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民间》第一缉■■■裸体短打（32首）

无哲

事情明摆着，我前面道歉，空手道后面又删贴．
从严处理，空手道不辞也会革他职，威望减１，降为一般斑主．

石子赵

垃圾诗歌的威力可想而知,居然将空手道都拉下去了.

昊飞泓

这件事情不是垃圾诗歌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诗歌报对待处理问题和管理的问题。
垃圾诗歌我们可以不喜欢，但是不可以不允许他不存在。
当初的现代诗歌在五四时期也是不可让人接受的。。。

扬帆，远航

垃圾诗歌总比抄袭，骄柔造作，空洞的文字游戏的好~~~~~~~~

管上

好呀,可别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管上

剥下世界的伪装
——略谈管上《裸体民间》
乐思蜀
文学高于生活，是对生活的高度概括，而诗歌是文学之文学，所以一直就是神圣之物，无人胆敢冒犯。很多作家诗人便肩扛种种旗帜，化身成上帝的使者，离地千米，俯视苍生，指导生活，这几乎成了现代诗歌新格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管上的“民间说唱”，以另类的姿态走到了人们的面前。
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首先直面生活的真实。在管上的诗作中，无一不是基于对生活的观察，正因如此，他对现实的批判底气充足，很有力度。“傻子就是傻子／快过节了／聪明的人都想去关怀他／顺便看看他的傻样／乡里县里都有人来／有米有面有肉有油／人民币当记者面双手递给傻子／傻子接受了／五体投地很感激／当关怀他的领导驱车一走／村会计马上要回了钞票／傻子纳闷呀／这不是给我的吗？／会计说：你是真傻呀／这是慰问金／村上的钱／明年领导再来看你／还要用”（《慰问金》）。傻子就是傻子，“聪明的人都想去关怀他”，而他总是不理解聪明人的“关怀”。又如《恶吏颂》“人民给了你鞭子／决不能打在自己身上／对那些不听话的贱民／打死一个少一个／社会要稳定／经济要发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是人民公仆／你坚决为人民币服务”，人民给官吏的鞭子，直接打在“贱民”的头上，而且名正言顺，因为“社会要稳定／经济要发展”，人民公仆为人民币服务，正是“为人民服务”这句名言的巧妙变形。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实，凡以“人民”冠名的机构，都是人民最感头痛的，我不罗列了，大家可以在现实社会中寻找对应。当然，坚决为人民币服务，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潮流，不仅仅限于官吏了。诗人又奈之何？无非写写而已。《妓女的三八》、《处女情况汇报》、《送戏下乡》、《苏核桃》、《腊月二十三》、《农民爬在春天的麦地里喊痛》……我突然发现，我几乎是按作者帖诗的前后顺序罗列了一通诗目，由此可见管上的诗作与现实的血肉联系。是啊！现实是如此的冷酷，诗人尽管束手无策，但无法不喊：“愈哭无泪呀我的农民伯伯／谁让你们进化成一群任人宰割的傻逼”（《农民是一群傻逼》）。
这是怎样的呼喊啊！当我们把目光从风花雪月中，从时尚的都市霓虹中，转向那些阴暗的角落，看看那些沉默到麻木的人们，我相信每一个心怀仁爱的人，都会欲哭无泪的。值得注意的是，管上在写这些诗作时，常采用呈现的手法，平视的角度。在文学上批判现实的手法很多，但迄今为止，我尚未见到比呈现更有力的批判。从某种角度说，生活的本身就是最好的文学作品。管上正是用了生活中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生活的本身就已客观存在的切肤之痛。管上就像一个业余的摄影师，混进那些妓女、傻子、农民、小市民当中，对准一个个社会中的弱者，频频按动快门，他们那些看似鸡零狗碎的痛苦，通过组合，叠加，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伤口，这也许一个社会，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致命伤，在闪光灯的照射下，一切是那样触目惊心。
但更大的悲哀却不在此。而是，当我们贬低金钱至上的社会，当我们蔑视一心为金钱服务的人，当我们用坚强的食指指出社会的黑暗的时候，却时常会发现，我们也正是其中的一员。我们面对有钱有权的人腰酥腿软，遇到穷困潦倒的人昂首挺胸。我们一边反对封建统治，封建礼教，一面也会梦想《当一天大清朝皇帝》。很多人痛恨腐败，一旦身居其位却比别人更腐败。“所有的男人都喜欢别人的女人／所有的男人都不愿自己的女人／放荡”（《疑问》）。人的根性就这样贱，几乎无法改变。还有比这更让人感到悲哀的吗？
