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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该预料到这一天。
或者我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但是一直本能地拒绝自己的预感。
假如世上任何看似偶然的事情的发生都可以向后追溯到最初——那个必然的源头，那么早在二十多年前，这一天就被埋下了伏笔。
二十多年前的某天，我母亲宣称她拥有了一个本领，用我父亲的话说，我母亲有一个特异功能。当然我父亲这种表述里那种复杂的无奈，我后来才懂。
我母亲的这个特异功能并不是天生就有，她是在快五十岁的时候莫名获得的。
点头功。我母亲给自己的本领取了这个名字。她宣布这个本领的时候眼睛含笑，面颊温暖，被一种近似神圣的感情笼罩着。
那时候我母亲在接触一段时间的基督教义之后，刚刚开始捧读《圣经》，但是已经飞快地受了洗礼，成为一个有了庄严信仰的人。
我母亲后来发点头功的时候多半神情严肃到凌厉，一种凌厉的凶狠之光从她的眼睛里喷射出来。神是凶狠的——很多年这个观念伴随我母亲的眼神无法从我脑海中去除。
“这不是我在点头。是圣灵在点头。是神附着在我的身体里，是祂在发号施令，并不是我。”我母亲这样解释。
我那时候还小，十五六岁，完全被这种方式怔住了。与其说对神的敬畏，不如说对这种附体方式的恐惧。
“不要害怕。你们要听话，不是听我的话，是听神的话。神只是借我的口在说祂的旨意。”大约看出我恐惧，我母亲也会安慰我。
“你们要是不听神的话，神就会惩罚你们。不是我惩罚你们。”我眼中的恐惧未及消散，母亲的这番话把那些恐惧更加死死地钉在我心里，无论如何也不能消散了。
至于为什么神要借我母亲的口说话，我母亲的解释是，因为她是神的孩子，神喜爱她，所以神的灵就跑到她的身体里来了。
从那以后，我对“喜爱”这个词也开始恐惧了。我怕神也会这样喜爱我。后来渐渐长大，终于去除了这个担心——神太忙了。那么多人求着祂喜爱他们，祂没时间来喜爱我。
在那些年里，每当我母亲有了什么打算，神总会及时出现在她的身体里，以母亲奇怪而独特的点头方式将神对她的打算的支持与肯定表达出来，于是我母亲的目的总会达到。
若是在这个达到的过程中出现什么绊脚石，尤其是遭到我们反对，在母亲的点头功之下，神的权威也不能说服我们的时候（不能否认的一点是，人有时候胆子也挺大，特别是在坚持自己利益的时候，神灵也不放在眼里），我母亲身体里的神就会暴怒。
“这是一种典型的癔症，应当送去精神病医院治疗。”有见识过母亲暴怒场面的亲戚朋友给我们出主意。
我后来意识到，那么多年，我们始终也没有去深究，母亲得的到底是一种病理性疾病，还是仅仅性格上的疾病。
那些时候我母亲多半会以雷霆之势咆哮着把怒气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或者是失去控制的大喊大叫，或者是毫无防备地在我们面前突然就躺在地上，头歪向一侧，身体僵直得仿佛死去，任凭呼唤也不动一下。
于是我们就都害怕了，慌了手脚，没有了主意。如此一来我母亲一切的想法都会得以顺利实现，她的病也跟着不治而愈。
即使我父亲也不能忤逆我母亲的意图。他到底是被生活压榨出满怀的畏惧。我父亲原来很有佛性，自称居士，到最后却信了基督，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
改变信仰是我父亲故去之前几个月的事。这让我相信，将死的灵魂终究是茫然又软弱的。但我母亲一直引以骄傲，因为是她把我父亲领上了正确的路。
“我没有逼他。是他听了神的话。他主动选择做了神的孩子。”我母亲自豪地说。
我不知道我父亲最后走上的路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我也不知道在我离开他们那些年，父亲一个人如何面对母亲发功的那些时刻——他已经越来越苍老了，苍老得像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小孩子。
“是主的大能安排你父亲在这天死的。这天死对基督徒来说是荣耀和幸运，因为可以死后复活。”我母亲对我父亲在复活节这天离世做了总结。
“我快被我心里的话压死了。我必须说出来。”他有一天突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那天离我父亲故世已经很多年。
