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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
1、
波德莱尔生于1821年，这一年还诞生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和福楼拜。因而1821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三位文学大师在世界文学史上留有不朽的英名。波德莱尔的生命比陀氏和福楼拜短得多（他们两人几乎同时离开人世），高尔基说：“他生活于邪恶中，热爱着善良”，这是十分贴切的。作为象征主义的开山鼻祖，波德莱尔以罕见的天才与禀赋向世人描绘出资本主义的恶与丑，而这种“恶”是本来面目的恶，没有诉诸道德法律的评判，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恶”，是一朵生长于资本主义文明中的“恶之花”，是与资本主义秩序相对立的“邪恶之花”。
波德莱尔的奇崛 、怪诞与堕落，似乎可以从他的父母那里寻到根源，1819年60岁的父亲娶母亲，母亲26 岁，是个无依靠的孤女。1827年父亲去世，不久母亲改嫁欧比克少校，开始继父对他的聪慧感到骄傲，竭力想博得他的好感,想把他培养成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但随着年事逐长，波德莱尔日益显示出独立不羁、藐视世俗的性格，与继父的意图背道而驰。
波德莱尔在一次没有成功的远行之后，于1843年6月，带着父亲留给他的十万金法郎遗产，离开家庭，过起挥金如土的浪荡生活。在这之前，1841年,20岁的波德莱尔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识得忧郁和消沉的滋味，那肯定就是我。然而我渴望生活，我想有些许的安宁，光荣，对自我的满意。”波德莱尔内心充满高尚和光荣的，他喜欢雨果、拉马丁、拜伦、雪莱等浪漫派诗人，从这些诗人的作品中体悟，越发觉得周围生活的阴暗、欠缺和束缚个性。他的“浪荡”既有面对痛苦不动声色的英雄气概，又有着忍受尘世苦难而赎罪的宗教色彩。他绝不做对资产阶级有用的人，他说，“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一直觉得是某种可耻的东西。”在世人眼里，他确实是一个病态的、孤独的人，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其实所谓的正邪、高尚和堕落都是以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人的观念划分的。社会上的名们正派往往是徒有其表，内心的肮脏与卑劣被表面的光鲜遮蔽，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做尽坏事。波德莱尔就是看不惯世人的虚伪与做作，人们称善的东西，我要嘲讽，鄙夷，我就要将世间的、巴黎的一切“恶”展现给你们看；波德莱尔宁可赞美尸体，也不赞美鲜花，他从腐臭的尸体，长满蛆虫的死蝇入手，一切美的实体都会变质、死亡、腐烂，而诗意的、美的精神永存。所以，重要的是人的内心，人性的丰满程度。一个内心美好善良的人，不管是乞丐、吸毒者，还是其他什么人都值得同情、原谅与帮助，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2、
波德莱尔是世俗生活的反叛者，更是艺术上的反叛者。象征主义能成为欧美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首先应归功于他，尽管《恶之花》还带有浪漫注义的成分。他从浪漫主义的核心里提炼出象征主义，使法国浪漫主义恢复了青春，它克服了浪漫主义过分强调个人情感而导致感情的浮夸与泛滥，不适当地突出自我表现，促使文学中的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以及片面夸大诗人的社会作用，以人类导师自许。
作为象征主义流派的创立者、实践者和奠基人，波德来尔认为艺术的本质是美和忧郁、不幸，而道德与科学不是艺术，道德求善是宗教的事，科学求真是哲学的事。要从事创作，必先学会感知，艺术感知就是洞悟宇宙，人生的奥秘，波德莱尔认为宇宙万物之间，人生百态之间，宇宙万物和人生百态之间，都受“普遍相似性”支配。一切都是象形的，因而，诗人必得有想象力，想象力会不可抗拒地把诗人引向无限的各种象征，海洋，天空，古老的洪荒时代，巨人，勇士，植物，动物等等，纵情于地上和天上的生活展示的无穷场景所暗示的梦幻。
波德莱尔提出艺术思维和创作的主要方法是感应和象征，以下是一首被称为“象征派宪章”的诗：
应和
自然是座庙宇，那里活的柱子,
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话 ,
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
森林用熟悉的的目光将他注视。
如同悠长的回声遥遥汇合，
在一个混沌深邃的统一体中，
广大浩漫好象黑夜连着光明——
芳香、颜色和声音在互相应和。
有的芳香如儿童的肌肤，
柔和如双簧管，青翠如绿草场，
——别的则朽腐、浓郁，涵盖了万物，
象无极无限的东西四散飞扬，
如同龙涎香、麝香、安息香、乳香
那样歌唱精神和感觉的激昂。
