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陈超：《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编选者序

石破天

                               我的废话
                  
    现在网络上许多诗人多是从90年后开始写作的，甚至对于80后的一批人来说，他们写作的时间更晚，从21世纪初接触诗歌的写作者比比皆是。而诗歌传统教育上的滞后与恶意的冷漠使他们对于“朦胧诗”后直到21世纪初的中国诗歌史的了解一片空白。在网络诗歌时代前的一批优秀诗人对中国诗歌的种种悲壮的尝试和发展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我将93年陈超先生为《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写的序言贴出来，只是为希望了解这段诗歌史料的朋友提供一些方便，作为知识性的概括与总结，可能至今仍有人对于“新生代”这一概念有极大的异议，但这并不妨害我们从中了解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里诗歌个人与流派的总体状况。
    匆忙打出来，没有校对，请原谅。
                     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
                     《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编选者序
                                               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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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之一。这本诗选意在体现“朦胧诗”浪潮之后，中国新生代诗歌的实质性进展。
    对于保持着冷静的人们来说，新生代诗歌并不是“朦胧诗”简单的对立面。70年代初，在文化封建专制的岁月，“朦胧诗”先驱诗人就开始了悲怆高峻的诗歌写作。此后十几年，在变血为墨迹的阵痛中，他们有力地衔接了被中断的五四精神，民主、自由、人的尊严和权利，得到高扬。对封建主义极权堡垒，发出“我不相信”的决绝呐喊。在诗歌的本体构成上，“朦胧诗”追复了暗示、象征、隐喻等诗性话语。西方意象派、早期象征派诗歌，从语型上，对他们发生了局部影响。但总体考察，“朦胧诗”早期创作，大抵属于浪漫主义范畴。对现代主义修辞方式的借鉴，并不等于“朦胧诗”的精神内核完成了根本迁徙。因此，我认为，“朦胧诗”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现代”变格形式。
    从1978年到1985年，“朦胧诗”更新了一代人的情感。它使我们沉浸在“民主、自由、人”红色圣礼式的精神处境中。对于在极权主义铁人（iron men)时代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我们，“朦胧诗”不啻是闪电和军火。我们接受了这种精神中枢，并开展自己的写作。随着时代的发展，80年代初，“朦胧诗人”逐渐开始诗学向度的转型。北岛由对局部是非本质及具体意识形态的批判，扩展为对人类异化生存的广泛探究；杨炼由青春燃灼的良知歌唱，导入现代史诗性的对“生存——文化——语言”的综合处理；多多更专注于现代人的精神分裂、呕吐这一主题，并涉入凄艳神秘的肉体暗示；而芒克，则揭示出昔日的狂飙突进者，在当代即对性欣快症中，作为其伴生物出现的空虚和不踏实感。这四种向度，是“朦胧诗”后期创作最有意义的方面。同时，它也昭示了作为潮流出现的“朦胧诗群”的解体与作为个人的进一步独立。
    对新生代诗歌而言，“朦胧诗人后期的创作。如果不是启发，至少也是预言了此后诗歌“事态”的发展。第一，个体主义性的逐渐竖立；第二，对诗歌肌质的进一步强调；第三，对跨文化语境西方现代诗的倾心关注；这三点均以显豁或隐藏的方式运行在新生代诗人意识背景的深处，因此，否定“朦胧诗”是浅薄的，但超越它（包括“朦胧诗人”后期创作的自我超越），使诗更坚定地向着其本体依据迫近，则是深刻的。这是诗歌发展的应有之义，不是向谁扔白手套的问题。
