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化的起源和历史沿革

石侃

一、人的神圣性在生命起源的机制中。

        人的神圣感要从同一律、排他律说起。哲学上的同一律和排他律，还要从生命的发生机制上，建立起思想的基石。无论“排他性”还是“同一性”，都反映有机生命对外在环境的“选择性”。
        有机世界的生命，要从一个单细胞的产生说起。细胞“选择”对它有用的物质，“排斥”对它无用的和有害的物质。把有用的物质“统一”到细胞的生命需要中来，诞生作为人类意识所反映的“同一律”；排斥无用和有害的物质，诞生了“排他律”。
        因此，人的意识思维中的“同一”和“排他”都是生命机制组成，甚至是最核心的。无论是同一，还是排他，在人的身上都是人“亲己性”的表现。亲己性是人的生存本能，亲己性在排斥“异己”中，当表现为“排他的成功”————即崇高的发生。
        太阳被人类崇敬是因为太阳的力量，它普照大地，赐予生命的光明。
        “神圣”是人的一种崇高性感觉，崇高，胜利的代职者。因此同一律以排他律为实现，二者根本就是生命本源机制。每一个人都具有“神圣”的本性和权力！

二、“文明”的最初不是来自私有社会。

        尼采的道德观建立在性本恶的假设中。“性本恶”作为贵族对平民和奴隶的胜利，为贵族保留了“行恶”的特权，而其他民众被驱逐到“强制”的社会道德中，进而逐步失去人粗野、抢夺和竞争的意识，而温顺起来。
        这就好比一只大公猴和其他公猴，为了抢夺交配权大打出手。最后这大公猴战胜了所有其他公猴，并为它们建立起规矩。在这种弱肉强食中，其他猴子为了避免惹来这只公猴的恼火，为了避免自己招徕“不愉快”，接受了猴王所设立的社会制度。因此文明的开始也是私有制度的开始，似乎一切文化的成果都是贵族的。
        现在我们说这只是后来的现象，在私有制度没有确立之前，情况怎么样。文明是从私有制度开始的吗？我们知道人类第一个社会形态不是私有制社会，而是以“采集”为生存主要方式的母系社会。文字早就出现了，不然不会有《山海经》，口语算不算文字。如果我们回到那年代，不生女孩只生男孩，那才叫中国人说的“断根”。男人长大了就要离开原来的部落，和其他部落的女子通婚。这里没有尼采暗地里琢磨的那只“粗暴的公猴”，有的只是一个“老祖母”，她掌管了氏族财产的支配权。
        劳动果实是氏族内部平均分配的，韩非子说过去人少地多，而民丰足。母系社会是一个相对很公平的社会，值得诗人去怀恋。因此尼采把“正义”（公平性），说成是来自战争双方的妥协，又胡说八道。我无法回答古人猿是聚居的，还是散居的，其实这个问题很大。如果古人猿是散居的，那么更能说明我的观点，即在人的最初，神圣性是每个人的基本特点。
        因为人需要和自然进行较量，需要战胜野兽和恶劣的环境，每个人通自己的努力获得在自然的生存权。人每次成功地获得食物都把人的胜利垒高，崇高性的神圣感在每个人身上，焕发出人战胜困难，实现人对自己的价值感。

三、民众的“神圣权”在父系氏族时期仍带有普遍性。

        人类进入父系氏族后，即进入新石器时期后期，人类开始离开公有制度。因为生产能力的提高，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生产方式从集体转为以家庭为单位。原来母系氏族没有什么家庭之分，只有一个集体的概念，氏族保管了所有人的财权。对财产的管理权，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逐步分还给家庭，于是人类进入私有制度。所谓私有制度，最初是指家庭和集体之分，就好像山东小冈村的分田到户。
        这跟那只莫名其妙的“公猴”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我认为科学界一直以猴子和现代人猿的聚居方式，来衡量远古人类的生活样式是有问题的。在远古时期，没有所谓猴群里的那只“公猴”。古人猿开始是散居的，女的留下来，男多数赶走，不过接纳外来的男性。以后人口逐步增加。
        以家庭生产样式为主的父系氏族社会，其主要阶段也不是贵族的“家天下”的奴隶社会。它保留了大量母系公有制度的特点。在中国，三黄五帝时期，领导都是有德之人，造福苍生，大禹治水干得连屁股都不长毛了，他不是靠暴力起家的“公猴”。
        值得注意的是，奴隶这个名词在古代主要是指“战俘”和“罪人”，即使在古希腊奴隶社会，还有大量自由的平民。
        如果夏启是“家天下”的开始，其父还保留了很多古代公有社会的特点。在远古时期，氏族内部的族人都具有普遍的崇高性神圣，比如和洪水的搏斗！而对人的神圣权的剥夺，是针对一部分作为战俘的“奴隶”和违反氏族公约的“罪人”。而氏族是公有制度，或是以小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次”公有制度，其氏族公约基本是那些侵夺公有财产，或者盗窃、杀人和越货者。

