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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史前闪电在 2003/09/13 07:22pm 第 1 次编辑]
身 体 教 育 学
作者：史前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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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几句话，要说给身体的轻蔑者知道。我并不要他们变换什么学与教的方法，我只要他们向他们自己的身体告别，——而成为哑巴。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第二卷 身体的轻蔑者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种非理性的哲学思想开始不断地冲击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众多领域，从而在诸多方面刺激并改变中国人单一的思维模式。与此同时，众多的学者也开始重新思考悠久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如何与西方思想文化相结合，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在这场西学东渐、中西思想激烈碰撞的过程中，“身体”（1）这个看似普通的词汇越来越引起国人的注意和重视。 “身体的角度”成为了现代学术思想言述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于是身体现象学、身体政治学、身体社会学、身体人类学，文学身体学，这些与身体紧密相关的学说接二连三地被提出。可以说进入二十一世纪，身体已经作为一个基本的构成性元素参与到各项论说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从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罗兰·巴特到巴赫金、德勒兹、弗·詹姆逊、伊格尔顿，他们的理论话语正在愈来愈清晰地书写“身体”的形象及其意义。身体与灵魂二元论的观念以及蔑视身体的传统逐渐式微，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物质浮现在理论视域。‘身体’这个范畴开始与阶级、党派、主体、社会关系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这些举足轻重的术语相提并论，共同组成了某种异于传统的理论框架。”（2）
在这场众荷喧哗的思想的化学反应中，当前的教育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同样也可以从身体这个基本的词汇中发现一些重要的启示。如这些年来教育逐渐地从忽视身体的应试教育向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的素质教育转移。这种转移将逐渐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方式。于是“减负”、“人文精神”、“互动合作探究”、“情感态度价值观”、“体罚批判”、“快乐教育”、“全面发展”、“情商教育”、“解放学生”、“过程评价”、“教师健康”等教育口号不断地被提出，可以看出，这些口号都或多或少地与师生的身体有关。于是一种本人称之为身体教育学的学说正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可以预知，身体问题必将越来越成为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建构中的身体教育学也必将是个宏大的工程，目前这一工程还处于挖地基的阶段，雄伟的大厦有待众多的教师添砖加瓦。下面本人就试着从身体这个角度出发，简要地探讨一些有关于身体问题的教育现象。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反身体教育观
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与灵
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
——刘小枫
中国的文化思想一直有着无视身体的传统。因而在教育上这种无视身体的文化思想便得以一代代地灌输，今天我们的教育要想突破这个传统，让身体在教育中自由地成长并有所作为必有着难以想像的阻力。略为考查影响中国最深的儒、释、道思想，无论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孟、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老子还是佛教的思想，都无不存在着鄙视肉身的思想。
《论语》之里仁第四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孔子看来，身体的存在完全是为了道而存在的，如果早晨听到了道，那么傍晚死了也无所谓。可见身体只是为了寻找那个道，为了那个所谓的道而暂时活着。到了孟子，更把“朝闻夕死”发展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地步。在孟子思想里，身体为了得到仁得到义应该不惜以主动消除身体为代价。身体成了实现仁义的工具，这样就把身体的毁灭可怕地扭曲演变成一种崇高的追求。而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也明确地阐明了他的身体观。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三章里写道：“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里老子主张惊恐等大患皆由身体而来，故而如果没有身体则一切大患俱消。所以只有取消身体才是取消人生大患的根本途径。而佛教的要义更是主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3）主张禁欲、一切皆空，要舍身喂鹰，舍身饲虎，要彻底忘掉肉体的俗世生活。在佛教那里，来自身体又必将回归身体的七情六欲都要坚绝杜绝。身体成了隐患，成了一切罪过的渊源。于是在那样的一个轴心时代（4），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普遍鄙视肉身的思想，由此教育的主要思想便是“仁义其教之本”（隋·王通《中说·礼乐》），从而无视身体的思想就这样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无不把这种仁义道德为上、身体为下的思想渗透其间。于是“诗言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以载道”等工具论一直成为中国教育上的主流思想。丰富多样的身体内容被简化为社会身体和政治身体。身体不是个体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鲜活的身体，而是纷纷成了为了志、为了道、为了社会、为了政治、为了中举的工具(5)。只要略为考察，便可发现，历代科举都无不体现了这种将身体巧妙地转化为各种工具的思想。