    1985年之后，新生代诗人成为诗坛新锐。作为诗歌发展持续性岩层的新断面，他们体现出自己的素质（以及摆脱“朦胧诗”影响的努力）。随着红色选本文化的崩溃，和翻译界“日日新”的速度，这些更年轻的诗人，亲睹了一个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文化景观。在意识背景上，他们中的一翼更趋向个人自由、感性动力、精神超越；另一翼则趋向现代理性、终极关怀、承担、神性。新生代诗人这一指称，作为“朦胧诗”之后先锋诗歌的泛指，其内部向度纷繁，相互盘结，纠葛。如果要说他们中或许有宏观的相似点的话，我想不妨说：A。在大的意识背景上，他们都强调个体生命体验高于任何形式的集体精神顺役体制。B。在语言态度上，他们（当然不是每个人）完成了语言在诗歌中目的性的转换。语言不再是单纯的意义容器，而是诗人生命体验中唯一的事实。这是现代诗性新的觉悟，同时也是诗歌古老尊严的恢复与唤起。因此我们应该用正常的、平静的姿态面对这些诗，“反”与“返”不是简单地对立或互不相关的。
    下面，我想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两句西方古老婶喻，来最后说明“朦胧诗”与新生代诗人的不同：
   “理解你自己”：“朦胧诗人”在这里意识到的主要是社会人的良知、责任、改造生存的力量。新生代诗人之一翼，意识到的却是“理解你自己”只是一个个人，不要以“神明”自居（指不要以英雄、家族父主、众生代言者自居）。而另一翼，则将精神专注导入与上帝体系有关的一切，超越了“朦胧诗”的广义人性，成为寒冷高峻的神性。
   “太初有道”：“朦胧诗人”意识到的“道”主要是社会正义论之“道义”，社会理想，爱和同情。新生代诗人意识到的，或许首先是这个语辞的源始含义：道，the word（字，词）。另有一些诗人，除此之外，还意识到终极价值、神圣定约、至高的万有之有。
的确，这是充分发展了的诗歌意识维度，也是不尽相同的创造力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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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任何真正优秀的诗歌，都有难以用宽泛的理论话语概括的性质。1985年之后，新生代诗更加造成了诗学的尴尬处境。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诗学功能被迫由省察、批判，转向追踪、描述。诗歌探索与诗学之间的交互感动，此时更多是发生在诗人内部。新生代诗人多是颠沛的、孤独的创造者。即使在同一诗群内部，也总是充满着迥异的面目。陈明这一点，倒不是我要求自己对每一位重要诗人分别考察（因为超极细读和深度文本分析不是这篇序文的性质和篇幅所允许的）。而是想提醒读者，以下约略的评断，并不能深展地触及每个创造个体的核心。下面，我将历时地描述新生代诗歌的“进程”。
    这本诗选，体现出新生代诗歌繁杂纵横的不同审美流向。1984年《他们》诗群中的韩东、于坚、丁当、吕德安、王寅等，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经验和感受。他们反对诗歌的易感倾向、唯修辞倾向、训世箴言倾向。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克制性陈说，对历史感、文化感的刻意悬置，使他们的诗在单义解读的外表下，潜藏着深层的不可消解的纯语肌质。而《海上》诗群中的孟浪、默默、刘漫流，则更趋近于个体生命与生存环境所发生的紧张冲突、愤怒、孤独、流血、火焰。他们的诗常常稍带着现代野性式的“知”性色彩。他们的心脏悸动得非常厉害，弑“父”长剑，呼啸有声，生命的意志外化为坚硬白热的诗行。焦虑、绝望、幽默、无奈、反讽的交替运作，使这些诗得以摆脱乌托邦式的远景，而以反抗者个人这一基本图像竖立。相对于《海上》诗群隐含着的某种“知”性因素，《莽汉》诗人李亚伟，早期的万夏、胡冬等，则采取了更激进的、粗鄙健壮无产者的“嚎叫”。他们直接、刺激、挥浩流转，对理性、崇高、意识形态压力进行了一次快意的拆解、践踏，使生命之“能”四向抛射。北京的“圆明园”诗群，是“朦胧诗”更直接的感应体。但是，这些更年轻的诗人，对“朦胧诗”并不是被动认同的，黑大春、雪迪、大仙及邢天等，发展了“朦胧诗”的激情状态，并改变了“朦胧诗”的社会抒情的人类性质，转入个体生命独标孤愫的歌唱，他们更像是古老的游吟者，缅怀往昔，倾诉衷肠，生命在美中的迷醉反衬出无家可归的浪迹感。以上诗歌审美流向，大抵可视为1984年左右新生代诗歌宏观的初期面貌。
