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真的那么容易？（向卫国）

晓音

——读《诗选刊》“2002中国诗歌年代大展”所想到的
向卫国
作为一名诗歌研究者，《诗选刊》一向是我亲睐的刊物之一。今年年底它又有新举措，隆重推出“年度大展”，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大展”的内容分四个板块：80年代、70年代、60年代、50年代，集中展示出当前中国诗人“四世同堂”的大好格局。这种格局在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意义自然非同一般。过去，由于各种外在的社会、政治原因，新诗发展总是不断地出现或长或短的断裂，不是“断子”就是“绝孙”，使新诗家族的血脉无法在同一时间层面顺利贯通。今天的局面的确令人振奋。
阅读中，我个人最感兴趣的焦点之一就是一批“80年代”诗人的集体登场。“’70后”在2000年经由民刊《诗歌与人》而最终确立，“中间代”则在2001年提出，人们还记忆犹新。事隔一年多，新的一批诗人又出现在诗歌的视野，颇有让人目不瑕接之势。业内外人士对当代诗歌多持悲观看法，主要是因为当代诗歌越来越与读者拉开了距离。但是如果深入了解诗坛的话，就不难发现几乎每天都有不少新的诗人面孔出现（主要在民刊和网络上），前赴后继，蔚为壮观。因此也有一种乐观的看法，以为为诗歌的前途担忧者不过是杞人忧天。
笔者早就在网上看到各种关于“’80后”的议论，只是由于忙于别的事情，还未来得及认真观察这一诗歌新动向。此次“大展”给笔者提供了一次较集中阅读80年代出生诗人的作品的机会，因而在进入阅读时难免带着一种兴奋，并期望着这种兴奋会随着阅读的深入而不断升级。
但是，事情正好相反，随着阅读的进行，最初的兴奋逐渐消失，尤其是读完“80年代”，进入“70年代”和“60年代”时，我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种无言的沉思：“大展”中的作品（包括随笔）最具深度和个性色彩的是“50年代”、其次是“60年代”、其次是“70年代”、再其次是“80年代”，与期待中的结果正好相反。
令我失望的，不是这些年轻诗人缺乏才华，事实上，他们大都具有良好的语言领悟能力和生活感受能力，一句话，天分很高。令我惊异的是，“80年代”诗人在艺术价值取向和语言操作方式上彼此之间以及和“70年代”诗人之间惊人的相似。在他们身上，感受不到比上几代诗人更广阔的艺术胸怀和更强烈的艺术活力。往上追溯的话，“70年代”之于“60年代”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大的错误，此次“大展”的作品总体风格是偏向于“民间—口语”之诗歌一脉的（相对于所谓的“知识分子”）。尽管也有西川、翟永明、王小妮、欧阳江河等名字出现，但他们不可能改变这期刊物的底色。如果从后面往前翻，从于坚到杨黎、韩东、伊沙、余怒等，再到几乎全部“70-年代”和全部“80年代”，一种诗歌的继承关系脉络十分清楚。
这种状况，应该不是编者有意为之。虽然作为编辑没有人能在立场上做到绝对客观地保持中立，但我对郁葱先生和赵丽华女士在出发点上的公正性绝不怀疑。郁葱先生在“编前语”中也明确提出了办刊的原则：“在创作上，要无限张扬自己的个性，在编辑上，要尽力展示刊物的包容。”我相信这不是一句空话。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难道是“70年代”和“80年代”诗人客观上就具有这样整体一致的艺术趣味和语言方式？由于本人对这两“代”诗人的了解有限，所以不敢作出肯定性的判断。我只能说，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大展”确实反映出了目前诗坛的真实存在状况，那么新诗的前景就不容乐观了。我个人从来不否认80年代以来各种直面“日常”生活本质的“口语”诗歌的价值，但如果连续几代诗人都走上这唯一的一条狭隘道路，就不能不让人担忧到底还能走多远？据我的观察，目前诗歌中自我复制和互相复制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彼此之间很难加以区别。写诗真的如此容易？笔者也曾写诗，但我体会到的是：诗歌是一种难！所以最后不得不放弃（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个人缺乏天才）。