他是我的哥哥，我唯一的哥哥。
“父亲去世当天，那时候你恰巧不在，护士过来检查病房，看我们已经给父亲穿上寿衣，她有点惊讶，问母亲要不要让医生过来检查确认一下。我刚要说话，母亲抢先一口回绝了那个护士：‘不用！我知道他死了！’”
“当时只有我和母亲在场。这件事我对谁都没有说过。”
“父亲死后我一直做噩梦，梦里他是被殓炉活活烧死的。我一直觉得父亲是被死亡的。”
这番话是通过微信发给我的。不啻随手甩给我一个炸弹，炸得我瞬间魂飞魄散。
我记得触摸过父亲那天的鼻息，当然我并不知道如何分辨一个处于昏迷状态的人的生死。
我们都知道父亲的病治不好了，离去是早晚的事。那时父亲已经昏迷三两天了。不过我也的确清楚记得，直到被推进殓炉之前，我最后一眼看到的父亲的面容也始终是温暖含笑的，就像他活着时一样。
我怀疑哥哥的噩梦是因为内心愧疚而导致的幻觉。不过自从听了他的这番话，我也开始无缘无故做噩梦了。
我只能醒来对着想象中父亲的魂灵说，假如哥哥的猜测是真的，母亲的本意是好的——她觉得免不了的事不如在一个富有寓意和希望的日子里发生。
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停做噩梦。我开始有些同情哥哥了。他独自做了这么多年的噩梦。
“人都是被插进心里的刀杀死的。什么是刀？话就是刀啊。”
“谁知道我们心里有多少致命的刀伤呢？我只是没有想到，这些刀伤有那么多是来自自己的母亲。”
哥哥这样说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或许是生病了。现在看，他多年来都被抑郁包围着，而我不敢追问自己，造成他抑郁的究竟是什么。
“你逃出去了。我还得尽儿子的责任。”他曾经抱怨过我远走异国。后来他开始为这个讨伐母亲。他觉得我是被逼走的。
“你逼得我妹妹把她自己一辈子都放弃了。”当哥哥把这句话复述给我听时，我盯着手机屏幕半天没有回复他。
我一直不肯直视这个问题。这个世上最没有意义的事，就是弄清楚我们心中的疤痕到底有多大多深。
我把一切归结于命运——我不可能更换母亲。
我也不可能改变母亲——我接受了这一点，便不再做无谓的反抗。
哥哥与我不同。我们是同一棵扭曲的树上结的两枚截然相反的果子。他仿佛永远停留在少年时代，那些命运最初向我们张开深渊之口的岁月里，他停留在那里，独自拳打脚踢着什么。
“我真要被母亲逼疯了。她逼我念圣经，给我买磁带听，逼我去教堂。我有几次真的去了。不去不行。不去她就要拿头撞墙。我好像是被她五花大绑去的，后背上竖着一块我有罪的牌子。我坐在那群一看面相就知道一个比一个麻木无知的老年人当中，就像坐在炼狱的火里。我问自己，为什么那些老人没有把他们的子女绑来。难道他们都没有子女吗？还是他们的子女都像你一样出国了，逃跑了。”
我想象那个画面。既羞愧自己做了逃兵，又担忧他的处境。
他一直在替我负隅顽抗——这是一场注定会输的反抗。
“我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我觉得我那时候快要爆炸了。一起死了吧。一起死了吧。我当时就是这个念头。”
哥哥给我发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虽然感觉到一种不好的预兆，却无能为力。我无法把母亲心里无所不能包庇着她控制我们的那个神改变，我也改变不了哥哥——假如始终处在母亲的精神控制里，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比他更疯狂。
“要不你也离开家乡离开母亲吧。”
我的提议没有被哥哥采纳。“父母在，不远游。”哥哥回复。
我便没有办法了。对于母亲和哥哥两人之间的纠纷，即使我插手再多，两面劝说，但到底鞭长莫及。
不过我早就该预料到这一天。
我该做些什么的。
但是我能够做什么呢？
就在上个月，他有一个整晚上没有睡觉，一直给我发微信。那天我恰巧忙于琐事，没有及时查看手机，待到打开时，手机里已经有他发来的近一千条留言。
其实再向过去几年追溯，这样的晚上有很多。我早该预料到，事情并非哥哥说的那么轻描淡写，他也远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坚强。
每当他喝了酒，又找不到人说话，就开始给我发消息。