    自1985年起，新生代诗歌更具有不同理论型态的自觉表达。诗歌主体建构，被引向泛文化的视域。“整体主义”（《汉诗》）重要诗人石光华、宋渠、宋炜、万夏、刘太亨、张渝，力图对整体性精神智慧，完成一种非逻辑状态的空灵进入。对种族文化和审美性格的重新“洞开”、“发现”，使他们的诗歌既有鲜明的与传统诗的文本互涉特征，又具备某种陌生的、眩惑的现代因素。耽于古老的辞源、静察内心的明净，在仿造的福慧之境背后，运行着冷寂、辛酸、慨叹，有如“夏日最后的玫瑰”所唤起的。而“非非”诗群，则是了无牵挂的语言的冒险狂。与其说他们是“还原主义者”，莫如说他们是建元妄想者。周伦佑、蓝马、杨黎、何小竹、吉木狼格等诗人，力图对这个充分语义化的世界进行奋不顾身的挑战，对前文化的茫茫大海发出吁唤。杨黎以纯净的零度写作，周伦佑（早期）以铺张的解构文体，蓝马以字、词素、词的偶然性相撞。何小竹以冥觉、谶语的残酷展示，共同实现着摒除感觉活动固定语义障碍的目标。后来《原样》的车前子，也同时逼向这一目标。与此相关的语言态度，还有“极端主义”诗人梁晓明、余刚等。不过，他们的诗歌理想更趋近于超现实主义。语辞的美、尖砺、神秘，猝然降临，诱人向前。
    同时，在这些具有流派诗群要求的诗人之外，更有众多尖新锐利的诗人在写作和思考。欧阳江河的诗具有深邃的智力、知识、理性色彩。对玄学话语的刻意深入，对揭示生存/生命立场的倾力达成，使他的几首长诗成为这时代最令人重视的“备忘录”，他是某种程度上的集大成者，广阔与细腻，犀利和润泽，含混和澄明，抽象和具象，在他的诗中得到浑融。诗歌据此成为与生存对抗/对称的“质的知识”。廖亦武与欧阳江河在1985年有过一次简约的合作（可参看《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名曰“新传统主义”。但用不着深入细辩，我们就可以看出，廖亦武与后者是根本不同的。廖亦武是悲愤、狂躁、反抗——或许还有挽歌——的诗人。他放肆地演示着惊人的想象力、咒语，在渎神（包括意识形态批判）和启示录般的反讽中，体现一种拉倒“天庭”的撒旦力量。他的《黄城》、《死城》成为我们这时代精神内核中“无出路”这一状态的极端展示。而岛子《天狼星传说》之后的主要创作状态，也涉入了对种族现实废墟的解构、警示。
    1986年后，在实验性诗歌狂热喧嚣的“大展”节日之外，有一些诗人被忽视——或许那时我们的意识还来不及真正理解他们的意义——他们也主动游离这一切。海子、骆一禾的写作，充任了这垮掉的时代硕果仅存的老式吹号天使角色。他们对人类诗歌伟大共时体有着更自觉的理解。对神圣价值缺席的不安，使之发而成为一种重铸圣训、雄怀广被的歌唱。海子显得激烈、紧张、劲哀，有如冰排的冲击、有如烈焰的呼啸；骆一禾则沉稳、宽徐，有如前往麦加的颂恩方阵。帕斯卡尔曾经说过：“没有一个救世主，人的堕落就没有意义。”但是，在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诗人这种“近乎天意的绝对诉说”，更多是源于个体生命的悲怆、激愤。他们诗中，神的在场不是基于其自身之因（causa perse)，而是一种偶然因（causa peraccidens)。他们诗中神性音型的强弱，是与诗人的现世生命遭际成正比的。这一点，在海子浪漫雄辩的诗学笔记中，在骆一禾对里尔恺郭尔是倾心偏爱中可以找到进一步的根据。作为此二人最紧密的朋友，西川忍受的误解相对要少些。西川是纯粹的诗人，是对诗歌本体内部各种复杂性体会至深者。他处理各种题材，或宏或细，或直抒或曲喻，很少失去稳健。如果他没有发生整体性影响的话，至少是深刻激活了中国现代诗对“纯诗”的心向往之。西川几乎一开始就体现出谦逊的、有方向的写作，但这决不意识着他诗歌的小心翼翼、四平八稳。他的诗确立了作为个人的“灵魂”因素，并获具了其不能为散文语言转述和消解的本体独立性。《倾向》的陈东东与同仁西川有类似的诗歌信念。不过，他对美文的绝对敬仰，使其诗更为华采、浓酽、神秘、“超现实”。陈东东近期诗作，开始处理现实题材，在深度反讽中，契合无间地嵌入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话语。戈麦，一个完全无名的诗人，我是在得悉其自溺后才看到他优秀的诗歌。