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最后的晚餐——1998年10月《诗歌报》第三届“金秋诗会”记忆

小鱼儿

最后的晚餐
   ——1998年10月《诗歌报》第三届“金秋诗会”记忆
                                        安  琪
  今天是新千年第一个中秋节，我没有看月亮。在我的概念里，只有外出才是过节，其余都像家居生活大箩筐里的任何一跟线，线与线之间并无区别。然后在大约9点的时候，我接到广东潘漠子的一个电话。主题即为祝贺中秋。我顿坐良久，感到一种怀念的伤感。未曾谋面的潘漠子带给我亲切和沉静，我想，这毕竟不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这个晚上的月亮收集了多少凝视和寄语，它散发出的光芒将铺就一条距离与距离之间的通道，而灵魂也将在上面哗哗流淌。
  此刻我不禁忆起1998年10月的盐城，那广大的苏北意象和曾经在此举办的《诗歌报》第三届“金秋诗会”。当我试图寻找与这次诗会有关的文字时，我发现它已变得徒劳。我有过一本《诗歌报》1999年第二期，那既是终刊号也是此次诗会的作品珍藏本。也许因为太宝贵了，在一次一次的诗友传阅中，它终于落足于不知何人之手，以至于当我想翻寻记忆确定具体的会议时间也变得不可能了。此后，《诗歌报》和乔延凤老师的命运便似撕毁的纸页，酸楚的声音一点一点地挣扎、零落。
  我是从扬州乘中午12点的汽车出发的。一个人，因为算准了能在晚上之前赶到也就不十分害怕。谁想汽车一路上只是坏，连修两次。扬州到盐城近7个小时的行程里不断有一条小河蜿蜒穿行，使得路与村落之间每隔一段就有一座简陋小桥。这一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曾问过诗友这条河是什么，回答似乎是大运河的残余。但也不确定。到盐城时天已大暗，我辗转寻到开会地址盐城师专，主人之一孙昕晨把我领进食堂时，已是满满地坐了三大桌。我一进去，大家都欢呼了一下，我是当天最后一个到的。但不是整个诗会最晚一人，半夜还有庞培和雷平阳赶来。诗人之间总是不拘束的，一落座便有一人自我介绍：“十品”，然后说：“我们是老乡，我也是福建的。”十品是一种很工整的公务员形象，黑西装，很认真的表情。接下来，十品为我一一介绍在座诸位：叶辉、庞余亮、姜桦、义海、王明韵、岩鹰等等，都是知道名字的人，也就对他们的热情来者不拒。其时我的面前已堆了一大盘佳肴。
  这是我们的第一顿饭，饭后自由认识。我随着人流走到宿舍外，大家三三两两站着说话。一个面貌清竣的人走到我面前说：“你是安琪，我谭延桐。”我欣喜一下，《作家报》的谭延桐我早已与他书来信往好几回了，如今乍一出现，有种意料的默契。谭延桐比想象中的瘦弱，天生有一种忧伤神情。他的略微低沉的嗓音更加深他的悲悯情怀。这印象在以后的不断交往中一再印证。谭延桐会拉小提琴，会谱曲做圣诗，他有自己独立的一个世界。有一次在晚间的宵夜中，大家喝酒取乐，闲聊东西，谭延桐突然说：“我来唱一首歌吧。”言毕即轻轻唱起低缓的教堂音乐，这是一曲他自己创作的圣歌。因为喝了一些酒的缘故，我隐约看见谭延桐的眼里含着热泪。大家都静默起来，我感到有一种不协调的气氛在萦绕。而我却在瞬间似乎懂得了谭延桐。我和王明韵对看了一眼，内心已认三人为知己了。谭延桐给我留下的第二个记忆是在某个上午的诗歌讨论会上，他以书面形式发言的情状。他自顾自地拿着稿子，在众人不是听得很清楚的环境下把它们读完。这种不谙世事的举动特别纯真，而他的笑容恰好也是纯真的，眼睛透亮而专注，像孩子一样羞涩。我喜爱谭延桐，但又害怕和他通电话，与他交流，我的语速词汇似乎都显得俗了。每当听到他在电话中很真诚坦白地说：“祝福你，安琪，我和路也爱你。”时，我都在内心长叹一声，除了说：“我也是。”我不知还要说什么。反过来，我会很自然地对他说：“我爱你”吗？我想是不会的，我们尚未学会对纯友情说“爱”。
  王明韵是“金秋诗会”我认识的第二个“孩子”。如果说谭延桐是宗教的孩子，则王明韵可算尘世的孩子。他清澈明朗、无欲无求的人生态度令人羡慕。偶尔他又会像孩子一样调皮地玩起恶作剧。他让大家信手写四个成语，然后一一在前面冠上“初恋”、“热恋”、“新婚”、“婚外恋”，造成一种意外而令人忍俊不禁的效果。这其中又有一种宿命的因素，我记得我和鲁西西都对自己的答案心怀恐惧和感叹，似乎已经契合进生命的某段历程和未来。可惜现在我几乎已全忘了大家都写些什么，当时我们可是急切地把它们抄下并打算作为花絮的。而王明韵看大家填写成语的表情，那种得意和坏笑的样子我则记得牢牢。我发现他在诗会现场从不发一言，他似乎对诗歌的事情介入不多并不想介入，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个好编辑而非好诗人。也许正因为此，他身上功利的一面才淡化至零。王明韵的书读得很多，也很杂，这使他显得不易觉察的丰富。
  鲁西西是诗会三女性之一，另两人为我和陆朋红。第三代之后的女性我比较看好的诗人中即有鲁西西，她的诗所充溢的理性思辨是突出的，也使她有别于女性诗歌。鲁西西应该是有理论基础的诗人，能够一套一套地讲述自己的观点。她的言语优雅从容，和她的人给予我的感觉相似。对鲁西西，不能用漂亮一词，只能用“得体”。她似乎能够做到让大家都能接受而她的骨子里是高傲的。这一点又正是我欠缺的，我自觉总是处于令人大喜大恨的境地。1998年我和鲁西西的诗风有点接近，我们同居一室，相互交流作品，我记得鲁西西看了我的《有意义和无意义》组诗后很惊讶地说，她也大略以此为题写了一组，其中也有一首三角形什么的。鲁西西对我诗中的感性东西十分感兴趣，我则对她的通盘把握能力心生向往，那时，鲁西西已有《明天见》在手，我则要到一年后才有《诗的肋骨》、《出场》、《纸空气》等。对鲁西西，我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这感觉，在我看到每一个优秀女诗人都会自然涌出。因为我对女性写作的悲观态度决定了我对同类的爱惜。