如王定保在《唐摭言》中写道：(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彀ｇòｕ，彀中原指箭射出去所达到的范围，后用以比喻牢笼、圈套)矣。显而易见，在这里李世民是把科举当作一种政治的手段。其结果是将广大的学子巧妙地变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从而失去了身体的丰富多样性，成为政治家“安邦定国”的一种工具。到了明清，八股取士更是将这种手段发展到了极致。八股取士以杀人不见血的愚民之法，骗得莘莘学子在僵死枯燥的经典中讨生活,在与世无补的文章中玩花样,皓首穷经，死记硬背,将一个个好好的身体给糟蹋了。即使是蒲松龄、吴承恩、徐渭、郑燮这样的稀世之才也免不了被八股取士愚弄了一生。因而廖燕在《明太祖纪》中写到：“故吾以为明太祖制义取士，与秦焚书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清·顾炎武也在《日知录》中写道“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而蒲松龄更是愤慨地描写了八股取士对人的身体进行可笑地异化的全过程：
一是提着篮子入考场时像乞丐；
二是点名时被官吏呵斥像囚犯；
三是回到考试期间暂住的号舍里上面露头，下面露脚像秋末的蜜蜂；
四是出考场后像出笼的病鸟；
五是等待放榜时坐立不安，像被捉住的猕猴;
六是知道自己名落孙山后面色死灰，像叮了药饵的苍蝇；
七是大骂考官有眼无珠，然后心灰意冷，但过了一段时间，气也平也，又想再试一次，像刚破壳的小鸡。
由此可见考试制度发展到明清时已充分暴露出反身体的教育的摧残性的后果。因而到了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闭关锁国的生锈铁框开始被有识之士努力拆毁。一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强国的道路中开始注意到身体教育的重要性，维新派人士不仅看到八股取士是一种愚民政策,不仅看到它的害处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而且多能认识到其中对人身体的不重视的祸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明确地提出他的教育观：“学贵以养身健乐为主。”也就是说学习最可贵的是要以涵养身心使之健康快乐为主。 而王国维先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教育要全面发展，要使被教育者成为完全的人物的思想。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中说：“教育之宗旨何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 然而，在一个有几千年的反身体教育传统的国家里，这样明智的呼声很快就被反身体的浊流淹没。因而直到近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教育依然存在着众多的反身体的现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反身体推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那场无知就是力量的运动中，身体受玩弄的不仅仅是无数的老师，也是广大无知的学生。身体在那个时代成了灵魂的敌人。说不清多少人自杀了，也说不清多少人的身体被任意凌辱最后被彻头彻尾地消除了。革命成了学生的身体与教师的身体的对决，无知的身体VS无力的身体。顾准、李九莲、 钟海源、史云峰、遇罗克、林昭、王申酉等卡斯特利奥式的人物也都成了反身体运动的牺牲品。正如北大钱理群教授所讲的：“毛泽东要把学生的思想纳入他所需要的所谓“息封灭资”的洗脑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心理专政。你很难说1949年后不重视思想教育，但这种思想教育与启蒙意义的世界观教育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它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断裂和精神窒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失败了，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6）
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结束了那种彻底反身体的思想，但是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依然潜伏在每个人的思维里。因而文革后的教育在思想上和方法上依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反身体的现象。只是在那样一个身心被严重扭曲后的喘息期间，人们最大的渴望就是回到从前，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教育运作方式，所以这种教育在弥补了老三届等一批人的未能高考的缺陷后，不到十年就遭到人们的反思和怀疑。这种怀疑越来越深入以至于终于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演变成为对现行教育的大力批判。这场批判首先从语文科开始，波及其它科，从基础教育波及高校教育。一系列批判味强烈的文章出现了，如《语文教育害死人》、《炮轰全国统一高考机制》等。终于这种批判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教育部高瞻远瞩地开始了风风火火的改革。
二、反身体教育观影响下的教师身份
信仰肉体比信仰精神更具有根本的意义。
——尼采
在这样的近两千年的反身体的教育思想的统治下，历代的教师就只能成为制造可以言志、可以杀身成仁、可以载道的工具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培养健康鲜活的身体的一个身体。下面我们从身体这个角度出发来看一看几个影响深远的对教师的定位。在反身体的教育传统思想的包围下，教师首先被定位为塑造灵魂的工程师。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词，一个是塑造，一个是灵魂。正因为身体被普遍的忽视了，因而没有身体的灵魂便成了可以任意塑造的对像，于是本来多种多样的心灵被教师千辛万苦地塑造成千人一面的模型。于是一个个没有身体的工具就产生了。而更为可怕的还在于教师不仅被称为塑造灵魂的工程师，还被可怕又可怜的称为蜡烛。不要以为蜡烛是对老师的最高赞美，这实际上是把穷教师推到了可怕的生存悲剧里。蜡烛燃烧的恰恰是自己的身体，因而教师被无形中剥夺的正是身体。只要你当上了教师，就注定要与众不同，要成为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雷锋式的人物。而且还不仅仅是雷锋，还要知识和一行一动都要能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而这一切叫一位位低工资的教师来承担无形是要让教师成为一个可怕的身体和灵魂脱离的人。因而老师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者。