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李心释 于 2018-9-28 21:16 编辑
李心释诗论
1 真实的表达就是在否定中表达更真实。 首先是，有没有真实？真实的状态是怎样？如何鉴别真实？ 首先是，真实的家族，真理、真相、真知、真谛、真情……，是哪一个生出了真实？还是真实生出了其他？ 表达不是问题，探寻的过程就是表达，没有没有语言的思索。 任何基本事物的父母都是他们的反面。这就是世界的深度，但我们并不习惯在深度上思考。平面是个幻像，但不爱动脑的人们喜欢。 如果我们探讨真，假便先于真而存在；如果我们在揭露假，真就先于假在我们心头。 说没有先后，等于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人。 所以只有在深度的矢向上，才有真实可谈，与其说真实，不如说更真实。 终极的真实是个更真实所呈现的真实向度，那么真实的表达就是在否定中表达更真实。 指出生日是个虚构物，指出生日祝福是个良善的纪念愿望，故此，一个人的想念若是重要的，应就是另一个人的生日，即使另一个人已去，另一个人也便活了下来。 真理比真实多了些人格色彩，理只会是人所能理会的，真理是清晰化了的真实。 相对主义的真理等于没有真理，而相对真理则朴素地道出了深度的矢向。 真理通常意指终极的真理，现代哲人纷纷责其虚幻，责其为形而上学的虚幻。的确，追求真理是虚幻的，但真理本身并不虚幻，而是更真理的深度矢向之命名。 人生是深度的人生，同样是人，都得吃喝拉撒，却是如此不同的精灵。看起来都一样，那是平面的看；感慨如此不同，是深度的看。 人类的许多抽象语言概念都属于深度矢向上的命名，既不是假的，也不是非真非假的语力差别，分析哲学是平面的哲学，无法揭示。
2 语言里有一切，包括语言本身。语言意识不是对语言作为物本身的意识，更非文体意识和语种意识，语言意识是意义意识……一种非中介的意识。意义只可能在语言中存在，心灵也好，事物也好，都是语言内在的假设，意义似乎从语言外部吸进，事实上是与语言同出。语言不是诗的中介，而直接是诗，如同路德之宗教改革的要义，上帝信仰直接是个人精神内的事，无需通过圣徒这一中介作为保障。 纯功能的事物是一理想，纯符号亦一理想，因为符号本身常被作为物来对待。从纯功能物到纯符号，意义的呈现有个明暗的过渡。诗歌中有意味一说，似乎意味属于心灵之物，诗意先于诗到来，语言只会是工具，得意便可忘言。殊不知意与言、物与言的对立，同是语言内在的形而上设定，一个理想的坐标。意味本身就已是语言的，犹如无意识也具有语言结构性质。由此应该借用语言学上的术语来区分两种语言，即内部语言与外部语言，内在语言是模糊的、抽象的、心理的、不分语种的，如一个人的心理词汇，外部语言是属于明确语种的、有文化标记和惯例性表达规则的，充斥着语体标记与修辞美学倾向的。语言意识仅止于内部语言的意义，散文化也好，口语也好，都还是中介意识，并不关语言意识。还存在诗之中介的中介，此即唐代以后的旧体诗歌格律，它是检查岗、避孕套，今人写之，怀上真正的诗歌已是困难重重。 一个诗人的成熟是内部语言的成熟，是语言意识的成熟，是从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转换的成熟。意味从来不是先于语言，诗人必须重新将语言置入意味之中，即便意味就已是语言的。这一重新的举动属于意识，属于理性，如同照亮无意识的不可能是无意识本身，只能是意识和自我意识。 语言意识还是一种否定性意识，语言从诗堕落到语言，现在，写诗就是将语言重归于诗。所以，只有直面诗写前的这一堕落困境，诗歌才有更大的希望。现实中的语言有两种堕落状态，一是诗化语言，一是日常语言。两者既是对立面，又是同一面。那些诗化或文化意味浓烈的语词“死亡、旷野、燃烧、黑夜、河流、绽放、答允……”，以及类似的语句与意象，都已不关语言的事，“意象写作”是中介写作，今人已丧失“立象以尽意”的能力，只因为古人的实践。无以言说的“卮言”（日常语言）自然地耗尽前者里的假诗性，故有人觉得它清新、活泼、自然，但是日常语言透明的工具性用法，等于弃语言于垃圾堆之中，除了引用之成效即可对世俗众生态进行模仿。 当代诗人中的语言意识仍然多为中介性质的意识，聆听语言，似乎都还不能，最好的“语言意识”竟可能体现在“诗歌是一种语言技艺”这句话中。凡是诗人，凡是写了五六年以上的诗人，要写诗写出来的恐怕都十足像诗。诗歌形式的表达若成了习惯与满足，恐怕只是挟持了语言的秘密而玩弄语言罢了。我想，诗人对诗歌要有理想，意义与语言不分，生命实践与诗歌不分，抱一个即抱住命运的全部……才有好诗吧。不过，显然这一代诗人已得到了语言莫大的滋养。