  雷平阳有种西部硬汉的表情和举止，个头虽不大但冷峻的模样却也令人不敢小瞧。依稀记得脸上还有疤痕，他的声音也是沙哑一族，烟不离手。那天晚上当鲁西西把他的诗拿给我看时我吃惊不小，有一种神秘粗糙的语感贯穿出一个原始部落般的情节，因找不到《诗歌报》无法查阅雷平阳诗歌的题目，但他诗歌中坚硬的质地有如莫言的《红高粱》血性十足。以后我又在《大家》读到他的小说，与诗歌有相通的内核，只是诗歌要更细一点。雷平阳诗歌中地域的特性明显有别于其他城市或乡村诗。
  叶辉时常爱把外套捆绑在腰上或肩上，这使他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随意和轻松，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当国税干部的。他似乎不是个精明的人。但他对生活的精微观察和洞彻又使他的诗显得微妙而会意。我一直记得他的《量身高》、《一个年轻木匠的故事》等诗所透露的生活奥秘。记得在火锅城他满面通红被酒破坏得眼神、舌头僵直，光滑的脑门越发照耀。在盐城的第一个夜晚，我因旅途奔波急需洗头，对陌生环境的担心使我在路上遇到叶辉时问他是否陪我去理发店，叶辉沉默地点点头，而到最后，他很男子汉地帮我结帐。一晃三年，不知叶辉可好？
  与庞培的交锋也随着三年岁月的流逝而变得遥远了。而当初，我们是激烈地争吵起来的。在庞培也许并无此意，在我却是敏感地认为他对我的当时写作深怀歧视。那时，我正处于急于突破时期，一改以前完美抒情的写作模式，而是尝试性地把生活琐事、破坏欲望、性幻想一骨脑地塞进诗中。出于对自己的不自信，我特别害怕别人提出反对意见。然后我听到庞培在会上痛心疾首地对女性诗中的肮脏词汇提出指责，马上跳起来。（庞培诗歌的古典意境是舒缓、忧郁、浪漫的与我截然相反。）我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诉说女性在生儿育女之后从被动转变到主动转变的无奈和必须。不经过这层涅磐，则女性写作永远都是唯美的，而美在女性年龄渐长后又是根本靠不住的，结果只能是女性写作的不断退化。然后我举了一些女性例子。因为激动，我痛哭失声，并且跑了出去。庞培和梁晓明、叶辉随后也跟了出来，据说他们担心我会自杀。现在回想起来，诗歌的激情是那样致命地拥抱着我，在当时。而今天，当我在诗会上沉默不已时，我不知道是成熟了还是迟钝了。
  南野和梁晓明是那次诗会通常意义上功成名就的代表诗人。他们肇始于第三代，与我们有着一代之隔。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们，至少我当时是远远地对待他们的。其实，两人都十分随和。南野高大，梁晓明适中。南野严谨，梁晓明风趣。乔延凤老师明显地寄他们予重任。在某个小型作品朗诵会的夜晚，乔老师要求大家逐一朗诵自己的作品，再由其他人点评。我注意到乔老师特别在意南野与梁晓明的意见，每次都要有他们的发言与总结性表态。两人毕竟根底深厚，评价常有中肯之语，南野并且时常坦诚地表示对某一首诗的不喜欢，有一种不附和的气度。当时我交流的诗作是《夹住》，属于前文所述的转变阶段，南野敏锐地点到了我那一时期的写法：场景一个接一个，很独特。其时我是无意写作，经南野一点，以后我便有意地这么做了。效果很好。梁晓明则很惊讶地说：这不像女诗人的作品，我很喜欢，如果在杭州，我一定会好好推举。（但愿我的记忆没有缺失）。在当时，两人的肯定极大地增强了我此类写作的信心。
  个子不高的庞余亮长得跟姜文很像，他话不多，作品却不少。义海总是一副认真的表情，他的发言偶有英文字母吐出，大学英语系老师，难怪。知道我也搞过翻译，义海很高兴，回来后还来信要我的翻译作品。后来我从刊物上获悉义海又念研究生去了，不禁深感佩服。姜桦壮壮实实的，言谈间妙趣横生，他漂亮的老婆引得众人一致赞美，也使他得意之情外露。祁国庆作为这次会议的东道主却是来无影去无踪，他经营着一家文化公司自然有许多脱不开身的事。在盐城诗人中，祁国庆是最像诗人的，长发披肩，举止豪放。其他皆因身处政府部门，难免受到拘束。孙昕晨在报社，姜桦在电台，义海在高校，袁杰在税务。当然，也正因此，那台大型诗歌朗诵会才会策划得如此成功。除了邀请电台主持人登台朗诵外，晚会还逐一安排诗人们上台亮相或表演节目。为这台晚会，盐城诗友们费心了。
  也是在这次诗会上，我认识了陈蔚和他的诗歌万里行活动。其后，我不断听到陈蔚到成都、陈蔚到武汉、陈蔚到浙江等消息，及至某一天，他终于到了漳州。我感觉陈蔚是以他固执的行动打动了我，使我相信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现在陈蔚结束了他的诗歌万里行活动，下一步也许就是文字万里行了。
  这次诗会还有其后在诗坛掀起风波的杨然，他的关于诗歌教育的文章引起了一连串冲击波。杨然在学校是校长，在外却似捣蛋鬼，时常乘两个人行走时把他们的头颅一碰或故意从中间钻过。跳舞时更是满舞池乱窜逮着熟人就撞。谷禾是一个认真温和的人，对每个人的诗都胸有成竹。回来后我读到他的新作，变化非常大，现在又置身于北京大天地，更是有所作为了。岩鹰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和个性，但不爱表述，好在乔老师很器重他的作品，也算代他说了不少。慧玮则在讨论中言及诗歌的懂与不懂问题引来众人的反驳。见过舒婷的人都说陆朋红很像舒婷，引得陆朋红一直问我舒婷近况并要我代为致意。两人确实有相似之处。谢克强老师发言不多，但从其后读到的一篇怀念徐迟的文章中可以显见他的真性情。
  金秋诗会还使我深深地记住了一个地方：“千百度”，那里，光是可以运走焚烧的垃圾。记住丹顶鹤的家园，黄昏以伟大苍茫的旷阔震撼了我们，使我真切地沉入了北方秋天铺展在天际的泪水。在集体合影中，梁晓明左手挥起一把满满的芦苇，仿佛与日落在做交接手续。
  这是《诗歌报》最后的晚餐。