这是一首充满神秘主义的诗，但这种“神秘”有迹可循，即所谓的通感论，各种感官的作用彼此替代和沟通，相互应和，声音可使人看到颜色，颜色可使人闻到芳香，芳香可使人听到声音。于是自然与人组成有机的整体，人在“象征的森林”里穿行，如醉如痴，最后人消失，各种感官融为一体， 成为一个声音、颜色与芳香相互应和的神秘、模糊、朦胧如梦的美的统一体。但这一统一体并不代表光明和进步，波德莱尔不愿担负浪漫派诗人人类精神导师的使命，不屑为人类的进步鼓吹。浪漫派所歌颂的高尚、正义、光明与进步，掩盖不了社会的另一面：黑暗、邪恶、苦难与死亡。诗人在黑暗和苦难的深渊边徘徊，变得忧郁和不幸，天长日久诗人的气质染上了浓厚的忧伤色彩，在这忧伤里，美随之诞生，这是一种悲剧美，是尼采回望古希腊而感叹现代社会业已失去的美。
波德莱尔善于化丑为美，变腐朽为神奇，“你给我污泥，我把它变成黄金”，这是从丑与恶中发现美。 其实,这很好理解,比如有人容貌虽丑陋,却有一颗善良美好的灵魂,谁不认为他美呢?这正是人的本质美——人性之美，就是波德莱尔所寻求的丑中之美，不幸中的美。
波德莱尔在世时，就被看作颓废堕落的诗人，他住进豪华的旅馆，穿着黑外套，系着牛血色的领带，雪白的衬衫一丝不皱，一尘不染。他要用与众不同、骇世惊俗的装束和风采表示对资产阶级的蔑视和唾弃，于是他遭受到上流社会的攻击与辱骂，他们以《恶之花》有伤风俗、诱人堕落为由，将他告上了法庭。俗世之人总是惯于摧残身边的天才人物，他们不能理解天才的重要性、超越性。正当欧洲人陶醉于资本主义五光十色、绚丽多姿的文明，陶醉于浪漫派诗人描绘的崇高、光明、进步的社会前景中时，这个不识时务的堕落诗人，却去描绘流浪的穷人、病缪斯、坏修士、腐尸、吸血鬼，描写醉酒的拾破烂者、孤独者和穷人的死等等，并对这些恶与丑的东西赋予一种“真正的，纯粹的美”，这固然与他“忧郁是美的出色的伙伴”，“我几乎不能想象，任何一种美会没有不幸在其中”的文艺观相一致。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对底层人民深切地同情与怜悯之心，否则，他又怎会从这些身处苦难与不幸的人们中看到最为热烈、高尚的美的灵魂呢？在这点上，他与陀思妥也夫斯基是相通的，在作品中都描绘不幸与苦难的人们，都对寄予深切地同情，从而都有一种担当苦难与罪恶的勇气。
3、
虚无的滋味
沮丧的精神，往日你喜欢搏杀
“希望”，曾马刺般激励你的活力，
再不愿骑上你，别害臊，快趴下，
你这老马每个障碍都要失踢。
算了吧，我的心睡吧傻乎乎地。
精神失败，力尽精疲；这老贼人，
爱情于将不比抢夺更有味，
再见，笛子的叹息，铜号的歌吹，
快乐，别再引诱阴沉赌气的心。
可爱的春天失去了它的清芬。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吞没我，
仿佛大雪埋住了冻僵的尸首，
我从天山静观这圆圆的地球，
不再去寻觅可以栖身的茅舍。
雪崩啊，你可愿带我一起坠落 ？
这首题名为《虚无的滋味》的诗道出，诗人已厌倦了“搏杀”的日子，精神沦于失败，可爱的春天又失去了昔日的清芬，爱情的欢乐也难令这颗“阴沉赌气的心”振作起来。于是诗人“不再去寻觅可以栖身的茅舍”，愿同雪崩一起坠落。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深深绝望，波德莱尔独自品尝这绝望的滋味，虚无感油然而生，而时间之箭永不停滞，唯有它能够抵抗虚无，或许还有精神，他的忧郁和不幸的气质，帮他部分地战胜对尘世的绝望感。那个身世卑微而具有独特风味和美的混血女子——让娜杜瓦尔，几乎是他的终身伴侣，是她给了他生活的愿望与乐趣，启发他写出许多交织着灵肉冲突、痛苦与欢乐并行的诗篇。还有一个女人，贵族妇女萨巴蒂爱夫人对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她的沙龙常接待文化界名流，雨果、戈蒂耶、邦维尔都是坐上客，波德莱尔把她看作自己的诗神，梦寐以求的“远方的公主”，在她身上寄托了精神上的向往和追求。这种追求或许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人生理想，却是诗人生命底层的一丝亮色，有了它，诗人不至于陷入永劫不复的黑暗深渊里。
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世界里，苦难与罪恶象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拉扯着诗中的人物，他曾是上流社会中的一员，深知他们的虚伪与精神空虚，醉生梦死，他们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波德莱尔拒绝他们，在诗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只描写流浪汉和穷人，他要将罪恶、苦难与精神空虚揭露给人们看。那些习惯于雨果激情迸射的浪漫派诗风的人，对《恶之花》百思不得其解，继而看出了一些端倪，“整部作品包裹在一片神秘、危险、甚至是邪恶的气氛中”，于是谴责、辱骂声此起彼伏，最后以《恶之花》伤风败俗、唆使人堕落为由，将作者告上了法庭。
那么《恶之花》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这位惯用感应和象征手法的象征主义鼻祖，当然不会明确告诉我们，这是艺术的秘密，更是心灵的秘密，只有那些深谙艺术真谛，又敢于正视社会与人生的读者，能够通过《恶之花》看到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体验到一个备受摧残的人生，听见一阵阵从地狱中传来的呼声，他们的心中或许会生出一股怜悯的感觉，或许会腾起一股反抗的怒火，或许会敲响一阵自警的暮鼓晨钟，总之，他们会擦亮眼睛，不再被虚伪的纱幕蒙蔽，不再陶醉于盲目的乐观中，也不再被世间的丑恶所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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