如果把“大展”作一纵向比较，我发现，越是老一代诗人越是个性鲜明，越是年轻一代诗人越是面目相似，个性模糊。这与我平时的观察也比较一致，比如“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彼此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北岛之于舒婷，之于江河、杨炼，性格各异；“莽汉主义”之于“新传统主义”，“非非”之于“他们”也是互不相同。何以年轻诗人们却如此惊人地一致？许多诗人的作品放在一起，仿佛出自一人之手。细微的差别当然也有，但总体精神走向却一样：放弃对“深度”和“个性”的追求，紧跟一种诗歌时尚，从而表现出不同程度反知识、反文化、拒绝深度关怀的倾向。内容上，彻底走向自我中心，只关心“自我”在生活中的具体感受，而绝少更广泛的“人文/人道”关怀；艺术上，唯浅白的“口语”是从，技巧成为耍小聪明的“机巧”。
看来，上世纪末一场“知识分子”与“民间诗歌”的争论，就其对诗歌后继者的影响而言，“知识分子”是彻底地溃败了。但问题是，“民间—口语”诗歌的追求在于坚、韩东那里还有反对文化专制的意味（尽管其目标不甚准确），反对“知识分子”也主要是反对“知识”与“权力”的同谋（尽管他们显然也对此有所夸大）；而现在，新一代诗歌所反对的好象已经变成了“知识”本身，对“口语”诗歌应有的内在灵魂并不关心。结果，诗人关心的纯粹是语言的操作问题，并使之蜕变为一种“机巧”，掩盖着背后的灵魂亏空。更有甚者，把“口语”变成新的话语霸权，时刻不忘对不肯就范者予以无情嘲笑(尤其在网上已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完全背离了“自由”的初衷。在语言小聪明中，一切都成为戏谑与调侃的对象。人间的苦难就在眼前，不过没有人愿意给予同情的一瞥；生活中瞬间的欢笑也真实地响亮着，不过没有一只愿意倾听的耳朵。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种过分强调“日常生活细节”的诗歌反而看不到生活的真实，远离了生活本身。诗歌表现出严重的“舞台化”、“相声化”倾向，即像有些相声演员一样，通过自我人格贬损或互相贬损，聊搏观众一笑。在此，作为一种旁证，我愿意引述“中间代”诗人安琪的一段话：“一种取笑知识的态度渐渐在年轻的诗歌写作者身上弥漫。我先后读到这样两篇文章，有一个女后生问道：‘我上大学干什么？’另一个男后生更是调侃地说：‘作家需要多少知识？’而我自己，是很想对前一个人说：上大学为的就是学知识。对后一个，则是：作家需要的知识越多越好。……王家新在诗界一向以注重知识和精神的向度著称，当然也因此赢得一些无知小儿的贬损。这些人总是惯于站在低处指斥天空中飞翔的鹰隼为何让他们仰酸了脖子，却不想自己如何修炼出一双高飞的翅膀。”“每次和这些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一起开会，总是我补充学养的机会，他们广博的知识和对精神向度的追求，总能在一瞬间深刻地影响到我，并且惠及我的一些诗句。”（《必要的知识和精神向度 ——从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说开》）
形成上述状况的历史文化根源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深入的分析。除了与商业社会的本质相关，是不是还与我们缺乏信仰和对神圣的事物之敬畏的传统文化相关？中国人不信上帝，对鬼神则是“敬而远之”（孔子）。另外，当代中国的一些特殊社会因素，如计划生育，是否也会影响诗歌，上述诗歌的症候与城市里普遍存在的“独生子女症”十分相似：高度的自我中心主义，还有由于远离饥饿与苦难而滋生出的一种，我称之为“幸福虚无主义”的东西。暂时无法进行调查，依年龄推算，80年代诗人大约已经是独生子女一代了。
上述看法，是笔者在阅读“大展”作品，综合平时的印象形成的，肯定不够准确。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人提出更为充分的论据，证明我的这种印象纯属错觉。
2002年12月26日晚急就
由女子诗报论坛转贴

寒馨

看到你了，在这里，音：）

见闻

很有可读性！

鲁西狂徒

诗最终是才气与知识的较量——玩诗者将被诗所“玩”。——不要担心那些无聊的写诗者——因为文学史和人类精神史总优秀的诗人来写的。而优秀诗人无论那一代总是很少的。如果在一本刊物上你发现两位有眼光有高度诗人，那将是这本诗刊福份了——也是我诗坛诗歌之大幸——因为人世的黑暗的四角和人类精神的大厦——不是那种会读几句广告词就来提笔写诗的人来顶起的——不用太长，二十后你再看——站立光明处到底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