陈峥

呵呵。提一把。

梦亦非

作为一个无可求药的怀旧者
我无即地怀念那已逝去的诗歌时代

陆华军

提一把，为了诗。

小鱼儿

感慨！

小鱼儿

另外一个诗人在文章中也写到了金秋诗会——

　　　　　　　　　　我的诗人档案
　
　　　　　　　　　　　　　　杨  然

    生不逢时  我生于大跃进那年第四天。按农历算，属鸡。照公历推，肖狗。属于建国以来典型的“多余的一代”：如果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被毛泽东赏识了而非被狠批，那么我们这批一九五八年的人就首先成为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淘汰品。“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而事实是：大人饿饭，小人断奶。我出生两个月后抱给外婆抚养，先天性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养成孤独寂寞的习性。父亲曾多次预言我活不到二十岁。“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开始念小学。“文化大革命”结束那年，我中学毕业。然后上山当知青，是班上第一个踏入社会的人。一年半后考入师范。又一年半后开始教初中数学。从此在农村扎根。生就双重身份，两副面孔：一份写诗，一副谋生。 一九八三年与当地一农村姑娘结婚，生有一女，珍爱无比。
    第一首诗  是十五岁那年春天写成的。为完成语文老师交给我的为学校红五月专栏写稿的任务，鬼使神差，无师自通，摹仿一首越南译诗《故乡颂》，我写了一首《红五月颂》。该启蒙诗云：“看见树我想起故乡的山/看见水我想起故乡的河”，我的处女作曰：“看见树我想起红五月的旗/看见水我想起红五月的歌”，一共有几十行，生搬硬套，改头换面，彻底摹仿。还忙得汗流夹背，六天六夜，六易其稿，终于完成。但是语文老师对我的第一首诗坚决怀疑，一个劲地反复盘问“这是你写的吗？这是你写的吗？”，那眼光简直就是公安局长打量小偷，令我自卑感顿生：自己不懂诗，凭什么写诗？轰轰烈烈开始，灰灰溜溜告终。六篇皱巴巴的原始底稿，扔入黑暗的深渊。
    初恋古典诗  “文化大革命”，诗歌理当被斩尽杀绝。唯一敢去碰一碰的，是那本《毛泽东诗词》。 我最早的古诗词知识，便是从那里得来的。少年的美梦，无数的幻想，全用来填词。那是十六岁冬天的事了。我走火入魔，情情梦梦，风风光光，全有了归宿。夜夜伏案，乐此不倦：忆秦娥，卜算子，菩萨蛮，采桑子，西江月，浣溪沙，蝶恋花，以及五律五绝，七律七绝，四言八句，起承转合，对仗押韵。特别制造云鸟花月，特别制造春风秋雨。埋头只管拼行凑句，哪管什么平平仄仄！以每夜至少完成一首为己任。然后心满意足，无法形容。自我感觉之良好，可谓天上有，地下无：“我会写诗，也会作词”，这就是骄傲的资本，这就是幸福。所以我对所有诗词知识一往情深，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囫囵吞枣，慢咽细嚼。自己火热地写诗作词的同时，也疯狂地抄诗抄词，诗经，乐府，古诗十九，唐诗，宋词，元曲，工工整整，百首千首，一本又一本，其乐无穷。
    苦恋自由诗  见诗就读，见诗就抄，简直成了我的一大本能。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当数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何其芳的《夜歌和白天的歌》。这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禁书，都是毒草。抄写它们，颇有点偷吃禁果的味道。但很过瘾，很畅快，很醉人。外国诗半懂不懂，似懂非懂，只要美丽，抒情，就读，就抄。普西金，雪莱，拜伦，海涅，雨果，歌德，裴多菲，莱蒙罗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抄来再说。但是轮到自己写自由诗，就不那么自由了。尤其是我，头脑总被起承转合控制，手脚总被对仗押韵束缚，眼睛死死盯住故乡、劳动、友谊、花鸟、美梦、星空和湖畔。翻来覆去，始终就写这些，自由得老是重复。只图每天有诗写，不写硬是睡不着。十六岁的夏季是狂热的，夜夜写诗。不写就是虚度，等于白活，浪费生命。写了诗，管它长短，管它好坏，时间就有了意义。但我也不知不觉进入“完美格式”的死胡同了：“月儿洒下清清的流水。/流星滚下短暂的眼泪。/夜茑的吉它已经消失。/望月的人儿不能入睡。 ”（1975：《望月》）你看，多么整齐，多么押韵！我患了格式迷恋症。老是在对仗与押韵之间转圈子，老是在故乡与月夜之间荡秋千。情感专注，笔调娴熟。如此这般写来写去，六、七年过去了，难得突破与进展。误入传统抒情的迷途，执迷不误，只因爱诗爱得太死了，几乎成了写诗的奴隶！......
    习惯独来独往  儿时生活在外婆身边，缺少伴侣。做游戏总是自弹自唱，自言自语。读书后，也爱一个人东游西荡，不辞劳苦。迷恋写诗作词了，更觉高人一等，与众不同，自然也就与周围的凡夫俗子众街娃们格格不入。就连游泳也是一个人去的。常在水绿色路灯下的林荫道上一个人行走，漫步于空空荡荡的夏夜都市的夜深人静的大街，充满各种稀奇古怪的幻想，主要是爱情的幻想，想入非非，妙不可言。或者一个人骑自行车到郊区的环城公路上去夜游。内心的自我迷恋与自我欣赏是一种高度的喜悦，一种深刻的孤独和空远的幸福。夜深人静，唯我独醒，阅读或写作，构成我巨大的精神财富。到农村后，这种孤独更加内在了。常常一个人沿着河堤要走很远很远。而月夜和雨中的诗歌更使我自高自大。在金钱喧嚣的年代，乐于这种偏僻和宁静又多么难能可贵。
    最好的知青诗  写诗讲究形式，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是不断得到练笔，坏处是难以得到自己的风格---诗的内容和精神。误入技巧迷途，确实误我青春。我写诗的早期，凡是刻意对仗、刻意押韵的诗作，总体看来都不大自然。我于十八岁那年上山当知青。写诗成了唯一的寄托。写得最好的当数一九七七年三月写的那首《春思》了：“蜜蜂野花的爱情，/浸透我灵魂的灵魂。/湖光柳影的美景，/迷诱我眼睛的眼睛。/雁鹅归来的自由，/告诉我命运的命运。/野草绿色的永恒，/引出我梦境的梦境。”那是在赶集途中，我背一袋玉米下山去碾。沿途只见阳春好景，心境竟然无限伤感。动物植物们那样自由安宁，而我却在为最简单的生存劳作、奔波。每天辛勤劳动的汗水只值两角钱的人民币，多么荒废的青春，多么无聊的生命！既如此刻，为了能够解决一天两顿的饭食，我必须下山去把这一袋玉米磨成面粉。我汗流夹背，气喘吁吁。靠在路边歇气，抽着劣质香烟。没有自由，没有爱情，没有幸运。真所谓悲从中来。突然灵感大发，便用圆珠蕊在纸烟盒上写下了我这一生中的四大追求：爱，美，自由与永生。这是我知青时期“最好的诗”了。整齐的格式，整齐的韵律，一 眼就能看出痕迹来。追求技巧，在我早期的写诗生活中，统治得太顽固了！
