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6月22日在京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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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北京大学诗歌中心、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华夏文化促进会、中华民族国际友好协会等联袂发起设立，由《新诗界》编辑委员会、北京嘉里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实施的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评奖于五月底揭晓后，在国内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6月22日上午10时，该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据有关人士介绍，选定这一天颁奖，是为了同时纪念伟大的中国诗人屈原，蕴有诗歌薪火不灭，代代相传之意。
    首届该奖“北斗星奖”得主牛汉、洛夫，“启明星奖”得主西川、王小妮、于坚出席了颁奖典礼，其中洛夫先生是由他现在定居的加拿大携夫人陈琼芳专程赴会的。另一位“北斗星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因故不能亲与这一盛典，特委托其诗集的中译者、诗人李笠作为全权代表专程前来受奖并致辞。
    颁奖典礼由著名诗歌评论家唐晓渡、陈超主持。著名诗歌评论家、该奖首届评委会主任谢冕首先致辞。他代表评委会向六位获奖诗人再次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诗歌无国界，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具有国际性的诗歌奖项，设立“新诗界国际诗歌奖”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自身，其影响将在未来逐步显示出来；首届评奖尽管具有尝试的性质，但由于自始至终恪守了严格的诗学立场和“独立、客观、公正、透明”的原则，相信其结果会经得起读者和历史的检验。由衷祝愿诗歌界同仁携起手来，共同开创当代诗歌的新局面。
    《新诗界》主编、本届组委会秘书长李青松先生代表组织委员会致辞。他说，作为这个奖项的组织者，作为一个缪斯的朝香者，由衷地感到高兴，为神圣的诗歌，为充盈诗意的人们。他衷心感谢获奖诗人、各位嘉宾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在百忙中出席典礼，并深情感谢一切支持诗歌事业的人们。无论诗歌的处境如何，无论面前的处境如何，誓要以生命为诗，视诗如归，矢志不渝地追求神圣的诗歌理想和高远的艺术精神，并作为自己最终的目的和最大的心愿。这也就是我们把颁奖定在今天，五月初五中国端午节，也就是要以此为契机，传承屈原那悲天悯人、忧国忧民、光明千秋、泽被万代的诗歌精神，以此召唤人们爱心的回归和诗意时代的到来。
    瑞典驻华大使馆代表芮琳女士，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代表王琪，嘉宾代表、著名诗人蔡其矫先生、吉狄马加先生和来自基层的诗人王行水等发言。
    随后，主持人逐一宣读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评委会的授奖辞，由部分评委和特邀嘉宾组成的颁奖小组分别为获奖诗人（或代表）授奖，获奖诗人（或代表）分别致受奖辞。当主持人提议再一次向六位获奖的中外诗人表示热烈祝贺并为诗歌祝福时，全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杨匡汉、蓝棣之、叶廷芳、 赵振江、陈超、王光明、沈奇、树才等部分本届评委出席了颁奖典礼；作为嘉宾应邀出席典礼的诗歌界、艺术界、评论界的人士有：（排名不分先后）：张仃、王学仲、灰娃、成幼姝、孙玉石、吉狄马加、张同吾、王泽洲、沈卫星、侯小强、刘士杰、敬文东、姜涛、林莽、孙文波、徐晓鹤、宋琳、杨小滨、杨晓民、邱振中、谭五昌、刘以林、林童、安琪、叶匡政、温皓然、邓程、李云枫、李志申、孙子·乌子、刀、陈敢等；组委会成员谯达摩、海啸、北塔、冯士权、席卉芳、陈子寒、刘希全、周金旺、王晓生、陈珺、张桂兰。主、协办单位的王行水、黄雪鸿、吴飙、姚茂良、吴英贵等也出席了典礼。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凤凰卫视、阳光卫视、北京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海内外几十家媒体到会采访报道。
