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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困境与中国诗歌的新思潮
******首先怎样看待中国诗歌的生存状态?目前诗歌处于什么景况?
文学刊物中诗歌阵地一再缩小,诗集诗刊销量一年年减少,到现在多数书店拒销诗集诗刊。怎样分析诗歌在文化市场中处于的“边缘的边缘的地位”?对诗歌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诗生活论坛诗人刀刀所说的诗的死活问题,诗坛有三种主要看法:
***一切正常论,认为一切正常,理由是由于社会转型以经济为中心,文学边缘化是很自然的。那种全民赛诗的大众化才是不正常的,诗是高雅艺术,要坚特高雅只能是小众化。
但为什么所谓高雅的现代诗歌连大学生、白领阶层、社会精英、连文学教授都不能接受呢?经院派诗人认为,那种脱离生活艰涩难懂的诗歌是现代主义诗歌,它发源于西方,不同于中国国情,被冷落是很正常的,等新一代成长起来,全球化程度普及了,这种诗歌就会被接受了,这种先锋诗歌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写作,将被末来接受未来承认。
***形势很好论,这是少数诗坛英雄们的提法,这些老革命战士,因为以前的英勇羸得了大家普遍尊敬,由于经院派随着文学阵地沦亡没落下去了,他们已熬出头了很风光就满足了。认为现在是诗歌发展最好时期。
无可否认,一方面是新诗经过了近百年努力己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已经有了一批优秀作品,现代汉语己经非常成熟,中国诗人运用诗歌语言的能力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中国诗歌转型中很困难的语言转型己不是问题,那种半文半白的新诗,带文言腔的新诗已经很少了,中国诗歌的艰难的“换毛期”基本完成。按理说应该是“形势大好,一天比一天好”,但对文化市场的冷酷现实,诗人们不能不困惑。
新世纪以来,诗歌在诗人们,评论家们和爱诗人的关于诗歌回春的呼唤声中,读者却一天天减少,跌入了历史的最低谷,中国新诗怎么啦?不被大众接受,没有读者的诗歌能生存吗?这种状况要不要正视?要不要改变?
***第三种态度是正视问题力求突破,在困境中觉醒,在觉醒中崛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也有人早就有清醒的认识。早在98年,诗人莫非就很清醒地看到诗歌边缘化的危险。贺黎在《莫非访谈录》中问莫非:“对眼下诗的不景气你怎么看?”莫非说:“不止是不景气,诗每天都在消亡中。同诗的消亡作斗争,是真正的诗人的天职。”莫非不仅个人在抗争,他是第三条道路的发起人之一。
诗人长征在1997年就提出:
“当代新诗,一个整理的时代已经到来”。通过他的整理,长征指出了当代新诗的三个写作方向和审美指向:
(一)用‘健康写作’取代‘书斋写作’,反对卖弄文化,把健康人的生活建立在腐朽的书籍之上,而无视一个个体处于当代的行为的状况,新诗要探讨一种健康的生活、写作、思维的新方式。
(二)用‘最低真实’抵御‘虚妄神化’,让真实存在的生命状态找到走向诗歌与语言的途径。实际上就是主张诗歌对当代现实和日常生活的介入,守住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的此在并以之作为‘最低真实’,使艺术感觉和语言指向获得起码的依靠和立足之地,,杜绝一味的形而上和凌空蹈虚。
三)用‘集约实验’取代‘先锋实验’。这是针对当时一些所谓先锋实验者对汉语言的粗暴破坏提出的,提倡在语言文本中批判地吸取当代各种探索成果,剔除那些矫枉过正的对语气的肢解和破坏,同时还注意从古典中发现富有生命力的表达手段,力求从多方面完善、激活汉语的力量,并通过诗歌语言的包容性呈现诗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精神和肉体、此岸与彼岸、神圣和世俗、希望与欲望、贵族与民间、上帝和叛逆、未来和当代、时间和空间、过程和细节、英雄和人都通过生命的感受语言进入有机的文本,让它们在争斗和否定中原谅、妥协、共时、共存、共容。
以上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而在当时,更是具有非常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摘录于邵风华《〈诗歌〉十年:历史与见证》一文。
