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访谈录

行天

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访谈录
－－访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发起人、
组织者、领头人、诗人黄相荣
◎行天
中国诗歌天体星团，作为贵州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大事件，曾经产生过狂飙突进的回响。寻访它的踪迹，探究它的风源，还原它的真相，扫清它周围的迷雾，是对先锋性开创性诗歌生命圣火的守护。有良知的人们坚信：革新一个文学时代的黄钟大吕之声，决不会来自于失血缺钙的肌体和变节的灵魂。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求真，回眸那很远的过去，不能不正视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存在，因此不能不涉及它的发起人、组织者、诗人黄相荣——
他是贵州民间诗刊、诗报的最早创办者，也是创办贵州民间诗刊诗报最多、最有影响的艺术探行者。他创办过《姿态》、《反抗》、《现代诗》、《金字塔》等民间诗刊诗报，出版《柠檬果》、《旗》等诗集。不仅如此，80年代初期，他还带着自己创办的诗报浪迹中国，一路举行作品朗诵会，在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新疆等地，与那时尚未成名的诗人柏桦、张枣、欧阳江河、翟永明等进行对话与交流。他的作品除在中国大陆报刊发表外，还在中国民间诗刊及海外发表，他是80年代较有影响的诗人。他的《房间》、《四方盒子》、《旗》、《枪》、《墙》等力作，奠定了在中国诗坛的地位，更以在北京领头演讲及朗诵等行动，实现了星团诗歌向中国和世界的群体展示。因此，和他的访谈，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一段忽明忽暗诗史的对话。
的确，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其关注程度日益下降的时代，诗歌正远离人们的视线。但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贵州高原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却引起诗界、学界的极大兴趣，成为当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这一文学现象耐人寻味。当时，北有诗人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朦胧诗派，南有黄相荣领军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星团的影响，早已超出文学范畴。在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今天，它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作为一个诗歌创作者、研究者，也作为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建设的异常关注者，我对网上的种种关于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议论感到迷惑。据我与认识的几位星团诗人闲谈，同网上的议论颇有出入。带着种种疑问，也为了给中国当代文学史寻找一个真实的答案，我走访了中国诗歌天体星团（以下简称“天体星团”）的发起人、组织者、在北京演讲时的具体行动的领头人、诗人黄相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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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听说您已经从商，远离诗坛了。作为曾经较有影响的诗人，您对诗坛的现状还关注吗？
答：想不到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向我提出有关诗的话题。作为一个曾经的诗人，现在大部分时间除了谋生之外，也时不时随意翻阅一下与诗歌有关的刊物，毕竟我是从中外大师的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很多早年的习惯与兴趣现已无法改变和转移了。尽管阔别多年，但对诗坛的状况还是颇为关注。之所以暂时搁笔不写，一是因为谋生，杂事较多，没有整块的时间；另一个原因是对精神沦陷的诗坛的彻底失望，对诗坛拉帮结伙等现象的彻底失望。
问：我听到种种关于天体星团的议论，在网上也看到个别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当时天体星团是怎样成立的呢？