    最早的诗师诗友  是我的二哥。他叫杨长久。初中后就到云南支边去了，是一九七二年那批，目前在云南的开远定居。他带给我的诗歌影响是启蒙性的。是我写诗的导火线。一九七四年寒假，他回成都探亲，带回了滇池、洱海、苍山的美好人情与绮丽风光。支边青年们面对苍山雪顶的巨大圆月和洱海海面的茫茫清波，情从天降，悲从地生，吉它烧酒，手舞足蹈，泪流满面，放声歌唱！我被二哥的美妙讲述深深打动，感染之深，抵达灵魂。自那以后的许多天夜里，夜夜梦见湖光月色，如痴如醉，迷恋不已，不能自拔。二哥返滇后，把一本软抄本留在了成都。那上面有歌曲，有诗词。它们给了我一双双神奇的眼睛和美妙的翅膀。红河谷。小路。深深的海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科莎。二哥在扉页上题了一句话，大意是：糜糜桑间之音，亡国之声也。当时我一点也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我喜欢手抄本里面的一切：“红酥手，黄腾洒，满城春色宫墙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些多么美丽的情情梦梦、风风光光、 色色彩彩的世界啊！这也是我命中注定该我写诗。在这昨年，我沉迷于《红五月颂》的狂热情景又复现了出来。原来我也是有诗人才气的，我能够成为一个诗人的。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诗人就是罪人，没有人欣赏。但我如得神的指点，被鬼迷住了，我开始摹仿各种律诗和词牌，把我的所思所梦、所爱所幻、所美所迷，都一一记录出来。每夜大写狂写。不知道天有好高，地有好厚，只知道写诗、写词，写写写！二哥回云南后，我们多次通信。最初是以谈学习为主。后来就多谈诗了。一九七六年初春，我写了首《谷雨》，开头是这样的：“春天的细细凉雨，/好象无数连天接地的蚕丝。/带着五月丰收的预告，/急急落下，/浸湿了故乡大地。”二哥对“急急落下，/浸湿了故乡大地”极为赞赏，说是写得自然，平淡，但又见奇。他对我刻意讲求形式美的《望月》之类是不欣赏的。可惜我当时对这类语感的自然美体会不深，没有对二哥的宝贵意见予以足够的重视。现在想起来，是很遗憾的。
    刻印油印诗集  写诗的一大渴望便是出名。特别是出很大的名。一九八０年的冬天我尤其如此，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对那些已经出名的诗人充满火热的嫉妒。但是，中国的诗刊是极其有限的，只有《诗刊》、《星星》两本，要在上面发表诗作简直是遥遥无期，比登月还难。无数次的投稿，无数次的碰壁，无数次的泥牛入海无消息。长此下去，诗写老矣，人也老矣！我的忍耐达到了极限。日夜哀叹，如何了得！但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终于想出一个自己出名的好法子：与其漫漫无期等待出头之日，不如自己抬举自己！干什么呢？刻印自己的诗集！那是二十二岁的秋冬交替季节。我白天上课后，便完全与世隔绝，躲在昏暗的小屋里，将我十五岁以来的诗稿，精选又精选，编辑又编辑。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崭崭齐齐，刻入一页又一页腊纸。真正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一个月昏天黑地下来，终于大功告成。油印、装订出四十五本厚厚的大开型诗集，蓝底封面，白纸黑字。集曰《星草集》。署名田方。收录我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０年的诗作一百一十四首。然后，给十几个不认识的诗人和二十几个认识的亲朋学友一一寄去。诗人个个无消息。亲友个个都回了信，都赞扬了我。这该是我诗创作历程中第一个“大创举”，启示我今后敢作敢为，敢作敢当。也启示我今后自作自受，自讨苦吃。四年后，我又刻印了一册《写在大地上的黑色抒情诗》，收入我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的“带着野气”的诗作十一首。主要送给了诗友。最后一本题有“赠给杨然自己：愿你做一个伟大的诗人” 字样的孤本，在一九八五年送给了远方的诗人雪村。
    组织《行云》诗社  刻印《星草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它没有感动诗界的伯乐。一九八一年的中国诗坛高不可攀。仅有的《星星》、《诗刊》两本诗刊，连名人也挤得爆满。无名之辈想要挤上去，等于做梦想当国家副主席。这也许是当时所有无名诗人极大的苦闷。虽然后来有了几个朦胧诗人、几个大学生诗人和几个第三代诗人前前后后上了这两本诗刊，但在广大青年诗人当中再也磨不掉他们对官方诗坛的恶劣印象，以致于后来广大青年诗人对所有上了官方诗坛的诗人产生了天然的极大反感。他们后来否定北岛、反对传统、高举各种主义、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唯我独诗等等等等，虽然有艺术方面的原因，但也多多少少和这有关系。“官方诗坛”其实成了反对新诗潮、阻碍现代派、扼杀年轻一代诗歌天才的代名词。那年夏天我在成都见到的几个文朋诗友，果然都怀着同样强烈的不满、同样强烈的向往，也都吵吵嚷嚷，也都酒醉心明白。果然大家议到了一起，干脆自己成立文学社，自己办刊物，等等，等等。但是到头来还是光打雷，不下雨，来来去去一场空。我回到乡下，立刻恢复了刻印《星草集》的勇气和毅力。自作主张，将自己和朋友的诗稿刻印成《诗种》。那是一张八开纸的诗传单，自以为是诗报。给成都的朋友寄去后，没想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获成功。反应最强烈当推廖亦武。十月份，我再次回到了成都，同廖亦武、荆纪民一起，组织《行云》诗社。开会那天，培贵、李静两位诗人也被小廖请来了。气氛热烈，令人难忘。大家当然决定由我着手负责具体的刻印工作。我回到乡下。一年下来，共刻印《诗种》八期，《行云》二十九期，刊载诗作近百首。除了我、廖亦武、荆纪民的作品外，诗人王尔碑、顾城、李静也有诗稿寄来支持。但是油印诗传单毕竟不是诗人出名的载体。小廖其实在成都早已活跃无比，很快就和《星星》有了来往。《行云》的美丽价值，其实就值那几天。一九八二年，《行云》诗社自行解体。成员中，后来因写诗出了名的，仅两人而已，一个廖亦武，一个杨然。我曾经保存《诗种》《行云》全套很久。后来一位文化馆的朋友专程来把这两套全样的油印诗报索去，说是“参考、研究”。后来就被他老人家整丢了，使我心痛了好久好久。