上个世纪未,中国诗歌力量的二大诗歌群体,面对当代诗歌困境,曾有过一场大论战,受偏窄的,非此即彼思维模式束缚,他们忽视诗歌创作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实际问题,而只注重高舞旗号宣扬主义,唯我独尊,要压倒对方,至使学术讨论无法进行,互相攻击的结果,导致中国诗歌力量分裂,门派林立割椐诗江湖。
为反对争夺诗歌话语霸权,为反对走诗歌秘密行会道路,追求诗歌艺术、坚持独立创作,坚持诗人独立品格的中国爱诗人组织起来,为有别于上世纪的二大群体,新的诗歌群体响亮地打出自己的旗号“第三条道路”,并以平凡的“好诗主义”多元化发展中国诗歌广阔道路为指向,不重飘亮旗号、不重标新立异、走务实的道路。
第三条道路群体清醒地看到中国诗歌的困境,努力从诗歌内部寻找诗歌陷入困境的原因,探索突破困境的途径。由于务实,第三条道路迅速成长,旗下集聚了为振兴中国诗歌而努力的实干家,一批理论力量和创作人才。在实践中渐渐形成了一种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歌思想,这是一个群体集体探索的成果,代表一种务实的新世纪中国诗歌的新思路。
第三条道路的写作新思路得到中国许多热爱诗歌艺术朋友的关注,认同,参与探讨和补充,第三条道路写作思想是中国诗歌新思潮的一种反映。新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新景象,第三条道路的迅速崛起。
*****中国诗歌新思潮的三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在当今诗坛龙虾混杂泥沙俱下时,追求诗歌的人文精神,追求古今中外诗歌得以生存的诗歌精神诗歌品质。
第二,热爱和挚着于诗歌艺术的追求,不赞成取消艺术要求,无难度的随意的无责任的写作主张,主张艺术要带给人美的感受,艺术是在生活在自然基础上的创造性劳动,创作必须有美的追求,用美的语言美的形式表达人类美好的思想情感,努力探索新诗作为对旧诗的变革,所必需重建的新的诗歌形式、新的言语艺术、新的表达手法的新体系,等等提高新诗艺术魅力的当代课题。
第三,是对学术持严谨的科学精神,不盲目崇洋崇名,坚持独立思考重视诗歌实践。
******第三条道路诗群的努力。
第三条道路诞生于中国新诗陷入困境,中国爱诗人对抗诗歌消亡,力图振兴诗歌之时。
第三条道路诗群实际上又做出什么呢?
***诗人当然在努力创作。第三条道路诗群,努力于给中国诗坛奉献的有生活生气有艺术追求的诗作。
***寻根求源,进行诗歌的基础理论建设
九十年代旧的写作模式,被实践证明有许多弊端,必须探索适合中国当代的写作新思路新模式。
九十年代,中国诗界被盲目崇外思想主导。重拾起二十年代守旧派攻击新诗的话语:“新诗源头在西方,现代汉语源头在西方”。把目光投向西方,并不重视对中国诗歌优良传统研究和中国新诗历史经验的总结。
急于求成,面向西方却又忽视对西方诗歌的源头欧州优秀诗歌传统的研究,只重视对西方当代诗歌各种先锋流派的引进,舍本求末,太重视“马尾巴的功能”了,以为只要抓住了马尾巴,就能和西方接轨就能奔跑起来。但西方现代诗歌本身是匹衰马,诗歌思想非常混乱,完整的诗歌被“技术主义”肢解成种种诗歌怪物。一些人仅抓了几根马尾巴的毛,根本跑不起来,这些马毛并不是孙大圣的圣毛,能吹出神奇的世界来,只得不断地更改旗号,发表宣言。
诗歌实践表明,光引进现成的理论和技术是不行的,要消化引进技术必须有一个很健壮的胃————必须建设中国新诗的理论。
诗歌是一个整体,诗歌流派是以某种写作风格、某种艺术手法命名的写作群体,或且是被评论家命名的某种写作现象。单单依靠流派理论是无法搞好创作。诗歌写作是一个综合能力,写作基本功很重要。就象戏剧表演一样,每一流派的基本功都差不多,演员都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就象学生经过了十二年基础学习,四年大学本科,到研究生搏士生才搞专门科学研究一样。诗歌写作不是仅掌握一两种言语的表达技法,懂一点流派理论知识就行了,象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系统的知识一样,写诗要掌握诗歌创作的基础理论,具备全面系统的诗歌写作知识才能写好诗。
振兴诗歌,提高新诗的艺术魅力,首先须要进行理论的建设,特别是从本质上整体上全面把握诗歌的诗歌创作的基础理论的建设。
要寻根求源,弄清诗歌的本质、内涵和功能,诗歌是什么?能表达那些内容?新诗拓宽了那些表现内容,写诗都为了什么?诗歌的文体特征是什么?当代诗歌的结构和形式有什么特征?诗歌主要表达手法有那些?那种内容常用什么手法?诗歌语言特征是什么?当代诗歌语言有那些变化有什么新的特征?诗歌创作规律是什么?诗歌生命力的规律是什么?等等