也许正因如此，管上才没有停留在现实批判上，而进入了对世界、对人性的反讽。我认为真正称得上认真的作家只有一种，把思想的探索坚持到底，一步一步地对世界感到绝望，乃至结束自己的生命。像这样名符其实的一条道走到黑，有什么意义呢？这世界人多得是，死一两个，甚至死成百上千个，成千上万，都不可能改变存在的事实，不可能改变世界发展的大势方向。所以机灵一点的，就退求其次：反讽。
“在马戏团／一个小丑／泪流满面／猴子上前／安慰他说／我们活的像人都没哭／你一个搞笑的动物／为何如此／多愁善感”（《小丑》）。你看，做动物多好啊！做人多没意思啊！人成了搞笑的动物，而动物，被逼做人，这世道啊！
“再过一个年／我就四十岁了／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我想2005年／我会不会低下头／咬伤自己”（《生日》）。你说一个四十岁的中年男人，还伤得了谁啊？要就是伤自己了！作者用世人常用来喻指男女之事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狠狠地调侃了逝水年华，感慨英雄气短。
“有句老话／说这世上最享受的事／是住英国房子／用中国厨师／娶日本女人／拿美国工资／最要命的事／我们这几亿男人／是住日本房子／用英国厨师／娶美国女人／拿低保工资”（《傻逼生活》），通过对一种通俗说法的改编，戏说了当今中国男人的生存状态。
“孩子在寄宿学校上学／妻在为资本家创造资本／我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只有星期天／三个有血有肉的动物／才会聚在一起／大吃一顿／腐败的生活” （《社会主义好》）。作者巧妙地套用了“为资本家创造资本”、“社会主义大家庭”“社会主义好”，跟无聊透顶的生活着着实实地开了个大玩笑。
其它还有《让一部分人先硬起来》、《妓女颂》、《妓女的三八》、《处女情况汇报》、《老屋》、《春日》、《天安门》、《当一天大清朝皇帝》等等，都是运用反讽的精品。管上无疑是个反讽高手，伟人名言、官方常用语、老百姓的家常，融合在一起，居然相映成趣。
认真的朋友还会发现，管上在反讽时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反讽对象之外。这样的反讽常被一些道学家视为文人的自伤行为，进而得出他们不够自重，以此哗众取宠等等。其实他们在表面上不屑为之，心底里却是害怕为之。
我认为，自伤是要有一定的能力的，这种能力可称之为自伤能力。据我初步观察，王小波、垃圾派诗人、伊沙和一些下半身诗人具备一定的自伤能力，这是因为他们敢于亮出自己的鸡巴。这决定了在死要面子的中国文坛上，他们始终不会占据主流。但我认为，正是这一类人，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中坚力量。剖人者必先自剖，豁不出去的人是没有创造力的，是搞不好文学的，也是没有希望的，这可以解释中国钦定作家为何总是难当大任，官办的刊物总是落在后头。我不太看重一味调侃别人以抬高自己的人，从根本上说，只有自伤式的反讽，才不会使反讽落入尖酸刻薄，才最深刻，最坚定，最有力，才能达到反讽的目的。管上正是一个不怕自伤的人，所以他才能挥起反讽的利剑，剖开人世（包括他自己）的衣冠，剥下整个世界的伪装，使里头的丑陋、肮脏、缺陷与疤痕无以遁形。也许这才是《裸体民间》这个名称的来历。
如前所述，反讽出自现实的无奈。正如一位作家所言：反讽是弱者惟一的强项。目前，贫富差异的拉大导致了社会的病变，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日渐突出，在新的变化面前，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已无法找到一根能维系思想的准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尤其是在中下阶层的人们，时常成为被玩弄、被欺骗、被压迫的对象，他们是如此的卑微，渺小，像亿万颗沉默的蚂蚁。当许多写字的人选择逃避的时候，管上用尖锐的笔触，用反讽的笔法，发出他们的呼声，无异振聋发聩。
正因为这一点，我几乎早就原谅了他的某些作品尚缺乏打磨（这一点在略长的诗作中比较突出）。当然，我也一直怀疑，太过精细的打磨会让语言失去随意性，使本来长于抒发情绪的诗歌变得古板，无味，进而失去诗人应有的个性和魅力。我们刚刚开始脱离写作的格式化，又忙不迭地钻进另一种格式，这不是更可笑吗？
我跟管上似乎是去年上半年在平民诗歌论坛上相遇的，后来偶尔撞进他主持的民间说唱发了几帖，粗粗看过他的一些诗作，感觉很新鲜，很有特色，但后来由于杂务繁忙没去了，我跟他的接触仅限于此。当我忽然看到他帖在网上的《裸体民间》，倍感兴奋，说句实话，我好久没看到这么过瘾的东西了。
乐思蜀（浙江省松阳县种子公司323400　徐永健）
200504151415成稿　