成了蜡烛，就注定要做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中国传统中的最可悲的思想——杀身成仁。奉献出身体而成仁这种思想在几千年的宣传灌输下，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每一个活着的人，都随时要有这样的准备，如果在关键时候你不杀身成仁，你就必然要受到千万人的唾骂。（这种思想最为集中体现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里）问题在于这个仁到底值不值得以杀身为代价？这个仁到底是个谁的仁？是做为一个有身体的人的尊严的仁，还是做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仁？事实上教师首先得先觉悟到一个常识，教师首先是一个有身体的人。有爱有恨，能悲能喜，会痛会痒，要吃要睡，而不是一个临空蹈虚，道貌岸然的所谓崇高的三维符号。因而首先教师的身体要受到很高的重视，要让教师这个身体健康，自由，畅快。而不是非要玩命地实行“蜡炬成灰泪始干”。须知每一个身体的存在都是唯一一次的，如果教师的身体被异化成一种崇高的形象。那么真正而真切的崇高只能是虚伪。要知道崇高绝不是不可接近的，崇高恰恰在于其平民性。高高在上的往往不是真正的崇高，真正的崇高无不是亲切可感的，带着身体的。因而现代教改的进行我认为首先要解放我们的老师，这种解放首先就是解放几千年来梗在教师胸中的虚幻的崇高意识，让老师抛开这个先入为主的强加给人的崇高使命，先成为一个有身体且热爱自己的身体的人。可以想像一下，一个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敢相信都不爱的人会怎样的爱惜和爱护学生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身体呢，这样的教师会有怎样的一种可怕的怪异的崇高呢。要知道，任何强加给予的崇高都绝对不会形成真正的崇高的。教师的崇高正在于他的平凡。正因为其平凡才成就其崇高。教师的崇高的奉献精神是这种工作的自然属性，不应人为地夸大为蜡烛而标榜。西方的教育使人在不能成才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而中国的教育则常使人不能成才便成为自卑的心灵扭曲的非正常的人。同样的，西方的教师不能成为德高望重的光辉四射的老师，却也可以成为一个身心健康、有身体的普通老师。而在中国的教师队伍中却有着多少精神扭曲、心理阴暗，言行不一，道德沦丧的人啊。（报纸不时报导教师嫖妓、强奸、杀人等事件，这些事件发生在中国的教量队伍里一点也不奇怪，其原因恰恰是长期以来教师一直被强加以太阳以下最崇高的最光辉的事业，而事实上很多人又都从心底看不起教师这个职业。这种言行不一是扭曲教师心灵、并使之反身体的重要因素）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的《师说》里的这一句话影响深远，一直成为教师功用的最佳解说。然而这句话却也是典型的反身体的名言。在这里，我们看到韩愈对教师这一行业所强调的是传道、授业、解惑。最重要的是传道两个字，授业、解惑不过是对传道的补充。其所传之道不过仍是那些仁义道德志向而已。而身体在韩愈的对教师的定位里却不见踪影。因而在韩愈那里，身体仍然是载道的工具。而非身体本身。因而他关心的仍是身体如何能更快更好更无误地载道，而不是身体本身如何从身体出发去独立地感知这个世界。因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反身体的名言，现在依然很多老师以此自况，吾以为当反思之。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也是一句反身体的名言。这句话为老师要时时保持着师道尊严提供了终极理由。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师在学生面前都是板着面孔的样子。不苟言笑是很多老师的模范表情。你也许会惊讶于老师何以会有如此高深的演技。同样一个人，在教室里面对学生与在办公室里面对同事在性情是完全不同的。在学生面前，要装作无所不知，认真严肃，举止稳重，不苟言笑，脸皮紧绷，道貌岸然。而回到办公室则有说有笑，又吃又喝，东倒西歪，全身放松。当然，也有个别老师比较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一个教了近四十年的教务主任说过一段让我颇为震惊的话，她说：“几十年，老师们都是这样，在办公室里放松，可一走到教室就马上一脸严肃，不苟言笑，直到下课。而现在的教改却要求老师与学生是平等的。要时时面带微笑。这真是大转变。”也许有些年轻的老师听后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确实的。因为传统的私塾教师向来是威严的，带着戒尺可以随意打学生的身体的。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教师向来是临驾于学生之上的，像一个威严的父亲。这种对学生的绝对优势也导致了教师的身体对学生的身体造成一种无形的专制，老师的所谓师父尊严直接导致学生与身俱在的尊严的丧失。学生总是心怀恐惧地与老师在一起，很小的心灵就只能在一种类似于奴隶和奴才的支点上徘徊。紧紧与身体融合在一起的思想根本就难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飞翔。因为学生怕让老师不高兴，怕得罪老师，因为让老师不高兴的学生就等于大逆不道，这一切只因为师道尊严，只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千年不易的古训。这样的师生关系是不正常的，是对学生的身体发展相当无益的。所以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传统思想也是反身体的。只有教师的身体与学生的身体处于平等的地位，教育才有利于师生双方身心的健康发展。教育的进行首先是身体与身体的平等对话，而不是身体对身体的居高临下的灌输。因而注重身体的教育提出的口号必然是“一日为师，终身为友”，只有师生关系如朋友们一般，才是真正的身体教育。
三、反身体教育观影响下的学校常规教育
无庸讳言，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压抑身体的完制。欲望的禁锢或者转移是这一套机制的首要主题。
——南帆
由于反身体教育观的潜在影响，造成目前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浪费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而进行着反身体的活动，并由此规定了一系列反身体的校纪校规。教育中常言务必让学生身心健康，而实际上却只重心而不重身。只重视历代所注重的道德心。从而将学生的身体的重要性忽略了。
几乎每个学校都定制了统一的校服，而几乎每一位学生却都不喜欢穿校服。可是每一个学校却依然不断推出校服，并采取了各种手段让学生几乎天天都能穿着校服。而几乎每个学校却又都由衣着的统一引发了发型的统一。进而推出一整套的管理条例，如不可将裤脚卷起、男女生皆不可留长头发等。在我看来，这些规定是典型的反身体形为，对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即使不从身体的角度看，从审美方面来看这种规定也是无知的。美是多样的，而统一的美只是美中的一种，且是最死板的一种。关于这个普遍的反身体现象，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针对台湾学校里的反身体教育现象，在其《野火集》中的一篇名为《机器人学校》中无比愤慨地写到：
