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更为理性与健全的诗歌态度

钟硕

一种更为理性与健全的诗歌态度。不是流于义气、领袖欲、琐碎小我的。：）

关于“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我之辨析
                         赵思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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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年盘峰会议热闹的余波中，“第三条道路写作”悄然发展壮大起来了。1999年的盘峰论争，使双方的问题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11月—12月莫非、树才、谯达摩分别写下重要的诗学文章：《反对秘密行会及其它》、《第三条道路》和《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明确提出“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口号。与其说他们是由于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在抢夺文学史话语霸权、瓜分文学史的过程中被抛弃产生的失落性补偿，毋宁说是他们对于媒体炒作诗歌现象的抗议，更是一种对于诗歌本身清醒而理性的探触，一种基于诗学本性的道路的辟宽。1999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九人诗选》，在严格的诗学意义上集合了莫非、车前子、简宁、席君秋、树才、殷龙龙、小海、尹丽川、谯达摩等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阵营和“民间写作”阵营的部分诗人，后来又连续出版了《九人诗选》2000年卷和2001年卷，集合了谯达摩、林童、路也、卢卫平、娜夜、林家柏、邱勇、赵丽华、李南、刘川、凸凹、唐诗、陆苏、刘文旋等人，第三条道路越来越宽阔了。2003年6月，庞清明创办了“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2003年12月，庞清明和林童主编印行了《第三条道路2003诗歌卷》。目前活跃于诗歌论坛的诗人有50人左右，且有不少很有成绩的诗人，受到了谭五昌、李青松、谭旭东等诗歌评论家的关注，在诗歌界影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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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三条道路写作其内涵究竟是什么？第三条道路诗学是不是一个流派?是不是一个诗学体系?是普适的价值观念还是一种特指?
莫非说：第三条道路“是‘单独者’，是单数的复数”；树才认为是“多元，即差异，即独立，即无领袖欲，即尊重对手，即‘不结盟’”；谯达摩理解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都是非常精辟的论见。当然，严格地讲，从诗学上看，他们的诗性感悟并没有提供新鲜的理论，甚至都是口号性的论述，但是，他们的价值在于，一针见血的看到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打仗时各自显示的思维死角——二元对立的僵硬顽固，看到了各自抢夺盟主、进入并主宰文学史话语霸权的企图。引进一个“三”，在思维基石上折断了他们的软勒。最全面、最能体现第三条道路诗歌理想的论述是林童的宏文《“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他发展了莫非、树才、谯达摩等人对于“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的尖锐批判，在对“‘知识分子写作’的白日梦”和“‘民间写作’的反叛精神与谵语”的批评中，试图寻找当下的诗学立场，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特质介定为“倾向性”、“独立性”、“包容性”、“开放性”、“别了，启蒙”为五个方面。后来的胡亮、庞华、兰马等人的评论文章，都是对上述文章个人性的独特演绎与阐释。
按照我对于上述诗论者的理解，“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内涵关键是处理好“一”和“三”的关系，即“一”与“多”的关系。“三”是一个象征，是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纠偏。可以说，“第三条写作道路”力主“不结盟”，是对于群体写作惰性与僵化的拆解。有不少的写作群体都是在寻找作最大多数的“分母”，因为分母越多，越能够成为庞然大物，越容易产生影响。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在同等情况下，分母越多，数值越小，所以，诗歌界在寻找最大多数的分母时，他们的诗学价值往往耗散了。“而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不结盟”，是对每一个独立诗人个体的尊重，这是上面每一位诗论者的共识。那么，怎么理解第三条道路上的数十位诗人的集结呢？我的理解是，这种集结应该成为一种寻找最大多数的“分子”的诗歌活动，分子越多，数值越大。这是讲的“多”。还有“一”。万物务必归于“一”，即诗学根基。何谓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一”？我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坚执诗人的诗写方式、诗写风格、诗写人格都是独立的“这一个”，这一点保证了它的非中庸性，避免了中庸性集结；二、诗学价值根基的坚执，在政治、经济、名利等压力下不动摇，坚执诗性的力量。这是你能不能站稳诗坛的一块坚硬的试金石。