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女性诗歌·《女子诗报》*

向卫国

女性意识·女性诗歌·《女子诗报》*
向卫国
1、“女性意识”作为女性文学的深层背景
    作为人类主体的另外一半，女性甚至比男性更早地经验过辉煌的历史。但是，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母权制必然地没落了。其后数千年的父权社会把女性排除在文明史之外，甚至女性是否有意识与感情也遭到过怀疑。而一部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几乎被男性所独占。
    但是，文化，它包含着人类的内在心理机制，这种机制从属于一种自然的力量，超越社会和历史的拘囿。女性意识的产生标明了即使在倍受压抑的条件下，女性的心理机制的发展也并没有落后于男性，其重要意义不仅在心理学的领域，而且在文学的领域有更突出的表现：  女性意识直接充当了女性文字发展的深层的文化心理背景。
    女性意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体→群体→个体(主体性)三个阶段。
    女性意识最初的萌芽表现在个别先进女性（主要是少数的知识女性）对自我人格独立的要求，是一种微弱的个体意识。文学上出现的则是要求婚姻爱情自由和个体解放的女性形象。但是，这种单一的个体力量是无法与强大的父权制抗争的。“娜拉走后怎样?”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而在中国，直到五四时期的子君（鲁迅小说《伤逝》中的人物）还在重复着娜拉的道路。
    反观历史，从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女性们认识到了群体的力量。于是，妇女解放运动作为一种独立而持久的社会运动出现在西方世界，并几致演变为全球性运动。中国虽然没有过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但它作为政治运动的—个相关部分，随着社会形态的更迭而完成了。妇女们有组织地向男性世界发起挑战，争取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实践的权利。与此同时，“女强人”出现在西方文学中，她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甚至比男人更强健的体魄。它反映了妇女们的一种群体性的理想追求。
    廿世纪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各种理想相继变为现实，女性意识又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群体的对外权利的争取，再次转向个体的内心世界，但它不是简单地对第—个阶段的复归，而是具有一种强烈的主体性的个性意志的追求。女性作家、特别是女性诗人不再去塑造特定的和超常的女性形象，而是倾向于自我内心感受和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她们对自己已经没有了“弱者”的感受，完全作为一个与男性对等的人出现。美国的西尔维娅·普拉斯、  俄国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智利的以其“富于强烈情感底蕴的抒情诗”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斯特拉尔……这样的名字可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比如，普拉斯，她的探索已经超越了人的悲欢，深入到生命意识的最底层一一死亡，自觉地去探索和体验死亡神秘的欢乐与痛苦：“死／是一门艺术……／我要使之分外精彩”（《拉扎勒斯女士》）。
    至此，女性文学（诗歌）随着女性意识的发展而达到新的高度，但它并没有就此止步。
2、中国女性诗歌与女性意识的演变
    中国的妇女解放是整体的社会革命的附产品，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没有一个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妇女组织。因此，中国妇女的女性意识有它的独特性，即没有一个女性内部的自觉的“群体”意识的发展阶段。这与中国的农业社会的性质也密切相关，因为具有内省条件和能力的知识女性是如此的缺乏。
因此，与全球的女性意识发展相关的中国女性意识就呈现出这样的形态：个体（五四时期）→“零”→个体（新时期）。
在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五四时期，它是伴随着政治革命和西方思潮的介入而发生的。最初也只是少数的知识女性一种朦胧的个性解放要求。此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女性作家，但跟同时期男性作家相比，她们是那样的孱弱，不过吟唱出了一系列风格各异的“爱情咏叹调”而已。诗歌方面，更加贫弱，唯一的代表是冰心。其诗虽然文字清新、隽雅，但最多只是一种浅层的对真善美的赞歌，停留在一种社会伦理层次的外在行为的认识和追求，没有能够深入到人的复杂幽深的内心世界中去。