中国新诗创作的基础理论这个中国新诗的基础建设,中国新诗的先行者探索过进行过。但他们的工作受历史条件限制被中断,成果被埋没。 至使中国新诗基础理论非常薄弱。**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有民族性的。现代汉语是中华民族在生活中创造的,中国现代汉语的源头主要在中国。**中国新诗的源头在哪里?当然主要在中国诗歌的五千年优秀传统中,引进的诗歌思想和技术必须接受实践考验必须中国化,和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近百年新诗实践相结合。
建设中国新诗的基础理论就是当务之急,它概括了诗歌写作的历史经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写作水平,它能给初学写作者以指导思想,又是诗歌教育的依据,诗歌评判的依椐。
第三条道路群体正努力于中外古今诗学理论的研究,努力于中国新诗理论的整合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努力为中国新诗的基础建设,中国新基础理论的形成奉献自己的一份成果。
***正本清源为建设新诗的客观公正严谨完美的诗歌批评学而努力
诗歌批评首先要弄清两个概念是“个人写作”和“公众写作”
诗歌的个人写作,是人们运用诗歌文体的艺术特征来表现自己生活抒发自己思想情感的与别人进行交流的语言工具,并不神秘,我们提倡大众化就是鼓励大众运用诗体进行写作。写什么,怎么写,要根椐写作目的、写作对象、写作内容、写作的时间要求。写得怎样?是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的事,不要你管你就别管。但诗歌的公众写作——文学作品的诗作起指导作用。
诗歌作品中又有少数优秀作品是作为社会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发表,作为文化商品进入文化市场,那么这种写作是公众写作,这种文学作品文化商品就必须具有文学价值,文化商品价值必须接受社会的读者的评判。
作为文学诗歌的评论,就是要站在社会的立场读者的立场为社会为读者负责的态度,对诗歌作品进行介绍和客观全面的评论。
诗歌的表现内容在不断变化,在文字诞生之前,诗歌是人类思想情感和一切知识的载体,至今仍有人利用诗歌这种易于传诵背记的文体来作为传播知识的口诀类载体。作为文学之母,诗歌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有诗以载道说,诗歌是传播人类生活经验的载体,诗歌是人类思想的宝库;有诗以言志说,诗歌是抒发人的情感表达人的愿望和精神信念以鼓舞生命;有诗以娱情说,诗歌作为艺术是表演性的要带给人以美的享受,带给人快乐。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艺术,是人训练和提高言语表达能力,展示人语言表达才华的工具,发表的诗歌作品必须具备范作意义,具把玩欣赏的功能。等等。
诗歌的评判是由诗歌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组成的综合体系。诗歌必须有用对人、对生活、对社会进步有帮助,诗歌才能为读者接受,才有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可能。
诗人是以服务语言的形式服务读者的劳动者,作品要能表达读者心声,帮助读者,激活人的思想,感动读者,影响读者,他的劳动才有社会价值,羸得人们尊敬。
诗歌评论是相对独立的,诗歌理论、诗歌创作、诗歌评论是诗歌这古老艺术之鼎的三足。诗歌评论推动诗歌艺术的进步和优秀诗歌作品的传播,是振兴诗歌非常重要的环节,没有活跃的诗歌评论就不可能有诗歌的繁荣。
但九十年代引进的技术主义批评学,把作为有机整体的诗歌肢解成失去血气的碎肉;诗坛门派林立以门派偏见批评诗歌;出版方以庸俗的商业炒作代替客观全面的诗歌批评;这几方面使诗歌评论首先失去了评论的社会功能,首先失去了读者。诗歌的困境与诗歌失去了作为读者与作者,作品与市场之间的信息流通的桥梁、艺术发展的路标、诗歌传播的有力声音的--————诗歌评论有很大关系。‘‘理论混乱症”“评论失语症”是诗歌困境的先兆。
为突破中国文学的颓势,一种“完美批评”的新文学批评思潮正在中国兴起,发出了有力的呼声————“让批评成为一种力量”————中国诗歌也需要这种力量。
第三条道路写作群体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第三条道路的组织者,象树才、林童、庞清明、谯达摩都是诗人兼评论家,第三条道路群体一个特点,是旗下集聚了一大批有诗歌写作实践的评论人才,并受有影响力的当代评论家教育家关注和指导,吸引有实力的诗坛新锐评论家加盟,努力为中国诗坛奉献一个“好诗主义”的新批评学。
***积积参与建设中国诗歌发展必须的开放多元的公正竟争团结合作的诗坛新风气和新秩序
**“存异求同”鼓励学术争呜
第三条道路并不反对中国诗歌的任何流派,也不反对流派之间的学术论争,第三条道路