答：哦，天体星团，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话题了。让我算算，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吧，就像我们有时谈到《今天》的感觉一样。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它是不存在的，只是为了“突围”的需要，贵州的几位诗人才聚集在这面旗下。从成立之初，就产生了许多外人不太明了的争议、端不上台面的阴谋诡计。我至今仍在黄翔文章的相关部分看到了他世故、投机、惯于粉饰的变色龙嘴脸（也看到了当时的个别旁观者、所谓“青年诗评家”的张嘉彦在网上歪曲事实的文章）。这个话题，谈起来比较累也比较长，我觉得有必要对天体星团成立的事实进行澄清------
1986年10月中旬，我在编辑完一份民间铅印诗报《金字塔》后，产生了一个想法，想以集团的形式到北京去集体展示，以期突破官方文坛对民间诗坛的包围，发出我们的声音，让世界听听，也让世界看看。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找到诗人李家华（路茫），把成立天体星团的想法和目的告诉了他，问他参不参加，他很感兴趣。随即，我们一起又去黄翔那里，黄翔也很感兴趣。当时，李家华（路茫）、黄翔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一、经费怎么解决？我说我负责筹集，参加的诗人也让他们拿出一部分。二、印刷怎么办？印刷厂敢印吗？我说印刷厂我负责联系，这不成问题。李家华（路茫）、黄翔听了我的回答，均表示参加。我说再找一些人，把声势搞大一点，这对长期沉寂的贵州诗坛也是个鼓舞。黄翔提出哑默也算一个（后来黄翔出于烘托自己的目的，在唐亚平等诗人当时毫不知晓更未经允可的情况下，就相当草率地把他们的名字列入星团参加者名单，为此险些惹出一场官司），我说再通知赵云虎、王付、王强他们，只要愿意参加的我们都欢迎。当时，我（黄相荣）、李家华（路茫）、黄翔又去找哑默，哑默听了我的计划后很是心动，但他说：“这恐怕有麻烦，要考虑考虑。”我说，参不参加，你明天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第二天，黄翔在他家告诉我说哑默同意参加。我通知其他诗人，聚集在哑默家里，商谈具体的行动方案，当时参加的人有我（黄相荣）、赵云虎、李家华（路茫）、王强、王付、哑默、黄翔、张玲（秋潇雨兰，下同）。经过争论，经过妥协，大家就天体星团的此次行动达成一致意见：
第一、 每个诗人的作品各占一个整版，谁也不突出谁，谁也不陪衬谁，凭作品说话。
第二、（天体星团诗报）前言，由一人执笔完成，不署名；由集体审定。
第三、经费由自己解决。
第四、印刷。除我（黄相荣）联系的印刷厂外，哑默也联系了一家印刷厂。我（黄相荣）和其他人的作品在一个厂印，李家华（路茫） 哑默和黄翔的作品在另一个厂印。   
会后，大家分头行动。在准备印制诗报的过程中，黄翔告诉我，李家华（路茫）不参加了。我问为什么，黄翔说他生意太忙脱不开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黄翔耍的一个手段，目的是排除李家华（路茫），不让他参加（李家华比较了解他，而且他们还因为意见不和曾经大打出手），为他下面的行为扫清障碍。因为筹备上京的事情比较多，很多事我必须亲为，所以就没有再过问。十来天后，上京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报纸再校后已经付印。即将起程了，我们又聚集在哑默处，当时的人员有：我（黄相荣）、哑默、黄翔、赵云虎、王付、王强、张玲（秋潇雨兰）、莫建刚（当时他没有作品，但也想跟我们一起上北京）。我们商定：此次上京，纯属个人行为，展示的是一场文学革命，与政治无关。如有什么事，各人自己承担。哑默特别强调：他不上京，登载他的作品的诗报由我们带去，出什么事他不承担任何责任。
1986年11月8日，我们在火车站会聚，人员有：我（黄相荣）、黄翔、张玲、王付、王强、赵云虎、莫建刚、梁福庆（当时他没有作品，也想跟我们上京）。上火车后，我们各自打开印好的诗报，才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黄翔和哑默暗做手脚，既增扩了登载他们作品的版面，又用套红的方式醒目地突出登载他们作品的版面。特别是黄翔，不仅违反大家的议定在前言下署上自己的名字，更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头版的整个版面，刻意制造星团以他为首的假象。当时，我非常气愤，质问黄翔为什么不按当初的议定办，自己突出自己；赵云虎、王付等人也非常气愤。我考虑到不能因此断送此次行动，就隐忍下来，也劝其他人不要再和他争吵，同时我们协商拿出一个解决办法：各人散发各人的诗报，不把全部诗报连在一起散发。尽管这对改变黄翔突出自己形象的既成事实没有丝毫意义，但为了大局，大家还是同意了。到北京后，薛德云（当时化名马哲，流浪北京）从张嘉彦处听说我们来，就到车站接我们，当晚我们就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宿舍，人员有：我（黄相荣）、赵云虎、王强、王付、黄翔、张玲、莫建刚、梁福庆、薛德云（马哲）、张嘉彦（其时在北大进修）。