“是谁在作贱我们的子女？老师吗？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吗？还是高高在上的教育执政者？
老师们，忙着把联考所需要的知识塞到学生脑子里，恐怕没有时间去管学生的袖子是否卷起。训导人员一手拿着一个四方框框，一手拿着剪刀，看到一个学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发丝、裙角、手臂、头脑，就咔察一声剪掉，再记个警告。这种所谓“训导”的目的呢，就是使所有台湾地区所培养出来的十几岁的小孩都长得一模一样——发型一样、穿着一样、举手投足一样、思想观念一样，像工厂的生产线所吐出来一部一部机器。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学训导人员都是剪刀与框框的信徒；把学生当作有尊严的个人去爱之诲之的一定也很多。可是这些剪刀与框框的信徒究竟错在哪里？一位管理组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头发多长、制服怎么穿，又不是我的规定，我只是执行任务，尽心职守。你要骂。去骂教育部长好了。
他说得不错；他是用框框去套学生的人，可是制造那个框框的人并不是他。那么这一类的训导人有没有错？那个一口气处罚八十个学生的管理组长、那个当众罚学生站的教官，有没有错？当然有！只有机器人才会拿着工具一视同仁地去“执行任务”，一个榔头打一个钉子。中学的训导人员是知识分子，是负有重任的知识分子，他们直接地影响、塑造这整个民族的下一代；他们不应该是，不可以是没有思考力、判断力的机器人。手里拿着一个框框，他首先要问自己：这个框框的目的是什么？女生的头发“为什么“不能过耳？套头毛衣“为什么”不能是绿色？热天里，“为什么”不能卷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与目的之后，这个负有训导重任的知识分子还要问：这个框框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情况跟我所学的教育的原则与信念是否有所冲突？执行的方式与尺度应该如何调节才不至于使本来是“手段”的框框变成死胡同的“目的”？这个为我们栽培民族幼苗的人更要问自己：我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框框才能达到真正帮助学生成长的目标？
学校不是军队，训导人员不是没有大脑的机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断。以“只是执行上面规定”为藉口，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或许真的没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许有思考能力，但没有勇气去质疑这个框框或改变这个框框。不管前者或后者，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没有思想、没有胆识的机器人能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
从龙应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至所以从大陆到台湾都有这样的一种可笑的校规，而在国外却几乎没有这样的规定，正是因为中国有着一个几千年来的反身体思想在作祟。所以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传统所滋养的两岸人民才会在教育过程中不约而同地进行着同样的反身体的教育。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性的。在思维方式上反身体性质是一致的。从文章中我们看到，有些管理者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执行这样荒唐的任务，但不执行又总觉得看不顺眼。这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之一吧。因为以反身体的思想来管理学生，所以自然产生了一些有身体被侵犯感的觉悟高的学生的反抗。而这些学生就永远不会被认为是优秀的学生。我有一次与孙绍振教授一起到一个学校去听一堂公开课，孙教授看到那个班所有的学生从服装到发型都一个样时，情不自禁地感慨到：“你看，这些学生的服装都一样啊！”孙教授的感慨有着丰富的潜台词。这些潜台词的核心仍是一个词：身体。
由于反身体的思想一直以来盘旋在每个中国人的脑子里，因而在学校里，统一起床，统一做操，统一做眼保健操、统一的上课坐姿等相应的反身体的行动天天开展。而这些统一的反身体行动却偏偏以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为目的。老师们不但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参加这些行动，而且学校还进行各项评比，从姿势、神态、动作、服饰等各个方面，非常详细地分为无数等级，以考察哪一个班做得最千篇一律，哪一个班做得最死板、最统一，以决定哪一个班获得彩旗奖章。学校领导、老师们乐此不疲，可是几乎每一位学生都“疲此不乐”。都特别讨厌做这些行动，认为是折磨人折腾人的行动，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当你把每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涌着青春热血的身体强制地每天进行训练，这样的反身体行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其后果只能是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难道学校真的要像龙应台所言的让“所培养出来的十几岁的小孩都长得一模一样——发型一样、穿着一样、举手投足一样、思想观念一样，像工厂的生产线所吐出来一部一部机器。”我想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真的要反思反思，好好反思了。这不仅是解放我们的学生，也是解放我们的老师，也同时是节约我们学校的经费。最重要的是，这将最终让师学的身心真正健康的发展。
统一的广播体操是绝对无益于身心的，其功效还不如让学生在操场上互相追赶三分钟为妙。而统一的眼保健操在我看来除了让少男少女多揉出一些奇特的皱纹以外，对于眼睛也是有害的，因为学生是怀着十二分不愿意地做，其结果是动作极不正确，等于对眼睛进行课后的折磨。我想不如让个别真想做的做，不想做的可以看看远景什么。或者什么都不愿做，只是随便走走，也比蹂躏眼球好吧。