    校方的干涉  一九八一年，写诗很狂热，很起劲。自然与同事交往就少。常常关门闭户，终于引起了猜测。某夜，当时学校的二把手、职务为副教导主任的某某，主动上门来，找我谈话了：杨同志啊，群众对你意见很大啊。你晚上既然有时间用来写稿子，为什么不用来钻研教材、批改作业、辅导学生呢？我一听，知道来者很善，于是连忙检讨，认错，并且坚决表示：业余时间，只要同志们不打毛线、不下相棋、不打扑克牌、不外出看电影电视、不喝酒闲聊、不瞎吹不串门、不成堆堆起砣砣，总之，只要大家都没有业余生活，都在没日没夜成天到晚钻研教材批改作业辅导学生等等等等，那么，我就坚决不写诗！副主任无言以对。临走时，我还恶狠狠地回敬一句：真是岂有此理！其它业余生活你都不干涉，偏偏你要干涉写诗！许多年后我才体会到，那时的校长主任，生怕我这个写诗的家伙动摇了他们的饭碗。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出去参加各种诗会、笔会，皆被校方克扣惨了：代课费、事假费，统统自己掏腰包。至于奖金，更是一笔勾销。但我从不争辩，全都忍了。我知道这也是写诗应该付出的一种代价。
    笔名的由来  师范时，我读数化班。给文学刊物投稿，是不务正业。于是摹仿胡适之，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杨然之”。这样投寄稿件，可以掩人耳目。三个月过去了，不见编辑部退稿（那时候，稿件若不采用，三个月内退稿是举国上下文学刊物的惯例）。觉得奇怪。其实退稿早已到了，只不过信封上写的是“杨然”二字，我一时反应不过来。那是《四川文艺》干的好事，我也因错得名，从此将错就错，把这个别人失手造成的错名，很坦然地沿用至今。除杨然外，十几年来， 我用过的笔名还有：田方，恋旗，天福，川川，芒芒，圆子，林培，阳灿。其中用得最响亮的当然是杨然二字。我的真实姓名只有几个亲密的诗友知道，不提它罢。
    崇拜北岛顾城  一九八一年，我的同学廖亦武充满感情地朗诵北岛、舒婷、杨炼、江河、顾城等人的作品，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对我影响深远。北岛的《回答》、《宣告》、《迷途》、《彗星》、《结局或开始》，顾城的《一代人》、《远和近》、《生命幻想曲》等作品，对新时期的现代诗的影响是经典性的，开拓性的。我如痴如醉，着迷于他们身上的诗的权威感和神秘感。他们给我的最大影响，是使我确信我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世界，并确立了为找到这个属于自己的诗世界而发奋而抗争不止的意念。我开始怀疑过去的自己、否定自己和打倒自己了。
    发起签名活动  一九八三年，我出席四川省青年文学创作代表大会。会上，新上任的《四川文学》主编宣布取消诗歌栏目。作为渴望出名、发表欲旺盛但又默默无闻的我，立刻如当头一棒，也立刻如坐针毡。其他诗人也议论纷纷。小组会上，我勇气倍增，提议搞个签名，请《四川文学》不要取消诗歌，获得赞同。于是，我大笔一挥，诗歌是艺术中的艺术啦，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啦，时代精神的表现啦，说了好一串诗歌的好话。然后，点明正题。然后，走门串户，请诗人们签名呼吁。事实上到会的青年诗人都签了名。然后，交给大会秘书处。结果不了了之。我对大会深感失望。回到乡下，许久也没有服气，愤愤不平。
    敢于自生自灭  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北岛的启发，顾城的预示，使我狂气上升。念天地之悠悠，唯此唯大，寻找自己的诗歌世界！我对自己强烈恨铁不成钢起来。痛定思痛，痛改前非，必须与从前的旧我一刀两断！这决心是惨烈的。我一九七四年以来的诗稿本：《中学时代的歌》，《山间集》，《星草集》，一共十六本，全部投入烈火之中。我对过去写诗的旧我万念俱灰，在空洞而又悲壮的安魂曲中，把它们一一送上了西天！我决心写中国一流的诗！我决心写人间最伟大的诗！我焚诗稿有两次大的举动。第二次连铅字稿也牵涉进去了。这很走火入魔。也有点凤凰涅磐的味道。仿佛背水一战，把自己逼上了写诗的梁山。前前后后，大约焚诗近千首。我的想法是：不与旧我划清界限，舍不得“大义灭亲”，是写不出更新诗作来的。已经发表了的诗，也让它们自生自灭。好诗自然会幸存下来，流传下去。不好的诗自然就被淘汰，何必对它们恋恋不舍呢？那时候，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天才的意气，英雄的豪气，伟人的独立性格，大将的风度与领袖的气质，综合成一股神秘的气，对我充满影响和魅力。我把这“气”缠绕在自己的灵肉上，对一切都表示着自己的不满，指引着自己不断进行诗歌的探索与创新。
    成名作  一九八四年五月发表在《星星》的诗作《寻找一座铜像》，是我的早期成名作。发表后，引起注意。有人还据此推断我是五十年代被打成的右派，“吃过很多苦头”，平反后，才有如此愤愤不平之作。见到我后，才知道“原来杨然这么年轻”。此诗当年由内蒙古《诗选刊》创刊号转载。张同吾在《1984 ：诗坛掠影》等文中评议过它。四川诗人也有评议。此诗后来在省、市获奖。有评论说：“以《寻找一座铜像》步入诗坛的杨然，早引人瞩目”云云，可见此诗确系我步入诗坛的“门票”。此后，《星星》陆陆续续发表了我的其它“成名作”：《中秋月》、《 海之门》、《父亲，我们送您远行》、《人民万岁》等等。《星星》是我走向诗歌世界的摇蓝。
    组织《晨》诗社  一九八三年暑期，经廖亦武介绍，我在《星星》帮忙看稿。其间受到诸多诗人的影响，使我的诗风潜移默化。《寻找一座铜像》便是这种转变的一枚青果。暑期完了，回到学校，与同事陈建文组成“蜂蜜花诗社”，油印《蜂蜜花诗报》。恰好那年在邛崃参加“崃山笔会”，结识了杜卫平、席永君、陈瑞生、任加义、李建忠、何洁民等诗友。大家决定成立邛崃诗社。获得邛崃文化局和文化馆的支持。我们铅印《晨》诗刊，引起反响，大家其乐无比。一九八五年，我们又与成都、重庆等地的石光华、黎正光、廖亦武、宋渠宋炜、刘太亨、万夏、杨远宏等人取得了联系，将《晨》诗社改为石光华他们的“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邛崃分会”。我们除了铅印《晨》诗刊，还印有《第三代人诗报》。当时的邛崃文化局局长付尚志给予诗社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后来“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被团省委取缔，《晨》诗刊也就自然解体。轰轰烈烈的过去了，仍在坚持写诗的，目前仅有杨然、席永君、陈瑞生三人而已。要知道当年诗社最火红时，社员达一百多人，转眼就烟消云散了。
