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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东

叶秀山（1935年6月4日—2016年9月8日），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本的经验世界本就是一个充满了诗意的世界，一个活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总是被“掩盖”着的，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它的覆盖层也越来越厚，人们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把这个基本的、生活的世界体会并揭示出来。所以，“艺术的世界”竟常常表现为与“现实的世界”不同 的“另一个世界”。

“掩盖”生活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一种“自然”与“人”、“客体”与“主体”、“存在”与“思想”分立的分式，世界被分割成“目的”与“手段”的永久性的对立，“利益”原则与“知识”原则的分立。科学、技术成为“利益”的手段，“自然”成为“幸福”的手段，“他人”也成为一种“手段”。即一切被认为是“客体”的都成为“手段”，“知识”与“技能”丧失了在生活世界的“交往”、“沟通”的对等关系，而成为“控制”“自然”和“他人”的工具。这样，科学知识成为概念的体系，社会的规范成为外在的道德和法律，而对这些规范的每一次改变，都会成为一场“革命”，一切都可以成为“手段”、“工具”，而“目的”则是一个更为“合理”，更为“幸福”的“人间天堂”，而这个“目的”，又是无限的，是一种“理想”。于是，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就成为人的最为崇高的品德。在很普遍的程度上，艺术被理解为这种“无限理想”的感性形象的表现。实际的思想似乎尚有一个相反的方向，即艺术面对的既不是那个虚无缥缈的“无限”，也不是社会理想方案的图解，艺术的眼光不是向上指向天上，而是向下指向人间，指向那基本的生活世界。

然而，现实的世界是按一定的概念的规则组织、构建起来的世界，是受科学、技术（包括社会和管理技术）支配的世界。这个受“文明”洗礼的世界才是现实的，或被“他人”教导我们必要承认为现实的。于是，真正的关系就在这种精心组织起来的世界面前颠倒了过来：科学（化）的世界是“现实的”，而艺术（化）的世界反倒是“理想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为了展现那个基本的生活世界，人们必须“塑造”一个“意象的世界”来提醒人们，“揭开”那种“掩盖层”的工作本身成了一种“创造”，在“现实的世界”中“创造”“另一个世界”。于是，“戏剧”由原来的“节庆”活动“产生了”“舞台”，原始的壁画成了有画框的绘画……“舞台”、“画框”成为“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艺术”成为从“生活”中“划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意象性世界”。这样基本的实际交往成为思想的交梳，“艺术”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思想形态”、“观念形态”，本身也像“科学”、“道德”一样可以成为一种“工具”；然而，“艺术世界”毕竟也被承认是比那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更真实、更美好的世界，则正是因为它在现实的社会中提示着那个被“掩羞”、被“遗忘”的基本的经验世界。

我们常说，“艺术”为“生活”的“反映”，这是很对的。不过，这里的“生活”是指那基本的、活生生的生活，而不是那个按照既定的条条框框组织起来的某种“不变”的社会生活。艺术所“反映”的是“基础性”的生活，而不是“上层建筑性”、“特定体制性”的生活。它之所以采取一种“反映”形式，是因为那“基础性”的生活是隐匿着的，经过了思想性的“塑造”工作，反倒成了“镜花水月”，但并不排斥在特定条件下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也能体会出那“艺术之境界”来。

至于说到“艺术世界”与我们当前为科学技术组织起来的“上层建筑性”的“世界”在内容上的区别却是很大的。我们看到，在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正野心勃勃地探讨宇宙人生的一切奥秘。现代科学倒并不真的相信有一天它能穷尽一切“秘密”，但仍努力做那“揭秘”的工作，“艺术世界”则如实地表现、承认那种“秘密”，所以“艺术”对我们现有的科学知识而言，似乎总有一点“神秘性”，承认那“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意境，而不相信科学性、概念性的语言可以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而合乎“逻辑”。