3 关于意义，文献已不计其数。索绪尔之后的人们无一例外较多地把他扔掉的东西纳入考察之列，但并没能在语言与言语的统一和人类精神的意义上透视意义。语言的形式面藏于人的无意识之中，如音位系统，形式是意义之源。我将之写为：意义=差别+重要性。 “太初有道（词）”，语言是有意义的，人类生活是充满意义的生活，精神是富有意义特征的一切之总和。“精神”若避免沦为一个形而上学的虚构物，只有立足于语言意义才有可能。在语言意义之上是千差万别的人生意义，语言何以能道？在索绪尔那里是差别，在德里达那里是异延。差别是符号获得意义的基础，也是系统得以确立的基础。系统永不封闭，亦永是封闭，不封闭赖以活，封闭赖以言。一旦言说，即成封闭。有了系统，必有重要性。“重要性”不可归于先验的伦理观念，它来自系统中的单元之于系统中的位置效应，重要性就是作用、功能、前景、焦点等等，它也是形式，无法以质的内容来定义，它是构成系统中单元的前提。如果差别是“一”，后来的都是“三”，语言的运作和人生意义的言说便是“三”生的万有。任何创造首先是对差别的表达，尤其是诗歌艺术，诗人与语言在相互寻找，发现、创造一切细微的差别，也是差异在推动他们找到独特的意义和意义的表达。 谁能不断寻求到差别，谁就在意义之流中幸福地存活着。
4 怎样读诗？里尔克《时间之书》的两行诗算是一个较好的提醒： Don't sense me, ready to break into being at your touch 哪儿是通向诗的门？哪里都是，生活里的一切，没有分别，都是存在的显现，那么，意愿，对诗与存在有意愿多么重要，这意愿，坚持不懈，将产生神奇的效果，如同佛家讲的愿力。 对诗的判别只需谨记奥登的这段话即可，具体的体察与辨析则依具体语言与诗歌的历史。 One demands two things of a poem. Firstly, it must be a well-madeverbal object that does honor to the language in which it is written. Secondly,it must say something significant about a reality common to us all, butperceived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What the poet says has never been saidbefore, but, once he had said it, his readers recognize its validity forthemselves. （奥登给JosephBrodsky的诗选写的序言） 诗是一个创造物，不是语言的副产品。而此物对人是有要求的，这里说的是理想的人对此物的反应。
5 对于写诗者而言，生活细节永远是人逃脱世俗的出口，任何抽象的诗意的语言与事物都不会是。 诗歌必须处理现实，这个现实是一切可能性的苗头和其中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处理现实就是不自欺，从无诗处写诗，才谓诗。 从一个人的诗歌史角度看，一读觉得好的诗，要注意区分熟悉的好与陌生的好，是你期盼的好与让你惊讶的好，只有后者是真正的好，这个尺度不可能绝对量化，要自问靠哪边多一些。熟悉的好说明已重复，甚至可能是媚俗；期盼的好如同期待会使真相藏匿，个人经历的情结必定会左右了对诗的判断。 口语诗是个伪命名，十年前我就批评过，稍有些语言学常识的人便可理解。至于他们非得以“口语”标榜，可能是想拿“口语”来代表他们写的是日常生活经验，并且他们有可以自诩的技术性，比如拿语言的放大镜来聚焦某一日常细节，即便废话连篇，仍能形成溢出言外的表达意味。