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首芸芸诗言散语在此作个记号

黔首芸芸

***所谓诗人***
　　
　　我总愿意把“诗人”看作是一个代词，就如同“你我他”一样。不过，诗人与普通的“你我他”也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对于生活的反思力度。尼采说：“只要你能不住地感受到社会的生机，时常和一群精灵生活在一起，那么你就是诗人。”这也就是说，诗人需要时刻拥抱生活，在生活的体验中不停地汲取，并经常进行自我关照，不为现世的概念所囿，越是受生活力量的制约，越是竭力要想悟彻生活之谜。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不一定要有灵动的诗行、华丽的词章，有的只是生活体验后灵魂深处的爆发。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孝顺的文盲匍匐在慈母棺柩上撕心裂肺的哭诉，抑或一位愤懑的老农对横行乡里的村支书背地里咬牙切齿的怒骂，就这特定的一刻，文盲与农夫无疑都是诗人，只是他们不可能在诸如“天涯”之类的地方留下诗行。
　　我知道有位盲人，为生活计，四处吟唱，在节日庆典、在神灵祭祀、在新人婚宴、在大战前夜、在英雄葬礼……，他倾诉出伟大的心灵振颤，历史将他的唱词积淀成了史诗，他也当然地作了英雄。双目失明的荷马告诉我们：如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诗歌便是灵魂的语言，正是借助了这种语言，许多原本不可见的东西才被呼唤出来。
　　诗人自身的内在生活的结构本身，决定了他的体验程度的深浅，也决定了他的内在价值的深浅。缺乏内在感受，缺乏内在精神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哪怕他会写出华美的诗句，会精巧地摹写现实，那也只不过是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高超技巧和“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浅薄内容，除了空洞的外壳，并无更多内在的东西。
　　我深知诗应该永不脱离人的感性感受、情感的领域，但却每每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强烈的哲学冲动，在诗中充释了太多的理性思考，这种以哲学追问的方式取代生命之谜的探究的诗歌倾向，缺乏诗意，是向高科技社会的妥协，然而我已无法自救，值得庆幸的是，我不过是个所谓的诗人。

***现代诗亦在妙悟***
　　
　　与一位前卫诗人谈及诗歌的话题，伊认为：诗歌是纯自我的东西，一切皆应以“我”为中心，即便是吃饭、睡觉、拉屎、撒尿等等，这些传统意义上不可入诗的俗物，亦能成为自我关照的对象。
　　某问：那么诗歌的意义何在？
　　伊曰：无需什么意义！诗歌是自然的流露，倘若预设一个意义，反到背离了诗歌的本质。
　　不能说伊没有道理，但任何事物都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诗歌亦然！其终极目的无非是表达主体的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引发的共鸣，才是诗歌存在的意义（或道理）。如此来看，一首描述“提肛肌用力过程”的诗，或许能够找寻到苦于便秘的知音，但就此事而言，“偏方”存在的理由确乎要比诗歌更为充分。
　　虽说现代诗歌早已脱出近体诗的束缚，但也决非“流水帐”似的自说自话，对诗以外的东西，即“余味”的追求，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东坡有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近体诗的一些讲究虽非现代诗的追求，但也并非不能借鉴，比如所谓“诗眼”或“点睛”，往往前面平淡无味甚至全是废话，整个诗意只于末句见出，为人熟知的如：一片二片三四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 /飞入草丛皆不见。另如：水窗晴掩日光高 /河上风寒正涨潮 /匆匆梦回忆家事 /女儿生日是今朝。
　　“诗之妙处，总在旁见侧出，吸取题神，不是此诗，恰是此诗。”现代诗的许多精品正是暗合了“吸取题神”四字。如李文明《春天》：对于男人来说，春天就是他用锋利的刀片剃去脸上蓬芜的须；穆木《落果》：拾起我来吧，不是生的乞求，而是贡献的渴望；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美妙的诗句之所以堪称“精灵”，不光因语词的浓缩陡生其强大的内在张力，还因其富含的意向的元素，为人脑这个小周天，提供了恢弘博大的思维想象空间，使之与宇宙这个大周天相通相融。所以，我偏信“现代诗大多都是垃圾”的说法，包括名诗人。
　　