    当天，《新诗界》编委会编选的获奖诗人特辑《光芒涌入》已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并上市发行。6月23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中心还将举办“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论坛”活动。

                         评委会授奖辞及获奖诗人简历与受奖辞
北斗星奖·牛汉
简 历
    牛汉，原名史成汉，又名牛汀，1923年 10月出生在山西定襄县，蒙古族。抗日战争期间流亡陕甘地区读中学大学。1940年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写诗。已出版诗集十余本、散文集七本、诗话集两本，此外还参与主编中国现当代诗选数种。一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六十余年，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二十年，协助丁玲编文学杂志《中国》，任执行副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作品被多国文字译介与评论，近几年日本、韩国和马其顿共和国翻译出版了牛汉的诗选集，台湾金安出版社编印了《牛汉散文精选》。
评委会授奖辞
    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牛汉创作了大量足以传世的短诗、长诗和散文诗，对时代，对历史，对诗人和读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患难，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着诗人的本色和使命。他始终坚持通过痛彻入骨的生命体验的抒写，去触及时代的重要课题。他的身上始终流淌着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血脉。他从不依赖文化知识和理论导向写诗，始终表现出难以驯服的艺术个性。他以巨大的成就回报了诗歌和苦难对他的双重眷顾，并激励当代诗人不断创新。
在诗中体现人文境界
——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受奖辞
牛汉
    最近两年得了几个诗歌奖，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鼓励。这次把“北斗星奖”颁给我，内心极为欣慰，但也很惭愧，深感沉重，一生写的好诗极少。我深深感谢关怀我的诸位诗人、诗评家，同时，感谢“新诗界国际诗歌奖”的组织者。我认为《新诗界》是属于诗人自己办的刊物，既没有官方气，也没有小圈子意识，很有自己的追求，形成了多元并存的独特风格，特别是同仁们为整个诗歌的发展开拓拼命，在当今时代尤为可贵。
    最近我把自己的东西温故了一下，我深深地叹了口气，不是消极，而是遗憾。我正拟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年过八旬人诗仍未能进入不惑之域》，题目太大，感悟庞杂，极难梳理，一时难以概述我一生的困惑。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反省和回顾，我80年来经过的苦难和误解，带血带泪的人生经历，是不会忘记的。我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忧国忧民的情结至今仍然没有变化。是不是老朽了？是不是赶不上形势了？我不这么认为。
    一生来朦朦胧胧地对理想的追求，对诗歌的追求，纯朴、执着、生机勃勃。但绝不是为了个人，也绝不是为了以什么服务的，纯粹是个性的发挥。
    老一代的诗人需要对内心的痛苦进行沉思、探究。现在毕竟到了21世纪，回过头来看，特别是五十多年来，我有自己的看法，以及对整个历史的反思。最近几年，我有一句座右铭：“有容乃大，得大自在”。近来又看到《汉书·杨雄传》中有一句“默默者存”。我理解这一个传统，民族的传统。近五十年来，有沈从文、丰子恺、晚年的孙犁，上海的施蛰存和湖南的彭燕郊，等等，他们是“默默者存”，清苦、自在，他们有作品留下来了，我一时还达不到这个境界。
    我回过头来看，自己1945年前的诗比较单纯，到1948年变成现实的现代主义，表达当时青年人的状态，通过生命的切实感受，悟出一些诗。不是靠着文化、学术和理论。我也不是不思考人生，也力求通过切切实实的人生体验，写出一些粗糙的不完美的东西。有时是感情冲动，卞之琳、曾卓、蔡其矫曾开导过我。
    干校五六年，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才对自己彻底认识，彻底觉悟，要做真正的“牛鬼蛇神”。杜牧为李贺歌诗集写的序言中，赞美李贺诗歌的超凡脱俗、标新立异的境界为“牛鬼蛇神”。其实这是一种奇特的生命形态，一种独创的诗歌精神。1975年，我从湖北干校回到北京，开始与艾青、北岛、蔡其矫切磋。我到现在还是自己写，不愿意被纳入哪个规范。这二十多年来写的诗、散文，比起以前的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拓展，比如《梦游》（第一稿、第三稿）、《空旷在远方》、《三危山下一片梦境》等等，写了一些自己的东西。