“艺术世界”也不是一个纯“因果性”、“必然性”的“大箍”，不相信靠科学、技术的能力可以完全趋福避祸，而承认偶然性的不可避免的作用。因此，它“歌功颂德”表彰天地和他人之“恩泽”，同时也可以“怨天尤人”谴责天地和他人之“不公”。“诗”吟诵着生、老、病、死。

科学当然肯定“人”是要“生”、“死”无疑的，艺术家也并不否认这个必然性。但“死”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在“物质不灭”的信念下，科学的态度保持着一种永恒的乐观、理智的精神；“死”在艺术里，像一切自然现象一样，都与人的存在、人的生活有一种关系，而这个现象又总是“他人”所“提示”“我们”的，因而“死”带有一种“（生）活的必然性”，而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完全在那“物质形态转换”的科学学说中找到真正的“慰藉”而只能在那世代相续的“历史”中看到一种“寄托”。科学看“死”、“活”同为一种自然现象，艺术则确认“生”、“死”为一“限界”，是一个“问题”。艺术中承认的唯一的“永恒性”为“问题”的永恒性。

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世界”似乎是一个“梦”的世界，是一个“梦境”—所谓“白日梦”。“梦的世界”与“醒的世界”相比，是“另一个世界”。有“美梦”，也有“恶梦”，“恶梦”常与“死”联系在一起，“梦”常在扭曲的形式中使人回到那基本生活的经验世界，而暂时“摆脱”当下的世界。

“摆脱”意味着“解脱”、“升华”、“超脱”……是为叔本华的“解放”，胡塞尔的“括起”。总之，“艺术”这一“另一个世界”与“现实世界”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个“距离”不仅仅是“心理的”，而且也是“实际的”。“心理距离”中所保留的“安全感”是因为艺术世界是“意象世界”，似乎是“梦境”。即使是“恶梦”，梦见“我之死”，也似乎是“他人”之死，也同样带有“悼亡”意味，是对“死”的“悼念”。

“超脱”意味着“超功利性”，这曾是康德以来西方对“审美判断”的牢固的信念。“超功利”不是说“不含功利”，“超功利”是说“超脱”当下的实际利害关系，因为艺术世界是一个不同于当下现实的“另一个世界”。“意象的世界”、“梦”固然有“身临其境”感，但毕竟是“观照的世界”。基本的生活世界在这里作为“意象”出现，而不是作为“对象”出现。“意象”本身是“含功利”的，但这是一种“基本的功利”，是“基本的正义”，而不是当前眼下的实际的利害关系。所以，连康德也说，“美”是“善”的“象征”。在康德那里，“利害关系”是现象（表象）界的事，真正的“善”（正义）则是本源世界的事，而他理解的本源世界是理念的、纯理性、概念的世界，“（审）美的世界”不可能是纯概念、纯理念的，所以只能是它的“象征”，不是他在知识论里说的“图式”。然而，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本源”和“本质”不在“思想”、“概念”中，而在“生活”中，在基本的经验之中，所以“善”和“美”都是“这个”经验世界的事。“善”不是那个按固定的概念组织起来的社会中的“名”和“利”，不是图“虚名”——被封为“万户侯”甚至“哲学家”、“美学家”、“科学家”……也不是图“享受”——无止境的物质生活的追求，恰恰相反，真正的“善”在这些“名利”羁绊的摆脱，否定中；对“名利的世界”言，是一种“超脱”、“清高”的态度。“超脱”、“清高”并不是“神仙”的态度，恰恰是“人的态度”，是基本的做“人”的态度，是一种最为平常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并不是不吃、不喝，不是断绝七情六欲，不一定非出家当和尚才能体会那种境界，只不过是相对于那“名利场”言，是“脱俗”的、“高雅”的。

