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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发明了启蒙的辩证法,尼采发明了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发明了存在的遮蔽,虽然这些发明物都是在阐述之前或古代的思想。而我们呢?我们只会说古今中外一切之一切,我们“古已有之”。我们只会说:看吧,尼采的思想庄子里有了,看吧,海德格尔的思想老子里有了,看吧,叔本华的思想禅宗里有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明启蒙辩证法或可持续性发展或者时下最推崇的辩证法这类对自己古代思想进行反思或总结的创造性思想?而是跟在后面说:看吧,我们也有。表面上的超前,结果却是落后,就像因果模式是由回想建构的一样。为了说明他们不是后出,他们就说这些理论古代早已施行过,并且大治,于是复古之心大起。当我们崇拜古代思想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是在创新的情况下阐述这些古代思想,还是在潮流的概念下套进这些古代思想,什么古代思想中早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思想啦,什么早有科技的思想,这些都是因为可持续性概念等是褒义词,所以他们喜欢套。这样做只会贬低古代思想,即使它们有之,但似乎它们的意义只在于验证前人有之而已。
我比较欣赏一段话,是评价顾颉刚先生的,说他“宋学取其批评精神,去其空谈;清代经学取其考证法,去其墨守汉儒旧说;今文经学取其较早的材料,取其妖妄的迷信”。在今天看来,学中国古文的,依然不乏“空谈”、“墨守汉儒旧说”及“妖妄的迷信”。顾先生曾说过关于三代文化的叙述有三个时期,一是汉代,这时候阴阳五行等迷信传说风行,三代的叙述失去原貌;到了宋代,则带着批判的精神考辩;三是清代,既无欲把古代学术思想如汉代一斑运用于当前政治,又不似宋代“应用在内心的修养上”,“只是以周还周,以汉还汉,以宋还宋,洗刷出各个时代的本来面目”。应该说,到了清代人们才真正开始批判古代思想(包括文史哲),但是今天我们在狂热的国学热之下似乎没有了这份清醒的头脑。一骨脑扎进“古已有之”的“天朝”世界。
这一类疯狂的头脑中最严重的是直觉派,他们满以为西方的论证、逻辑通通错误,这大抵最早始于梁任公、梁漱溟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思想的影响而反对理智,提倡直觉。当然这不是简单地反对,而是说直觉有其特定的应用范围,而这一范围是理智所不能启及的,所以理智管科学方面,它是分析的,直觉管“人生观”方面,它是统一的。但柏格森的全部理论奠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分析,空间是分析性的,时间是整体、流逝性的,但柏氏的分法本身就是值得批判的,我们直接拿来用是很危险的。这一派中土的顿悟派表面上反抗论证和逻辑或分析(他们不清楚区别分析、逻辑和论证),实际上却如熊逸所言,你要掘根问他们从何悟来,他们也只得乖乖地说从书上悟来。所以凭空他们也悟不出“神马”,与其说他们对书本文字(语言)是一种超理智的直觉性的“悟”,不如说它就是再朴实不过的理智的“理解”罢了,只是这个“理解”很嚣张,以为自己不用“理解”罢了。冯友兰早期就批驳过这悟道派,说你只要是思想,它都逃不出语言的牢笼,逃不出逻辑思想的牢笼。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可能即将面对的,而过去已经面对过的,即国学的教学问题。我们需知道,古文离今之远,语言几乎不通,懂白文者已不懂古文,非注释不能通。最关键的问题是注解的歧出,你的注解和我的注解不一样,即使是古人注古人亦有多个版本,一字之差于是造成文义完全不同。这如何教学?会不会最后教出来的《论语》也有七十二派?再次是书的版本问题,你现在教这本,后来出土了,发现版本上有问题,那是否要改,或马上改?你不要小看版本的差别,这和注解一样,一字之差,文义亦将大不同。胡适早就说过,对古书的观点大家都难同一,如何进行教学?如果以不同教之,那么这样的教学不是派别之间的传承又是什么?
最后我总结下自己读古书的体会,当然这是最个体化的,大家可以参考之,或姑且妄听之。读中国的古书我常有这样的感慨:道理不足信,考据不足为业,尽全力而为之,不过为他人作一甚佳注解耳。而读国学之书最费钱,一本名著需读上几个甚至十几个版本,非此不能通一门之学。总之,我学国学,我只辩(辨别)不思,学西学,我只思不辩。也就是说,读中国的古书,我只作一些心得式的记录,多数都是对照版本,或古书之间互相对照以发掘新材料,对我本人的思想境界似并无增加,常觉读这类书脑子是死的,不会自己想道理是如何如何,而只会想书上说道理如何如何。读中国的古书,一定要学会辩,否则你就会以为孔子真的作《春秋》,三皇五帝必有其人,阴阳五行古已行之等等。而读西方的思想,由于语言不佳,只得读译文或介绍,所以原义是什么我大多都不去理会,不会像读古书一样讲究这本书的思想是否如今天大众传播的那样,或如名家阐述的那样,而是帮助我思考伦理、人生、世界等主题。最后我以一句作结尾:学国学只思不辩,那是迷信,学西学,只辩不思,那是书呆子。
[ 本帖最后由 静仔 于 2012-7-31 13:00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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