    人家说命不好，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我的命并不苦，内涵丰富而真实。有人关心我说，不要太执着于苦难，为什么不写些苦难以外的东西呢？但我晚年人生感受的境界，还是不能离开这苦难的历史。淡忘苦难，就是忘记历史。尽管进入暮年，我仍在苦苦跋涉，为了诗歌而跋涉，希望写得更好一些。我认为自己以前的诗是习作，一辈子六十多年的创作，自己的风格不但跟个人的命运，而且和国家和人类的发展相关联。我尽量在诗中体现人文境界，所以不断跋涉，继续写诗。能写出较好的诗，我就高兴了。
    最近我也想到对中国古典文化整体意义上的继承、发展问题。我的现代诗中，讲究中国传统诗歌中的节奏、韵律，体现民族文化的精神。当然我也学习外国的诗歌，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诗歌传统，不能一味亦步亦趋地模仿外国诗歌，决不在外国诗歌圈子里求生存，也不为传统诗歌所困囿和束缚。
    我还是要写现代诗，当下的，民族的，个人的，实实在在的，血肉的。终究我们已是21世纪，需要现代诗人去开辟、突破，不停止思考，不断地创新。
北斗星奖·洛夫
简 历
    洛夫，一九二八年生于湖南衡阳，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曾任教于东吴大学外文系，现聘为中国华侨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客座教授。
一九四五年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历任总编辑数十年。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荷兰、瑞典等文，并收入各大诗集，包括《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
    洛夫著作甚丰，出版诗集《时间之伤》等二十八部，散文集《一朵午荷》等五部，评论集《诗人之镜》等五部，译著《雨果传》等八部。1996年移居加拿大。
评委会授奖辞
    在地理之“隔”、空间之“孤”、时间之“伤”中，洛夫毕生致力于诗意的发现和回归，用创造性的形象、意象、感觉和语言，重塑生命的意义。他的现代汉诗创构，既保持了前卫的姿态，又对接并融合了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诗质重思维，诗形谋变奏，以形似与神似、视象与心象、感性与灵思之间的张力，凸现了知性与抒情相融的追求向度。他对现代汉诗本土性与现代性融合的成功探索，体现了凤凰涅槃之后自在的飞翔。
将要来临的美好时代
——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受奖辞
    洛夫
    欣闻获得第一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深感荣幸，但也自觉到一股来自内心的压力。庄子说：“名者公器也，不可多得”。获此大奖，当然还有利，而名和利都是带刺的东西，对诗人尤为不宜。此外，还有一种更大的，无可奈何，一时难以消解的压力。那就是获奖者如何面对一个倍受冷落的、被市场经济物欲主义，以及矫饰而浮夸的流行大众文化逼至边缘地带的诗坛。
    这诚然是一种悲哀，诗坛的确有它悲哀的理由；但我愿大声的说：一个真正的诗人是没有悲哀的理由的，因为从来就没有人怀疑诗的价值。所以每当自己意识到是一个诗人时，现实世界加诸于我的压力也就相对地减轻，不但不觉得心虚，甚至还会生发出一种可以期待的乐观。我愿在此提供两点看法。
    其一，先说我个人的体验，我写诗五十多年，是一个无怨无悔，全心投入的诗歌探索者与追求者。经常有人问我：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你如此坚持不懈？我的回答是年轻时写诗只是为了兴趣，为赋新诗强说愁，也是为了发泄情感，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后来日渐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启导，才开始认识到诗歌本质上那种超越世俗价值的价值，而把写诗当作事业来经营。其实写诗是一种没有现实目的，也没有什么利益回报的，一种非常之个人，也十分孤寂的工作，但能坚持一辈子，必然是受到某种信念的支持。以我来说这就是：我从来不以市场价格的观念来衡量诗歌，我自始至终是以价值取向来规划我的创作生涯。
    换句话说，我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创造（如李白、王维的诗），生命内涵的创造（如杜甫、莎士比亚的诗），意象语言的创造（如李商隐、马拉美的诗）。这个理念正是我追求诗歌艺术数十年如一日的信念。