群体正相反,它鼓励多元化,鼓励各种流派的论争和学术的争呜。
我们知道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诗歌群体的能力是有限的,从历史角度上看,认真地追求诗歌艺术的群体和流派都从不同侧面对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三条道路以概括事物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的辩证法,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思想的理论基础。反对僵化的偏窄的脱离诗歌实践的诗歌思想。
我们对流派论争的态度是“存异求同”,在论争中各自阐明自已的观点,坚持自已的艺术风格。
在论争中进行交流,总结经验,清洗思想,互相学习求得共同提高。第三条道路主张尊重每一位诗歌作者的独立品格和独立创作的权利。认为开放的宽松的艺术环境才有利于诗歌艺术的发展。
**反对“帮派主义”
第三条道路反对以种种形式压制学术论争的帮派独断的的美学评判,你一派的就什么都正确,别人的就什么都不行,这可能吗?这合理吗?
学术上不同观点存在是必然的必要的。在艺术上压制别人阻碍别人发展,阻碍社会的艺术进步。压制别人其实对自己也没好处,只能阻碍自己的进步。
九十年代形成的“帮派主义”是严重阻碍中国诗歌艺术的进步的毒瘤————“诗歌的无耻:圈子与帮派。”“每一位诗人,每一位批评家,都应该是最忠实于自己内心的人。对自己天才的自信,只能属于一种艺术上的自豪。诗人,怎么可能聚众而党,口是而心非呢。”这是著名诗歌评论家徐振亚在诗歌存亡之秋重新出山,今春在诗坛的高呼声。
————“盼望中国诗坛早日摒弃门派之见学阀主义山头作风,盼望中国新诗早日摆脱病态走出瓶颈茁壮成长。” 这是诗中心诗人赵造在今年六月喊出的广大爱诗人的心声。
第三条道路从诞生起对消解帮派主义、学阀主义、山头作风争取公正竟争团结合作诗坛新秩序的努力正是中国诗歌一种新的思潮的反映。
**坦诚谦逊勇于批判自已。
第三条道路群体是追求诗歌艺术的诗人,在诗歌艰难年代自发组织的为振兴中国诗歌为已任的爱诗人组织,是勇敢的坚定的实干的,又是坦诚的谦逊的。
我们一直在努力整合中国新诗理论,努力于创作创新,第三条道路群体己经写出了一批理论力作,创作了一批有生气的作品,但我们仍认为我们的理论在形成中,创作中还有许多问题,我们既需要群体内部的交流,更需要和中国各诗歌流派的交流和中国广大爱诗人交流,需要学习先进,批判自已的丑陋,第三条道路坚持开放,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清洗、不断总结、不断进步。
******努力进行诗歌市场化试验
发展诗歌,不仅要有硬实力,诗歌作品的创作力,还要有软实力,诗歌的理论研究能力,诗歌的评判能力,诗歌知识的普及教育能力,诗歌的宣传传播能力,诗歌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紧密配合组成的有机整体。
***中国诗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诗歌市场化问题,诗歌的生存发展,历来既靠市场又靠社会力量支持,诗歌作为特殊商品,对社会的进步、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民族语言艺术的发展起很大作用,诗歌事业必需争取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更重要的依靠读者,依靠市场。由于旧体制,文学作品的市场观点很簿,经营能力很差,这是中国诗歌在文化产品市场化后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营造民间诗歌的响亮品牌,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的进程,文化市场将进一步放开,中国诗歌力量,将面临更强劲的国际竟争,中国民间诗歌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但在文化市场上还缺少响亮的品牌,缺少市场运作的经验。
第三条道路群体与出版社协作,集创作力量,理论力量,评论力量和宣传传播力量营造第三条道路诗卷的品牌,这是试验性的艰难工作,需要作大量努力,第一卷在社会反响良好,第二卷将在本月推出,因此我们进行一些宣传是必要的,并不是第三条道路诗群要谋求诗坛霸权,朋友应该予以理解和支持的,任何诗歌阵地的收复,都是诗歌的胜利,朋友们我们首先是同乘诗歌大船。荣誉最终不是权力所能赋予的,我们相信读者,相信艺术,相信优秀,相信时间。