刚一住下，张嘉彦就拉着黄翔、张玲出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去找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活动，探听消息去了），当晚约11∶00回来。我们讨论明天怎样开始行动，黄翔不置可否，张玲沉默不语，张嘉彦反对。我对他们说：“既然来了，就必须干，各人对各人负责，不愿干的可以不干。”第二天，我们正准备出去，张嘉彦出面阻止说：“你们不能去，这会影响黄翔的。”黄翔在室内表情阴郁地走来走去，也不让我们出去（事后得知：当时刘再复的女儿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带口信给张嘉彦说某出版社准备出版黄翔的书，他怕受影响）。我大怒，指着黄翔说：“你走来走去的干什么，你不愿干，站一边去,愿意干的跟我走！”当时，赵云虎、王强、王付、薛德云（马哲）等都随我冲出去。我们在北大食堂门口扯起横幅——“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大爆炸”，高呼：“打倒虚假的中国文坛！”“让一切御用作家滚开！”进而进行即兴演讲，并回答拥挤在周围，水泄不通的北大师生的提问。人越聚越多，声势浩大。黄翔、张玲、张嘉彦在一旁观看。演讲中，我对毛泽东与东方文化、北岛诗歌、刘晓波现象、阳痿的中国文坛等回答了北大师生们的提问，人群向我涌来，气氛非常热烈，我们带去出售的第一批天体星团诗报很快就被一抢而空，黄翔、张玲收钱发报忙得不亦乐乎。由于在北大的影响，整个北京的高校迅速形成一股贵州“天体星团”强烈旋风，到处都在谈论“天体星团”。我们走到哪里，都跟随着大批北京高校学生。众多外国记者闻讯前来采访我（黄相荣），问我愿不愿出国，他们可以办理一切。我回答说：不。
在北师大，我们应校文学社团的邀请，在一间大教室举行演讲和作品朗诵。当时，我除了评价中国诗坛外，还朗诵了《死去的黄昏》等作品。王付朗诵了他的《一滴水》等作品；赵云虎朗诵了他的《断章》；王强朗诵了他的《南方的河流是怎样流向天空的》。黄翔说自己感冒了，和张嘉彦坐在一旁观看。学生很多，人很多，窗子都挤破了。我还记得北师大文学社团张贴在校园里的海报：“继‘刘晓波热’之后，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大爆炸，贵州诗人以野公牛式的姿态横扫阳痿的中国诗坛，狂卷京城……”
在中国人民大学（此时梁福庆没有参与，已离开），已是11∶30左右，我们在学生食堂扯起横幅，进行演讲和朗诵。人很多，仿佛整个人大校园的人都聚集在现场。有关方面出面阻止，人大师生与阻止者发生争执，阻止者要将我们驱逐出校，我们仍然继续演讲和朗诵，很多师生找我签名，手都签痛了，根本无法满足每个人的愿望。黄翔在一旁看着很多人围着我，自己被冷落在一边，急得大声朝我喊：“黄相荣，你不要一个人出风头，要有集体观念，你过来一下，帮我看住报纸（当时风很大，把摊在地上的诗报吹起）。” 我说：“你看住就行了，我很忙，没时间。”这时两个阻止者抓住我，又被学生踢开了，很多学生簇拥着我，保护着我们从校园侧门出校。晚上，我们闯入鲁迅文学院（当时贵州诗人李发模及全国各省的一些作家、编辑们在鲁迅文学院读书），并且逐间敲开作家、编辑们的寝室，呼喊他们到文学院大教室集合。大教室灯火通明，包括已经入睡的作家、诗人们都起来了，全部会聚到大教室。我们随即高呼：“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大爆炸！”“大爆炸！”“大爆炸！”“让阳痿的中国文坛重新勃起！”我们演讲，我们高声朗诵自己的作品，我们回答作家、编辑们的提问。有几个作家、编辑梦呓般地说：“中国新文学运动开始了吗？是不是真的开始了？”很多作家、编辑争读我们带去的诗报，和我们对话、沟通，气氛非常热烈，整个行动持续到凌晨。
次日上午10时左右，我们推开诗刊社的大门，两个人扯出横幅，其余同仁逐间办公室呼喊：“大爆炸！”“大爆炸！”把带去的诗报就地摆开售给《诗刊》编辑们，并和他们进行座谈。在后面的这些行动中，黄翔、张玲看到当时的情势，也参加了（张嘉彦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旁观者）。
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掀起的风暴，从北京弥漫全国，以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向世界宣示贵州诗人的存在，中国文坛首次聚精会神地倾听了贵州诗人的声音。
问：从北京回来后，天体星团结局如何？
答：由于星团成立之初印诗报时，黄翔暗做手脚，以及黄翔在北京时的自私表现，加上其它种种原因，天体星团作为一个临时组织，回到贵阳后也就自行解散。贵州的诗人们，各人忙各人的事，各人写各人的诗，又回到从前的状况。这期间，相关部门对我们的北京之行进行了调查、了解，可能是黄翔以前搞过启蒙社的原因，最后被追究入狱。据说，黄翔在有关部门人员提问他时，反复推卸责任说：北京的全部行动都是黄相荣带头和王付、赵云虎他们干的，与他无关，他是被迫卷进去的。




2003年10月

行天

好！好！好！
暴露真相了！

fanmask

唉…………。

非

真过瘾，我真献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