管上

来自中国农村底层的声音
/小王子
春天农民最惬意的事
就是爬在麦地里
对天骂娘
然后一个人偷偷地喊痛
并放声大哭
——管上诗歌《农民爬在春天的麦地里喊痛》摘录
中国目前的人口总数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又有九亿多的人口是农民。 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如报纸和新闻上所说的都在奔小康或说已经奔上小康生活了？活生生的生存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这当然不是外交场合上的应付与自负之词，不是城里人饭后随口谈论的夸饰之词，更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掩盖的问题。在读完陈桂棣、春桃的报告文学新作《中国农民调查》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书的开头所说的：“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我想，这话是背对着农民与大家说的肺腑之言，但对于农民来说，一切都那么正常，一切都那么容易顺从与忍受。然而，正是贫穷、罪恶、苦难、无奈、抗争等血淋淋的农民生存困境却被主流话语一直排斥，我们的文学作品也就极少有感动、悲壮的情怀与力量，这么多的中国农民虽数量众多却也只能持续“边缘”于少数富裕的人口之外，主流语境之外，如管上的诗歌见证：“就是爬在麦地里/对天骂娘/然后一个人偷偷地喊痛/并放声大哭”。这还是发生在人人都梦想着的“春天的故事”，且是农民“最惬意的事”。
在诗歌话语领域，管上的《民间说唱》与《裸体民间》可说是弥补了中国当代诗歌严重偏离社会现实与底层生活的空洞。也只有管上，在中国诗人们大多选择放弃最起码的社会良知与责任承担，被功利之心层层包裹的状况下，自始至终站在苦难的黄土大地上，以平民的眼光打量世界，坚持实话实话，实景实记，表达出了农村凝重的悲剧之声。我曾经在反复阅读《民间说唱》之后，对其进行过这样的评述：“诗人管上，一直守着民间的一花一草，一寸一土，一人一物，一话一事，在冷抒情夹杂的叙事中，对当代社会的农村，进行了细微的刻画与记录，可谓“民间生存史”。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挣扎、困苦、愚昧、自足与及各种怪异、荒诞，有血有肉的农民形象充斥于他的首首“民间说唱”。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其诗集《民间说唱》我认为是中国诗坛不可或缺的一部优秀诗集。”从管上后来的诗集《裸体民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农民大哥的坚持与努力，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怪现象，一些诗人的诗歌越写越是趋向于“私人话语”，越来越一味地闲适，大抵是商品经济的流毒侵蚀了诗人们的弱力人格，或者是他们在消耗诗歌所带来的名声。现在再来回顾我上面对管上诗歌所做出的评述，我仍不觉得过分，也不认为我有故意夸赞的成分。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处于弱势的群体在各种社会变迁下所遭受的磨难往往是他人的数倍。就算在相对一统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本身的话语权微弱，农民的惨境与表现让人叹为观止，要想为自身的多争取一点利益和基本权利，那真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有诗《半夏村》为证：“每次矿难/半夏村都有人上死亡名单/贾瞎子说/半夏村阴气太重/得杀一百公鸡/去毛/深埋”。