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虞东山棋墅石碑考及试论其价值)-中篇
二、高僧“于法兰”考:
棋墅碑所立僧为法兰,查晋代高僧惟有于法兰是矣。
梁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撰 《高僧传》卷第四中有言:
“于法兰。高阳(河北蠡县)人。少有异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为业。研讽经典以日兼夜。求法问道必在众先。迄在冠年风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远。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尝于冬月在山冰雪甚厉。时有一虎来入兰房。兰神色无忤虎亦甚驯。至明旦雪止乃去。山中神祇常来受法。其德被精灵。皆此类也。后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嶀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华寺是也。时人以其风力比庾元规。孙绰道贤论。以比阮嗣宗。论云。兰公遗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坑步兵傲独不群。亦兰之俦也。居剡少时。欻然叹曰。大法虽兴经道多阙。若一闻圆教夕死可也。乃远适西域欲求异闻。至交州遇疾终于象林。沙门支遁追立像。赞曰。于氏超世综体玄旨。嘉遁山泽。驯洽虎兕。别传云。兰亦感枯泉漱水。事与竺法护同。未详。又有竺法兴支法渊于法道。与兰同时比德。兴以洽见知名。渊以才华著称。道以义解驰声矣。”
追溯佛教本源,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六家七宗,而有五家的代表人物都曾长期活动于剡东一带,包括四位解意之祖:竺道潜,支遁,于法兰,于法开。而新昌大佛寺西约300米的峭壁悬崖上,有千佛石窟,相传即为东晋(345—350)高僧于法兰、于法开所创建,初名元化寺;南齐永明三年(485)开窟造小佛千余尊,改称千佛院。法兰主要活动区域也可以大致确定,在下起东山上至剡东、新昌一带,直到后来远赴西域而客死象林(今越南境)。
东山棋墅碑的发现,证实于法兰公元292年书立碑于东山,比日后“东山再起”的谢安出生早了整整近30年(谢安生卒年为320-385年);其后于公元345-350在石城山足与弟子于法开携手创建元化寺千佛石窟,那么有年代可考的高僧于法兰在世时间约60岁左右,其十五岁即出家较早,加之后期其赶赴西域取经的时间计算在内的话,法兰应为高寿之僧了。东山其所书棋墅二字俊秀雄浑,功力深厚,也应了沙门同仁慧皎褒赞所言:精勤为业,名流四远。
三、棋墅碑形制及书法考:
碑为刻石中的一类形制。《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聘礼》郑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分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其林,宫庙以石,窆用木。《礼记·檀弓》:‘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按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非石亦曰碑,假借之称也;秦人但曰刻石,不曰碑,后此凡刻石,皆曰碑矣。凡刻石先立石,故知竖石者,碑之本义。”王注:“古碑有三用:宫中之碑,识日景也;庙中之碑,以丽牲也;墓所之碑,以下棺也。秦之纪功德也,曰立石,曰刻石;其言曰碑者汉以后之语也。”
晋承袭曹魏禁碑之旧习,故亦下禁碑之令。其理由“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其烈”为辞。故晋代遂向帖学发展,所立碑版不多。西晋因禁止立碑,流传丰碑巨碣较少,著名碑刻《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枳杨阳神道阙》、《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刘韬墓志》、《枳杨府君碑》、《爨宝子碑》、《好大王碑》、《王兴之夫妇墓志》等。都是工整的隶书。故历来晋碑难得。阅东山棋墅碑,其年代久远,自然古朴,虽形制简单,石碑质地也较为普通,但系高僧法兰为东山奕棋的房舍命名而书刻。文笔苍劲有力,字体规整俊秀,实为楷书之大家风范,今国内所见法兰真迹书法石刻惟有此碑。
东山棋墅碑刻虽廖廖数字,但其本身的文物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综观中国书法演变历史,大致可以有以下的发展脉络:
隶书到东汉,已臻登峰造极阶段。此后碑刻隶书过分追求波挑的装饰性,变潇洒自然的挑脚为棱角整齐的挑法,波势趋向方直,起笔强调方截,千篇一律,因此精美多姿的汉隶走向末路。这种定型化的隶书到魏、晋,更是江河日下,另一方面简约省便的楷书兴起,这样楷书取代隶书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汉代以后,经过六十余年的三国鼎立,进入晋代。书法又出现了一高峰。隶书的草写,称为隶草,隶草是将隶体基本结构消解,只保留波磔,主要用于写奏章,所以也称章草。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在章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今草。同时,还出现了楷书和行书。可以说,到了晋代,篆、隶、草、行、楷诸体已经齐备。
晋代书法以楷书和行书的成就最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代表书家是钟繇和王羲之。钟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曹魏时期,官至太傅。他擅长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影响最大,曾与王羲之并称“钟王”。宋人《宣和书谱》中评价他的书法“各尽法度,为正书(即楷书)之祖”。他的楷书承袭了东汉隶书的遗风,八分开张,左右波挑,势巧形密,自然古雅。他写的《贺捷表》颇有鸿鹄飞张姿态,被梁武帝萧衍评为“群鸿戏海,舞鹤游天”。在他的楷书中,还有隶书的笔意。其作品还有《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等。钟繇和王羲之等书家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
东山“棋墅”碑立于292年,与钟繇去世(151-230年)230年相隔62年,比王羲之(约303-361)书法成熟期写就《兰亭序》的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又早了61年,使得钟繇到王羲之之间的楷书演变期有了过渡的实物见证。“棋墅”碑文均为楷书,楷书演变到此可见已相当成熟,着实令人惊叹。检索留存于世的大量晋代碑刻字体,大多介乎隶楷之间,较为规整的成熟晋楷难得一见。“棋墅”为晋碑,且刻写于292年,此碑的价值不可估量,有力佐证了三国至晋初中国已有成熟楷书出现的论断,同时也补充和完善了中国楷书书法演变的相关史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