他们确凿无疑以之为诗意，而事实上不过是偏离日常话语体系的碎片，此一偏离的新异性是如此的快捷、浅显而亲切，处于大众的审美水平上，也就会有消费市场。 诗歌当然可用口语风格来写，然而所谓的口语诗，却是媚俗之物。 曾有所谓“荒诞诗派”“异象诗群”等，他们多为象征主义的加强版，他们一般严格遵循从现实中提取超现实元素的做诗法，但他们眼中不一定真有什么荒诞或异象，语言自然可以代他们制造出来，这从他们的叙述套路见出，叙述对效果的设置与把控是那么明显，就如李颖所说“事先设定好了爆发状态，只等顺利走到转折那一点。里面呈现出的思考状态也很可疑，多是取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交叉地带，看似顿悟，但其实全拜语言逻辑所赐，不是真诚的体会。”
6 如今耽于修辞的愉悦与语言的历险的诗歌，至少已占据半壁江山。这些诗应是聪明人所写，智力上的狂欢在诗歌形式上的贡献是有的，然则缺少最宝贵的东西，没有痛感、爱、关怀、天真与忘我，更无真诚可言，只能说是有技术而无品格。这正是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如纳博科夫《致薇拉的信》所说的，这些蛋都是同一只鹌鹑所生，这只鹌鹑代表“最好看、最新颖、最安全、最正确”的写法。 当一个人的写作不再真诚，下意识地回避什么的时候，他写得再好，也都是谎言，都是向他所回避的那个东西献媚。 所有描述感受的语言表达都是拙劣的，请勿忘艺术的一条共通法则，即当你有了书写的冲动，你不是用你的媒介（或语言或水墨或音符）来表达你的感受，而是到你的媒介里寻找与它契合的可能性空间，你对什么媒介敏感，就到那个媒介里去，它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你的感受，只有由此体会或信念，你才可能放弃顽固的自我表达中心，让那个可能性给你带来解放，否则你的表达不仅不是解放，反而自我囚禁。 奇怪的是，中国人对“语言”不加区分的理解是如此的顽固，“语言”的所指混乱不堪，又都基本围绕日常口语来谈论，理所当然预设思想与语言的分列，而难以设想二者同出的状态。 语词是概念，但不只是概念性的用法。 具体语境中的语词都有指称，但其意义的组织方式与指称并不相关。指称随历史以及写者向读者的转换而变化，而基本的意义结构不会变，诗歌的整体意义有极强的自指性质。 温情、怜悯、感动与一些玄学的感悟是这个时代诗歌最正确的调调，当下环境中的诗人只能这么自慰，并且这种自慰很有市场，读者的被自慰共同巩固了他们一致的安全。 诗中的“无”是什么？不是与你无关的外在的被理智所指认的“无”，而是你心所感知到的“无”，换句话说，“无”就是你与他者建立了联系，这个他者有高下，故有境界之分。心动是建立联系之始，是从无至有，把他者引向自己，终致消弭他者与自己的界限，因此在书写中，返回“无”是关键——不，只能是趋向“无”，其间有无尽曲折，才有境界的呈现。
7 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差别需要得到哲学上的支援：物的存在合乎人的内在的目的时，人与物相融无间，语言之初带来物，并直接带入人的内在目的性中。语言使物存在，并显示物的这一本质。但工具化的日常语言逐渐使物脱离目的性或只合乎外部目的性，语言越是工具化，物的本质越远离人，也即越远离人的目的性，这种分离必然带来焦虑，谎言与虚伪在人的社会里肆虐，即便通过它们达到对物的外部的占有目的，也无法解除内在的先天般的焦虑。在诗歌中，语言无所用，无所用地召唤事物，恰恰在自然的意义上达到了合目的性。诗歌语言使物与人重新和解，物的本质即人的心灵，在诗语中人与世界变得亲密无间。诗歌是精神病的药物，当然这对能吃得进去的人才有效。
| 
/1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诗歌报
( 沪ICP备05009012号-2 ) 
沪公网安备31011702001156号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8-9-28 21:08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