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叙事、抒情及其它

丁成

                         诗歌中的叙事、抒情及其它
                              ——关于《海门之行》的交代

    诗歌的“抒情性”和“叙事性”在当下的中国诗坛似乎在诗人们的言论中，已经逐渐淡出，但在其文本中的反映仍在较量不止。从孙文波、张曙光等诗人的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叙事性”的表现力，和所达到的高度，在臧棣的文本中，由于技巧性与叙事性的融洽结合，更使我们看到了“叙事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叙事性”的写作，可以直接帮助诗人完成对当下生活进行有意义的介入。用高蹈一点的说法就是北大教授孙玉石先生2003年3月3日在南通某高校讲学时所说的“新诗：完成自己和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
    当然，我不认为将“抒情性”和“叙事性”分裂开来，单个的拿出来，进行加工或者努力研究就能占据诗歌的哪个山颠。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我曾努力把我诗歌中的“抒情性”进行人为削减，故意加重诗歌的叙事性，从那个阶段的部分文本中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如《感受敦煌》、《阳光之门》等等。今天再回头看时，已经能清楚的看出这种努力的弊端和不足。
    进入2002年，我在对诗歌的“叙事性”处理上发生了一些个人美学趣味上的改变。丧失激情的诗不是好诗。诗歌中的“抒情性”自是不能少，但与此同时，对当下真实的生活、时代的风情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一系列问题又不能回避、甚至不闻不问。我始终认为站在一个时代的外围歌唱的诗人，他的歌唱得再好，还是苍白的。文学最终要反映一个时代的生活，尤其诗歌更是不能例外。于是我想在诗歌的“叙事”元素中揉进“抒情”的因子，来个“叙事”和“抒情”的有机结合。这样既保证了诗人能够及时、适当的介入当下生活，又保证了诗人能以第一感受进入诗歌写作。
    思想转变到这一步，《海门之行》的出现，就已成必然。
    在《海门之行》的出现之前，我刚刚创作完一部近千行的长诗《2002年10月八部书》。自感那是一部归结我某段个人写作的重要文本。紧接着写作的《海门之行》可看着是我个人的一个新的写作阶段出现的先锋或者前奏。我自觉对我个人的写作史来说，《海门之行》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当然外界对《海门之行》的褒贬不一的评论，我已不十分看重了。
    记得2002年11月中旬那会儿，正是举国上下翘首观望中国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例会“十六大”之时，我有机会和南通职业大学团委书记石慧老师、季明明老师以及诗歌中出现的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起，用两天时间游历了海门的农村。那时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十六大”的政治热潮之中，是中国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不得置之度外的事件，也难得有这种能令所有公民感冒的事件就是了。我当然没能置身事外。于是就在那种高烧的政治氛围下，加上两天游历中在海门农村的一些见闻和感受所给我的影响，凑在一起，就萌生了写这组作品的强烈冲动。
    正如广西著名的80后诗歌批评者啊松啊松在这组诗的评论文章《当代性的意义》一文开头所言：“2002年当中共的某个重要政治会议正在隆重召开时，80后诗人丁成在海门的一次似乎是某个政治例会的行程中写下了这些带有间接性政治影响的文字，他本人可能没有预料到其中的一些价值，仅仅凭着诗人天生的敏锐性。”我当时确实没有意识到这组诗歌对我个人的写作史来说，有多么重要。只是在当时那种外部环境和那个阶段特有的内部因素(对诗歌认识的重新调整)双重影响下，很自然的写下了这组东西。
    现在，我开始认识到这组作品的重要性了。或许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还没有完全符合我现在的美学趣味。但无任如何，它毕竟使我在新一段的诗歌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即在诗歌的“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努力糅合，和对当下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全方位的介入方面，所具备的意义。
    呈现。一个对我诗学观点影响甚大的汉语词汇，一个使我懂得如何通过诗歌对当下社会各种现象、事物进行直接指认的汉语精灵。让现实事物在诗歌中自然的呈现(包括人物、场景、事件等等一切存在元素)，让词语自己开口对世人说话，让现实事物在语言的作用下保持鲜活。让语言尽量不要负载太多。
    我在《海门之行》写作完成两三个月后才交代出这些，说了一些我很想说同时也应该说的东西，以资自鉴。
                                              2003/3/5/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