句句陈述事实，句句又不仅陈述事实，读者在客观冷静的笔调中读诗，却在脑海里呈现出组组画面，诗句之外的愤慨与控诉已漾于纸表。而灾难之后农民的表现如何：请瞎子算命——把沉重的封建文化（迷信）拿来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人身权利”问题，或者说人们根本就没有权利意识，只恨“阴气太重”。那么造成矿难的肇事者呢，依然逍遥法外，拿着私人签定的和约证证有词。受害者呢，死亡不算，还得让亲人用本就难以喂养的鸡来送葬，而且是一百只！可想而知，这样的悲剧还要不断重演，农民的愚昧导致的依然是丧命与杀鸡。管上这样的诗歌语言可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来形容。半夏村类似的悲剧仍在进行：“11月28日铜川/陈家山煤矿瓦斯爆炸/半夏村又死了七个/贾瞎子说/杀一百只公鸡/已经不能除去阴气了/得杀一千只”，诗人的忧患与悲哀随之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怜半夏村/三十九个寡妇/一时半会/到哪儿去弄/一千只打鸣叫床的鸡公/贾瞎子说/半夏村阴气重/还要死人/还要死轻壮年男人”。
管上突出的诗艺特征是反讽，反讽即体现出艺术的批判精神。管上的反讽大都通过审丑的途径来完成，所揭示的荒诞社会现象与人性的杂乱繁复是惊心动魄的。在《水草坪》一诗中，诗人低性的描述：“58年洪水瀑天/水草坪颗粒未见/张阳刚一家五口面黄肌瘦/眼看三个孩子就要饿死/张阳刚把刀砍向了妻子/他支解了尸体/煮了一大锅/余下的放入地窖/准备过年”。1958年是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发动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水草坪却“颗粒未见”，我们不由得反思这段荒诞的历史。鲁迅看到满纸写着“吃人”，而吃人的现象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村中见怪不怪，且是孩子在吃，且是吃自己母亲的。父亲慈爱地为了孩子却残暴地将孩子的母亲杀死，这不知是善还是恶，但却是真实的，怪异的，有一种无法言愈的巨大的危机感与毁灭感，总之激起了读者不平静的内心，在极端对立的心理冲突中感受政治游戏对人性的恶劣摧残与逼迫。诗歌的张力已经膨胀起一个吃人事件所带来的骷髅境地，一把尖锐锋利的批判之刀已经遁入体制与制度的内核，疱丁解牛般把所有的假大空与恶丑臭解构一空，赤裸裸出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矛头直指当时所有的颂歌文学，高声口号：“有野狗叼走了孩子们啃过的骨头/有人确认不是动物的/工作队进驻水草坪/张阳刚投案自首/可怜刚刚上任/腰间挎着驳壳枪二十七岁的魏县长/面对一堆鲜嫩的人肉和惊动中央大案/魏县长举起了枪//如今的水草坪/地肥人美/张阳刚的石板房早已倒塌/魏县长的墓碑/四个大字/人民罪人/字迹清晰”。
管上力在争取自己的平民话语权，也在为农民争取话语表达的权力，并从中唤醒诗人们关注现实生存与底层农民苦难的良心，这样的诗人无疑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也是值得有同情心正义感且为社会的正义而努力呼唤并践行的人们学习的。
管上的声音是一种来自中国农村底层的声音，这种声音交织着农民的辛酸血泪，哭笑呆傻，折射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深沉悲剧，同时也反映出觉醒的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追求以及善良的力量。
这样的一个活着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了超度。
2005年4月9日星期六凌晨5时32分

