过：“人（此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要沉沦到他所在的世界里去并依靠这个世界的反光来解释自身，而且与此同时他也就沉溺于他的或多或少是把握了的传统之中”。这似乎是说：真理在历史的创造渊源之中，但长期的演化使之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即深厚的沉淀，我们身在此山中不识真面目。也就是说，传统不等于创造真理的历史之源，它反而因为那“巨大的习惯”而掩盖了某些闪光的“源”。
抛弃普适的语言观念是另一个难点。让我们看一个伦理学的例子：世界宗教议会（the R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有120多个宗教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了所谓的全球伦理宣言，这帮“性感的神及其奴婢们”，从世界各主要宗教和伦理中总结了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是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上去挺美吧！

福柯的理论也许有助于我们看清上述这个伦理学例子，福柯在谈到他著名的权力理论时这样比喻：“人们一般都认为自己的伦理比别人的好。认为一种思想优于另一种思想是学术理论的态度，认为一种文化有义务以另一种文化为参照来修改，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其实当我在《致世界宗教议会（草稿）》中写下“关于慈悲的演算/……酒洒到神的鼻子上/与会者都分到一小块政治面包/每人一分  或大或小/……神的奴婢，或者/夹着皮包里被简化的母亲/住在整齐的山顶，用雕刻出意义的木柴/取火，把天堂里开会的铃铛摇响”这样的诗句时，正是基于福柯那样的思考。

大家想一想，把上述普适伦理的那一套理解到“普适的诗歌语言”方面，道理完全是相通的。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同的命运，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也永远存在着不同的命运，普适的伦理不会有，普适的诗歌语言也不会有。我们的诗歌需要坚定不移的汉语立场，写下去，和这相似。以上思考的结果是：汉语正在我们的诗歌中迷失。作为最重要的原点之一，我们诗歌语言中的文化底牌正在扭曲变形，在我们的诗歌中，传统的、民族的语境正在丢失。

由此我想到前几日与梁小斌、叶匡政的一次聊天，当我说到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是后殖民的时候，当叶匡政说到必须有远见地看待现代阅读方式的变革的时候，梁小斌则说出了一个让我们很有启发的词：活字。我当时的联想是：可以怀孕的字。言下之意，现在很多人不过是在写貌似今文的古文。的确，看起来一个一个的汉字从字典上走进了诗歌，但有的汉字因此活过来了，它可以怀孕，有的汉字不过是僵尸行走罢了，它总是不会怀孕。

世界各种语言都在自身的或共融的环境中创新发展，未来语言的指向将会越来越丰富，作为一种认识真理的武器或工具，语言的发展不断推动它最高级的使用形式即诗歌的发展，语言的发展使得诗歌离真理更近，离心灵更近，离沉默更近。但各种语言（诗歌语言）不论怎样发展，其传统的文化底牌都不会扭曲变形，其传统的、民族的语境不会丢失。我们的诗歌语言不论怎样创新发展，它汉语的骨头都不能变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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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07 草稿于北京

[ 本帖最后由 白鸦 于 2006-10-19 12:40 编辑 ]

竹露滴清响

上来就看到好东东了，坐下读！问候鸦兄~~

紫穗穗

已经读过并收藏了，再来学习，并问好！

瓦尔策

呵呵，我很反对这个词语．

易州米

很好的思考。

董书明

随着90年代中后期以来汉语诗歌对“后殖民”语境的觉醒，以前我们得益于西方潮流的叙述方式面临转变，现在带有口语实验型的诗歌写作即是这种叙述策略转变的主要体现。
智者的思考.学习并问好!!

炉子

抛弃普适的语言观念是另一个难点。让我们看一个伦理学的例子：世界宗教议会（the R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有120多个宗教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了所谓的全球伦理宣言，这帮“性感的神及其奴婢们”，从世界各主要宗教和伦理中总结了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是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上去挺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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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一想，把上述普适伦理的那一套理解到“普适的诗歌语言”方面，道理完全是相通的。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同的命运，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也永远存在着不同的命运，普适的伦理不会有，普适的诗歌语言也不会有。我们的诗歌需要坚定不移的汉语立场，写下去，和这相似。以上思考的结果是：汉语正在我们的诗歌中迷失。作为最重要的原点之一，我们诗歌语言中的文化底牌正在扭曲变形，在我们的诗歌中，传统的、民族的语境正在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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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以上观点。尽管语言之不同，但诗歌从本质上只是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载体。如果没有诗歌的本质的相同。那么，也就是取消了诗歌这一概念，或者对于我们汉语诗人来说，只能有汉语诗，没有其它语种的诗歌。那么，对于既了解汉语，也熟知其它语种的人，他如何解释其他语种的“类汉语诗歌”的那种文体，他又何以也选择诗歌这一名称来规定它。反过来，中国古典诗难道就和其它语种的诗歌没有本质的相同吗？
        新诗也是如此，它必定有着与其它语种诗歌及传统诗歌的本质的相同，说新诗是“殖民的诗歌”，这种概念我以为也值得讨论，新诗是建立在现代白话文之基础上。如果把新诗定义为”殖民的诗歌“，那么，现代小说、现代戏剧、现代散文可称为”殖民的文学“吗？我相信没有谁会同意这种说法的。
       的确，新诗是过多地借鉴了外国现代诗歌的成就，在建设现代白话诗的形式方面成绩平淡。但写作新诗的大家，没有一个不在此点上力图添砖加瓦。无论胡适的开创、戴望舒的韵律、冰心的小诗、闻一多的建筑体及后来者对民歌、民谣的借鉴，特别是台湾诗歌对古典诗歌的继承，这些都足以证明新诗并非殖民而来，它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必然载体。如果把启蒙思想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殖民的话，那么我们的新诗称为”殖民诗歌“倒是完全合适的。
      由此，我亦不同意把”全球伦理宣言“看作是一个空虚的笑话。人类的道德必然存在一个底线或者共性。这跟人类必然存在人性是一个道理。在此我不想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离诗歌已经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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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白鸦提供的优秀的新诗观念。我想建设新诗大厦的路程还很遥远，但我们必定要有海子之“万人都要从我的刀口走过   去建筑祖国的语言”的那种献身精神，才可能成就伟业。