    其二，就整个文化的发展来看，我对诗歌未来的前景还是看好的。我的乐观是基于一个人的信念，我认为诗歌和宗教一样。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达致高度的发展，一种是贫穷落后，一种是富足繁荣。比如在中国的六、七十年代，诗歌相当兴盛，除了政治因素，还有心灵饥渴因素，在台湾也是如此，因为那个年代大家都很穷，物质的匮乏只好在精神上求得补偿，而今天国内的经济正在起飞，生活条件正在向小康转进，先求得物质的满足再说，诗歌这种不急之需不妨暂时搁在一旁。不过我相信，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兴旺，当经济与社会发展到某种高度，物质大致获得满足之后，人们又会回过头来追求精神的调剂，于是诗歌和其它的精致文化，如音乐、绘画等都会成为丰富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涵，我国的盛唐时代和二十世纪的欧美社会就是最好的证明，生活富足了，文化提升了，多元的生活为诗歌提供多元而丰富的题材与内容。诗人受到尊重，诗歌的创作也就攀上了新的高峰。
    如果我这种乐观可以期待的话，那么诗人们就应该有所准备了，准备写出最好的作品来迎接，来烘托那个将要来临的美好时代。
这是我首次获得国内的文学奖，人到晚年，本来应该荣辱不惊，但这次我仍不免感到莫大的喜悦与幸运，在台湾我曾得过不少诗歌大奖，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象征地说，那些奖只代表几千万人，而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虽属民间，却暗示了一个不平凡的意义，即这个奖的背后不但有十几亿人民，还有一个庞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支撑着。
此外，我之所以特别珍视这个奖，是因为他曾通过一项公正、客观、而严格的评审过程。我知道，这次应聘的评委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声誉卓著的学者与评论家。对我来说，获得他们的肯定比获得任何一个国际大奖更具意义。尤其使我感动的是，评委先生们竟然都能接受甚至欣赏我那冷隽的意象，沉郁的风格，那种孤绝之美。我的诗中没有任何“历志”的语境，也没有跟着所谓主旋律放歌的积极性。我的作品反射的大多是生命的苦涩，人类心灵深处的悲情，以及使这些负面的东西升华为一种形而上思维，或一种觉性圆融，直观的禅境。做为一个现代诗人，自始我即游走于小众读者之间。各位评委先生能容忍我的独特风格，犹如容忍一位个性狷介近乎狂悖的朋友一般。我感激他们，敬重他们，视他们为崎岖颠簸的创作路途上的知音。
北斗星奖·特朗斯特罗姆
简 历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er, 1931—)，瑞典著名诗人。1954年发表诗集《17首诗》，轰动诗坛。至今共发表163首诗，除《17首诗》外的作品结集为《途中的秘密》、《半完成的天空》、《音色和足迹》、《看见黑暗》、《小路》、《波罗的海》、《真理的障碍》、《野蛮的广场》、《为生者和死者》和《悲哀贡多拉》十部诗集。1990年患脑溢血导致右半身瘫痪后，仍坚持纯诗写作。他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评委会授奖辞
    我们把这个奖授予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以表彰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世界诗歌的杰出贡献。他精湛的诗艺和他强有力的精神生活互为砥砺，使他的诗中充满了对事物和生命秘密的敏锐感知和独特发现。他的诗是以少胜多的典范。他通过超现实的突兀意象和素描般传神的描写，呈现出非凡的语言造型能力，抵达了言简意深的至高境界，并在这一点上与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息息相通。这个奖同时也是对李笠先生的表彰。他出色的翻译，在中国读者和特朗斯特罗姆之间架起了一座诗的桥梁。
诗是一种积极的禅坐
——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受奖辞
    特朗斯特罗姆
    亲爱的朋友！
    我感到十分荣幸被授予“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北斗星奖”。我由衷感谢此奖的评委。和大诗人牛汉，洛夫分享这一殊誉，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欢乐。
    我到过中国两次。两次访问给我带来了灵感，让我交识了许多新朋友。
    我不能亲自来北京，但我感谢我年轻的同事和翻译家李笠愿意代我领奖 。
    三十年前，我对自己的诗歌艺术作过简要的论述，对于我，这些观点今天仍是有效的：我的诗是会聚点。它们让被约定俗成的语言和观点隔离的现实各部分发生联系，让景象中大大小小的细节彼此撞击，让不同的文化和人物，自然与工业交错一起等等。换句话说，让貌似矛盾冲突的东西揭示内在的关系。