管上

视 觉 里 的 诗 性 满 足
——论管上的裸体民间写作
◆钱刚
一、消解的意义
　　我确实不愿用“民间”这个词来把握管上的诗歌，“民间立场”本身是具有很强的可疑性，作为一个写作者，无论他多么想亲近书写的本体，但在书写观察过程中他就会发现，他的写作能指和最初的设想是有所偏离的，因为书写本身不具有面对面的平等可能，写作构成的是向下的，不是平行的，甚至不可能是上行的。也许正是这种偏离，才造就了管上，成就了管上准确把握现实的“裸体民间”的华彩。按照罗兰·巴特的理论，“裸体民间”纯粹的消解了文本的可读性意义，而强调了“可写性意义”，“再过一个年/我就四十岁了/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我想2005年/我会不会低下头/咬伤自己//”。就是一种过程性书写，破壳了创作中的社会化情绪茧缚，完成了后别人还能在这种诗写控制中继续下去，形成新的材料化的图景控驭下的后现代摹态写作。“裸体民间”在写作的障碍／矛盾中构成了两者之间的和谐能力运动性，因此在普遍经验的消解/重构上达到了高度，这显现了管上诗歌的独特性，如果把这种想象和现实相对照，我们感受到的振动与作者原创作初衷往往是不同的，这就构成了双重消解，即管上对现实的消解和写作对阅读性遮蔽的消解。在写作实践中“在马戏团/一个小丑/泪流满面/猴子上前/安慰他说/我们活的像人都没哭/你一个搞笑的动物/为何如此多愁伤感”（《小丑》）。就是异化的人与动物之间的互相消解，在这种消解中作者完成了对语言的瓦解，对语言的反抗，在不断的语言叙述疏离中完成了对能指的无限游戏，显现了人的生存压抑状态。至此，作者在理想语境中完全缺失，使语言支配了作者的后行动。但这绝不是民间的立场，因为他是向下俯视性的。管上的裸体民间写作更确切的是用裸体象征的民间这个词场呈现对生活的重复和消解。是用赤裸这个悖论来写成对生存反抗的前进，以赤裸的裸体民间的社会病态的浮现完成自我指认下对他人引导的强指，是对现下我们社会上流行的后现代更深刻、执着的寻找、定位和更正。
二、图像的特殊存在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什么，是图像化的映现！在记忆的底像中标榜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我相信管上这种对即景式事务的把握和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直露的口语化、色情化、垃圾化和反讽性都是一个个世像的间性游戏，他背反历史，把历史作为一个照片载体，以虚拟的回忆完成对社会真实的复制，他所指向的是在社会等级／强权压榨下的群体的投影和感觉。试图通过这个结构表达出一种反政治的危机感和黑白胶片时代的灰色感，在生命过程中以制造的具象个体完成符号指向的再生或者死亡，它充满了一种无限的感觉性，在片断中代表了一种同质异性的偏执和随意性。通过集体契约式的失重来理解责任的给予和现代性规则在价值清理上的负载。
　　管上这种图像化写作形成的平面视角，它是非经验的，它类似于照片的一个个场景饱含了某种记忆的痕迹，“列好阵势/千年不变/握刀枪的手是否握过锹头/没有女人/没有孩子/马的悲鸣/人的呐喊/在十米深的黄土下/沿地脉滚动//看见了吧/我们的祖先/那些七男儿/面对苦难/总是一言不发//”《兵马俑》，就是以强烈的反讽和焦灼，在历史虚化的感受中强调了历史与反逻辑二者之间内在的趋同性，从而用当下的批判完成了对现实和民主的深深忧患，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对社会、对民族、独立的人和自由精神的探索。在这里回忆就成为了一种具有强烈截取性的生存压迫的剪辑。
　　从图像的表面看，管上的诗打造着一种社会调节和自我适应复制的话语，因此震动的内涵在于不断的对社会判断的自我完善和批判之中，着重以荒诞的新传统的相互否定，文化的无意义符指探索，开放了一个个生动的图触符号，用兵马俑、傻子、妓女、土地等明显的符号的能指度完成了对世态的演示，使诗歌在差异的印痕中衍射出语言的内在性。以看似平淡无奇实际具有很强的模糊性的话语对政治的强力指涉，在图像的虚构与事实中建构的批判世界，来完成自我话语权利的建构。
三、觉醒的声音