***现代诗要关注现实***
　　
　　自打电视台推出个“模仿秀”节目，一夜间，各地的“假刘德华”、“假张惠妹”们还真就有了市场，而可怜的“国足”糙歌们，仿了巴西、又仿意大利，却至今还在家门口攥筋。所以，我向来认为文艺远不及体育真实，体育这东西作不得假，即便是违禁药品，也得是人家约翰逊吃了才管用，对我等而言，至多起到“伟哥”的效用，也还说不定。
　　模仿的东西再好，但一旦现出模仿的痕迹，就会令人心中杆格，打大折扣，尤其是因此而得名天下者。比如，一提戴望舒便必提《雨巷》，一说卞之琳就必说《断章》。然而，《雨巷》40几句诗所围绕的中心元素：雨、丁香、愁怨，以及其要表述的意境，不过是南唐中主李景《山花子》中“丁香空结雨中愁”一句而已。《断章》仅有四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后两句当是前两句的衍生），当徐朗齐在乾隆年间苦吟《竹枝词》“东家女笑西家女，桥上人看桥下人”时，卞之琳的祖爷爷还不知在那儿着床呢！
　　我不敢断言其就是盗用了古人的意境，然而就汉语语言文字表达而言，古典诗词已然登峰造极，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深邃意境和丰厚底蕴，足够我们消受的了。所以，现代诗还是要更多的关注现实社会，要勇于揭露现世的不平，以及人间的丑恶！写诗的人们就要少些名利思想，尤其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
　　其实，即便是在现实中，所谓“名利”也不过是“各领风骚三五年”罢了，只是若能发出个时代的强音，那就不枉做了回音符。浪迹海外的北岛如今已“没落”，但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不管是否入选某些诗集，其深远的影响是断不会泯灭的。王朔也已“废掉”了，但于那些自持清高的文化人纷纷改口自称为“码字的”来看，也还是功不可没。
　　

***“花心”与“诗心”***
　　
　　套用前足协主席阎世铎名言：“是和尚就得剃光头”的句法，我要说：“是美女就得被人看”，否则最好别出门，再不就象中东妇女那样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反正有美女打眼前过，让我目不斜视或聪耳不闻、视而不见，怕是办不到。自然，耳朵也曾被老婆揪得生疼，不过，当我信誓旦旦地表白了一句不知从那看来的名言：“可以欣赏的人千千万，可以爱的人却只有一个。”老婆便轻易地解除了警戒，却也并不深究此言是发自肺腑的深情还是无奈现实的喟叹。反正现在伊总是把街上最美的美女指给我看，自己同时享受着一份莫大的安慰。
　　对我而言，没有心情看美女，那有心情写诗！换言之，无有“花心”那来“诗心”？于是以己度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凡诗人要“花心”。
　　这显然有悖于先贤“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教诲。然而，诗歌发展到“下半身”的今天，“思无邪”总不能老停留在“道德先生于内需所困，急急度至闺房，口中唠唠‘非为色也，乃为后也’”的地步。而对“看到臂膀便想到乳房”的抨击，于五元钱即可获取两盘“毛片”的当今，即便是鲁迅也显得苍白无力。
　　当然，我所谓“花心”决非沉溺于青楼妓院的行动，也不应该停留在意淫的层次，而是那种怡然的心仪或神交。倘为这“花心”寻一个尺度，先哲圣言的“思无邪”到是再合适不过。
　　“玉立长身窈窕姿，相逢从此若相思”——花心也，思无邪！
　　“梦中还有梦，家外岂无家”——花心也，思无邪！
　　同窗好友，扔掉明星画册，倒头便睡，曰：“想到谁是谁”——亦花心也，亦思无邪！
　　“思无邪”理应成为古今诗人内心里的一把戒尺，不过，一旦其成为可操作的现世标准，这戒尺也就变作了棍棒。
　　令我越来越困惑的是，如今的美女以其肆无忌惮的展示完败了我肆无忌惮的审视，而我却并没有感觉到诗歌春天的到来，相反，我到是更加的怀念躲在墨镜后面的含蓄。于是我再次得出结论：“花心”并不等同于“诗心”。
　　