另外，每节课的老师都要求学生坐姿要端正，不可东倒西歪，更不可趴在桌面上，这也是极端的反身体的行为。事实上人在听课时是要身体放松的情况下才能最好的吸收新知识的。可是如果以一种标准坐姿要求每一位学生，以让老师感到大家都很认真听，实际上是适得其反的，不但学生难以上好课，而且如果真的每节课都那样坐着，我想那学生是一定要得一些关节病的。我觉得上课时不妨让学生自由地坐，爱用一只手支着下巴听课的就让他支，爱用两只手支着下巴听课的也让他支，爱记笔记的就让他们记，不爱记笔记的就让他不记，爱在嘴巴里含个糖果的就让他含，只要不妨碍他人听课，只要有利于他更好地吸收新思想新知识就绝对支持。这样我想也许会更好的，我给学生上课时就这样子，学生也不见得就没学进去。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于个别学生早恋的处理也多为反身体的。学生发生早恋定然是出自内心的变化。有些青春期晚到的学生想让他发生早恋都难。当然我们绝不会提倡早恋，但也绝不可以粗暴解散陷入早恋的双方。早恋的具体情况是因人而异的，而学校则多以影响学习为理由粗暴地处理。学校最好学生像机器一样一台台摆在每一张课桌上，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情感事件发生。在这里，学校更多地关心的是学生的身体如何地被当作工具应用于学业，应用于应对考试，而不关心学生的身体如何面对一场场情感的风暴。要知道学校不是军事基地，也不是僧尼修道院。且即使是修道院也不可避免着发生着一些出格的事件。一位就读于牛津大学的伦敦人士曾到我所在的那个班任过英语教师，当他问这些十五六岁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又为什么不谈恋爱，难道你们之间都没有兴趣时，学生们害羞地回答说在这在中国哪个学校都是不允许的。他听后不无感慨地说到：“你们真的太可怜了！你们真的太可怜了！”从这些话里我们关注的不是他这种说法的合理性，而是他的这种感慨向我们表达了一种深层次的教育观念的不同，那就是欧美在教育中必定对学生的身体是强烈的关注，而这种强烈的对身体的关注的教育精神正是中国几千年至今所根本缺失的。
行文至此，有关校园反身体教育管理的道理是基本讲清楚了，然而，我们却不无悲哀地相信，再正确的道理在中国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因为中国人向来是既柔顺又固执的，道理上的一套他们都会表面上赞成，而行动时一定还会是老一套的。这也许确实是中国国民性的一种吧。正如美国公理公教士明恩溥在他在华活动二十二年后于1894年写成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所写的：“中国的风俗习惯从起源至今一成不变，不难看出，原因在于人们一直假定既成事实是正确的。长期以来确定下来的习惯是可怕的暴君。无以数计的人习惯于这种风俗习惯，从来不问其起源和原因。他的责任是遵守，于是也就是只管遵守而不问其他了。”（7）
四、反身体教育观影响下的语文教育
（1）在反身体教育观影响下的鲁迅形象
身体是一个大理智，一个单一意义的复体，同时是战争与和平，羊群与牧者。
——尼采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第二卷 身体的轻蔑者
近二十年在教育上对鲁迅的普遍误读现象，反应了反身体思想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已造成较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中的特殊地位，因而在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入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鲁迅的文章永远不会过时，而且是值得每一位中国人去认认真真阅读的。然而由于对鲁迅的普遍误读导致了选入课本中的鲁迅的文章以论战性的为多（并不是说这些文章本身不好）。而鲁迅的有关论战性的文章又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这就造成学生理解上的难度。在鲁迅的那么多优秀的文章中偏集中地选了这些文章让学生们阅读，这本身就是对鲁迅、对民族魂的亵渎。由于选入课本里的鲁迅文章尽是《论费尔波赖应当缓行》、《论雷峰塔的倒掉》之类，这些文章中学生一看题目头皮就发麻，而且想到这样枯燥的文章又要死记硬背更是心怀怨恨了。一直让学生读鲁迅先生的这一类文章的结果是，学生总感觉鲁迅这个人只是个说不清楚的政治人物，最后导致了“在大学里许多学生也很厌烦鲁迅，最好的是敬而远之，更多的有一种逆反心理。中学生自然更会感到受不了。”（8）在中学，鲁迅的丰富性就这样不见了。人们甚至忘记了鲁迅也是一个有身体的男子、一个丈夫、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把心灵靠近以取得温暖的父亲。学生最多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个像刀枪、像匕首一样的披甲带盔的黑色的斗士。鲁迅的个人生活不见了，鲁迅的朋友们也不见了，只见到鲁迅一个人和一群说不清身份的敌人躲藏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纠缠不休。然而这只是选文的问题，更主要的问题在于反身体的教育思想下，就算再好的文章也终将难逃被生吞活剥的命运。《故乡》是被选进了课本。但被用一套解剖程序一样的分段总结进而肢解后，硬套上各种政治色彩浓郁的标准答案，这些答案可都是必背的标准答案。这样的利用鲁迅我想鲁迅地下有知也定会感到悲愤的。鲁迅怎么竟成了一个好战的、严肃的、没有温情也没有身体的政治面具呢？在此我不由想到一个问题，许多文章被选进中学课本的作家们是不是也要多想些中学语文教育问题，作品能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确是一件无上的光荣，但也要随时准备着面临您的大作被扭曲被肢解的灾难现场。我这一忧思绝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有着伟大的先行者鲁迅先生为先例的。如果今后的中学语文教育还依然无视身体的存在，这种身体的存在不仅包括作者，还包括学生和老师本人，那么这样的反身体的解读将会依然存在。那么被选入课本的作家们就有理由悲愤了。
对于长期以来中学语文以反身体的态度任意扭曲鲁迅这一现象，青年评论家谢有顺曾在《先见鲁迅》一文中也不无激动地写道：
“ 鲁迅的骨气，在今天已经是一个谜了。不说其他，就是现在的中小学生，也早已习惯老师严厉的眼神，刁钻的试题，整齐划一的答案，完全没了哭，笑，闹，反对，愤怒，悲哀的自由和权利，更别说斗争了，这样，‘孩子长大，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即便长成了青年，倘若用鲁迅所说的“秕谷”来养，也决不会壮大。我是当过中学老师的，知道我们现在的教育供应给孩子们的是一些什么东西，虽说中学课文也选了鲁迅的不少篇目，可都是背诵，填空，肢解，把鲁迅变成死的字句以应付考试，这岂不是跟鲁迅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按鲁迅的性格，他是极其厌恶这些的，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曾引用过契诃夫的一句话：“被昏蛋所赞美，不如战死在他手里。”——这才是鲁迅的真性格，甘心做奴才的人当然是害怕他的。
从谢有顺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推出一点，反身体的教育最终导致了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没有身体的工具，只能是做为“奴隶”或“奴才”的没有独立思想的各种工具。不要以为孔乙己早已不知所踪，孔乙己是依然健在的，虽然腿被打断了，但还可以爬着走，还有很多比孔乙己还孔乙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这些人的悲剧是需要我们教育者用身体去深刻地反思的。
