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新旧总关情

程一身

诗无新旧总关情
程一身
我越来越觉得新诗的身份是可疑的。新诗是什么？新诗就是胡适所说的白话诗吗？陶渊明在《答庞参军》一诗中说：“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乃陈好言，乃著新诗。”这里的“新诗”指的是刚写成的诗。而王国维则认为“凡一代有一代文学”，所谓“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很显然，对于诗经来说，楚骚就是新诗，对于唐诗来说，宋词就是新诗，对于宋词来说，元曲又成了新诗。新诗就是这样一个所指对象不断变换的语词。五四前后的新诗固然有一种意欲断裂传统的取向，但是胡适把他的白话诗称作新诗其实还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命名的。到目前为止，新诗的历史将近百年。不说远，再过一千年看现在的新诗，绝对不会再有人称它为新诗，它有可能被冠以一个唐诗宋词之类的名目甚至有可能以无名的身份混同于文学史的深处。从今之视昔与后之视今的整体高度俯瞰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不断发展的诗歌来说并无新旧之分，所有的只是继承与创新，即以新换旧而新中有旧，而不是在诗的前面加一个“新”字就能把它和以往的诗歌截然分开的。
无庸讳言，五四以来的新诗往往给人一种崇洋媚外的嫌疑。这种横向的移植当然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这样做并无什么不妥，问题是传统的东西却被丢的太多了以至于失去了自身的民族风格，大致成了一种用汉字写成的英文诗。现在看五四初期的新诗，真象那个邯郸学步的人留下来的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岂只是新，简直幼稚的可以，真好象一切要重新开始的样子。直到新月派的出现，中国新诗才显示出中西融合的趋势。排除特定时代和地域中的思想因素不说，我觉得五四时期从国外引进的所谓自由体新诗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
唐诗的成就不但在于高不可攀，深不可及，也在于它的广不可测。仅从形式上来说，唐诗的广度正在于那个时代的诗人已经对诗歌形式进行了一种穷尽所有可能的探索。就大的方面看，格律严谨的近体诗在唐代得以形成并达到鼎盛，相沿已久的古体诗也蔚为壮观。杜甫和李白可谓这两种诗体的代表，杜甫自云“老去渐于诗律细”，在某些近体诗中，他也能把日常生活的形态与感受用一种即使是从现在看来也晓畅易懂的口语自自然然的传达出来，如《又呈吴郎》《客至》都是如此。杜甫的古体诗往往也语调铿锵、形式规整，这无疑是他长于律的结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古体诗还有极其自由随意，以至呈现出明显散文化倾向的一面。如比较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兵车行》等都有这类情况。其杂言体诗少则二言，多则十三言。杜甫尚且如此，李白就更不用说了，李白深受乐府民歌的影响，近体诗写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古体诗。句式长短多变，极尽自由变化之能事。语言上更加通俗，如他的《静夜思》就是现在看也没有任何需要解释的，而且是那么言简意丰，岂不令新诗写作者自愧不如？
新诗到底“新”在何处？不要平仄吗，不讲格律吗，句式自由吗，使用口语吗，可是这些中国古体诗早已做到了啊。从中国古诗的整体格局来看，近体诗只是在唐代才真正形成并达到顶峰的，此前的诗歌主要是乐府民歌，基本上以古风体为主；就是近体诗出现以后，古体诗也是一直和它并存的，而且宋元的诗歌成就主要体现在自由体的词和曲上。到了明清，诗歌的主流地位已经被小说戏曲替代了。因此，在我看来，新诗的“新”是一个值得重新考察的问题，如果胡适们搞的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文体革命只不过体现在生吞活剥所得来的“洋气息”方面那可真是误人不浅啊！
纵上所述，如果说古诗中包罗了新诗中的所有元素可能有些危言耸听，但我觉得这是实情。不过，新诗以借鉴西诗为名的确使原先那些处于萌芽状态中的元素一下子突破了其陈旧的外壳，在短时期内获得了拓展更新的另一种面目，从此以后，旧体诗虽然出现了苏鲁郁毛这些高手，但是它已不可能再成气候，新诗夺得了诗的地盘，在政治商业、食洋不化与出路探求之间左冲右突。我觉得诗歌的现状就是这样：旧体诗与新诗的并存大致替代了以往古体诗与近体诗对峙的格局，旧体诗已不再可能重领风骚，新诗还不能让人满意。值得警惕的是，现在不少人都在那里标榜诗歌的叙事功能，试图把源于内心旋律的诗歌改造成便于随身携带的小小记事本。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对诗歌进行的一种庸俗化的降格处理。也许谁也没有理由阻止他们这样做，但他们所做的绝不是对诗歌的有效推进。如果他们没有污染诗歌的肌体，不曾干扰人们的眼目就算不错了。还有人试图在为新诗寻求模式，说什么新诗还未成型，难道还想给诗弄一套什么什么不论什么什么分明不成。我看谁也弄不成，即使他弄成了也只是他自己在弄而已，不可能风靡诗界的。我觉得未来的高手将这样产生：在表现尘世触动的心灵时，看谁能在自由的表达中构造出相应的法度。
二零零五年四月廿四日

梅山子

很有见地

泽润

    希望诗友研究 学习

罗风平

大家风范，值得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