我们甚至都不打电话，永远都是文字交流。大概因为他和我其实都没有勇气听到对方声音里的悲伤。
“只有你能懂。我不跟你说跟谁说。”
我当然懂。
“我不会自杀的。我绝对不会自杀的。你记住，要是有一天我不明不白死了，一定是被人杀死的。”他言之切切地叮嘱我。
那是我们说起母亲自杀的往事。我们云淡风轻地说起那些触目惊心的往事。也许我们都老了，神经粗糙了，但他向我传递的，仍是那颗幼小的，因恐惧而惶惶无措的灵魂。
“她不知道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她从来都不知道。就算她知道她也不会承认。她只知道要对我们实施她做母亲的权威，强迫和压制。”
“我这辈子最憎恨被人胁迫，那让我觉得一点没有做人的尊严和自由。我任性，散漫，放浪，但是谁都休想胁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
“除了母亲。她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我的控制和胁迫，用爱的棍棒和权力的鞭子。”
“谁给了父母对子女一生一世的在精神上胁迫的权力？”
“她总是把我当小孩，一个必须听她的话的小孩，一个没有自己头脑和思想的小孩。可是我已经五十岁了。我连做自己的自由都没有。”
“为什么？她凭什么剥夺我的一生？”
“没错，她给了我一条命。我还给她好不好？我还清了这个人情好不好？她能不能给我一点自由？她能不能给我一点尊重？”
他向我抱怨的时候几乎字字是泪。
或许是我想多了。他并没有哭。当他喝醉了酒时，人生就变得轻忽与不可容忍了。可那些时候我是清醒的，清醒地跟随他愤怒又无奈的质问，被抛入一个个无解的深渊里。
“我也想死啊。一直都想。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在海边溜达，想起这一辈子，在母亲的诅咒里活着，连反抗的自由都没有。凭什么？你说凭什么？我真是想不通。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就因为她生了我，她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吗？这种礼教真是杀人！”
“可是每当我想死的时候，就想起小时候母亲对我说她不想活了，她想死。我那时候才七八岁，要吓死了。我哭着求她不要死。等我长大了回想这一幕，我觉得这个母亲真自私和残忍，她把她的痛苦毫不遮掩地转嫁到自己那么小的孩子身上。她这辈子只求自己活得恣意快活。她心里真正体恤过谁？！她不配做妈！”
这种时候我总是无言以对。我一点都不赞同母亲的做法。没有人在成为父母之后就必然地成为一个心智健全的父母。
母亲的心智现在看，我不得不承认，是不健全的。这是父亲早就下的结论，这个结论遭到我很多年的抵触。但是我又不能附和哥哥指责母亲，那样对他的愤怒只会火上浇油。他已经被一直压抑在心里的狂怒捉住了。
“她信佛的时候让我信佛，释迦牟尼是天下最大。后来她信了李洪志，又逼我信李洪志。李洪志被打倒了，幸好他被打倒了，不然我现在大概被逼练功走火入魔了。”
“再后来她信了基督，我就必须跟着她信基督，稍有反抗，她就会拿圣经里的话诅咒我。”
“那不是诅咒是什么——不听父母话的，可以用石头打死他，或者一生出来就掐死。她大概从心里盼着我死吧。不听话就该死。这是什么逻辑。我没有去圣经里查找是否真的有这句话。”
“还有必要去查找吗？仅仅凭着这句话，我打死都不会信基督。”
“她除了用辈分压着我还有什么方法呢？百善孝为先。不孝顺她就是恶人。恶人就该死。这不就是她的逻辑吗？”
“ 我大逆不道。谁定义我大逆不道？我不听她的话就是大逆不道吗？我听从她错误的要求就合乎天道了吗？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辈分在她这里就是一块墓碑，用来压死我的。反正是死，我死也落个自由，不受任何所谓信仰的约束。假如那可以成为信仰的话。”
我对哥哥在信仰方面的叛逆所遭受的待遇深表同情。我何尝不是也这样被母亲催逼与操控。只不过我不如哥哥耿直，也不像他那么破釜沉舟——他身体里流淌的到底是男性不羁的血液。
我与其说懦弱，不如说胆怯。我终究是怕了母亲的种种恫吓般的说辞——不听话就是不孝顺，不孝顺就不会有好的报应。
“好坏都会报应的。”母亲总是沉着脸说这句话，我的心就开始痛苦地扭结在一起。我自然知道她这样说是提醒我——假如我不听从她去信仰基督，我便自然是个坏人，迟早会遭受天谴。
