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力量就一定大吗

古风存

    在我国，有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故事：有一富翁，生了十五个儿子，他们每天不是打就是吵，谁也不帮谁。富翁很难过，总想用个什么办法使他的儿子们团结起来。有一天，他买来一把筷子，然后叫来他的几个儿子，对他们说：“我给你们一人一根筷子，看谁可以把筷子折断。”儿子们全笑了，说：“这有何难！”富翁又分给每个儿子十五根筷子，说：“现在谁可以把十五根筷子一次折断！”十五个儿子全试后，却没有一人能折断筷子。富翁说：“你们瞧！只有一根筷子的时候，谁都可以把筷子折断，可是当十五根筷子结合在一起后，就不容易折断了。筷子就如人，一个人的力量很脆弱，可把很多人结合起来，就非常厉害了。”
　　这就是“一根筷子比一把筷子更容易被折断”理论，由此推导出来的，便是——人多力量大！
　　“人多力量大”，可以说起码是一句被多数人接受的“公理”。无论古代斯巴达克奴隶造反，还是中国历代王朝农民起义，乃至当代西方的“民主选举”、台湾的“公民投票”等等，无不由此“公理”发展、延伸出来。因此在语言上，也有着许多这方面的俗语，“众人拾柴火焰高”、“万人万双手，拖着泰山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甚至名人中也有“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淮南子》）等名言。这是国内，在国外，也有“蚊子如果一齐冲锋，大象也会被征服”（伊朗）、“一个手指握不成拳头”（阿尔巴尼亚）等至理名言。
　　把“人多力量大”这个概念推演到极致的，恐怕非毛泽东莫属。他从“人多力量大”中推导出来的精髓便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理论。正是凭着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800万的正规军；同样也是用这一理论，在朝鲜战场上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人打到了谈判桌上。
　　应当承认，在特定的条件下，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恐怕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正确的理论，才导致了后来“光荣妈妈”的事实，使中国的人口在短时间内急速膨胀到了十多亿，使得我们现在不得不强制执行“计划生育”。“人多力量大”，但人多了嘴也多了。一口三人吃饭的锅，硬要十个人来凑，因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可想而知。
　　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人多力量大”这一“公理”的合理性了。
　　无独有偶，在我国却另有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故事，这便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按照“人多力量大”的“公理”来推导，三个和尚比一个和尚应当更有水喝，为什么反而会没水喝了呢？这不是和“公理”相悖了吗？而且这种悖谬在社会上却还有着相当的普遍性。
　　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其实很简单。“人多力量大”这一“公理”，必须附加一个前提，那便是——团结。假如缺少这一前提，便会产生“两个厨子烧一锅汤，不是太咸就是盐没放”的情况。
　　这就是“旁观者效应”。
　　旁观者效应的根源，在于责任的分散。旁观者越多，每个人所感受到的自己肩负的责任就越小，因而为他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旁观者效应的提出，始于美国纽约发生的震惊全美的吉诺维斯案件。
　　吉诺维斯案件的特别之处在于，案件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遇害者的38个邻居听到了呼救声，而且其中有许多人还看了很长时间。然而，在遇害者与歹徒搏斗的三十多分钟时间里，甚至没有人行举手之劳，致使一件本不该发生的惨剧成为事实。案件发生后，社会心理学家们分析后认为：人们没有及时提供帮助的原因，在于许多人都有一种“也许其他旁观者会帮助”的心理。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如此惨剧，只是因为在场的人太多了！
　　这使我记起了前几年经常听到的一类事：两三个歹徒提把破刀就能洗劫一辆大客车。从人数上来说，一辆客车上的乘客至少也在三五十人，歹徒即使长了三头六臂也敌不过众人，可他们为何却还能屡屡得手呢？原因就在于“旁观者效应”在起作用。这种情况下，往往司机一个人可以抵上整体的力量，这不是说司机是什么超人，而是他负有把旅客安全送到目的地的责任。
　　这就好比杀手和厨师，同样操刀，但一个杀手可以逼迫一百个厨师做一百道好菜一样。
　　除了“旁观者效应”外，人数和力量的关系中还包含着一种“社会浪费”和“责任分散”现象（这里指的是在团体作业中，个人工作效率随团体人数增加而下降的现象）。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召集了一些人，让每个人单独大声喊叫，并记录其音量；然后再将这些人编组喊叫，再记录音量。结果发现，虽然团体喊叫的总音量随着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但个人的音量却随着团体人数的增加反而降低了。