建国以后，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的前提下，中国妇女一下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自此，她们陶醉于表面的“男女平等”口号而蜂拥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来不及思考也没有能力思考这一转变的实质性含义及其对女性作为社会存在的深刻影响，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从此和男人一样了。然后就和男人们一道投入改造社会和自然的实践斗争。女性意识即使曾经有过，此时也完全消融到社会的主导意识一一阶级斗争意识和政治斗争意识之中去了，女性意识退为“零”界状态，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除了几部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的小说和几部样板戏，几乎空白；女性诗歌则干脆是一个彻底的“零”。
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并非就是不存在的。新时期开始（1976），由于西方思潮的影响和积久的压力，女性意识迅速觉醒。但它不管其后以怎样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其起点却悲剧性的是那个历史造成的“零”，甚至没有超越“五四”的高度，继续表现为个体的思考，思考的中心问题还是以爱情婚姻为突破口的个性解放问题。因为，中国的知识女性们在近30年来的现实体验（社会角色、爱情角色）后，无比惊讶地发现以往坚信不移的社会平等地位早就发生了倾斜，因而重新陷入迷惘。这从张洁等一批女性小说家的小说人物可以看出。女性诗歌却是以舒婷为代表，从她这里开始了新时期女性诗歌的新纪元。
舒婷最初的作品是对祖国的赞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对女性人格独立充满信心的鼓动（《致橡树》）等。但实际上她的内心也是充满矛盾的，比如她的《船》这首诗写道：  “一只小船／不知什么缘故／倾斜地搁浅在／荒凉的礁岸上”、“难道真挚的爱／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诗人对身处的位置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是一代人整体的怀疑。而作为一个女性，她对那本应该与“自由”相伴随的“真挚的爱”的绝望，正是意味着，女性意识再次成为“问题”，妇女们扮演的远不是她们理想中的角色。她的诗终于发生了变化，开始走向更深入的思考，并“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
    沉默，是走入内心的开始。
一群更年轻、更敏感的女性诗人在迅速地成长。她们具有更强烈的女性个体意识，她们深刻地反观自身，从不掩饰内在的欲望和像男人一样强烈的扩张意识。八十年代初开始，她们中的代表人物先后以所谓第三代诗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诗坛，并立刻以轰动性的效应，  引起世界瞩目。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翟永明的《女人》、《静安庄》以及稍后出现的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不仅令男人们惊讶不已，连女人们自己也面对它们目瞪口呆。或许这正是她们对自己从来“肩负着较男人更多的双重痛苦”（晓音语）的逆向反应。尤其唐亚平、伊蕾的诗歌，以一种“肉体”语言直接呈现出女性的欲望、焦灼，充满了水淋淋的感性的诱惑，其大胆程度，足以轰垮对女性形象要求的任何传统的美学规范。这是连稍前时期的舒婷们也不敢想象的。这些走在时代前面的诗人们在自己内心里挣扎、思考，撕碎自己但又逃不出自己。也就是说，她们虽然强烈地感到了男性世界的压迫，强烈地希望挣脱束缚，但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自己命定的女性角色，只好以一种变态的疯狂，以自己的血肉为代价来向世界展示自己。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这段时间内，有一位地下的“智者”（戴砚田语）在悄悄地成长。至1988年，她在中国四川主持编辑出版第一张《女子诗报》，从而在女性意识和女性诗歌的发展历程上立下一块双重意义的里程碑。
3、《女子诗报》——指向之一：“背景”的转换