　　管上的诗歌中充满了什么？在我看来管上的诗歌充满了理性、充满了反抗。对管上而言，诗歌的写作成为了一种行为艺术，甚至是一个角色的扮演过程，他将话语的修辞关注于一个群体，而并非是一个个人的空档，在诗歌中他习惯于将社会的运行规则集约成一种力量，将社会规则的恶劣性、膨胀性在隐性实施中的作用放大 “傻子就是傻子/快过节了/聪明的人都想去关怀他/顺便看看他的傻样/乡里县里都有人来/人民币当着记者面双手递给傻子/傻子接受了/五体投地很感激/当关怀他的领导驱车一走/村会计马上要回了钞票/傻子纳闷呀/这不是给我的吗？/会计说：你真是傻呀/这是慰问金／村上的钱/明年领导再来看你/还要用”（《慰问金》），就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完成了对政治社会虚伪性，假大空的有力的追问，以一斑窥全豹，淋漓尽致的抨击了社会的残酷和政治的僵硬性。诸如《我把我的标准像挂在厕所的墙上》中“从今天起/我的标准像将永远挂在/厕所的墙上/不是永垂不朽/而是遗臭万年”以自我作为一种变体，用冷笔调对政治迷信／崇拜进行了惬意的亵渎，反讽中以虚似的丑陋置换成现实反崇高性，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了无法显示的猥琐和压力。管上面对着真实的农村，以自己的真诚对农民/弱势群体的关怀、同情，以及对着书写出来的那无法愈合的伤感情绪弥漫着一种沉重，表现了一种压抑的警示，充满了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管上的面对和鲁迅的面对一样直面了渗淡的人生和残酷的社会现实，在深沉的关怀中对比历史，用貌似表面的转喻，运用反阐释、反叙述、微观历史等多种手法，以生活的普遍经验和觉醒来发出内心延宕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判逆的男性品质直涉对政治的拷问和冲击。这也说明，管上自《民间说唱》的蹒跚后，通过不断的积累和批判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创作之路，发出了面对强势政治觉醒的声音。
四、文化状态下的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是普遍缺席的，无论是乡土派、后现代诗人或者其他的诗人无一例外的在面对农民问题时采取了逃避态度。即是乡土诗人积极的进入乡土也不是在关注农民，而是把目光投向对土地的热忱和对自然诉诸种种感情上，但当涉及到农民问题时，我们的诗人们却左右顾而其它，缺乏对农民问题的深层次发掘。管上直接在当下语境中进入了占中国人口绝大比例的农村人中间，写出了农民在现代社会中地位的变化，身份的缺失感和农民贫穷、努力、挣扎、尴尬。农民的沉重在诗中充满了对生命力的痛苦反思，“太阳依旧裸睡/乡上刚发的红头文件/除了那一行血色的标题外/空的壳／让农人的腰难以挺直//春日农闲/大槐树下/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关于/三农的文件/村长都认认真真/大声朗读了一遍/大槐树正在吐着绿芽/没有一片叶子被感动地落下//2004年的春日/与往年一样/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村里只留下一些/老弱病残和小孩/跟年迈的老村长一起/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春日》）就表达了双重的悲哀，在文化状态下农民们在乡土中已经麻木，缺乏思想，当他们走入都市后生存又充满了悲情，他们生活在自尊与屈辱中，在城市里他们用自己的肉体，生命执著着一种悲壮。实际上诗中传递的是一种农民进城后用生命和肉体构成的狂欢，在这种麻醉中执迷不悟地寻找城里人的认同，但精神却遭到摧毁。在管上对社会叙事进行影响的时候，我看到历史的相似性，读到了一种经验：农民面对强势的盘剥和各类优势的强压时，他们面对这种不平衡、不平等的忍让和妥协是因为他们反抗这种不平等的成本要远远大于不平等带来的损失，而非他们满足于现状，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农民面对社会的孱弱。这或者是给了我们一个警示，这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挫败。
　　管上表现了什么态势呢，当他以一个“疯颠形式”把自己交给书写的时候，这种裸体民间必将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后写。在社会的被强制状态下，这种具有明显方向性的书写方式虽然将遭受很大的困难，但是这种饱含着弱势群体思考感和人类生存经验的普遍感的文本，必将引起更多人的思考、重构。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这种革命性的建设，将在个人的历史性反衍中摄入民族整体的认识，构成具有极强感染力的语言能指。
　　在这个人本主义濒临消失，当群体不再作为认识对象的时候产生异己感，将人、社会、历史、平面/深度书写成一种功能，一种对伪崇高彻底的清洗。面对管上，面对裸体民间，我们将会获得更多的力量来证明社会的非合理性和觉酲的必要性！

管上

<裸体民间>即将出版
欢迎批判

田泽踪·贵州

祝贺！

管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