中国诗歌向何处去,有人说要“二次革命”,有人说要“转型”“转折”,有人说要清理整合获得一个新高起点,但总归一句话,中国新诗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正在痛苦地孕育中。我们需要思考、探索,我们需要开放,需要解放思想,需要注重诗歌实践,实事求是。需要清洗和总结。
中国诗歌处在历史发展新的十字路口上,第三条道路是那种正视现实,力求奋进的中国诗歌新思潮的反映。
附1;新诗先行者关于新诗理论建设的努力
诗歌做为高级的语言艺术,就象人作为高等动物一样,她的诞生是很自然的,没什么特别,心中的话是心灵和世界的接触交合的结果。
人作为哺乳动物,十月怀胎没什么特别,但人的成长成熟周期要比一般动物长不知多少倍,三十才而立。一首好诗也是这样,是千锤百炼而成的,诗歌源于生活,本于自然,但诗歌作为艺术,艺术是高于自然的人工创造。
五四新诗先驱者的大众诗观,既提倡思想解放也提倡诗歌解放。反对诗歌的天才论神秘论,认为大众只要掌握诗歌的文作特征和结构形式就可以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说心里的话和别人交流。诗歌才能是可以经过训练而获得。
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新诗结束了狂飚突进的初期强劲,为探索新诗继续发展的途径,就要重视提高诗歌艺术和重视新诗的形式建设。
对新诗艺术性种形式建设贡献较大的是新月派,有论者将新月派划为艺术的形式主义流派,这有对其内容的不满,但也肯定了新月派在诗歌艺术上的努力。虽然他们在诗歌形式建设上,实践多于理论,他们还没有形成较系统的理论,但他们为我们留下的遗产中有二点值得我们珍视:
一强调诗歌是人工的创造
他们的理论与主张天才灵感的理论比照,他们更强调诗人的苦学苦炼,强调诗人的后天勤力的作用。闻一多说,他作诗“往往不成于初得某种感触之时,而成于感触已过。”徐志摩在谈到他作诗的经验时也说过:“从一点意识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他还形象地描述:“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
二是对诗歌形式的重视;
闻一多在1926年发表的《诗的格律》中就主张“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诗人应该“乐意戴着脚镣跳舞”。这个以欧美留学学者,徐志摩,胡适,闻一多等为主组成的诗派,他们的《新月杂志》却是当时国内新诗派中“唯一的古典主义刊物”。他们继承我国古典诗歌优良传统进行新诗形式试验。新月派是我国新诗向成熟迈出一大步的标志。
*****重视理论建设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趋型
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意识趋向成熟,这在四十年代西南联大诗群里就有很出色的表现,作为表的袁可嘉诗歌理论就提出了人的文学的理念。
这个理论,既纠正了“象征派”“现代派”在民族存亡关头,回避现实生活消积悲观诗风,又与左翼的现实主义诗派的“人民文学”不同。他所提出的用“人的文学”去包容“人民文学”。因为“人民文学”是相对于反人民的白色文学,内容比较窄。人民是我们,强调的是共性,
而人的文学,既有人的社会性方面,也有 人个性方面;诗歌以小取大,往往从个体切入,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是很具体,更易于形象表达。而“人的发展”是“人民文学”理论中不曾提到,人的发展恰是诗歌的本质问题,因而“人的文学”比“人民的文学”更“尊重文学作为艺术的本质”。[⑦]袁可嘉诗学简括地表述为“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及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致”,[②⑩]“肯定文学对人生的积极性”。[②③]对新诗现代化而言,它引进的是一种视野开阔充满活力的诗歌审美力。袁可嘉敏锐地看到把诗的本质界说为“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对新诗现代化的很有意义。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绝大多数诗人只愿意承认诗的本质与生命冲动、感觉、感情、激情、情绪、神秘心理有关,绝少看重经验的作用,更不用说意识对现代诗的重大意义。依历史地看,艾略特就曾说:“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②④]