　　记得前几年农民双抢，集中了村里所有的强劳力，而时间跨度往往需要一个多月；现在分田到户后，一个多星期就能全部完成。同样的土地一样的人，为何生产效率会提高如此之多？关键就在于落实了责任制，最大程度上地杜绝了“社会浪费”，因而从体制上消灭了“出工不出力”现象。说得白一点：这活你今天不干，明天还是要你去干；你明天不干，后天仍要你去干。你既拖不过，也赖不掉。
　　法国心理学家林格尔曼还做过一个“拔河”实验，他组织一些青年人分别以单独、两人、三人直到八人小组的形式拔河，用测力机测量并记录他们在不同群体下用力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力量的总数低于单个力量叠加的总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责任分散下的内耗所表现出来的必然结果。
　　对于这种现象，相信一般人都有切身体会。举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吧。
　　我初任机修车间主任时，整个车间有四十多名工人。对于一个几百人的企业来说，四十多名机械维修人员应该是绰绰有余了（这还不包括生产车间的维修人员）。但事实却正好相反，在工作的布置过程中，总是那么疙疙瘩瘩困难重重，推诿、扯皮、拖拉等现象屡见不鲜。91年车间实施改革，一次性裁员19名，工作效率反而明显提高,不但按时完成了公司布置的所有工作，还开始向外承接起了业务。究其原因，除树立了工作危机感，使大家明白了不好好干就可能下岗的道理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人数的减少，内耗也随之减少了；也就是说，随着人员的减少，概括出了单个人的责任。
　　再拿扬伦纸业为例，5条生产线时，全厂有700多名工人；现在十多条生产线，人员反而降到了200多人。同样的产品，一样的设备，为何原来不能操作而现在却可行了呢？一方面，是分清了责任落实了职责；另一方面，由于人数的相对减少，员工的收入随之而上升了，从而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在人和力量的对比关系中，激励机制也至关重要。
　　另外，科技水平的提高也能改变人和力量的对比关系。关于这一点，我想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不用我再展开。邓小平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
　　由此可见，人数的多寡并不决定力量的强弱，力量的强弱是和事物的性质，责任的大小，工作者的动机、情绪，科学技术的先进与否等密切相关。
　　因此，我们还能再单纯地相信“人多力量大”吗？
　　“旁观者效应”、“社会浪费”和“责任分散”现象发展到极端，便是“滥竽充数”；而“人多力量大”发展到了极端，便成了“人定胜天”论。“滥竽充数”还不至于构成太大的社会危害，但一味地相信“人定胜天”论，却是危害无穷的。原因就在于，南郭先生存在的前提必须是齐宣王式的环境，否则如齐湣王这般，想“充数”也失去了土壤；而“人定胜天”却是披着唯物主义外衣的唯心论。
　　以上是心理学观点的论证。既然人的多少和力有关，那么我们再从物理学原理来加以阐述。
　　物理学中“力”的概念和叠加（合成）原理与“人多力量大”的概念应该说并不矛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多总是比人少力量大，正所谓“好汉难敌四手”。但是，力的合成是一种“矢量”，其叠加后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每一个分力的大小，还要取决于这种分力的方向，不能简单地用数学加减法来判断。假如不加分析地把各种力盲目叠加，恐怕永远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
　　应该说，“人多力量大”这一“公理”，最充分的体现是在军事上。或许我们的古人们也已经懂得了“人多好办事”，“人多为王”等道理。历次的战争，除掠夺权力、财富外，另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掳掠人口。特别是历史上北方民族对汉民族的滋扰，每次南侵后，总要掳走大批汉民，然后再把这些汉民赏赐给有战功者，以继续扩大其武装实力。到了元代，由于汉人的数量远远胜于蒙古人（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人的多寡和力量的大小并不相等），或许是统治者们害怕汉、蒙人数比例的悬殊吧？蒙古统治者们把汉人、蒙古人和色目人加以区别对待，规定蒙古人为一等人种，色目人为二等人种，汉人为三等人种；甚至规定汉人只能种地纳粮，不能当兵经商等。这就从根本上扼杀了汉族人多，起兵反抗的可能。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蒙古人（包括后来的满族人）的统治虽说最终是被汉民族的军事力量所推翻，但在被推翻以前，事实上这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已经汉化了；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汉化的过程，并不是因为汉民族的人数多于少数民族，而是因为汉民族有着不朽的文化。这正应了马克思的一句话：野蛮的征服者，最终将被他所征服的民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