这些诗形式严饬。语辞端凝，大抵可归入海子、西川一路；不同的是，戈麦的诗是青春焚激的、紧张的，有的甚至是自戕与自恋的奇特混合。牛波出国之后的诗，明彻、岑寂、自负，在形式上更为考究、成熟。宋琳的诗，从语辞运作智力游戏到后来的悲愤慷慨，更看出诗学目的性的深刻转换。但不在本体依据上做任何让步，是宋琳（包括同样横造舛运的周伦佑后期写作）诗歌变中的不变，邹静之、南野等的写作，也始终是朝非功利敞开的。邹静之对语言分寸感的深入体会，对生命的感恩（包括对淳朴的自然、劳动的恒久情感），使我们得以澡雪精神。他大大方方的咏唱，令人神往：在这个求新成癖的时代，朴素更令人陌生。南野在题材上执迷于自然界动物、植物。他的诗在唯美中又常有淡淡的警醒。或许更接近美国深层意象诗中的“绿党”因素？朱文，一个更年轻的有厚实潜力的诗人，在诗歌理想上与韩东有更多的话题。他的一些短诗，精微、自然，堪称佳品。与其形成对照，俞心焦的诗则是强烈颤动的，主情的，像浪漫主义的“泣血夜莺”。
    1989年之后，第二诗界又有几份重要刊物出现。其中《现代汉诗》、《象罔》、《九十年代》、《南方诗志》影响更大。这些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发起者，早在80年代中就开始了现代诗写作，并成为其中坚的一部分。《象罔》中的柏桦，一直是独立的优秀的抒情诗人代表。他的现代诗有着更多的后浪漫主义成分。敏感、柔韧、自我迷恋，“这尖锐的不长胡子的孤儿”，“一边吃肉 刺耳/一边敬祝宏伟的灵魂”。这个冬日的男孩，有自己独异的心头词源。他怀旧，调侃，叹息，怒斥，祈告，精神“乱伦”、政治“调情”。明亮的语境却令人发生微微的眩晕、倾斜，像心脏的亢奋/疲竭所引起的。他对一代诗人的影响，正逐渐显示出来。（其中也许郑单衣是自发的、优美的，但我想在此猜测一下，郑单衣那些优秀的抒情诗歌，或许与柏桦的影响多少有关？但郑单衣的诗比柏桦的，速度要慢，均衡力相应要明显些。）钟鸣作为《象罔》的主要创始人，其刊其诗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化的自明、学问、处变不惊。他沉稳的诗暗布着典故、辞源、传统、历史情景，在结构上更为精细考究。张枣和赵野，均是《象罔》的重要诗人。在诗歌立场上，常是回避着最“激进”的步骤（当然这不是“守旧”），而是严肃地体现自己披沙烁金沥练出的个人经验。与《象罔》几乎同时出现的民间诗刊，还有《九十年代》（《反对》诗刊与此共属一个诗人群）。发起者为肖开愚、孙文波、张曙光（主要撰稿人还有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陈东东、王寅等）。他们强调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身份，并最终反对这一身份，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和更为挑剔的视角要求写作的激情。他们着力于开拓“中年写作”的途径和范围，这既意味着从青春期写作退却，也意味着追求充沛的体力和旺盛的语言活动。因为这些原因，他们的写作动机、写作题材、他们感兴趣的主题和文体都富于变化；尽管趋于所谓基本母题，但带有浓郁的当代气息，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性。相比起来，肖开愚的诗宽阔、敏锐、快放，想象力突出；孙文波的诗内在、平衡、诚恳、温厚；而张曙光则出色的完成了将习语、口语上升为根源的诗性话语的努力。
    最后，我要提及的是，近几年一些青年诗评家也将精力大量放置于诗歌创作。其中一个目的是，他们试图以此将诗学的省察密切地溶入写作。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他们的文章在“论述”的话语方式里，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这样，或可使诗学直接返回艺术思维活动之内？唐晓渡、耿占春、陈超等，在这方面有共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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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编迄这本诗选后，W·H·奥顿的几行诗突然跳入我的脑袋：