在第三代女性诗人纷纷陷入困惑，无法从狭隘的自我意识的泥淖超拔的时候，她们中间有一个尚不引人注目，但才气十足的人却愈发地清醒了。她先是1986年自费到全国的一些主要诗歌中心考察了一圈，客观地分析了中国诗歌现状特别是女性诗歌的现实处境，然后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自费出版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张《女子诗报》。这个人当然就是《女子诗报》的主持人晓音。
对中国女性诗歌考察的结果表明，第三代女性诗人的诗歌已经触及女性个体意识的最深处。为了避免物极而反，也为了避免普拉斯式的个人悲剧在中国发生，女性诗歌不应继续在表现个性意识的狭窄领域单向深入，而应该寻求一个新的境界，向高处和广处超越：自觉消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实现女性诗歌背景的转换。
尽管中国妇女的多数，女性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但女性诗人，作为女性中的先进分子，思想已经远远超出时代的水准。不幸的是，由于女性自身的女性身份，她们的个体意识被围困在自己的女性角色中打转，无法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人格。“尽管，她们在中国新诗潮运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使陈旧的女性美学体系土崩瓦解，但是，一种高层次的苦难和孤独同时也在瓦解和吞蚀着她们的意志和肉体 （《女子诗报》第三期，《意识的空间一一<女子诗报>如是说》）。远村（即晓音）文章中的这段话是有其沉痛的内容的。比如《独身女人的卧室》等由于女性意识走到极端的逆反效应，引起人们对女性诗人的误解和非议。晓音为此深感不安。
走入迷途的第三代女性诗人急需一根智慧的指头来点醒：面对诗歌，请忘记自己的女性角色。
这是一个巨大的诗歌背景的转换问题。
女性诗人的诗歌不应该继续站在狭隘的女性意识的背景下，而应该像所有的男性诗歌一样，以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的文化心理传统作为自己深厚的基础和文化背景。站在诗歌角度，女性诗人们首先要做的是抛开自己的性别特征，而作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感性的、全面的人，来重新打量世界，重新观照诗歌。因此晓音在《我简单而失败的西屋》一文中说“我不希望我以一个女性”出现在诗坛，“作为一个诗人，我思索的对象已经超越了整个人类和整个人类所既定的秩序，面对着一个博大无比的宇宙帝国，用笔与之对话”。
这是一种气魄和胸襟。《女子诗报》正是要借助一种集团力量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来实施这项巨大而艰苦的工程。千百年来，女人们已经习惯了在从事任何一种活动时都自觉担当女性的角色，要克服这种心理定势，需要借助一种外界的力量。《女子诗报》正是要以一种强力的团体意识试图给女性诗人们提供一个“戒毒所”。它的目标是要把所有的“女诗人”改造成“诗人”。
4、《女子诗报》——指向之二：“女性诗歌”的终结
随着“女诗人”的消亡，一个必然的后果将是“女性诗歌”的终结。之后，在人们的视野中，应该只有“诗歌”，而没有“女性诗歌”。
《女子诗报》从这一角度，在诗歌的实际创作和理论实践上都作了最初的探索。晓音就坚决反对“把女人划归为一种既定的框架中去褒去扬，从根本上……否定了女人写诗进入高层次的权利。”（《女子诗报》第二期，《意识的空间一一对女性诗歌群体的冒险分析》）。
《女子诗报》的诗人们自觉地以艺术标准为绝对标准来衡量自身，谢绝来自任何方向的因为其女性身份而作的宽容接纳。在诗的领域她们拒绝男性权威，拒绝“保护”，她们不认为女性的诗歌像女性的身体一样是弱小的。她们不承认，因为自己是女性，笔下的诗歌就理所当然地可以在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艺术的品位上稍逊一筹。事实上，她们正努力写出，也已经写出了第一流的作品；同时在诗歌理论方面，她们也在努力作出建树。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事先从理论上加以澄清。那就是，为什么大量的女诗人的诗歌，包括《女子诗报》上登载的作品，仍然是以表现女性心理和女性独特的生活感受为主?这如何说得上“女性诗歌”正走向终结?
    我们所说的“女性诗歌”的终结，是从纯艺术的角度来谈，一切诗歌只有一个标准，  而没有男性艺术和女性艺术的差别，更没有男与女的高下之别。从诗歌表现的内容来看，女性诗人理当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从而在诗歌中表现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因为她们最熟悉、体验最深刻的就是自身，正如男性的内在世界最终要由男人来写一样。但是，“女性诗歌”的终结也还有另一个意思：女性诗人们应该不只是把眼光盯住自己，而应该把广阔的社会、  自然、历史、文化纳入自己诗歌的视野。许多优秀的女诗人已经这样做了。