所以我们说：凡是坚执纯粹的诗歌立场的独立写作者，都是第三条道路上的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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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三条道路的观念，是一种普适性的价值立场，而不是一个流派，一个同盟，一个组织。它是一个“场”，一个包容性的“场”，一个诗意充盈的“场”。任何流派的认定至少有一个条件，即它必须具有其他写作者所不具有的特质，而且这个特质需要得到一大批个体的认可。林童文章所概括的“独立性”、“包容性”、“开放性”正是第三条道路的“倾向性”，这一倾向性不应当仅仅是第三条道路的倾向性，而应该成为整个诗坛的倾向性，成为整个诗坛的定力。作为一个“诗歌场”，目前的第三条道路写作似乎还停留于流派的意义层面，正像庞清明和林童主编的《第三条道路2003诗歌卷》的扉页所言：“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我认为，从诗学的角度讲，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场”仍然需要逐渐扩大。我们有必要警惕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之后再度陷入二元对立的排斥性。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间的二元对立的弊病，同时还应该注意：在“第三条道路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第三条道路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不要再步“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对立排斥的后尘，应该在诗歌基点上将所有的诗学力量整合起来，而不要固步自封，避免从反对“秘密行会”到转向“公开行会”。“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歌论坛和报纸、年刊，不是一个组织，而是面向所有诗人公平竞争的诗艺大舞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条道路才通向更为辽阔的艺术世界，这是她的艺术宗旨，也是她的气度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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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一口号的提出，是针对“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二者抢夺文学史话语权的某些私人企图，现在需要避免的是，“第三条道路写作”也要抛开“文学史情结”。谯达摩先生有篇文章，题目是：“第三条道路写作，或曰21世纪中国新诗的开端”。我能够理解谯先生的意思，由于第三条道路写作口号的提出，21世纪中国新诗发展有了一种更为理性的审视，从而有了一定程度的质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21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极大意义。但是，这一口号与20世纪初胡适等人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是文化革命的产物，是一种对于西方诗歌的移植，可谓“横空出世”。所以，是胡适们“创造”了新诗的历史。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口号则是基于中国20世纪新诗的经验与教训而产生的理性之论，是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的必然逻辑之所致。所谓开端者，是指一种全新的异质物，21世纪的中国诗歌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开端。诗歌（文学）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调适和诗人调适的过程，它与新诗的诞生阶段不同，现在不可能人为地“制造”一个新的开端，尽管诗人或理论家可以通过理性的审视矫正诗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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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基本立场上，关于“别了，启蒙”这一点想，我想与林童先生商榷。林童先生在其《“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中，对于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知识分子身份进行了尖锐批判，同时，也将启蒙立场一笔勾销！他之所以取消“启蒙”，是对于西方文明史解读的结果。他认为“启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构理性乌托邦的产物，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已不是文艺复兴时代了”，就会“意识到现在再谈启蒙已显得十分滑稽”。我认为这是他的误读。西方的当代哲学对于“启蒙”、“理性”“精英”的再反思与批判，是在他们走过了启蒙道路之后的反思，是基于西方后现代社会对黑格尔“理性决定论”、“理性至上论”的反动而做出的。中国的语境是，我们还没有经过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在类似后现代的语境中夹杂的泥沙大多还是封建性的东西、专制性的东西，大量的“蒙昧”仍然需要“理性”之光的烛照。沸沸扬扬“现代化”命题尚未完成，就揠苗助长地用“后现代”眼光打量中国现实，难免削足适履。当我们从沸沸扬扬的“后现代话语”的尘埃中透视现实和学术的喧嚣时，就会发现，现在人文学者的话题重新又悄悄地移向了“现代化”诉求。在1989年以后李泽厚主张“放弃启蒙”、“告别革命”的时候，王元化一直拧住中国语境，呼吁“再启蒙”。林童先生拿西方“告别启蒙”的语境置换中国的当下语境，是一种典型的时差误读。