   现在树叶越落越快
   精心培育的花朵不会常开
   保姆们进了坟墓之中
   而童车仍在继续滚动！
   
    的确，在长达三个月的审读、评估中，我时常会被一种突如其来的迟疑所攫住。滚下山坡的“童车”锐不可挡；对此目迷五色、繁杂纵横、迅抉掀磕的诗歌速度和景观，超其所望的惊喜与噬心的犹疑，在我心中交替出现。坦白地说，此间我一直在不断调节着自己的艺术立场，对不同的创造力型态加以“认同”。但是，“攫住”，不同于正常判断力的被抽空。坚持最基本的诗歌本体依据，是我编诗的前提。在此起码的基础上，诗歌的实验，无论是作为诗性的觉悟，或一种泛文化立场的诗性表达，甚至是更多地作为对已成诗歌世系的一种“抗议”、“起诉”，都展现了实验诗发展的广阔可能。同时，这也是北师大出版社“诗歌潮流回顾”设想所体现的胸怀和好意。
    在一个缺乏精神历史的，被“战败”了的种族文化废墟上站起的一代人，的确缺乏一种更可靠的“传统“。但这也许不意味着诗人个体生命方向感的缺失。要是我们不抱有“大一统”的妄念（这种“大一统”，在极权状态下，常常转化为极权强人自恋的社会化、扩大化）不自负地将诗人——作为具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精神和能力的个人——的探索视为哗众取宠，那末，我们也许就该承认，在中国跨文化语境中的先锋诗歌运动草创期（因为，被认为是一种创作思潮的先锋诗歌，最初只是欧美现象），众多向度不同的视角或策略，都应有也一定有诗歌内部机制自动性在支配。而如是说，诗歌的发展最终会形成某种宏观的可人的秩序，和相对成熟稳定的形体（？），那也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历险、实验、失败、自觉沉积来达成。
    这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考验（我们可以用西方现代诗的历程来平行对照）。在此间，诗人的审美意志、成色、心力、天赋、经验等，都将遭到公正的存遗（事实上，“历史”已经这样做了）。因此，我愿意申说这样的立场：源于个体生命和语言之间相互打开相互选择相互发现，并自觉坚持（和发展）诗歌本体依据的探索精神——这种精神本身就是先锋诗草创时期的无名权威（anonymous authorities)。这里，如果我要对此诗集中一些诗人再多说一句话的话，我想说，他们还没有学会充分控制自己的才能和写作速度。
    由经济竞争与权利主义结盟带来的准商品社会，正在成为我们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权利、技术、拜金三位一体的集约化/工具化时代，文化的进一步荒芜和新的可能性都存在着。面对这一突然裂开的空白，对先锋诗歌的考验又一次尖锐、集中的提了出来（对此问题的表述，可参看拙作《深入当代》，《变血为墨迹的阵痛》。载《诗歌报》1993.二、五月号）。荷兰文化史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在那本有名的《中世纪之衰落》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种文明型态，在其气数将尽时，会在那一时代的生活方式、情感、心智和灵魂——即精神——等方面，提供比其早期阶段复杂丰富得多的东西。我愿意相信，中国先锋诗人将会把握住这一“时机”，将写作引向深入，而不致使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陷入昆德拉所说的“存在的遗忘”中。他们将继续“背负地狱而在天上行走”（欧阳江河语）——
   要是没有他们，我们的时代还有什么希望呢？
                                                                                                                                             1993.3.2石家庄

妙心缘

[这个贴子最后由妙心缘在 2003/06/23 11:19am 第 1 次编辑]

陈兄的文笔总是独到。学了一遍，很有收获。：）
谈新生代，我是陌生的，这个时期我远离了文学。这个评述给了我一份知识。

妙心缘

哦，光读文章了，没看序和日期。
倒是希望诗友们多看看：）

秋叶漫舞

要是没有他们，我们的时代还有什么希望呢？
————我们在反省，我们更应有充分的自信，创造一个诗歌的新时代！

梦亦非

这绝对是一篇即文章
我曾经认真地读过好几遍
当然那是许多年前了。

蓝色马蹄莲

读过了，还需要再读！：）

妙心缘

1、“朦胧诗”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现代”变格形式。——同感。
2、理解你自己”：“朦胧诗人”在这里意识到的主要是社会人的良知、责任、改造生存的力量。新生代诗人之一翼，意识到的却是“理解你自己”只是一个个人，不要以“神明”自居（指不要以英雄、家族父主、众生代言者自居）。而另一翼，则将精神专注导入与上帝体系有关的一切，超越了“朦胧诗”的广义人性，成为寒冷高峻的神性。
  “太初有道”：“朦胧诗人”意识到的“道”主要是社会正义论之“道义”，社会理想，爱和同情。新生代诗人意识到的，或许首先是这个语辞的源始含义：道，the word（字，词）。另有一些诗人，除此之外，还意识到终极价值、神圣定约、至高的万有之有。
的确，这是充分发展了的诗歌意识维度，也是不尽相同的创造力型态。
）——这些是独到的见解。
以后的细说，理解可。

风郡影

这里让我想到了诗歌教育的问题!
真不知道,教育工作者该如何进行这一方面的!
是不是有些令人担忧呢?

鹿港小镇

这本书俄有

上官依然

读了！很有收获：）

轩辕翊鹰

学了好几遍了：}

独孤乞

嘿嘿，才看到。他的诗评俺爱读，藏入小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