但是信仰不是给人灵魂以自由吗？我试着跟母亲交流，母亲就以不能质问只能听从这句话阻断我的提问。
提问被阻断了，当然一同阻断的还有我对信仰的依赖。
没有信仰会让人吃很多说不出口的苦头，但是这些苦头没有改变我对信仰的远离，因为另一种说不出口的折磨远远大于那些苦头。
“母亲也是为了我们好。”我挣扎着对哥哥说。
“可是她觉得好的我觉得不好，很不好呢？我就该死吗？”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想我们心里的答案是一样的。
“他在到处说我的坏话。他不知道家丑不可以外扬吗？！他是个逆子我不计较也算了，他自己到处说自己是逆子不丢脸吗？他丢的不是我的脸，是丢他自己的脸。”
说完我母亲又加了两句：“你告诉他学会闭嘴吧。他这样骂我会有报应的。我不教训他。主会替我教训他的！”
母亲的话里的逻辑有严重扭曲的成分。但是我能改变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的逻辑吗？
我把话委婉地转达给哥哥。
“让她的主教训我吧。我不怕！”
“是时候说真话了。”他说，“我五十岁了，该说真话了！”
“我没有撒谎，也没有打算为自己开脱。我说的只是事实。为什么我不可以说真话？就因为这是家丑吗？”
“也许很多人幸运，有通情达理的父母。但不代表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通情达理的父母。父母可以造就孩子，同样也可以摧毁孩子。有意或者无意。为什么不可以把这句话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我不能说哥哥的话不对。我想他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反省和思考。
“这个世界到处是无处倾诉的小孩。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深深痛恶这个世界。它太狭隘了，连子女对父母的意见都不能平和地面对。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但凡说一点父母的不是，便会被道貌岸然的口水吞没。”
“难道我们的父母一旦做了父母就自动升级为完美无缺的圣人了吗？为什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勇气和度量接纳对父母的控诉？我就让我的女儿随便批驳我的观点。我告诉她，我不可能是全方位的正确。”
“没有人是全方位的正确。她可以反驳我，她可以有她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她可以有遵从自己内心的行为。她可以轻视我甚至鄙视我，我并不是一个多么合格的父亲，更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凭什么让她像敬仰神那样敬仰我呢？”
母亲的确要求我们像敬仰神那样敬仰她。每当母亲以上帝的口吻开始说话的时候，这种需求就明显地显现在她的脸上。
也许这不是母亲的错。错在我们的文化。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文化在父母的意识里根植了这种不可被忤逆的权威心态。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她点头说她是代表上帝说话的时候我多害怕吗？”
这是哥哥第一次跟我提到恐惧。
“那种时候我总是颤抖着，身心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分离，四散奔逃。但是很显然，她根本不管我们害怕不害怕。即使现在，我一看见她又用这一招出来想让我听她的话，我就觉得自己快疯了。”
“说不出原因，就是觉得我一瞬间被她解体了。我要失控了。我完全不是我自己了。”
这是哥哥被送去精神病医院之后告诉我的。那时候母亲还没有向我透露任何消息。
是母亲报的警。她亲自把哥哥送上了精神病医院的救护车。“他疯了！”我能想象出母亲对着救护人员说出这句话时冷漠的表情，像一把冰冷的刀插进心里。