这里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我和林童先生一样反对“抛弃了民众并视民众为庸众的高高在上者，还把自己置于救世主的位置”，即使在具有着很好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西方，福柯也在慨叹和质问：“我们身边还有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是，做为一种立场和角色，“知识分子”还是应该仔细辨析的。林童将“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中的“修、齐、治、平”人格的“文人”并置，显然又是一次时差误读。我们今天所指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一个西方观念，尤其指人文知识分子，它强调的是“批判”（或曰介入）、“知识”、“独立”。这种独立的现实介入精神，正是当下语境所匮乏，而诗人则应担当之。作为特指的中国“知识分子写作”，自有它的缺陷——无论是诗人的还者文本的，但是作为一种价值立场，知识分子立场是普适的，也是普世的。因此，我们今天把“告别启蒙”当作“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主张，还为时过早。我们不仅不能告别启蒙，反而还要加强启蒙精神。
当然，诗人的“启蒙”与人文知识分子所谈的“启蒙”不完全一样。除了人文知识分子所说的“独立人格对于当下语境的介入”之外，诗人总是靠诗性来辐射其魅力。从前者说，启蒙就是康德所说的：让人们知道使用理性去脱离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也即让我们自己成为有理性的独立的自觉的个体。此之谓“思性之去蔽”；后者指诗人以纯粹的诗性，唤醒人性，使被遮蔽的人性的丰富性、充盈性、自然性在现时代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此之谓“诗性之去蔽”。二者紧密结合，谓之“双重启蒙”。这种双重启蒙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理性自觉，是一种价值选择。故，“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双重启蒙体现了“诗”、“思”、“史”的统一，这其实正是诗学价值之终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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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中国诗歌史，是很长久的一段诗歌意识形态史，到“第三条道路写作”口号的提出，便是从“一”到“二”再到“三”的历程，也是中国诗歌道路逐渐打开、逐渐敞亮的的历史。1942年5月以后，中国的诗歌（包括文学、文化、思想）长期处于意识形态“监护”之下，一元化的政治价值观念主宰了诗歌艺术，甚至朦胧诗也是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1989年一元化政治理念破产（抑或破灭）以后，诗神放逐，精神乌托邦崩溃。过了几年苟延残喘的日子，诗坛逐渐分化为两支：一支即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意欲确立新的精神世界的秩序，可谓宏观抒情；另一支即是民间写作，意欲在民间重新找到诗神的生命与生机。然而，随着世纪末的逼近与新世纪黎明的即将到来，人们的世纪情结开始浮出水面，这种世纪情结的文学表现是文学史情结。于是，在个人的宏伟抱负和诗人的私人欲望交织下，媒体的蓄意介入导演了盘峰论争的一幕。从1942—1989年的“一”到20世纪90年代的“二”，是一大历史进步，它粉碎了政治一元化的谵妄。但是，此之“二”者之间的张力，不但没有形成诗学的互补互洽，反而成为一种诗学价值的内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莫非、树才、谯达摩、林童们才提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立场。这是一种自觉的诗学立场，一种清醒而理性的诗学审视。之所以现在有了数十位诗人走到了“第三条道路”上来，我善意地想，是因为他们听到了历史的“一、二、三”的迈步节奏，受到了感召，对于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认可，是一种理性而自觉的诗学选择，而不是投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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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写作，是一种价值理念，一种普适的诗学。但是，她又是在诗歌的发展中自我调适的，还是有待于在以后的诗歌实践中进行校验。她永远是敞开的、接纳的。无论在路上的人高与矮、胖与瘦、黑与白，无论是忧伤者还是快乐者，无论是做梦者还是清醒者，只要他是真正的诗人和歌者，都是我们的同道。莫泊桑说：我写作的时候，我面前仿佛有一群人向我叫着：“让我快乐吧！”“让我做梦吧！”“让我流泪吧！”“让我疯狂吧！”那么，走在第三条道路上的诗人们也是个性各异，他们快乐着、梦幻着、流泪着、疯狂着，向前走去……
                               2004，03，01于上海盘湾里公寓10—202#

陈峥

支持。但是文章还需要充实。呵呵。

fanmask

这个时代已经清浊难分，不管怎么样历史和时间记住的是昭示人性呼唤未来优秀的诗人，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见证，第三条道路只是一种写做姿态而已，它反映的是文学的一种姿态和发展，只有作品的内容才是能让时间去说话，而时间是真正的王者，在游戏的泥沙里，我们用文字不能为他人带来快乐和愉悦，也不能用文字创造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用文字游戏一切，游戏我们自己，文学者的快乐在于此，悲伤也在于此，在一条文化的河流里，泥沙造就了河床，而河流有了承载才所以流淌，当然淤泥过多，一些东西也会被清理掉的，好的泥沙还会筑堤。一切只为了流淌与发展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