袁可嘉对诗与意识的关系的强调,促进了新诗的诗歌感受力从感觉——情绪层面向经验——意识层面的更具现代性的转化。在关注人和关注人的发展这样的诗歌思想下,引进奥登生活
剧的艺术理论,奥登虽同艾略特同属于智性诗派,但他在语言上多以口语、俗语入诗,更生活化些。从西南联大诗群和受他们影响的九叶派穆旦等诗人的诗歌思想和诗作可以让人看出中国诗歌己趋向成熟。可惜这种理论被长期埋没。
附2*****现代汉语不是西化语言
说现代汉语现代诗歌,起源于西方是西化语言是一种偏见,这原是二十年代,守旧派攻击新诗是泊来品不适合于中国的口沫。但又被九十年代理论界广泛应用。我在02年参加复兴中华诗词运动家发动的“新旧交锋”的论战中,曾写了《新诗是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不容置疑》文中曾就现代汉语是西化语言,只能用文言文写旧诗诗歌才有艺术魅力这个偏见于以反驳,以后又就诗歌形式问题与西渡先生,陈东东先生商榷的文章又谈了这个问题,这里引一段:陈东东先生在《回顾现代汉语》那篇文章里,断言现代汉语、现代汉诗跟古汉语和古诗词的关系特征是一种断裂。
陈东东先生认为我们要写下的诗歌和所用语言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的产生,是反动于古典的结果。
“现代汉语的诗歌如此特殊,它不是一个自发成长起来的东西,它是一个反传统的发明和尝试。在中文里面,一开始,现代汉诗的语言和诗体都是无根无据的;在中文里面,现代汉诗语言和诗体的根据都在它的未来。现代汉语的诗歌这种从未来获得证明的特殊性,在《尝试集》刚刚问世的年代尤为明显,如果没有后来的诗人们卓有成效的写作,最早的白话诗就只不过是几句白话。”
陈东东先生说“现代汉语的诗歌是跟古诗词相对照的另一种中文诗,一种正是以抗拒古诗词为出发点的现代诗”。“我想,对现代汉诗来说,借鉴或化用古典是必须去做的事情,但承袭古诗词却要不得,而且不会成功。现代汉诗正是对承袭的革命。”而这另一种中文诗是源于西方的。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是应该回顾一下现代汉语的形成和成熟。
现代汉语的形成由三块组成一是古汉语[文言文]一是白话语[白话文]一是外来翻译语,而前二者占绝大部分是基础。
中国古代语言的两套系统,书面语与白话语分别相存在,有一个很长历史。这是世界上罕有的文化现象。
封建王朝的官方用语,文献文件都用文言文。封建统治者把二千多年前的“四书五经”之类视作维护王朝的基石。经籍上的语言就是模式,中国语言学只围绕着训诂释经,造成官方书面语文言文和生活话语长期严重分裂,作为标准的类的文言文没有什么发展。没让过时的语汇文法“之乎者也”类“乌呼哀哉”,直到清末新学兴起,才有《马氏文通》引进拉丁语法来研究中国语言。
另一类是白话语,在人民生活中存在发展,白话文在民间文艺中[在民歌,诗词,传奇故事,剧本,话本小说]中存在发展。在明清小人说中,白话文已经相当发达,这里举一小段:
“袭人当作麝月等藏起吓他玩,便向麝月等笑着说道:”小蹄子们!玩呢,到底有个玩法。把这件东西藏在那里去了?别真弄丢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这是红楼梦90回讲宝玉丢了“通灵宝玉”的事,这和现代汉语几乎没多大差别。
中国现代汉语是五四运动后,以白话文为基础发展起来,五四以后才有研究白话文的语法书,现代汉语是在中国语言学者,文学作者,翻译作者几代人共同努力在白话文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多种语法让汉语文法规范起来,吸收大量话语,加上翻译的外来语汇使语汇丰富起来,并和世界接轨。
现代汉语并不是“西化语言”。汉语是“孤立分析语”型。说确切些是“独立有机语型”,欧州语言是综合语型。汉语没有词态变化,名词代词没有变格,动词也没有时态变化,独立语型更重语序语境,语序一变,词义句义也变了。
红,红色本义是形容词;花红了,他红起来了,红是动词;他正红时,红是名词。
铁本义名词;跟着你,我铁了心,铁为动词;铁骨丹心,铁为形容词。
中国词汇有丰当富的表现力。有人认为这是不严密是落后。但外国也有语言学家认为:许多语言的历史证明,形态[变格变位]有简化而把重心移到句法上去的趋向。英语是印欧语系中最高等的进化语言,但汉语更深进,而把综合语的词尾完全摆脱了。
作为诗歌作者。我们知道汉语有单音词双音词,汉语语法的灵活,这对诗歌富有音乐性的排列组合非常便捷。汉语诗歌的辉煌和汉语的富有音乐性富有表现力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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