“我最后残留的记忆是我被一帮人强按着打上镇静剂时她的眼神。那种凶狠的眼神。她在像小时候那样点着头表示这一切都是主的主意，不是她的主意。”
我在他的叙述中看到了一直在记忆深处的那道凌厉凶狠的目光。
“就在那一瞬间我不再害怕了，而是突然想狂笑。”
“你说为什么在母亲发疯的那些年里我们没有想到把母亲送进精神病医院？最后送进精神病医院的却是我，是不是很可笑？”
我沉默。我知道他并不需要我的回答。
哥哥始终没有告诉我，那天半夜他和母亲究竟为什么起了激烈的冲突，让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大喊“我杀了你吧”，另一个大喊“你杀了我吧”。最后的画面是哥哥没有坚持住那种令人疯狂的对峙，他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大笑，四处找刀没有找到，狂乱之下他点了一支烟，在自己的手臂上到处烫。
“我怕他把房子烧了，那样会连累邻居。”事后母亲解释她为什么报警。
“我真是疯了。她跟我说，我做的这些有一天都会报应在我女儿身上。她要挟我也罢了，为什么还要连累上我的女儿。她控制我这一辈子还不够吗？她诅咒我还不够吗？难道还要搭上我女儿的一辈子吗？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妈？！”
我忽然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了。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母亲越过了他所能够承受的底线，终于让他在那一刻彻底失去理智。
“你知道，有时候一些话就像一把匕首狠狠地插进心里。”哥哥说。
我沉默。后来我想，也许我该告诉他，母亲早就在我的心里插了一把匕首——仅仅因为我有一次没有听从她的话，她就指着我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以令人恐惧的上帝的口吻对我说，他不会长命的，你会看着他死。
十几年了，这把匕首始终在它的位置上深深插着，血始终在流，每看它一眼我都会疼得艰于呼吸——这是来自我母亲的匕首，插在对任何一位母亲来说都可以一刀致命的地方。
我不知道哥哥知道后会不会心里好过一点——我们都被母亲诅咒过，他不是内心最艰难的那个小孩。
“可杀人是犯罪啊。在中国，这种父母对孩子的犯罪从来不被审判，也不被改正。我们没有地方去控诉伸冤，只有忍受。”
我知道母亲是无意的，我始终无法以恶意去揣摩母亲的心思。她或许从没有意识到话语的杀伤力。但是这种想法让我感到深深的压抑——有时候愚蠢的善意就像恶意一样，同样会致人于死地。
哥哥从精神病医院出来之后，我出面让母亲和哥哥彻底断绝关系：别再因为亲情相伤了，各自安好吧。我不想失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那之后有一段日子是安静的。但是仍有什么在酝酿。我知道。
其实我该预料到的。
他还在精神病医院里的时候，曾跟我说，无论母亲怎么羞辱他他都不会自杀。我听信了他的话。
他最后发给我的消息是一个星期前。
“我发觉我完蛋了，真该死了。我今天对我女儿说的话跟母亲跟我说的话简直一模一样。那些话脱口而出，完全没经过大脑。但是事后我回味，我知道那些话是我从母亲那里千百次听过的，我把它们本能地复制出来，倒在了我女儿身上。”
“要不是我女儿说那些话简直跟奶奶说的一模一样，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一辈子在摆脱母亲的束缚和控制。到了却还是做了母亲的复制品。”
“你看圣经就知道，人的生命是被诅咒过的。”
“悲剧该被适时制止。”
这是微信上哥哥发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噩耗是我的侄女告诉我的。
母亲那里，她还没有给我任何消息过来。我不知道哥哥的死会不会使母亲从她迷恋的信仰里醒过来。
我没有去看圣经上说什么。对我来说，那本书上有一股喷溅的血。
那是一本我再也翻不动的书。当然，或许有一天我的手将迫于母亲的压力而伸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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