事实上鲁迅之为鲁迅绝不是仅仅因为他的憎，而更主要在于他的爱。 这爱的存在恰恰体现了伟大的鲁迅作为一个平凡的有身体的人的全部。一个人如果被包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要怀疑这里面一定有重大的隐患存在。当然很有一些人是一直想这样被包装的。但是以鲁迅的品质，我想是绝不愿意被人这样包装的。而民众却恰恰会常常以为伟大的人物打饱嗝的声音就一定是不同凡响的，更不用说容易对他人产生盲目崇拜的中学生了。早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鲁迅在他的《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中就说过：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
这里的天才把他称为伟人也是行得通的。所以，我们应该睁着眼看，我们所要面对的应该是一个个血肉丰满的无须包装的有身体的作家。在学习鲁迅的文章时，如果我们能时刻想到鲁迅也是一个有身体的人，要想到一根针从他的身体刺进去也会痛，病了身体也会难受，对死也会思考，对生也有深深的留恋，那么我们在理解鲁迅的文章时就不会有符号化、虚化鲁迅的弊病。在这里，我想引钱理群教授的几段话来共同理解一个有身体的鲁迅。钱理群在文学大讲堂里(9)说：
“我想我们是可以这样来评价鲁迅的：他同样是一位以巨大的爱，为被侮辱的和被损害者‘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而且，他的作品的风格，也同样是‘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请注意这一评价：愤怒，慈爱和悲悯。——我们往往注目于愤怒的鲁迅，却忽略了悲悯和慈爱的这一面。作为愤怒的鲁迅，也正像他所称赞的珂勒惠支的作品一样，充满了一种力的美，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一种动人的力：能打动人的心，震撼人的灵魂。在另一方面，正像有的研究者说的那样，我们读鲁迅的作品，常常感觉到有一种佛的广阔的胸怀与悲悯，因为他是为整个人类的被压迫者、弱小者进行搏斗的。”
“我们一般讲‘爱’，都单讲眷恋，爱抚，养育，祝福；而在鲁迅的笔下，在伟大的母亲的情感世界里，眷恋与绝决，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诅咒，这看似对立的两种情感、两种心理却是相互纠缠为一体的。这位母亲正是以这样一种爱和恨的复合与纠缠，‘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在某种程度上，鲁迅的作品正是‘无词的言语’，里面蕴含着鲁迅式的爱，或者如鲁迅自己所说，是‘爱憎不相离’——这里，情感的多层性，大爱与大憎的相互搏斗，渗透与补充，无序的纠缠与并合，自会产生一种丰厚、繁复，撕裂般的感情力量。”
“正因为鲁迅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最普通的老百姓之间有着血肉一样的联系，他的笔下才会流泻出浓浓的人情味：鲁迅作品艺术的魅力，感人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2）在反身体教育影响下的作文教学
我孩提时写作是出于通过我的感官理解
生活的快乐—观看、嗅闻、触摸事物，稍后则出于令我困惑或内心中狂躁的情感。它们在文字中变得具体有形，找到某种启示、安慰和欣喜。
——1991年诺贝多尔文学奖获得者
纳丁·戈迪默（南非）
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精华集成》
第1449页 文汇出版社
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我的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它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所表现的另一面。
——梅洛·庞蒂 《眼睛与心灵》
转引自王岳川《身体意识与知觉美学》
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
——布莱恩·特纳
见《身体与社会》春风文艺出版2000.3
"《选择》一诗的意境，动笔前我就有考虑，动笔以后就没有半点犹豫。对于有些同学担心的字数问题，虽然高考试题明确要求不少于800字,但我知道老师讲过诗歌是按行数算，包括题目和节与节之间的空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没有担心。我写作文不习惯打草稿，但腹稿是要的。我大概理了一下头绪，就决定先写“小我”(国内)，后写“大我”(国际)。写国内运笔时想一段写一段，因为诗歌有跳跃性，先写什么，后写什么，不用过多考虑。先打算写四节后就写结尾，但考虑行数不够离800字的界线还差一点，因此又增加一段。“反对战争，酷爱和平”一段，素材来自电影——去年‘9.11’事件后，电视上的悲惨景象在我脑海里打上很深的烙印。写成这首诗最多花了半小时。写好后，检查一遍，没有差错，而且卷面很整洁。写完后，未奢想得高分，更未奢想得满分。”（10）
上面引的这一段话是前年高考作文以诗歌获满分卷的作者毛敏的答记者问中的一些话。从毛敏的话中可以看出，获得满分绝不是毛敏能想像到的，可是最后竟获得了满分。关于那首诗（11），很多人都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得满分，如果真得了满分，那么要么是中学教师的反身体思想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要么就是当代的高中生在反身体的教育下身体早已麻木了。从毛敏答记者问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她的语气中有一些淡淡的反讽的味道。也许毛敏本人也认为那样的诗就得状元卷太不可思议了。毛敏谈到创作这首诗时的语气简直是在讽刺当前的作文教学的可笑之处。请看“但我知道老师讲过诗歌是按行数算，包括题目和节与节之间的空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没有担心。”、“我大概理了一下头绪，就决定先写‘小我’(国内)，后写‘大我’(国际)。”、“但考虑行数不够离800字的界线还差一点，因此又增加一段。”从毛敏的创作谈中，我们看到，整个创作过程都是典型的反身体的。这根本不是从身体出发的写作，而是彻头彻尾的造诗，这造出来的诗是典型的应试作文。先注意字数，然后从小我到大我，从国内到国际，造完后，一看字数好像少了点，于是就再造一节。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创作过程中，写作者的身体始终是缺席的。身体成了造诗的工具。因而这样的诗歌充满了死板的概念、陈腐的观念和所谓的崇高的思想。从这种临空蹈虚的作品中你找不到作者的真实心灵，只让人见到一个观念中的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姿态。诗歌这种最讲究个人情感、最讲究个性的体裁写到这份上，高考满分卷写到这种份上，实在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我无意批评毛敏同学，因为在这样的反身体思想的包围下她只能这样写才能得高分，我也无意批评她的语文老师，因为在这样的反身体盛行的年代里他也只能这样教来为学生和家长负责。我想批评的是这种中华民族长期盘旋在教育活动的八股文精神。毛敏的写作正是一种新时期的八股文。这种八股文在质上与明清的八股文是一样的。都是反身体的。像毛毓这样聪明的学生是已经感觉到这种作文的荒谬的（从她的答记者问中可感知到）。实际上，问问中学生，有几个学生会真正喜欢这种无身体的写作方式。以我十几年的学生生涯和同上千名当下的学生的谈话，我完全可以肯定，稍微有一丁点思想的学生对这种作文无不是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的。