的确，人为了暂时“摆脱”“名利场”，曾创造出“道德的世界”、“宗教的世界”与之对立。“道德”只讲“原则”，不计成败利益，为了某种“原则”可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无奈“原则”亦是“概念”、“观念”，常常被利用来成为“手段”，而其真正的“目的”和“原则”反倒“不可知”，成为“空洞的形式”——凡可知的“原则”，都可以被利用来作为一种“手段”；“宗教世界”是幻想的世界，是对被掩盖的生活的、基础性世界的幻想形式。我们看到，这两个“世界”与“艺术的世界”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在“超然”、“脱俗”这些方面，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道德”和“宗教”的“世界”都“超越”“人”的“世界”，它们是推理出来或幻想出来的“无限的世界”。但“艺术世界”却是“有限的世界”。因为真实的基本生活经验是“有限的”、“历史的”，所以只有“艺术世界”才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

“艺术的世界”虽然“超然”、“脱俗”，但却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而且是“有限的”“时空”。在科学、技术组织起来的当下现实的社会中，时空一方面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无限”的，另一方面却又被规定为非常确定的计量尺度：年、月、日……和顷、亩、畦……时空成了人制定出来的、为计量方便的度量衡工具。事实上，在基本的生活中，时空不是工具，而是“人”及其“世界”的存在方式。康德说，“时空”是一种必然的直观形式，而不是从某种概念演绎出来的。“道德原则”和“神”则都是“超时空”的，但“人”及其“世界”，只能具体地、有时空地存在着。

“艺术的世界”之所以是“另一个世界”，是因为它有“另一个时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戏剧有自己的“规定情景”，各种艺术作品都有自己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规定情景”。“情景”即“时空”，即“世界”。“情景”正是艺术的“时空”，艺术的“世界”，亦即基本的“时空”和“世界”。没有抽象的“情景”，因为生活里没有抽象的、概念的“时空”，只有具体的、规定了的“情”和“景”的交融。

科学、技术、工业、商业组织起来的世界，具有很大的吸收力，因为科学、技术被理解为可以涵盖一切。因而举凡宗教、艺术、道德文章都可以成为科学的“对象”，甚至为社会管理的“对象”；它们都可以被组织起来“制度化”。在科学、技术指导下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庞大的社会机器正不断地“吸收”宗教、艺术，使其本身也制度化。商业经济的分工使社会有职业的“神职人员”，有专业的艺术家。艺术品也成了商品。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工业、商业社会的这种吸收力不是无限的，因为基本的生活经验有一种不可回归性，即表现这种生活经验的艺术世界不可能被工商业世界完全吸收掉。“另一个世界”不可能完全成为“同一个世界”。“舞台”和“镜框”固然可以是工商业世界的一个部分，甚至舞台上的演出（戏）、“镜框”里的画……都可以成为“商品”，或科学研究的“对象”，但“戏”和“画”所表现的那个“世界”，那个“情景”，是“对象化”不了的，也是“卖”不出去、“买”不回来的，是“没有价格”的。用亿万美元来收买梵高的画并不说明收购者有多高的艺术眼光，而只是显示他的富有而已。“艺术的世界”不可能被贴上任何“标签”，要“理解”这个“世界”，必须设身处地地“生活”在这个“世界”。艺术世界帮助并“迫使”我们回到、守护那基本的生活的世界；艺术世界帮助并“迫使”每个接触它、观赏它的人，包括科学家和商人在内，都可以成为“诗人”、“艺术家”。高价收买梵高绘画的商人不能以财富来显示自己的欣赏力，但梵高的画却仍然“邀请”这位商人进入它的“生活”；而“迫使”这位商人“配得上”“生活在”梵高的“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迫使”这位商人“感到”“显示财富”的“羞耻”。艺术世界的“教育”作用，正在于它对当下眼前的世界也有一种吸收作用，当然，这种作用也是不完全的、暂时的，但却是重要的、基本的；因而，科学有一种专业的教育作用，而艺术则有一种普遍的教育作用，它迫使任何人在它面前不能“无动于衷”。

原载《美的哲学》，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陈润民

首复。问好。兔年快乐幸福，吉祥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