　　翻开中国的历史，用“血淋淋”一词也不为过。中华民族一直是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称世，但从先秦到清朝，北方的游牧民族无时不在觊觎着中原。历朝的中原统治者们也无不把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放在首要位置，甚至不惜于将公主们奉献出去，以换取一时的和平（据统计，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用于和亲政策的公主以及假公主有三百多人）。尽管如此，中国也还有着南北朝、宋朝时期的民族割据，元朝、清朝的封建统治以及近代的八年抗战。直到现在，一个只有一亿多人口的日本，也并不把有着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放在眼里，反而去害怕只有区区五千多万人口的韩国人的心理。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脸再乱嚷嚷什么“人多力量大”？
　　或许有人会说，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在清朝中期以前是强大的，我们毕竟有着强汉、盛唐之说。是的，文景、贞观之治，开元、乾隆盛世等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是强大的。但那只是历史的一个阶段，而且文景之治后有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开元盛世后有安禄山的安史之乱；至于康、乾盛世，我不便于多说，不然会被扣上“大汉族主义”帽子的。
　　我这样说，有些人可能会跳脚。汉武帝时，我们把匈奴驱逐到了贝加尔湖；元初时，成吉思汗的铁蹄踏过了半个欧洲。是啊！是啊！初看一点不错。但事实究竟是怎样呢？卫青、霍去病能打败匈奴，除了依靠文、景之治后强大的国力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凭借着当时的冶铁技术，是铁器和青铜器的对峙；事实上，卫青和霍去病的几次出征，在人数上还远不如匈奴。至于成吉思汗，读中学以前我也曾自豪过。能够打进莫斯科的，历史上有几人？唯铁木真和拿破仑，连希特勒也不行。可事实是，当我们在说“我们的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却并没有把我们当成“我们”。如果一定要说“我们的成吉思汗”的话，我想俄国人应该比我们更有资格，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先做亡国奴，而且俄罗斯又属于色目人。
　　如此，我们还能再躺在“人多力量大”上沾沾自喜吗？
　　这些足以说明，尽管战争最能体现“人多力量大”，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和人数的多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清征达瓦齐之战中，阿五锡、巴图济尔噶勒仅用22人便打败了达瓦齐2千多人，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因此，如果有“我人数多就一定能打败你”的思想存在，那是很危险的（如虎牢之战，窦建德、王世充合兵10万余，结果败在李世民3500人之下）。
　　文回前题，让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的军事理论精髓。
　　其实，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理论而无往不胜，是存在着一个分力方向一致的先决条件，即——统一指挥、步调一致。事实上，如果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人少同样也能打胜仗。如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井冈山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徐向前指挥的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和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以及粟裕指挥的黄桥战役、苏中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无不都是以人少而胜人多的经典。
　　因此，对“人多力量大”的理解既要做到“知其然”——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数和力成正比；还要做到“知其所以然”——在条件不同的情况下，甚至会成反比。
　　特别是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涉足知识的全部领域，一项工作的完成，往往需要多人的配合；因此，调整好每个人力的方向，使其处于“平行四边形”状态，是事半功倍的基础。这就如沙漠中的沙子，它的数量不可谓不多，但一阵微风就能把它吹起；如果在这些沙子中渗入水泥（团结），那它就能筑高楼、架桥梁了。
　　　　　　　　　　　　　　　　　　　　2004-4-6于杭州　

子默

不看不对//看了不批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