    马路诗会  《晨》诗社最值得怀念的一幕，是一九八四年夏天的“马路诗会”。那该是一次桃园结义，梁山聚义，邛崃八个“诗社元老”都到齐了。但也只“义”了这唯一的一瞬。我们到邛崃南河游泳归来，步行在环城公路上。天已黑尽，远离市区，四周一片漆黑，见不到任何灯光。我们一边沿着公路走，一边背诗，一人一首，背自己最好的诗。长长的公路走到转弯处了，我们又掉转头来，重新再走。背一首诗，大家就评议一首，好好坏坏，只闻声音，不见脸色。因为四周漆黑。谁也不怕谁，谁也不怕脸红。义气风发。畅所欲言。无所畏惧。直到深夜。大家说马路诗会这种形式真好，以后每年都搞一次。实际上仅此一回。潇洒之后，从此绝迹。
    建议评选十佳  一九八五年是我“很天才”的一年。七月给《拉萨河》建议，评选“你最喜欢的中国十大青年诗人”。 十月，评出舒婷、顾城、北岛、杨炼、付天琳、徐敬亚、江河、马丽华、李钢、王小妮和杨牧为“十佳”。《文学报》等报刊当时也作了报道。但我一心指望廖亦武评上，结果落空。 那时候我对廖亦武是很推崇的。
    北京改稿  一九八五年五月，《诗刊》刊授学院第二次改稿会在北京举行，我第一次出远门，兴奋得不得了。恰好又坐在火车窗口边，沿途看风景，忘乎所以。在戏剧学院报名处见到一戴眼镜者，问他“朱先树同志在哪里”，他就说“你是四川来的杨然吗”，亲切无比。听说我是从农村来的，李小雨还着着实实把我夸奖了一番。其实我并非她想象的那样土生土长在乡村。“其实我是从城市下放到乡村的”，她才哦了一声。在北京与各地诗友相会，高谈阔论，真是富有。当时大家最推崇最羡慕最向往北岛顾城江河他们。马钰、马莉、雪村、可可、陈惠芳、查结联、丁可，个个好得很。我提诗会讨论的作品是《海之门》和《一棵树与一千平方公里沙漠》，但发表出来的是后者。见到了大学生诗人苏历铭、杨榴红、潘洗尘。开会期间我偷跑出去逛首都，受到朱先树批评。在《诗刊》编辑部，我把王燕生他们的香烟摸出来一一散发，他们说“杨然到了《诗刊》就像到了家里”。我这次北京之行，写下了《登长城》、《游十三陵》、《故宫之光》、《车过黄河大桥》等诗篇。但是我带的钱用完了，返川时向朱先树借了一大笔钱才得以成行。回到学校，又被校方狠狠地扣了一大笔代课费出勤奖什么的才算完事。这次北京改稿会期间巧遇《诗刊》在民族饭店举办诗歌茶话会。我们改稿会的全体学员全部被邀列席。朱先树把我介绍给杨炼。我见到了江河。艾青等老诗人在会上出现。在会上，我和雪村代表学员发言，但只有我们学员自己给自己鼓掌。见到顾城，他说：“我很高兴在这次会上见到两朋友，一个家新，一个你，杨然”。我在办《行云》和《晨》诗刊期间，一直同顾城保持着联系。当时学员们纷纷去找诗人签名。我只请过顾城签名，但他不同意。他说：“我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就用不着签名。”我只好作罢。但我永远记得顾城给陈惠芳他们的题词：“在花朵停止的地方，芬芳继续前进着”。
    玉门石油诗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星星》主编白航绿灯一亮，我荣幸获得奔赴玉门的车票，到那里去参加石油诗会。沿途的高原和戈壁，大开我的眼界，辽阔我的视野。我一下子觉得四川盆地好小好小哟！《地平线之圆》、《黄土高原的向日癸》、《高原.诗人》，一篇篇诗章，令我兴奋不已。还奉命写了一组《 玉门：第三代月亮鱼与太阳鸟》。这次大西北之行使我胸怀宽广，发现天地如此之大。比较之下，我居住的乡村小镇多么狭窄。我的笔调从此很野，再也不受身边所见所闻的限制了。当然，回到学校后，依然挨了一刀代课费和一刀出勤费，真所谓有得有失。认识了一些诗人，也得罪了一些诗人。因为我们当时还在办《晨》，所以我请杜运燮等诗人题了词。流沙河也题了词。在兰州，与高平、王尔碑、付天琳等一起去逛公园、喝茶。但新疆、陕西的几个诗人认为杨然“自以为来自四川，不得了了”，所以言语不佳，使人伤心，也是事实。
　
    青春诗会  《诗刊》的青春诗会被誉为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凡是去一趟“军校”的诗人，便会从此在中国诗界镀上一层金，身价十、百倍什么的。我参加“军校”已经三十三岁了。宗鄂说：“差点把杨然漏掉，都以为你开过青春诗会呢”，好险一条漏网之鱼！这是第九届，一九九一年秋天在江苏徐州召开。我与孙建军、阿来、李浔打得火热。对另一位来自乡村的年轻女诗人梅林颇怀深深的好感，为她写下《采莲》一首。我表现不错。这对我来说，是迟到的春天。是对远逝青春的告别仪式。从此我将步入漫长、孤独、寂寞、难耐的中年。所以我格外珍惜这次诗会，动了感情。我的作品《唱海》、《怪客》、《麦芒》等受到好评，被本届诗会评述为“活跃的、卓有成就的青年诗人”。这一年，我的诗格外空远、宁静。《水鸟》一声，把微山湖的风光永恒地带回。回到乡下，我知道，我的青春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孙建军、阿来两个诗友认为我们在徐州还没有把酒喝够，所以很快相约又来到我教书所在的冉义，他们把我灌得一踏糊涂。我们在斜江河边相约回去后各一首题为《夕阳》的诗，结果我很认真写了一首长的，但没有读他们两人写的。也许，他们回去后，酒一醒，就忘了。
    走向海外  一九八五年暑期，流沙河劝我：与其到《星星》帮忙看稿，不如多读点书。于是，我每天到先生家中去，读他那里的书籍。其中港、台、东南亚的华文诗书，以及先生的《台湾诗人十二家》等，使我眼界大开，获得许多现代诗知识。我开始向海外的华语报刊投稿。最先是在新加坡的《五月诗刊》亮相。以后陆陆续续走向其它海外报刊。大陆的诗友，也有不少诗作通过我的介绍，寄到海外发表。台湾诗人的作品，我也在大陆《诗选刊》、《名作欣赏》、《黄河诗报》等报刊上予以评介。一九九七年以后，我与海外的联系开始降温。但我记住了南子等海外诗人。
    出版《黑土地》 一九八六年是我的“诗歌年”。获《绿风》首届诗歌奔马奖。发表《海之门》。发表《父亲，我们送您远行》。获《星星》第三届作品创作奖。《星星》发表朱先树评介我的文章。在《星星》发表自己的诗论。获成都首届“白果奖”。我的第一本诗集也在一九八六年出版。那年九月，由《诗刊》刊授学院编选的一套袖珍“未名诗丛”第一辑，共八本中的一本，集子名为《黑土地》。收入我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的诗作十八首，有《寻找一座铜像》、《中秋月》等。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印数为一万四千册，三角钱一本。目前我仅存一本。