   总之，《女子诗报》使女性诗歌的姿态已经大大地改观，也许它是一个信号，指示着世界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
5、《女子诗报》——指向之三：诗本体的追求（兼评《女子诗报》的创作实绩）
    在诗坛，常常看到女性的身影，已是不足为奇。但是，1988年第一张《女子诗报》问世，仍然引起诗坛前所未有的震动。这决不是因为它是“女人写、女人编”的报纸，而是因为它第一次显示出女性诗歌集体的实力。
    不论是它的理论文章，还是它的诗歌作品都展现出当代女性诗人们对诗歌本体的高层次的领悟与自觉追求。它使人们一改对女性诗歌的传统看法：哀婉、缠绵、精致、纤弱甚至无病呻吟。这些不平凡的女性们不事喧哗，不立空洞的宣言，而是扎扎实实地把一种女性特有的灵气与她们对诗歌本质的深刻观照和理解结合在诗歌创作中，从而创造出高质量的艺术结晶。
关于《女子诗报》诗人们的创作，其第三期雨田的文章《中国新诗潮的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有较详尽的评述。这里只就《女子诗报》两位最有代表性的诗人靳晓静和晓音的创作再做简要评析。
靳晓静是一位已驰骋诗坛多年的著名诗人，她以其真挚纯洁的爱情诗立足诗坛。她在《女子诗报》群体中是最有实力的诗人之一。一方面，她有在曲折生活中积累的对女性心理的最深刻体验；另一方面她在较长时间的创作中打下了深厚的艺术功底。
她的《日子》（《女子诗报》第一期）一诗从一种最微妙的女性自我防护意识入手，来实现对传统女性意识的反叛：“不问女人的年龄是一种教养／而我却快活地告诉你／我三十岁”。诗人要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不再像她传统的姐妹们在男性挑剔的目光下，卑微地活着。
    法国女人波伏瓦在她的《第二性》中说：“对一个作家来说，他可以描绘妇女分娩时的欢乐与痛苦，但他如果描绘人工流产的情况，他就将被指责为淫秽作家，被指责为暴露人性的阴暗面。”靳晓静偏偏就写了《人工流产》（《女子诗报》第一期），而且是作为一个女性诗人来写，而且是描写自身的经历和体验。问题是，人工流产果真是“人性的阴暗面”吗?或者它后面的潜台词“罪恶”?答案就在这些诗句中：“不要你不是因为不爱你／不要你正是因为太爱你”、“你是我永恒之夜／生生死死永难实现的爱／的唯一证人”、“现在，我们必须去了／去接受血与肉与骨／的分离”。这是真正的血和泪铸成的诗句！
在《自杀者》（《女子诗报》第一期）中作者的思考又进入了另一境界：
“是的，活着真好／死去也没有什么不好／你活着的理由／正是我要去死的理由”
“我已抉择／我已听见永恒的声音／你是正确的／我也没错”
    这些诗句早已越出了感性的体验，而进入存在领域的哲学思考，它探索的是人类整体的生存价值，远远超越了女性的个体意识范围。
    无疑地，代表着《女子诗报》最高水平的还是晓音的诗歌及理论。关于她的创作及理论探索，笔者将有另文详细介绍。这里，仅指出两点：
    第一，晓音的《东篱》、《南山》、《苹果方式》等一批作品透露出的诗人对诗歌语言的艺术把握能力，以及诗人从中国独特的哲学与文化传统的角度对人类生存意义及现时处境的穿透性颖悟，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晓音的诗歌理论中对诗歌语言还原自然的深入思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足以超过绝大多数同时期的男性“宣言家”们。
《女子诗报》以及女性诗人整体的创作实力，由以上两诗人可见一斑。《女子诗报》的最终目标是有它的现实可能性的。
6、《女子诗报》——指向之四：自身的消亡
《女子诗报》是女性诗歌发展过程中一种暂时的现实性需要。其目的在于使女性诗人们凭借自身的力量登上诗坛。它是女性诗歌的力量目前还相对弱小时期的一种自我表现的必需形式。这些女性诗人们一旦羽翼丰满，就要从《女子诗报》上消失，而和男性诗人们以平等身份跻身更广阔的诗歌舞台。那时，女性诗人集团就会自然解体，《女子诗报》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会自动地消亡。
    但是，《女子诗报》目前还只是预示了这一诗歌“新时代”的曙光。它的最终来临，还需要多长时间的艰苦跋涉，或者它会不会来临，都要由将来的诗歌历史来作回答。此时想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诗社，竟也是一个女性团体，产生在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柏拉图称其主持人、希腊著名抒情诗人萨福为“第十个缪斯”。我们不应该忘记，缪斯，她同时也是男性艺术家们膜拜的神。
   
1991年1月22日，一稿
1994年4月6日，二稿

*  本文原载《淮风》诗刊1995年春季号，总第三十三期《女子诗报》第四期）

恶人方枪枪

好文章，你与晓音就那时认识的吗
因为诗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