在这样一种身体成为应试的工具，充满着急功近利的气息的反身体教育思想下，学生写作只能空洞地屈从于一个目的——获得高分。在这样一个高度的升学压力下，绝大多数的老师和学生关心的只是身体如何才能更好地被应用于应试之中，关心的是身体如何成为更好的应试机器，如何早日变成准确度高的精密的机器。于是老师只能让自已先成为一台精益求精的机器，一台标准化的没有身体的机器，并以此生产出一批批机器。在这样一种应用技术高于生命艺术的时代，师生共同异化为没有身体的机器而被动地运转。教育的艺术异化为教育的技术。教师可以复制，学生也可以复制。特级教师也可以复制，三好学生也可以复制。绝大部分的老师和学生都生活在紧张的教与学的节奏中，这一切的结果导致了公众成了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的人”或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他们丧失了自我，在穷于应付的生存状态中放弃了沉思的权利，与花季雨季相关的一切丰富的情感都随着身体的不被重视而无关紧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期可以没有激情、没有冲动、没有尊重、没有感激、没有理解，身体没有了青年人的本真性、丧失了青春期特有的美丽的光环、一切的一切都被简化为生产车间的机器。简化为复印机上的批量复制。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好争着做没有身体的机器，他们在小学时的早期作文成了仅有的有身体的作文，从那以后，他们不再用自已的眼睛看，不再用自己的耳朵听，不再用自己的皮肤去感受生命，也不再用自己的大脑进行独立的思考，从而不敢用自己年轻的心灵说话，不敢说出“生活溶解在心灵里的秘密”。他们主动地将自己的五官感知到的生活细节藏匿起来，五官不再开放，心灵从此囚禁，成了睁着眼睛的瞎子，长着耳朵的聋子，成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复制品。于是他们的作文便成了传声筒、留声机、复印机。没有了身体细节的感受的作文只能以图解政治、图解概念、图解标准思想为主要内容。于是老师们开始引导学生进行猜测命题者的意图。猜题的命中率成了老师和学生经常谈到的话题。仿佛猜到作文题，每个学生的作文就都可以获得满分一样。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孙绍振教授关于诗歌的一段文字：“长期停留在空洞的叫喊上，使诗歌艺术腐败。空洞的叫喊最明显的负面效应就是诗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不敢相信自己的一切感觉和思想。这就造成了对自我的麻木不仁。这不但使诗歌腐败，而且使诗人的心灵腐败。”（12）这一段文字不仅仅在诗歌创作上如此，我觉得整个中学作文的教与学无不如此。在这种腐败有理，虚假获奖的背景下，老师们使出了应试绝招——背标准作文。于是 “有识之士”便纷纷开始指导学生背诵中学生作文选，写景的背几篇，写人的背几篇，歌唱光明的背几篇，揭露黑暗的背几篇，环保为主题的背几篇，亲情的背几篇……而且这些文章都在600字到1000字之间，这样学生的作文再也看不出真实的身体个性，再也分不出男生女生，再也看不清真情实感(13)，于是中考高考干脆硬性规定文体不限，诗歌除外（近几年，在一批有良心的学者的呐喊下才又无奈的不除外了）。是的，这样的时代还要诗歌做什么，学生的心灵再丰富，也没必要写诗了，因为这是身体缺席的时代，要绝对的冷漠地背诵中学生作文选，要绝对标准的答案，只有这样，阅读题才能得心应手，只有这样作文分才能十拿九稳。背好范文的学生，到考试时不管你出什么样的题目，只要将背好的差不多同主题的作文稍微改些关键字，然后开门见山，紧扣中心，总分总。最后一定要歌颂或者揭露。分数出来后，不用问，这作文绝对是中上的分数。
于是在这个身体不被重视的教育情况下，绝大多数的老师失去了评判作文的真正眼光。老师已习惯了将那些图解思想、图解口号的总是高唱真善美的传声筒式的作文当作不错的作文。至于个别个性较强的学生，不知不觉地表达了个人身体感觉，其结果却往往落到得了低分的下场。在这样一个弄虚作假成为一种重要能力的年代，身体哪里还有感觉的必要。这样的反身体作文教学在对每一位学生进行十几年的愚化之后，还有几位学生还能真正有身体地活着，还会有多少学生能心灵健康地活着。于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不断有学生自杀的报导，我们知道这些报导可能只占自杀事件中的百分之几，还有更多的自杀事件没有人报导。为什么包括博士在内的学生会自杀呢。我想其中与神圣的身体长期不被重视有相当关系。
如果作文教学的这种反身体思想不再转变，我相信，中国的下一代将会是可怕的一代：自私、冷漠、堕落、无所谓、心理畸形、人性泯灭。也许我的猜想过于悲观。但愿这只是一种必将被证伪的猜想。因为作文教学过程实际上是学生的身体感知和心灵成长的引导的过程。这样重要的教育如果再这样异化为机器运转，中国人的素质是真不容乐观了。学生的身体感知本来是生下来就有的，可是我们老师不断地在教学中湛透各种反身体的教育思想，其结果使学生的感知逐渐迟钝，最后彻底地远离了身体，并从此养成了一种身体缺席的学习方式和感知世界方式。而一旦养成了便极不容易再解除，因而常常贻误终生。由于这种反身体的教育已经“培养”了一批批的学生，这的一些人还走上了文坛，于是在文学创作中就不知不觉进行着反身体的写作。因而当代著名诗人于坚，这位被诗坛冷漠地假装遗忘了近十年的杰出诗人，针对当代诗坛知识分子写作盛行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身体的诗歌，只好抒情言志，抒时代之情，抒集体之情，阐释现代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巧妙的复制。”（14）
于坚在这里谈的话是针对当前诗坛，而在我看来，能抒情言志已是很不错的现象，问题在于当代的中学生抒情言志说不上，却也没有身体。这是一种更为让人担心的心灵的深层断裂。这种断裂造成当代的学生根本就不是在学习作文，而根本上是在异化自己，使自己成为机器。所以我想，一些人针对中学语文教育而喊出救救我们的孩子，再这样下去学生将不会说话这样的呼声，绝不是故作惊人语，中学语文教育回到身体上来实在是相当紧迫的事。我们的学生再这样下去将真的不会说话。也不会抒情言志，更不会写“诗言体”之作品了。