白鸦

炉子说：由此，我亦不同意把全球伦理宣言看作是一个空虚的笑话。人类的道德必然存在一个底线或者共性。这跟人类必然存在人性是一个道理。在此我不想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离诗歌已经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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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发言！全球伦理宣言作为一种普适理论，它的失误在于：

1、把共识误认为通用的根本性观念。
2、把最低限度原则当成决定性或核心观念。

白鸦

具体到诗歌语言层面，普适观念的本质是古文的观念，是汉语的倒退。

时间之帆

又见白鸦对叙述策略的阐释,精妙而准确.为方便讨论,建议哪位斑斑挂一下.

明月春风

刚看到，我来挂~！！！！

白鸦

炉子说：由此，我亦不同意把全球伦理宣言看作是一个空虚的笑话。人类的道德必然存在一个底线或者共性。这跟人类必然存在人性是一个道理。在此我不想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离诗歌已经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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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补充一下——

从基础的层面讲，从知识或工具的层面讲，从形而下的层面讲，是需要统一的。
从颠峰的层面讲，从道德的发展（或者你说的人性）的层面讲，应该是多元的。

换句话说——

作为价值体系（价值理性）的颠峰，道德的发展或理想，是多元的。
作为工具（知识）的决定性因素，基础是统一的。

应该相信——

最严重的异化，是道德的同话。

时间之帆

"普适的伦理不会有，普适的诗歌语言也不会有。"
抛开伦理不说,我觉得在诗歌语言方面,各种语言会有其自身的命运.而这种命运决定了在各种语言下诗歌的走向.
就是说,
我更愿相信形式的相同而不是语言本质的相同.

文壮飞

诗歌是有伦理的，是有其道德底牌的。道德作为诗歌的底牌，应当至少有两种意义的理解：一种是自然的道德，诗歌所建立的隐喻系统应当与这种自然的道德相契合，或者对它进行诗歌方式的歌颂。另一种道德是诗歌干预的道德，它更具有社会意义，就比如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道德观念：不是简单地把政治归属于道德，而是使道德从属于政治。

也就是说，对人和社会的研究，不能够仅仅依赖宇宙和世界本身的自然而然的可理解性，而必须经由人的经验和思维去检验，正当的政治生活的建立应借助科学的知识和对大众的社会启蒙。换句话说，如果诗歌仅仅触及自然的道德，诗歌可能就丧失了启蒙意义，丧失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当下性意义。

除了上述的“心理收拾”和“道德底牌”之外，批判力也是理解当下性原则与正直的悲伤的关键。应当说，隐匿的现实批判力，是优秀民间诗人最重要的创作特征。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可以在诗歌史中读到批判精神，自古就有一种珍贵的批判力，它具有坚定、松散、自由、隐蔽的特征，它是来自民间的思想遗产，民间的诗歌则是这种遗产最精确的载体。

------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我即是,一直在履行,对自己的认识与对生活的批判

炉子

作为价值体系（价值理性）的颠峰，道德的发展或理想，是多元的。
作为工具（知识）的决定性因素，基础是统一的。

应该相信——

最严重的异化，是道德的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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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不同意这种观点。既然在人性方面，人的本质是共同的，那么作为人之为人的社会环境————地球————宇宙必然也有其共性。道德即是作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准则。共同的环境与共同的人性必然会产生共同的道德。道德的同化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高级的一环必然也会到来。我们且不说通过战争、经济侵略来同化文明，是历史上随处可见的常例。就前些年所讲的“和平演变”的预言，现在不已成为现实了吗？。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化使世界成为无界空间，较短的历史时期之内，多元化是必然存在的现象，但就更长的进程来看，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经济的一体化、文明的融合，世界政府的建立。诸如政治的多极化，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谎言。而文化的多元化，也不过是落后民族的一种自我安慰。在全球化的形势之下，谁还想抱残守缺，裹步不前，不参与到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竞争，谁就将在这历史的潮流中灰飞烟灭，成为泡影。
        如果说，道德的同化是一种异化，那么所谓的多元精神是否也是一种精神？多元精神中存在的道德自由，文化尊重不也是相同的道德律令，难道这也是一种异化？而这正是全球伦理宣言中所遵行的道德律令之一。所以，如果说道德的同化也是异化的话，那我们就陷入悖论。

[ 本帖最后由 炉子 于 2006-10-19 16:2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