    第一次得奖  是一九八六年二月份的事情。那时候，在正式报刊发表一首诗不容易。而要得奖，更是难上加难。新疆的《绿风》诗刊开始评首届“绿风诗歌奔马奖”了。是由读者投票来决定的。我在《绿风》刚好发了一首长诗《升起重新命名的太阳》，是发在头题的。所以有望得奖。盼来盼去，终于盼来了喜讯：我的作品被读者投票入选了！那是我第一次得正式刊物的诗歌奖。喜悦了很久。直到得《星星》作品奖为止。之后陆陆续续，我开始在其它刊物得奖，慢慢地，喜悦越来越水，永远也比不上第一回那么美，那么迷人。
    第一次刊登照片  从正式刊物的角度讲，是一九八六年六月在内蒙古的《诗选刊》上。那是个全国诗报诗刊极其珍贵极其迷人的风水宝地。能在那上面亮像，真乃三生有幸。我因《海之门》在上面转载，所以第一次以黑白形式露面在该刊封三。用林柯的话说，那样子真是“忧国忧民”。以后，刊登照片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九九二年三月在《诗歌报》封二上，一九九四年四月在《青年文学》封面上，一九九七年七月在《星星》封三上。其余报刊刊登的照片，虽然数目较多，但相比之下就不那么重要或醒目了。
    成立成都“诗工委”  一九九六年初，我因在刚刚成立不久的成都市作家协会中被选为副主席，分管诗歌活动，于是与龙郁、黎正光、席永君等人一起筹办“成都市作家协会诗歌工作委员会”。这年情人节，我们正式开会宣布成都诗工委的成立。自那以后，我们每年都自己筹钱印刷《诗家》诗报，搞些活动。比较重要的有：一九九七年的黑龙潭诗会，草原诗会，一九九八年的古溶洞探幽诗会，重阳节诗会，圣诞夜通宵狂欢诗会，一九九九年出版《中国*成都诗选》，中秋朗诵诗会，古尔沟诗会，二０００年的“成都２０年诗歌奖”评选，二００一年的梨花沟诗会，等等。除蒋荣、周渝霞、王敏、王丽等诗人为此出资上千上万元以外，我本人每年也要为之想些法子弄点钱，主要解决每年第四期的报纸钱和一年一度的主任会议开支。其它钱由龙郁等人想法子解决。
    金秋诗会  一九九八年十月，安徽的《诗歌报月刊》在江苏盐城举办第三届“金秋诗会”。《诗歌报月刊》在当时青年读者当中影响甚好。被认为是引领现代诗新潮流的一家代表性诗刊。能参加该刊的诗会，我引为荣幸。最大的收获是与各地诗人见见面沟通一下思想交流一下感情。在这次会上，我见到了义海、南 野、庞培、姜桦、谭延同、叶辉、梁晓明、雷平阳、安琪、鲁西西、陆朋红以及乔延凤、王明韵等诗人。这也是《诗歌报月刊》最后一届金秋诗会。至那以后，该刊与当地省文联打起了仗，被倒买了刊号，停止了出版发行。但我对《诗歌报月刊》永远怀有感情。它第一次停刊时，我还为它写了一首《怀念一家诗歌月刊》的诗。
    呼吁调整诗歌教材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在《星星》发表《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一文，作为该刊“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栏目的首发文章，引起反响。此后一年多，《星星》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参与讨论。或赞同，或反对，或部分赞同，或部分反对，仁者智者，各见各地，本也正常。但后来以《华夏诗报》为首的左公，向毛翰、杨然、聂作平、林文洵等发起了集团型围攻，扣上“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帽子，显得十分有趣。我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罪人。但我、张新泉、毛翰等，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左公们的可笑围攻，表示了很大的无所谓。
    出版《遥远的约会》  我的第一本诗集《黑土地》出版时，由《诗刊》刊授学院出钱，自己还得了六十元稿费。而第二本诗集《遥远的约会》于二０００年一月由巴蜀书社列为“中国文艺家新世纪书系成都市金牛文丛”出版，自己出了四千七百元钱，第一版印数为一千册。共收录我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八年间在各地报刊发表的亲情、友情、爱情方面的短诗七十四首。诗集出版后，除送给亲朋好友外，还通过邮寄等形式送给了以下诗人：洋滔，黄仲金，龙郁，孙建军，何锐，李浔，张新泉，伊沙，李自国，毛翰，赵日升，林柯，碧水，贺海涛，邹静之，蒋荣，王明韵，陈小蘩，凸凹，白航，陈瑞生，傅天琳，刘涛，谭延同，王培，席永君，杨克，李小雨，梅林，陈衍强，江城，吕叶，尹建莉，叶坪，培贵，曾伯炎，廖亦武，梁以墀，钱刚，枫叶，王敦义，杨春光，陈惠芳，朱先树，杨牧，庞培，陆朋红，周所同，李秀珊，李轻松，詹永祥，程维，安斯寿，石光华，蒙根 高勒，王尔碑，岩鹰，詹义君，南野，尚建荣，谷禾，庞余亮，姜桦，义海，叶辉，王敏，车前子，李老乡，萧融，靳亚利，木斧，吴德彦，李龙炳，王丽，潭宁君，杨光和，周渝霞，万萍，况野，明仁泽，游复民，徐文中，张凤霞，欧德明，王重刚，杨黎，孙文波，刘福春，杜卫平，王国平，戈仁，王燕生，寇宗鄂，十品，韩作荣，史幼波，舒雨湖，黄葵，蒋雪峰，沈浩波，李青松，曹纪祖，孙静轩。
    创作梦幻情歌  二０００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始，至二００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结束，我认识了一个名叫鹃的女孩子。我们没有见过面。但通过几十封书信，两次传呼，五次电话。我为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创作了七十二首总题为《写鹃：书信或梦幻情歌》的抒情诗。这在我的诗歌创作史上，是很独特的一个现象。 在诗中，我把她引为我诗歌的精神恋人。虽然我们从相识到分开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却使我一辈子也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向上、向善、向美和向爱的力量。这七十二首诗感动了许多诗人。《青春诗歌》、《诗歌月刊》、《诗林》、《星星》等，都发了这里面的组诗。我将为此“精神相守到永远”。用她写给我的歌词说，这叫做“生死相许”。
    在成都和诗人饮酒  在成都和诗人饮酒是我在一九九九年至二００一年间与诗人交往的主要形式。先后由廖亦武、王敏、石光华、万夏、蒋荣等人作东。除了这五个诗人之外，在饮酒场合还分别见到了诗人杨黎、何小竹、翟永明、韩东、芒克、蒋雪峰、蓝马、李亚伟等。我非常迷恋这种场合，因为难逢难遇（一年里只有一两次），所以格外珍惜。也许他们把这种饮酒不当一回事，但我却当成过节。