    约定俗成的语言和观点在对付世界，达到有限具体的目标时无疑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生活更重要的瞬息，我们发现它们往往是贫缺不足的。一旦它们完全主宰我们，我们就会陷入隔绝，毁败的境地。 诗歌，我认为，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抵抗。诗是一种积极的禅坐，它不是催眠，它是唤醒。
    谢谢！
启明星奖·西川
简 历
    西川，1963年生人。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前开始诗歌创作，曾在新华社任编辑。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师。著有诗集《隐密的汇合》、《虚构的家谱》、《大意如此》、《西川的诗》，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和游记散文《游荡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等。并翻译有庞德、博尔赫斯、巴克斯特等人的作品。
评委会授奖辞
    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使西川的诗不断逾越自身，成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整合点和出发地之一。他的诗沉稳、大气、均衡、精确，充满睿智的洞察但也不回避种种困扰，注重精良的抒情品格，却又向异质事物充分敞开。他以孜孜不倦的热情贯通经典和当下，以灵活多变的语言策略致力于综合的创造。通过引入文明的悖论模式，他大大扩展了诗歌经验的内涵，在不断增加其负荷的同时也不断锻炼其表现的强度。他使我们意识到，一种在质地上足以与生活和历史相对称、相较量的诗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在漫长又广大的创造序列里
——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受奖辞
    西 川
    各位尊敬的来宾：
    非常抱歉，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当然首先应该感谢李青松先生和他的《新诗界》，他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设立和颁发这个奖项。这种行为在小说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绝难发生。这是诗歌界的“不正常”，当然这也是诗歌令人感动的地方之一。感谢各位评委对我的好意，如果我从前不曾为你们而写作，那么今后我要为你们而写作了(但愿这句话不会被缺乏幽默感的诗歌蠢才们拿到网上去批判)。获奖当然应该是件令人快乐的事，特别是获得了这么个由中国人颁发的“国际奖”：这就像在我的中文书的标题底下加了个英文标题(我一向担心错误的英文，尽管现在我已把它当成谋求国际化的中国的一道风景)。但我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我既不想利用这个机会阐述一下这个奖的意义(它或许的确意义重大)，也不想向大家宣传一下我的某个诗歌观点(我打算认真地写出一系列文章)，也不想向大家讲什么我个人的成长故事(在这种场合讲些个人私事就是对大家的冒犯)。
    但总得说点什么。那么好吧，就从我最近收到的一套书说起。这套书是刚刚出版的由安琪、远村和黄礼孩编的《中间代诗全集》,几天前由叶匡正快递给我。想来在座的诸位中也有人收到了这部书，或见过这部书。这部精装书分上下两卷，两卷的诗歌部分共2304页(关于中间代的理论文字还有250页左右)。这部书显然是以万夏、潇潇编的《后朦胧诗全集》为蓝本。《后朦胧诗全集》也是两卷，诗歌部分共1969页。所以两部《全集》所收的诗歌加在一起就有4273页。我估计如果编一部《朦胧诗全集》也会有1000多页，再加上一部《70后诗全集》，估计还会有2000页。这样，近30年来可以被收入选本的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诗歌，我们就已经生产了约8000页：这还不算海子的1000页、骆一禾的1000页、昌耀的1000页，以及多少本我们尚未编成的“1000页”。这是多少木材的消耗，多少心血的成就。而在这数万页乃至数十万页的诗歌里，我们几个的诗歌被各位评委看中，真是莫大的荣幸。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由数万页乃至数十万页诗歌支撑起来的所谓诗坛(同时又是一个小小的诗坛)，难道不是一个疯狂的场域吗?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要没完没了地和疯子们打交道吗?这种交道打得时间长了，连我们自己也很难判断我们是不是疯子。置身于这并不广为人们所知的诗歌的汪洋大海中，我们难免无限感慨。我们表面上十得轰轰烈烈，有滋有味，可我们究竟写出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即使我们写出了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在漫长又广大的创造序列里，它们又有多大意义?2002年秋天，我曾旅及纽约。