当然中学的语文毕竟不等于文学，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当作家、诗人，我认为作文教学应该在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身体感受的情况下，将使命感与生命感并重，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兼有，审美与审丑并行，引导学生在身体感知事物的体验中总结经验，不仅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更要追求本真的流露，要有对崇高事物的尊崇感也要有对世俗生活的亲近感，让心灵不仅贴近生活更要让心灵贴近自我，也许这样就能做到灵与肉和谐地存在，诗意地栖居在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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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要注意的是，身体与肉体是不同的，肉体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被视为生理学、解剖学的对象时，它才是肉体，因此肉体仅是身体的一个层面，一个基础的层面，但也是不容忽视的层面。据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研究，在生理身体与交往身体的大框架下身体可分为五种：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见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南帆《身体的叙事》，《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第九章，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
（3）引自《金刚经》见嘉泉文艺网http://www.ok8ok.com
（4）轴心时代（Axial Period），是德国哲学家雅斯培尔斯（Karl Jaspers）关于人类文明超越性突破的著名提法。从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历史时段中，人类史上最具创造性的精神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非常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印度的《奥义书》出现，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佛陀、大雄在世，哲学的各种可能性被充分探究；伊朗的琐罗亚德斯和巴勒斯坦的先知们在宣谕各自的信念；从诗人、哲学家、悲剧作者、历史学家到科学家的希腊诸贤哲纷纷涌现。“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也有类似的“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的观点。在这一突破性的精神革命中，人对自我在宇宙中的处境与意义有了理性化的理解。轴心时代的突破性思想，是以后世界性信仰的原型，范导着累世以来人的自我理解（身我与心我）、交互理解（个我与他我）和终极理解（小我与大我）。这一原型中最为突出的面相是：（一）对终极之在的系统的知识性言述，与之相应的是（二）自我意识的萌动，并且（三）个体偶在与神圣恒在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张力；最后，（四）通过某种形式的修持可以摆脱精神困境，实现向终极之在的转化。可以看出，其中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有待有限的在者（人）与无待无限的终极永在（神），用犹太教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对终极之在人格化理解的表述，就是“我与你”。 —— 转引自周瑾 《从身体的角度看--先秦思想中的身体与修行》一文的引言部分。
（5）我这样分析并不是说在先秦时期就没有一些关注身体的思想存在，问题在于，在那样一个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在那么多的思想中，为什么就只有这样的一种反身体的思想得以被最终确认，从而导致了几千年的肉身的缺席。这种肉身缺席不仅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只不过西方更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费尔巴哈首先注意到这一问题，他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说：“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们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因而梅洛庞蒂说：“某种东西已随着黑格尔走到尽头。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哲学的空虚。倒不是说此后不曾再出现过思想家和天才，可是马克思、齐克果和尼采却都是从拒绝哲学起家的。”因而，这种重灵魂而轻肉体的思想我想也是一个人类思想史必经的过程，因而才有所谓的哲学肉身化的转变。
（6）对于毛泽东的教育观，我以为不可一概否定。我认为毛泽东的教育方法是相当前卫的，他提出的许多教育方法在现在看来也是不同凡响的。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教育方法都是注重学生的身体的。因而我认为现在教改应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所提出的那些教育方法。如他提出教师在上课前要把教案发给学生去看，看后一起讨论学习，不要装腔作势地以为高明，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能回答一半就很不错了，要彻底改变考试与学生为敌，搞突然袭击的行为……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他的教育方法不能不为他的教育思想服务，而他的教育思想却是彻底的反身体的，他的教育思想就是要将全国人民的身体改造成政治活动的标准需求。这种教育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与他的教育方法大为冲突，因而造成严重的混乱。导致了一场以任意消除身体为表象的可怕的身体运动。
（7）[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 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第103页
（8）朱健国 《他们炮打“中学语文”》
（9）见http://wenxue.newyouth.beida-online.com/ 新青年 听名教授讲课 钱理群 闲话鲁迅（二）：第一讲：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等
(10)(11)见嘉泉文艺网之教育园地http://www.ok8ok.com/GK-zw4.htm
（12）孙绍振 《后新潮诗的反思》，《现代汉诗的反思与探索》第376页
（13） 试看高考命题作文《战胜脆弱》，不知有多少学生为了得高分，以博取同情为能事，虚假地写到父母离异、双亲暴死、癌症、心脏病、意外事故后的痛苦、挣扎。
（14）于坚 《诗言体》，《芙蓉》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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