    出版《寻找一座铜像》 是我的第三本诗集，二００二年三月由成都市文联列为“大西部文学丛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自己出了八千元，印了一千册。收入我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七年创作的诗五十五首。主要写祖国、人民、海、诗人间的交往等。我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影响的主要作品均被收入集中。诗集除赠送亲友外，还赠给了以下诗人：魏平、龙郁、 陈小蘩、席永君、哑石、蒋荣、付天琳、白航、韩作荣、李轻松、江城 、碧水、李老乡、洋滔、梁以墀、何培贵、曾伯炎、何承洪、陆俏梅、尚建荣、王明韵、王燕生、寇宗鄂、阳阳、李青松、陈道谟、孙建军、张常信、庞培、叶坪、杨克、蒙根高勒、义海、尹建莉、李秀珊、林珂、蒋雪峰、叶辉、十品、李龙炳、王国平、王培、吕叶、谭五昌、梁平、张新泉、周所同、李自国、 张贵清、王敦义、贺海涛、庞余亮、毛翰、何锐、邹静之、陈瑞生、周渝霞、朱先树、詹义君、沈浩波、伍杰、岩鹰、三原、稚夫、吕历、周承强、伊沙、黄仲金、周渝霞、杨光和、杨牧、曹纪祖、孙静轩。
    我的主要作品  从一九八二年起至今（二００一年三月），十九年来，我已在海内外二百七十家书报刊发表作品一千多件。其中有影响的作品是：《寻找一座铜像》（1984.5.星星），《升起重新命名的太阳》（1985.3.绿风），《中秋月》（1986.6. 星 星），《阳光的孩子》（1985.10.星星），《海之门》（1986.3. 星星），《父亲，我们送您远行》（1986.4.星星），《森林狂想曲》（1986.7.青年文学），《日月碑.巨石和人》（1987.9.诗歌 报），《东方恶之花.围观》（1989.2.诗刊），《黄昏，圆魂与巨瞳》（1989.10.科学诗刊），《黑白肖像》（1989.9.绿风），《中国，有一只眼睛蒙住了》（1989.9.诗刊），《我喜欢二次大战的影片》（1989.10.中原），《人民》（1991.4.诗刊），《人民万岁》（1991.7.星星），《拜托了》（1991.9. 青年文学），《唱海》（1991.12.诗刊），《自白或情语》（1992.6.青年文学），《下午：读马格利特一幅画》（1993.5.笠），《生日之门：读达利一幅画》（1993.5.自由时报），《乡村最后的诗人》（1993.9.诗歌报），《诗歌的胆》（1993.12.飞天），《雪声》（1994 .10.诗神，）《千年之后》（1995.3.诗神），《死后》（1996.1. 诗歌报月刊），《祖国之诗》（1998.7.星星），《写鹃：书信或 梦幻情歌》（2001.2.诗歌月刊）。
    我的诗观  把一切变成诗。沉思。狂想。直觉。幻象。以及预感。这一切精神状态，指引着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绝不想对诗作出界定。“肉眼看不见的世界，灵魂都看见了”。而灵魂看见了，就等于诗歌看见了。必须独来独往。敢于自生自灭。与人对话。与神对话。与英雄天才对话。与疯子、乞丐和大师们对话。与植物动物和非生物对话。横竖是心灵自由。始终要神交宇宙，深入万事万物，把一切变成诗。一生中，只求百分之一的作品留下来，传下去，这就够了。写出来只要美感、抒情、过瘾，就好了，就舒服了。
    个人档案 姓名：杨天福。俗名“蝙蝠”即源此封建大名。笔名：杨然。原取“杨然之”，编辑漏了个“之”， 错用至今，蛮不错的。性别：男。不缺啥。如果需要，假胸毛假络腮胡亦可安装。出生：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星期六夜。农历丁酉年十一月十五日亥时。属相：按农历属鸡（鸡年的尾鸡），按公历属狗（ 狗年的初狗）。学历：“三沟通”政教专业专科及计算机专业专科（都是函授得来的）。知青：一九七六年八月至一九七八年四月，在四川省邛崃县火井公社月宫山。邛崃是古代文人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的地方。火井在古代打出过中国历史上第一口天然气井。与月宫山遥遥相望的山头上，有古代女诗人黄崇嘏的墓。工作：一九七九年八月至今，在四川省邛崃市冉义中学。教过数学，不说假话，一就是一。当过主任、副校长。现为校长。病历：童年：出生三个月断奶，营养严重不足，又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嘞！）。少年：粮食紧张，从未吃过饱饭，贫血，以肤色白闻名于学友间。青年：贫血，肤白。当知青后长壮。当教师后又转瘦（含婚后）。中年：瘦，白发多，极需壮阳。壮年：始略长胖。民族：汉族。需要时，可以冒充缅甸越南等国人。身高：一千五百九十五毫米。体重：六十一千克。血型：待查。卖身契：待签。最喜欢的事：睡大觉。打麻将。听音乐。打仗的电影。年轻女朋友。最喜欢的歌：古典情歌。最喜欢的诗人：李白、北岛、余光中、林柯、伊沙、杨然。最喜欢的文章：《三天所见》。最喜欢的书：《渴望生活》。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最喜欢的电视：《猫和老鼠》。最喜欢的本人诗作：《海之门》、《千年之后》、《雪声》。
附：杨然在国内外报刊获得的主要评介
１. “近来声誉鹊起”（新加坡《五月诗刊》１９８６.１０.）
２. “很有才华的诗人”（全国性刊物《星星诗刊 》１９８６.６期）
３. “近来活跃于中国诗坛”（菲律宾《世界日报 》１９８８.６.副刊）
４. “是卓有成就的青年诗人”（国家级刊物《青 年文学》１９８８.１２期）
５. “当代青年大诗人”（全国性民间报刊《鸭绿江诗报》１９８９.４期）
６.“是活跃的、卓有成就的青年诗人”（国家级刊物《诗刊》１９９１.１２期）
７. “全国十佳新潮诗人”（全国性民间报刊《西部诗人报》１９９１.８期）
８. “是诗坛卓有影响的青年诗人”（省级报刊《 南昌政协报》１９９３.６.副刊）
９. “全国十佳中青年诗人”（全国性民间报刊《 亚细亚诗报》１９９３.１期）
１０. “诗坛名将”（全国性民间报刊《新大陆》 １９９３.９期）
１１. “著名青年诗人”（地方性报刊《习水河》 １９９４.９期）
１２. “著名中年诗人”（省级报刊《陇南》２０ ０１.１--２合刊）
１３. “著名诗人”（全国性报刊《诗歌月刊》２ ００１.２期、《绿风诗刊》２００１.２期、 民间报刊《青莲》２００１.９.特刊等）
        邮政编码：611535
        通讯地址：四川省邛崃市冉义中学 杨然

我不行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