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上有一家巨大的旧书店，名叫Strand。说那里面的旧书排起来有8英里(近13公里)长。站在那家书店里我陡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沮丧，继而变成一种无边的虚无：难道我的天命就是写出一本诗集，然后插进那书的长城?那书的长城里真不缺我一本，除非我能写出具有原创价值的书，并且得到慧眼的赏识。而具有原创价值的书，据我20多年来的阅读和写作经验，写起来难于上青天。写那样一本书近似于赌博，而能否写成那样一本书并不完全由我们自己说了算。于是写作的意义对我而言发生了改变。诗歌写作的诗歌界背景变得不再重要。一个人必须诚实地面对他自身，并且应该越过所谓的诗坛，诚实地面对众多的他自身。对写作而言，根本不存在“成功”这件事。
    自1996年以来，如你们所知，我接二连三地遭到过来自不同大圈子、小圈子的质疑、排挤、攻击乃至谩骂，这种情况到今天已经持续了8年。我必须老实说，尽管被人攻击和谩骂说明你受到关注，而且只有强有力的诗人才会推出自己的对立面，但被攻击的滋味并不好受。现在我对此居然能够坦然而对，要归功于我的虚无感。我的虚无感使我接受了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命运。我命该呆在这里，命该呆在这样一个诗坛，尽管我不在乎这个诗坛上低层次的风起云涌；我命该体会所有土生土长的荒诞、滑稽、愚昧和无聊；我命该使用现代汉语写诗或不写诗，写分行的诗或不分行的诗。我期待着已经发生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就像我期待着当代诗歌从数十万页变成数百万页。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从不曾攻击过任何人，顶多只是动用过调侃的把戏。我知道，就诗歌写作界内部而言，没有什么值得我真正动怒的事，况且，通过写作，我并非没有交到几位真正的朋友。
    如果说写作对于写作者还有什么外在的好处的话，那就是，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总会有机会结识另一个或几个同样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从前大概马尔克斯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但是他的原话我记不清了。他的这个意思以前我也向别人兜售过，赢得过听者的点头称是。现在我要再一次把它兜售给大家。我的意思是说，在朋友们当中我感到幸福，谢谢大家。

启明星奖·王小妮
简 历
    王小妮，1955年出生于长春市。曾就职于长春电影制片厂。1985年迁居深圳，自由写作。出版有《我悠悠的世界》、《手执一枝黄花》、《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世界何以辽阔》、《方圆四十里》等诗歌、散文、随笔、小说集。曾获得《作家》诗歌奖、吉林省图书奖、美国安高诗歌奖、《上海文学》创作奖等。2000年秋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世界诗人节”。2001年夏应德国幽堡基金会邀请赴德讲学。2004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年度诗人奖”。
评委会授奖辞
    简洁、明澈、沉实而轻盈，于静默中直击或折射稍纵即逝的诗意瞬间。王小妮的诗在整体上令我们想到水晶的纯粹本真。她朴素的诗歌理想在于个体生命和语言的相互生成。她的诗自成一个世界，其中布满日常生活的痕迹和气息，却又显示为一种话语的险境。在她的诗中，坚定的个性和精微的风格变化并行不悖。她的诗歌写作是对生活和语言的持续擦亮，同时也不断擦亮我们的眼睛以至灵魂。她是一种激励，激励我们重新做一个读者；又是一个启示，启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诗意栖居的可能。
　
现在，就是最好
——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受奖辞
    王小妮
    1、从1980年算起，25年来，我们这些写诗的人，已经说得足够多了。
    从一开始的不允许说，到可以说，到随意说。
    2、说话的过程，和写诗的过程，同样漫长而坎坷。
    现在，我站在这儿，已经没有话说。
    我看到，纯粹时间的力量。消损的力量和再聚集的力量。
    3、1980年出生的人，按中国古历的算法，今年是25岁。
    今天，不同年龄的人面对同一个问题：不是把话说得好，而是把诗写得好。
    4、我说过，中国人和诗的关系不一般。
    开始只是随口说这话。后来再想，有点宿命的感觉。
    5、我们不断地把诗写出来的动力，完全来自于我们每个看起来这么渺小的个人。
    古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几千年来，我们周围山川地貌全都变了。一个人，他要写诗，不为了什么，就是想写。这一点，却丝毫没变。