***借“诗”还魂***
　　
　　死掉了的个体实在，称之为“尸”，活着而没有思想灵魂的个体存在，称其为“行尸走肉”，于是，我们很容易得到如下一些谐音的概念：
　　尸——肉身实在。
　　思——思想灵魂。
　　私——“尸”与“思”的唯一。
　　
　　这就便于我们对另一个谐音的概念“诗”来进行表述：
　　诗——某一个体的、灵魂的、独一无二的术求。
　　或可将其视为对“行尸走肉”的否定性判断。譬如：一个四处求职，碰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常以诗歌疗伤，便可笃定其辉煌的未来；一个终日奔忙，疲惫不堪的中年，惯以诗歌解乏，则可断定他内心世界的富庶幸福；勾心斗角的官场宴饮过后，能以诗歌自嘲的，大抵是良心未泯的官员；尔虞我诈的商战谈判之中，能以诗歌自省的，大凡都不是奸商。
　　《说文解字》有云：“诗，志也”，“志”就是心意，诗是用来表达心中愿望的，在心里不说出来是“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成了“诗”，此所谓“歌（诗）以咏志”是也！这样看来，诗歌更多地属于志满气高的年轻人，是不错的。然而，每一个体所追求的不可重复的自我实现，其实就是“诗化”的生活，诗即生活的自然流露，或曰生命的写实，其并非如“温饱”后所“思”的“淫欲”那般层次分明，而是温饱有诗，不得温饱亦有诗。如果“尸”是“魂”的寓所，“诗”便是“魂”的支柱，生命失却了诗意，剩下的便仅仅是等待，如同那些聊作牌趣的老人。所以，借尸还魂只是俗理，借“诗”还魂才是真理。
　　

***感悟***
在有限的资源分配中，一如学校这样的地方，拥有职称与否，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其差异均可道作“天上人间”，即便是有了职称，正职与副职也还是泾渭分明，置身这样的环境，似乎谁也不能免俗，物质决定意识，“君子”们就难免作些有失“风度”的事情来。
　　真希望每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都能钻进哲人们茂密的丛林，透过每一道缝隙，追寻每一屡思想的光芒，或者跃入诗歌的海洋，去抒发人类独具的情怀。然而却只能像动物一样的活着，因为怀有野兽般的欲望。
　　我崇敬那些将诗歌视作生命的建构元素、并身体力行的人们，因为我缺乏那样的勇气。诗歌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世俗的贫富并不重要，也许潦倒的落魄诗人充满了斗志，而衣食无忧的诗人却可能已疯掉了。如果说生活在“勒紧裤带闹革命”年月的人们好比落魄诗人，那么毒品、色情、暴力便是物质社会里的“疯子”。
　　一位旅欧的学者告诉我，由于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的发达和完善，象瑞典、挪威这样的西方小国，人们的精神境界及个体素质已提升到了相当高度，因此，“发财”已不是那里的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我们将“恭喜发财”当作最高祝福的社会里，精神必然成为物质的附庸，于那些断无发财希望的人们，物质上的贫乏又必得寻求精神上的慰籍，因此，李宏志这样的“圣人”小丑便有了市场。
　　贫富悬殊的不断加剧，使我们的精神家园里住满了疯子和流浪汉！砸烂精神枷锁、拯救人类灵魂，只能靠物质上的“平均主义”。当然我指的是建立在物质丰富基础上的、有如瑞典、挪威一般，而非如当初的“铁姑娘战斗队”那样，即便只有一个鸡蛋、一条黄瓜，队长也要想方设法往鸡蛋里多加淀粉、将黄瓜尽量切薄，做出二十几碗鸡蛋汤来，保证人人有份的那种平均主义。

***伪装***
我燃上一支烟，准备来作一篇有关“伪装”的文章，于是首先想到了，在我所供职的学校里，一些年少的学生，每每也叼着只烟卷，娴熟而做作地吞吐着。在他们或许是成熟的昭示，而在我看来去不过是一种幼稚的伪装。
　　有个电视节目叫作《奇妙的世界》，自然界里的花草鱼虫们，为着生存的目的：或捕食或不被捕食，进化得与周围环境几无二致，其伪装的缜密，岂是身着谜彩的兵士所能企及。然而，就伪装的极致，又不得不首推灵感的人类。
　　曾经热恋的男女，多年后不期而遇，各自挎着爱夫贤妻，四目相撞激发的电光，立时将散落在边缘的记忆照亮，多少情爱与恩怨迅速浮现脑海。然而，电闪之后却并未见雷鸣，犹如不同轨道上的两颗星球，内里虽翻江倒海，彼此却安然划过，陌若路人。这心灵的伪装又岂是鱼虫所能企及！
　　自然，那曾经热恋的男女，为各自生活的安稳考虑而进行的伪装，是不应该招致非议的。就伪装的字意而言，也并不就意味着坏，比如作战的掩体、居室的装修、节日的街道、女人的粉底。进而言之，如模特的气质、艺人的谈吐、例行的检查、赴约的男女。细而说之，男子的长发、女子的秃头、耳唇的打孔、胸臂的刺字。凡此种种，都不能称作坏，大不了也就是“自作自受、死要面子活受罪”，至多不过被明眼人识破，“犹如开屏的孔雀，于那些认真的、非绕身后去看个究竟的人，便一定会看见它露出的屁眼。”（鲁迅语）
　　

黔首芸芸

怎么找不到，顶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