四、“家天下”对民众神圣权的剥夺。

        “神圣感”对于人类个体，就意味着“强悍的精神战斗力”，因为神圣感是人类个体在克服苦难后，获得的崇高性体验。并以这种崇高性的沿袭，在个体付之于克服困难的行动性前，和行动中，激励人的战斗精神。因此，我们说人的战神在哪里，战神就在我们神圣的心中，她是雅典娜的光明，照耀着阴霾的前方，使人面对困难而无所畏惧。我们给出一个非常熟悉的词语————革命！
        家天下最怕革命。所以，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对民众的神圣感恐之又恐，怕的是奴隶和农民的造反。主人的贵族于是想到个法子，就是诬蔑。把民众诬蔑为下等人，说他们生来就卑贱，要求他们默认自己卑贱的合法性。从此卸下民众的反抗精神，好让他的碉堡永固。
        陈胜吴广说的，“皇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就是对尼采所谓的“种族论”、“卑贱论”和“奴隶道德”的最好答复。罗马的时代，贵族都是收缩到碉堡里的乌龟，没碉堡不行啊，老百姓就不用碉堡，如果把他们被激怒了，就从四边八方的田野上拿着锄头赶来。
        因为贵族掌握了知识和文化的垄断权，很多文献都是贵族的口舌。“去”民众的神圣性，就贯穿在人类文化纪录中，谎言和诬蔑说了无数次，仿佛就变成真理了。民众的力量过于分散，无法和贵族获得同样的集约力量，所以民众在贵族的管制和施暴下，精神的神圣性也逐步暗淡，表现为服从和逆来顺受。

五、教会、佛教、科举，民众的“再神圣化”的怪胎。

        应该说上帝出来之初，犹太人作为巴比伦的奴隶，他们通过“杀死上帝”，来诅咒巴比伦贵族（上帝的对象物），正是反映了犹太人不屈服的神圣精神。犹太人的神圣性，在犹太人沦落欧洲后，其思想信仰受到了欧洲民间佃农的欢迎，所以上帝的信仰在欧洲的大地扎根。在古罗马接受教会之前，民间自由教会组织的神圣性照耀了欧洲的百姓，民众和教会在那时结成了强大的联盟。
        正是民众对教会的支持，和教会对民众作为人的完整性神圣意义的保管，使得罗马贵族无法剿灭教会，教会在和封建领主的斗争中，最终迫使贵族妥协，连国王都要接受教皇的加冕。
        但是当教会获得了势力，在保罗这些叛徒的出卖下，教会逐步演变成封建贵族势力的一枝，和原来罗马时代的贵族“分权”。于是教会逐步走向对民众的反动，成为民众的欺骗者，反过来编织了无数个谎言，使欧洲的民众精神世界进入了黑暗时期。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人的信仰表现得很游离不定。先秦时期，中国人信天，信祖宗，信宗族，这些都是三黄五帝时期遗留给老百姓的。东周后，宗周思想土崩瓦解。于是人信奉思想的自由，比如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嬴政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算是一次皇帝“去”民众神圣化的第一次暴行。李斯再凶残都无法压制民众的神圣性，像陈胜吴广，以后霸王携带天下的百姓把咸阳杀得头破血流。
        老百姓把暴秦灭了，又开始信思想的自由。所以汉初又是个三教九流并举的时代，黄老比较吃香。武帝以后，老百姓的信仰转为两个，一个是逼迫去信“天子”（儒学），第二个是信民族，汉人的概念在和匈奴的战斗中被缔造出来，逐步替代了旧有的华夏观，其实还是个信祖宗的变形。祖宗是一个宽泛性的概念，和神的本源意义很贴近，神话中的神很多都是上古祖先的变身。所以“信民族”焕发起汉人强悍的战斗精神，一直把匈奴打得满地找牙。
        但信天子就没什么精神了，匈奴灭了以后，汉人实际地失去神圣性的方向。天子对民众的“去神圣化”，导致两个怪胎出现。一个是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一个唐代的科举。这两个事物都和欧洲教会对民众的背叛和出卖一个道理。
        佛教不用说了，就是劝老百姓做绵羊，还拿出什么轮回和地狱来吓唬老百姓。佛教在多数普世意义上，就是以迷信来“去”现实性的“人的神圣”，即去人对自己的力量信仰。科举很复杂，就等于教会对知识权的垄断和导引。说这个汉人信知识是没错的，问题是那些知识都是天子设下的考题，回答的是皇帝的问题，再说选进士还是皇帝说了算。
        所以汉人老百姓的子弟拼命读书，读到手无缚鸡之力，重文也是对老百姓去武力化。到了宋代，从皇帝那里分流出来的弱质审美，导致中国文化中最没有战斗精神的文体出现，婉约的宋词一片亡国之音。科举在家天下的制度里，最后还弄出个八股文的怪胎。但科举信知识总算有一半信对了，尽管不是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所以汉人一部分清醒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还是高尚的，战斗力强。