    对于写诗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说：现在，就是最好。

启明星奖·于坚
简 历
    于坚 1954 年生，诗人、作家。 早年当过工人。1984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主要作品有：长诗《 0 档案》、《飞行》；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便条集》《诗集与图像》；散文集《棕皮手记》、《人间笔记》、《棕皮手记·活页夹》、《丽江后面》、《云南这边》、《老昆明》等；文集《于坚集》５卷，收入作者 1975-2000 期间创作的诗歌、散文、评论和图片，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评委会授奖辞
    多年来于坚一直活跃在当代诗歌的前沿。他旺盛的创造力与他的勃勃雄心、他常变的风格相得益彰。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称颂者还是日常诗意的发现者，是从事激进的的语言实验还是冷静的物象研究，他的写作始终在俯身探索诗歌原发的、自在的、难以释义的魅力根源。他的诗自由地穿行于生活场景和白日梦、精密的刻画和陡峭的反讽之间。他对语词的具体性、在场感的强调和出色运用，有力地矫正了当代诗歌中不及物的高蹈倾向，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上，改变了我们看待诗歌中词与物关系的眼光。

返回大道的过程
——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受奖辞
于 坚
    获得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我感到荣幸，在此我对各位朋友表示感谢。
    在此时代，为诗歌颁奖并非易事，它要么由于矫揉造作而成为有辱斯文的笑话，要么因为不公正而进一步败坏诗歌日益狼籍的名声。但同时，公正的高质量的诗歌奖当然也会为诗歌在公众中赢得小小的名声。但在今日中国，后者非常难得，因为无心人是如此的普遍。
    １９６６年的文革其实是一次巨大的“灭心”运动，它毁灭的不仅仅是文化和日常生活，更是中国之心。“在灵魂深处革命”最终导致的是心灵和良知的虚无，导致了无数的死魂灵。
    殊途同归的是，这种以“生活在别处”为特征的死魂灵与西方物质文明所创造的“橡皮空心人”并无二致。并非危言耸听，今天在我们周围，有心人真是越来越少了。后现代的游戏精神为“灭心”开辟了更为冠冕堂皇的康庄大道。任何自命的公正，最终我们都发现其中暗藏着的简单利益或者麻木不仁、得过且过、“怎么都行”——总是与某个私人的精神空虚相关。
    心并非某个时代的心血来潮，心是有传统的。失掉了心，一个国家就会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丧失基本的价值尺度。１９６６年的胜利在于，它用泛意识形态全面地取代了心灵世界。基本的价值尺度并不高深莫测，人之初，性本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邻人，羊只、粮食、水、空气和布匹是天然可以信任的。生活在对水和邻居的质量和人格的怀疑中比生活在沙漠和集中营里更可怕。其实今天我们内心的疑虑已经不只是人们是否有心，这种疑虑已经蔓延到对最基本的事物的信赖，对水和盐的信赖。
    相对于我自己时代的文化，我的写作是一直是一种无效的抵抗。我试图在汉语世界中重建人们对基本事物的朴素迷信，我绝不是空虚无聊的诗歌花样的实验者，我的写作是心灵的写作。
    在这个“拿来主义”盛行、彻底唯物、维新，创造力日益式微的时代中，我承认我是一个古典主义者。我在未来主义文化高歌猛进的氛围中长大，但我从未接受未来主义的价值尺度，我不相信“进步”神话，我相信世界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基本的价值尺度，必须有某些连革命也奈何不得的东西，例如草根。我的基本思想来自民间，民间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一个过日子的地方，民间是那些过眼云烟底下的部分。在１９６６年，当书籍被烧毁，图书馆被查封，教师们被流放，是民间向我启示了生活之道。我外祖母是一位伟大的民间人士，因为１９６６年的某一日，她在一个高音喇叭响彻的黄昏中对我说，把窗子关起来，拿碗筷。
    我曾经说过，文革之后，在这个国家写诗是一件勇敢的事情。世界的方向是进步，因此诗是一种绝望。诗是一种绝望，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大地从未进步过，大地是没有希望的。而诗歌所要表达的是天地之心，因此它从来都是一种绝望。文以载道被当代文化完全曲解了，道并不是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道永不前进，永不指望。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道，诗可道。诗就是与世界的所谓进步方向背道而驰，穷途而返，返回大道的过程。诗是绝望的，每个时代的诗歌其实只是对绝望的重返或者坚守，它没有光荣更谈不上虚荣。