六、近代民众的再神圣化。

        这里最波澜壮阔的无过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了。文艺复兴是对教会的反题，因为教会已经彻底反动化，所以欧洲的城市市民招徕古希腊的哲学精神，用古希腊贵族的神圣性重新武装自己。
        教会就是在民众的“再神圣化”中被抛弃的，那个时候资产阶级是民众的组成之一，跟教会和封建贵族是死对头。市民阶级对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斗争中，取得了立宪的权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律成为了民众再神圣化的作品，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了所有人权的保证书。
        当欧洲民众再神圣化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的封建制度却陷入了极端中。大明到处是机关特务分子，唯恐民众造反。到了清朝，由一个几百万人的少数民族，来统帅四亿人口的汉人，天天都在算计如何防止汉人造反。清朝对汉人的奴化政策，比蒙古在行多了。处处是文字狱，留大辫子，穿满洲衣服，还锁国把汉人的创新精神，熄灭得都差不多了。
        汉人在元、清时期，经历两次大规模的奴化。虽然有大明的航海时代，但航海是政府行为，不是民间行为。所以作为个体意义上的民众，在这段黑暗的中国式“中世纪”，被捆得死死的，最后导致中国在世界上全面落后。

七、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去民众神圣化，和中国神圣化的复兴。

        西方在资本主义革命结束后，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秉持过去所有贵族的老做法，也对西方的民众采取去神圣化的策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其实就是以马克思思想为“神圣化”武装。
        每个资本家的台面都可能放着《共产党宣言》，为此苏联以后，现代西方一系列思想运动都在去民众神圣化。哲学界唯恐不和马克思的“社会人”划清界限，以抽象的哲学个体取代人的社会意义和阶级观。
       继尼采陷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口舌后，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结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现代心理学，无不在象牙塔里做着雕刻。存在主义本来具有神圣性，是形而上学的一次科学化尝试，是对尼采有力驳斥和根本瓦解。但是海得格尔之后，存在主义向直觉主义发展，实际脱离本体的哲学意义，即理性之光。1968年，学生运动席卷欧美后，存在主义对人的完整性彻底转入思想的分解。
        思想者在资本家面前松跨了，毒品、低俗、色情、跨掉一代、雅皮士，这些都是垄断资本主义给大众打造的奶酪，叫“喂奶主义”。尼采的价值重估实际是把“人的神圣意义”，作最诡辩的诋毁和解构，符合垄断资本家的口味。我不否认上述思想带有应有的价值，但是这些也是在罗斯柴尔得等银行家，和“骷髅会”的设置和制作下。
        值得一提的是解构主义，它继承了尼采的陷阱，成为了垄断者最好的嘲笑品和帮凶。最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去“一般人”的神圣感，去民众的崇高性战斗力，成为一个流氓的无产者。改革开放后，这个巫婆传染给中国，导致大量中国诗人做着自残的事业，从痛苦走向痛苦。解构主义在西方只不过是耍赖主义，一只战败了的癞皮狗，或者根本就是个哲学界的阴谋 。
        她标榜人的黑暗本质和一切对于诗人精神审美来说，是雾里看花和水中捞月的功利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残酷性，联姻得天衣无缝。解构主义成为了中国诗人思想界的幼稚病，成为诗人牟取功利的策略先锋。
        而实际不过是东施仿效另一个东施，一张丑脸，笑起来跟个画皮似的，哭起来又跟个讨饭的样子。诗人陷入贫困的精神陷阱，而无法自拔，自己成了自己的侩子手，自己把自己杀死。多么伟大的胜利！
        
        如果诗人还是要写文字，就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担当者。

[ 本帖最后由 石侃 于 2011-1-19 01:04 编辑 ]

岭南笔客

提读，问候~~~！

水~湄

值得一提的是解构主义，它继承了尼采的陷阱，成为了垄断者最好的嘲笑品和帮凶。最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去“一般人”的神圣感，去民众的崇高性战斗力，成为一个流氓的无产者。改革开放后，这个巫婆传染给中国，导致大量中国诗人做着自残的事业，从痛苦走向痛苦。解构主义在西方只不过是耍赖主义，一只战败了的癞皮狗，或者根本就是个哲学界的阴谋 。
        她标榜人的黑暗本质和一切对于诗人精神审美来说，是雾里看花和水中捞月的功利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残酷性，联姻得天衣无缝。解构主义成为了中国诗人思想界的幼稚病，成为诗人牟取功利的策略先锋。
        而实际不过是东施仿效另一个东施，一张丑脸，笑起来跟个画皮似的，哭起来又跟个讨饭的样子。诗人陷入贫困的精神陷阱，而无法自拔，自己成了自己的侩子手，自己把自己杀死。多么伟大的胜利！
        
        如果诗人还是要写文字，就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担当者。

水~湄

石侃用他犀利，清晰的文笔梳理了中西方历史的发展途径和思想意识的演变过程，最后提到了当代诗作者的精神走向话题，同感，顶起！