    我理解的诗歌中的先锋派是一种落后或者后退，它是绝望，而不是未来主义。
    诗人这一行自从《诗经》问世以来从未进步过，我的种种努力无非是要能够再次像千年前的汉语作者们那样在隐秘的喜悦中觉悟、载道、道可道。
    你们今天在这里为这个时代最落后最古老最无前途并且总是在过时的精神活动颁奖，你们也许意识到，尽管此种组合汉字的手艺毫无用处，但会缓解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在心灵部位的空虚。

                                李岱松：以诗为旗，视诗如归
尊敬的获奖诗人和各位嘉宾：
你们好！
   因为诗的缘份，你们从瑞典、从加拿大、从深圳、从昆明、从西安、从湖南、从石家庄、从天津、从五湖四海、六环内外，不辞辛劳来到这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最高殿堂，出席在中国大陆设立的第一个国际性奖项的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亲历泱泱大国的光荣与梦想，畅想世界现代诗的高远与辉煌。作为这个奖项的组织者，作为一个缪斯的朝香者，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为神圣的诗歌，为充盈诗意的你们。在此，热烈地欢迎你们，深情地感谢你们！
    正如著名诗评家谢冕先生所言：诗是一种宗教。我们的获奖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先生把诗作为一种积极的禅坐，于坚先生把诗作为返回大道的过程，西川先生在漫长而广大的创造序列，牛汉先生在诗中体现人文境界，洛夫先生以诗呼唤那个美好时代的到来，王小妮在沉醉中发出“现在，就是最好”的呼喊。
    我们已在评委主任和获奖诗人的宣言中，已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真正的诗歌精神，并得到强烈地照亮，和澄澈的激荡。
    诚然，诗乃宗教，心灵的宗教。修行有八万四千法门，诗是修行的方便法门，从事纯粹的诗歌事业是入世修行的不二法门，也是供养诸天的无上妙品。佛祖在讲经说法时，讲到最精采处，最高妙处，最不可言说处，最不可思议处，都是用诗偈来表达，都是缪斯的信使来传递，各大宗教道儒耶回诸教诸主亦复如是。
    真正意义的诗，最高精神的诗，即是人天圣典、法界心经，非大磨难、非大慈悲、非大觉悟者不可为也。所以我尤为景仰彻悟万物真谛、通达天地法则，和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济时渡世的精神的大诗人。所以我入道修行以来，特别是入世创办《新诗界》以来，就是要张扬纯粹的诗道精神，把真正的诗人当佛供，把真正的作品当作佛经诵，把《新诗界》当作庙来修，把诗爱者当作善男信女待。所以把“善待诗人、善待诗歌、善待诗爱者”作为自己办刊的原则，并誓要为真正的诗人做些实事，为真正的诗歌做些正事，为纯真的诗爱者做些益事。我也时刻祈求上天赐予我神奇的力量，赋予诗歌神奇的力量。
    这也就是我，一介凡夫，本着这种心力，随缘依道要做这个“新诗界国际诗歌奖”的原因。不是我有何德何能，而是我背后有一个博大的传统和精神，在维系着我，在支撑着我，在推动着我。这种精神不仅仅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汉诗传统和精神，还有一种比这个传统更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和比这种精神更为神秘莫测、妙不可言的精神。也正是这种传统孕育了我的血肉，这种精神冶炼了我的风骨。也正是这种传统和精神，使我有缘在诗歌的大道上走到今天，从边远的山乡小道，走上了高远的诗歌大道；也正是这种传统和精神、使我在艺术思想探求的大道上走到了今天，有缘创建《新诗界》道场，运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法会，更有缘让我拜识诗坛诸山长老、诗界大家，为神圣的缪斯护法，为诗歌的精神效劳，并以此作为自己最大的幸荣，和最高的福祉！
    无论诗歌的处境如何，无论面前的处境如何，我誓要以生命为诗，以诗殉道，大义禀然，视诗如归，矢志不渝地追求神圣的诗歌理想和高远的宗教精神，并作为自己最终的目的和最大的心愿。这也就是我们把颁奖定在今天，五月初五中国端午节，也就是要以此为契机，传承屈原那悲天悯人、忧国忧民、光明千秋、泽被万代的诗歌精神，以此召唤人们爱心的回归和诗意时代的到来。
    谨此，请让我们一起为诗歌祝福，为诗人祝福！同时，更要为已经开始降临或必将来临的诗意时代而纵情欢呼！

xshdai

鱼兄：
   请转置主页。谢谢。
                   海啸
                  6月22日

小鱼儿

已经办妥，握手！

普路托

提一个。好事

mansha

让人震动的受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